Rawls 新自由主義價值論對「健康」利益所形成之挑戰

第三節 Rawls 新自由主義價值論對「健康」利益所形 成之挑戰

自由主義主張價值原則上應任由個人自行選擇，故其強調保護個體而非集體 價值，但為避免陷入言說理論易流於價值相對主義的困境，仍然需要某些實質價 值作為建構理想言說之根基。換言之，若完全放任個人自由選擇其生活時，將導 致共同生活之崩解。另外，當我們認為自由主義係作為一種得普遍接受的信念或 體制時，亦代表我們認定自由主義優於其他主義或思想，而賦予自由主義較高的 評價。故作為當代重要政治體制的自由主義，其一方面固然尊重各種基本價值信 念，不貿然提出某種僵硬或制式的價值體系，但另一方面，自由主義在政治體制 的結構中，本身即具有重要的價值地位，為其他價值於該結構中基本的指標與方 向。易言之，自由主義政治體制在捍衛個體自由生活的同時，亦致力於確保體制 本身的維繫，形成二種不同的思維層次。從前述相關分析來看，作為限制自由主 義基本要素之「健康」利益，其價值類型層面兼具內在與工具性價值，且涵蓋集 體與事物／務性價值，具多樣性之價值面貌與不明確之內容及範圍，而相關釋字 之論理除有混淆價值與權利範疇外，亦有迴避規範性檢驗與「健康」利益概念本 身，甚至逕以社會既存多數價值為論證基礎，導致「健康」利益價值位階不明且 具爭議。因而在本節中我們將循 Rawls 的理論路徑探討探究「健康」利益所呈現 之價值情狀，是否可能抵觸自由主義基本信念，而對個體造成不當侵害？

當代自由主義大師Rawls對於民主政治體制，曾作十分深入的考察，但不同於 Dworkin的立場⁹⁴，Rawls認為自由主義的政治生活本身就含有特定的價值取向，而 非價值中立的態度。換言之，當我們強調對自由主義政治生活之追求與保障時，

就表示我們認為相較其他政治生活形態，自由主義政治生活帶來更多的好處與利 益。若我們完全站在價值中立的觀點，僅仰賴多數決之民主決策程序，則將流於

94 Dworkin（1986: 174）曾提出「平等的關懷與尊重」之概念，主張政府一方面不應過度介入個人 生活，應使個體能自由地選擇與發展其生命，另一方面則要求政府應確保個體立足點的平等，故政 府應致力於公平地分配資源。因此從後者可見，Dworkin 並非不重視少數與弱勢之保障，然查其整 體的理論架構，Dworkin 仍較側重個體自由保障的面向，對他而言，重點在於尊重與保護個體的自 我選擇，不若Rawls 對於捍衛平等之強調。另外關於價值判斷，Dworkin 採取濃厚的懷疑論立場，

他明確主張個體的良善生活唯有透過個體自主地進行價值選擇（Dworkin, 2000: 283），亦因此他將 捍衛個人自由之權利體系稱之為「王牌」，用以解決價值衝突的困境。然Rawls 價值論的立場上雖 與Dworkin 在基礎上相同，但精彩的解決之道卻相異。關於 Dworkin 之理念，請參考前揭註 55 與 註81。

價值相對主義之弊，而可能致生極權統治之復興。因之，Rawls特別指出雖然個體 權利在民主政體中具優先性，但並不代表價值僅指向工具性或個人任意選擇的課 題，反而「權利與價值（good）是互補的：正義的概念必定明確地結合二者，而 不可能僅用其一。」（Rawls, 1993: 173）故民主政治本身即帶有價值意涵，當我們 肯定某種權利或自由之重要性時，即賦予其較高之價值地位，對各種權利進行位 階秩序之排列，就是呈現出我們對那些權利所為之評價。⁹⁵

然Rawls強調該價值之討論脈絡應置於「正義的政治概念」中，其以政治與社 會生活中各種體制為其主軸，而非所有生活的整體，故重心不在於探究普遍性的 宗教、哲學或道德教條，僅處理有關政治理念的價值課題。Rawls（Ibid.: 175）認 為我們必須預設一個在政治上合理的正義概念，其係「a.由那些自由且平等的公民 所共享；b.不應假定任何特定的全稱教條（comprehensive doctrine）⁹⁶」，此概念將 導向一個保衛個體自由之權利系統，同時有效兼顧公平性的正義問題，對Rawls而 言，「正義原則的角色，即是在具體化社會合作的公平性關係」（Rawls, 2001: 7）。

易言之，正義、公平、權利與民主政治體制間的關連，係構成社會存在的重要因 素，其化解個體與社會間之矛盾衝突，Rawls（2001: 10）直言：「作為公平的正義，

其主要特徵是將其基本結構視為政治正義的首要課題」。Rawls正確認識到理想言 說情境可能帶來之價值相對主義缺陷，以及在合理多元主義的脈絡中，諸多爭議 無法僅以「全稱教條」解決，須仰賴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體制。

憑藉政治與社會生活之事實與經驗，Rawls開展其理論架構，其認為作為公平 之正義與權利優先之課題，需有下列五項價值建構之理念。Rawls（1993: 177）首 先指出價值的「理性」課題，理性的基礎在於大眾對論證的接受，此部分可結合 前述Habermas言說理論之價值論，然Rawls指出理性僅有助於辨認、具體化與說明

95 透過此部分即可看到 Rawls 與 Habermas 間的主要差異，對於 Rawls 而言，我們不可能僅透過言 說程序與條件的面向以確保民主政治生活的完善，僅關注程序價值就無法回應實質面的挑戰，因此 我們必須在體制中安插實質面的價值排序，始能有效保護各種當代的基本信念。因此，Rawls 的理 念有效補充了Habermas 實質面的欠缺，且 Rawls 關於「權利」與「價值」的互補性，與 Habermas 關於「權利」與「價值「言說的二分，亦為相輔相成，故考夫曼揉合二者之理論，構築其「寬容原 則」之價值論。實則，關於「價值」與「規範」之二分，以及在處理爭議的過程中賦予後者優先適 用的地位，正表示相對於「價值」而言，我們給予「規範」較高的評價，因此，充分給予個人自由 的生活空間，以維繫並促進其人性尊嚴之存續與創造，不但需要一套基本權利的制度，同時也需要 支持該套制度之價值信念。故作為當代憲政體制中終極價值之人性尊嚴，以及建立完整的基本權利 保護機制，實為一體之兩面。

96 依 Rawls 行文脈絡，comprehensive 一詞與宗教、哲學與道德相關，可將之理解為有關生命總體 的看法，其是無所不包的，能處理各種層面的問題。Rawls 則認為政治自由主義不需要此全稱價值，

僅需促進自由與平等之功能，而得以正當化或透過正當化以延續或發展民主社會即足。

「原式價值」，而非評價的唯一指標。其次，關於「原式價值」（primary goods，或 理解為基本價值、優先性價值、首要善）之內涵，一方面為促成符合多元主義要 求之合理共識，前述理性課題須結合平等參與的面向，另一方面，更須注重參與 過程中實際效果與資源分配的問題，故Rawls（Ibid.: 189）認為原式價值包含公民 的「基本自由之平等」、「機會之公正平等」以及「（物質基礎之）公平分享」三項 社會責任。第三，就政治倫理而言，Rawls認為國家不應對任何全稱教條有所偏好，

須秉持價值中立原則，但中立原則僅適用在目標而非程序面（Ibid.: 192），同時也 不包含效果與影響的中立性。第四，關於全稱教條之容許性，須以其具有包容性 或寬容性為前提，即全稱價值不能造成對正義原則之侵害（Ibid.: 196），否則國家 對禁止之。⁹⁷最後，就良善社會秩序之課題而言，Rawls（Ibid.: 201-3）認為基於 合理的多元主義之事實，須仰賴「交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以兼顧個體 保障與集體生活之維持，其中需社會成員承認以及肯定正義原則，政治與社會機 構實現正義原則，以及公民理解與踐履正義原則。

從上述可知，Rawls 思考的重心在於如何兼顧「作為自由與平等個體之公民」

與「良善社會生活」二種理念的調和，而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體制最能有效解決 二者之緊張關係，故從政治社會的面向而言，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體制本身即具 價值內涵。然上述有關自由與平等的課題，應注意早先Rawls（2005: 60）曾將正 義第二原則明確地定義為：「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a）得合理地期 待適於每一個人的利益，（b）依據地位和職務向所有人開放。」依據 Rawls 之見，

原則上所有社會價值，包括自由、財富甚至尊嚴都要平等地分配，但若其中某種 價值的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個人的利益，始得例外地對那些少數、弱勢的群體給 予保障。故對於自由之限制，應基於「整體之利益」，但亦須為少數或弱勢者可得 接受者。（Ibid.: 250）因此，依 Rawls 之新自由主義價值論以觀，就憲政體制中的 實質價值問題而言，存在二項重要的優先規則，其一為「自由民主政治體制本身 就具有重要性」，且應符合前述五項理念；另一為「對少數、弱勢之例外保障」，

但不得優先於前者為此主張，至於其他價值主張，尤其是全稱式的價值教條，其 位階不得高於此二者。

97 此概念形成正義原則的防火牆，得有效阻擋否定正義原則的主張藉由正當程序顛覆自由民主憲 政秩序，此即是德國有關「防衛性民主」的課題。德國透過對憲法規範之價值投注，使憲法作為一 種價值拘束的規範，得有效防止藉由正當程序之漏洞而造成憲政秩序之崩毀，故憲政體制不能基於 價值中立的要求，而坐視集權主義的復僻，故對於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捍衛，是無庸置疑而具高度 的憲法位階。相關討論請參考李建良（2003：39-42）。

依前述之見，在政治與社會生活中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具有實質價值內容，大 法官於釋字585、601 解釋理由書暨釋字 603 皆申明此旨，故論我國憲法所建立之

依前述之見，在政治與社會生活中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具有實質價值內容，大 法官於釋字585、601 解釋理由書暨釋字 603 皆申明此旨，故論我國憲法所建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