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意識形態與性政治：
1950-1960 年代台韓社會中的他者們
陳佩甄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email protected]摘 要
「從北 Gay」這個詞過去幾年開始出現於南韓的反 LGBTQ 運動中，指控性少數團 體就如同親北、親共人士，都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這樣的修辭不僅重新點燃過往政治 時空中普遍存在的恐怖主義，亦再次將「性變態」（sexual perversion）和「政治顛覆」 （political subversion）連結起來。本文認為「從北 Gay」這樣的詞彙反映的不只是南韓 社會內部的歷史問題，對照戰後初期台灣反共論述中的「性變態」身影，即可窺見當時 台韓社會內部皆有類似的政治傾向。本文將追溯反共意識形態中「政治與性」如何交互 運作：透過檢視大眾論述如何以「性變態」為特徵，將共產主義者「非人性化」，並塑造 新的性∕別規範。為此，本文聚焦於 1950-1960 年代台韓媒體如何再現共產主義者和「性 變態」者，並將詳細討論三部台韓小說：《重陽》（1961）、《永遠活著》（1959）和〈傻瓜 與白痴〉（1966）。本文發現，媒體和文學再現的共產主義者和同性戀者皆與謀殺、性暴 力和性變態有關，而這樣的表現手法促成了社會大眾對於這兩種人的仇恨情緒，並將這 兩種人物轉化為意識形態和社會的不法分子。而這樣的作法，不僅讓政治意識形態得以 進入各層級人民的生活領域，同時又以性別矛盾取代階級、種族、族群間的衝突與無解。 本文強調，政治意識形態和性∕別規範必須交叉思考，才更能有效理解社會內部各種權 力關係的運作模式。 關鍵字：冷戰、反共主義、同性戀、他者、性政治 ◎ 收稿日期︰2018 年 4 月 8 日；審查通過日期︰2018 年 9 月 11 日。一、 前言
2013年南韓保守團體反對《反歧視法》法案的言論中，為抵制將「性傾向」列入《反 歧視法》法案，反對團體指控性少數者、及支持性少數團體的議員就如同親北、親共人 士，都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並使用了「從北 Gay」（종북게이）這個詞彙將親北韓人士 與性少數者連結在一起。1隨後於 2015 年 4 月 3 日，基督教保守團體更進一步在《朝鮮 日報》當日報紙第 24 版刊登全版廣告，指稱已在首爾舉辦超過 15 年的「韓國酷兒文化 節」（한국퀴어문화축제；Korea Queer Culture Festival, KQCF）2是在宣揚「共產主義性文化」（공산주의적 성문화），會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並督促市長朴元淳（박원순）禁 止 KQCF 使用市政府前廣場舉辦公開活動。該年度的 KQCF 因抗議延後，但依舊爭取到 在市政府前廣場舉行；朴元淳市長卻也在壓力下公開表態自己並不支持同性戀團體。
在南韓社會引發的爭議依舊持續中，而「從北 Gay」或「共產主義性文化」這樣的 修辭，不僅重新點燃過去反共政治時空中普遍存在的恐怖主義與獵巫行動，亦再次將「性 變態」（sexual perversion）與「政治顛覆」（political subversion）連結起來。必須說明的 是，當代議題有其時空複雜性，亦非本文主要研究對象。我將回到冷戰初期的歷史時空， 在下文分析這類「性變態－政治顛覆」修辭的歷史脈絡，及其如何在遏制「政治他者」 （即共產主義）時，也同時授權遏制「性的他者」（即性變態）。再者，這類修辭反映的 不只是當代南韓社會內部的歷史問題。對照戰後初期台灣反共論述中的「性變態」身影， 即可窺見當時台韓社會內部皆發展出類似的政治傾向。我在本節將奠基於前行研究，簡 要梳理台韓兩地反共論述中的「他者」邏輯；這個「他者」指的不完全是「共產黨」，更 多時候是反共論述生成時空中、更廣義的政治異議者。接著將討論「由上而下」的反共 政令，如何透過多種社會機制製造「他者」，讓反共意識形態進入常民生活，達成「上行 下效」的成果。下兩節的分析，則將以「性∕別」為主題延伸本節的討論。 首先，若我們檢視二戰後在台韓等地發生的「反共運動」，可以簡要歸結於「回歸 社會秩序」的目的；而反共政治修辭也經常與「反殖民」、「反帝國」的論述結合（Masuda, 2015）。這樣的論述、修辭傾向，在二戰結束初期的台韓所發生的重大政治屠殺事件── 1「從北 Gay」詞彙出現脈絡包含南韓政權改替、教會團體的轉型及其政治連帶與經濟利益、極右政治勢力 興起等政治社會脈絡有關，本文僅以近年媒體上的實際運用與修辭為引，進行後文的歷史化討論，並感謝匿 名審查者提醒補充。 2 KQCF首屆於 2000 年舉辦，僅有遊行活動；隔年則結合電影節舉行，以遊行加上電影節為主要活動，延 續至今。後因應 2009 年起大邱等縣市也開始舉辦酷兒遊行與節慶，今已改成「首爾酷兒文化節」（Seoul Queer Cultural Festival）。
二二八（1947）與四三事件（1948）──即有著清楚的例證。1947 年在台灣發生的二二 八事件，在當下即被國民黨政府解釋為是因為「日本殖民餘毒」與「共黨挑撥」而生。 1947年 2 月 27 日下午在台北天馬茶房前的緝私菸挑起民眾怒火，警民衝突張力間「臺 灣省專賣局臺北分局」查緝員傅學通開槍擊中路旁民眾而導致隔日更大規模的抗議衝 突；自 3 月 1 日起警方為壓制混亂而對抗議群眾開槍掃射，自此遊行抗議、佔領公部門、 警察局、武裝抗爭運動延燒全台各地。動盪事件發生初期，當局展開調查的結果，竟是 時任國防部長白崇禧總結的：「造成此次事變的原因，遠因：受日人褊狹惡性的教育與歪 曲宣傳的遺毒。近因：共產黨及野心家利用緝私案件掀起暴動」（黃存厚，1947：封面文 案）。 在二二八事件發生隔日，處於「美軍政時期」（1945 年 8 月 15 日～1948 年 8 月 15 日）的南韓濟州島上則因舉行「三一節」3而爆發警民衝突，成為四三事件發生的導火線。 1947年 3 月 1 日當時警察對民眾開槍造成數人死傷，此後南韓勞動黨濟州島黨部展開有 組織的「反警察」、大罷工運動；戰後接管的美軍政府與南韓政府則對此展開壓制，對濟 州島警增援軍力、逮捕收押罷工組織者，全島瀰漫恐怖主義。狀況一直持續至隔年 4 月 3 日凌晨，南勞黨決心展開武裝鬥爭，事態擴大到美軍出派警備隊鎮壓作戰；11 月 17 日李承晚政府宣布濟州戒嚴，美軍情報報告書中記載：「第九團基於山區地帶村落的所有 居民，明顯提供游擊隊幫助與方便的假設之下，而對村落居民採取『大屠殺計畫』。」事 件直至 1954 年 9 月 21 日開放山區通行禁令為止，濟州島民估計有三萬餘人死亡，為當 時人口十分之一之譜。4一樣地，在事件發生後不久，南韓及美軍政府皆將動亂定調為「受 蘇聯挑撥」、為「共黨員暴行」。如《東亞日報》在 5 月開始的「濟州道暴動事件」系列 報導，將勞動黨與山區全體村民斥∕赤為暴民、叛國者；美媒則在國際利用此事件渲染 蘇聯的恐怖主義戰術（〈蘇「테로」戰術로 選擧破壞를 企圖 美紙濟州道 暴動評〉， 1948.05.07）。 上述事件在 1980 年代末期起已累積不少重要調查報告以及研究文獻，本文無能細 緻討論歷史成因。我在此欲點出的是，彼時台韓社會內部的「反共意識形態」內涵中有 著「寧可錯殺一百」的恐怖主義傾向，而那唯一「真正的」共產黨員已不是那麼重要。 如南韓社會學家金東春（김동춘）點出的，「反共」本身並不是亞洲獨有的，因為它橫掃 了美國、日本和西德；然而，只有在韓國才展現為「強制鞏固社會責任、並動員鎮壓反 對派的一個粘接劑」（김동춘，1997：37）。1970 年代流亡法國的政治受害者洪世和 （홍세화）在其自傳《我是個巴黎計程車司機》中亦曾描述：「在南韓，『赤色份子』 3 為紀念殖民時期、1919 年 3 月 1 日在朝鮮半島發生的「三一獨立運動」而舉行。 4 此數據來自韓國政府 2003 年 10 月 15 日發表之《濟州 4•3 事件真相調查報告書》。
（빨갱이）指的不止是共產黨，也是任何社會主義者、社會進步者、批評美國的人、理 想主義或人文主義者」（홍세화，1995：151）。台灣在政治場域亦曾出現「紅帽子」這樣 的詞彙，被「扣上紅帽子」的人即帶有「讚揚左傾作家文字」、「思想有問題」、「為匪宣 傳」等嫌疑。1960 年代的社會上已佈滿如此的肅殺風氣，藉由反共名義便可輕易「染紅」 異議人士、與自身政治利益衝突者。就如當時大眾媒體社論所評議的：「今天的人們一被 戴上紅帽子，縱使他是絕對的無辜，要洗脫那種嫌疑卻也是繁難的事」（〈精神病和紅帽 子〉，1961.12.07）。 除了「赤色份子」、「紅帽子」這樣的詞彙之外，「共匪」一詞更在反共論述中佔據 主要修辭形象。但也如上述簡要指出的，這些詞彙不僅僅是指向「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或是北韓、中共、及其追隨者，更多是針對國內政治掌權者的反對派。在這樣的政治場 域中，「反共主義」幾乎是民族主義的同義詞。因自 1950 年代以降，反共意識形態被台 韓主導政權用來統一社會異見，服膺蔣介石以「反共復國」為名義的清除異己，或李承 晚、朴正熙等利用「麗順事件」、「間諜事件」獵殺左翼與共黨人士，以維持其政權正當 性。 根據王恩美在〈冷戰時期學校教育中的反共形象：以臺灣與韓國兩地小學教科書為 中心的分析〉研究中指出的，台韓兩地在「反共教育」的系統化有時間上的不同，但對 於共產黨殘暴形象的建構、以反共消除社會內部差異等舉措有著相似發展。台灣在 1949 年國民黨政府遷台後即以「反共抗俄」、「反攻大陸」等政治口號、極力推行反共教育。 1950年代推行的教育課程、教科書制定皆強調以三民主義為民族精神與反共抗俄綱領； 1960 年代起因中共與蘇俄關係惡化，「反共」的論述集中在針對中國共產黨的攻擊。此 時「中華文化復興」、「加強民族意識」與惡魔化中共的「人民公社」文化、「文化大革命」 暴行並進，逐步演化到之後二十年的「光復大陸」、「統一中國」之政治目標。另一方面， 韓國則在美軍政時期、韓戰（1950-1953）過後初步正式推行反共教育。朴亨俊（박형준） 與閔丙旭（민병욱）針對 1950 年代韓國反共教科書《反共讀本》與《愛國讀本》研究指 出，此時期的教育內容並不如一般認知的直接導向反共宣傳，而是透過在教科書材料、 教育相關領域排除左翼人士、「越北」作家及其作品與所謂的「反共」產生連結。王恩美 則在其研究中進一步推論，1968 年發生的「武裝間諜侵入事件」是讓「反共教育」真正 進入一般民眾積極參與的關鍵，反共教育內容也隨之大幅增加。王恩美認為「此一事件 的衝擊，不僅是政府，即使是一般民眾也大幅提高對北韓的警戒心，強化了國家安保意 識。」（王恩美，2010：63）接著朴正熙政府亦在 1970 年代推動「維新體制」，以國家現 代化發展為名，對內強化反共意識與國家領導體制；王恩美則點出，此舉乃因應「政府 面臨國內各種危機，因此希望透過建立強有力的『反共體制』，以穩定政權基礎。」（王 恩美，2014：188）在 1987 年民主化之前，韓國政府主導的政治意識形態，皆以批判北
韓共產體制與生活、強調南韓優越性與正當性為反共訴求。 上述由政府主導的政治意識形態，並非簡單透過政令宣導即可達致上行下效，需透 過細緻的部署以進入常民生活、影響各階層大眾。除了前述學者討論的教育領域以外， 林果顯在其研究中則指出，1950 年代國民黨政府更企圖透過廣播機制，塑造反共意識的 日常生活情境。1953 年，時任總統的蔣中正發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時就明確指 出「廣播節目應將宣傳和教育並重，且應結合文學與音樂等藝術形式，因為中共就是藉 由文學戲劇將階級鬥爭的思想灌輸到國民心理。」（林果顯，2007：206）王恩美亦提及 韓國反共教育的延續「特別透過『六・二五韓戰』經驗，強調教材中所出現的各種反共 形象，並非虛構的故事，而是國民的親身經歷、集體記憶，而賦予反共故事真實感。」（王 恩美，2010：105）這樣的「真實感」與「間諜論述」形成的、無處不在的「恐怖感」， 在經濟、科技大幅成長的 1970 年代，持續透過電視連續劇、以及小說、漫畫、電影、卡 通等大眾娛樂媒體影響常民生活（王恩美，2014：230-231）。 冷戰史研究者益田肇（Masuda, 2015）也進一步在其研究中提出，包括台韓在內的 ──戰後加入美國主導的冷戰反共意識形態──數個亞洲國家5，皆可觀察到一般平民主 動參與構築「冷戰想像現實」。6益田認為，冷戰雙邊邏輯在戰後各地社會抗議運動中普 遍可見，一般平民也透過維護自身生活而排除各種他者的反抗運動，具體介入戰後世界 地緣政治的形成；且那並非專由美蘇主導、或由上而下的（top-down）的政治宣傳，而 是透過常民以非政治性的、社會文化層面的方式運作，為的是在國內社會恢復和維持傳 統、或原有的秩序生活。他認為，從這個層面來看，各社會內部的秩序清理，其實有更 廣泛的目標，即：不僅是共產主義者，還有任何可能阻礙「恢復常民生活」的因素；如 社會文化運動者、宗教派別、農民起義、甚至是普通的罪犯。簡而言之，在「被想像出 來的」冷戰時代中，各地出現的反動，即是在草根階層發生的社會性懲罰，為的是使自 己的生活正常化，或為了淨化社會。因此在冷戰高峰期──共產主義和反共產主義分裂 的世界裡──「共產主義」不僅成為「反國家」的逆族，而且也是社會中「不純的元素」， 他們不僅被剝奪了國民資格，且被認為違反、或失去人性（Lee, 2007: 78）。
5 這些國家包含戰後美國、中國、日本、韓國、英國、台灣和菲律賓。詳細分析可見 Cold War Crucible: The
Korean Conflict and the Postwar World第三部、第七到到十章的內容。
6 益田肇（Masuda Hajimu）在其專著中提出「冷戰想像現實」（the imagined reality of the Cold War）的論點
（Masuda, 2015: 8）。有別於一般以外交、國際關係史切入解讀冷戰的研究方法，益田以大量民間資料剖析 「冷戰」的建構過程，並提出：從各國社會內部角度來看，與其說冷戰是全球東西方間的衝突，更應該是各 國社會企圖「維護國內和諧秩序和生活……在戰後世界創造和維護一個巨大的、被想像出來的現實」（to maintain harmonious order and life at home…the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a gigantic imagined reality in the postwar world）（Masuda, 2015: 279）。
在這樣的訴求下，台韓官方媒體自 1950 年代開始描述的「共黨」、「共匪」，經常與 「殘暴∕暴虐」、「滅絕人性」、「無人性」、「獸性」等詞彙一同出現，受害者也經常被強 調為是一般平民百姓；其中，更多記述集中在婦女（性暴力）與小孩（虐殺）的受害故 事，以強化共黨暴力程度，並激發全民憤慨之情。曾薰慧（2000）即曾在其研究中指出， 1950年代台灣的大眾媒體為了深化一般人民眾視「中共政權」等同於「萬惡共匪」的印 象，而特意強調女性的受害情節。韓國則在 1968 年 12 月 9 日發生了男童「李承福」 （이승복）遭到武裝共黨人士虐殺事件。7在事件的後續報導中，皆強調李童在面對武裝 共黨人員威迫時，勇敢回答了「我討厭共產黨」（나는 공산당이 싫어요）；這句話就此 成為抵抗共產黨的精神標語，印刻在全國幾處樹立李童的紀念雕像下方。許多小學兒童 也被動員來紀念李童，並學習李童反抗共產黨的精神。透過上述各項機制，這樣的反共 意識形態不僅將恐怖主義從政治領域推向一般常民生活（「匪諜就在你身邊」），進而深入 「性」的領域。而本文開頭提及的「共產黨」與「同性戀」之間的連結，標誌的正是為 人所遺忘的一段結合「政治與性」的獵巫年代。
二、 反共意識形態與性別規範
共黨人士與同性戀者被視為國家威脅、成為政治獵巫對象的具體歷史事件，最為人 所知（或惡名昭彰）的即是美國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8回顧冷戰初期麥卡錫主 義橫行之際，美國政府在 1950 年代以國家安全為由，反共的同時肅清同性戀者，首先將 同性戀者排除在公務員制度之外或解聘的政策宣導，「紅色恐慌」（red scare）效應中引 發「薰衣草（紫色）恐慌」（lavender scare）。這波「紅紫恐慌」在全球各地影響不一， 也在東亞埋下歷史遺緒。回顧台灣報紙歷史資料，《聯合報》即曾在 1952 與 1953 年翻譯 外電報導，記錄了美國國務院如何在 1951 年將一百多名「同性戀愛份子」免職，亦提及 時任參議員之麥卡錫在 1950 年 2 月公開演講指稱「彼等為共產黨」（〈同性戀愛・共黨疑 雲〉，1953.07.03）。同性戀者與共產黨人士的連結，來自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說法：「俄國 曾命令其特工人員在美國官員中去找尋性變態者以期利用彼等的『弱點』。」這個「弱點」 在美參院小組報告中則被描述為：「同性戀愛份子及其他的性變態者都是安全的危險所在， 且極易被人搞竹竿」（〈美公務員・同性戀愛〉，1952.03.26）。 7 然而，該事件的真實性一直受到質疑，更在 1992 年媒體界引發「捏造論爭」。請見：〈이승복 「작문기사」 밝혀 낸 미디어오늘 김종배 기자의 취재후기〉（김종배，1998）。8 關於此主題的細緻歷史研究請見：The Lavender Scare: The Cold War Persecution of Gays and Lesbians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Johnson, 2004）；The Homosexual Menace: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Cold War America （D'Emilio, 1992: 52-73）。將同性戀的排除機制與種族主義連結的研究請見：Lavender Ain’t White: Emerging Queer Self-Expression in Its Broader Context（Hawley, 2005）。
同時期的英國，因為在 1950 至 1960 年期間發生了數起「同性戀公務員為蘇聯間諜」 案，亦加強了「同性戀者＋共黨間諜」之間的聯繫。台灣《聯合報》與南韓《東亞日報》 也曾在 1962 年 11 月報導了當時在英國發生的「同性戀愛間諜案」。前者詳述英國海軍部 書記威廉・伐剎爾（William John Christopher Vassall, 1924-1996）如何遭俄共以同性性關 係誘惑脅迫成為間諜一案（〈轟動英國的：同性戀愛間諜案〉，1962.11.10）；《東亞日報》 則簡述了倫敦外電報導德國間諜如何以「同性戀愛美人計」為戰術收集情報（〈스파이戰 術新裝：美人計가同性戀愛로〉，1962.11.03）。這類間諜案件甚而在激發了文學想像。如 克莉絲汀・波爾德（Christine Bold）研究龐德系列小說指出：「伊恩•佛萊明（Ian Lancaster Fleming, 1908-1964）創作出來的龐德系列小說，在『同性戀間諜』角色上展演了極高的 緊張感。這種敘事上的痴迷可以看作是融合同性戀和共產主義、在更廣泛層次上表現為 冷戰歇斯底里的一部分，且堅信『變態是叛國的代名詞』」（Bold, 2003: 175）。9 除了上述直接翻譯英美反共恐同事件，並以在地化語彙戲劇化渲染報導之外，1950 年代台韓兩地未有直接將「共產黨」貼上「同性戀」標籤的報導事件。但利用「間諜知 識系統」（王恩美，2014）與「性變態」的犯罪事件來樹立他者殘暴形象，在台韓兩地媒 體中多有所聞。這些政治與性「變態」的叛國、危害國家安全敘事，牽涉到的是反共意 識形態中「政治與性的正常化」想像。彼時大眾論述經常同時將共產主義者「非人性化」、 「（性）變態化」，或廣泛將「性變態」身影投射在異議人士身上；而這樣的表現手法促 成了社會大眾對於這兩種人的仇恨情緒，將這兩種人物轉化為意識形態和社會的不法分 子，並同時透過這些「他者」建構正常化的性想像。但若進一步追問這些「他者」是誰？ 為何是「他們」？答案可能總是隨風飄逝。如在上述英美「反共獵同」（以及台韓轉譯） 的歷史情境中，與「共產黨」、「同性戀者」一同出現的「（性）變態者」正是個曖昧不明、 卻開放「想像」的存在。10而為了更確切了解戰後初期的社會狀況，必須進一步將目光 放到「變態∕他者」身上，以及背後成因：即，台韓社會於反共意識形態中發展出來的 「超」陽剛國族主義與性別規範。 美國歷史學者伊蓮・梅伊（Elaine May）在其研究冷戰時期的家庭生活著作11中明確 點出，美國在維持戰後霸權秩序時，不僅承諾遏制海外的共產主義，也決心遏制所有可
9 請見“Under the Very Skirts of Britannia”: Re-Reading Women in the James Bond Novels（Bold, 2003: 175；轉
引自 Chu, 2006: 191-223）。 10 正如英國社會理論家強納森・多伊莫雷（Jonathan Dollimore）在其研究「變態」（perversion）的專著《性 歧見》（Sexual Dissidence）中〈政治與性顛覆〉一節曾明確指出：「連接性偏見和政治顛覆的神話其實非常 古老。它通常轉化自其他種類的恐懼，特別是宗教和種族的恐懼」（Dollimore, 1991: 236）。若我們據此回到 本文開端的南韓社會現場，看到的也是保守基督教自由黨同時反對「同性戀合法化，伊斯蘭教特權化，反基 督惡法」，如此挑起民眾敏感神經、各具爭議性的政策承諾，體現的正是「恐同」、「仇外」和「宗教霸權」 的結合。
能破壞家庭生活的力量，包括性（sexuality）的領域，因為家庭被視為是國民性和國家 實力的基石（May, 1988）。透過各種軍事佈局與文化輸出、情資掌控，以美國為首的反 共主義內含著以核心家庭為主要單位，建構性別階層嚴格化的社會基礎結構。王恩美在 研究台韓教科書中的反共內涵時也指出，「破壞家庭制度與倫理」是共黨「不具人性」的 主要控訴（王恩美，2010：91）。如台灣國小社會科教科書批判共黨「人民公社」文化「拆 散家庭」，「不但男人被迫去集體勞動，婦女也被迫走出家庭，去做牛馬般的苦工。大陸 的小朋友們，被共匪搶走了爸爸，搶走了媽媽，他們失去了父母親的愛護，失去了家庭 的溫暖。」12韓國的生活科教科書也秉持相似論調，誘導孩童相信共產黨會危及自身的 安全，因為「在共產國家生下小孩，說會妨礙工作，強迫父母把小孩送到托兒所。」13 在大眾媒體中，台灣的反共政令與媒體宣導以諸多細節強調並強化家戶內的性別角 色分工。如〈摧殘婦女天性 共匪自取滅亡〉一文詳細報導「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 舉辦的座談會內容，會中各路專家分析「共匪人民公社」的暴政本質，提出「沒收財產， 控制勞力」、「把家庭拆散組成奴工營」、「孩子離開父母乏人愛護，自然身心孱弱變態」、 「搶走丈夫孩子，剝奪婦女生命的希望」、「侵犯婦女撫育兒女、主持家務的人權」、「違 反男女生理區別的天理」等「天怒人怨」的作為（〈摧殘婦女天性 共匪自取滅亡〉， 1959.01.20）。這樣的批判論調一直延續至 1970 年代，依舊將違反既有性別分工視為共黨 扭曲人性的暴力，如「以暴力壓制和歪曲人類天性的毛共偽政權，現在又別出心裁，要 求中國大陸女性離開家庭，男人則走進廚房。」（〈共匪歪曲人類天性〉，1973.05.25）上 述所有控訴皆以核心家庭為想像（父母、丈夫、妻子、孩子），強化父權體制下的性別角 色和男女之間的嚴格分工，履行這些性別分工則是對國家的忠誠。這類「保家衛國」的 口號在反共論述中十分盛行：共黨不只危及國民社會安全，共黨文化也危害家庭價值； 其中不斷被強調的即是女性角色，「母職」則被強化為婦女的「天職」「人性」。 婦女與家庭不只在反共中佔有重要角色，在「防止」同性戀的工作上也不可缺席。 1959年出現一篇標題為〈同性戀的形成與防止〉長篇新聞稿，報導的論者參照了國外理 論及資訊（金賽博士、哈佛羅克・艾利斯），將同性戀的成因比例做了簡單的介紹，並將 一切理解的方式導向「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報導中提及，如果一個家庭重男輕女，會 使家中的女孩產生「要作一個男孩」的心理，學習男孩穿著、行為，甚至包括選擇伴侶 對象；而如果家中父親長年在外工作，則會使得家中的男孩失去父親這一學習對象，就 會轉向學習母親，而落到了「男人的剛毅全無，完全是一副柔弱的女兒態」（〈同性戀的 形成與防止〉，1959.10.12）。在 1950、1960 年代的相關報導裡，失去家庭親屬教育功能， 12 〈懷念大陸同胞〉，1976 年《國民小學社會》第 4 冊第 13 課，頁 99-100（轉引自王恩美，2010：92）。 13 〈奶奶的生日〉，1967 年《正確的生活》3-1 第 14 課，頁 75（轉引自王恩美，2010：92）。
會導致個人成長期間性別的「錯置」，是唯一被用來解釋「同性戀」成因的依據。 同時期南韓則在脫離殖民與戰爭動員中發展出「超陽剛」（hyper-masculine）國族主 義。超陽剛國族主義在彰顯陽剛之外，同時也抑制陰柔的成分；更重要的是，這將導致 既有父權制度與性別分工的再強化，甚而將女性（及所有陰柔象徵）視為次等國民。媒 體研究者朴有禧（박유희）在〈1950 年代電影的反共敘事與女性再現〉一文中即分析了 反共電影如何再現「美韓 V.S.中朝＝善 V.S.惡」這樣的二元分類、與其中建構的「反共 倫理」和女性角色。善的一方與家父長制家庭、民族（민족）、基督教、美國式文明、母 性和純潔等概念聯繫在一起，惡的一方則代表了野蠻、無人性、不道德；女性角色則是 兩造之間重要的中介與合理化基礎。而基督教∕美式文明，更在動員婦女進入反共大業 中發揮作用。宗教與性別史研究者尹貞蘭（윤정란）曾以 1949 年到 1950 年代創刊之基 督教女性雜誌為例，指出這類雜誌的出現不僅僅帶有女性啟蒙的意圖，更與反共意識形 態緊密連結。與一般基督教雜誌比較，這些女性雜誌透過相對大量描述共產主義、共產 文化的殘暴經驗，強調女性在新式理想家庭結構的核心角色，以及家庭如何作為國家安 全的重要堡壘。 這樣的論述結構則更進一步展現在南韓戰後社會文化研究者許允（허윤）在其研究 中指出的，1950 年代南韓反共與國族論述中生成的「厭女」情結。許允認為，脫離日本 帝國主義、很快又進入韓戰的韓國，在戰後初期的神聖目標就是透過軍國主義復原「被 殖民閹割」的陽剛國族認同。在這樣的氛圍中，「從軍」代表的是至高無上的國民資格， 女性則因生理限制就此被視為次等國民，甚至又被視為具依賴性與軟弱的身心本質而不 可信賴，被認為其弱者性格很容易叛變為共產黨員（허윤，2016：80、97-100）。許允更 進一步加上「洋公主」與「日本軍慰安婦」等與「性」、「國家恥辱」聯繫在一起的女性 主體，指出戰後反共、軍事主義如何加強「男性連帶」與「愛國主義」，並將女性視為國 族的污點與道德困境。 上述台韓兩地的媒體再現，皆呈現「政治意識形態」與「性別規範」間的共構關係。 以「國家安全」為名義肅清社會內部的政治異議者，以「去人性化」的論述將政治他者 建構為「人人皆可殺之」的社會雜質，並擴及其他「性」主體。由此，反共意識形態的 「分斷」邏輯不再只是運作於美蘇主導的國際社會，而是進入各個社會內部，在不同主 體間產生分化、分斷效果。本節觸及的「變態關係」、「變態者」的身影，在主流歷史形 構中，其實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我將在下節以姜貴的小說《重陽》、南韓作家金松（김송） 的《永遠活著》與李清俊（이청준）的〈傻瓜與白痴〉為例，討論 1960 年代文學再現中 的各種「變態∕他者」，及其對應的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
三、 種族、階級與性別：文學再現的變態他者
不同於報紙媒體藉用「反共意識形態」與「性政治」在社會內部塑造的「對立」與 「分化」，以因應主流政權所欲鞏固或清除不同政治勢力，我欲在本節提出：文學作品中 展現的政治與性「他者」間，有著幽微的依存、互認關係，因此得以看到「變態者」們 的橫向連結，有著超越縱向權力關係與結盟的可能。本節將聚焦討論台韓 1950 年代末 期、1960 年代初期出版的三部反共小說。其中姜貴的《重陽》（1961）14和金松的《永遠 活著》（영원히 사는 것，1959）15皆是戰後初期台韓兩地最具代表性的反共文學作品； 李清俊的〈傻瓜與白痴〉（병신과 머저리，1966）16則與《永遠活著》一樣以 1950 年至 1953年發生的韓戰為背景，但觸及戰爭後續影響，因此一併討論。須先註明的是，前兩 部作品敘事規模龐大、有著諸多歷史細節，特別對於理解 1927 年在中國發生的「寧漢分 裂」，及 1950 年在朝鮮半島發生的韓戰皆有一定程度的參考意義，但也難以摘要出完整 內容；李清俊的〈傻瓜與白痴〉則在戰爭記憶與韓國認同的延續上有豐富的意涵，並非 僅以反共意識形態可以解釋的重要作品。因此我將緊扣本文主題，並以上節討論的歷史 因素與轉化，探討三部作品中的「反共意識形態」與「性規範」的再現。 首先，「共產黨」與「（性）變態」在三部小說中皆有著清楚的連結。《重陽》中的 共產黨代表角色柳少樵，即展現了各種形式的性暴力與墮落行為，在行使政治權力時總 是以「性」制服他人。例如，柳經常在家中對妻子行使性暴力，因她是自己以「以一萬 五千銀子買來的」，同時亦以自身的社會、性別階序位置，姦淫女僕白茶花（姜貴，1961： 60）17。柳在結識另一主角洪桐葉之後，成為洪的啓蒙對象；當柳進而要征服洪（在政 治與性都是）之時，小說中是以「男男 S∕M 性交」描寫此段征服過程（92-94）。18柳後 14 根據姜貴的〈自序〉，《重陽》於 1959 年動筆，19 個月完稿，以 1927 年發生的「寧漢分裂」為小說歷史 背景，本文討論的版本為 1961 年發行之初版。 15《永遠活著》最早於 1951 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8 日於《大邱日報》連載，首度以書籍形式出版為 1959 年， 本文討論版本為 1976 年修訂版。 16 〈傻瓜與白痴〉是李清俊 1966 年在《創作與批評》發表的短篇小說，隔年獲得第 12 屆東仁文學獎，本 文討論版本為 1966 年發表的版本。 17 以下有關小說文本之引用，將於各段首次出現時標示出處，其後同段落僅標示頁碼。 18 在此節錄此段描寫之男男間的「性虐∕交」：「我們常常教訓我們所愛的人。凡受我們教訓的，一定是我 們喜歡的人。我們把我們不愛的任何人，都看得像垃圾，不值一顧，他們不配接受我們的教訓。你明白 嗎？」……柳少樵嘴上笑笑，又問︰「看見你腰上的刀嗎？」洪桐葉點點頭。「說呀，看見嗎？」「看見了。」 「它利不利？」「利。」「整把刀子插到你的腰裏去，不費事吧？」「不費事。」……彭文學把刀遞給柳少樵， 鋪好油布，教洪桐葉立在油布中間，從柳少樵手裡接過刀來，立在洪桐葉身後，刀尖從洪桐葉的背後對準他 的心臟部位。一邊說︰「兔兒，今天有你受的！」……一時，事畢。……柳少樵坐在床邊上，俯身下去在洪 桐葉的臉上吻著，用又短又硬的鬍子在他的腮上摩擦，擦得洪桐葉又痛又癢，推他，他就俯得更緊，一逕並 排坐了下來。「小洪，記住，我是愛你的。一切，一切，都由我愛你而起。」柳少樵親暱的說︰「我永遠見 不得你背離我。一旦被我發覺了你背離我，我就取你的性命。即使取你的性命，我也在所不惜。你今天已經又欲以「性」制服洪的妹妹金鈴，稱要「打破資產階級獨佔意識的處女貞操觀念」，逼洪 為共犯（162-163）；甚而覬覦洪母，強迫寡婦嫁人（395-397）。作為「共黨」代表的小 說主角，在姜貴的人物塑造中，無時不與「性暴力」連結一起。同時，《重陽》中的無產 階級女性角色也經常利用、或透過「性」展現階級翻轉。如婦協舉行「婦女裸體大遊行」， 是為「打破虛偽，返乎自然，人類的精神生活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332-333）；洪在成 為共產黨員後（工總糾察隊指導員）與年輕女黨員朱凌芬有性關係，隊長閻女大讚朱女 將童貞獻給洪：「好極了，你真是不愧一個革命進步的女性，因為你把你的童貞獻給了無 產階級，你的身體也歸無產階所有了」（341）；在戰亂街頭女屍凌遲的景象，從女僕翻身 成高級黨員的白茶花曾經親見，「這是男人們的變態的發洩。」白茶花想，「混亂中喫虧 總是女人，而我就是女人！我偏不甘為弱者，我要像男人們發洩！」（462）。 如此，姜貴在描寫共黨內部的政治、性別階級間的對立時，皆以性張力或性暴力代 替，無論是性別、階級、親屬關係間的差異，只要是共產黨員，皆在「性」上展現暴力 的一面。而這表現在「性」上的張力，如紀大偉指出，在書名上也透露了是兩種陽物的 對抗；這兩種陽物指涉的，除了是被妖魔化的共產黨（柳少樵）與禁不起誘惑的國民黨 人，同時也是西方帝國主義與中國人的主奴關係（紀大偉，2017：140）。而這樣的敘事 策略結合當下社會大眾對於「反共」與「性∕別規範」的標準認知，凸顯共黨人士「泯 滅人性」的惡行；「人性」，則總是跟「正常的性」連結在一起。這樣的論述結構，如趙 彥寧所觀察的，被姜貴「運用以（弔詭地）再現中國共產黨對『正常人』（即於正統親屬 體制中建立性∕別主體性的「中國人」）壯沛莫之能禦的控制權力。」（趙彥寧，1998： 256）在「性」上體現的權力與威脅，在國共對峙的政治架構中，成為超越武力或意識形 態滲透的威脅。 《永遠活著》則將共產黨「非人性化」（dehumanization）為道德變態，並進一步將 國族「（去）性化」為倍受變態威脅的純潔主體。小說中的共黨代表人物為朱夢日 （주몽일），他強暴了主角李亨七（이형칠）的未婚妻崔奈美（최나미），並與其他北韓 軍人物一樣經常被描述為殘酷、暴虐、沒人性，與上述特質的象徵事物聯繫在一起：例 如惡魔（김송，1976：67、174、255）、野狼（174）、害蟲（210）等。諸如此類的非人 化、獸化、妖魔化的描寫與國民軍人形成二元對比，而這樣的描述經常是透過女性的眼 光。透過崔奈美的描述，朱夢日「有著一張野蠻的面孔，他的聲音就像地獄來的吸血鬼 的嚎叫」（172）。當崔奈美比較李亨七與朱夢日時，認為： 上了第一課，應該明白了吧？」（姜貴，1961：92-94）。
朱夢日如李亨七一樣是個人類。作為一個人，朱夢日是惡魔，李亨七則是好人。 然而朱夢日無法成為一個好人，因為他已淪為意識形態工具而失去人性。人性本 善，但生為人的朱夢日最終成為意識形態的奴隸。（김송，1976：255） 同時，李亨七是國族的代表，他在崔奈美的眼裡，是個「愛國英雄。他在解放後從未停 止戰鬥。後來加入軍隊，甚至差點為國家犧牲一條腿。這也是為何我愛他就像愛著韓國 一樣」（203）。在作者眼中，「南方」在小說敘述中代表著「純潔」，如首爾被描述為「民 族之心」，南韓軍隊則是「花郎的後裔」（13-14）。 與上節分析的「超陽剛國族主義」結合，《永遠活著》的敘事結構凸顯的不僅是共 產主義者的窮兇惡極，更重要的是國族（南韓）的勇猛與不懼惡；而後者對於當時被捲 入韓戰的南方來說，具有動員全民合作參與戰爭、打敗敵人的重要政治效果（이상원， 2013）。這個政治訴求成為南方在「性、性別、階級、種族」間發生衝突矛盾時的「和解」 基礎。如李亨七在得知未婚妻遭受性侵犯之後，他並非將負面情感全數投入怨恨朱夢日， 而是對崔奈美及自身價值產生矛盾──自己無能保護所愛之人，所愛之人不再「純潔」， 自身（國族）的陽剛性也遭受破壞。然而這樣的內外矛盾卻在全書末節〈殘破之月〉中 以「恢復真摯的愛」這樣的結局得到化解。因此不同於姜貴竭力塑造的政治∕性「他者」， 金松試圖透過反共、性規範彰顯的是：接受現實與命運的挑戰、成就一個更無畏的「自 我」。然而這樣的敘事結果，並無法真正消除南方內部各種性別、族群、階級間的衝突； 韓戰在南北韓間留下的歷史暴力也懸而未解，並不斷復返在南韓國族建構敘事中。 接續解讀〈傻瓜與白痴〉如何將戰爭暴力再現為「性暴力」，且是男性間的暴力階 序，可以稍微解答金松遺留下的問題。這部小說中內含一篇「小說」，是主角之一哥哥在 參與戰爭期間無法抹除的一段的回憶。在哥哥的回憶小說裡，描寫的是三個軍人── 「我」（哥哥）、中士吳冠謀（오관모）、與金姓一兵──在「6・25 事變」前線的互動與 經歷為主軸。在哥哥的回憶（惡夢）裡，三人間的互動總是充滿暴力與宰制，特別是具 有暴力傾向「個頭矮、唇色蒼白、生氣時如毒蛇般眼成三角狀」的吳冠謀對著「臉孔如 女性般美麗、身形矮胖」的金一兵的各種虐待。小說開頭不久，「我」即描述到「出於奇 怪的原因，吳冠謀幾乎從第一天開始就惡打金一兵，像蛇被踩到尾巴似的」（이청준， 1966：484）；金一兵幾乎是無表情、十分消極的受著暴力，這讓吳冠謀變本加厲「他跳 到金一兵痛苦的身軀上，瘋狂地來回痛打金的屁股」（485）。「我」目擊兩人間奇怪的較 勁，產生曖昧的情緒，「每次他看到金一兵眼裡的藍色焰火，就希望冠謀下手更重」（485）， 敘述者會因興奮與緊張而顫抖。後來三人退到敵線後方等待救援，物資缺乏的情況下， 冠謀萌生要將受傷的金一兵殺害以節省物資消耗。當三人躲在洞穴中，充滿生死一線間 的張力時，這樣的張力在夜裡卻化為「性」的暴力。一晚「我」已入眠後，驚醒發現：
我的臀部受到壓力，有人在我耳邊急促呼吸。因為感到極度噁心，我捲曲著身子。 但那混帳將他的雙臂扣在我胸前。「別動，」冠謀在我耳後發令。我無法忍受。 那混帳像蛇一樣蜷在我身上。在一次強力推進之後，我翻過身、緊趴在地上。他 屏住呼吸一會兒，便移開身子不再騷擾我。我閉上眼，想起下午冠謀說的「金一 兵沒用處。」那晚可能是第一次金一兵讓冠謀在他身後……。（이청준，1966： 487-488） 冠謀皆對「我」與「金一兵」展現性宰制，而「我」與「金一兵」之間亦產生性的 聯繫，在小說中數次透過擁抱等肢體接觸相互撫慰。但這兩人無法結盟對抗冠謀，原因 在於「我」對於「金一兵」同時懷抱同情又敬畏之心，也經常要在冠謀與金之間做選擇， 兩人間的關係因冠謀的中介難以結盟。 李清俊透過「我」的回憶，進一步深化金松欲處理的歷史問題：戰爭暴力如何殘害 「人性」，以及暴力如何不分敵我，根植於「人性」之中。小說中文譯名雖為「傻瓜與白 痴」，但原文中對應「傻瓜」的「병신」可以直譯為「病身」，指的是殘廢、廢人；與《永 遠活著》展現的二元對立不同，「傻瓜與白痴」暗指南北對立的結果，是製造了身心皆廢 的同一群人。同樣的，《永遠活著》裡的李亨七、朱夢日與崔奈美三造間的「性」宰制關 係，透過取消「性別」因素，表現出如趙彥寧分析柳洪間的「變態情慾」時指出的，當 性∕權力關係建構過程不再與男女∕異同（性戀）的性階序有關，而是在象徵層次與殖 民∕被殖民、國族建構∕政治反動之間的關係產生聯繫時，「如此的變態（或怪胎）情慾 並不涉及既存社會結構中的性∕別認同。正因二者的不互涉性，『變態』之情欲方可超越 現世的性∕別指涉系統（referential system），成為真正的變態」（趙彥寧，1998：257）。 上文摘錄的片段與分析，是三部小說中與「性」緊密相關的反共、戰爭意識形態。 我在此欲進一步指出，政治意識形態與性階序的結合，揭示了國家內部更複雜的分斷地 景：包含性別、種族、階級等社會階序的再強化。《重陽》透過諷刺共產黨如兒戲般的革 命訴求，隨意翻轉社會階級、種族與性別階序，反倒再次鞏固既有的各種階序。如白茶 花與柳少樵元配葉品霞間的階級翻轉，是由性別階序給定的：白茶花出身貧寒且殘疾， 卻引來少樵及其二哥爭風吃醋，葉品霞因其「代表傳統社會，任人宰割不反抗」（姜貴， 1961：79）的特質被眾男子晾在一邊。因受男人（即使是共產黨）青睞而戰勝資產階級 的女僕，後來也利用男性的「性」（我要像男人們發洩！）來強化政治位置。再者，種族 間的階序在《重陽》也有刻板的呈現。出身勢微的洪桐葉為求生到法國洋行（學法文、 修腳、聖經），並遭種族歧視被斥為黃人黃狗；但他也曾與黃種人為敵、為白人辯護（因 碼頭日本鬼子也推傷過愛爾蘭女子）（195）；甚至與羅宋妓女（亡國白俄女人）性交（44）， 也愛上法國女子安娜（209）；後又稱「帝國主義白種人」與「社會主義蘇聯人」並無二
致（196）。上述中國－日本－白人間的種族階序，則在小說末段透過魏蒙蒂問西班牙賭 場老闆如何贏得日本女人心而總結為：「可能因為我是個白種人。日本雖是強國，但有色 人種在白種人面前，總有點自卑。這種自卑，使他們對於白種人發生兩種相反的結果， 一種是盲目的崇拜，一種是盲目的反對」（511）。階級、種族等議題，一方面一直是無法 忽視、也無法處理的內部矛盾，在另一方面，卻也經常透過「性別」問題代換。 《永遠活著》在性別、種族、階級等社會階序的強化上，一樣可透過女性角色金貞 蘭（김정란）進一步檢視。李亨七在南下的路上遇到有夫之婦金貞蘭及其孩子（不久後 過世），一路幫助母子倆共行險路。貞蘭愛上亨七，但亨七並未回應。後來亨七在戰時受 傷，為了替亨七取得盤尼西林以治療傷腿，貞蘭與美軍販賣部的士兵約翰性交易，因此 成為所謂的「洋妓」（양갈보）。19與被共產黨強暴的奈美不同，貞蘭的「自願」犧牲不 屬於愛國舉動，也經常被賤斥為「不純淨」的國家污點；除了在「性」上對美軍屈從， 美軍在她們身上留下的「混血」種更是社會不見容的存在。然而，愛國英雄代表亨七（或 說作者金松）如何看待這樣的存在？可在下方貞蘭與亨七間的對話覓得端倪： 不管你要叫我們洋妓或聯合國妓女（UN madams），如果有更多像我這樣的女人， 我們要怎麼找到祖先留下的純粹的血緣？民族性不也是混在這裡頭了？」從貞蘭 口中聽到這些話，亨七感到十分驚訝。一時不知怎麼回答，他看著模糊的大 海。……如果貞蘭懷了、並生下約翰的孩子，他∕她就是個混血。我們能否期待 那孩子身上具有祖先的民族性與純正血統將是個問題……但因為我們正在打 戰，無論需要什麼樣的犧牲，打贏戰爭是我們民族唯一的責任。這不止是貞蘭與 亨七的願望，也是整個民族的期望。在戰爭中討論婦女貞操或婦女生活這樣的問 題是無稽之談。這種事一講起來就沒完沒了。（김송，1976：121） 亨七∕金松為戰時總動員，必須暫時忽視上述問題，乃權宜之計。然而，戰後南韓 婦女「性」與「生存」權利的問題不論在韓戰期間、戰後經濟發展期、甚至後冷戰民主 化時期，一直被延宕、懸置未理。就如許允研究表明的，在長久的歷史進程中忽視「慰 安婦」、「洋公主」等關乎種族、性別、階級等各層社會基礎的問題，是南韓社會「厭女」 的極致表現，也是國家依舊無法恢復「雄風」的諷刺證明。 〈傻瓜與白痴〉則更進一步體現了戰後南韓「萎靡不振」的狀態。小說中的女性角 色（弟弟即將結婚的前女友、哥哥的妻子），被賦予提點男性角色要「負責」的功能，卻 也總是失能。無法負責的原因，是無法具體名之的傷痕∕創傷。但是哥哥被貼上「韓戰 19 此處出現的양갈보，與양색시、양공주混用，指的都是與西方人、美軍性交易的南韓女子。
受害者」的歷史勳章，弟弟的傷痕卻沒有具體來源，象徵化為「沒有面孔」的畫作（이청준， 1966：499）。「沒有具體來源」、「沒有面孔」的傷痕，成為弟弟創作上的阻礙，映照的是 本文不斷提及的「沒有具體指涉」、「沒有臉孔」的他者們。相較於哥哥在小說中數次清 楚描述的、冠謀與金一兵的面孔（以及《永遠活著》裡崔奈美轉述的、朱夢日的野蠻面 孔），反共、冷戰意識形態製造出更多沒有面孔的（非）國民與（性）變態。當歷史的現 場者（哥哥、金一兵等人）曾因應政治時空描繪出的他者面貌失去其功能：即，正當化 彼時的政治訴求，歷史的後來者（弟弟與其他女性角色）承繼的不是封存完好的當下時 空（emergent moment），而是滲入、遺留在社會內部的歷史矛盾物。這個歷史矛盾，即 是「國民∕非國民」或「變態∕正常」之間的張力與模糊界線，並表現在整篇小說唯一 的激情之處：冠謀瘋狂地來回痛打著金的屁股的場面，以及在一旁因興奮緊張而顫抖的 「我」因為其中的「快感」，暗示了每個人都可能在「我」的位置上，模糊想像與現實。
四、 代結論：性∕別（後）冷戰
透過當代南韓社會中的「從北 Gay」現象，歷史化回顧二戰之後台韓兩地的反共、 冷戰意識形態，細究其中各社會內部各階層人士如何廣泛地介入反共、冷戰想像，參與 歷史的塑造，是本文的研究基礎。本文開頭雖以南韓當代社會中的宗教、政治、性∕別、 甚至是種族衝突為引，但亟欲觀照的是台灣在解嚴∕後冷戰的當下時空中，未被仔細處 理的歷史遺緒。其中，本文聚焦的「性∕別」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意識形 態」如何藉由強化並轉化既有的「性別規範」，將抽象的政治訴求轉化為社會現實，並動 員各層級的人士進入到意識形態的建構之中。而這部分的操作，即展現在「他者」的塑 造與獵巫上。 我在上兩節的分析中試圖點出，在大部分的反共論述、小說中，「性」、「變態」總 是連結了各種不同的指涉系統（如上述的階級、性別與種族）；文學作品則更進一步讓各 種權力的指涉對象產生連結，甚而共感（不同女性與族群的變態主體相互指認）。這是因 為，「變態者們」對於實現社會清理或國族建構來說並不是阻礙，因為這些計畫的先決條 件其實並不是保持社會或國族內部的同質性，而是要確保各種象徵「他者」的存在，以 維護保全各種權力間的結盟。舉例來說，在反共論述中浮現的同性戀、社會主義者、暴 民、間諜、精神病患、性虐者、淪落女、洋公主、失職的母親∕妻子、及各種（性）變 態者，其存在其實確保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父權結構、種族主義、異性戀霸權之間 的結盟；這些「他者」或說新興的（性）政治主體，多數都是從冷戰反共論述中一一冒 現。透過歷史化這些他者的浮現，能夠清楚映照出「政治意識形態」其實無法單獨成立、 維護自身的存在，亦無法僅僅由上而下單向地滲透進入常民意識。本文的分析清楚反映出，反共意識形態必須透過引入「性別規範」來達到兩項目標：一方面讓政治意識形態 進入各層級人民的生活領域，另一方面又以性別矛盾取代階級、種族、族群間的衝突與 無解。也是在同樣的系統下，「變態者」間的結盟是難以存在、無法被想像的共同體，因 為他們之間的結盟無法透過各種既有的指涉系統、歷史參照形成。 當「共產」＋「同性戀」這組（性）政治異議者重新復返在民主化後的南韓社會中， 即表示本文回溯的戰後初期歷史問題依舊殘留在社會深層內部，隨時會被挪用來排除異 議者。這在（後）解嚴的台灣社會，表現在更幽微的面向上。舉例來說，政治人物、社 運人士、甚至宗教人物的「性」，總是被提出來當作「道德」檢視的標準，或清除異議者 的籌碼。這樣看似八卦閒談的性爭議，總是被大張旗鼓地渲染後，又輕輕地被遺忘；爾 後持續不斷地復返、不斷地重複出現在大眾的視線中。而真正會被這樣的權力結構影響 的，永遠是「他者（們）」，因為他們才是污名的對象；在權力位階上層者，則是污名的 製造∕共謀者。這是為何少有掌權者真的因為「性」爭議而權力受損；在男性權力者身 上，甚至被視為是展現男子氣概的勳章。然而「性」透過這樣的公共化不斷強化在其規 訓對象身上：自願交易的性、同性戀、婚外戀、甚至可極端推到女性的「性」。 「女性」在上文分析的公眾媒體與文學再現中，皆是最直接的（性）政治受難者。 在強調共產黨的「無人性」時，再次強化鞏固的是婦女的「天職」「天性」，與其易受暴 力威脅、次等國民的階序位置。「女性的性」更是透過強調既有性別分工、生殖功能而直 接成為規訓對象。即使在「男男位階關係」中，受宰制的對象也總是被描寫為具陰性、 柔弱特質（如洪桐葉與金一兵），同性戀等多元性表現的成因，也總是歸咎到女性∕母親 身上。當我初步檢視反共論述逐漸退去、戒嚴成為政治常態的台灣公眾論述，「母親的責 任」、「婦女問題」20持續被「維持社會和諧」的政治意識形態挪用來鞏固既有性別規範， 讓政治訴求得以滲透到常民生活的各個層面。 因此本文希冀觸及、但尚待進一步探問的命題是：在冷戰初期當下的歷史時空中， 許多的邊緣生命是如何在美蘇強權敘事、國族建構、秩序動盪的社會情境、內部資源匱 乏、相互掠奪的擠壓中成為替罪羊或另覓出口？這樣的研究可以與近期國內外的酷兒研 究、歷史敘事、情感研究對話，這類研究皆在試圖探問「邊緣生存模式」（queer modes of life）的可能性。如傑克・哈伯斯坦（Jack Halberstam）特別仔細研究了各種酷兒生命的 時空形態後提出的，透過「亞文化的實踐、另類結盟模式、跨性別的各種體現形式，以 及，各種致力於捕捉……自發性的任意生存模式的再現形式」（Halberstam, 2005: 1）。因 20 這類談「母親的責任」社論文章，皆與家庭和諧、減低少年犯罪等問題連結在一起。「婦女問題」也被放 在「娼妓」、「性自由」、「婚姻和諧」、「天職」等相應的性規範論述中。
為無論存在形式為何，正是因為「他者們」處在壓迫結構裡，他們的存在是對社會各種 「參照系統」、「想像現實」最直接的批判；而當他們辨識出自己的被壓迫位置，便得以 重新調度歷史來表現自我。再者，雖然台灣和南韓在戰後對親美和反共有著不同強度與 階段性發展，冷戰反共產主義和人文主義中介了兩個中國和兩個韓國的分裂對立，以及 兩個社會將共產主義者和同性戀者視為內部威脅的看法。這使得我們必須交叉思考政治 意識形態和性政治，並且進一步以台灣和韓國互為參照，才能有效理（拆）解東亞的冷 戰地緣政治和性政治問題。本文是個嘗試的起點，回到當時的歷史現場繼續重寫邊緣主 體的歷史，還亟待許多領域的研究者、創作者一同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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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erm “chongbuk gei” (pro-North Korea gay) has emerged in South Korean anti-LGBTQ rhetoric in recent years. The use of this term has reignited the war era scare tactics, ultimately creating a spurious connection between sexual perversion and political subversion, and placing blame on members of these groups as threats to national security. Portrayals of “sexual perversion” in the discourse of anti-Communism also emerged in postwar Taiwa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and sexual discours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ld War ideology, investigating how the representations of sexual perversion were applied to dehumanize the Communists and establish a new sexual standard. To this end, this paper examines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Communists and homosexual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with a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novels Rival Suns (1961), Living Forever (1959) and “The Wounded” (1966), published during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It is found that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media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Communist and homosexual figures were linked to brutal murder, sexual violence and deviance, resulting in the general public’s contempt toward these two groups. Media and literary outlets are obvious paths for political ideology to permeate into the everyday life of the general public, while classist, racist, and ethnic conflicts are often replaced with contradictions on sexuality. As this paper argues, political ideology and sexual politics must be cross-examined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perational modes of various power relations within socie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