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手無悔大丈夫—迷失在依附者能動性中
的美「中」戰略棋盤
石之瑜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摘
要
在現實主義者的想像中，國際霸權就是秩序的代言人。美國作為 國際公認的霸權國家之首，中共亦為東亞首霸，身處東亞並與中國大 陸為鄰之臺灣，最多只能在華盛頓與北京折衝完畢後剩下的餘縫中開 拓戰略空間，故現實主義者認為臺北的利益在於不忤逆牴觸霸權的意 旨。但他們所忽略的是，必須先要有堅定主張臺獨的臺北當局，擺出 絕對依附的姿態誘惑華盛頓在前，才有華盛頓欣然接納臺北為其牽制 中共的戰略棋子在後，否則在華盛頓記憶中的臺北，仍舊主張「一個 中國」，即令自己是霸權，又怎可能有介入覬覦的欲念？同理，必須 先有國內政治勢力反對臺獨與美國霸權，並將他們自己的命運與中國 大陸的崛起休戚與共在前，才有華盛頓懷疑臺北可以作為戰略棋子的 作用在後。在美、「中」、臺三角關係當中的發動者，往往不乏來自 臺北的能動意識，臺北也從來不是被動的棋子。一言以蔽之，棋子角 色的內涵不是霸權所可片面決定的，其意義不斷在時空中受到不同實 踐者的更動與添加。蔣經國總統的開放探親政策，迄今是最不可掌握 的能動力量泉源。在現實主義筆下的戰略棋盤雖稱頭頭是道，但在決 策者的實踐之中其實是一團混亂。 關鍵詞：兩岸關係、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學、戰略三角壹、選擇依附與被迫依附
在國際政治學的既有架構裡談論華盛頓、北京與臺北的三角關 係，似乎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對臺北而言尤其應當如此，因為華 盛頓被公認為世界超級強權，北京則是亞洲大國與世界主要強權之 一，唯獨剩下臺北所控制的區域性政治版圖，相較於另外兩大強權， 理當很難擁有任何影響力。不過，三角關係概念的引進，則足以讓臺 北儼然成為互動中近乎平等之一造。1然而，在唯利是視的現實主義 下，美、「中」、臺之間更像是極為不等邊的三角關係，甚至只能說 臺北面對的，是依附在華盛頓與北京雙邊關係中的次級關係。2但不論 臺北有沒有資格成為平等的一造，三角關係分析架構既然來自於現實 主義，就都會讓人相信，來自臺北的政策動機，多半出自於對三角關 係的被動反應，從而對來自於臺北領導階層所欲貫徹的意念，與民間 社會所展現的能動潛力，有所忽視，以致於無法承認，這些在三邊關 係以外的力量，也影響著臺北在三角關係中的角色變遷。 如果三邊關係是決定臺北決策的主要因素，對臺北的決策者而 言，在界定自己的國家利益或制定國內外政策時，既然受到所謂外在 臺北作為三角關係中近乎平等的一造，通見於是類探討中，請見林正義， 《臺灣安全三角習題：中共與美國的影響》（臺北：桂冠，1989 年）；包 宗和，〈戰略三角角色轉變與類型變化分析─以美國和臺海兩岸三角互動為 例〉載於包宗和、吳玉山（合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 南，1999 年），頁 337-363；吳玉山，《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臺 北：正中，1997 年）；羅致政，〈美國在臺海兩岸互動所扮演的角色─結 構平衡者〉，《美歐月刊》，第 1 卷第 10 期，1995 年 1 月，頁 37-54；涂 志堅，《柯林頓總統時期美中臺戰略三角互動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政 治學系碩士論文，2001 年)。 劉志攻，〈臺北－華府－北平三角關係〉，《問題與研究》，第 5 卷第 25 期，1986，頁 1-15；胡偉星，〈中美臺三角關係的互動及其結果〉，載於 明居正（編），《雙贏？雙輸？》（臺北：致良，1996 年），頁 23-42。國際現實中的權力結構所制約，照理說便不能隨心所欲。如此，不論 是臺北的政策目標或追求目標的手段，都必須隨時因應局勢的發展而 有所調整，才能免於進退失據。同理，在華盛頓與北京的眼裡，與臺 北平起平坐討論三角關係，恐怕實在缺乏興趣。充其量，華盛頓會在 口頭上把與臺北的關係說成是夥伴，或有所恭維為某種模範，3以便作 為與北京折衝時的籌碼，但臺北自己並沒有能力選擇接受與否。本文 所要反駁的，就是把臺北視為被動因應三角關係的分析角度，而強調 臺北有源自於三角關係以外的能動基礎，這其中有的是決策當局自己 的欲望，有的則是當局所不能完全掌控的民間能動力。並不是說，臺 北在任何時間、地點或事件上，皆有隨心所欲的能力，而是具有在某 些時間點上，隨心所欲的可能性，因此本文是在現實主義規定的行為 動機來源以外，找尋其他的能動來源。 在臺北，即使對國家定位的看法各異，超越上述這種現實主義來 理解三角關係的論點實不多見。4其結果，政策立場上主張與北京和緩 政治關係者，主要的辯論焦點之一在於，華盛頓根本是在把臺灣當成 戰略棋子，臺灣若依附於華盛頓，遲早會被出賣或拋棄，因為美國的 國家利益必然不同於臺灣，但實力遠遠超過臺灣，所以臺北最佳的選 擇是明確反對臺獨，與北京維持和諧。畢竟相對於華盛頓，北京不僅 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 2002 年 11 月訪美前兩個月，美國總統對國會發表報 告，獨列臺灣為發展模範。請見 George W. Bush, Jr.,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mimeo.
施正鋒試圖超越現實主義，從臺灣民族主義者的位置出發，但是結果與現實 主義分析甚為類似。在他討論臺、美關係時，即使是涉及兩國論，所有分析 中的能動者都仍是華盛頓，且他用的三角關係模式與現實主義者如出一轍， 只有在三角關係的構圖上，臺北才看起來像平等的一方，這是不是表示臺灣 民族主義的分析角度，是一個承認自己身在一個沒有能動能力的位置？請見 施正鋒，《臺中美三角關係：由新現實主義到建構主義》（臺北：前衛， 2001 年），頁 151。
實力較弱，而且不會把臺灣當成美共關係鬥爭中的戰略棋子，則華盛 頓也就失去把臺灣視為棋子的動機，那麼臺北會處在比較安定的戰略 環境中。5相對於此，認為臺北與北京採取對立抗衡立場的人，則傾向 相信華盛頓基於全球權力競逐的考量，必然長期與北京處在結構性的 對抗態勢中，所以不但不會放棄臺北，而且應當在北京與臺北之間出 現衝突時，最終站在臺北的一邊，否則不能有效牽制北京的坐大﹔6或 即使沒有立即的衝突，都願意在能管制後果的條件下，製造臺北與北 京的衝突氣氛，再藉機展現實力。 可見，在臺北決策圈與知識圈享有至高地位的現實主義分析角 度，乃與隱藏其後關於國家定位的根本歧異，顯得南轅北轍，以致於 對於同一種現實主義觀點的運用及詮釋，竟可推論出迥然不同的國家 定位。這就使得看似處在被動因應位置的臺北，一時之間有了突破性 的角色機緣，亦即當臺北對自己國家定位有不同選擇時，將影響到自 己會不會成為美國的戰略棋子。進一步說，臺灣作為美國的戰略棋 子，並不只是三邊互動下的產物，還與臺北本身的需要與實踐有關， 則棋子這種看似依附的角色，就不能說是國際戰略結構強加於臺北 的，而是靠臺北對自己國家定位的選擇所共同促成的。同理，本文亦 將辯稱，臺北對自己國家定位的表現，也不是一時居於國家領導地位 的官方人物所能欽定御批的。如此一來，號稱居於世界霸權核心的華 盛頓，就失去按照自己意向編排結局的壟斷力。本文的目的，就是探 討來自臺北的若干現實主義以外的能動力，如何參與了三角關係的建 孫揚明，〈「一邊一國論」送臺北上談判供桌〉，《海峽評論》，第 142 期，2002 年 10 月，頁 14-18。 請見林正義，〈布希政府臺海政策初探〉，《中國事務季刊》，第 7 期， 2002 年 1 月，頁 67-81；林濁水，〈後冷戰和全球化架構下的美國臺海政策 ……從克林頓到小布希對「一中」典範動搖的因應〉，《國策專刊》，19 期，2001 年 9 月，頁 2-4。
構與重構，從而提供國際政治學界與決策當局一個必須徹底檢討現實 主義角度的理由。
貳、戰略棋子的能動性
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學至今依舊通用的權力均衡理論，早在美蘇鬥 法炙熱的年代裡，就已經專擅各地。其時，華府已經習慣了兩大陣營 內部各自的依附，對於不結盟陣營中的國家，至多也只有印度、南斯 拉夫等稍有實力的地區，偶爾受到勉強的尊重，而且受到容忍的原因 恐怕還是因為他們實力有限，並非真正強大到足以挑戰超強均勢的地 步。及至中共在 1982 年採行獨立自主的等距外交之前，國際政治學者 始終想不出一套有效的概念，來說明北京夾在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的 結盟行為，而傾向相信任何國家在兩極壓迫之下，不歸楊則歸墨，中 共自難例外。7如果有的話，現實主義的反思僅僅及於蘇聯在旦夕之間 瓦解所帶來的困惑，並輕易地將之歸於蘇聯內部問題，從而保留了現 實主義的分析角度。8至多，現實主義發展出對權力內涵的再定義，不 再只顧及軍事武裝，而添加了經濟、文化、制度等其他軟硬體項目於 其中，並與自由主義銜接，認為後冷戰時期，各國透過與獨霸的美國 分攤國際體系的治理風險，建立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秩序，乃是天經 地義的自然發展。9Michael Ng-quinn, “The Analytical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7, 1983, pp.225-231.
其實甚少學者處理這個問題，請見 Jerry F. Hough, “Lessons for Wester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Relations,” in Harley D. Balzer (ed.), Five Years That Shook the World: Gorbachev’s
Unfinished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1991), pp.181-199.
Emily Eakin, “It Takes an Empire’ Say Several U.S. Thinkers,” New
York Times, April 2, 2002;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如果仔細檢討，會發現世界各地前此在兩大超強宰制的冷戰時期 中，從來不是像現實主義學者所描述的那樣，全屬意義固定的平淡無 奇，一副好像只剩下美、蘇之間的軍備競賽、策反顛覆或代理戰爭的 模樣。恐怕正是因為受制於這一套現實主義觀念架構的束縛，使得在 冷戰期間發生許多意義重大的事件，都得不到理論上應有的尊重，或 那些即使當時看似沒有發生，卻又能藕斷絲連、珠胎暗結，並在後冷 戰時期匯為滄河海嘯的涓滴細流，也盡遭忽視。10前者像是巴勒斯坦建 國問題與幾次中東戰爭，都有超強無法約束的濃郁在地意識與爭鬥欲 望，並亙穿冷戰以迄後冷戰仍然震撼人心；後者則如伊斯蘭聖戰士在 超強補給、訓練之下，演化成後冷戰時期重創美國的 911 事件。就連 美國自身也蜂擁出了大規模的反戰運動，反映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成長 一代的人生經驗。現實主義這種重演繹而輕歷史的健忘傾向，過去使 得決策者看不清自己的行動在哪些方面顛覆了自己的政策目標，到如 今也使決策者昧於當前困境之根源，往往來自過往的實踐。 就在臺灣海峽，這種超強失控的局面也從不陌生。最明白的一 次，也許就是在華盛頓極力反對的情況下，蔣中正總統堅決在金馬紮 下重兵，此一決斷成為 1958 年金門炮戰爆發的前提。爾後美國戰略學 家無不嘖嘖稱奇，認為蔣中正總統的手段高明，迫使居於保護者地位 的華盛頓，不得不被拖下水，不過充其量歸於談判教材的花絮，沒有 形成對現實主義思維的重要異例。11蔣中正總統的意圖，脫離不了某種
Fred Dallmayr (ed.), Border Crossing: Toward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y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1999); Michael J. Shapiro
and Hayward R. Alker (eds.), Challenging Boundar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43; Alexander L.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反攻大陸意識的催動，這種意識既是他個人生命意義維繫之所在，也 是流亡政權合法性所不可或缺，但從美國圍堵大戰略的角度看，其意 義假如到不了攪局壞事的程度，最多也就只能看作微不足道。但一旦 第七艦隊的捍衛協防與護送補給範圍在實踐上包括金門，就等於支持 了臺北當時以反攻為鵠的的政策。這一切屬於超強戰略思維以外的動 機與行動，醞釀出毛澤東在炮戰後期靈機一動的「單打雙不打」戰 術，有效地將兩岸內戰關係維繫於象徵性的衝突動作中。倘若沒有這 一段發展，就未必會有 1972 年《上海公報》中著名的所謂「美國認 知」，即「海峽兩岸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 看不見的影響力從反面醞釀著。由於海峽兩岸的同文同種受到冷 戰與內戰的雙重切割，使得歷史上原本綿密往來的兩岸，處在激烈的 敵對意識中，讓同文同種的親和性，幾乎完全被政治對抗所掩蓋。兩 岸之中的任何聯繫，甚且成為白色恐怖蔓延而至的對象。可是這就像 中國大陸在人民公社運動以降大力掃除包產到戶，然而「包」的思想 卻以各種意想不到的方式，保留在農村各個角落，從來沒有真正被消 滅。12反而官方不時對「包」的批判，還可能有助於對「包」的概念的 傳承，以及散佈出相反的訊息─想必還有人在「包」，否則官方何必 批？兩岸官方對民間交往的箝制，當然擋不住透過香港的間接傳書， 只是沒有人公開而已，且人們隨時等待著機會返鄉，蓋後見之明已經 顯示，親情的力量在所有分裂國家都會展現，非徒兩岸而已。蔣經國 總統晚年礙於形勢，解除戒嚴，開放黨禁，推動本土化之際，靠的正 是縱歸老兵赴大陸探親，來牽制臺灣獨立意識的滋長，13構成臺獨主張
the Offshore Islands: Together with an Implication for Outer Mongolia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 (Armonk: M. E. Sharpe, 1985).
徐勇，《包產到戶沉浮錄》（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年）。
Yu-shan Wu, “Economic Integration vs. Political Divergence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3 annual meeting
者所不屑的情景─過去反共的成為今天親共的歷史矛盾。至今，這股 勢力除了關乎所有與外省人有關係的老家庭，更包括近十年澎湃洶湧 出現的新家庭，其中尤其以閩臺聯姻最為熱絡，說明冷戰 30 年的壓力 未能產生有效而持久的隔離意識。 即使兩岸的政治經濟制度各有所本，政治立場分在天淵，如此所 虛擬的陌生感，禁不住人民之間始終具有的共通文化吸引。因為兩岸 青年接觸的環境一旦開展，他們所背負著的超過一代人的冷戰與內戰 教育，都不能阻擋彼此之間迅速培育出的熟悉感。14於是，臺灣赴大陸 留學者日眾，年齡層日輕、海外聯姻日頻。可以說，多年內戰教育透 過批判與決鬥的語言，辯證地維持了雙方內在的聯繫。所以交流的再 度開展雖然等到了隔絕 40 年之後，但只要政治意識淡泊，下一代之間 的新關係，並不是從頭建立的嶄新關係，而是新加入的能動者在利用 並恢復舊的聯繫。正是這一種對立式的內在隔代聯繫，讓臺獨主張者 困惑不已，因為終止對立的話，兩岸交通大為開放，則臺灣與大陸的 文化血脈相通，將造成臺灣獨立主張的邊緣化。然而，維持對立以切 斷兩岸民間交流的姿態，將無止境地把臺灣定位在大陸的反面，於是 成為一種絕難擺脫的辯證依附。15臺獨主張者因此必須訴諸文化改造， 並取經於日本，這種後殖民主義的情感波動，在美國主導的冷戰時期 雖然冷卻，但已證實沒有消散，並隔代遺傳到當前的臺獨基本教義陣 營中。16
of the American Politics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5, 1993). 劉勝驥，〈臺灣地區學生在大陸求學面面觀〉，《兩岸文教交流簡訊》，第 4 期，2000 年 3 月，頁 6-9。 請見民主進步黨，《中國政策研討會書面意見彙編》（臺北：民進黨中央黨 部，1998 年），尤其張俊宏、郭正亮、許信良、陳忠信、林濁水、沈富雄 等。
現實主義者在書寫這段歷史的時候，只能用極其貧乏的語言，站 在官方對資源壟斷，以國家為名的立場中，分析所謂的國家利益與結 盟戰略。可是在臺灣，國家利益的界定，包括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蔣 經國的「三不」（不談判、不接觸、不妥協），李登輝的「特殊國與 國關係論」，與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顯然都不根據國家權力的 評估而提出。他們推動國家政策的方案，像老蔣總統駐兵金門、小蔣 總統開放探親、李前總統發動第二共和修憲、陳總統衝撞 APEC 等， 也顯然不能由國家權力大小或結盟依附關係中直接得出。現實主義忽 略能動者有兩類，第一類是臺北決策者，他們固然表現成依附之狀， 但卻時而有忤逆華盛頓意志的能力，時而有改變華盛頓偏好的能力， 並因此改造了華盛頓對於國際現實結構的理解。另一類能動者是兩岸 的民間社會，他們固然也表現成依附於統治者之狀，但同樣具備時而 改變統治者偏好的能力，或時而改造統治者對兩岸現狀的理解。現將 這兩類能動性分述如下。
參、華盛頓放棄不了臺灣
如果不是韓戰爆發提醒了華盛頓，臺灣尚有在圍堵方面的戰略價 值，華盛頓未必會保護臺灣。然而正因為冷戰時期的臺北，繼續表現 出反攻大陸的決心，使得中國內戰的延續與華盛頓的圍堵戰略有所牴 觸，前者求突破，後者講僵持。像在 1970 年，臺北為保衛聯合國席位 而進行最後奮戰之際，就已經因為此一戰略目標的牴觸，與華盛頓產 生戰術上的歧異，導致動員友邦時若干語焉不詳的窘迫。17一言以蔽 之，華盛頓鍾情於某種兩個中國模式，以便使北京的入會與臺北的留 會分開，但臺北則基於中國代表權的正統不可分割，而仍然以排除北 京入會為主要方案。雖然兩個方案在當時均未必能夠過關，但其中華 徐宗懋，《日本情結：從蔣介石到李登輝》（臺北：天下文化，1997 年）。 續伯雄，《在聯大奮戰經過》（臺北：新聞天地社，1972 年）。盛頓與臺北的思維差異，應當對於爾後華盛頓在大戰略方向上改弦更 張，採取聯「中」制俄戰略時，對臺北採取拋棄的態度有關。試想， 如果臺北曾向華盛頓方面表達出與大陸持久分治的願望，則華盛頓在 尋求與北京建交過程中，便有可能往此一方向進行安排。然而自 Ri-chard Nixon 總統於 1968 年任職推動低盪政策以來，18所有聯「中」 制俄的圖謀，似乎從來不曾認真考慮將臺北作為一顆戰略棋子。在歷 任中國政策要角如 Henry Kissinger、Zbigniew Brzezinski 與 Alexander Haig 等人的眼光中，臺北只是華府的戰略包袱。 眾所周知，Kissinger 對於以五個主要強權構成的國際權力平衡體 系充滿迷戀，這是他精研 19 世紀歐洲國際秩序所獲的結論，19故他對 於自己所必須治理的兩極體系感到不安，亟思建構一個以美、蘇、西 歐、日本與中共為五極的國際體系。1972 年的《上海公報》正是他精 心策劃，將中共在論述上提升為國際五強的傑作。Kissinger 不把臺灣 的戰略地位加以考量的原因，固然與他對於五極的執著有關，使全心 投入建構新體系的這位古典外交家，無心顧及次體系成員之間的穩定 與平衡，這當然無可厚非。但由於與中共建立戰略聯繫的障礙，就是 臺灣，所以 Nixon 上臺後，臺灣便成了問題。令人好奇的是，既然他 時時刻刻得面對臺灣問題，何以向來講求均權的他，從未認真想到臺 灣作為華府牽制北京的戰略棋子，只把臺灣當成可以換取戰略利益的 棋子。可是 Kissinger 以降的美國戰略首腦卻不如是觀，這就不能不回 到臺北對自己的國家定位了。臺北之所以不能作為戰略棋子，是因為 臺灣在心態上不能將自己與大陸割捨開來思考，也就不能把大陸當成 是一個對象，依照國際結構的演變對之進行結盟或征戰，並任由彼此
Richard Nixon, “Asia After Viet Nam,” Foreign Affairs, Vol. 46, No. 1, 1967, pp.111-125.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Gastlereagh, and the
認可為合法正當的體系成員。 臺北在內戰立場上的堅定，過去 Dwight Eisenhower 已經在金門 炮戰時領教過，因此臺北失去了扮演棋子角色的信用，除非華盛頓是 要採取以攻為守的策略。20假如華府決策者認為圍堵政策到了壽終正寢 的地步，繼之而起的是四強結盟牽制蘇聯與東歐集團，那麼臺北作為 他們既有戰略夥伴的意義，難免日趨於模糊，反而成為阻撓中共加入 反蘇聯盟的因素。只有當臺北自己也有意願在面對中共時，依照華府 的需要調整對北京的政策，臺灣問題才有可能停止被看成是一個問 題。但既然臺灣在聯「中」制俄的新思維裡是負面絆腳石，則犧牲臺 灣就成了理所當然的戰略選擇，臺灣問題因而不是戰略問題，而是道 義問題。21故臺北在華盛頓與北京建交過程中只能事後參與的邊緣地 位，不完全是華府片面構思的，而也同時是臺北本身有不同於霸權的 能動意識的結果。尋求在任內突破所有美國外交包袱的 Jimmy Carter 總統，22在極為嚴苛且臨時通知的情況下，在 1979 年接受「斷交、廢 約、23撤軍」的條件，與北京建交，與臺北斷交。 1982 年，美國總統 Ronald Reagan 又與北京簽署了《八一七公 報》，承諾逐年遞減售臺軍火，並表示無意追求兩個中國或一中一 臺，顯示臺灣問題仍屬道義問題。Reagan 的目的是對付蘇聯，他犧牲 臺灣的利益並不稀奇，稀奇的仍然是，為什麼他不思利用臺灣來牽制 北京，使北京在聯美抗蘇的便宜結盟中，能夠自我克制，言聽計從？ 當時臺北赴美的新聞局長宋楚瑜在美國電視網上憤怒質疑美國人： 1954 年 Eisenhower 曾經佯作用臺北軍事反攻，來強制北京介入越南，請見 陳一新，《斷交後的中美關係（一九七九～一九九四）》（臺北：五南， 1995 年），頁 101-102。 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臺北：揚 智，1999 年），頁 56-59。 另外包括巴拿馬運河、羅德西亞、以巴和談與第二階段限武等議題。 廢約指廢除 1954 年簽署之《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Where do you stand?”這個質疑非常有趣，它隱含了兩岸內戰尚在持 續的國家定位觀，因此要美國選擇反共的一邊，乃是理所當然。可是 如果華盛頓堅持反共，那又如何有效結合北京對付莫斯科呢？如前所 述，臺北不能作為華盛頓心目中有效的棋子，是臺北自己的國家戰略 所制約的結果，因而封阻了華盛頓的靈感。倘若華盛頓相信臺北有意 願與北京分治，則臺北作為華盛頓牽制北京的棋子才有意義，總不能 華盛頓一頭熱，造成自己與北京在臺灣問題上的直接衝撞，摧毀對付 蘇聯的契機。 華盛頓的策士不會自動改變對臺北內戰立場的認知，這個認知在 與北京簽署的《建交公報》中就看得出來，因為公報繼續認知了所謂 兩岸中國人對「一個中國」的堅持，也表示華盛頓繼續浸淫在自金門 炮戰時就學到的臺北的內戰立場。華盛頓對這個立場的認知發生轉 變，必須等到李登輝總統執政後半期，才有效接收到。不可否認的 是，當時大環境的轉變有助於重新評估臺北的角色，中國威脅論在背 景裡甚囂塵上，中共正取代蘇聯而成為美國頭號競爭對手，在在都培 養臺北進入一個新的戰略角色，24不過最後一根稻草還是必須由臺北自 己扛來。李登輝的訊息是漸進而且間接的，所以華盛頓的認知也不是 在一夕之間獲得扭轉，其中較大的轉折，可以說是李登輝的 Cornell 之 行。由於美國國會的強大壓力，以及臺北遊說團體的細膩靈巧，使得 Bill Clinton 同意核發李登輝訪美簽證，之後引發北京極大的反彈與兩 次臺海飛彈試射危機。1996 年大選結果顯示，臺北自廢除《動員戡亂 時期臨時條款》以降，傾向兩岸分治的立場日益明晰，而兩岸的對抗 現實主義者認為這是大三角瓦解後釋放出來的小三角運作空間，Nancy Be-rnkopf Tucker, “China and America: 1949-1991,”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5, 1991, p.75; 吳玉山，〈從臺北－華盛頓－北京的戰略三角關係 看臺海危機〉，載於許慶復編，《地球村中的臺灣》（臺北：正中，1996 年），頁 424。
升高更證實了臺北的戰略價值。25只有在這個意圖逐步明顯的發展下， 華盛頓重新思考臺北作為美國戰略棋子才有意義。這時的華盛頓果然 幡然醒悟，對臺北的戰略價值開始有所重視，可以透過維繫臺北既有 獨立地位與遏制臺北追求獨立主權的兩手策略，進行對北京的牽制。26 而其中最好用的兩個象徵性的行動，就是臺北的元首過境許可與對臺 軍售的加碼。這兩個武器既可以操弄臺北的獨立主權訴求，也可以當 作與北京關係的調溫計。27華府「一個中國」政策的鬆動自此開始，所 以是否重申「一個中國」原則，就變成了與北京談判的籌碼，而且即 使重申，也要強調是「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28故意有別於北京的 「一個中國」原則。 然而臺北也並不是一個靜待利用的棋子而已。就像蔣中正總統在 金門炮戰中展現了依附者的能動性，蔣經國總統用開放探親因應華盛 頓聯「中」制蘇戰略（下詳），李總統也不遑多讓地重建了臺北作為 美國戰略棋子的信用，甚至還又顛覆了華盛頓對於棋子的認知，他在 1999 年提出至今餘音繞樑的兩國論，其震撼力量不亞於金門炮戰給華 對抗性的升高可由四評李登輝見其端倪，姜殿銘等合編，《臺灣一九九五》 （北京：九洲圖書，1996 年），頁 482-505。
Chia-lung Lin, “Lee Teng-hui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A Two-Level Game Perspective,” presented at the 29th 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China, May 28-30, 2000, p.15.
李登輝總統兩度過境美國的待遇就明顯不同，而陳水扁總統在臺灣大陸熱期 間過境美國所受的接待更見高規格。
“I support the One China policy. But part of our One China policy is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must be resolved by dialogue, and I feel very strongly about it.” President Bill Clinton’s Press Conference, March 29, 2000, distributed by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e < http://usinfo.state.gov>.
盛頓帶來的沮喪，因為兩國論的出現，衝擊了美「中」進行戰略性夥 伴關係的建構歷程。然而華盛頓不會因此重估臺北作為棋子的意義， 因為兩國論的提出，其實在知識論的層次上鞏固了臺北這顆戰略棋子 的有用性，故美國各界的訝異未必在於兩國論的立場，而應當在於提 出的時機未能事先諮商。29同樣的例子，在繼任的陳水扁總統未經諮商 就提出一邊一國論時再度出現，但所造成華盛頓方面的不愉快，不涉 及華盛頓大戰略方向或臺北的棋子地位。假如說金門炮戰造成華盛頓 在聯「中」制俄時拋棄臺北，兩國論與一邊一國論則會造成華盛頓在 與北京折衝時用力約束臺北。前者使臺北的戰略棋子價值喪失，後者 則反而加強之。
肆、臺北放棄不了大陸
蔣中正總統與李總統根據自己的願望行事，都對華盛頓如何看待 臺北起了具有扭轉性的影響。蔣中正總統使華盛頓認識到，臺北固然 是圍堵政策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但同時也是一個破壞圍堵的麻煩 點，這個麻煩點在其後聯「中」制俄的戰略裡沒有價值，成為包袱。 李總統使華盛頓重新發現臺北，認可臺北再次作為牽制北京的戰略棋 子，成功地將美國誘導回頭，讓臺北追求獨立的願望能依附在戰略棋 子的角色中。可見，臺北作為一顆戰略棋子的地位，不全是國際體系 或霸權國家所片面決定的，與臺北自己的行動及願望息息相關。而 且，即使是戰略棋子，臺北所體會的意義也與華盛頓所想要賦予的意 義不全相同，這些意義上的相互誤讀，造成華盛頓在戰略棋盤上佈局 時，必須同時因應這顆棋子出其不意的自動移位。但更值得一提的 是，看起來對於美、「中」、臺三角關係著力最淺，基本採取被動因 應態度的蔣經國總統，其實對於美共戰略棋盤上的佈局，卻製造了更 根據與美方具體接觸的心得，Chia-lung Lin, “Lee Teng-hui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p.26.多的暗流。雖然當他在世任職期間，這種暗流的洶湧澎湃尚不明顯， 可是所產生的顛覆力量，卻比直接抗拒華盛頓擺佈的蔣中正總統與李 總統所帶來的解構力道，有過之而無不及。 1979 年，蔣經國總統在美共建交的壓力之下，認識到華盛頓的不 可依賴，旋不久又有《八一七公報》問世，更加強臺北進行調適的必 要。當華盛頓也棄臺北而去的時刻，以反攻大陸作為國家定位的做 法，已經不能因應新局，國民黨在臺灣繼續統治的正當性，顯然不能 繼續建立在逐漸成為囈語的反攻神話上。同時，海外的臺獨組織與國 內的黨外團體串聯頻繁，並在美國各地加強遊說，以民主化為訴求， 透過美國國會對國民黨施壓。如前所述，蔣經國的策略為兩手，一是 臺灣化，即開放國內的政治環境，以能建立國民黨作為在地政權的正 當性；但另一方面則開放以老兵為主的民眾赴大陸探親，使得兩岸之 間隔絕近四十年的關係，得以獲得重建。臺灣化與兩岸化是因應不同 的變局，臺灣化是希望讓國民黨脫胎換骨成為臺灣的政治領導，30兩岸 化是因應因為臺灣化所可能引發的臺獨路線。蔣經國的判斷從事後看 來準確無比，因為臺灣化所帶動的本土化，果然經由李登輝十二年多 的執政，轉化成為臺獨運動，且在政壇上居於絕對的優勢。而對這個 優勢唯一有力的牽制，恰恰是在開放探親之後，兩岸民間所建立的千 絲萬縷的關係。 兩岸民間的交往初始雖然以探親為主，後來則迅速擴展至投資與 觀光兩個部門。但倘若沒有開放探親方面的突破，發展出了所謂間接 通航，則間接通商的模式就未必發展得出來，或即使會有其他管道或
John P. Copper, “Taiwan’s Elections,” Occasional Papers Reprints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5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84), pp.48-52; 李松林、李雅儒，〈論蔣經國晚年的「向 歷史交代」〉，載於臺灣研究會編，《轉型期的臺灣》（鄭州：河南人民出 版社，1990 年），頁 95。
模式出現，來因應其後出現的對大陸廉價勞力的需求，其政治正當性 與方便性都未必能與今日之規模相比。故開放探親雖曰一小步，所及 之人口比例亦頗有限，但卻在政治上打破了民間交流的禁忌。尤其當 政治上仍然堅持「三不」政策，31則民間的交流就更加具有象徵性。隨 著探親的腳步，觀光與探親成為臺灣社會上最熱門的活動之一。即令 1989 年夏發生的天安門民運血腥落幕之後，各國前往大陸的投資與觀 光都下降，唯有臺灣往訪的熱度不減反升。說明兩岸民間交流像潘朵 拉的盒子，一旦開啟就不可收拾。 儘管在 1996 年之後，臺北決策當局就已經公開主動鋪陳兩岸分離 的論述，32然而民間交往卻不能任由當局任意斬斷。在北京用臺海飛彈 試射來警告臺北不可推動臺獨之後不久，臺灣赴大陸的投資活動又立 刻恢復熱絡，導致當時李登輝總統以「戒急用忍」作為大陸政策最高 指導原則。這些政策宣示絲毫無法為兩岸交流降溫，當陳水扁總統繼 任後，臺灣面臨空前的治理危機，釀成大規模的跨海遷移，不僅是商 人前往投資，學生前往就學，就連失業人口也移往以上海為中心的沿 海城市找尋工作機會，數十萬的臺灣人民滯留大陸，其中移民定居者 日眾，在各大城市形成小聚居社區。在西進歷程中，也有不少回流 者，帶回在大陸新結連理，海峽兩岸新婚家庭在籍超過十二萬對，人 數直逼外籍新娘並超越之。臺北官方想盡辦法遏阻民間交流不成功， 便籌謀在法律上藉以區隔這些可能模糊臺灣本土性與主體性的能動勢 力，或規定有三親等以內曾居大陸、港、澳超過一年者，不可不為忠 誠查核而在政府擔任所謂敏感職務，藉此二等公民身份嚇阻兩岸交 流，或規定大陸新娘入籍從六年延長為十一年，藉此鞏固大陸人在臺 三不是指「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李登輝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宣告，臺灣已經走出中國的「專制、封建、貧窮、 落後」，請見《中國時報》，1996 年 5 月 20 日，版 2。這段話後來在總統 府新聞稿中被刪除，足見其敏感度。
灣的二等身份，延緩彼等取得投票權，為日後公民投票爭取時間。但 這些極盡法西斯式的思維到底有多少嚇阻效果，非常值得懷疑。 畢竟兩岸交流已經邁入了深化與成熟的階段。早期臺商藉由輸出 過期廠房到大陸，剝削農村廉價勞動力，套匯賺取外幣等手段的經營 模式，逐漸為正規、正派的經營團隊所稀釋。近年高科技公司的赴大 陸，與世界華人科技網的浮現關係密切。美國矽谷的高科技團隊將所 需技術向臺灣廠商訂購，臺灣公司透則過大陸技術人才的獵取與研 發，分在兩岸生產，這個合作的過程，因為矽谷華人科技網人才已然 流通於兩岸，顯得自然而順暢。33在這個跨國的華人高科技網絡日益綿 密厚實的發展趨勢裡，臺灣科技人才從養成到就職，都會吸融於其 中。民間交往的無所不在、自給自足、有利可圖、有情可依，讓兩岸 文化上的彼此吸取，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以致於風行兩岸的影劇 小說、流行音樂、體育明星、飲食烹飪，都幾乎以五湖四海與兩岸兼 備的內涵出現。唯一足以讓臺北官方快慰的，大概只有網路上少數專 情於政治的人士，蓋他們相互叫罵，彼此攻訐，甚至進行駭客入侵， 只是要靠這一類活動來切斷兩岸關係，無異緣木求魚。 兩岸民間交流的深化與開展，已經動搖了臺北、北京與華盛頓的 戰略棋盤基礎，故曰蔣經國開放探親的效應，比蔣中正總統固守金門 或李登輝總統訪問康乃爾的影響都要大。因為民間交流不是哪一個特 定決策單位可以管束的事，因此不是可操弄的戰略棋子。臺北當局過 去一向以為，直航談判是臺北誘惑北京進行政治讓步的籌碼，34至今發 現人民的能動性不是靠官方阻撓通航就可以輕易封鎖的，於是也就失 去了籌碼，反而自己因為持續阻撓三通，為民間帶來高度的不便、浪 費與風險，而時常淪為不可理喻的臺獨基本教義形象。民間如此熱絡 大陸輸美資訊產業相關產品有四分之三來自臺商投資之企業。 陸委會與海基會的主事者尤其持此種看法，請見宋國誠，〈一九九○年代中 共的對臺政策〉，《中國大陸研究》，第 9 卷第 33 期，1991 年，頁 5-17。
的往返，也正在瓦解臺北作為戰略棋子的信用，使得華盛頓縱使不懷 疑臺北當局脫離中國，與北京分庭抗禮的意念與決心，卻也不得不重 新考量因為兩岸民間社會趨於統合的潮流，對於臺北這個執意宣告獨 立的戰略棋子，已經帶來多少減分弱化的作用。35可是，另一方面，華 盛頓因為民間交流促進了中共的和平演變，又被引誘相信臺灣不獨立 說不定更有助於中國的民主化。36此外，北京當局面對陳水扁總統掩飾 不了的臺獨信念，即使極度不快並欲傾全力懲罰的態度，更因為兩岸 民間水乳交融，而顯得不得民心，不合時宜。
伍、依附者的難以捉摸
臺北在國家實力的對比上微不足道，但竟能牽動霸權，主要原因 在於臺北的能動性不是從國際現實主義者的邏輯裡得出的，而是由決 策者自身的歷史脈絡裡體會傳承的。故 Kissinger 固然可以自 19 世紀 的歐洲均勢中找尋靈感，蔣中正也可以從中國的正統史觀中發現動 機，而李登輝自然更可以從天皇御奉的靖國神社中領悟方向。他們是 平行的能動者，不是依照國家權力大小所能範定的階層隸屬。面對霸 權，臺北未必非要作為一個回應者，而不能以自己的意念為依歸，蠢 蠢發動國際潮流不可。其實，有時誤判正是一種能動性的展現，誤判 所遭致的事後懲罰，並不見得是未來歸順的保證，因為能動意識倘若 源源不絕，就會有武士道般的耐心，等待適當時機再出擊。有時百依 百順也是能動性的展現，因為足以混淆霸權的眼光，使之誤判自己的 故問題是，假如兩岸趨於統一，華盛頓應當如何因應？見 Nancy Bernkopf Tucker, “If Taiwan Chooses Unification,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ar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5, No.3, 2002, pp.15-28.Jacques DeLisle,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Sustaining the Status Quo,” E-notes on “A Catalyst for Ideas” (Philadelphia: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July 27, 2001).
意圖，疏於防範，而露出破綻，為我所趁，此總統夫人吳淑珍訪美之 所寄望。37更顛覆的是，臺北連自己的意圖都掌握不住時，霸權更容易 放鬆警戒，反而可能誘導臺北轉念於一瞬，選定了一個與霸權戰術不 符合的行動方案，這就像是陳總統提出一邊一國論。 在現實主義者的想像中，國際霸權就是秩序的代言人。美國作為 國際公認的霸權國家之首，中共亦為東亞首霸，身處東亞並與中國大 陸為鄰之臺灣，最多只能在華盛頓與北京折衝完畢後剩下的餘縫中開 拓戰略空間，故其認為臺北的利益在於不忤逆牴觸霸權的意旨。於是 乎，追求獨立主權的現實主義者，就傾力閱讀華盛頓珍惜臺北作為戰 略棋子的蛛絲馬跡，38希望正確利用國際均勢以謀求臺灣獨立之目標。 而擔心臺北淪為美「中」鬥爭犧牲品者，則強調兩岸政治關係和諧的 重要，反對戒急用忍與臺灣獨立，以確保臺海的穩定繁榮。39現實主義 者忽略的是，必須先有堅定主張臺獨的臺北當局，擺出一副任君享用 的姿態誘惑華盛頓在前，才有華盛頓欣然接納臺北為其牽制中共的戰 略棋子在後，否則在華盛頓記憶中的臺北，仍舊主張一個中國，即令 自己是霸權，又怎可能有介入覬覦的野心？同理，必須先有國內政治 勢力反對臺獨與美國霸權，他們將自己的命運與中國大陸的崛起休戚 與共在前，才有華盛頓懷疑臺北作為戰略棋子的作用在後。往往在 美、「中」、臺三角關係當中的發動者，不乏來自臺北的能動意識， 她向美國媒體與紐約貴賓表示，臺北支持華盛頓所有的政策。 請見林濁水，〈中美臺三方的雙重加碼〉，《中國事務》，第 3 期，2001 年 1 月，頁 21-33；陳隆志，〈打破中國對臺灣的圍堵政策─柯江會談後臺 灣因應之道〉，《新世紀智庫論壇》，1998 年 2 月，頁 39-40；林正義， 〈臺美關係的限制與改進〉，《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9 期，2000 年 4 月， 頁 28-31。 陳一新，〈2001 年美「中」臺三邊關係總檢討與未來展望〉，載於陳一新 等合著，《2001 年國際形勢與未來展望》（臺北：遠景基金會，2002 年）， 頁 171、205。
臺北從來不是被動的棋子。 當前陳水扁總統正在為延續自己的政治生命而拼搏，他在就任後 因為治理能力不足，導致國內百業蕭條，治安敗壞，公務體系士氣低 迷、社會自殘比例飛躍，因此勢將依賴臺獨作為統治的根本手段。民 進黨政府乃在外交方面推動護照更名、地圖重繪、割除外蒙、夫人外 交，在文化政策方面則禁售大陸圖書、為日本殖民統治正名、發動脫 古去華運動、抵制漢語拼音，在人事方面清洗既有官僚組織、大量越 級拔擢省籍軍官、寧用無經驗之政務領導、縱容機要羞辱耆老大員， 在兩岸關係方面堅決阻撓直接通航、立法歧視大陸配偶與勞工、參與 軍備競賽、封鎖大陸新聞等等行徑，其中除軍備競賽外，率皆不在華 盛頓所關心的範圍內，以致於華盛頓對於臺北全面有系統、有步驟、 有計畫地推動臺獨並無所悉。則臺獨勢力一旦在評估國內政治需要升 高（如大選前後），或研判國際局勢成熟（如北京奧運前夕）之際公 然躍上舞臺，必將驚嚇到華盛頓與北京，使兩者都感措手不及。可以 說，現階段的陳水扁總統是在培養其自身超越三角關係的能動意志， 前此提出一邊一國論是初試啼聲，之後會採取什麼模式在什麼時間進 一步昭告臺獨，則非任何霸權所能片面鼓勵或封鎖，外界可以拭目以 待。 一言以蔽之，棋子角色的內涵是霸權所不可片面決定的，其意義 不斷在時空中受到不同實踐者的更動與添加。蔣經國總統的開放探親 政策，迄今是最不可掌握的能動力量泉源。假如臺北的臺獨欲念是華 盛頓接受臺北成為戰略棋子的條件，或臺北的「一個中國」政策是華 盛頓懷疑臺北戰略價值的原因，那麼兩岸民間的往來已經造成戰略棋 子的完全不可捉摸，因為民間這種毫無保留的往來態度，與參與交流 群眾中大有同情臺獨者，並不是截然兩分的兩件事或兩套人馬。參與 交流者當中有不少人一方面熱情地將臺獨主張者送進總統府，樂了華 盛頓，苦了北京，另一方面則在獨立地位確保的感覺裡，更加放心地 與大陸各界從事交流，於是迷惑了華盛頓，緩和了北京。簡言之，華
盛頓一旦把臺北當棋子，給了臺灣民間社會獨立的自信心，反而適得 其反地瓦解了這顆戰略棋子的獨立性。而北京面對蜂擁而至的臺灣民 間人士，也就犯不著去生華盛頓的氣了。他們的戰略棋盤在現實主義 筆下頭頭是道，但在他們實踐之中則是一團混亂。 （收件：2002 年 11 月 22 日，修正：2003 年 1 月 22 日，採用：2003 年 4 月 10 日）
No Play, No Game Sino-U.S. Strategic
Calculus Lost in Taiwan
Chih-yu Shi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Coming to cross-Taiwan Strait politics, realists are used to triangular relational analysis among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where Taipei appears to be an equal participant. However, realist analysis never fails to indicate at the same time that in reality Taipei is never in a position strong enough to initiate something except responding to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other two parties. Realist scholarship in Taiwan is, therefore, torn between the identity of an equal partner and the self-image of a vulnerable dependent. What is lacking in the realist analysis is Taipei’s agency in practicing realism.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the so-called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does not always constrain Taipei’s policy behavior. On the contrary, it is often Taipei’s own desire to achieve goals unrelated to Washington’s global strategy that induces Washington to constantly reappraise Taipei’s geopolitical values.
Keywords: Cross-Taiwan Straits Relations, Re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