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集刊 第六十四輯第一期 2018年3月 頁1-31
重新發現教科「書」的歷程：
從物質文化看教科書的潛在課程
彭秉權
摘要
2005年筆者在北部某大學講授「潛在課程」，一份期末報告敘說了學生在成 長過程中對教科書的愛恨情仇，這些大家熟悉的情感與經驗揭露了既有教科書 研究方法的不足，促使筆者重新思考這本「書」的存在，不只是個傳統科技的文 字載具，也是青少年日常生活裡不可或缺的物件。之後10年，筆者嘗試從物質文 化的角度重新檢視這本書對學習與社會化的影響。本文以倒敘的方式先分享筆者 尋找物質之理論意涵的歷程，放眼教育社會學的批判傳統，從古典理論，到繼起 的文化研究、後現代、後結構，乃至近期的後人文思想，儘管處理物質的方式殊 異，但皆無損其重要性。之後再引用部分理論來敘說、反芻當年的情事，完成延 宕多年的回應。本文希望能為教育研究者與工作者開啟物質文化取向在教科書、 潛在課程與青少年次文化，乃至學習、教育科技、政策及課程與教學等領域的應 用。 關鍵詞： 物質文化、青少年（次）文化、教科書、潛在課程 彭秉權，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電子郵件：ppc1202@gmail.com 投稿日期：2016年11月29日；修改日期：2017年08月16日；採用日期：2017年11月30日The Trajectory of Rediscovering the
Text-BOOK: Approaching 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the Textbook from a
Material Culturist Perspective
Ping-Chuan Peng
A b s t r a c t
The author has taught a course on hidden curriculum at a university in the northern Taiwan in 2005. A term project on students’ normal but forgotten affection to textbooks unwittingly revealed the limit of the critical approaches in textbook studies. New theories were desperately needed. The author, therefore, has begun reconsider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book” as more than a vehicle of words made by outdated printing technology, but also an everyday necessity for students’ social practice and learning. After years of searching, the author was convinced that material cultural studies are helpful in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the book for researchers and educators interested in studying textbook, hidden curriculum, and youth cultures, and issues of learn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and policy, as well as curriculum and pedagogy. This article is a flashback. It begins with the author’s exploration of a long lost yet problematic-
Ping-Chuan Peng,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Email: ppc1202@gmail.com
matter- in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education from the critical classic to the posties. Although the concern of matter varies with theoretical approach, its significance is hardly disputable. A few theoretical tools are thereby employed to answer the decade-long belated classroom comment.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娶妻莫愁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 出門莫愁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男兒欲遂平生志，五更勤向窗前讀。 《勸學詩》
壹、「教科書」這本書
「教科書」一直是教育與課程研究關注的主題，基進的課程社會學尤其重 視文本所承載的知識及其背後暗藏的意識型態，批判教育學（critical pedagogy） 的學者如Apple（1979, 2000）、Apple與Christine-Smith（1991）、Apple與Aasen （2003）、Aronowitz與Giroux（1993）均以揭露與批判意識型態為己任。但教 科書也是本「書」，跟寵物、服飾一樣，和各種人、物和環境形成獨特的集結 （assemblage）（Mansvelt, 2005），而自有其多彩的生命歷程。 若試著將聖經與八卦雜誌這兩種「書」做比較，後者在潮牌、娛樂產業、 社交名流與無數匿名的消費大眾間建立了一個滿足偷窺欲望的訊息網路，使芭 莉絲（Paris Hilton）、小甜甜（Britney Spears）、狗仔和消費大眾成為一組相關 （relational）的存在，集結在髮廊、小吃攤這類的消費空間，其壽命多以星期為 單位，通常上市不久就會出現汙漬、折痕，甚至缺頁。相反地，出現在教堂和聚 會所的聖經則和聖器、神職人員與信徒構成了另一個社會網路，它很長壽，除了 自然的泛黃，歲月鮮少會在它身上留下傷痕。這兩種「書」的命運與對應的網路 顯然密切相關，後者神聖而不朽，前者卻庸俗而薄命。 在臺灣，教科書與學生、教師和其他學用品（如書包、文具）、閱讀空間 （如圖書館、K書中心）形成另一種集結。為因應考試和教學的需求，家長、師 生與專業研究者都特別關注它的「內容」；相形之下，除了教改論述裡偶爾提到 它的重量，我們很少注意其形體所帶來的影響：除了搭載符號與學科知識，教科 書在學生的日常生活中還扮演哪些角色，對學生的次文化造成哪些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看，教科書既是種技術，也是種文化；它不只用來傳遞（統 治階級的）文化，也是構成（學生次）文化的關鍵元件。 本文是份遲到的課堂回應。2005年筆者在北部某大學講授「潛在課程」，一 組學生的期末報告詼諧地敘說了自己在成長過程中和text-BOOK的愛恨情仇，這 些大家熟悉的情感與經驗無意間揭露了既有批判研究方法—符號學分析、意識 形態批判與再現知識論—的不足，與教科書的另一種存在。當下，筆者既感受 到故事背後豐沛的理論潛力，卻又找不到適當的言語、觀點，激動的心情促使筆 者重新思考這本「書」之為物，嘗試從原本的新左訓練轉向物質文化研究。本文 是筆者此番轉向的自我敘說，文章以倒敘的方式展開，首先是沿路所見的理論景 觀，找回物質這個在教育社會學批判理論傳統中久被忽略的問題意識，再從此問 題意識出發，反芻當年的情事，完成當年未能提出的評論。
貳、新左學生的物質轉向之旅：教育社會學批
判理論中的物質文化研究
以下回顧不是為物質文化研究提供完整的介紹，而是分享一個新左教育社會 學的學生探索「東西」這個問題意識的理論旅行（Said, 1982），目的不在比較 學派間的差異和優劣，而是要用新的問題意識來重讀當今教育基礎研究社群本不 陌生的理論，逐步改變近來在面對理論與資料時近乎反射的習慣。一、困境：新左派唯心的唯物論
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al）是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十九世紀中葉的古典 批判理論是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石，也是現代物質文化研究的先驅。這時的 物質文化研究主要是從生產的角度切入。K. Marx從《德意志意識型態》（The German Ideology）、《巴黎手稿》（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 of 1844）到《資本論》（The Capital）的創作中，陸續提出了異化、商品化、階 級剝削、剩餘價值與意識型態等重要概念，批判資本主義生產體系，這些概念也 成為二十世紀前半葉西方馬克思主義，如G. Lukacs有關物化與異化、A. Gramsci 有關霸權（hegemony）和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有關「技術理性」與「文化工業」的理論基礎。這些古典批判理論裡的物質（material）並不指涉實 體物件（object），但已經留意到物質乃至技術都有其社會面相。
1979年，M. Apple發表的《意識型態與課程》（Ideology and Curriculum）將 前述的批判論述應用在教育、課程與教科書的研究。 1991年，Apple與Christian-Smith合編的《教科書的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Textbook）更引用古典馬克 思的政治經濟學，從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 文本的意識型態）與下層結構 （infrastructure 教科書生產）探討教科書的「商品化」。正當批判論述沿著新 馬克思主義的路線蓬勃發展之際，教育的物質文化研究也跟著擱淺在生產制度和 階級結構之間是決定（determine）或反映（reflect represent）的古典爭議裡。 文化只剩下象徵與符號，日常的生活與行動不見了；菁英占據了批判的制高點， 握有抽象、固化的結構、社會、階級……等概念，但具體的東西和無常的生成不 見了。就像Apple（1991）曾將學生和課文—意識型態—的關係概念化為宰 制（dominant）、對立（oppositional）及協商（negotiated）三種類型，但除了訴 諸僵硬的階級位置，或援引偽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實無能具體描述導致 這三種型態的機制有何不同。在這種「裡 本vs.外 表」和「上vs.下」本體論 主張下，教育是文化的一環，受制於 反映結構與制度的基礎。新左的理論脫離 個體的生活與現實，終究難以帶來實質的改變。意識型態批判儼然已成為盤據在 教科書、潛在課程研究的霸權。Apple等學者把心力投注在意識、上層結構的批 判和解釋，鮮少置喙下層結構、生產關係的改變，Marx的唯物主義就成了一種 唯心論了。
二、從古典再出發
社 會 學 百 多 年 前 源 起 階 段 的 多 位 開 山 大 師 也 都 為 物 質 文 化 研 究 留 下 名山之作，好比：T. Veblen（1998）的《有閒階級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探討有閒階級的炫耀性消費，是批判消費與物質文化的經 典。E. Durkheim與M. Mauss（1903/1968）兩位結構人類學先驅的《原始分類》（Primitive Classification）探討了物的分類與社會知識體系的關聯，開
啟了當代研究象徵與知識體系的大門。G. Simmel則在《大都會與精神生活》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Simmel, 1903/1950）與《錢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Money）（Simmel, 1900/1990）點出了現代社會如何透過物的媒介 來維繫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互動和距離。 這些祖師爺多曾依據自己對現代社會的觀點，提出他們對（學校）教育 的看法。Durkheim有不少有關教育的著作，例如：針對分工與失範 脫序 （anomie）等社會現象所提出的《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Durkheim, 1925/1961），他稍晚對人類社會基本結構的思索則影響了當代知識社會學乃至 課程社會學的研究。Simmel對教育的看法延續了他對現代都會生活的分析，為 促進個人特質（individuality）的解放，學校必須專注於差異化（differentiation） 的培養（Levine, 1991）。Veblen一生對中小學教育的評論不多，但在1918年的 《美國的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裡，延續自己在《有閒 階級論》的主張，批評美國當時（二十世紀初）高等教育過度商業化的危機，成 為有閒階級的特權（Veblen, 1918/2005）—就如百年後的現況。在這些大師的 理論中，物質是共有的議題，但如何從他們的隻字片語，有系統地找出物質文化 與學校教育間的關聯，還有待當世學子繼續努力。筆者希望類似本文的案例，例 如：教科書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藉其社會物理屬性與學生組成從押花、轉書、蓋泡 麵，到凝聚同儕情誼與中介情感欲望的協作夥伴，可豐富前述理論在教育議題的 研究。
三、轉向：符號與（次）文化
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物質文化研究是「文化轉向」的延續，轉向從「文化 語 言」開始，但產生跨學科的影響力。「文化轉向」以來，學者們將關注的焦點 轉向意義、符號系統 語言結構與日常生活的探討，教育研究也被帶進這個潮 流。1980年代英語世界的基進教育學者開始集結在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 Gramsci的霸權（hegemony）與結構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旗幟底下，針貶統治階級 用學校、教育、傳媒進行意識型態操弄，遂行宰制（domination）被統治階級的 目的。教科書無疑是意識型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中的關鍵環 節，而符號學的引進更強化了教科書的意識型態分析，特別是其中涉及性別、族 群、種族與資本主義之生產關係與再現的問題。（Birmingham School）當中找到更多實徵經驗與學理資源，結合歐陸的後結構主 義，進一步推展教育研究社群的文化轉向。按照物質文化研究者Miller（1987） 的定位與Willis（2000）的自我省思，重視年輕人「挪用」（appropriate）主流商 品的創意就是伯明罕物質文化研究的特色。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學者，如 Willis、Hebdige與McRobbie，把文化視為鬥爭的場域，他們專注在主體的建構與 在地知識的創造，乃至在公共意義的抗拒和再生產中物件與消費的角色，例如： 1960年代穿梭於倫敦街頭的速克達。便宜的速克達讓年輕的勞工階級得以在大 都會裡自由移動，並透過改裝打造出屬於Mods的風格，以表徵其認同（Hebdige, 1979）。 伯明罕學派把年輕人的創意（creative）與生產（productive）視為解放、積 極的力量。但部分學者認為，他們看的是styles所「表徵」（represent）的精神與 態度—對主流價值的抗拒和表徵所「反映」的不平等結構。他們對音樂或創 作本身的關注不足，且受限於兩種潛藏的二元論，例如：Clarke（1990）的主流 vs.邊緣以及Nowak與Bennett（2014）的表面 風格 次文化vs.結構 本質，於 是，次文化是弱勢、邊緣階級、族群的文化 表徵，但階級才是結構 本質。邊 緣地位的本質化很難跳出結構複製的論述形構，文化、象徵層面的對抗終究無 法改變不平等結構的複製（RE-production）。因此，也有人以為，伯明罕學派對 次文化的解放能量過於樂觀（Bennett & Kahn-Harri, 2004/2012; Miller, 1987）， 而有所謂的「後次文化研究」（post-subcultural studies）轉向（方永泉，2005； Bennett, 1999, 2011; Blackman, 2005），其主要特徵有：不再以階級、邊緣做為 次文化的結構性前提，促使研究者正視性別、族群等其他社會差異所帶來的文化 區隔；進一步擺脫以文化為表、以結構為裡的本質論假設，使研究者得以看到社 群間更細緻的差異化。但這些反思也讓後文化研究對青少年次文化的期待顯得比 較保守。 批判的教育基礎研究因伯明罕學派對流行文化與青少年次文化的處理而躍 進，但其知識論與本體論也侷限了學派在相關研究的應用。以教科書研究為例， 伯明罕學派對「表徵」的關注很容易運用到教科書「文本」的意識型態分析，文 本既表徵了「書本」裡的意識型態，也悄悄地定義 反映了「書本」的本質，以 及與之親近的學生：一群溫馴、無趣、沒個性、沒面孔、會考試、會讀書、不鬧
事、服膺主流價值的乖乖牌（the ear’ole）。比起Willis（1977）筆下活力十足的 小子們（the lads），活在一個菸、酒、馬子但沒有教科書的世界裡，乖乖牌則是 沒有色彩、缺乏研究價值的參照，他們和教科書的親和也無須深究了。物的問題 意識提供我們重新認識這群乖乖牌的機會，在所謂階級結構、意識型態與符號、 再現之外，加入對人與物—如本文的教科書—實際互動的探究，從學生各種 使用、挪用日常生活 學習生涯關鍵物件的策略，看到他們久被忽視的生氣與哀 樂。本文的案例並不僅是要證明這些貌似乖寶寶的好學生也有狂飆、叛逆的青春 期，或只是從他們對物件的創造性運用看到他們生活裡的趣味和活力，更希望能 夠藉著他們的日常實踐，看到不那麼堅固的結構，充滿死角的意識型態控制，以 及各種在地實踐的智慧和改變的可能。隨著「物質轉向」，對物質及人物互動的 關注已成後文化研究的特色。 伯明罕學派以降，物質文化研究對消費（使用）的態度日趨正面，Marx的 傳統命題受到挑戰，不再是生產實現自我，而是消費創造認同（Miller, 2012）。 新近主張首先要修正我們對消費的認知，從市場的交換延伸到日常的使用。 Douglas與Isherwood（1979）在《商品的世界》（The World of Goods）中指出， 消費不是經濟學所謂的理性選擇，不是當下的交換，而是與文化高度相關的行 為，並延伸到交換後的使用，甚至廢棄。Miller（1987）更進一步指出，除了法 蘭克福學派主張的宰制和伯明罕學派關心的策略性挪用，生產者也會參考、引進 消費者的創造性挪用來改進產品，為自己牟取更大的利益，並為後者提供更大的 滿足，形成「共謀」（conspiracy）。
四、後／破（
post）：從符號、結構到「生成」
同時興起中的後學思潮則為「文化轉向」的問題意識添加柴火。後結構主義 者認為，語言、文化本身就還需要被仔細檢視，用語言、符號重新理解社會文 化仍有不足，他們開始挑戰、解構古典理論、概念與兩者所立基的論述形構。 Baudrillard（1996）早年的研究著重於符號 物體系的分析，他走出Marx「使用 交換」的二元價值理論，用「符號價值」（sign value）—物品符號意義— 的消費來說明當代資本主義的特質。Bourdieu（1984）則藉著探究物質文化來處 理階級結構之變異與複製，他看到不同階級有不同的生活品味（美學），體現在他們消費行為上的差異，並透過家庭的教養傳習維繫彼此的區隔。Featherstone （1991）的研究也帶有美學的關懷，他認為，後現代社會的消費是一種美學活 動，個人透過消費來實現自我。這些研究裡，東西被放在「體系」或「場域」裡 的特定位置，在後現代消費社會中扮演著多變的角色，而消費正是體現意義的行 動。 符號、象徵與美學凸顯了消費與東西的文化面相，但帶有結構色彩的「體 系」與「場域」也稀釋了「時間」的作用，使我們比較不容易看到東西的意義如 何隨著歷史、傳記的展開而改變，限制了我們對變遷的掌握。Kopytoff（1986） 與Appadurai（1986）則把東西視為處於「生成」（becoming）狀態的準生命 體，一生中不斷地被商品化（commoditized）或去商品化（de-commoditized）。 例如：寵物店裡的貓、狗是商品，但被消費者買回家後會被當成家中的一份子， 牠們會有名字，會被馴 養，會和消費者一同出門運動，甚至在身後還會得到 喪禮，此時此刻，牠們是「家人」和「非賣（商）品」。但牠們的子女卻未必能 成為「家人」，有些會被當作「禮物」餽贈給親朋好友，有些則重回市場變回商 品。因此，Kopytoff以及Appadurai建議用路徑（paths）與偏移（diversions）的方 式來探討體系的變遷和東西的生命傳記。本文同樣聚焦在交易完成之後使用教科 書的若干片段，從它們在學生學習生涯中所扮演的一些角色來探討學生在這個過 程中發展出次文化的行動能力。本文雖受制於有限的經驗資料，不足以建構教科 書的生命史，但隨著問題意識的確立，預期未來應會出現更多有關教科書和其他 教育物件、技術的社會生命史的研究。
五、持續中的行程：加速快轉
後文化研究擴大了研究者對人的關心，後結構主義重建了我們對語言、文化 的認識，引發我們對生成的興趣，另一個值得留意的發展就是對事物的關心，後 者是近30年間跨領域人文社會學者對人類中心觀點（anthropocentric）的挑戰。 這些後後學者（post-postists）用後結構主義的論述分析（discursive analysis） 批判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也質疑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誇大了人 類的行動能力（agency），忽視了論述建構的物理關聯和現實效應。他們保留 了建構，但將之歸功於實作（practice），他們都強調關係（relational）、組合（association）和異質性（heterogeneity）等概念，將探索落實在物理層面的體現 （embodiment）與行動歷程引發的感受（affect）。
不同領域紛紛提出相關的理論，包括在科技與社會研究出現了行動者網路 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Callon, 1986; Latour, 1987）；後結構的人文地理 學開始反思習以為常的時空特質（spatiality temporality）（Massey, 2005），並 提出非再現理論（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Thrift, 2007）；後結構女性主義 者（poststructuralist feminist）則提出了生控體（cyborg）（Haraway, 1990）、操 演（performance）（Butler, 1990），以至稍後的能動實在論（agential realism） （Barad, 2003）。這些觀點在細微處或還有歧見，但他們都把東西（thingness） 放在研究的關鍵位置，都致力於探究抽象符號、論述乃至觀念與物質世界的關聯 和具體效應，他們也都相信論述的建構、能動性的實現、意義的傳遞……都需要 東西的媒介（mediation）。這個本體論的轉向（ontological turn）（Kelly, 2014; Marston, Keith, & Jones, 2007）既不把萬物視為人類的造物，也不將人類當作物 理定律的奴隸，不論有生無生，都是大大小小異質個體的機遇（contingency）與 組合。社會如此，自然如此，人和炭疽病毒如此，行動載具與教科書亦應如此。 這新興的本體論豐富了我們對認同、時空、物質、身體、移動和情感的體驗，也 為生成與變遷（change）的研究帶來替代的策略和豐碩的成果，物質、空間、情 感、移動的轉向相繼湧現，互相牽動，也助長了彼此的聲勢。 在近期教育基礎研究的期刊中，不時可以在個別教育研究領域，例如：政策 與改革、教育組織與制度、科學教育、（國際 移民）教育移動、情感教育、多 元文化（認同）教育、教育科技、課程與教學、測驗與評量、教育（質性）研究 方法……以及本文的教科書與青少年次文化研究，看到前述轉向的痕跡。這個新 興的問題意識正在改變許多老問題的處理方式。 歷經百年的發展，許多專業領域（如傳播、行銷、創意）的實踐者對物質文 化—尤其是消費—的理解已超越勤儉與克己等傳統價值觀（如東亞的儒教或 歐美的新教）的束縛，他們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生產、消費與物質文化的意涵。 但教育研究可能是個例外，我們似乎還是習慣用Veblen批判有閒階級的角度和勤 奮簡樸的價值觀，把物質文化與消費行為視為受欲望左右的（不）道德挑戰，必 須透過教育加以馴化和克制（Veblen, 1912/1998）。或許就是這種保守的立場使
我們在教育青少年時，較少鼓勵、協助他們用正面的態度、合宜的方法去追求物 質的回報，面對自己的欲望。就如同Jackson（1968）的觀察，學校教育的效應 之一就是讓學生學會等待和延後滿足，即使是課堂上與教師進行知識問答，學生 也要舉手等候教師的召喚。就像卷首皇帝老兒1的引文，書本可以許給讀書人物 質回報，然而，不論是高薪（千鐘粟）、豪宅（黃金屋）、俊男美女（顏如玉） 或重機名車（車馬如簇），在許給學子未來之富裕時，它也要求學子放棄此刻的 身心自主，這個「權威」不只在向學生灌輸知識與資訊，乃至意識型態，還要裹 脅他們的青春，禁錮他們的意志，考驗他們的耐心。換言之，教科書不只是透過 文本和符號來傳達這個保守的價值觀，從物質符號的（material-semiotical）角度 來看，「書」本身就是意識型態、價值 符號、規訓體系的肉身。但學生如何在 現實生活中和它互動？他們只能按照大人所謂乖乖牌、小子們的分類，或者無條 件地接受教科書的權威，壓抑自己的需求與欲望，被動地任由它擺布；或者不接 受它，然後互相放棄嗎？ 在學院所熟知的各種價值立場和理論觀點中，教科書之於學生，就是個或正 或邪的權威，但在論述之外，我們卻甚少實際進入日常世界，檢視學生與書之 間的關係。以下，筆者就從「再現」2005年的場景—包括學生的演出與書面報 告—開始，運用前述問題意識，填補當年課堂上留下的空白。
參、研究歷程
以下資料來自筆者十多年前在臺灣北部某校兼職講授「潛在課程」時，六位 學生期末的書面敘說與課堂上的自編短劇，以及筆者少許的親身體驗。學生在教 室分享了許多人從國中小到大學與教科書有關的生活點滴、成長經驗，內容幾乎 不涉及學科知識的學習，獲得滿場喝采與共鳴。讓筆者驚訝的是，裡面蘊含著某 些關係到知識和學習、卻無以名之的重要議題。教科書一直都是「潛在課程」研 究裡的經典課題，但報告結束後，筆者卻意識到當時已相當成熟的理論或可盡情 地數落文本，但對書本的故事卻真是無言以對，課後隨即和學生們進一步交換了 1 《勸學文》相傳為北宋真宗所做。彼此的經驗。成績提交後即透過email徵得同學們的授權，帶著這些資料和既慚 愧又興奮的心情展開之後十多年的探索。 這個改變筆者研究生涯的事件發生得突然，當時欠缺適當問題意識的筆者根 本無法在事前做好嚴謹的研究設計，所以本文也無意依循定式，而是以倒敘的 方式，把當年事件的「再現」當資料，接續前一節的理論回顧—事件後筆者在 理論世界的遊歷。故事（行動劇與生命敘說）都是根據學生的現場演出和繳交的 書面報告改寫。可以想見，學生並未依據特定的教育社會學或物質文化理論來建 構他們的敘說與劇本，所以本文也無意把他們的創作硬塞進特定的理論，裝成一 副很有體系的模樣，而是透過筆者的「自我敘說」，將前述的問題意識—「物 質」—帶進學生的創作，尋找他們的敘說與前述諸理論間的共振，以彰顯「物 質」的重要。
肆、發現教科「書」
一、回到
2005年本地潛在課程的教學與研究
2002年秋，筆者剛通過博士資格考，帶著滿腦後殖民、後結構、地理學、空 間與地方、文化研究、全球化、流動、移民、混血等跨學科的時髦語彙回到臺 灣進行論文研究。為了生計，也為了磨練自己的教學並和年輕學子分享自己的所 學，有幸得以到北部某校兼任教授大學選修的「潛在課程」，直到2006年返美撰 寫論文。 當時，臺灣有關潛在課程的批判觀點與Apple的新左路線相近，大約可以 回溯到1980年代中期臺灣意識型態控制逐漸鬆綁。開山之作有陳伯璋1986年的 《潛在課程研究》，該書為國內相關研究做好跨語文與學科的理論翻譯—如 Habermas的知識類型與潛在課程的關聯。歐用生（1985）的〈國民小學社會科教 科書意識型態之分析〉則是當時經典的實徵研究，時至今日，意識型態批判仍是 國際與本地相關研究的核心概念。 1990年代，性別教育的實徵研究漸多，婦女新知基金會（1988）、李元貞 （1993）、魏慧娟（1994）、蘇芊玲與劉淑雯（1997）等都以教科書內容的性別意識和性別再現為主題，這些研究也把性別議題帶進潛在課程的研究。除此之 外，是時已得學官兩界重視的鄉土與原住民議題，仍在起步的階段，新住民（時 稱外籍新娘）子女的教育，以及有時被視同情色禁忌且至今還在爭議的多元成 家，也都逐漸在臺灣的公共場域現身。這些新興議題都被筆者排進課綱。為活 化教學，筆者還刻意選用流行文化的議題（如當時校園盛行的阿魯巴）和影音媒 材。 除了教育社群內的發展，圈外的局勢更對潛在課程研究提供了相當有利的環 境。1990年代的臺灣文化圈出現一股Barthes風，符號學（semiotics）的引進更有 助於教科書意識型態的解析與批判。把焦點從筆者轉向受眾的傳播研究，以及跨 學科且重視青少年行動能力（agency）、為青少年次文化翻案的伯明罕學派文化 研究也在同時的人文社會研究領域發燒，隱約可以感受到這些新興理論、觀點即 將被引進潛在課程的研究。果然，在2004年楊洲松出版了《當代文化與教育— 文化研究學派與批判教學論的取向》。這股潮流深化了我們對再現與符號的了 解，有助於揭露藏身於教科書文本中的刻板印象、偏見與特定意識型態。 筆者渴望和同學分享自己對文化研究在北美教育與課程研究領域建制化的觀 察，一起分析本地的經驗，參與這場本土教育研究的「文化轉向」。同時，北美 教育的文化研究因後結構主義引發的論戰，其對意識型態批判之反思更引起作者 的關注，企圖藉著課程帶領學生一邊學習意識型態的批判，同時還要超越意識型 態批判的困境。 課堂上，講述與討論並進。或許是因為對自己的次文化、流行文化容易產生 共鳴，教室內的師生常處於亢奮的狀態。但碰到學生相對陌生或當時仍屬禁忌的 議題，難免冷場，例如：在介紹同志議題時，教室裡滿是不自在的眼神。所以， 每個學期結束都會針對學生的反應微調課綱、教材或教法。但是，除了課程與教 學的技術問題，教師對自己的後設理論不曾有過絲毫懷疑，直到2005學年度期末 作業的課堂報告……。 那個學期的選課人數一樣爆滿，但上課的狀況不盡理想，可以感受到多數 學生沒把心放在教室裡。幸好還有幾組同學認真參與，尤以YC2這組最為積極。 2 學生姓名均匿名處理。
期末每組需準備10分鐘的口頭報告，形式不拘。他們用戲劇來呈現他們在成長過 程中自己和教科書的各種互動，他們除了本尊上戲，還由組員扮演教科書，但不 像一般的課堂話劇，總是發配弱勢的同學去扮演路樹（背景）、車輛（道具）或 路人，書是劇中主角，沒有台詞卻很有戲，絕非無關痛癢的道具，好比開場就被 拿來蓋泡麵的課本，慵懶地躺在桌上（泡麵），帶出一個有趣的爭議—可不可 以拿課本蓋泡麵？以下是筆者從觀眾的角度並參考書面報告與課後訪談所做的紀 錄。
二、行動劇：違行的課本—挪用
報告開始，組員開始布置舞台，YU旁白： 課本從小到大，除了家人、朋友、愛人，教科書是陪伴我們與我們「單 獨相處」且能「佔領我們的心」很久的狠角色。從國小到現在，它仍占 有一席之地。所有的情感，因現實環境的遷變，皆有可能改變。但這輩 子，無論是愛它也好，恨它也罷，我們已和課本結下了生生世世的不滅 之緣！緣起不滅，皆在隨緣。 教室的戲劇表演一向很抽象，幾個人七手八腳地移開了礙眼的講桌，把兩張 課桌擺到教室前方正中央併攏，戲台就搭好了，只見YC慵懶地躺在課桌上，旁 白繼續： 在升學主義瀰漫的求學階段，泡麵及教科書實在是陪伴我們度過「非常 時期」的好戰友……拜臺灣的升學主義所賜，【教科書】3目前的地位當 然是至高無上……但教科書在此階段只是為達升學目的的工具，泡麵只 是為果腹充飢所需……所以，當我們一有機會找到「解脫的出口」，便 暫時不想再理會教科書存在【的意義】—知識與道德的權威，【用課本 蓋泡麵】只能說「物盡其利」。 3 方括號【】為作者為避免書面報告中指涉不清和錯別字所做的編輯。當然，也有愛乾淨、幾乎不拿課本蓋泡麵的組員W在書面報告提出異議： 「蓋泡麵？基本上我不喜歡這樣做，總覺得有食物的味道沾到課本還頗噁心的， 若一個不小心又沾到油漬，課本豈不變得更加厭惡嗎？」。 轉書則展現了教科書另一種休閒性格。大號的JJ平時較混，期中混多了期末 就要還，這時就趴在桌上扮演任憑組員旋轉的課本。旁白：「每個求學階段，似 乎這種【轉書的】現象都會發生」。接著是「壓花」，只見JJ整個人用力地抱緊 桌面。旁白繼續： 越長越大，課本也就越來越厚重。上了大學，這種情況更是變本加厲， 凡你所見，皆可壓花。有時會想，其實課本還滿委屈的。它是那樣的廣 而精深，它是如此的博學多聞，它是這般的紮實平穩……只可惜，它生 不逢時，哪裡不生，偏偏生在我們這群「拿香對拜」，平時把書當成供 品供奉的學生手上。若無「現實」用途（如作研究或考試），能想到把 書拿來壓花或轉書，就算還不錯的了……比起那些被打入冷宮的課本幸 福多啦！ 即使是不拿課本蓋泡麵的W，也非常肯定教科書這種休閒功能。「課本那麼多、 那麼重，自然是壓花花草草的不二選擇」，W如是說。 接著，原本趴在桌上的「課本們」都站了起來，掛上寫著「藝能科」和「主 科」的紙板，W在前面調整隊伍。逐年增加的體積質量也將「要不要帶課本回 家」這等小事連上了學生與教科書的社會化—世故了。同學們意識到自己對這 個問題的處理方法和態度也隨著成長而改變。旁白繼續： 國小時，W堅持把全部的書帶回家，不希望有東西留在學校的抽屜裡。 到國中，科目加重了，就開始轉變成將所謂的「藝能科」的課本留在學 校抽屜內。一方面是因為課本變重了，書包變沉了，一方面則是貪個方 便，想著回家也不會拿出藝能科的課本看，何必再帶回家，累了自己。 到了高中更是帶隔天要考的書回家，要不就是有參考書的課本，帶其回 家的課本頻率更少了，學校的抽屜儼然成為W的第二個書櫃！
場景馬上換到W的書房，W繼續整理眼前的「課本」，但這時有其他組員躲到 「課本」後面，旁白繼續： 媽媽從小就要求W要將書整齊地擺放在書櫃上，東西要歸位，房間要整 齊乾淨，否則怎讀得好書……有時候看著書整齊地放在書櫃上，還以為 是一種裝飾，有種傷心悅目的感覺……。然而隨著年齡增長，讀書的份 量也加重，課本在書桌上愈疊愈高，媽媽的分貝也愈來愈高。要讀的課 本一多，自然是看完就放在桌上，以便拿取。尤其在準備聯考時，讀完 一本就放回架上，豈不麻煩。幸而，每當W看不下自己的書桌時，就會 開始整理，恢復整齊的樣貌，要不早被訓一頓了。 W就在書桌整齊、雜亂、整齊、雜亂的循環中考上了大學。弔詭的是，實情恰恰 和媽媽的假定相反。如W所言，雜亂是因K書而起，反而是整齊的「背後」才能 「藏汙納垢」：課本「整整齊齊的擺在書櫃上，煞似平凡無奇，實則暗藏玄機。 書櫃上整齊的課本後就成了國中小被爸媽視為浪費時間、無意義的漫畫小說的避 風港與藏身處，一些成長的祕密也都在其後，成了一方小小天地」。 W下，SH上，手上的海報紙寫著「好學生之位」。SH也是從小成績優異， 她上國中時把W的「小天地」從書房搬到教室「誆」老師： SH在國中交了一群對她影響極深的朋友，他們的活力，他們的熱情感 染了她—但是，只限於私底下的她。表面上，在爸媽、師長跟前，她 依舊是那個延續國小乖巧的女孩。國中時，禁書抓得極兇，她的抽屜每 每變成將近10本禁書的避風港。她的抽屜有個夾層。每當老師要檢查書 包時，總會有人提前通知。而後，就可以看到一群人擁至她的座位前， 成堆的禁書就這樣疊在她的桌上，那個景況，彷彿犯人在繳交槍械一 般。然後，她將那些贓物放進夾層裡，再用木板蓋起來，接著，在抽屜 裡放上一本又一本的課本。老師檢查時，不是跳過她的位子，就是看到 那些「正當」的課本時，帶著欣慰的微笑走向下一個同學。那三年，她 的座位恰似閃著「好學生之位，只有課本沒有禁書」的牌子。
口頭報告時間有限，學生的演出僅限於這些教科書輕微的「偏差行為」，在 書面報告中，一連串面對教科書的情感轉折中，才出現真正「犯忌」的行為。
三、生命敘說：我與教科書的愛恨情仇
我覺得從小到大，我對課本的感覺來算是一種理所當然，就是覺得上學 就一定會有課本，我從來沒有思考過為什麼上課就一定要有課本，而且 從不曾懷疑否定過課本的存在。（CY） 臺灣學子從小到大都是教科書陪伴著成長，像CY這樣從不懷疑課本之必要 者大概不是少數。同組的JJ也抱持類似的看法，即使在求學的過程中，飽受教科 書的煎熬、甚至荼毒，他還是從正面的角度來看待教科書對自己的影響，他說： 「因為老師上課必需要教的內容都在裡面，說明白一點，就是考試要考，所以我 們不得不去念它」。長期下來，這種學習習性也漸漸根深蒂固，所以他也自承： 「一直到【大二】，我還會有這種觀念，就是老師要考什麼，我就念什麼這種想 法。如果老師不考，相對的就會不去在意，不去閱讀」。 除了對教師與考試的順從，教科書還得利於專業論述的支援，讓學生毫無 疑慮地接受其霸權地位。JJ便列舉了以下有關教科書霸權特質的陳述：「畢竟， 【它】是許多專家學者盡心盡力去編製而來的」。所以： 它是【學生】必需學的最基礎的東西。沒有了它，以後要讚研比較高深 學問時，就會顯得無奈，因為俗話說：「書到用時方恨少」。學問是一 點一滴累積出來的，並不是一蹴可幾就可達成，而這些教科書或許就是 根本吧。（JJ） 但是，隨著年齡漸長，JJ也漸漸能夠理解為什麼常常有人會批判說：「死讀 教科書就好像明清時代的八股文一樣，會侷限學生的看法與觀點，【這些人】 希望學生是要用多元的角度來看待學問，而不是一味地只是為考試而念書的心 態。」況且，「有許多事情不是課本裡面有教的，而是生活常識的一點一滴慢慢 累積出來的……」，只不過，儘管有此自覺，JJ還是像很多同學一樣，基於功利的目的，肯定教科書的地位，「因為它提供了最基本的知識給我」。也確保了他 和其他萬千學子「成功」的機會。 從JJ與CY的言談可以發現，教科書的霸權地位或來自不假思索的慣習，或 建立在其內容的權威，或得利於制度性的安排，或因為行為人的功利性思維。從 人本、反威權的民主價值出發，其霸權沒有一項是可以說嘴的。但同學們也發現 自己對教科書也曾有過一種純真的（genuine）愛。 在國小的時候，我會很期待在新學期時，發新課本，我那時候總是會東 翻翻、西翻翻，興奮得不得了，但也只是三分鐘熱度而已，不過，我卻 忘不了那種興奮的感覺，覺得新課本好漂亮唷，然後就會高高興興地寫 上自己的名字，然後還會去買新的書套來保護我的新課本，現在想起來 就覺得很可愛。（CY） 教改以來，進步的成年人總會擔心課本太厚、練習簿太多、書包太重，心疼 那些拖著小行李箱的背影。學期間，這些簿本或真是學童們難以承受的重擔，但 學生對教科書並非天生就反感。CY的敘說勾起了筆者幼時的回憶。可能有不少 同學其實和我與CY一樣，剛入學的那幾年都很期待開學發新書的時刻，帶著特 有氣味的新書會把我們正式帶進人生和學習的新階段。可惜，這段人書和樂的時 光大多維持不久。或許是時間太短暫、日子太久遠讓人沒了印象，或者是之後交 惡的記憶完全掩蓋了這個曾經有過的快樂。 隨著年齡增長，教科書與我們的關係就逐漸符合刻板的集體記憶—所謂 「社會化」，書給人的快樂越來越少而壓力愈來愈大，「升學壓力，考試壓力， 把課本帶給我們的從快樂變成了負擔和壓力，你必須把課本背得很熟，把課本的 內容都弄懂，然後你考試才會拿高分，你才會有好學校可以唸，之後才容易找到 好工作，也才會有前途」。CY如是說，大家也多有體會。 儘管壓力越來越大，人書的關係卻由不得孩子依個人的愛憎來取捨，只能相 對被動地調整自我。小鎮公務員家庭出生的YC採取較激烈的行動來表達自己對 教科書的愛恨，教科書也曾是他的最愛之一，尤其是國小的《生活與倫理》，他 說：
每學期開始，不是看其他課本，是先把《生活與倫理》課本瀏覽一遍， 把裡面的故事仔細品味，雖然不是什麼好看的故事，但拿起它就不再 看課外讀物，可以光明正大的攤開來，有時想想，如果裡面再多加點笑 話，或是更有故事情節的小說，一定超好的。 但國小還沒畢業這種快樂就消失了。他回憶道：「父母把教育當作所有事情 的第一位，所以在高中以前，每天下課後便是回家和教科書窩在一塊，或許是這 個原因吧，功課在班上還算可以。」 他記得家裡買的第一本參考書是國小的《密集數學》，他說： 裡面什麼都沒有，有的是多到不行的題目，也由於它的存在，荼毒了我 國小六年【級】的生活，每個星期天爸爸出去買菜，便是我的地獄，限 時做完一大部分的題目，沒做完便不能吃飯。現在想想……真是個令人 討厭的事。 國中畢業後，YC如願考上了都會的明星高中，大城市沒有父親的嚴格監控，他 和教科書的關係也改變了。他說： 剛進高中時，一切都還懵懵懂懂，隨著外出讀書，認識電玩，愛上漫 畫……可改變的都改變了。下課的伴侶不再是教科書，而是一本本的 《GTO》、《火影忍者》、《海賊王》和無限時數的網咖生活，而這一 墮落便無止無盡。 說起這段「荒唐的歲月」，他其實有點驕傲，他說： 別問我怎麼有那麼多錢，一本漫畫3塊，能花多少錢；包台8個小時100 元，午餐少吃點就有了。高中的生活就這樣持續下去，即使聯考的前兩 天，我依舊在網咖店徘徊，教科書對我而言就像個過客（同居的陌生 人），沒花什麼時間在上面。
比起YC對教科書的愛恨分明，YU是個心細、愛幻想的女生，她會搭配不同 的科目選擇調適的策略，想辦法喜歡課本，好比文科雖然就是要「背背背」，但 在讀歷史時，她或者「融入其『風土民情』」，或者就為自己找個看戲的位置： 配合課本中的意境，想像當時歷史所發生的事件與局面。古今中外，無 論是西風東漸也好，世界大戰發生也罷，自己總像個冷眼的旁觀者，既 熱情又冷血地參與這一切發生的事件。 對表現不錯的國文則是享受每一個莫名的僥倖： 從國中到高中的求學階段，國文成績好得莫名其妙。更奇妙的是……高 一到高三一共有六次國文平時考，各因為某些因素沒唸書，結果老師也 都因為很奇怪的原因而取消考試（如考卷廠商還沒送來、老師忘了帶， 或是帶錯考卷等等）。沒唸書碰上取消考試，心中只有一個「爽」字來 形容。 至於頭痛的數理科，YU雖不會恨之入骨，完全沒轍。但若非找到「情感上 的支持」，她和數理課本的關係大概也早就玩完了。她從國中到高中就一直暗戀 著一個男生，而喜歡他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數理很好，讀書的精神態度更好， 而且……哈哈，他認真的模樣還真帥呢！」。於是數理課本就成了她與「偶像」 共享的精神殿堂—雖然看的是各自的課本，卻讓她有了「唸數理科的動力及比 數理還『具體存在』的精神指標。」 看得出來，對YU而言，讀書需要「情感」（emotion），但不是課程原理中 為學生規劃的「情意」（affective）目標，也無關引發學生探索知識內容的心理 機制—所謂動機（motivation），而是種「觀光」的心境—或者冷眼旁觀、 或者「融入其『風土民情』」（作者加的重點），或者測試手氣的小確幸，以及 許多師長認為不利於學習的情感，多是外在於知識內容，無關乎（正式）學習目 標的感受（affect），但她憑藉著這些情感來維繫和課本的連結才活過了考試的 壓力。
只不過，光和夢中情人共享數理科的精神殿堂仍無法有效改善YU在數理科 的表現，到了高三，YU說： 老媽很擔心我的數學學測不能過均標（這樣要唸師範體系就完全沒望 了），所以那一年她以一小時五百元的鐘點費幫我請了一個【中南部】 醫科的家教。哇賽……這個策略完全正確……為了能和那個帥哥家教 「多說點話」，我拼了命地把高一至高三所有數學課本、參考書全部挖 出來，而且「很認真」地作準備……到了他家教那天就能「很有料」地 和他談話。 在這些同學與教科書的愛恨交纏中，YU的故事可謂戲劇性十足，明顯地違反了 古人（和許多師長）對讀書和情愛間的理論—所謂「書中自有顏如玉」。先前 還只是「想想」，把課本從實體的載具幻想成精神的殿堂，把數理知識從難解的 天書當作浪漫的背景。高三則進化成「談談」，原本是在精神殿堂裡（遠遠地） 欣（ㄢˋ）賞（ㄌㄧㄢˋ）著偶像，如今則具體化身（embodied）為端坐在眼前 的帥哥，數學知識則從背景音樂轉變成（translate）綿綿情話，而課本則從象徵 的空間更進一步轉變成少女的情書大全……而且效果不錯。YU自承，帥哥家教 為她提供了「想要翻開課本，想去唸書的動力。最後學測果然順利過均標，老媽 的用心良苦和家教錢真是一點都沒白費」。
四、最後一程
1984年筆者在大學主修工程，2005年博班的主修已轉至教育研究。出於對知 識的敬重，母親一直把筆者當年的教科書留著，直到2005年為了整修房子才要 筆者返家清理。這堆沉甸甸的硬皮（hardcover）舊原文書的身世都大有問題，全 是當時臺灣的「海盜版」。儘管來路不正，內容也多過時，精裝的書還是有些斤 兩，於是，作者在裝箱後便提議將這些教科書送去二手書店，看看能不能賣幾個 錢。這可惱火了母親，痛斥道： 就算是缺錢也不可以這樣。虧你還是個念博士的，居然會想要賣課本。課本不是舊報紙，即使用不到，最多是把它們送給收破爛的，幫助他 們，讀書人怎麼可以自己拿書去賣？ 初職肄業的母親一向不避言益利，壓根不懂書裡的洋文和算式，但對教科書 的敬重卻遠勝於快拿到博士的兒子，她眼中的課本就是讀書人的血肉，若非為了 濟貧，賣書無異賣身，即使在最不得已的處境，書—尤其是教科書—仍是非 賣品。莫名的一頓罵沒解決問題：這些書要如何處理？直到日後聽聞聖蹟亭的典 故，才領悟到「敬惜字紙」的文化如何深刻地影響了母親這樣一個鄉野老婦：字 紙不能賣，只能誠敬地把它們化了。 相較之下，這些同學對教科書的最終處理就讓人感傷了。可能很多人和SH 的看法類似： 現今升學主義色彩濃厚的台灣，對大多數學生而言，課本不過是「書中 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升學工具。一旦大考考完（如聯考、 基測、指定考科），課本的價值往往由以前「高高在上」的身價，頓時 一落千丈。有「良心」一點的同學會「飲水思源」，感謝其共度的艱困 苦讀時光，於是將其擺好放在書櫃或裝箱保存；然而，許多人的作法便 是視同廢物丟掉……不然就是「資源回收」換錢……資源回收場都是照 重量來比身價的，薄薄的課本，拿去秤重，賣的到錢要去買一份新的報 紙都有問題呢！這句話還滿諷刺的，但卻是個不爭的事實。 敬惜字紙的傳統已隨社會變遷的腳步而去，筆者提議的「資源回收」並非當 代學子間的特例。更激烈一點的，也有「撕書棄屍」，甚至有「焚書滅跡」。但 這把火已不再有絲毫敬意，只有當事人對教科書的強烈厭惡。SH表示： 聯考結束那天，我就找了一個大紙箱，就這麼坐在客廳，從我最厭惡的 英文課本開始著手，一頁一頁的撕下來，用力的揉，把三年的怨氣都揉 了進去，再丟進紙箱中。那時，好像有10幾本課本被我蹂躪吧。後來我 有點後悔，因為我竟然忘了把它拿來中秋節生火！
在想要火化教科書的意圖中，我們已看不到古人—從雅士到白丁—對書 本的敬意，也忘了小時對新書的興奮。即使進了大學，這股情緒繼續抑制著我們 對課本、對學習曾經有過的熱情，此時的課本更貴更厚，有些人，好比YC，或 是把它們當作擺設，有的擺書架上「一本本的裝飾品，想到或考試前才偶爾拿出 來摸摸」。有些擺在腦袋裡、舌尖上：「每回考完教心後，嘴上可以掛著馬斯 洛、皮亞傑、華生、巴夫洛夫」。或是更功利地衡量這些大部頭的價值，對那些 上課時會檢查卻並未使用課本恨得牙癢癢地「花了大錢，還要時常帶進帶出的， 重死人了！所以更要拿來壓花，總算有點功用」。
五、餘音
2008年在網路上看到這則新聞，不覺啞然失笑： 「咦！課本不見了」、「我也丟了耶！」鹿港國中兩班級課本集體失 蹤，老師上課鐵青了臉，一度以為學生惡作劇。警方尋遍各資源回收 場，逮到嫌犯X，原來他覺得撿廢紙太慢，反正最恨讀書，乾脆搜刮課 本論斤變賣，才得手一百多元就被逮，還是不划算。 鹿港福興分駐所受理鹿港國中報案，兩個班級學生的四百多本課本竟全 都不翼而飛。員警趕到現場，發現校園值錢的電腦等物品，都沒有遺 失，丟的全是學生放在教室課桌和書櫃的課本與作業簿，於是走訪資源 回收場全面調查，終於找到一大捆的課本。資源回收場老闆說，有人拿 來變賣也沒想太多，論斤秤兩給了一百多元。 …… X說，走在街頭看拾荒老人覺得太笨了，又剛好看到一群學生放學，想 起生平最痛恨讀書，新仇舊恨湧上心頭，才想到利用深夜潛入校園，將 看到的書本全搜刮一空拿去變賣，得手才不過一百多元，實在不值得。 （吳敏菁，2008）伍、結論：教科書的物質文化
【課本】是書櫃的裝飾品、上學的必帶物，甚至是擋漫畫的夾層書！課 本如此的用途，【凸顯出課本帶給社會的一種錯誤印象】：有了課本， 無論我們是否懂得書中的知識，至少外人看來，可以代表的是我們有品 味、我們在乎求知的目的與渴望……。成為書櫃的裝飾品，能夠表示平 常就有閱讀的優良習慣；成為上學的必帶物，無論上課有沒有真正拿出 來看，至少老師檢查時能夠不被處罰；至於當成擋漫畫的夾層書就更妙 了……偷看漫畫時，不用擔心被父母發現！課本啊，課本……你真是學 生的好朋友啊！ 以上的故事都無關課文，Apple的三種「讀法」都使不上力，也導致筆者 2005年在課堂上無言以對。故事中意識型態（升學主義、敬字惜紙的士人傳統） 和刻板印象（好學生）的問題都存在於「書」，不在於「文」，意義多出於情感 （翻閱新書的樂趣、為恨書而撕書）而非價值的規範，來自於操演（蓋泡麵、壓 花和為戀人讀書、提問）而非真相的再現。「教科書可不可以壓花 蓋泡麵」的 爭議其實是個與豬、狗、牛、馬之可食性類似的結構人類學議題，對比導言中神 聖的聖經，因其神聖，必與其他聖物（人）親和而遠世俗與汙穢，而不符可食的 條件。但多數同學都透過實際的作為讓教科書沾惹些許俗務，即使JJ嘴裡把教科 書的神性說得那麼理所當然，也會有點褻瀆地轉轉它。 他們顯然並未被教科書與其霸權體制所宰制，並未積極地認可霸權論述賦予 教科書的神聖地位，倒是挺有效地利用其被成年人所賦予的神聖意涵，結合其物 理性質（大小、重量）以營造生活中的樂趣—壓花、轉書、蓋泡麵，甚至連結 上自己在升學文化的特權來建構自己的非行天地，在同學和師長間左右逢源，積 累社會資本。這些小確幸呼應了伯明罕學派的主張，青少年善於挪用商品創造屬 於自己的次文化，和霸權文化展開對抗。但這些乖乖牌展現出來的對抗也有些曖 昧。 他們終究是臺灣的「好學生」，即使是行為最激烈的YC也並未如英國的小子們（the leds）一般，自絕於升學。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還是順從了社會的 期待。但在他們升學的歷程中，教科書也不只是個壓力的表徵。他們都在學校 教育之外，為教科書重做安排：最常翹課的JJ在教科書跟前比較「聽話」— 對學校—課本的組合敬而遠之；身邊剛好沒大人的YC同樣自外於學校—課本的 網路，卻和課本割袍斷義；也有像YU、W和SH的學生會利用教科書來構築、維 護、充實自己的休閒生活（藏禁書、押花、轉課本、蓋泡麵……）、感情世界 （同儕的友情、約會的時光、虛擬的神交）、異想時空（時空穿越），發展和其 他關係人 物（如老師、同學、家教老師、桌椅、泡麵……）的關係，甚至擴大 私有空間（占據圖書館的公共空間）。這些關係、組合清楚地呈現了學生們如何 透過日常實作（practice）促成（enact）前述「神聖vs.世俗」的結構，次文化的 反抗又發生在哪些方面（不全面、積極的備考），又解放了什麼（被壓抑的情 感），或者只是無奈的排遣（轉書）。這些人書的連結都承載著情感，不論是愛 恨情仇，都進一步反饋到人書關係的發展，甚至蔓延到對內容的學習態度與成 效。 教科書固然是各種好的壞的霸權勢力操控下個世代的工具，但在學生的生活 裡，教科書實際上是什麼卻取決於周遭人物的參與、建構，在不同的時空，與關 係人物不同的組合方式，各種人物關係所承載的情感，都會把教科書變成不同的 東西。一定程度上，也一步步地將學生帶進了這個教科書社會裡的不同位置。這 是Apple等採取意識型態批判的新左菁英所難已觸及的現實生活。 進一步引進其他後後主義的理論（如空間與實踐）與概念（如操演與行動能 力），搭配生命史和社會史的觀點，前述的故事也可以幫助我們看到學生與教科 書如何在空間操演中相互的「改變」（translation）—改變彼此。 年紀尚小時，學生的活動空間有限，自主性低，眼中的教科書也不分主副， 且都以住家為基地，單純的生活、簡單的空間和純粹的喜歡。隨著年歲漸長， 教科書的體型跟著變大，並依據課程規範開始分化，加上升學制度的加持有了主 副之別，人書互動的時空特質也出現對應的變化：有些課本比較常跟隨學生進出 讀書的時空，有些課本則自始至終被冷落在課桌的抽屜裡與吃剩的早餐為伍，而 專門卻又互相關聯組織與空間（如班級、圖書館……）也在人書的空間實踐下逐 步成形，藉著和其中設備與人員的新組合，讓學習、休閒、社交或其他活動更多
采多姿。教科書也因其於霸權系統中的符號意涵，成為學生穿越時空限制、文化 禁忌的萬用鑰匙，並為他們從事的次文化活動提供有效的掩護，或曰成為他們次 文化的基本組成。但這也意味了教科書的霸權地位正逐步瓦解，其日益清晰的工 具性格成為培養學生功利態度的土壤，過程中累積的消極情緒則侵蝕了「敬惜 字紙」的傳統價值。多少Appadurai所謂「路徑」與「偏移」—個人的、群體 的—有待追尋。 從人書關係著眼，我們得以有機會超越被意識型態簡化的是非和行動的困 境：乖乖牌有自己的創意和反抗，未必是書呆子；教科書不盡如教改與教育科技 論述所說的那般本性「邪惡」。在這個數位、雲端的時代，它的科技成分不高， 程式化的程度也極低，使用時很容易就因為關係、組合的差異而發生位移。這種 「不穩定」的特性透露了它是個充滿可能的存在，除了是苦悶、壓力的化身，也 能搭配不同物件，協助使用者因應各種環境，活出自己的日子。此刻，它還是學 生主要的貼身學習工具，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地探究學生的生活與學習。新舊科 技交接之際，也是盤點的時刻了。
陸、後記
筆者藉本文為2005年的奇遇畫下逗點。十多年的摸索讓筆者看到教育研究對 「東西」的處理確有不足之處，但本文僅以提出問題意識為目標，故在行文間 刻意放大新左意識型態批判的侷限，並藉著在相對熟悉的教育社會學中展開理論 旅行，找回被忽視已久的物質。儘管資料並非得自嚴謹的研究歷程，但前面初步 的解讀應足以凸顯這個問題意識的重要，就像在Willis《學做工》裡那群百無聊 賴的小子，學生的胡搞也蘊含了許多饒富趣味的重要議題，並非既有理論所能處 理。期待未來有關「東西」的教育研究都能有更恰當的問題意識引導，並能於事 前做好周延的設計，若得有心人願為物質文化研究提出更專業的介紹，當然也讓 人期待。 DOI: 10.3966/102887082018036401001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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