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論性談話節目影響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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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聞學研究‧ 2009 年 1 月. 第九十八期. 頁 47-91. 一般論文. 政論性談話節目影響之探討張卿卿、羅文輝*. 投稿日期：2008 年 2 月 1 日；通過日期：2008 年 8 月 4 日。 *. 作者張卿卿為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教授，e-mail: [email protected]；羅文輝為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e-mail: [email protected]。 ‧47‧.

(2)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八期. 2009 年 1 月. 《摘要》本文針對政論性談話節目的收視影響進行探討，以兩個實驗檢驗收視政論性談話節目可能產生的兩個面向之影響：（一）對議題∕事件肇因歸判與態度的影響；（二）對台灣未來前景信心的影響。針對第一個面向的影響，本研究以框架理論出發，比較收視親藍與親綠政論性談話節目的民眾如何因節目中對於議題∕事件肇因的不同論述而做出不同方向的事件肇因歸判；同時也檢驗議題是否為親身經歷在過程中所扮演的調節角色；此外也分析收視親藍與親綠談話性節目的民眾，對於節目中所討論的議題∕事件或事件中當事人的態度如何因節目收視而產生不同程度與方向的轉變。針對第二個面向的影響，本研究以預示效果理論為架構，推論政論性談話節目收視還可能影響民眾對於台灣未來的信心；這部份主要探討節目中的肇因框架類型與節目中討論議題類型的差異，如何影響到收視觀眾對台灣未來前景的信心；結果發現當節目使用「個人歸因框架」（而非「政府歸因框架」）或節目中討論引發政黨對立的議題（而非政策議題）會顯著地降低民眾對於台灣未來前景的信心。. 關鍵詞：政論性談話節目、歸因、框架理論、預示效果. ‧48‧.

(3) 政論性談話節目影響之探討. 壹、前言 2008 年立委選舉民進黨大敗後，檢討聲音不斷，有人點名某親綠談話性節目的主持人和名嘴應為民進黨此次敗選負責，也有政論家在報紙上直指某親綠談話性節目中的名嘴為一群「不要臉的男人」並斥責他們「搞垮了民進黨，趕走了淺綠及中間選民」（孫慶餘，2008 年 1 月 14 日）。甚至有媒體認為某親綠的政論節目是陳水扁總統參考民意的重要節目，而該節目過於偏袒民進黨，因此讓陳水扁總統無法得知真正的民意（李順德，2008 年 1 月 13 日）。這些論述背後的假設前提是談話性節目是有影響的，不僅會影響一般民眾，甚至還會影響總統的判斷。遠見雜誌針對「誰是造成社會向下沉淪的亂源」這個問題所進行的民意調查發現，亂源前幾名依序為總統與執政團隊（47.4%）、媒體（ 35.6%）、立法院（20.0%）與電視名嘴（14.8%）（徐仁全，2008 年 1 月）。名嘴不僅成為敗選的罪魁禍首，也被視為社會動亂的製造者。談話性節目之所以被視為亂源之一，主要是因為談話性節目早已不符合大家對於談話性節目的期待，談話性節目存在的原意在於提供公共議題論述空間的另類功能，Jost（1994）認為傳統新聞報導基於秒數與篇幅的限制，而無法給予當事者一個釐清或說明事件原委的機會，但政論性談話節目則提供這樣的可能，讓閱聽眾有更直接的方式瞭解相關事件或判斷一個政治人物的好壞；尤其當民眾不相信主流的新聞媒體時，談話性節目提供另一種重要的選擇（Jones, 2004）。然而可能與此相違背的地方是，台灣的談話性節目變成少數政治評論家或媒體人論述的舞台（張卿卿、羅文輝，2007），這些特定名嘴重複地在各大談話性節目中出 ‧49‧.

(4)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八期. 2009 年 1 月. 現，因此節目中訊息在多元性上也可能因而受到侷限。張卿卿與羅文輝（2007）也發現，政論性談話節目中，上至主持人、下至來賓與觀眾，其言論皆以負面與攻擊為主。更嚴重的是，各政論性談話節目成為特定政黨政策或意識型態捍衛的工具，而非開放討論的空間。學者指出近年來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總為特定政黨所發聲（盛治仁，2005），調查研究也發現受訪的半數立委認為談話性節目的主持人多有預設立場（彭芸，2001）。而張卿卿與羅文輝（2007）針對近年來台灣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內容分析，也發現政論性節目中充斥著政黨傾向明確的來賓與主持人，亦即談話性節目內容非親藍即親綠；同時叩應某一特定政論性談話節目之觀眾其意識型態也與該節目吻合。台灣民眾收看政論性節目收視情形普遍，根據盛治仁（2005）的全國電訪結果，「偶爾」或「經常」收視電視談話性節目的民眾高達 58%，而張卿卿與羅文輝（2007）的全國電話訪問研究也發現，受訪者中有 46.2% 表示上週有收看政論性談話節目，其中又以每週觀看兩三天的比例最高。2004 年中研院社會研究所進行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資料也顯示有看政論性節目的佔 59.4%，其中「有時會看」與「經常看」的佔 32%1（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2004）。這樣不算低的收視情形，加上偏頗的內容與衝突批判的對話，也難怪大家直指政論性談話性節目為政治亂源。可惜的是，這些批評究竟是否合理，觀看政論性節目真的會產生負面影響嗎？這部份的疑問，卻無相關實證研究來探討。因此本研究最大的企圖就是在探討接收政論性談話節目可能產生的影響。本研究以框架理論與預示效果理論為基礎，在影響層面，會從兩個面向來探討，第一是從議題的層次，想要探討觀看親藍或親綠政論性談話節目的民眾，對. ‧50‧.

(5) 政論性談話節目影響之探討. 於同一事件的肇因歸判或事件中之人、事或物的態度是否不同。換句話說，會不會因為看到的節目不同，而讓受測者對於同一議題或事件之肇因作不同的歸判；由於框架效果比較可能在閱聽眾判斷不熟悉的事物時產生，因此本研究認為談話性節目的影響限於閱聽眾沒有機會直接接觸的議題，對於有機會接觸的議題，受談話性節目影響的可能性較低；此外，觀看不同節目是否會讓閱聽眾對於當下討論議題中的人、事或物形成不同的態度，也是探討的焦點。第二要探討的影響面向是政論性談話節目的觀看對於台灣未來前景信心的影響，我們經常聽到有人批評政論性談話節目「唱衰台灣」，若果真如此，選民在觀看這些節目後，有可能對於台灣未來的前景更沒有信心。本文將以兩個實驗來回答上述的研究問題。. 貳、政論性談話節目談話性叩應節目（talk show 或 call-in show）於 1940 年即已經出現，最早緣起於廣播節目（Armstrong & Rubin, 1989）。雖然談話性叩應節目存在已久，一直要到 1992 年談話性叩應節目才又引起關注，主要是因當年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廣播與電視的談話性節目成為各個主要候選人與選民溝通的重要管道，帶動了政治人物上叩應節目的風潮（ Herbst, 1995）。在台灣，最早的叩應廣播節目出現於 1987 年，而電視也在 1994 年推出了第一個談話性叩應節目—【選舉大家談】，此為【2100 全民開講】的前身（楊意菁，2004）。不過並非所有台灣的電視談話性節目都提供觀眾的叩應，有的節目中僅有主持人與來賓對談，因此本研究將不刻意區分有無提供來賓叩應的節目。根據張卿卿與羅文輝（2007）的討論，電視談話性節目又可以 ‧51‧.

(6)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八期. 2009 年 1 月. 概分為政論性與非政論性兩大類型；前者主要以探討時事、社會議題或公共事務為主，後者在國外以探討人際關係的話題為主，在台灣則會探討股市、星座或靈異等其他話題。本研究主要聚焦於前者——政論性談話節目。談話性節目依其媒體可區分為廣播談話性節目與電視談話性節目，之前提及收視電視談話性節目的比例接近六成外，另外，在台灣「偶爾」或「經常」收聽廣播談話性節目的比例也有三成（31%）（盛治仁，2005），因此兩種形式的談話性節目的影響都會在本文中被探討，實驗一以電視談話性節目為素材而實驗二以廣播談話性節目為素材。. 一、政論性談話節目的正面功能與負面特質全民的政治思議（political deliberation）在民主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Page, 1996），有異於傳統媒介提供的政治菁英代理式的政治思議（surrogate deliberation），多數學者認為政論性談話節目提供一個政治思議或討論的平台（Page & Tannenbaum, 1996；盛治仁，2005），讓小市民可以透過叩應表達意見與參與討論。除此之外，台灣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具備某些正面功能，第一、談話性節目中所探討的議題主題十分多元；除了時事外，在選舉期間，政論性談話節目也經常討論選舉相關議題（彭芸，2001；盛治仁， 2005）。張卿卿與羅文輝（2007）分析台灣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發現時事是政論性節目中討論的大宗，這也難怪該研究的全國電訪就顯示閱聽眾收視談話性節目的主要動機為增加知識。第二、談話性節目總能邀集到口才便給的政治評論家或深知內幕的媒體人，就單一主題深入討論與剖析，藉此提供民眾更多的資訊與更深入的分析。. ‧52‧.

(7) 政論性談話節目影響之探討. 儘管談話性節目具備一定的資訊性與可看性，因此吸引了不少閱聽眾，但是過去內容分析也顯示談話性節目之所以經常成為撻伐的對象，主要因其具備了以下這幾個負面的特性：. （一）節目的政黨偏頗明顯有異於力求客觀的新聞節目，政論性節目向來難脫政黨的偏頗（ Hofstetter, Barker, Smith, Zari & Ingrassia, 1999）。以美國為例，一些著名的談話性節目，莫不政黨旗幟鮮明，經常在節目中強力捍衛其所認同的意識型態，而且不惜以攻擊為手段，也因此吸引到特定的閱聽眾（ Hofstetter & Gianos, 1997）。Hofstetter 等（1999）就將談話性廣播節目依其意識型態的偏頗歸為保守節目（偏屬於共和黨）與中性節目。台灣的狀況也不例外，根據盛治仁（2005）的觀察，2004 年總統大選後出現一些高舉本土意識的談話性節目，其立場顯然較為偏頗執政的民進黨。彭芸（2001）的研究發現多數立委與新聞記者認為談話性節目中的主持人多為偏頗與不公；有五成受訪立委認為節目主持人對於討論的議題有預設的立場（50.0%），接近五成記者也認為談話性節目有預設立場（53.8%）；接近三成的立委認為主持人並未公平地對待參與座談的來賓（27.4%），也有接近四成的受訪記者認同這樣的看法（ 38.0%）。不僅立委與記者主觀感知認為政論性談話節目內容與主持人似有偏頗與不公的現象，並且針對發言內容的實質分析也同樣發現政論性談話節目的政黨偏頗；張卿卿與羅文輝（2007）鎖定主持人的發言內容所進行的分析顯示：主持人的發言內容通常偏頗特定政黨的意識型態，他們因此認為大部分的節目可以據此歸類成親藍或親綠意識型態的節目。除了主持人外，來賓也是節目政黨偏頗的來源。彭芸（2001）的研 ‧53‧.

(8)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八期. 2009 年 1 月. 究發現有接近八成的立委認為政論性談話節目的叩應民眾會為特定政黨辯護（77%），有接近八成五的記者也如此認為（85.9%）；張卿卿與羅文輝（2007）的內容分析顯示政論性談話節目所邀集的大部分來賓，無論從其政黨認同或其發言內容，皆可辨識其政黨傾向。同時他們的分析也顯示叩應來賓的發言內容通常也充滿政黨的偏頗，親藍節目的叩應來賓通常表達支持泛藍的立場；相反地，親綠節目的叩應來賓通常表達支持親綠的立場。. （二）節目充斥著對立與負面攻擊張卿卿與羅文輝（2007）認為政論性談話節目中的批判與衝突通常是炒熱內容、增加收視的不二法則。這樣的現象無論在美國或台灣都是類似的；以美國為例，Hofstetter 與 Gianos（1997）就指出在美國的談話性節目中充斥著對政府的負面攻擊；而台灣部份，根據張卿卿與羅文輝（2007）的內容分析，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來賓皆以負面或批判的角度發言，連叩應民眾也不例外，大部份的叩應民眾在發言時，也都採負面攻擊的口吻。該文同時進一步分析政論性談話節目中的螢幕上顯示的議題主題句，也發現主題句經常以二元對立的衝突形式出現（例如： 2100 全民開講 2007 年 11 月 12 日出現的主題句「活不下去了：人民假仙？統治者瞎了聾了？」）總而言之，無論從來賓或叩應民眾的發言內容或議題的主題句，我們都可以發現，批判、對立與攻擊是談話性節目的基調。. 二、閱聽政論性談話節目的影響基於政論性談話節目中這些負面特質，也難怪一般人會憂心，暴露 ‧54‧.

(9) 政論性談話節目影響之探討. 於偏頗與攻擊的政論性談話節目內容，是否會有任何負面影響？根據過去的文獻，我們耙梳政論性談話節目的不同影響。以影響對象而言，即可分為許多類型，包括政治人物、公共政策與收視閱聽眾。就政論性談話節目對政治人物的影響部分，過去研究發現政治人物的言行經常會在談話性節目中公開被譴責或撻伐，因此政治人物被逼著必須公開道歉或做出順應民意的反應（Rehm, 1996）；就政論性談話節目對公共政策的影響部分，許多公共政策在初步施行階段，經常會招致民怨，成為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箭靶，萬箭齊發後，導致相關單位順從民意做出讓步（ Page & Tannenbaum, 1996）。如之前台灣 ATM 轉帳上限規範一公佈後，就成為當晚各台談話性節目的攻擊目標，後來政策突然急轉彎，可能就是政論性談話節目影響公共政策的一個很好的例子。但在眾多影響對象中，研究者最關切的焦點還是政論性談話節目對閱聽眾的影響。究竟收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閱聽眾有何影響呢？台灣相關研究針對閱聽眾影響的探討仍十分匱乏，少數探討閱聽眾影響的研究也僅限於選舉期間政論性談話節目對選民的影響，包括：對於政治參與的影響（例如彭芸， 2001 ）與對於競選議題知識增加的影響（例如張卿卿， 2002）。本研究則將補足這一部份文獻的欠缺，從兩個大面向來看收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影響，第一、政論性談話節目對於事件肇因歸判或對於議題態度的影響；第二、政論性談話節目對於台灣未來前景信心的影響。. （一）政論性談話節目影響的相關研究關於政論性談話節目的可能影響，有一部份研究鎖定於節目收視與政治參與或相關態度（政治效能、政治犬儒等）的關係。美國相關研究結果顯示，政論性談話節目的接收與選民的政治參與（ Hofstetter, ‧55‧.

(10)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八期. 2009 年 1 月. Donovan, Klauber, Cole & Yuasa, 1994; Hollander, 1996）或選民的政治效能（Hofstetter & Gianos, 1997）有顯著的正相關；同時也有結果發現政論性談話節目的接收與選民的政治效能（ Hofstetter, et al., 1994; Hollander, 1996）與政治犬儒（Hofstetter & Gianos, 1997）沒有顯著的相關。在台灣部份，過去研究發現政論性談話節目的接收與選民的政治參與（彭芸，2001）有顯著的正相關，而政論性談話節目的注意程度與選民的內在政治效能有顯著的負相關（張卿卿，2002），但是也有台灣學者發現政論性談話節目的接收與政治信任、政治效能等無顯著相關（盛治仁，2005）。整體來說研究結果仍十分分歧。基於增加議題知識是政論性談話節目所賦予的重要任務，因此過去關於談話性節目對於閱聽眾議題影響的另一個重點，鎖定在政論性談話節目是否可以增加閱聽眾對於選舉議題知識。一般認為談話性節目提供民眾與候選人長秒數間接接觸的機會，不但候選人可以抒發自己理念暢所欲言，而選民可以直接獲知候選人的政策方向（Just, Crigler, Alger, Cook, Kern & West, 1996）。例如 Chaffee、Zhao 與 Leshner（1994）發現，1996 年美國總統大選期間，選民對談話性節目的留意程度與其競選議題知識具有顯著的正向相關。然而 Weaver 與 Drew（1995）針對同一選戰的研究卻未發現任何顯著效果。同樣地，Drew 與 Weaver（ 1998）針對美國 1996 年大選所作的調查，也未能發現談話性節目與競選議題知識具有顯著的關係。孫秀蕙（1996）在針對民國 83 年省長選舉所作的研究中，並未發現新興媒體（包括叩應節目）與政治知識間有顯著的相關。這樣歧異的結果可能是因為觀看談話性節目的人也經常接觸電視或報紙新聞，因此若同時考量新聞媒體使用時，談話性節目收視與競選議題知識間的關係則變得不顯著（張卿卿，2002）。最重要的是無論影響面向是政治參與、政治效能或政治知識，相關. ‧56‧.

(11) 政論性談話節目影響之探討. 研究結果都很分岐，這樣分歧的結果可能是因為觀看政論性談話節目跟其他變數間有明顯的相關（例如：電視新聞暴露、報紙新聞暴露、政治興趣等），若以調查的方式很難釐清暴露於談話性節目本身可能產生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決定以較能推判因果關係的實驗來進行，希望藉此釐清談話性節目的可能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政論性談話節目向來被批評為充滿偏頗、衝突與歧見（Davis, 1997），因此有學者認為長期收視這些節目後，閱聽眾增加的可能不是正確的資訊，而是錯誤的資訊（misinformaion）。錯誤資訊對於民主社會的運作有害無益，如果社會上充斥著滿懷偏見的選民將會把民主政治帶到偏差的道路（Hofstetter, Smith, Zari & Ingrassia, 1999）。 Hofstetter 等人（1999）就發現雖然叩應談話性節目或收聽中立的談話性節目的確可以增加政治知識，但是收聽保守有偏見的節目，其政治知識反而更低落；最值得注意的是收聽保守有偏見的談話性節目還會增加錯誤資訊。綜言之，收視有政黨偏見的節目不但不能增加政治知識，反而會增加錯誤知識。同理而論，如果提供偏頗的資訊，能讓選民累積錯誤的資訊；那麼政論性談話節目提供了偏頗的資訊，也可能會影響到民眾對於一個議題的理解，而對此議題做出不同的肇因責任歸判或對該議題形成不同的態度，這部份是過去國內外文獻較為欠缺的，也是本研究探討的焦點。. （二）政論性談話節目對於議題肇因歸因的影響在彭芸（2001）研究中，受訪的政論性談話節目主持人坦承：談話性節目中議題的選擇主要考量要素是收視率的壓力，因此他們會選擇簡單辛辣的議題，來吸引觀眾。除了議題必須具爭議性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談話性的主題標題通常以某些特定框架來呈現（張卿卿、 ‧57‧.

(12)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八期. 2009 年 1 月. 羅文輝，2007）。在眾多可能框架中，我們認為肇因框架經常會在政論性談話節目中出現，因此特別值得探討，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心。 Iyengar（1989）指出大部分的政治事件都不在民眾的親身接觸範圍內，且多數民眾對於政治事件或議題也沒有足夠的政治相關資訊，因此他們通常會倚賴一些簡單的方式來幫助他們理解政治的世界，其中一種經常出現的方式即為「責任的歸因」（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而責任歸因又可以分成「肇因責任歸因」（causal responsibility）與「解決責任歸因」（treatment responsibility）；前者指的是歸咎事件的肇因，後者指的是歸咎事件解決的責任所在。而歸因的對象可以是當事人，也可以是政府。新聞事件的報導經常會使用一些特定框架（Gitlin, 1980）。我們認為談話性議題的標題也會以特定的框架來呈現其主題。以颱風侵襲台灣造成淹水損害為例，談話性主題可以就其肇因責任的歸因在標題中操作，像是「盜抽地下水造成颱風成災！」（為肇因歸因，歸因對象：特定個人∕當事人∕民眾）或「颱風現形記：政府治水不力！」（為肇因歸因，歸因對象：政府）；同樣地，也可以就問題解決責任的歸因對象在標題中操作，像是「治水抓出水蟲，不應由中央買單」（解決責任歸因，歸因對象：特定個人∕當事人∕民眾）或「治水：中央責無旁貸！」（解決責任歸因，歸因對象：政府）。由於談話性節目中互相怪罪的現象多於提供建設性的解決意見，因此本研究將鎖定肇因責任歸因框架來探討。框架會影響我們對事物的判斷，框架效果（framing effects）指的是當資訊呈現方式改變時判斷也隨之改變（Kahneman & Tversky, 1979; Tversky & Kahneman, 1981）。這樣的概念放在新聞媒體的情境下，則是指閱聽眾對某議題的解讀與對其責任的歸因會受到新聞中所呈現的框. ‧58‧.

(13) 政論性談話節目影響之探討. 架影響（Iyengar, 1987, 1989 & 1991）。例如 Iyengar（1987 & 1989）的多項實驗皆驗證了閱聽眾對社會議題與政治議題的看法，會受到其所接收的新聞框架所影響。在伊朗事件中新聞報導把此事件之導因指向雷根總統，因此多數民眾認為雷根總統應該要為此事件負責，同時民眾對雷根的評價在伊朗事件後也因而降低（Iyengar, 1991）。Iyengar 與 Simon （1993）的研究顯示在第一次波灣戰爭中，大量接觸新聞的民眾，因為受到新聞框架的影響，偏好以武力而非以外交途徑來解決中東問題。新聞媒體的框架效果不限於政治事件或國際新聞，其效果已經在多項不同性質的議題中被重複驗證，包括健保（Shah, Domke & Wackman, 1996）、學校預算（Price, Tewksbury & Powers, 1997）、公民自由（ Nelson, Clawson & Oxley, 1997）與競選活動的報導（例如：Rhee, 1997），但卻沒有任何研究探討談話性節目的主題框架及其歸因效果。雖然 Hall 與 Cappella（2002）也研究談話性節目的歸因效果，但他們的研究主要比較不同節目的閱聽眾對於柯林頓之所以會連任的歸因是否有異，並未深究訊息框架與歸因效果的關係。不過他們研究的一個有趣發現是：保守談話性廣播節目的收聽者較不願意將柯林頓的連任歸因於杜爾的政策不為人接受，或柯林頓在第一任內的表現可圈可點。這樣的結果的確有可能是因為保守談話性廣播節目習慣使用某些角度或框架來討論政治議題，或批評執政的民主黨，因此造成收聽者在長期收聽後在歸因上的差異。整體來說，過去研究並未實際探討政論性談話節目的框架效果，因此我們將就此主題作更深入的研究。以過去的框架效果文獻為基礎，我們推論議題主題出現的框架會直接影響到收視聽眾對於此議題肇因的歸因。同時我們認為親藍的談話性節目通常會將目前事件的亂象歸導至政府上層（本研究稱之於「政府肇因框架」）；相反地，親綠的談話性節. ‧59‧.

(14)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八期. 2009 年 1 月. 目通常會將目前事件的亂象歸導至民眾或事件當事（本研究稱之於「個人肇因框架」）。最重要的是，基於不同框架的使用，在觀看親藍與親綠的節目後，閱聽眾對於同一事件的肇因應該會有不同方向的歸因，看完親在野黨節目後會將事件肇因歸咎於政府，相反地，看完親執政黨節目後會將事件肇因歸咎於個人；由於本研究在民進黨執政期間進行，因此推論在看完親藍節目後會將事件肇因歸咎於政府，相反地，看完親綠節目後會將事件肇因歸咎於個人。假設一：收視親藍或親綠的電視談話性節目會對同一議題產生不同的肇因歸判。如前所述，Iyengar（1989）指出大部分的政治事件都不在民眾的親身接觸範圍內，且多數民眾對於政治事件或議題也沒有足夠的政治相關資訊，因此他們通常會倚賴一些簡單的方式來幫助他們理解政治的世界。這樣的說法似乎意涵著當民眾對於該事件或議題有親身的經驗，就不會倚賴接收訊息呈現的框架來理解議題。因此我們推論，談話性節目中不同歸因框架的使用所產生的影響，可能會因為對於該議題是否有親身經驗而有差異。假設二：當受試者對於一議題有親身經驗時，對於該事件的肇因歸因不會受到談話性節目框架的影響（政府責任框架 vs. 個人責任框架）；相反地，當受試者對於一議題無親身經驗時，對於該事件的肇因歸因會受到談話性節目框架的影響。. （三）政論性談話節目對於事件態度的影響此外，框架的影響也不限於因果關係的解釋或事件解決方式的偏. ‧60‧.

(15) 政論性談話節目影響之探討. 好。不同的新聞框架也會影響閱聽眾對於報導事件的想法與記憶的內涵（Valkenburg, Semetko & de Vreese, 1999），或影響民眾對此事件的態度（例如：Nelson, Clawson & Oxley, 1997）。例如 Nelson、Clawson 與 Oxley（1997）發現如果新聞將 3K 黨相關新聞以言論自由的框架來討論，而不是以製造動亂的框架來呈現，閱聽眾對 3K 黨的行為表達較高的容忍意願。因此我們推論，閱聽眾收視呈現不同肇因框架的親藍或親綠的電視談話性節目後，應會對同一議題中之相關人、事或物產生不同的態度轉變。假設三：收視親藍或親綠的電視談話性節目會對同一議題產生不同的態度轉變。. （四）政論性談話節目的預示效果學者們認為人們是認知的小氣鬼（Tetlock, 1979）。一般人對事物下判斷時不會通盤思考所有可能資訊，反而會倚賴腦海中最可得（ accessible ）的資訊（例如：Higgins & King, 1981; Higgins, King & Mavin, 1982; Srull & Wyer, 1979, 1980 ）。而資訊的可得性（ accessibility）決定於此資訊是否在近期內被喚起（activated）以及是否經常被喚起（Higgins & Chaires, 1980; Higgins & King, 1981）。基於這些認知的侷限，政治傳播學者認為新聞媒體的報導會影響到某些議題資訊的可得性，而資訊可得性則會進一步左右民眾對於政府或政治人物的評判基礎，最後造成態度改變，這樣的效果稱之為預示效果（priming effects）（Iyengar & Kinder, 1987）。過去對於預示效果的相關驗證十分豐富。舉例而言，Iyengar、 Peters 與 Kinder（1982）的實驗顯示當受試者接觸國家安全的新聞後，. ‧61‧.

(16)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八期. 2009 年 1 月. 會以卡特總統在國家安全上的表現來評估他；相反地，當受試者接觸到通貨膨脹的新聞時，則會以卡特總統在通貨膨脹議題處理的表現來評估他。調查研究也發現在伊朗事件發生後，民眾對於雷根總統的評價則受到他在伊朗事件的表現所影響，而非他在其他議題處理表現上的影響（ Krosnick & Kinder, 1990）。在波灣戰爭爆發時，民眾對於布希總統的評價主要決定於他處理波灣戰爭的表現（ Iyengar & Simon, 1993; Krosnick & Brannon, 1993a, 1993b; Pan & Kosicki, 1997）。Edwards、 Mitchell 與 Welch（1995）針對 25 個民意調查的資料分析顯示：一項議題在媒體中的顯著性的確會影響其在評估總統時所佔的權重。Willnat 與 Zhu（1996）的時間序列分析也發現當香港媒體報導政治改革議題愈頻繁時，香港民眾在評價港區特首時就會考量其在政治改革上的表現。過去也有研究發現不同談話性節目的內容可以喚起（activate）不同的資訊，造成其可得性的差異，進而影響到人們對於相關事物的判斷。Rossler 與 Brosius（2001）針對非政論性談話節目的探討發現，受試者暴露於討論同性戀的節目內容後，高估了同性戀在當今社會上的普遍程度；當同性戀在節目中被主持人與多方來賓激烈討論後，相關資訊在腦海中的可得性因而提高，此時受試者被問及同性戀的普遍程度，很自然地會有高估的現象發生。Holbert（2004）發現若閱聽眾收聽保守意識掛帥的廣播談話節目愈頻繁，對布希總統的喜好愈高，同時也更同意 2000 年的總統大選是一場公平競爭；而愈少收聽保守意識掛帥的廣播談話節目的閱聽眾，則對高爾的喜好愈高，同時也更加認為 2000 年總統大選是一場不公平的競爭。以過去的研究為基礎，我們推論閱聽眾暴露於政府框架或個人框架的政論性節目後，會影響到特定面向資訊的可得性，此時若民眾被問及對於台灣未來前景的信心時，可能因不同框架的節目讓不同的資訊可得. ‧62‧.

(17) 政論性談話節目影響之探討. 性產生差異，而會有不同的回應。針對特定議題而言，個人框架中之個人（事件當事人）有時雖然可能是名人或政治家，但是對於一些議題而言，事件之當事人經常是和閱聽眾一樣的小市民，這裡將探討小市民。本研究推論節目若以個人肇因框架呈現，亦即節目中的名嘴們強調問題的產生主要是小市民之過，而未討論政府所應負起的責任，將會增加政府施政無力面向資訊的可得性，此時民眾將會認為台灣未來的前景堪虞。舉例而言，如果水溝蓋破了，路人因而摔傷了腿，大家歸咎於路人之個人疏忽，而非歸咎於市府未盡檢查與維護之責；如果教改出問題，節目認為是家長的錯誤升學觀念所造成，而不去歸咎政府之教育政策是否不妥適，那麼身為小市民的民眾，可能覺得無法倚賴政府做好其該作的事，亦即政府沒有負責的能力，也因此會對於台灣未來前景無法懷抱信心。假設四：與觀看「政府框架」的政論性談話節目相比較，觀看「個人框架」（小市民框架）的政論性談話節目會降低受試者對於台灣未來前景的信心。此外，本研究認為除了不同的訊息框架外，也有必要探討節目中討論的議題不同時，是否會影響民眾對於台灣未來前景的信心。基於民眾期待從政論性談話節目中獲得資訊（張卿卿、羅文輝，2007），因此我們推論一般民眾應該會希望看到談話性節目提供針對公共政策議題的對話。然而不幸地，台灣的政論性談話節目經常會探討挑撥政黨對立的議題，2008 年初遠見雜誌所公布的民情大調查就顯示一般民眾認為台灣最嚴重的問題是「藍綠對立」（徐仁全，2008 年 1 月），本研究因此認為當談話性節目討論到引發政黨對立的議題時，會喚起民眾對於政治對立的相關負面資訊，而令民眾更加感到無力，同時也對於台灣未來感. ‧63‧.

(18)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八期. 2009 年 1 月. 到毫無信心。假設五：與觀看政策討論議題相比較，觀看引發對立的議題會降低民眾對於台灣未來前景的信心。. 參、研究方法一、實驗一實驗一主要目的在驗證假設一、三與五。. （一）實驗設計本實驗採受試者二變因的多因子受試者間設計（2 x 2 factorial design）第一個操弄變因為議題類型，分為兩個不同議題：政策議題— 金管會與政黨對立議題—首長特支費；第二個操弄變因為節目的政黨色彩，分為兩個層次：親藍與親綠。. （二）實驗素材實驗素材為真實的談話性節目內容，先選擇 2006 年 9 月至 2007 年 1 月間同時被親藍與親綠政論性談話節目所討論的議題。再依據所選擇出來的議題就兩個面向進行篩選：第一，由於一集談話性節目中經常會轉換討論的主題，因此選定該單一議題的討論時間長度超過十分鐘者；第二，議題為政策議題抑或政黨對立議題；依此標準選出一政策議題：「金管會」議題，此議題同時被親藍的【2100 全民開講】（2006 年 10 月 30 日）和親綠的【大話新聞】（2006 年 11 月 2 日）所討論。另選. ‧64‧.

(19) 政論性談話節目影響之探討. 出一政黨對立議題「馬英九特支費」議題，此議題同時被親藍的「超級新聞駭客」（2006 年 11 月 15 日）和親綠的「頭家來開講」（2006 年 11 月 24 日）所討論。這四支影片皆委請政大影音實驗室的同學，剪接成長度接近 10 分鐘的影片。在內容框架部份，就第一個議題（金管會），對於金管會之所以會出問題，不同節目提出不同的肇因歸咎，親藍節目認為金管會會出問題是扁政府金改政策錯誤（「政府歸因框架」），親綠節目認為金管會會出問題是單一事件，主要是個人操守出問題，扁政府若有責任僅限於用人失當或監督無力（「個人歸因」）。就第二個議題（馬英九特支費），節目中對於特支費的問題之所以引發爭議有兩個拉鋸的歸因，親藍節目認為特別費是制度問題（政府歸因），親綠節目認為特別費是個人問題，主要起因於馬英九的操守（個人歸因）。. （三）受試者招募實驗進行期間為 2007 年 6 月。本實驗共招募 119 名受測者，每位回饋 300 元的測試禮金，受試者主要招募於 13 個不同單位，同時招募條件以年滿 20 歲具備投票權的選民為主，這些單位主要以私人企業為主（例如：航運公司、網路公司、機車工廠等），此外還包括教育單位（例如：國小老師、大學內的工友與事務人員）、和媒體單位（僅招募其事務人員）等；施測地點涵蓋台北市、台北縣、桃園、新竹與台中。為免某一單位過於同質化，影響到實驗的結果，每一個單位最多招募至 14 人，同時每一單位參加測試的人隨機分派到四個不同版本的實驗組別，每組同一地點最多有 3-4 人觀看。. ‧65‧.

(20)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八期. 2009 年 1 月. （四）施測流程助理先至各單位發散招募傳單，傳單中告知施測時間與報名方式。依照事前報名人數，多位助理攜帶 12 吋以上螢幕的筆記型電腦至各單位進行測試，四組實驗的影片燒成光碟，施測時以 DVD 播放軟體，同時為了預防同一場地同時播放不同影片造成干擾，電腦皆備有耳機，受試者以配戴耳機方式觀看影片，同時以一機一人為原則。受測者先閱讀一份說明，並告知本研究的匿名性，之後受試者先填答一份簡短的問卷，詢問其對一些政治議題的態度，其中包括節目探討的議題以及一些填充議題中相關人、事或物的態度，接下來觀看十分鐘的談話性節目。看完節目後填寫一份問卷，問卷中詢問其議題歸因、態度以及對於台灣未來前景的信心。施測時間約為 20-30 分鐘。. （五）變項的測量 1. 基本資料：包括受測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政黨傾向。 2. 自變項：節目的政黨偏頗本實驗素材中對親藍與親綠色彩節目的選擇，主要根據張卿卿與羅文輝（2007）的研究結果。雖然如此，究竟在主觀上閱聽眾是否也可以意識到兩個節目中的政黨偏頗，仍有待確認，因此在問卷中詢問閱聽眾對於節目中來賓發言政黨傾向的認知，親藍部份以兩個題項詢問：「在這個節目中，來賓表達出支持泛藍的看法」；「在這個節目中，來賓意見比較偏頗泛藍的政治人物」（兩題的相關性達顯著，Pearson’s r = .82, p < .01，因此將兩題加總平均作為「親藍傾向」的指標）；同樣地，親綠部份以兩個題項詢問：「在這個節目中，來賓表達出支持泛綠的看法」；「在這個節目中，來賓意見比較偏頗泛綠的政治人物」（兩題的 ‧66‧.

(21) 政論性談話節目影響之探討. 相關性達顯著，Pearson’s r = .81, p < .01，因此將兩題加總平均作為「親綠傾向」的指標）。正如預期，整體而言，親藍節目的「親藍傾向」得分高於親綠節目，F (1, 117) = 82.68, p < .01, M 藍 = 5.07, SD = 1.31, M 綠 = 3.03, SD = 1.13；相反地，親綠節目的「親綠傾向」得分高於親藍節目，F (1, 117) = 104.04, p < .01, M 藍 = 2.52, SD = 1.14, M 綠 = 4.86, SD = 1.36。因此素材的選擇符合預期。 3. 共變項：政治興趣基於政治興趣對於訊息接收的可能影響，政治興趣在所有的分析中都被當作共變項（covariate）來處理，政治興趣以兩個題項來測量：「一般而言，我對政治很感興趣」與「一般而言，我對政治事物很關心」。兩題的相關性達顯著，Pearson’s r = .38, p < .01，因此加總平均後作為「政治興趣」的指標。 4. 依變項：（1）議題態度無論對金管會這個單位或是馬英九是否被起訴這件事，一般人可能已經有既存態度，為避免不同組別間受試者的既存態度差異可能產生干擾（confound），本研究所探討的影響主要鎖定於事前（觀看節目前）與事後（觀看節目後）態度轉變的多寡。第一個議題主要關於金管會，因此議題態度主要在測受試者對於金管會這個單位的態度，金管會的態度分別在看影片前，和看影片後各測量一次，並以兩個題項來測量：「我對金管會的印象很好」與「金管會是一個表現很好的政府單位」，兩題的相關性達顯著，Pearson’s r = .62, p < .01，因此將兩題加總平均作為「金管會態度」的指標，並將第二階段的評分減掉第一階段的評分，作為態度轉變的指標。 ‧67‧.

(22)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八期. 2009 年 1 月. 第二個談話性節目的主題是馬英九的特別費，在觀看影片前，受試者被問到對於下列陳述的同意程度：「馬英九應該為特別費被起訴」；在觀看影片後，受試者再次填答其對於此題項的同意程度。我們將事後的同意程度減掉事前的同意程度，作為其態度轉變的指標。（2）歸因歸因主要分為「政府歸因」程度評分與「個人歸因」程度評分。就第一個議題（金管會），「政府歸因」程度主要以一個題項來測量：「金管會出問題，是扁政府金改政策錯誤造成的」，「個人歸因」程度則以兩個題項來測量：「金管會出問題，錯在扁政府未盡監督之責」「金管會出問題，是扁政府用人不當」；兩題的相關性達顯著， Pearson’s r = .53, p < .01，因此加總平均後作為「個人歸因」程度的指標。就第二議題（特支費），「政府歸因」程度主要以兩個題項來測量；「特別費的問題出在政府沒有明確說明到底特別費是公費還是私費」「特別費是制度不明確產生的問題」，兩題的相關性達顯著， Pearson’s r = .60, p < .01，因此加總平均後作為「政府歸因」程度的指標。「個人歸因」程度則以兩個題項來測量：「特別費是個人操守的問題」「特別費是個人貪腐的問題」，兩題的相關性達顯著，Pearson’s r = .62, p < .01，因此加總平均後作為「個人歸因」程度的指標。（3）台灣未來信心主要以兩個題項來測量：「我對於台灣前景感到樂觀」與「我認為台灣前途充滿希望」。兩題的相關性達顯著，Pearson’s r = .86, p < .01，因此加總平均後作為台灣未來信心的指標。. ‧68‧.

(23) 政論性談話節目影響之探討. （六）分析 1. 受訪者輪廓 119 位受試者中，男生有 61 位（ 51.3% ），女生有 58 位（ 48.7%）。以年齡來看，21-30 歲佔 28.8%，31-40 歲佔 32.2%，41-50 歲佔 26.3%，51 歲以上佔 12.7%。在教育程度部份，國中與小學者佔 4.2%，高中職者佔 11.8%，專科者佔 19.3%，大學以上者佔 65.3%。以政黨傾向來看，勾選國民黨、親黨與泛藍的有 38 位，勾選民進黨與泛綠的有 7 位，都不願意支持的有 22 位，自認為中間選民的高達 53 位，過度分佈於中間選民的原因，可能是在民眾普遍對扁政府執政失望的情況下，有部份泛綠選民不願意表達自己的政黨傾向。 2. 假設驗證（1）假設一假設一認為收視親藍或親綠的電視談話性節目會對同一議題產生不同的肇因歸判。先針對第一個議題（金管會）作分析，共變數分析（ ANCOVA）結果顯示和看親綠節目的受試者比較，看親藍節目的受試者偏向將事件作「政府歸因」，F (1, 59) = 4.63, p = .04, M 藍 = 5.03, SD = 1.52, M 綠 = 4.35, SD = 1.23（參見表格一）。相反地，和看親藍節目的受試者比較，看親綠節目的受試者偏向將事件作「個人歸因」，不過平均值雖然在預期方向，但是並未達顯著，F (1, 59) = 1.08, p = .30, M 藍 = 5.14, SD = 1.24, M 綠 = 5.48, SD = .96。因此針對假設一的金管會議題部份，只有部份得到支持，亦即不同節目影響到「政府歸因」程度但未顯著影響到「個人歸因」程度。. ‧69‧.

(24)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八期. 2009 年 1 月. 表格一：假設一與三的驗證結果政策議題—金管會. 對立議題—首長特支費. 親藍. 親綠. F. p. 親藍. 親綠. F. p. 政府歸因（假設一）. 5.03 (1.52). 4.35 (1.23). 4.63. .04. 5.62 (1.01). 5.11 (.94). 3.39. .05. 個人歸因（假設一）. 5.14 (1.24). 5.48 (0.96). 1.08. .30. 4.20 (1.35). 4.20 (1.19). 0.01. .99. 態度改變（假設三）. -.97 (1.31). -.37 (0.96). 4.14. .05. -.03 (0.89). -.46 (0.92). 4.18. .05. 針對第二個議題（特支費），ANCOVA 結果顯示和看親綠節目的受試者比較，看親藍節目的受試者偏向將事件作「政府歸因」，F (1, 56) = 3.93, p = .05, M 藍 = 5.62, SD = 1.01, M 綠 = 5.11, SD = .94。然而，和看親藍節目的受試者比較，看親綠節目的受試者並未因此偏向將事件作「個人歸因」，F (1, 56) = .01, p = .99, M 藍 = 4.20, SD = 1.35, M 綠 = 4.20, SD = 1.19。因此針對假設一的特支費議題部份，只有部份得到支持，亦即不同節目影響到「政府歸因」程度，但未顯著影響到「個人歸因」程度。（2）假設三假設三認為收視親藍或親綠的電視談話性節目會對同一議題產生不同的態度。在金管會議題部份，ANCOVA 分析顯示看到親藍的節目後，大家對於金管會的態度負向改變程度顯著地高於看過親綠節目，F (1, 58) = 4.14, p = .05, M 藍 = -.97, SD = 1.31, M 綠 = -.37, SD = .90。結果符合預期。在特別費案部份，ANCOVA 分析顯示看到親藍的節目後，大家對. ‧70‧.

(25) 政論性談話節目影響之探討. 於馬英九是否應為特支費被起訴的態度改變顯著地低於看到親綠的節目，F (1, 55) = 4.18, p = .05, M 藍 = -0.03, SD = .89, M 綠 = .46, SD = .92（正向的數值表示在看完節目後更認為馬英九應該被起訴）。因此無論是針對金管會或特支費議題，假設三完全得到支持。（3）假設五假設五認為觀看引發對立的議題會影響到民眾對於台灣前景的信心。金管會議題為一政府政策的討論，而特支費一直以來被認為是政治鬥爭的工具（郭文楷，2006 年 11 月 17 日）；因此我們將後者視為引發對立的議題。ANCOVA 結果顯示與觀看金管會的談話性節目相比較，觀看特支費的談話性節目讓民眾對於台灣未來的信心度降低，F (1, 114) = 4.98, p = .03, M 特支費 =3.05, SD = 1.54, M 金管會 = 2.52, SD = 1.11（請參見表二）。因此假設五得到支持。表格二：假設五的驗證結果. 台灣未來信心（假設五）. 特支費. 金管會. F. p. 3.05 (1.54). 2.52 (1.11). 4.98. .03. 二、實驗二實驗二主要目的在驗證假設二與四。. （一）實驗設計本實驗採多因子重複量數混和設計（mixed design），第一個操弄變因為歸因方向，為受試者外變數，分為兩個層次（「政府歸因框架」 ‧71‧.

(26)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八期. 2009 年 1 月. 與「個人歸因框架」）；第二個操弄變因為議題類型，為受試者內變數，分為兩個不同議題（親身經驗議題：教改 vs. 無親身經驗議題：兩岸經濟政策）；第三個變數為節目的順序（分為先聽教改再聽經濟或先聽經濟再聽教改）。. （二）實驗素材實驗素材為錄製的廣播談話性節目內容，由於受試者為大學生，因此選擇教育改革為大學生有親身經驗的議題，教改於 1996 年開始進行，因此目前所有在學的大學生，都是教改的直接經驗者；而兩岸經濟議題為大學生較無直接經驗的議題。在教育改革部份，「政府歸因框架」的節目強調教改問題是政府政策錯誤；「個人歸因框架」的節目強調教改沒有錯，錯在家長的心態沒有改變。在兩岸經濟政策部份，「政府歸因框架」的節目強調問題出在政府不開放，「個人歸因框架」的節目強調問題出在台商為私利外移。為了讓框架內容可以清楚呈現，先自行撰寫節目內容，每個節目中各安排四個來賓交叉發言，同時每則節目的字數都控制在類似的長度，並先以寫好的節目內容以大學生進行前測（N = 33），前測結果顯示框架差異的確可以清楚被辨識，因此在專業的錄音室進行節目錄製，每則節目長度接近 10 分鐘。. （三）受試者招募實驗進行期間為 2007 年 5 月。本實驗共招募 40 名受試者，每位回饋 100 元的試測禮金，受試者主要招募於大學校園，同時招募條件以年滿 20 歲具備投票權的選民為主。. ‧72‧.

(27) 政論性談話節目影響之探討. （四）施測流程助理先至各 BBS 發散招募傳單，傳單中告知施測時間、地點與報名方式。實驗於影音實驗室進行，實驗室中有電腦與耳機十數台，每組實驗的影音檔案儲存在不同電腦的電腦桌面上，為了預防同一場地同時播放不同影片造成干擾，備有耳機，受試者以配戴耳機方式收聽節目，同時以一機一人為原則。受試者到達實驗室報到後，隨機分派到不同的電腦前，接著先閱讀一份說明，告知其研究流程與匿名性，之後受試者聆聽十分鐘的廣播談話性節目，然後填寫一份問卷，再接著聆聽第二則談話性節目，聽完節目後填寫另一份問卷。施測時間約為 35-40 分鐘。. （五）變項的測量 1. 基本資料：包括受試者的性別、年齡與政黨傾向。 2. 自變項：政府框架與個人（小市民）框架針對第一個議題，節目中對於教改不成功提出兩個面向的歸因，「政府歸因框架」節目認為教改不成功是政府的政策錯誤，「個人歸因框架」節目認為教改不成功是一般民眾與家長的觀念扭轉不過來。針對本研究中的框架類型進行操弄檢定，「政府歸因框架」以兩個題項詢問：「節目中來賓的一致觀點是教育出問題錯在政府」「節目中來賓的一致觀點是教育問題是政府施政錯誤造成的」，兩題的相關性達顯著， Pearson’s r = .97, p < .01，因此將兩題加總平均作為教育議題「政府歸因框架」的指標；同樣地，「個人歸因框架」部份以兩個題項詢問：「節目中來賓的一致觀點是教育問題出在家長的態度」「節目中來賓的一致觀點是教育問題出在家長的觀念」，兩題的相關性達顯著， Pearson’s r = .97, p < .01，因此將兩題加總平均作為「個人歸因框架」 ‧73‧.

(28)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八期. 2009 年 1 月. 的指標。正如預期，預定為「政府歸因框架」的教育議題節目在「政府歸因」同意程度得分高於預定為「個人歸因框架」節目（參見表三）， F (1, 38) = 143.41, p < .01, M 政府框架 = 6.23, SD = .70, M 個人框架 = 2.05, SD = 1.39；相反地，預定為「個人歸因框架」教育議題節目在「個人歸因」同意程度得分高於預定為「政治歸因框架」節目，F (1, 38) = 142.42, p < .01, M 政府框架 = 2.25, SD = 1.06, M 個人框架 = 6.10, SD = .98。因此操弄檢定結果是令人滿意的。表格三：實驗二之操弄檢定教育議題政府歸個人歸因框架因框架. 經濟議題 F. p. 政府歸個人歸因框架因框架. F. p. 政府歸因框架指標. 6.23 (.70). 2.05 (1.39). 143.41 <.01. 6.18 (.85). 1.93 (1.23). 162.36 <.01. 個人歸因框架指標. 2.25 (1.06). 6.10 (0.98). 142.42 <.01. 2.48 (1.36). 5.83 (1.20). 68.37. <.01. 在經濟議題部份，節目中對於台灣經濟衰退提出兩個面向的歸因，「政府歸因框架」節目認為經濟衰退是政府的兩岸經濟政策錯誤，「個人歸因框架」節目認為經濟衰退是台商為了私利的結果（個人歸因）。針對本研究中的框架類型進行操弄檢定，「政府歸因框架」以兩個題項詢問：「節目中來賓的一致觀點是經濟出問題錯在政府」、「節目中來賓的一致觀點是經濟問題是政府施政錯誤造成的」，兩題的相關性達顯著，Pearson’s r = .94, p < .01，因此將兩題加總平均作為經濟議題「政府歸因框架」的指標；同樣地，「個人歸因框架」部份以兩個題項詢問：「節目中來賓的一致觀點是經濟問題出在企業的短視」、「節目中 ‧74‧.

(29) 政論性談話節目影響之探討. 來賓的一致觀點是經濟問題出在企業的自私」，兩題的相關性達顯著， Pearson’s r = .98, p < .01，因此將兩題加總平均作為「個人歸因框架」的指標。正如預期，整體而言，預定為政府歸因框架經濟議題節目在「政府歸因框架」得分高於預定為個人歸因框架節目，F (1, 38) = 162.36, p < .01, M 政府框架 = 6.18, SD = .85, M 個人框架 = 1.93, SD = 1.23；相反地，預定為個人歸因框架經濟議題節目在「個人歸因框架」得分高於預定為政治歸因框架節目，F (1, 38) = 68.37, p < .01, M 政府框架 = 2.48, SD = 1.36, M 個人框架 = 5.83, SD = 1.20。因此操弄檢定結果是令人滿意的。 3. 共變項：政治興趣基於政治興趣對於訊息接收的可能影響，政治興趣在所有的分析中都被當作共變項來處理，政治興趣以兩個題項來測量：「一般而言，我對政治很感興趣」與「一般而言，我對政治事物很關心」。兩題的相關性達顯著，Pearson’s r = .71, p < .01，因此加總平均後作為「政治興趣」的指標。 4. 依變項：（1）歸因歸因主要分為「政府歸因」同意程度評分與「個人歸因」同意程度評分。就第一個議題（教育），「政府歸因」程度主要以兩個題項來測量：「教育會出問題，錯在政府施政前未妥善規劃」與「教育會出問題，是政府施政錯誤造成的」，兩題的相關性達顯著，Pearson’s r = .71, p < .01，因此加總平均後作為「政府歸因」程度的指標。個人歸因則以兩個題項來測量：「教育會出問題，錯在家長望子成龍望女成鳳的觀念」「教育會出問題，錯在家長對小孩的過度期望」；兩題的相關性達 ‧75‧.

(30)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八期. 2009 年 1 月. 顯著，Pearson’s r = .77, p < .01，因此加總平均後作為「個人歸因」程度的指標。就第二個議題（兩岸經濟政策），「政府歸因」程度主要以兩個題項來測量：「經濟會出問題，錯在政府施政前未妥善規劃」與「經濟會出問題，是政府施政錯誤造成的」，兩題的相關性達顯著，Pearson’s r = .60, p < .01，因此加總平均後作為「政府歸因」程度的指標。「個人歸因」程度則以兩個題項來測量：「經濟會出問題，錯在企業注重短期的利益」與「經濟會出問題，錯在企業為了成本紛紛出走」；兩題的相關性達顯著，Pearson’s r = .51, p < .01，因此加總平均後作為「個人歸因」程度的指標。（2）台灣未來信心主要以兩個題項來測量：「我對於台灣前景感到樂觀」與「我認為台灣前途充滿希望」。在聽完教育節目後填答時，兩題的相關性達顯著，Pearson’s r = .92, p < .01；同樣地，在聽完經濟節目後填答時，兩題的相關性也達顯著，Pearson’s r = .92, p < .01，因此加總平均後作為台灣未來信心的指標。. （六）分析 1. 受訪者輪廓如前所述，本研究只招募有投票資格的學生，在 40 位受試者中，男生女生各佔 50.0%。以年齡來看，20 歲佔 30.6%，21 歲佔 13.6%，22 歲佔 16.7%，23 歲佔 19.4%，24 歲佔 16.7%，25 歲佔 2.8%。以政黨傾向來看，勾選國民黨與泛藍的有 13 位，勾選民進黨與泛綠的有 7 位，都不願意支持的有 6 位，自認為中間選民有 12 位。. ‧76‧.

(31) 政論性談話節目影響之探討. 2. 假設驗證由於節目觀看順序對於依變項沒有顯著影響（all ps > .50），因此後續將觀賞不同順序的組別合併分析。（1）假設二假設二認為當受試者對於一議題有親身經驗時，對於該事件的歸因不會受到談話性節目框架的影響；相反地，當受試者對於一議題無親身經驗時，對於該事件的歸因會受到談話性節目框架的影響。因此我們期待在教育議題部份，聆聽的節目不會產生影響，結果正如預期，在教育議題部份，ANCOVA 分析顯示看到「政府歸因框架」與「個人歸因框架」的節目，不會影響到受試者對於議題的「政府歸因」程度，F (1, 35) = 1.79, p = .19, M 個人歸因節目 = 5.00, SD = 1.25, M 政府歸因節目 = 5.50, SD = 1.04，或「個人歸因」程度，F (1, 35) = .01, p = .95, M 個人歸因節目 = 4.50, SD = 1.42, M 政府歸因節目 = 4.53, SD = 2.02（參見表格四）。相反地，在學生沒有直接經驗的兩岸經濟議題，我們期待不同歸因框架會產生影響；正如預期，在經濟議題部份，ANCOVA 分析顯示看到「個人歸因框架」節目，會影響到受試者對於議題的「個人歸因」程度，F (1, 34) = 4.37, p = .04, M 個人歸因節目 = 5.05, SD = .92, M 政府歸因節目 = 4.50, SD = 1.10；但是看到「政府歸因框架」節目，雖然受試者對於該議題產生較高的「政府歸因」程度，F (1, 35). = .04, p = .83，M. 個人歸因節目. = 5.10, SD. = .87, M 政府歸因節目 = 5.03, SD = .97，但是差異未達顯著。整體而言，假設二在「個人歸因」程度這部份得到支持，但是在「政府歸因」程度這部份則未得到支持。. ‧77‧.

(32)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八期. 2009 年 1 月. 表格四：假設二的驗證結果親身經驗議題—教改. 親身經驗議題—兩岸經濟政策. 政府框架. 個人框架. F. p. 政府框架. 個人框架. F. p. 政府歸因（假設二）. 5.00 (1.25). 5.50 (1.04). 1.79. .19. 5.10 (0.87). 5.03 (0.97). 0.04. .83. 個人歸因（假設二）. 4.50 (1.42). 4.53 (2.02). 0.01. .95. 5.05 (.92). 4.50 (1.10). 4.37. .04. （2）假設四假設四認為觀看「個人歸因框架」的政論性談話節目會降低民眾對於台灣未來前景的信心。由於對於台灣前景的題目在看完經濟與教育議題後都會被詢問一次，因此以重複量數共變數分析（repeated measure ANCOVA）進行假設檢定，分析顯示看到「個人歸因框架」節目，民眾對於台灣前景的信心度降低，F (1, 37) = 5.23, p = .03；在看完教育節目後，平均值符合預期（見表格五），M. 個人歸因節目. = 2.65, SD = 1.09,. M 政府歸因節目 = 3.70, SD = 1.98；在看完經濟節目後，平均值也符合預期， M 個人歸因節目 = 2.75, SD = 1.02, M 政府歸因節目 = 3.70, SD = 1.74。這樣的結果完全支持假設四的推論。表格五：實驗二各組受試者台灣未來信心的平均值（假設四）教育議題. 經濟議題. 政府歸因節目個人歸因節目政府歸因節目個人歸因節目台灣未來信心. ‧78‧. 3.70 (1.98). 2.65 (1.09). 3.70 (1.74). 2.75 (1.02).

(33) 政論性談話節目影響之探討. 肆、討論文獻回顧顯示關於政論性談話節目收視影響研究的結果仍十分分歧，本研究認為這些研究多半使用調查法，基於調查方法的侷限，很難推論變數間的因果關係。尤其談話性節目的收視與其他變項有顯著關係，例如談話性節目的收視行為高者，其新聞媒體的接觸也較高（張卿卿，2002），同時其政治知識、政治討論行為與政治興趣也較高（盛治仁，2005），因此更難清楚釐清政論性談話節目的收視與政治知識、選民政治參與或政治效能感之前的關係，究竟是談話性節目暴露所直接產生的影響，還是其他相關因素產生的影響。為了要理解政論性談話節目暴露與所謂影響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本研究選擇實驗法，透過隨機分派與素材的操弄或選取，來比較暴露於不同的素材對於受試者歸因、態度甚或對於台灣未來前景信心的影響。基於隨機暴露的原則，我們可以推論組間的差異是肇因於暴露於不同政論性談話節目素材的影響。本研究以框架理論為推論基礎，檢驗假設一至三。框架理論認為關於一個事物相關資訊之呈現方式的不同，會直接影響人們對於該事物的判斷，這樣的觀點過去主要在新聞領域被驗證，本研究將這個觀點延伸到政論性談話節目，認為不同政黨傾向政論性談話節目會以不同的框架來討論議題，因此也會影響閱聽眾對於所討論議題肇因的歸咎。研究結果大抵如預期。閱聽眾收視親藍或親綠的電視談話性節目後，對同一議題產生不同的肇因歸判；在金管會部分，看親藍節目的受試者偏向將問題肇因歸導至政府（「政府歸因」）；同樣地，在特支費部分，看親藍節目的受試者偏向將事件肇因歸導至上層的政策不明（「政府歸因」）。然而在兩個議題上，看到親藍或親綠媒體並不會影響到他們將 ‧79‧.

(34)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八期. 2009 年 1 月. 事件問題歸導至當事人（「個人歸因」）的程度，雖然兩組議題的平均值都在預期的方向，但是差距並不顯著。這樣的結果，我們認為可能原因是本次實驗中承認自己支持國民黨比例者較高，因此有可能比較容易受到親藍節目的影響，因為親藍節目強調的是政府應負責，所以在這個面向上，受試者的反應有顯著的差別；相反地，大部分的受試者可能比較不容易受到親綠節目的影響，即使節目中強調當事人需負起責任，但是受試者受影響的程度可能較小。框架理論也強調，人們對於沒有親身經驗的事物，比較會倚賴資訊的框架來作判斷，與這樣的論點一致，我們也發現當受試者對於一議題有親身經驗時，對於該事件的歸因不會受到談話性節目框架影響（政府責任框架 vs. 個人責任框架）；相反地，當受試者對於一議題無親身經驗時，對於該事件的歸因會受到談話性節目框架影響，在看到個人歸因節目，會影響到受試者對於議題的「個人歸因」程度，但是在「政府歸因」程度這部份則未得到支持。此外，我們也發現談話性節目會影響大家對於相關單位或事件的態度，不同的節目內容會讓受試者對所討論議題中的相關事物之態度形成不同方向的轉變。在金管會議題部份，民眾在看到親藍的節目後，對於金管會的態度更為負面，同時改變程度顯著地大於看過親綠節目；在馬英九特支費部分，我們發現民眾在看到親綠的節目後，民眾對於馬英九是否應為特支費被起訴的態度也產生顯著的改變，變得更加認為馬英九應被起訴，亦即泛綠的節目的確對於馬英九有一定的殺傷力。針對究竟是否政論性談話節目會唱衰台灣，讓民眾對於台灣的未來毫無信心？本研究以預示理論為基礎來探討這個問題。預示理論認為人在形成判斷時會倚賴腦海中可得性較高的資訊，如果談話性節目喚起特定面向的資訊，可能因此讓民眾對於台灣的未來更沒信心。與預示理論. ‧80‧.

(35) 政論性談話節目影響之探討. 預期的結果一致，本研究發現觀看不同框架節目對於信心會產生影響，當節目將罪惡都歸在當事人，而不認為政府應該為問題負責時（ accountable），這些被喚起政府無罪的相關資訊，只會讓民眾感到信心低落。同樣地，若觀看節目中討論到當下政治人物所炒作之引發政黨對立的議題，此時，民眾過去儲存的一些對於政治運作的負面資訊可能因而被喚起，在被問及台灣的前景時，會因腦海中充斥著這類的負面資訊，而對於台灣未來的前景感到無望。雖然選民的政黨傾向可能造成閱聽眾的訊息選擇性處理，但是在告知研究匿名的情況下，仍只有極低的比例願意明確告知其政黨傾向，基於樣本數過小，因此很難針對選民政黨傾向所可能造成的影響，進行更深入的分析。談話性節目經常充斥著與個人政黨意識型態相反的言論，因此當閱聽眾接觸到與自己意見相反或對立的言論究竟是如何去處理與面對，將會是未來可以探討的重點。Chang（2003）的研究即指出，一般人在處理有政黨偏頗的資訊時（例如競選廣告），會產生選擇性的處理機制，最後形成投票意願的兩極化。過去心理相關文獻也論及，當人們對事物有既存偏好時，會以選擇式的方式來處理關於此事物的新資訊，以合理化自己的偏好，並降低認知失諧的情況產生（see Frey, 1986, for a review）。基於這種選擇性處理的心理機制，人們通常會將注意力放在與自己態度或意見一致的資訊上；例如在水門案中， Sweeney 與 Gruber（1984）就發現，尼克森的支持者會刻意不去注意媒體上關於此事件的報導；同樣地，An（2002）發現柯林頓的支持者比杜爾的支持者更會去注意柯林頓的競選廣告。因此未來研究可以探討政黨差異如何影響到民眾對於政論性談話節目的資訊處理。除了選擇性的注意外，過去心理研究也發現人們還會扭曲資訊來符合自己的既定立場（Russo, Medvec & Meloy, 1996）。同時他們也會認. ‧81‧.

(36)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八期. 2009 年 1 月. 為與自己立場一致的訊息較為可信（Lord, Ross & Lepper, 1979; Vallon, Ross & Lepper, 1985; Vidmar & Rokeach, 1974）。在政治傳播的領域，也有類似的發現：Lodge 與 Taber（2001）的研究顯示在接收政治議題相關資訊時，人們會覺得與自己意見一致的意見較為立論有據。 Bothwell 與 Brigham（1983）分析 1980 年 Reagan-Carter 電視辯論的效果時，就發現各候選人的支持者都認為自己支持的候選人在辯論表現時比較佔上風。同時選民也較偏好自己候選人的競選廣告（例如：An, 2002）。因此未來研究也可以一併探討不同政黨傾向的選民對於不同節目的觀感。除此之外，張卿卿與羅文輝（2007）發現人們觀看談話性節目是基於不同的動機，因此我們推論不同使用動機的人應該會有不一樣的處理機制。以「資訊獲得」為動機的閱聽眾，可能相對來說比較不會以選擇性的方式來處理資訊；但是以「尋找認同」為動機的閱聽眾，較會以選擇性的方式來處理資訊。同時，他們對節目中所探討的議題態度會在觀看後更加兩極化。這部份也是未來研究可以努力的方向。在詮釋本文的結果時，必須同時考量其研究的限制。第一、本研究採用真實電視節目素材，雖然素材與時間進行時間有半年的差距，但是也有可能受測者看過該測試節目，因而影響其回應。第二、部份概念並未特別區分其次概念，以「台灣未來信心」為例，也可以區分為「台灣未來政治信心」或「台灣未來經濟信心」，或許可以發現談話性節目較容易影響某特定面向的台灣信心。整體而言，雖然人們為了獲得更多政治與社會資訊而收看或收聽政論性節目（張卿卿、羅文輝，2007），但是不同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特定議題討論框架，的確會影響到民眾對於同一議題的肇因歸咎，尤其當民眾對於該議題或事件沒有親身接觸的經驗，這樣的現象更為明顯。同. ‧82‧.

(37) 政論性談話節目影響之探討. 時，即使人們對於某些事件中的人事物已有既存的態度，也會因接收不同框架內容的節目，而產生不同方向的偏轉。最後，我們很不願意看到的結果是，政論性節目的確是會唱衰台灣，不論節目親藍或親綠，只要當談話性節目針對引發政黨對立的議題、並透過來賓的對談更加挑撥政黨對立時，只會讓民眾對於台灣的未來更沒有信心。. 註釋 1. 這兩項研究雖為同年進行，數據卻有異，可能是因為資料蒐集方法的差異。中研院該項社會變遷調查於 2003 年 9 月 28 日至 10 月 24 日完成，是以台灣地區年滿 18 歲及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73 年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者）為研究母體，並以台灣地區戶籍資料檔為抽樣名冊（ sampling frame ），利用分層等機率三階段抽樣法（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抽出受訪對象，且其抽樣代表性以 2000 年的普查資料進行檢定結果發現呈樣本分佈與母體是一致的。而盛治仁（2005）的研究是於 2003 年 7 月 11 日至 14 日以電話訪問進行，但是盛治仁的研究採用電話號碼後四碼隨機抽樣，任意成人法抽取樣本，有可能當一個家戶被隨機選上時，該家戶中教育程度較低或年紀較大的成人相對較不願意接受訪問，也因此其資料在談話性節目使用上有稍微偏高的現象。. 參考文獻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2004）。【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未出版之統計數據。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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