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創新系統之研究：中國中關村、台灣新竹與南韓大田之比較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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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期中進度報告

全球化、區域經濟、治理結構與發展：渤海灣經濟區域之比較研究

Globalization, Regional Economy,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The Bo-Hai Reg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計畫類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7-2410-H-004-077-MY3

執行期間：

民國 97 年 08 月 01 日起至民國 100 年 07 月 31 日

執行機構及系所：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王振寰

共同主持人：

計畫參與人員：楊勝群、蔡青蓉、陳琮淵、黃書緯、林松甫、陳正揚

成果報告類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精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須繳交以下出國心得報告：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赴大陸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

處理方式：

除列管計畫及下列情形者外，得立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利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年□二年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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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錄

摘要

3 一，總計畫：全球化、區域經濟、治理結構與發展：渤海灣經濟區域比較研究

第一章：仍然是經濟空間分工？環渤海城市區域的治理與矛盾（楊勝群、王振寰）已投稿，審查中。 4 二，子計畫一：

區域創新系統之研究：中國中關村、台灣新竹與南韓大田之

比較

第二章： The evolution and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n East Asia: Taiwan’s Hsinchu, China’ Zongguancun, and Korea’s Daedock 38 第三章：Local States,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Innovations Systems: Beijing and Shanghai

Compared（與冷則剛合著）Journal of Contemporay China (forthcoming) 63 第四章：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Space of Production: High Tech Industrial Park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與冷則剛合著）Cross Current (submitted) 86 第五章：蔡青蓉、陳俊銘, 國家再尺度化與區域路徑依賴：南韓首爾市與大德科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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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計畫之完整報告，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份為總計畫，主要陳述環渤海灣區域經濟的形成過程中，政治計畫和全球化經濟之間的角力過程。我們將空間的型塑視為一個政治經濟勢力的鬥爭過程，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天津與北京之間的競爭，塑造了渤海灣區域的樣態。我們指出，全球資本於京津冀之間看似經濟理性的空間分工，其實深受先前計畫經濟空間戰略所遺留的歷史空間結構牽引與國家空間戰略的引導。因此，全球城市區域並不單單只是經濟空間分工，而是其與國家空間戰略結構，以及歷史空間結構三者間高度複雜的辯證互動過程所持續再生產出的複合空間結構。第一子計畫則是有關臺灣新竹科學園區、中關村、和南韓大德區的比較研究。對三個科學園區的比較論文，發表在 2010 年的世界社會學年會，論文指出三個科學園區發展的不同路徑，南韓大德園區是遠離城市的科學城，有諸多國家級研究單位，但卻缺乏與生產之間的有機關連；而北京中關村則是城市內的科學園區，有國家級研發單位，但也缺乏與生產之間的連結；相反的，各區政府利用中關村的符號，大搞房地產而致富，研發反而並不重要；三個園區中只有竹科是將研發與生產整合的。第三篇論文中國中關村和上海揚埔區的創新體系比較（與冷則剛合著，他負責第三子計畫），以產學研之間的關係，指出北京中關村海澱區的連結，遠比揚埔強，而後者利用大學來開發區域發展的動力，大於對創新區域的興趣；第四篇則是上一篇的姊妹篇，討論科學園區的空間問題（與冷則剛合著），我們將科學園區視為地方政府的領域計畫，並比較了中關村和上海揚埔區的創新區域作法，發現中關村的創新區域與大學之間有比較多的連結，特別是在海澱區。但其他區域將中關村視為符號來做房地產生意的狀況非常明顯；而上海的揚埔則是利用大學來創造房地產，創新的議題和作法比較不清楚。最後，對於南韓的研究，指出南韓政府改變過去發展型國家直接介入的方式，轉為逐漸支持地方政府打造特有的制度厚度。然而，由於首爾地區的制度厚度遠大於大德地區，加上兩個地方和全球連結程度的差異，導致首爾與大德所累積的地方優勢差距越拉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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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仍然是經濟空間分工？環渤海城市區域的治理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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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l an Economically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

The Governance and Contradiction of the pan-Bohai City-Region

楊勝群2

王振寰3 Sheng-chun Yang Jenn-hwan Wang

Abstract

Most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argue that 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 city-region is a product of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erms of economic functions. Our study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city-reg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rea however will show that even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the state’s spatial strategy still has enormous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pace. We argue that the seemingly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pan-Bohai region has been actually a produ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egion’s historical legacy and state’s spatial strateg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we argue, the formation of global city-region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product of a complex, dialectical, and highly complicated process that involve the mingling of economic functions, state’s spatial strategy, and historical legacy of the region.

Key words: the pan-Bohai region, Beijing, Tianjin,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

摘要

許多相關研究主張，全球城市區域只是經濟空間功能分工的產物，但本文透過剖析京津冀城市區域的發展歷程後發現，在經濟全球化下，國家空間戰略對工業空間結構的型塑仍有相當強大的影響力。我們也指出，全球資本於京津冀之間看似經濟理性的空間分工，其實深受先前計畫經濟空間戰略所遺留的歷史空間結構牽引與國家空間戰略的引導。因此，全球城市區域並不單單只是經濟空間分工，而是其與國家空間戰略結構，以及歷史空間結構三者間高度複雜的辯證互動過程所持續再生產出的複合空間結構。關鍵字：環渤海區域、北京、天津、空間分工 1 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NSC97-2410-H-004-007-My3）的部分研究成果。 2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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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世人多將目光聚焦在珠三角與長三角，然環渤海城市區域正悄悄地積聚實力4_{，據中國國家發改委統計，2009 年長三角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達到 5.97 萬億}

元（下文皆為人民幣）；京津冀 GDP 達到 3.35 萬億元，占全國 10%，超越珠三角 3.21 萬億元，躍居為全國第二大區域經濟體，成長 11.9%，更是超越長三角和珠三角 1.5%和 1.2%。2009 年，在長、珠兩大三角蒙受金融風暴而大幅衰退之際，天津市 GDP 高達 7500.8 億元，連續逆勢成長 16.5%，2010 年更一舉躍升至 9108.83 億元，成長 17.4%，成長速度位居全國第一。在全球關注中國崛起之際，環渤海城市區域可謂是崛起中的崛起。細察環渤海區域的崛起，中國中央啟動的環渤海區域空間戰略為其主因之一。早在 1994 年，天津市政府就已設立「濱海新區」，但歷年引資額卻未有顯著成長。直到 2006 年，國務院下發《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題的意見》，納入國家整體發展戰略後，2007 年天津外資合同額隨即劇升 42.0 ％，2008 年的外商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

）也升高至 74.2 億美金，暴增 40.6%，顯示國家空間戰略對城市區域空間結構的型塑擁有相當高的主導力。若從全球經濟與中國經濟連結的角度來觀察，環渤海區域內另一核心城市—北京，自 1980 年改革開放後，外資金融機構與跨國公司總部不斷聚集，據《中國外商投資報告（2007 年）》顯示，2006 年全球 500 強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總額中，北京占 21%，勝過上海 17%與廣東 14%；另據北京發改委表示，截至 2010 年，在北京設立的具有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性質的外商投資性公司增加到 183 家5_，_經商務部門認定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達到 41 家。而生產者服務業中最重要的金融業方面，北京共有法人金融機構數 551 家，僅金融街金融資產 48.6 萬億元，占全國的 47.6%，均為全國第一。而且 NASDAQ 等證券交易所也紛紛在北京成立代表處，顯示北京已成為吸引全球資本聚集與跨國公司設立總部的全球城市。《中共中央十一五規劃的建議》指出，「形成區域間相互促進、優勢互補的互動機制，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要求「有條件的區域，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為龍頭，通過統籌規劃，形成若干 4 「環渤海」有狹廣二義，狹義係指渤海沿岸到部分黃海沿岸的環渤海灣區；廣義則是從國家經濟規劃的角度而定，1994 年頒佈的《2000 年環渤海地區經濟發展規劃要點》，加入山西省和內蒙古自治區，使環渤海概念擴及遼寧、河北、山東、山西、北京、天津和內蒙古中部地區，共 5 省區 2 直轄市，157 座城市，面積高達 185.82 萬平方公里。由於幅員太過廣大，因此本文主要鎖定觀察環渤海的核心區域—京津冀城市區域。 5 所謂投資性公司，依據商務部《關於外商投資舉辦投資性公司的規定》，係指外國投資者在中國以獨資或與中國投資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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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少、就業多、要素集聚能力強、人口分佈合理的新城市群。」，顯示中國意圖以特大城市為區域龍頭以形成城市群，並透過互動機制的運作來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由上述可知，經過多年的全球經濟接軌之後，北京的經濟實力不但大幅提昇，城市功能已由過去的大工業城市轉型成以生產者服務業為主的總部型城市，且與腹地城市開始出現專業分工的徵兆。但另一方面，中國中央意圖透過環渤海區域規劃，將天津市提升為「北方經濟中心」，以承擔引領區域經濟整合的龍頭角色。天津是否能勝任協調環渤海區域治理的重任？北京與天津兩大核心城市間的關係又將如何演變？目前盛行的「競爭型城市區域主義」（competitive city-regionalism）的學者們認為，全球城市區域（global city-region）、功能性都市區域(functional urban region)、鉅型區域（megaregions）、鉅型城市區域（mega-city regions）或大都會區（metropolitan）基本上是由單一核心城市或多中心城市與其腹地城市群間，透過經濟全球化的市場力量所自然形成的功能分工與經濟連帶城際網絡 (Aguilar and Ward, 2003;Friedmann,1995; Florida,2009;Goei, Burger, Oort and Kitson, 2008; Hamiliton,1999; Herrschel and Newman, 2002; Hall and Pain, 2006; Hoyler ,Kloosterman and Sokol, 2008; Keating, 2003; McCarthy, 2000; Ross, 2009; Sykora, 1999; Sassen, 2002, 2009; Thierstein, Lüthi, Kruse, Gabi and Glanzmann, 2008)。這個強調城市間經濟功能連結的「市場中心」(market-centred)論，甚至直指「城市區域」根本就是個「經濟名詞」(Core Cities Group,2004:25)，或是個經濟活動的功能單位（functional unit）(Contant and Leone de Nie,2009:15)。相對於上述看法，本文發現京津冀城市區域的崛起過程中，中國中央不但頻頻頒布各項優先試點政策與投入大規模的基礎建設資金給濱海新區，還調動大批國企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天津6_{，使京津冀} 的發展模式相當迥異於西方文獻所指出的市場主導型城市區域。本文將指出：第一，國家空間戰略對以第二產業為主的區域空間結構塑造仍有相當的影響力，但對於以知識經濟為主的生產者服務業的區位選擇影響力則相對較低。第二，國家主導的以天津濱海新區為成長極的城市區域空間戰略，雖也造成天津的高速發展，但也減緩北京首都圈透過整合京津冀來和全球經濟連結的進程。第三，造成如此發展的原因與先前計畫經濟空間戰略所遺留的歷史空間結構與全球勞動分工間的相互作用，為目前影響京津冀整合過程的主要因素。 6 據天津市統計局（2010）統計，中央對天津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由 2005 年的 228 億元，2009 年提高到 960 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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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歷史空間結構、國家空間戰略與全球經濟空間分工

在經濟全球化的競爭壓力下，全球各城市無不致力於提升功能、資源與行動的整合以增強競爭優勢(Begg,1999; Jessop and Sum,2000; Jensen-Butler, 1999; OECD, 2001)，使各城市政府體認到唯有攜手合作形成區域聯盟，聚合成空間節點與領域平臺的全球城市區域，來提升總體競爭優勢，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引擎(Scott, Agnew, Soja, and Storper,2001; Ross, 2009)，方能對抗其他全球城市的競爭(Kearns and Paddison, 2000)。

全球城市區域的許多研究成果，大多立基於運輸與通訊科技創新所導致的「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 (Harvey ,1989: 284-285)，與網際網絡的「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Castells, 1996)等「空間轉型」假設上，並融合了全球城市(Friedmann, 1986; Sassen, 2002)、全球城市體系(Taylor,1997)、資源依賴理論（resource dependence）(Pfeffer, 2003)與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Haas,1958)等理論的研究成果(Hall and Pain, 2006:13-15 ;Thierstein, Lüthi, Kruse, Gabi and Glanzmann, 2008)。其空間結構類型大致可分為：第一，由位居中央的都會區(central metropolitan area)與其周邊各種發展程度較低的從屬領域腹地所構成；第二，空間上重疊或聚合的都市區，例如也被腹地所環繞的集合城市(conurbation) ；第三，由地理上有所區隔但又鄰近的都市中心群所組成的中等規模「綜效網絡」（synergy network）聯盟。這些城市區域有時可能外溢出傳統國家邊界，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柔佛(Johor)與印尼的巴淡島 (Batam) (Scott,1998;Scott, Agnew, Soja, and Storper, 2001)，透過與其他城市區域網絡的緊密連結，不斷強化自身的競爭優勢與提升在全球城市層級網絡中的位階(Douglass, 2000:2318-2321; Friedmann, 2001a:120; Olds and Yeung, 2004:503-506)。這類經濟分工論點的缺失主要有二：

第一，忽視政治力對區域發展的可能影響。新區域主義認為，主權國家對國內事物與經濟發展的管控能力已被削弱(Scott, Agnew, Soja, and Storper, 2001:13)，或被淘空的零合式空間尺度假定（大前研一著，李宛蓉譯，1996），引起許多學者抨擊，彼等認為國家雖因全球化的衝擊而不斷再尺度化（re-scaling）與再領域化（reterritorialisation），但仍為資本積累的關鍵行動者之一，雖然城市政府經濟領導力日益成長，但仍無法全然否定握有立法與財政權的國家機器，在擬定與執行空間戰略時的主導作用，許多跨域事物也仍須中央政府仲裁(Borja and Castells,1997; Brenner, 1998,1999; Pierre and Pters,2000)。Tickell與Peck (2003)也指出，國家機器在新自由主義經濟體中仍扮演重要角色，因為這類「新自由主義國家」（neoliberal state）會積極地去創造親商的商業氛圍，並把自己視為自由市場中的競爭者，有如企業般地去渴求競爭力，因而不斷地調整、創造制度結構，以面對全球市場中的其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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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競爭(Harvey,2005: 64)。實際上，國家為了提升全球競爭力，往往把城市當成啟動「發展策略」的物質形式（material form）(Wu, 2006:14)，尤其是國家經濟發展皆大幅仰仗該國首要城市區域的東亞各國（Kim, 2001:266），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無不積極提供全球城市／區域形成與發展的各種必要條件（王振寰，2002：90；冷則剛，2002：4；簡博秀與周志龍，2002：143; Hill and Kim, 2000, 2001; White, 1998）。 Friedmann與Sassen後來也同意，國家扮演著生產裨益於城市與外資等行動者執行跨界操作的調節環境的關鍵角色(Friedmann, 2001b; Sassen, 2001b;2002)。

第二，忽略各地獨特歷史空間結構的可能影響。許多城市區域研究大多關注當前的各城市間專業功能分工程度（梁琦，2004：1-9），或流動空間中的城際網絡的連結度的測量(Taylor, Evans and Pain, 2006:53-63)。但由於城市與區域的發展歷程與政策規劃，均無法與其所鑲嵌的獨特歷史社經脈絡剝離（王振寰，2002：11），尤其當資本被凝結在具體的「建成環境」（built environment）之後，城市空間結構更是難以一夕驟變(Beauregard and Haila, 2000:22-36)，深深地影響了社會關係的再生產。如德國 Rhine-Main大都會區內部城市間的經濟差異、地域性競爭與區域認同感的缺乏，都是因為受到歷史空間結構的影響(Freytag, Hoyler, Mager and Fischer,2006:163)。因此，後社會主義國家的全球城市區域的空間治理，並不單純只是地方層級的問題，而是涉及到更為寬廣的跨界與古今時空接合，以及國家空間再結構策略等問題（王振寰，2007：48-49），所以個別城市所鑲嵌的獨特策略、經濟與歷時空間的動態性，都必須加以深入考量（周素卿，2003：46；Jonas and Ward 2007: 176）。

由上述可知，城市區域研究必須超越以市場中心論，或國家中心論等偏執一方的分析，將城市區域與治理機制的演化放在更為廣闊的政經與歷史演化的動態過程之中（夏鑄九，1993：259；陳東升， 2002：317；Brenner, 2004:192; Haughton and Counsell, 2004:47），來考察「社會—空間」（socio-spatial）塑造與演化過程中的尺度政治（politics of scale）的複雜辯證關係(Swyngedouw, 1997:140, 2004, 26)。為釐清分析環渤海區域形成過程中的政治空間戰略、經濟分工與歷史空間等三重結構間的複雜關係，本文設計研究架構如下（見圖1）：（一）資本運動建構的經濟空間結構：一般而言，資本的積聚與擴散直接影響城市空間的發展與演變(Harvey, 1989:22;Soja,1989:91-92;Wu, 2006:7)。但在中央計畫經濟體制中，由於資本流動與市場運作被國家所嚴格管制，使國家財政與計畫性投資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城市化的唯一動力。隨著經濟改革開放，跨國企業與銀行等全球經濟體開始逐漸穿透國界，成為城市區域與地方空間塑造（place-making）與重構的主導力量之一(Kovács, 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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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kora, 1999:79;Turnock,1998: 457-464; Wu, 2000:1360)，重新恢復的跨國與城際間資本流動開始不斷解構與重塑各城市與區域內部的歷史空間結構，全球城市區域受此力量擠壓而逐漸擴張(Wu and Radbone, 2005: 275; Zhao and Zhang, 2007:980)。

（二）國家空間戰略的策略空間結構

雖然國內市場日漸與全球經濟緊密接軌，但國家在治理不同領域尺度的連結上，仍扮演相當角色 (Jessop, 2002:202)，並紛紛在全球地方資本積累的空間動態中，透過「策略性規劃」（strategic planning）、「成長極」(growth pole)，或「國家空間戰略」（state spatial strategy）等國土或城市規劃7_{，差異化或}

整合跨地理尺度與國家領域中的不同區位，並為某些特定「策略性位址」（strategic sites）提供稀缺資源或基礎建設，以建構地方專有社經資產，企圖設計與塑造特定區位或全球城市，以吸引、黏住外資，或提升本地既有資本的競爭優勢（周志龍，1999：179；王振寰，2002：90;Borja and Castells,1997:152； Brenner, 2003:198, 2004: 91-94; Jessop, 2002:213; Newman and Thornley, 2005: 256; Wu, 2000:1360）。有些國家空間戰略甚至可以形塑或扭曲跨國資本傳送到地方空間的管道，使全球化對地方經濟發展的影響效果，產生重大差異性(Wang, 2004:386)。（三）歷史空間結構基本上，城市的經濟空間結構可被視為一個多層次的歷史層疊產物，是由多年來的新政經投資與社會活動的持續強加（successive imposition）所積累而成，因此空間結構都是層層疊加的，並深受先前空間結構的影響(Massey, 1984: 117-118)。雖然國家空間戰略與經濟全球化，都直接牽動城市與區域空間結構的生產，但這類「共時性」（synchronic）的分析途徑，都忽視了歷時空間結構對當前空間結構演化的可能影響，以致於都無法完全解釋現實空間的發展現狀。實際上，歷史政經角力所形成的歷史空間結構，如物質性的「營造環境」 (Haevey,1989:83)，與非物質性的「制度厚度」（Institutional Thickness）(Amin and Thrift,1995:100-108; Storper,1997:5)以及社會資本，左右著國家空間戰略的效果與跨國資本的區位選擇，進而持續影響地方資本的積累與新空間結構的生產或重構過程(Nielsen, Jessop and Hausner:1995:8; Sailer-Fliege,1999:7;Sassen,2001a: 349)。尤其是轉型成資本主義國家的「後社會主義國家」（post-socialism states），其歷史空間結構的影響力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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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明顯，彼等調節經濟的組織結構與模式，與其說深受先前制度遺緒路徑依賴的影響(Nielsen, Jessop and Hausner, 1995:4)，倒不如說是先前計畫體制所型塑的歷史空間結構，仍直接或間接影響新政經制度的運行，導致城市空間結構的轉型過程仍深受當地社經關係遺緒的影響(Kovács, 1999:6)。 圖 1：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為了改善多年來不斷積累而成的當地獨特歷史空間問題、抒解全球經濟分工導致的空間兩極化或環境惡化，以及引導國內外資本投資以促進特定區域經濟發展或平衡發展落差，各國政府往往提出相關國家空間戰略以期改造現存空間。導致跨國企業或銀行等全球行動者進行經濟空間分工的區位選擇時，往往深受投資地點所鑲嵌的國家財稅制度、產業政策與空間戰略等制度環境的影響，以及當地歷史空間的特有資源與競爭優勢的吸引。其中，歷史空間結構對全球行動者區位選擇的影響力，可能間接削弱或強化了國家空間戰略的政策效果。然而，既有歷史空間結構也同時受到國家空間戰略與全球經濟空間分工等各項社會活動刻意或非刻意的強化或改造，又持續層層堆積成新的歷史空間結構，進而影響未來的各項社會再生產。國家空間戰略的策略空間結構經濟全球化型塑的經濟空間結構歷史積累的歷史空間結構城市區域空間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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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空間戰略變遷對環渤海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計畫經濟時期，由於中國中央掌握一切資源分配，使城市與區域空間結構往往服從於中央階段性城市與區域發展政策，與相關制度安排的改變和主導（王振寰與黃書緯，2001：65；張京祥、羅震東與何建頤，2007：37-43）。人為刻意逆轉的京津歷史空間結構，深深地影響了環渤海經濟區域的發展路徑。（一）計畫經濟空間戰略對京津城市功能逆轉的影響 1860 年簽訂的《中英北京條約》，使位於南北大運河交界的漕糧轉運中心與北方海運樞紐的天津，被迫開埠與劃分租界，吸引中外各大銀行與洋行紛紛聚集，1930 年代開設的本國銀行與票號達到 100 多家，資本額占全國 12.7%；外資銀行 17 家，占外銀在華資本總額的 16%，成為中國第二大金融中心。紡織與麵粉等輕重工業也迅速發展。天津港腹地甚至遠及山西、直隸（河北）、山東、河南北部、陝西和內蒙古地區，對外貿易量約占全國的 1/4，各地客商均以天津為經營基地，物資與資金流動十分頻繁（謝思全、張鶴鳴與劉璿，2008：3-4；樊如森，2007：34-62）。自清朝末年起，北京擔任政治與文化中心，天津則為貿易、金融與經濟中心，兩大核心分工明確，以天津為首的環渤海經濟帶已見雛形。 1949 年天津被「解放」後，該市軍管會接管部金融處立即接管與沒收了「官僚資本」金融機構。 1950 年宣佈廢除外國金融機構的特權，建立社會主義金融機構。1952 年收回海關管理權，管制外貿與物資流通，實行外匯與現金統一管理，迫使天津的金融服務與貿易功能日益萎縮。1956 年，中央成立公私合營銀行聯合總管理處，開始徵用、代管與接管境內所有的金融機構與外資企業，天津的外資銀行於是被迫全部歇業清理，使天津第三產業比重由 1949 年的 42％，下滑到 1975 年的 21.6%，1978 年金融業增加值更僅剩 0.1 億元，導致天津金融服務功能消失殆盡。反觀北京，1949 年 2 月，遷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1953 年建立由人民銀行對全國信貸資金「統存統貸、統收統支」的集中體制，使首都一舉擁有了控制全國政經運作的黨政與金融機器。此外，中國中央模仿蘇聯實施計劃經濟體制，於1953年頒布《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要點》，提出「首都應該成為我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特別要把它建設成為我國強大的工業基地和科學技術的中心」，將北京從1949年前的消費型都市改造成大工業城市，當時中國統一劃分的工業部門有 130個，北京就占了120個，重工業產值一度高達63.7%，僅次於瀋陽。反觀天津，中央156項重點工程無一落戶之外（樊傑，2008：25），還將許多工廠都遷址到三線城市去。在中央空間戰略刻意扶持與壓抑的操作之下，兩市製造業結構漸趨雷同，北京的工業實力反超過原為北方工業中心的天津（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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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崛起的同時，天津因此喪失了原本支撐其金融中心地位的廣大內陸腹地8_{。再加上中央鼓勵} 各地自力更生，如《1976年到1985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草案）》指示，「一般輕工業產品都要儘可能做到省、自治區自給。」，使環渤海各地逐漸形成「各自為戰」的趨同工業結構；而由國家統一調撥資源的計畫經濟體制，也導致自明清以來天津與各地間綿密的商辦機構網絡被迫撤銷，轉化為行政部門（馬獻林，2006：139）。自明朝以來的「九河下梢天津衛」與第二大金融中心，僅剩海河旁猶如各國建築博覽會的「五大道」，供後人遙想當年的帆檣雲集。 表1：計畫經濟時期環渤海3省2市工業結構表 單位：億元人民幣年份 1952 1970 1979 工業總產值輕工業重工業工業總產值輕工業重工業工業總產值輕工業重工業北京 9.07 5.61 3.46 97.14 33.43 63.7 189.6 76 113.6 天津 19.71 16.36 3.34 102.77 54.83 47.94 175.5 89.7 85.8 河北 16.56 11.74 4.82 89.52 56.58 32.94 228.3 99.4 128.9 遼寧 44.22 13.4 30.8 226.4 55.5 170.9 396 108.5 278.5 山東 20.08 17.84 2.24 141.22 81.88 59.34 314.34 157.52 156.82 資料來源：周立群與張博，「環渤海區域經濟增長及增長極」，收於周立群與謝思全主編，環渤海區域經濟發展報告 2008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頁 71。 （二）改革開放戰略促進北京全球城市崛起相對於天津金融貿易功能的窒息，在計畫經濟時期就已建成相對完備的各項基礎建設的北京，改革開放後隨著中國與全球經濟日漸緊密接軌，不斷強化歷史金融空間結構，並逐漸發展出全球城市所具備的各項功能： 1.全國金融管理中心： 為了提供推動市場改革過程中所需要的各項社經功能，中國中央於 1979 年決定打破大一統的金融管理體系，在北京重開「中國農業銀行」，並指定「中國銀行」成為外匯專業銀行、設立「國家外匯管理局」，與重建「中國人民保險公司」。1983 年設立「中國工商銀行」以承擔人行的工商信貸和儲蓄業務，並對人民銀行分支行的業務實行垂直領導。1996 年與 2001 年分別設立「中央國債登記結算公司」與「中央證券登記結算公司」；2003 年人民銀行又進一步將金融監管與股票發行審核等權限，劃分給「銀監會」、「證監會」與「保監會」，使「一行三會」成為中國最高金融決策和監管機構，再加上主管 8_{顧朝林，于濤方與李王鳴等（2008：88）發現北京在 1949 年僅作為受天津吸引的三級節點城市，但在中國建都北京後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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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事務的國務院各部委，使北京成為全國金融政策的決策、監管與資訊中心。由於計畫經濟體制集權管制金融的歷史遺緒，以及改革開放後提供國家各項政經政策、各大國企或私營企業抒困或信貸等金融供給，以支撐快速成長的資本需求，使北京不但擁有五大國行、招商銀行等 11 家「國」字頭銀行、中國人壽等 14 家保險總公司、郵儲銀行、24 家財務公司、2 家期貨、6 家資產管理公司與銀河證券等 63 家國家級金融集團總部，更掌握了全國金融資產總額的 60%、全國銀行體系總資產的 80％、90%以上的信貸資金與 65%的保險資金，成為全國最大的資金清算中心（趙弘， 2005：36），並為全國最大的債券發行、交易與資產託管市場。對外連結方面，據《北京市十一五時期金融業發展規劃》指出，截至 2005 年底，北京共有外資銀行分行 25 家，支行 4 家，代表處 78 家；外商獨資和中外合資保險公司 17 家，其中壽險總公司 5 家，分公司 10 家，再保險分公司 2 家，駐京代表處 87 家。外資金融機構的投入，使原本因為聚集各大國有銀行總部與全國金融管理中心而崛起的北京金融空間結構更加強化，更被「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評比為全球第 36 大金融中心(Z/Yen Group, 2007:13)。 2.中外企業總部城市： 首都的特殊象徵意義、廣大的消費市場，以及擁有國內航空與鐵公路交通樞紐等軟硬體建設，使跨國企業、中央國企與國內企業總部紛紛聚集北京，據北京市統計局統計，截至 2004 年底，在京的大型企業集團有 266 家，其中央企總部共有 160 家，北京市屬企業及民營企業達 106 家。而外商部分，經商務部認定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有 16 家，而經北京市認定者則有 29 家。該年 Fortune 世界 500 強企業中，已經有 185 家企業在北京投資，其中 7 家在京設立地區總部，293 家開辦代表處；投資性公司也達到 146 家，占全國總數的 50%以上，成為連結全球或中國市場門戶城市。另據 GaWC 研究指出，北京 2004 年已名列全球第 22 大世界城市9_。 3.科技研發、生產者服務與資通中心： 1980 年中央書記處指示，將北京建設成全國科學、文化、技術最發達，教育程度最高的第一流城市。此後，歷經中央多年的刻意培植之下，2004 年北京科技單位達到 6590 家，國家工程技術中心 4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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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占全國 29.1%；國家重點實驗室 47 個，占全國的 30.5%，科研人員 30.1 萬人10_{。截止 2005 年底，} 北京技術仲介服務機構共 153 家，流向環渤海地區技術 6246 項（北京技術市場管理辦公室，2009）。為了利用中國大量廉價的研究人力與本土化，外資企業紛紛在北京設立研發部門，自 1994 年加拿大北方電訊公司與北京郵電大學建立北京第一家「北郵—北電研究開發中心」起，迄 2004 年底，北京聚集了各類外資研發中心 239 家（湯平，2008：84-86）。其中海澱園截至 2006 年底，已經聚集 IBM、NOKIA 與 Microsoft 等世界 500 強企業共 113 家研究機搆。文化創意與傳播中心方面，北京不但擁有央視、人民日報與新華社等各大官方媒體，也聚集了CNN 等國際各大媒體的辦事處。硬體方面，中國電信、中國網通、中國移動與中國聯通等四大通信公司，以及2006年市占率前8強的空中網、新浪、搜狐、網易、華友世紀等網路公司也都在北京設立總部與主要機房。生產者服務業方面：由於北京中資與外資企業總部亟需大量的會計、法律與諮詢等生產者服務， 2005年共有58家外國律師事務所在北京執業，占全國獲准家數的41.7%11。截至2006年底，北京聚集了麥肯錫等272家跨國諮詢機構（湯平，2008年：84-86）。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PWC)、畢馬威(KPMG)、德勤(DTT)和安永(EY)也紛紛進駐北京CBD。（三）北京功能轉型與首都經濟圈雛形的出現隨著市場機能的日漸恢復，以及外商投資結構逐漸向第三產業轉型，北京三級產業結構也逐漸由 1978 年的 5.2：71.1：23.7 的大工業型城市，轉型成 2004 年的 1.6：30.6：67.8 的服務業型城市，如中國企業聯合會「2005 中國服務業 500 強企業」評鑑中，北京入圍 98 家，超越上海 54 家、天津的 35 家。城市職能轉型的同時，資本主義都市化的「集聚—擴散」效應也開始在原為社會主義城市的北京出現（周一星與孟延春，2000：220-221；Wu, 2007:88-89）。韓國浦項鋼鐵等在河北等地投資生產基地的外商，紛紛前往北京設立中國區總部，以便打入中國市場。而許多中國企業，尤其是環渤海區域企業，則為了進軍全國與海外市場，也開始出現進京潮，如河北恒利、德龍鋼鐵、大連冰山與保定長城汽車等紛紛將企業總部遷到北京。另據「2005 中國企業 500 強」統計，總部設在北京的企業（含央企）共有 91 家，雄踞全國之首，使北京由計畫經濟時期的工業城市，逐漸轉型成連結全球與國內市場 10_{依單位屬性分，國有獨立科研機構 353 家，高等院校 98 所，企業 5942 家，其他單位 197 家。引自「2004 年北京地區科} 技活動主要特點」，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http://www.bjkw.gov.cn/n1143/n1240/n1435/n2021/464057.html（20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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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門戶城市與總部城市。在各大企業總部與菁英等資源不斷向北京聚集的同時，北京翻騰的地價與城市擁擠等問題，也促使北京原有的一些技術低、污染重、耗能多的重化工與煉鋼等工業逐漸外移，如首鋼落戶河北遷安與曹妃澱，第一機床廠鑄造車間遷到保定市；內燃機總廠鑄造車間遷到滄州市；白菊公司洗衣機生產基地也遷到霸州市，使河北環京 6 個地級市成為承接擴散最多的地區（北京市發改委，2004），2005 年天津市也引進北京資金 133.1 億元人民幣。再加上交通網絡的日漸完善與汽車的普及，原本位於市中心的各大非金融業總部也開始向望京與亦莊等郊區遷移，許多世居北京市區或工作的市民與上班族也開始向涿州市等環京縣市移居與通勤。此「集聚—擴散」趨勢逐漸削弱產業結構趨同的歷史空間結構，轉變成功能互賴分工的城市網絡。如于濤方等中國學者於 2005 年時發現，分佈在京津周邊的廊坊、燕郊、涿州、宣化、香河、霸州、高碑店、蘆台、張家口、北戴河以及白洋澱等縣市鎮已經成為京津第二產業轉移的重要基地（于濤方，2005：49），城市間初顯連接；而地理距離較遠的衡水、邢臺、邯鄲和石家莊等城市尚還孤立（于濤方與吳志強，2006：36-38）。面對北京經濟結構轉型的契機，原本一直抱怨京津磁吸各項資源而導致經濟衰退的保定、廊坊與張家口等環京津城市紛紛改弦更張，競相提出「對接北京」或「對接京津」戰略，首都經濟圈已現雛形。相對於北京日益向外擴散，天津為了培植 1994 年自主成立濱海新區，開始推動「工業戰略東移」計畫，鼓勵該市老城區與海河兩旁的紡織與鋼鐵等傳統產業東移濱海新區，而非向周圍腹地城市遷移，以致於天津企業外移相對有限。例如位於京津之間的廊坊，「十五」期間，從北京引進資金 191 億元，占該市省外資金的 60%，其固安工業園 80%的專案都是來自北京，顯見京津對周圍腹地輻射能力的差異。

四、國家成長極空間戰略對天津經濟發展的影響

改革開放之後，雖然中國各級城市可以從招商引資、舉債或銀行貸款中獲得建設資金，但中央政府的空間規劃、特許試點政策、財政挹注或指揮央企大項目投資與否，依然是影響環渤海城市與區域發展的關鍵力量之一。（一）濱海成長極空間戰略的出臺為化解地方主義與促進區域整合，中國於 1992 年的十四大首次提出「環渤海地區」的空間概念， 1996 年的《國家九五計畫和 2010 年遠景目標綱要》中，首次劃定環渤海的地理範圍為，「遼東半島、山東半島、京津冀為主的環渤海經濟圈」。由地理位置觀之，京津冀位於左翼遼東半島城市群與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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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半島城市群的中心位置（見圖 2），如欲雙翼齊飛就必須先促進京津冀整合；而欲促進京津冀整合，就必須先處理京津分工問題（張可雲，2004：13；肖金城，2008：172）！ 圖 2：環渤海城市區域圖 資料來源：「環渤海區域示意圖」，環渤海區域信息網，http://www.huanbohai.gov.cn/map.asp。 雖然國家發改委等中央部門多次由上而下推動，但區域整合卻一直未有顯著進展。相對於長三角的日趨整合，促使許多中國學者認為，正是由於環渤海不但缺乏一個如上海般的核心城市，而且京津為爭奪區域龍頭的連年惡鬥12_{，制約了區域進一步合作與發展（樊傑，2008：112）}_{；再者，雖然經濟數} 據上，北京一市獨強，看似整個區域經濟發展的引擎，但實際上首都城市的自身定位卻是著眼於全國與全球，其發展並未以環渤海區域為依託，故與腹地的功能聯繫偏低，不利於京津冀區域的整合，反而天津的發展與該區域息息相關（樊傑，2008：212）。此類觀點深深影響了中央空間戰略的擬定，如濱海新區管委會高階官員表示：「環渤海之所以無法成為一體，就是因為沒有核心，成為孤立的雙核（京津），各做各的，只想把我這做大，反導致兩者相互排斥，而非相吸，而周邊地區卻是最貧困地區。現在的措施是把這兩個核心融合在一起，這樣對北遼寧，南山東的吸引力就會不一樣，就要把一個蛋的兩個核心，變成一個。」（訪談紀錄，2007.8.11 津 O1） 12 除了相互搶奪項目與政策外，據受訪的天津學者表示，北京很介意「經濟中心」的名分，1997 年，當天津首次獲得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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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總理溫家寶於 2004 與 05 年接連考察濱海，並於十六屆五中全會首度將環渤海納入國家整體發展戰略。在中央的運作下，原以全國經濟與金融中心為目標的北京，在其《十一五規劃綱要》中首次不再提出「經濟中心」，而將發展定位改為「國家首都、國際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環渤海各省市也在各自的《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等官方文件中，表態將擁護國家規劃，參與區域合作。2006 年 5 月，國務院下發《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題的意見》正式批准濱海成為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並定位為「依託京津冀、服務環渤海、輻射三北、面向東北亞，努力建設成為我國北方對外開放的門戶、高水準的現代製造業和研發轉化基地、北方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物流中心」，7 月批覆《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2005-2020 年)》，首次將天津扶正為「北方經濟中心」。 2008 年 3 月，國務院印發《關於天津濱海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的批復》，又給予天津涉外經濟體制改革與金融改革創新等十項試點權，意圖同時推動天津重化工業、金融服務與航運物流三大產業中心的發展，重新恢復天津區域經濟中心的實力與功能，促使京津功能再次轉型，化解龍頭惡鬥與帶動區域整合（周立群與張博，2008：90）。如濱海官員表示：「……發展這個（環渤海）區域要找一個切入點，中央制訂整個區域發展規劃，這個區域叫做京津冀，也就是這個（環渤海）區域的核心。這個區域規劃制定的實施點選在天津，就像當年的深圳帶動珠三角，浦東帶動長三角，就想用天津濱海新區帶動天津，再帶動兩翼，然後再帶動大西北。」（訪談紀錄，2007.8.11 津 O1）（二）刺激海內外資金迅速聚集天津與濱海新區早於1994年，天津市就在渤海海濱的鹽鹼荒灘上獨力創辦濱海新區，但合同外資額卻未有顯著成長。直到2005年起，獲得各項稅收優惠與「先行先試」國家空間戰略扶持之後，引資額才開始迅速揚升。例如2007年天津合同外資遽增115.19億美金，成長42%；2008年在金融風暴肆虐之下，環渤海各省市無一倖免，但天津仍然逆勢成長，引資額更攀升至132.56億美金，成長15.1%（見圖3）。2009年，環渤海招商狀況仍未完全復原，如北京FDI只吸引61.2億美元，下降19.5%；但天津該年FDI卻吸收90.2億美元，成長22%，2010年更突破百億，達到108.49億美元。其中，濱海合同外資和FDI分別達到117和70.4 億美元，各成長11.5%和22.2%，維持高速發展態勢（天津統計局，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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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年億美金北京天津河北山東遼寧 圖 3：環渤海各省市合同外資額歷年變化圖 資料來源：編自北京、天津、山東與遼寧統計年鑑 2010，以及河北經濟年鑑 2010 數據與前列各省市 2010 年統計公報數據。在國家空間戰略的加持下，天津不僅成功地吸引了外資的目光，連國內資本也紛紛搶進（見表 2）， 2009 年天津吸收內資 1242.87 億元，成長 35.07%。來自環渤海的內資達到 575.85 億元，占天津總內資的 45.33%，其中，北京資金就占了該區域的 70.2%；而經濟實力遠次於山東與遼寧的河北，其對津投資額也高居全國第三，僅次於廣東省。2010 年，天津引進內資更躍升到 1633.82 億元，成長 31.5%（天津統計局，2011）。 表2：天津引進國內資金表（2005-2009年） 單位：億元人民幣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北京市 133.1 161.6 208.99 220.3 404.2 河北省 40.3 43.4 51.91 83.4 118 山西省 4.3 3.2 4.19 12.7 8.4 內蒙古自治區 2.9 2 2.9 4.1 4.1 遼寧省 6.1 6.1 13.8 10.7 20.3 山東省 3.5 5 7.7 10.8 20.9 廣義環渤海 190.2 221.2 288.5 342 575.9 全國總計 339.9 431.9 612.9 920.1 1242.9 佔總內資 55.97% 51.23% 47.13% 37.17% 45.33% 資料來源：編自天津統計年鑑2006-2010數據。（三）推動天津經濟與重工業的再度快速成長天津市雖於 1994 年自主成立濱海新區，但該年 GDP112.36 億元，僅占全市比重 15.33%，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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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率卻由 1995 年的 14.9%開始逐年滑落，1998 年甚至跌破 10%，直到被國家空間戰略定位為「北方經濟中心」後，2007 年經濟成長率躍升到 15.2%。2008 年在金融風暴橫掃各省市下，為確保國家空間戰略成功，中央大規模挹注國家財政投入天津基礎建設，與指示各大中央企業在濱海投入大乙烯等大項目投資，據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表示，該年央企對津投資額高達 900 億元，使天津 GDP 達到 6354.38 億元，逆勢成長 16.5%，位居全國第二，固定資產投資成長 42.5%13_{。2010 年，據「2010 年天津市內} 資市場主體發展報告」統計，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又增資 1888 億元，成長 25.07%，推升天津 GDP 達到 9108.83 億元，成長 17.4%，位居全國第一。其中，由央企主導的八大優勢產業工業總產值 15268.58 億元，更占全市的 91.6%（天津統計局，2011），使濱海新區 GDP 達到 5030.11 億元，成長 25.1%，首度超越浦東，占全市 55.2%，越來越成為拉動全市經濟發展的成長極（見表 3）。表3：濱海新區對天津市經濟發展的拉抬效果年份外商直接投資（億美金）總 GDP（億人民幣）天津市濱海新區 % 天津市濱海新區 % 2000 25.6 14.3 55.9 1701.9 562.4 34.3 2001 32.2 24.5 76.1 1919.1 667.1 36.5 2002 38.1 8.3 21.9 2150.8 820.5 40 2003 16.3 12.2 74.4 2578 999.8 40.9 2004 24.7 17.4 70.6 3111 1250.2 42.6 2005 33.3 25.3 76 3697.7 1623.3 43.9 2006 41.3 33.5 81 4344.4 1960.5 45 2007 52.8 39.2 74.4 5050.4 2364.1 46.8 2008 74.2 50.8 68.4 6354.4 3102.2 48.9 2009 90.2 53.8 59.6 7500.8 3810.7 50.8 2010 108.5 70.4 64.9 9108.8 5030.1 55.2 資料來源：改編自天津市統計年鑑 2010 與天津 2010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央計畫經濟將天津市由服務型城市轉變成重化工業城市，改革開放後，天津三級產業結構由 1978 年的 6.1：69.6：24.3，逐漸升級到 2002 年的 3.9：49.7：46.4，開始向第三產業經濟轉型。然此趨勢卻於 2004 年總理溫家寶批示《關於進一步發揮天津濱海新區在振興環渤海區域經濟中作用的建議》後開始逆轉，國家空間戰略的各項租稅優惠與政策試點，不但吸引大型外資工業投資，連長城汽車等內資 13_{據天津市經濟和資訊化委副主任賈泓表示，在 23 個重大項目帶動下，天津新增產出 1400 億元，對工業成長貢獻率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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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也紛紛進駐，再加上國家刻意引導的大火箭、大飛機14_{、千萬噸煉油、百萬噸乙烯與 300 萬噸造} 船等國有或跨國大項目投產，形成航空航太、石化、裝備製造、電子資訊、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國防科技與輕工紡織等八大優勢產業，使天津第二產業成長率反而開始超越第三產業，三次產業結構也由 2005 年的 2.9：54.6：42.5 逆轉成 2008 年的 1.9：60.1：38（見圖 4）。 0% 20% 40% 60% 80% 100% 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年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 圖 4：天津市歷年三級產業結構變動圖 資料來源：同表 3。

五、空間結構競合對全球城市區域整合路徑之影響

在計畫經濟所堆積出的歷史空間結構上，中央政府透過空間戰略培植的以天津為北方經濟中心的政治空間結構，與透過連結全球經濟的北京首都圈的經濟空間結構之間的競合關係，不但左右了京津兩大城市職能的發展，也同時牽動京津冀經濟區域空間結構的演化。（一）京、津金融中心的發展一般而言，外資銀行等金融服務業對東道國金融政策的變化十分敏感(McKinsey, 2007: 86)，按英日各國實例，金融政策的去管制化，往往可以吸引許多國內外金融業進駐(Martin, 1999:8-9; Sassen, 2006:83)。中國在浦東新區的成功經驗上，意圖再次以國家機器操縱金融工具與空間戰略重新扶正天津為「北方經濟中心」，不但特批天津設立中國首家產業投資基金、股權投資基金協會與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在《關於推進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題的意見》中，更「鼓勵天津濱海新區進行金融改革和創 14 據受訪學者表示，航空產業遠比上海和西安相對薄弱的天津，之所以能獲得空中巴士 A320 系列飛機總裝線的投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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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先行先試。」，允許濱海成為保險改革試驗區與設立「非上市公眾公司股權交易市場」 (Over-the-Counter Market , OTC)。銀監會官員還親自向外資銀行推銷濱海新區，天津市也提出一系列吸引金融業總部的租稅優惠政策，盼能吸引外資金融機構進駐。中央一連串的金融創新試點政策，促使各城市商銀與股份制銀行紛紛進駐天津（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2007：4；2008：2），截至 2010 年為止，共吸引 917 家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註冊，註冊額 1637.38 億元，超越北京的 510 家。基金業的湧入，使天津金融業增加值達到 560.73 億元，成長 18.1%，顯示國家空間戰略的拉抬之功。然而，象徵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優勢的外商銀行等跨國金融機構，卻未如預期向天津聚集，如 2009 年天津外銀分行僅比 2006 年的 14 家成長 9 家，法人銀行僅有 Korea Exchange Bank1 家。

反觀北京，據北京市銀監局統計，2007 年北京金融機構吸收外資銀行戰略投資 18.6 億美元，占全國的 21.2%；2010 年又新增外資銀行 1 家，外資參股的期貨、保險、貨幣經紀公司各 1 家。截至 2010 年底，北京共有外資設立或參股的法人金融機構 43 家，其中法人銀行有摩根大通 (JPMorgan Chase & Co.)、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g)、法國興業銀行(Societe Generale SA)、韓國友利銀行、韓亞銀行、新韓銀行與加拿大 Montreal 銀行等 7 家；非法人外資銀行分行 38 家、400 多家國際金融機構和組織，以及 NASDAQ、紐約證券交易所、德意志、倫敦、新加坡、韓國與東京等證券交易所代表處，北京外資金融規模與擴張速度均遠超獲國家戰略支持的天津。而且，許多在津註冊基金，實際上卻是在北京操作，如 2010 年北京所管理的基金規模 1.04 萬億元，以及獲得創業投資和私募股權投資 259 件，占全國 21.9%；金額 39.4 億美元，占全國 25%（北京金融工作局，2011），均為全國第一，遠超天津（陳工孟，2009；清科集團，2010）。由上述可知，國家工業空間戰略成功促成濱海工業中心的快速發展，但金融空間戰略重建天津金融中心的速度卻是相對緩慢？許多接受筆者訪談的天津學者與官員大多認為，這是因為：「天津最大的優勢是離北京很近，但最大的劣勢也是離北京很近。」。但我們以為，影響國家金融空間戰略效力的關鍵很可能不在於兩市地理距離的遠近，而是受到知識密集的金融產業的資訊需求特性，以及歷史轉折時所形成的北京國有經濟特性和跨國金融機構的業務需求間的相互牽引所致。基本上，歷史和偶發事件往往對生產區位的形成與選定產生深遠的影響（Krugman，張兆傑譯， 2000：9-19），一旦產業群聚形成，循環累積效果所產生外部規模經濟，將猶如滾雪球般越來越將該產業鎖定在某個地方。更準確的說，是被鎖定在某地方上的社會空間結構之中。因此，金融中心一旦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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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其金融與生產者服務業的規模經濟與菁英間社會網絡，很可能使金融中心的地位與功能持續維持 (Thrift,1994:336-337)。如 Hall 與 Pain 在比較西北歐八大城市區域之後也發現，跨國公司的地區總部區位仍向東道國生產者服務業與基礎建設齊備的首位城市繼續聚集，即便是多核心城市區域亦然，更加鞏固了首位城市在區域城市體系中的指揮地位(Hall and Pain, 2006:197-198)。

此外，工業與金融業最關鍵的差異是，工業中心只要有廉價的人力、原料與土地等初始生產要素，或是挹注大量資本即可快速發展。但金融中心需要的卻是「資訊」(Porteous,1995)。由於風險越高的產業，企業克服地理距離的成本隨之升高(Storper and Scott,2005: 508)，越需要面對面（face-to-face）的資訊交流與接觸(Massey,1984:191;Thrift,1994:333;Sassen,2006:125)，然而並非所有的資訊都可跨空間流動，複雜玄奧的資訊也需專業社群的解讀，因此「地方仍然重要」(place still matters) (Martin, 1994:255)，越是全球分散佈局的跨國企業越是選擇可獲得相關豐富資訊、設備完善與生產者服務業齊備的大城市做為總部基地(Hall, Evans and Pain, 2006:55; Sassen,2006:96-97)。所以，金融樞紐往往出現在富含國內企業交易、國際政經局勢、科技創新與政府決策等資訊優勢的地理區位之上（Laulajainen，孟曉晨等譯， 2001：9-10;Gehrig,2000），尤其是掌握金融決策的首都，極可能吸引與持續強化金融聚集趨勢(Zhao, Zhang and Wang,2004:577)。

自中國建政以來，在中央空間政策的刻意培育下，2010 年全國 121 家中央企業中，有 94 家總部與 17 家政策銀行在京，使北京掌握全國 1/3 國有資產，自然成為全國國有金融與經濟體系的控制中心。單單金融街一處的金融資產規模就高達 49.5 萬億，占全國 52%，控制全國 95%信貸資金、65%保費資金、38%人民幣清算業務、50%外匯清算業務，23%金融服務、56.64%債券市場融資。再加上全國頂尖科研、財經與商管等高校和研究機構雲集，以及便捷完善的陸空與資通基礎建設等逐漸形成的歷史空間結構，使北京國家金融空間結構不斷地厚實。雖然改革開放多年，但中國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各項外資准入、金融與經濟開放政策的掌控，以及企業營運仍具有關鍵影響力，再加上產權保護等商業環境仍有許多灰色地帶，為了獲得官方審批打入市場，及早獲知政策變動以降低高度不確定的政治風險，許多跨國企業高層為了與掌管相關產業的中央官員或央企保持密切接觸和培養良好政商關係（Woetzel 著，齊思賢譯，2003：96），紛紛進駐北京；即便將總部搬到上海等地的通用電氣與大都會保險等外商，也都會在北京設立收集資訊與從事政府公關的辦事處或第二總部，間接促使跨國金融機構等生產者服務業為了「追隨顧客」的投資佈局（Slager 著，樂為良譯，2007：85-86; Esperanca and Gulamhussen, 2001:281-293; Tschoegl, 2000: 14-15），也赴京設點。非但跨國企業如此，許多外資銀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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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中國金融政策的不透明或頻繁變動，視為不確定性風險的主要來源之一15_{，正如韓國友利銀行行長金} 大植表示：「選擇落戶北京，是因為北京具有中國其他城市無法比擬的優勢，能最先感知政策和金融環境的變化」（李焱，2008：40-43）。可見藉由投入資源與去管制化政策的國家空間戰略，難以改變企業與金融機構總部尋求知識與資訊密集區位的本能。而且北京龐大且富有的消費人口、跨國公司、央企與全國各大民營企業總部集聚，中資企業海外併購與 IPO上市，以及有如天文數字般的國有銀行壞帳等業務，更是吸引摩根等跨國投資銀行與投資性公司的注目，幾乎全球各大投資銀行與占全中國半數以上的 183 家具地區總部性質的投資性公司聚集北京，使中國外資金融地理出現跨國投資銀行聚集北京，商業與零售銀行群聚上海的「北投南商」格局。（二）國家空間戰略對環京津城市群經濟發展的影響隨著北京越來越向金融與經濟中心城市轉型，原於京郊的京東方與峻淩等京企與外資製造業開始逐漸向河北跨界移轉或開設生產基地，逐漸形成穿透地方政府行政邊界的北京-廊坊電子產業走廊。然而，中央意圖透過重新定位京津城市功能，促進京津冀區域空間再結構的國家空間戰略，卻相當程度地減緩了現今以北京為中心，河北省環京城市為腹地的經濟空間分工進程。原本向北京聚集的內資，在 2004 年總理溫家寶批示《濱海發展建議》後，該年天津實際外省市內資額高達 112.2 億元，立即遽增 83.7%，2005 年更高達 339.9 億元，暴升 203%。大多向河北移轉的京企也受到影響，2006 年北京對津投資由 2005 年的 133.1 億元提升到 161.5 億元，成長 21.34%，2009 年更增加到 220.34 億元（參閱表 2）。外資方面，2006 年濱海新區才剛被納入國家發展戰略，2007 年天津 FDI 立即遽升 54.6 億元美金，成長 27.8%，首度超越北京的 50.66 億元美金；而原本向北京集中的基金業也被天津試點政策所吸引，2010 年註冊家數甚至超越北京。中外資金與產業的聚集，使濱海人口快速成長，據第六次人口普查初步統計，2010 年底，新區常住人口高達 248 萬，比 2005 年增加 108 萬人，然而新區 2009 年戶籍人口卻僅有 118.57 萬人（天津市統計局，2010b）。擔任經濟腹地的河北省原為北京技術出口的主要市場，技術成交額隨著兩地經貿往來的日益密切而不斷攀升，2007 年河北更獲得 1,814 項技術，成交額 63.97 億元，天津市僅 17.18 億元；2008 北京輸出到環渤海的技術總成交額 241.19 億元，成長 40.83%，河北卻首次下滑到 40.96 億元，反觀天津市 15_{普華永道會計事務所訪談 42 家投資中國的外資銀行後指出，接近 50%外銀將監管條例不斷增加的監管風險（regul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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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上升到 23.87 億元；2009 年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技術總成交額衰退到 202.23 億元，下降 16.15%，但北京輸出到天津成交額卻遽升到 72.41 億元，躍居全國第一，河北則持續滑落，僅成交 19.35 億元（見表 4）。 表 4：北京向環渤海輸出技術成交額 單位：億元人民幣年份天津市河北省山東省遼寧省山西省內蒙古自治區 2003 4.04 7.02 11.9 6.23 4.91 2.83 2004 7 9.71 9.83 9.37 7.31 4.66 2005 8.96 16.59 8.64 13.26 13.16 15.61 2006 10.94 18.71 17.45 13.63 18.6 11.13 2007 17.18 63.97 24.9 14.23 31.97 19.01 2008 23.87 40.96 29.09 38.06 35.77 73.44 2009 72.41 19.35 17.72 23.75 34.2 34.81 資料來源：北京技術市場管理辦公室，2003-2009 各年「北京技術市場統計年報」。為了承接北京產業轉移，「好多專案天津都在跟河北爭」，津冀競爭日益激烈（孫維晨與劉德炳， 2010）。然而京津冀中最貧弱的河北，根本難以匹敵濱海新區廣達 2270 km2_{的低廉土地與國家特許政} 策的競爭優勢，甚至連許多河北廠商都轉向天津投資，如 2006-07 年，河北分別實際引進省外資金 158.18 與 193.3 億元（河北省商務廳，2007，2008），但省內資金卻各有 43.4 與 51 億元投向天津，09 年更增加到 118 億元，保定惠德風電在天津投資設備總裝基地，長城汽車也在濱海設立裝配廠。河北高級藍領也正快速大量地流向濱海（陳曉永與程桂榮，2008：30），據河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統計， 2009 年該省在津就業高達 64 萬人。在人財兩失下，河北總 GDP 成長率從 2005 年開始逐年下滑（見圖 5）。由上可知，中央所推動的速成式經濟中心戰略，雖成功地促使各地資源向濱海新區聚集，推動天津經濟快速發展，但目前尚未出現一般經濟中心發展過程中常見的向腹地「分散產業」效應，如濱海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辦官員表示，天津與周圍城市間「表面上的座談、簽戰略合作我們也都有，……但我們現在還沒有項目上的合作，只是有過溝通、思想的交流，建立形式上的一種契約」。再加上天津又頒佈《關於加快推進全市工業技術改造工作的實施意見》，設立輕紡工業區，鼓勵城區的大型工業東移，截至 2009 年 8 月底為止，已東遷 300 戶，改革辦官員坦承，「我們也有指標的壓力，天津自己都吃不飽了，就不太可能將產業外流。」，僅有少數老舊高污染耗能產業才任其向河北與山東等地遷移（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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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2009.8.26 津 O2），如保定市 2009 年共引進省外資金 151.68 億元，技術 650 項，其中北京資金 83.67 億元，技術 199 項；但天津資金卻僅 15.02 億元，技術 68 項（保定市統計局，2010 年），導致天津與周圍腹地分工薄弱。 100.0 105.0 110.0 115.0 120.0 125.0 1980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年北京天津河北遼寧山東 圖 5：環渤海三省二市歷年 GDP 成長率（上年為 100） 資料來源：同圖 3。（三）空間競合過程中的經濟區域空間結構演化雖然國家空間戰略相當程度影響了資源流動與中外企業的區位選擇，然而在歷史空間結構的引導下，中外企業總部與生產者服務業仍持續湧入北京，2010 年，北京新認定跨國公司地區總部 24 家，累計達 82 家，其中 62 家是世界 500 強企業；新設外資研發企業 28 家，累計達 353 家；新增 Montreal 銀行等 18 家法人金融機構，累計達 551 家。總計 61.2%的 FDI 投向以租賃商務、批發零售、資訊、科研與交通物流為主的生產者服務業，其中金融業 FDI 達到 1.88 億美元，遽升 139.9%。截至 2010 年底為止，北京聚集了全國百強管理諮詢公司中的 57 家，其中 35 家名列全球前 50 大諮詢公司；全國前 20 強的會計師事務所中的 14 家，其中 6 家為世界十大會計師事務所，全國 188 家外資法律事務所中 74 家，以及全國前 30 強律師事務所中的 22 家。為了佈局全國與進軍海外，北京齊備的生產者服務業也吸引各地民企總部紛紛進京，如海爾、華龍、中旺與神威等都將總部或研發中心遷至北京，生產基地留在河北或青島。據魏後凱與白玫（2008： 1-13）於 2007 年上市公司數據中發現，企業總部遷入北京有 25 家，遷出 1 家，淨遷入最多；天津卻是遷出的 5 家全去北京；總部在京的 100 強總資產集中度，由 2005 年的 40.86%，上升到 2006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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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8%。而武前波與寧越敏（2010：150），檢視 2008 年中國製造業 500 強區位後也發現，北京成為吸收環渤海區域企業總部的主要城市。2010 年，由中國企業聯合會評選的「中國 500 強企業總部城市」，北京市增加 4 家，以 100 家蟬聯第一，天津第四，僅有 22 家，繼 2008 年減少 1 家後，又減少 3 家。隨著中國經濟日益蓬勃發展，人民收入倍增，以及各大央企總部的信貸、境內外投資、資金調度和結算等需求，又帶動了北京國有金融中心的崛起，如《The Banker》2010 年度世界銀行一級資本總額 1000 強排名中，位於北京的工商銀行位列全球第 7，中國銀行第 14、建設銀行第 15、農業銀行第 28、民生銀行第 80、光大銀行第 136、北京銀行第 155、華夏銀行第 178。而全球最賺錢的銀行排名中，工商銀行以 245 億美元蟬聯全球第 1，建設銀行第 2。截至 2010 年底，北京金融業增加值達到 1838 億元，成長 8.6%，占全市 GDP13.4%，拉動經濟成長 10.1%，三級產業結構提升為 0.9：24.1：75（北京市統計局，2011），越來越成為京津冀的實際金融中心。北京強大的金融實力被 2011 年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 9」，由浮現中的全球競爭者（Global Contenders）提升為全球專業金融中心（Global Specialists） (Z/Yen Group, 2010: 18-19,2011:10)（見表 5）。

表 5：中外相關研究報告對京津全球城市排名簡表

研究年報 北京（排名／總數）天津

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WC 2008 alpha+級 suffiency 級 Global Financial Services Centre Index 2008 46／50 無 MasterCard Worldwide Centers of Commerce Index 2008 57／75 無

2010 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 4 7

2009-2010 年度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 59／500 165

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9 (2011) 16／75 無

新華-道瓊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指數報告（2010） 13／45 無

中國總部經濟發展報告（2009-2010） 1 7

The Global Cities Index 2010 15／65 無 The Wealth Report 2010-THE TOP 40 CITIES 9／40 無 The Knight Frank Global Cities Index 2011:Economic Activity Rank 9／40 無

資料來源：筆者自編。

歷史金融空間結構與全球經濟空間分工兩大空間力量間的相互連結強化，使北京越來越朝向總部經濟，金融服務與高科技研發等知識經濟中心轉型的同時，京郊製造業與中關村科研成果也加快向周圍腹地移轉分散，如 2009 年河北省「經貿投洽會」上，32 個大項目中有 29 個是「京字號」，涿州、廊坊與保定等地紛紛與北京合作共建科技園或工業園，城市間產業結構趨同的歷史空間結構日益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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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能互賴分工的城市網絡，促使河北越來越成為提供給京津農副食品、能源與建材，以及京津研發轉化和紡織、鋼鐵與化工等製造業基地（見表 6）。據河北省發改委表示，2009 年與北京接壤的唐山、滄州、廊坊、保定、張家口、承德市，地區生產總值 10143.6 億元，占全省 59.6%；財政收入 1155.8 億元，占全省 57.3%，首都經濟圈越來越緊密。 表 6：京津冀歷年主要產業生產總值比較表 單位：億元人民幣天津市北京市河北省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9 2004 2005 2006 2007 2009 2009 第一產業 105.3 112.4 118.23 110.2 131 105.4 98 98 101.3 118 2218.9 工業 1550 1885 2292.7 2662 3750 1290 1707 1822 2083 2191 7902.1 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 222.8 227.2 252.86 294.1 464.4 144.9 404.7 458.3 502.6 469 1513.9 資訊、電腦服務和軟體 65.14 77.13 84.35 92.82 — 317.8 583.2 688.5 855.9 1108 — 批發和零售 372.3 436.1 468.12 498.6 840.2 263.7 654.1 751.9 879.4 1571 1371.5 金融業 137 159.2 186.87 288.2 421.2 598.6 836.6 974.1 1286 1721 520.9 租賃和商務服務業 26.92 45.6 61.4 69.95 — 165.1 346.8 413.4 554.5 816 — 科研、技服和地質勘查 63.12 78.98 99.23 111.5 — 214.1 341.8 424.5 539.3 794 — 資料來源：編自北京與天津統計年鑑 2005- 2010 與 2010 年統計公報數據。雖然在國家空間戰略的大力挹注下，使天津自 2009 年起，以房地產、批發零售業、租賃與基金業為主的第三產業類內外資不斷增加，似乎使天津開始向服務型城市轉型，但該類內外資大多集中在批發零售與交通物流，如金融業僅 8043 萬美金，均遠低於北京，只有房地產以 17.92 億美元超越北京 7.97 億美元（見圖 6）。目前，僅有天津製造業獲得製造業外資青睞得以迅速發展，2009 年製造業 FDI 達到 38.76 億美元，上升 50.98%，使全市工業增加值達到 4410.7 億元，成長 20.8%，對全市經濟成長的貢獻率為 63.5%（天津統計局，2009：112，422）。2010 年，製造業 FDI 提升到 49.62 億美元，成長 28%，仍持續投向航空航太裝備、船舶、汽車與石化等重化工業，使三級產業結構形成 1.6：53.1：45.3，天津越來越向高科技製造業、國際航運和物流中心發展。對此，天津發改委外資利用處官員也坦承，許多企業在京津之間自發性地進行功能分工，「好些外資企業總部，如摩托羅拉，總部擱在北京，工廠擱在天津。」（訪談記錄，2009.8.4 津 O5），京津冀經濟空間分工也越來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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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10 年北京與 2009 年天津 FDI 結構圖 資料來源：北京市 2010 年暨十一五期間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與天津統計年鑑 2010 數據。

六、京津冀區域發展的未來：政治規劃還是政經合作？

許多相關研究主張，全球城市區域只是經濟空間功能分工的產物，但本文透過剖析京津冀城市區域的發展歷程後發現，看似依據經濟理性的全球城市區域經濟空間分工，其實深受歷史空間結構牽引與國家空間戰略的引導，三大空間結構之間呈現高度複雜的辯證互動關係，左右著城市區域空間結構的演化路徑。雖然全球經濟體依循經濟理性的空間分工，的確正逐漸化解京津冀因計畫經濟體制所導致的第二產業結構趨同的歷史空間結構，促使各城市間開始重新連結，功能分工與資源互賴的首都經濟圈日益成形。然而本文發現，全球經濟體在京津冀所進行的策略空間分工選擇，其實深受計畫經濟時期所確立的歷史空間結構，以及國家主導的濱海新區空間戰略的影響，並非只是單純的經濟空間分工。例如，原非北方經濟與金融中心的北京，受到計畫經濟扶持所形成的國有金融與經濟中心的歷史空間結構，強烈影響中外跨國公司與生產者服務業的區位選擇，不斷聚集成的「總部-生產者服務業複合體」（headquarters-producer services complex）(Sassen,2006:96)，又再強化北京金融中心的競爭優勢，削弱了國家空間戰略意圖恢復天津成為北方金融中心的政策效力。而中央的強勢介入，也相當程度扭轉了北京工業擴散與外資製造業的區位選擇，促使中外製造業紛紛進駐濱海新區，刺激天津經濟快速成長，顯見國家機器扶持工業中心成為區域成長極的戰略空間型塑能力，並不因為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的密切接軌而衰減，反而可能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快速提升而不斷增強，仍為影響區域空間結構演化的主導力量之一。但本文發現，國家對於追求物質性資源的二級產業空間結構仍保有相當強的型塑能力，對於以隱性知識為主的生產者服務業空間結構的型塑能 北京市 農、林、牧、漁業製造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建築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資訊傳輸、電腦服務和軟體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教育文化、體育和娛樂業 天津市 農業製造業建築業交通、運輸及倉儲業批發零售貿易及餐飲業房地產業社會服務業金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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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則相對較低。然而，以北京為首的全球經濟空間分工與以天津為首的國家空間戰略兩大空間力量正在京津冀中進行激烈角力，不但造成城市區域空間分工結構的再重構；經濟中心「名分」的芥蒂，也使區域內經濟實力最強的北京對環渤海或京津冀區域整合的推展採取袖手旁觀的消極態度，導致國家發改委早在 2004 年就已經開始編制的《京津冀都市圈區域規劃》，迄今仍然難產。但為了達成「世界城市」的發展目標，化解人口過度膨脹與交通壅塞等困境，2010 年北京與河北達成建設「環首都經濟圈」的共識 16_{，並聯手積極遊說中央，於 2011 年被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_{，使京津冀同時出現「濱海新區」與「首} 都經濟圈」兩大國家戰略，也是中國首次於同一經濟區域內同時出現兩個國家空間戰略。這一新的發展，勢必牽動新一輪的區域空間結構轉型，也使京津冀區域空間結構的未來發展方向，越來越充滿經濟與政治角力的不確定性。最後，雖然許多學者在探討東亞各全球城市／區域的發展歷程後，也發現國家對全球城市區域發展具有相當關鍵的影響力，但彼等與市場中心論學者的基本假定卻相當相似，大都直接忽視城市本身的歷史空間特性，致使歷史空間結構的空間路徑依賴或鎖定效應，對政治或經濟力量的可能影響，甚少被觸及。本文透過對京津冀發展歷程的分析，發現城市區域的發展路徑其實深受歷史空間結構的影響，並非如國家中心論者（state-centred）所示 (Hill and Kim, 2000)，單憑國家意志就能任意改造；也非如市場中心論者所持，只是個經濟空間分工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