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意識與康有為的南洋漢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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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大中文學報第十三期 2010 年 06 月 195-224 頁. 帝國意識與康有為的南洋漢詩 * 高嘉謙 *. 摘要康有為曾經是清帝國的政治改良設計師，戊戌政變後卻成了朝廷追殺的逋臣。流亡十六年，他的足跡遍及全球四大洲三十餘國，成立保皇會，投入勤王，推動孔教復興運動，在海外儼然是巨大的文化與政治象徵。這期間清室覆滅，康有為轉眼由保皇的臣民變為帝國的遺民，漢詩成了他寄託家國與異域體驗的媒介，典型的流亡詩人。漢詩即是他千里蹤跡的一部份，記錄他的政治意識與文化想像。他寫於流亡期間的漢詩數量超過國境內的寫作，同時他再三強調的「十一死」，隱然凸顯出曖昧的流亡情結和遺民意識。本文試圖釐清這位錯置的遺民，避居新馬期間如何調動孔教與帝國想像？康有為如何將帝國流亡與個體流離進行意識的暗合？詩人藉由漢詩投射帝國政治與文化整體的破壞性憂慮，如何在「大流亡時代」的集體亂離際遇裡，形成南洋漢詩的寫作意識及其文化想像？這是流寓者生存危機的內在轉化？康有為的南洋詩，因此證成了南洋漢詩的一種創傷典型？在這些問題脈絡的基礎上，康有為個案可以看做表徵了南洋漢詩的複雜和曖昧，及其處理地域與政治的對應張力。關鍵詞：康有為、南洋漢詩、帝國意識、孔教、創傷現代性. * *. 2009/09/28 投稿成功，2009/11/09 審查通過，2010/04/13 修訂稿收件。高嘉謙現職為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2) 196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三期. Empire Consciousness and Kang Youwei’s Nanyang Han Poetry Ko Chia-cian *.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Kang Youwei’s Han poetry which he produced in his exile in Nanyang and attempts to sketch out the way his Han poetry emerged as an archetype of traumatic writing in Nanyang poetics. Kang Youwei was a key advisor and reformer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but later fled into exile after the historical events of the year in 1898 . During his 16-year exile, he made a grand tour on four continents and ardently advocated Confucianism abroad, which enabled him to come to be 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ymbol abroad. Furthermore, as a typical exiled poet, he produced a large amount of poetry in exile, which even outnumbered those he composed in any other period of his life. His abundant Han poetry during the time of exile, therefore, can very well be considered as a reflection of the Peregrination, of his consciousness of the empire and of his cultural imagin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 of Kang Youwei’s Han poetry he produced in Nanya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ill be addressed: How Kang Youwei mobilized Confucianism and empire imagination in his exile in Nanyang? How he dealt with the exile of the empire as well as his personal exile? How he made use of Han poetry to depict historical changes and the collapse of a dynasty and a culture? How his poems constitute the writing ideology and cultural imagination in Nanyang poetics? Keywords: Kang Youwei, Nanyang Han Poetry, Empire Consciousness, Confucianism, Traumatic Modernity.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3) 帝國意識與康有為的南洋漢詩. 197. 一、逋客與南洋漢詩晚清時期，從清廷派駐新加坡 1 的使節左秉隆、黃遵憲陸續來到南洋創立文社， 2 對華人移民百姓進行教化的啟蒙，中原士人階層帶動的文學與文化播遷由此開始。在文學傳播與生產的過程中，這些派駐使節與後續抵達的經商、謀生、旅行、移居等形式各異的流寓者，儘管不缺漢詩寫作， 3 相應的公共文學建制也隨之建立， 4 卻始終未曾給南洋塑造獨具特色的詩學傾向。他們的漢詩生產，更多的是流離感傷、思國懷鄉等一般流寓者可預期的日常情緒。這樣的漢詩生產結構，直到 1900 年康有為與丘逢甲的南來，開始有了改變。這兩位晚清嶺南的著名詩家，他們的人生歷經動盪的流離，詩學教養深厚，對鉅變的時局有現代意識的自覺，眼界隨著地理的遷徙而開闊。因此南來的短暫歲月裡，他們的行蹤與漢詩創作改變了南來文學的傳統格局，替南洋詩學形塑了迥異的風貌。丘逢甲是乙未時期臺灣內渡廣東的詩學大家，流寓新馬的時間雖然短暫，但對南洋文教的推動著力頗深，流寓前後寫作的漢詩曾在新馬報紙刊載，並以漢詩與當地孔教復興作了一種民族主義式的結合，由此開展了他對南洋漢詩領域的影響效應。5 如果我們將丘逢甲在南洋激揚的漢詩精神視為保種保教和民間立場，那麼康有為亡命之際彰顯的詩學底蘊，就是孤臣的身心悲愴，以及內嵌的帝國視景。在引人注目的政治光譜之外，流亡者的詩學是康有為為南洋形塑的一道漢詩風景。在傳統文化塌陷，遺民大流亡的前夕，康有為 1. 2. 3. 4. 5. 新加坡是目前通行的中文譯名。從晚清到獨立建國前後，還有許多常見的不同譯法，包括星嘉坡、新架坡、新嘉坡等。為求統一，除了原詩題、詩文的譯名予以保留外，本文敘述採目前通行譯名。左秉隆是首位直接由清廷派駐新加坡的領事。他駐新時間共有兩次，分別為 1881-1891， 1907-1910。第一次曾創辦以教化為目的的「會賢社」。接任的黃遵憲駐新期間為 1891-1894，創辦「圖南社」，形成刺激文風的文藝沙龍。除了使節本身的創作，左秉隆領事第一次駐新期間（1881-1891）就有南來遊歷文人展開的雅集唱和。相關個案討論詳梁元生：〈十九世紀末期新加坡華人社會中之世人雅集〉，《新加坡華人社會史論》（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1997 年），頁 31-49。新加坡與馬來亞地區最早的中文報刊分別是 1881 年在新加坡創刊的《叻報》，1895 年在檳城創刊的《檳城新報》。當中還有丘菽園經營，1898 年創刊的《天南新報》。三者都是漢詩發表的重要園地。丘逢甲在南洋的漢詩寫作和影響，及區域漢詩交流的基本雛形，詳拙作〈丘逢甲與漢文學的離散現代性〉，收入黃錦樹、張錦忠編：《重寫臺灣文學史》（臺北：麥田出版社， 2007 年），頁 195-242。.

(4) 198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三期. 落難南洋賦誦楚騷——憂患的漢詩慾望，頗具象徵意義的內化為南洋華人移民史的一個部分。 1900 年康有為 6（1858-1927）接受早他幾年到新加坡接手父親遺產的丘菽園 7 （1874-1941）邀請，從香港來到新加坡避難，開始了他在新馬地區的流亡生活。作為戊戌政變的出亡者，他前後出入新馬的次數要比晚清其他流寓南洋的文人更多，留居時間相對也長。 8 他在南洋創作生產的漢詩，足以組成他已出版詩集的三卷。作為名氣響亮的政治流亡者和晚清大詩人，他的漢詩視野深入異域地景，卻含有濃厚的帝國意識。帝國與絕域的交織，形成我們探究流寓者寫作難以迴避的問題框架。康有為避居新馬期間，詩的生產和創作意識，無異已是漢詩的南洋視域，視為在地生產的一部份。他在這階段的漢詩內涵，基本籠罩著一種深沈的創傷意識與帝國想像。適逢晚清帝國正經歷劇烈的政治變動，一個流亡者對時代與政治的回應，先驗構成他創作的潛在背景。對於變法失敗，自己仍苟活於海外，他的心路轉折有對戊戌遇難者的創痛，有對被幽禁的光緒的知遇和救難感恩，以及對清廷保守勢力的怨恨。當然他的學思歷程與抱負，加深了流亡的激進姿態。四處埋伏的殺機，外國勢力的禮遇和冷淡，華僑社會的支持與倒戈，組合了他飄零在外的流離感，刺激他改造中國的道德使命，也同時面對現實當中願景的失落。以上種種複雜的流亡意識，幾乎構成他寫作漢詩的根本底蘊。就連避難的閒適時光，也是「行吟憔悴巡花徑，誰作招魂誦楚騷」。 9. 6. 7. 8. 9. 康有為，又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縣人。戊戌政變後，易號更生，丁巳再蒙難，更號更甡。詳細生平事蹟，詳張伯楨：〈南海康先生傳〉，收入夏曉虹編：《追憶康有為》（北京：中國廣播電視，1997 年），頁 98-156。此篇乃供清史館為康氏立傳的底稿。丘菽園也作邱菽園。丘為本姓，因清初雍正朝規定避孔子聖諱，改為邱。本文採用本姓。丘菽園原名煒萲，字宣娛，號菽園、嘯虹生、星洲寓公等。生平事蹟，詳邱新民：《邱菽園生平》（新加坡：勝友書局，1993 年）。根據最新研究成果考證，康有為前後進出新馬地區的次數高達 7 次。主要停留據點是新加坡和檳榔嶼。他分別在 1900、1903、1904、1908、1909、1910、1911 年多次停留，時間長短不一，停留時間最久的長達一年半以上。詳張克宏製作的年表，氏著：《亡命天南的歲月：康有為在新馬》（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06 年），頁 101。詳〈己酉臘，南蘭堂後行吟徑，扶病與王公裕望海〉，收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文獻研究部編：《萬木草堂詩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296。本文所引康有為漢詩均援引自此版本。後文不再詳列出處，只標示詩題和頁碼。.

(5) 帝國意識與康有為的南洋漢詩. 199. 流離詩人調遣楚騷傳統，本是一種詩學慣習（habitus）。但康有為作為標榜「儒學普遍主義」 10 的「中國現代化方案」的實踐者，在國家與文化危機的臨界點上直逼經學窘境，重建中國學術體系，展現其政治霸氣和改革雄心，卻選擇在戊戌變故後以貶謫放逐的忠臣姿態示人。這背後頗堪玩味的精神意蘊，既是一種文化主體的召喚，也可視為具有象徵寓意的創傷敘事。流離境外的逋客，不合時宜的罪臣情懷，卻機緣巧合提供了傳統士大夫一個周遊世界及見證西方文明的契機。換言之，康有為在一個楚騷與君臣的傳統政治詩學視域裡，反而弔詭的試探了另類中國現代性的遭遇。在西方殖民地或現代文明情境與經驗下想像的君臣關係與中原慾望，其實踐意義與詩學效力，是一種自我證成的古典精神復歸，還是近代中國遷徙與離散的現代性創傷？康有為在境外的漢詩「世界觀」，顯然呈現了帝國的隱喻，及其飄零的雛形與樣態。這也許可以看做離散漢詩的症狀，尤其在華人重點移居的南洋，形成漢文學場域值得注意的創傷詩學光譜。一種融合中原情懷、民族想像與流離感傷的漢詩意識。康有為寫於境外的漢詩，看在近代詩家眼裡，各人判斷不同。陳衍著眼中西交通往來多年，文人士子不絕於道，以考察政教風俗、異地名勝的角度，認為康有為「以逋臣流寓海外十餘年，多可傳之作」。 11 汪辟疆則看重康有為遭逢出亡劫難，審視其歷史意志，進一步判定風格：「徒以境遇之艱屯，足跡之廣歷，直有抉天心、探地肺之奇，不僅巨刃摩天也。」 12 而弟子梁啟超在讚譽推崇本師之餘，卻頗具洞見的指出：「其詩固有非尋常作家所能及者，蓋發於真性情，故詩外常有人也。」 13 所謂「詩外常有人」，具體陳述了康有為藉由詩所展露的主體精神，那是傳統士大夫在世紀交替之際出入古典與現代之間的浪漫主體。在相似的觀點上，當代西方漢學家則進一步清楚闡釋了康有為戊戌以後流亡詩篇帶有的雙重意義。一是個人命運的情感隱喻；再者是流亡苦難在強大的「詩學合理化」（poetic rationalization）的傳統處置和對應模式裡，康有為仍透過歷史與詩學想像，展現了上乘的詩藝，並由此構築了一種在詩的本 10. 11. 12 13. 關於西潮東漸所引發的國族危機並轉換為儒學危機，汪暉針對康有為的「儒學」政治實踐，有著詳細的論述。參見氏著：〈帝國的自我轉化與儒學普遍主義〉，《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二部）（北京：三聯書店，2004 年），頁 737-829。陳衍：《石遺室詩話》（卷 9），收入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118-119。汪辟疆撰、王培軍箋證：《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634-635。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第 26 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9。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也延續了梁啟超的觀點。.

(6) 200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三期. 質上持續保有新穎、自我和充滿生命力的漢詩模式。 14 因此，改變中國古典漢詩視域的境外寫作，固然賦予了詩家判斷其與「詩界革命」的精神聯繫。但對於漢詩因「流亡」而改變的形式內涵，孤臣悲憤與異域新奇交織的創作意識，以及流亡漢詩對華人集居的南洋構成的精神遺產，理應更值得中國近代詩學進行探究。 15 我們檢視康有為在新馬的寫作，讓我們重新反思了南洋詩的生產意義。南洋漢詩的寫作者班底，主要體現在兩個士人群體。一是南來文人，一是崛起的本地知識份子。 16 這兩大群體構成 19 世紀新加坡士人階層。他們有傳統文人的性格，返回中原故鄉應考科舉爭取功名不在少數，尤其會賢社和圖南社每月課題題目大半都屬儒家思想和中國問題（另一半是南洋在地問題），以致這些士人的思想關懷，始終保有高度的中原意識。同時這也符合當初黃遵憲推動文教的意圖：「竊冀數年之後，人材蔚起，有以應天文之象，儲國家之用。」 17. 14. 15. 16. 17. Hellmut Wilhelm. 「The Poems from the Hall of Obscured Brightness」. Jung-pang Lo ed. 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Tucson : Published fo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by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7）,pp.319-340. 康有為的南洋漢詩研究長期以來都顯得貧乏。在以康有為海外詩為題的研究成果中，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 年）、李立信：〈戊戌後康有為之海外詩歌研究〉，收入廣東康梁研究會編：《中國近代文學與海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71-86、洪柏昭：〈論康有為的海外詩〉，收入彭海鈴編：《中國近代文學與海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近代文學學會，1999 年），頁 251-267、常雲、謝飄雲：〈論康有為的海外詩〉，收入劉聖宜編：《嶺南歷史名人研究》（廣州：中山大學，2002 年），頁 127-176，對康的南洋詩都是簡略帶過或基本不討論。目前可見的研究成果，只有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張克宏依據他的新加坡國立大學碩士論文改寫的專著《亡命天南的歲月：康有為在新馬》及黃錦樹：〈境外中文、另類租借、現代性：論馬華文學史之前的馬華文學〉，《文與魂與體：論中國現代性》（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 年），頁 79-104、黃錦樹：〈過客詩人的南洋色彩贅論──以康有為等為例〉，《海洋文化學刊》第四期（2008 年 6 月），頁 1-24。然而，以上著者都有其地緣關係，似乎說明了康有為與南洋漢詩仍舊是主流文學史以外的南方議題。本地知識份子，指的是在中國派駐正式領事左秉隆抵新之前，即已在新加坡定居者。他們有的是更早的南來者，有的是當地唯一的私塾萃英書院培養的少數可以寫作八股文、吟詩作賦的文士。至到左秉隆、黃遵憲使節在當地推動會賢社、會吟社、圖南社，每月出題目供文士按題作文，評定等級，振興文化學術風氣，本地士人階層隨之興起。這些本地士人名錄，可參考會賢社、會吟社、圖南社的課榜名單，達數百人之多。詳梁元生：〈十九世紀新加坡華人社會中「士」階層之分析〉，收入梁氏前揭書，頁 9-30。葉鍾玲：《黃遵憲與南洋文學》（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2002 年）。黃遵憲：〈圖南社序〉，《叻報》（1891 年 1 月 1 日）。又見葉鍾玲前揭書，頁 80-81。.

(7) 帝國意識與康有為的南洋漢詩. 201. 這無異形塑了華人移民對中國認同與效忠的社會結構，加上晚清以降中國政局動盪，士人的漢詩寫作基本離不開中國近代的政治運動。 18 甲午戰敗，戊戌政變，一連串的變局影響了華僑士人的內在情緒，他們漢詩內容的表現轉向深沈的離家去國憂憤，或經營避世的遺民風雅。等到康有為等大詩人以流亡姿態到來，南洋漢詩的格局有了一次變化的契機，因此轉移或內化了一種流亡民族主義式的文化心理和思想結構。從康有為瀰漫創傷意識的漢詩書寫，與他高揚民族主義、中原想像與孔教光環的實踐，我們看到了別具一格的離散意義的南洋漢詩脈絡。這隱約主導了南洋詩寫作的風格特徵。儘管流寓者有著不同的異域境遇和感受，但對移居在外的華人而言，影響他們詩文創作的美學傾向與動機，是一種異域與原鄉的辯證。詩人的漢詩立場，始終努力回應帝國的變局與改造，無論感傷、憂患或歷史的激情。這可以看做一種與現代中國進程同步的「寫實」傾向，漢詩生產無法擺脫的中國效應。華僑士人的漢詩精神基本不出仰望中原的格局，同時並沒有離康有為漢詩的創傷意識與身體焦慮太遠。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民族主義風潮下的漢詩生產，卻也帶來了南洋詩在地化轉向的契機。對照難以介入的殖民地政局或後來的馬來民族霸權，以及移民背景下的放逐詩學，在地生活感受逐漸轉移了華僑漢詩的生產概念。其中又以丘菽園是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19 換言之，康有為是帝國追殺的逋臣，更是典型的流亡詩人。他將近代中國到南洋的漢詩播遷，整合並投射為一種對文化整體性破壞與摧殘的觀照。這種帶有時代意義和歷史結構的生產，在流亡者的身體與記憶的自我範疇內，形成他們漢詩實踐的關鍵向度。在這個基礎上，康有為個案可以看做表徵了南洋漢詩的曖昧，以及漢詩實踐如何處理地域與政治的對應張力。因此本文進一步思考和處理的議題，將環繞在流亡敘事如何在「異域」處境發揮意義？康有為如何將帝國流亡與個體流離進行意識的暗合？詩人藉由漢詩投射帝國政治與文化整體的破壞性憂慮，如何在「大流亡時代」的集體亂 18. 19. 李慶年考察了新馬報刊、詩集內的大量漢詩，在他重要的專著《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將漢詩的解讀內容分類為「甲午戰爭前後」、「戊戌維新前後」、「辛亥革命前」、「國共紛爭時期」等，對應近代中國政治發展進程。這構成他在結論強調馬華舊體詩的特色是「與中國政治運動互相呼應」的重要依據。詳拙作：〈流寓者與詩的風土：論丘菽園的南洋詩〉，2008 年 1 月 5-6 日發表於「『樂、生、怒、活：生活政治，風格運動與私眾社會』2008 文化研究會」，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系、文化研究學會主辦，臺北：中國文化大學。.

(8) 202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三期. 離際遇裡，形成南洋漢詩的寫作意識及其文化想像？他們的漢詩為何而寫？為誰而寫？到底傳承了什麼樣的經驗？這是流寓者生存危機的內在轉化？康有為的南洋詩，因此證成了南洋漢詩譜系內的一種創傷典型？以上一連串相關的問題，提醒我們注意康有為這些「海外詩」的重要位置。黃錦樹先生曾試圖以「境外中文」 20 描述這些境外漢詩的生產形式，但在漢文學播遷的歷史脈絡裡，康有為不是特殊個案，而是導引出一個普遍問題。流亡、政治身體與帝國意識，將是我們理解南洋漢詩生產結構的關鍵環節。因此康有為做為晚清南洋漢詩的象徵起點，成為本文關心的漢詩風景之一。. 二、十死身：創傷意識及其症狀流離異域廿年春，逮捕頻煩十死身。留取餘生歷花甲，或為大事整乾坤。天乎百億萬千劫，丘也東西南北人。中國存亡自關命，高歌醉酒筆彌神。（見附圖）這是 1918 年，六十一歲的康有為在上海寓所揮毫寫成的一幅掛軸，落款是「戊午花甲周日」。然而這幅掛軸並非唯一，一個多月前康有為以同樣的詩句，寫了一幅橫披向女兒展示，落款是「戊午花甲周日，示同環」。這兩幅字作為康有為法書作品中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老練的筆觸和縱橫豪放的氣勢，顯見他在分行布白上的匠心獨運。不過，其中令人讚賞的，還包括用墨的枯濃相間，字與字的對比之中，凸顯了一個引人注目的關鍵詞：十死身。這三個字作為這首詩核心的隱喻，引起關注的興趣。這是一首詩人回顧流亡生命，幾經劫難仍氣勢高昂的詩作。亡命異域，憶萬千劫，肉身的災難全指向了曖昧的「十死身」，詩人花甲「餘生」的「前身」。然而，詩人以天降大任勞其筋骨的精神轉化，將流亡的身體苦痛投向整體性的文化破壞，以致整頓乾坤、中國存亡變成是合理化「餘生」的生存邏輯。如此一來，「十死身」刻劃的恐怕不是靜態的創傷主體，而是主導流亡論述的一套歷史意志，積極的自我實踐。回頭檢視康有為的法書筆勢，「十」字的橫畫提按扭轉，. 20. 黃錦樹就馬華文學的考察，曾提出一個境外中文的框架。他認為流寓文人的集體寫作，構成了南洋漢文學的起點，並以一種「另類租借」的概念，描述這些延續與關注中國或中原意識的寫作的基本型態。康有為是其中重要的象徵人物。詳黃錦樹前揭文〈境外中文、另類租借、現代性：論馬華文學史之前的馬華文學〉。.

(9) 帝國意識與康有為的南洋漢詩. 203. 回鋒煞住，筆畫重粗誇張，豎畫貫穿則輕細，顯得無奈、脆弱。橫豎兩種筆畫矛盾衝突，作者似乎對「十」字有特別感受。「死」字上窄下寬，枯淡轉折，彷彿對生命的困頓和悲憤。「身」字破筆，乾墨到底，有不能窮盡之態，三者似有節奏，形成苟延未絕的氣勢，隱然呼應著一組攸關流亡生涯的暗語。康有為在花甲之年回顧流亡往事，寫詩與題字各有不同版本。 21 其中差異只是顛倒詩句順序（「逮捕頻煩十死身」改為開篇首句），改寫幾個字，旨意不離。但他對流亡事蹟著力再三，雅興甚高，另有一首格局恢弘的長詩〈開歲忽六十篇〉，詳述平生經歷。其中提到「十死亦不足，幸免皆天意」，「廿年亡海外，時時辦一死」（頁 346），亡命天涯顯然刻苦銘心，無法忘懷，處處皆是死亡暗影，但冥冥中又有天意。看來「十死身」是一個讓流亡者感慨萬千的身體話語，卻頗為自豪的具體經歷。這個意象在詩文裡層出不窮，甚至令人不得不正視這是康有為自己論述流亡的一個象徵性的起點，流亡意識裡的歷史情結。不過「十死身」並非空泛之談，也不是單純的詩意象。康有為曾經為此追敘一個詳細的脈絡。時間回到廿年前的 1898 年，康有為因為戊戌政變，及早獲得光緒密昭離京，後得到英國人搭救乘船離境赴港。清廷保守勢力開始對維新派秋後算帳，慈禧太后對康、梁下達的追殺令也即時生效，康有為從此展開長達十六年的流亡生涯。那年康有為四十一歲，對於成功潛逃出境，他在驚慌之餘，對六君子的遇難尤感悲憤。因此他回顧自己的脫逃過程，認為其中每一個逃生與被解救的環節就如同歷經十一死，稍有差池必死無疑 22 。於是他以「我史」年譜式的自傳書寫，將這段驚心動魄的逃亡遭遇，設定為一個停止的歷史時間。十一死難如他所言「曲線巧奇，曲曲生之」， 23 自此他的年譜沒再續寫， 24 流亡人生是他另闢的一個真實歷史舞臺，一次死而後已的重生。 21. 22. 23. 詩的改動版本如下：「逮捕頻煩十死身，流離瑣尾廿年春。天乎百億萬千劫，丘也東西南北人。竟剩餘生歷花甲，或為大事整乾坤。此關中國生靈命，醉酒高歌筆有神。」詳〈戊午二月五日為吾生周花甲日，感賦〉，頁 436。這十一死的細節，如下：「事後追思，無一生理，吾先出上海辦報，則上海掩捕立死。皇上無明詔、密詔之敦促，遲遲出京必死。容祿早發一日，無論在京在途必死。吳黃仲弢之告，宿天津必死。從仲弢之言，出煙臺亦必死。搭招商局之海晏船，英人欲救無從，必死。是日無重慶之輪開，或稍遲數時行，追及必死。飛應快船不因煤乏還，必死。萊青道非因有事往膠州，則在煙臺必死。上海道不托英人搜，則英領事不知，無從救，必死。英人不救亦必死。凡此十一死，得救其一二，亦無所濟」詳康有為：《我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62。出處同上註。.

(10) 204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三期. 因為躲過十一死的劫難，康有為將流亡賦予了原始的象徵。 25 弟子梁啟超發揚康的意念，再三強調「先生有十身不足死。……而竟不死，豈非天哉！豈非天哉！……若冥冥中有鬼神呵護之」。 26 師徒二人在有意無意間將冒險出亡的經過，賦予神秘色彩，視其為一道啟示，顯現流亡者自我期勉與慰藉的心理狀態。在一場殺戮暴力與死亡暗影的前提下，這苟活流離的身軀，在遷徙避難的過程，無形之中見證了帝國與詩的流亡。這亡命的身體，可以象徵晚清焦慮的時代軀體，在清帝國鷹犬刺客天涯追蹤的過程，作為政治流亡者與詩人交織的身份想像。往後流亡歲月裡，除了政論與學術論述，詩就是這位「最後的王者師」 27 銘刻心事與情志的重要媒介。他五十餘年留居中原寫作的漢詩，還不及流亡域外期間的漢詩產量。 28 因此詩也成了流亡的形式，隨康有為的足跡走遍世界四大洲。漢詩走到了中原境外的邊陲絕域，讓流亡者將帝國文化的精粹格式，深入蠻荒，臨近異國文明。當漢詩試圖記錄天涯盡頭的陌異情境，流亡詩人彷彿走在歷史的關鍵時刻。 1903 年康有為再度來到南洋，走訪印尼爪哇島。流亡讓他的萬里足跡，有了一種時代感，一個前無古人的創始舞臺。他熱烈走進異域，詩裡留下了這股豪情壯志：史萬歲誇廿萬里，鄭三寶身再南洋。中華士夫誰到此，我是開宗第一章。（〈遊爪哇雜咏〉，頁 171）其實，康有為的漢詩不純然是感傷情調，同時還是命名與安置異域景觀的重要形式。他有「史上第一人」的新奇與使命，顯然已自覺的意識到自身的流 24. 25. 26. 27. 28. 康有為自編年譜寫於 1899 年 1 月，敘述的時間斷限於 1898 年出亡，後無續作。爾後的續編內容始自 1899 年（己亥），由他的女兒康同璧完成編撰。 1913 年康有為結束流亡歸國，他在康氏祠堂祭祖時，再次提及「惟爾末孫，遘閔蒙難，身經十死，不圖生還」。「十死」已成康有為流亡意識的內在意象。詳〈久亡還鄉祭先廟告祖文〉，收入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 10 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7 年），頁 167。詳梁啟超：〈記南海先生出險事〉，首刊於 1899 年 1 月《清議報》。又見夏曉虹編：《追憶康有為》，頁 325-328。詳陳平原：〈最後一個「王者師」：關於康有為〉，《當年遊俠人》（臺北：二魚文化， 2003 年），頁 25-33。康有為編輯出版的詩作，共 15 卷。（不包括補遺的部分）其中 9 卷（南洋詩佔有 3 卷）寫於流亡時期，共 865 首。其餘詩作共 667 首。詳李立信：〈戊戌後康有為之海外詩歌研究〉，收入廣東康梁研究會編：《戊戌後康梁維新派研究論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73。.

(11) 帝國意識與康有為的南洋漢詩. 205. 亡是具體的現代經驗，已非傳統的流放與避地可以比擬。他的出亡抱持著「十死身」這種再死一次的苦難意志，流離絕域反而有拓荒的體悟。因而漢詩既是他安頓流亡意識的載體，同時是表述異域體驗的媒介。流亡的漢詩正好展現一種現代形式的拉鋸張力。但從康有為詩裡所接觸的流亡記事，還有一個作為王者師所顧念的「帝國」。從他在《我史》留下的記錄，僥倖存活之餘顯然仍有抱負：「留吾身以有待其茲，中國不亡，而大道未絕耶？」 29 經歷十一死的自我個體，在他看來已是與中國的存亡合而為一，這個流亡身軀肩負了拯救帝國的使命，構成他輾轉流離異域的生存意志，或其流亡意識裡一種結構性的思想印記。 1900 年 2 月，當時流亡香港的康有為處境危險，清廷派出的刺客伺機暗殺。在如此環境艱辛、經濟窘迫的情況下，他接獲新加坡名士丘菽園餽贈的千金旅費，決定動身往新加坡避難。這是他南洋流亡旅程的開始，也是戊戌出亡以來，他比較得以安頓喘息的一個階段。我們由此檢視他流離南洋的漢詩作品，就不難理解他在花甲之年仍念念不忘的「十死身」。他將戊戌出亡經歷的十一死轉化符合詩學句式的核心概念，形成隱喻的文學效果，總結了流亡表徵的種種症狀與心態。抵新以前，康有為有詩答謝丘菽園的邀約：飄泊寰瀛九萬程，蒼茫天地剩餘生。狐裘瑣尾泥中嘆，羊節淒涼海上行。夢繞堯臺波縹緲，神驚禹域割縱橫。九州橫睨呼誰救？只有天南龍嘯聲。（〈菽園投書邀往星坡答謝〉，頁 111）這詩表面答謝，實際盡訴自己流亡萬里天涯的窘境和苦衷。同時以「狐裘瑣尾」象徵陷入的流離苦痛，高呼蘇武牧羊的孤淒漫遊，在嚴實的詩經典故裡哀嘆「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言下之意，他的域外流亡根源於日夜惦念的聖君。這幾乎是主導詩人流亡意識的關鍵心緒，以致他思念被軟禁瀛臺的光緒帝，驚恐中國疆域的分裂，將帝國憂患作為流亡的契機，或流亡的具體意義。因此救亡圖存是康有為士大夫的使命，南洋成為他響應丘菽園召喚的一個新興舞臺。康有為的南來由此開始，流亡的基本格局環繞在聖君與帝國之中。於是當清廷再次傳來「偽嗣之變」，令他心焦如焚，憂憤難耐。他的詩已是為「史」而抒情言志，詩題直言「君國身世，憂心慘慘，百感交集」。一個帝國的通緝. 29. 詳康有為：《我史》，頁 62。.

(12) 206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三期. 犯，亡命之際竟百轉千迴的顧念聖上與國體，他的流亡已不純粹銘刻個體亂離，而投向集體的中國災難。其實康有為的流亡意義相當曖昧。戊戌變法時他走在帝國前端，變法失敗後他走在帝國境外，他自詡為帝國維新之師，卻又只能在絕域流離喟嘆。他驚恐無奈與忐忑不安的壯志抱負，在詩裡化成一股鬱結的氣象：天荒地老哀龍戰，去國離家又歲終。起視北辰星暗暗，徒圖南溟夜濛濛。亂雲遙接中原氣，黑浪驚回大海風。腸斷胡琴歌變徵，怒濤竟夕打艨艟。（〈己亥十二月廿七日，偕梁鐵君、同富侄、湯覺頓赴星坡，漁舟除夕，聽西女鼓琴。時有偽嗣之變，震蕩余懷，君國身世，憂心慘慘，百感咸集〉，頁 112）他將流亡狀態以詩賦形，同時「記史」。從宮廷鬥爭聯想海天塌陷，海路所見都是聳動意象──天荒地老、星暗暗、夜濛濛、亂雲、黑浪，排山倒海的壓迫感，早已置個人於流亡的大潮。詩的氣勢磅礡，筆力驚人，鋪張典故寄寓複雜的中原想像。儘管去國離家久遠，帝國的流亡者並沒有偏離核心，「北辰星暗暗」和「南溟夜濛濛」清楚對照君臣之間的距離和處境。他的君國情感，塑造了獨特的流亡文化地理。康有為在新加坡的避居生活，其實相當惶恐不安，東躲西藏。當地報紙一再查訪暴露他的行蹤，不斷公布慈禧太后已派出刺客抵新謀刺的傳聞，甚至有日本刺客被殖民地政府逮捕扣留。 30 這種草木皆兵的緊張氣氛，讓他猶如坐困孤島，無法公開活動。甚至幾次調虎離山、掩人耳目的藏躲都被記者識破，留下一個膽小怯死的形象供人話柄。對重複宣示歷經「十一死」的康有為而言，這種處境實在難堪尷尬，也揭示了他流竄絕域的生存感受。雖然英國殖民政府給予了適當的保護，但社會領袖名流丘菽園、林文慶等人的接應款待，先後將他安置自己家中，才正式說得上為他搭建了南洋的流亡舞臺。這點雪中送炭的溫情，讓康有為的飄零生涯有了短暫依靠，同時產生了文化意義。尤其丘、林二人根本是維新運動的支持者，甚至是康有為的崇拜者。. 30. 康有為流亡新加坡的處境，當時中西報刊作了許多追蹤報導，相當程度還原了真實情況，讓後世多少可以揣摩康有為的心境。詳李元瑾：〈從中西報章的報導窺探 1900 年康有為在新加坡的處境〉，《亞洲文化》第 7 期（1986 年 4 月），頁 3-18。關於日本刺客事件，詳黃賢強：〈康有為與孫中山在新加坡：論日本刺客事件〉，《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68-181。.

(13) 帝國意識與康有為的南洋漢詩. 207. 丘菽園早前敬仰康有為的公車上書，維新變法，在 1898 年獨資創辦的《天南新報》，就是宣揚救亡、維新、保皇等消息與觀念的南洋重要報刊。 31 康有為南來後更成為幫他反駁種種抵制、污名化言論的傳聲筒。 32 同時出錢支援康有為的流亡生活與後續的勤王大計。林文慶出身峇峇 33 背景，完整的殖民地教育培養出來的知識菁英。他是執業醫生，精通中英文卻熱烈地擁抱中國民族主義，響應光緒皇帝的維新變法，推行儒教復興運動。他甚至在當地英文報刊撰文介紹、推崇康有為的成名作《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認為他是「中國的百科全書家」，替中國開啟了新世界。 34 顯然他對中國的改革運動投入莫大的關注。丘、林二人對康有為的支持，正好為他提供了豐富的南洋資源。除了精神上的仰慕，他們還向僑領募款，為失敗的維新運動找出路。由此說來，康有為的政治事業在南洋有了「回天之力」 35 和大展拳腳的空間，甚至帶有流亡者少見的文化風采，還跟南來的丘逢甲、容閎等人雅集。雖然康有為胸懷帝國政治，但他不時流露的鄉愁（「酒酣擊筑夢中原」、「廿載銀塘舊山夢」），暗示了個體的潛在焦慮。戊戌以後，因為有「十一死」的修辭在先，那些後續出沒在詩裡行間的死亡意識和身體摧折，就自然成為我們觀察前述提到的詩意象「十死身」的脈絡。對於「十死身」的想像和敘述，康有為似乎有意建立身體與流亡的內在邏輯。四十三年現化身，五千里外托逋臣。……天惜殘軀經萬死，生為大事豈前因。紅氍綠葉憑欄話，北望堯臺總愴神。（〈庚子. 31. 32. 33. 34. 35. 丘菽園創辦的《天南新報》與維新運動及康有為之間的關係，可參考王慷鼎的資料考證。王慷鼎：〈《天南新報》史實探源〉，《亞洲文化》第 16 期（1992 年 6 月），頁 169-176。《天南新報》維護康有為的相關言論，主要強調康有為創設保皇會的忠君愛國，絕非匪會。同時還強調在英殖民地緝拿行刺康有為，將招致英國的外交反彈和各國輿論，成為清廷的外交危機。詳《天南新報》1900 年 3 月 31 日、4 月 2 日、6 月 9 日等報導。另可參考湯志鈞：《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年），頁 713-715。峇峇（Baba）【馬來語】，又稱土生華人（Cina Peranakan 或 Cina Selat）【馬來語】、海峽華人（Straits Chinese）或海峽僑生（Straits –born Chinese）。他們是早期馬來群島華人移民與當地婦女通婚的混血後裔，主要分佈在馬六甲、新加坡、檳城和印尼等地。他們的文化淵源主要是漢文化和馬來民族文化的融合，語言特徵是閩南方言和馬來語混雜的「峇峇馬來語」和英語（英殖民的影響）。林文慶的維新思想，以及對康有為的支持，詳李元瑾：《林文慶的思想：中西文化的匯流與矛盾》（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1 年），頁 80-86。這是康有為致丘菽園書信裡的用語。該信現藏於丘氏家屬，轉引自湯志鈞前揭書，頁 715。.

(14) 208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三期. 二月，四十三歲初度，寓星坡之恆春園，居一樓，吾名曰南華。梁鐵君、湯覺頓為吾置酒話舊慰余瑣尾〉，頁 113）當自己在四十餘歲的中年變為逃亡千里外的逋臣，他的焦慮凸顯了對自己此生變化的想像。尤其他屢次將個人的萬死之軀，投向國族的命運，他背負的死亡包袱，除了清廷的追殺，還有變法失敗後他得以死裡逃生的創傷心理。那是他無法迴避的死亡倫理，包括六君子遇難，而自己得以亡命苟活。他後來在檳榔嶼絕頂以長篇〈六哀詩〉（頁 142-146）悼念遇難者，情思哀淒，似有贖罪心態「顛危竟不救，萬死罪莫贖」，又意圖為他們的壯烈犧牲入史「仰天灑血淚，化碧應不滅」。其中胞弟廣仁因為自己的牽引，無辜捲入風暴而遭到誅殺，身首異處，屍骨無法歸葬。因此他在戊戌遭遇的歷史創傷和死亡風暴，成為他一個原初的流亡場景（「百年夜雨神傷處」）。他的亡命記憶總是回到這個起點，尤其面對丘菽園和丘逢甲這些支持維新的同道：憂時曾上萬言書，十死殘生億劫餘。海雨離居讀君作，淒涼舊恨集公車。聖主維新變法時，當年狂論頗行之。與君北灑堯臺涕，剩我南題孔廟碑。（〈庚子正月二日避地星坡，菽園為東道主。二月廿六遷出他宅，於架上乃讀菽園所著贅談，全錄余《公車上書》，而加跋語，過承存嘆，滄桑易感，亡人多傷，得三絕句，示菽園並邱仙根〉其一、二，頁 115-116）「十死身」變為蠱惑的意象，既可深入他的流亡意識，對創傷歷史的還原，卻又啟動一種修辭的魅力，為他的政治抱負和壯志雄心，奠定起源意義的力量展示。我們再看〈遣人入北尋幼博厝所，攜骸南歸〉節引：星坡北望淚沄沄，杜鵑啼血斷燕雲。鯨鯢橫波斜日曛，誓起義師救聖君。（頁 117）康有為派遣弟子梁鐵君尋訪當年遇難的胞弟骸骨，再次勾起戊戌舊創。北望中原感傷之際，他轉向展示自己策動勤王的決心，揚言「大仇不報負英魂」。詩的敘事邏輯於無形中暗示著，流亡者的政治抱負與身體的創傷力量有一種轉化的關係。如果這是一種創傷心理或修辭症狀，康有為漢詩裡出現被拋置絕域的身體焦慮，就可視作「十死身」不斷的轉化與再生產。嚴格說來，戊戌傷痕的意義，有一部份來源自光緒帝的信任與重用。對有心於世運的康有為而言，這是莫大肯定與恩典。但變法失敗，光緒失勢，康有.

(15) 帝國意識與康有為的南洋漢詩. 209. 為的政治抱負重挫，還有死亡威脅。亡命在外的康有為對聖主感恩，努力推動帝國政體的維繫，展開保皇與勤王的政治運動，毫不掩飾他的護主情懷。尤其多次在詩裡宣稱他的流亡帶有光緒御書的衣帶詔， 36 所謂「衣帶小臣投萬里」（〈七月，偕梁鐵君及家人從者居丹將敦島燈塔〉，頁 120）就不僅僅是個體流亡，而是肩負帝國交代的使命。他當初的維新改革運動已在華僑社會激起廣大迴響，此刻背負聖命流亡，可以看做中原境外的政治舞臺。康有為因此在南洋華人社會有著舉足輕重的歷史份量，他的言行舉動影響了當地維繫移民原鄉情感的文化結構。那是一種渴望帝國改革，又依賴朝廷權力正統的複雜心理。儘管光緒密詔的真偽有所爭議，但康有為的帝國情懷不假。尤其他在詩裡將戊戌政變以來普遍的帝國創傷，結合自身「十死身」症狀的復述，集中展示了南洋漢詩背景裡的「中國性」特質和風景，鼓舞及動員了華人移民對中國政治的關懷參與；同時以嶺南詩派大家的風範，建立了南洋漢詩裡一種創傷式的民族主義想像。康有為流亡漢詩的精神結構，可以說是一種典範意義的開展。康有為從死難劫數逃出，投身在海峽殖民地的華人移民社會，他的悲愴心理與惦念聖君構成一種文化想像的連結。當象徵「維新中國」正統的光緒皇帝，遭到軟禁，流亡到新加坡的康有為似乎帶來了光緒的聖光。戊戌政變間接形塑的「十死身」，讓他成了「正牌」的光緒代言人。那時八國聯軍侵掠北京已迫在眉睫，清廷搖搖欲墜。康有為代表了帝國改革派的正統，他的流亡，讓生命處在一種極端的身體焦慮之中。這是清朝帝國危機意識的一種身體轉化，因此他的生死對華人移民社會產生超然的意義，具有巨大的文化與政治象徵。於是，由丘菽園策劃鼓動新加坡華人，公開慶祝光緒皇帝的三十壽誕。這種熱鬧的場面，簡直是一場保皇的盛宴，給足康有為面子，使得他「帝師」與「亡命之臣」的雙重身份認同獲得肯定，揚升了康有為的文化光環。康有為賦詩記下了此刻動人的情懷：聖躬歷險猶天恙，天意存華庶可知。兩載房州書帝在，八荒壽域動民思。漫愁蛇豕鬥宮闕，夢想龍鱗落海湄。小臣雖乏朝衣拜，喜見黃龍遍地旗。（〈皇上三十萬壽時大亂，京津消息多絕，幸聖躬無恙，小臣在星坡，與梁爾煦、湯 36. 康有為詩裡多次出現的「衣帶」意象，總是表現感傷流離的孤臣孽子心態。諸如「最傷奉衣帶」（〈最傷〉）、「孤臣死罪慚衣帶」（〈戌申除夕祭先帝後望海獨立思舊感懷〉）透露出他的出亡乃是奉詔求救，卻感到辜負聖命。然而，時人對密詔的真偽已有懷疑，後世學者更進一步考辨。黃彰建有專文〈康有為衣帶詔辨偽〉，氏著：《戊戌變法史研究》（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70 年），頁 429-457。另外，湯志鈞對密詔文獻的不同版本也做了整理與爬梳，認為光緒密詔經過康有為改竄。詳氏著：《戊戌變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03 年），頁 565-576。.

(16) 210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三期. 睿設香案龍牌望闕叩祝時，邱煒萲鼓舞星坡人全市祝壽。極鬧，前此未有也，恭記〉，頁 119）雖然朝廷天昏地暗的鬥爭持續，自此「忠臣」康有為的南洋流亡，有了帝國的聖光加持。但末聯康有為驚覺沒有朝服衣冠，似乎說明了這場帝國的想像，終究是一種流亡的民族主義。. 三、絕島與帝國 1900 年 7 月下旬，康有為從新加坡遷移到馬來亞森美蘭州境內的丹將敦島（Tanjung Tuan）時，其實是為了躲避清廷刺客抵新的傳聞，還有殖民地西報記者查訪暴露康的行蹤。實際上那並非小島，而是海角上的一座小山，山上有一座燈塔。37 在稀無人煙的海邊隱居，孤懸海角一隅，對康有為而言就是絕島。對著燈塔與滄海，他的心思仍是帝國圖景，眼前地理盡是流亡者延續的帝國意識。試看以下一首：大海蒼蒼一塔高，秋深絕島樹周遭。我來隱几無言語，但見天風與海濤。（〈七月，偕梁鐵君及家人從者居丹將敦島燈塔〉其一，頁 120）眼下是避地的荒涼孤絕，康有為特別用了《莊子》「隱几」典故，以襯托當時的枯木死灰之感。他還自作眉批：「已入禪境。」只是轉瞬間下一首詩的情緒，又回到帝國亂象：「北京蛇豕亂縱橫，南海風濤日夜驚。」聽潮賞月的日子，他無法安頓傳來關於時局急促的消息。雖然避難還有小妾相伴，仍免不了在詩題裡惦念聖君：〈攜婉絡坐石上，口占絕句，莫忽念聖上，為人改定〉，以致詩句：「渀瀁乾坤起大風，青茫海氣接鴻濛。」就是一股拯救蒼生，扭轉天下乾坤的壯志。雖然康有為從不忘提起自我意識到的死亡危機：「流離萬死亦天哉，空話維新剩劫灰。」（〈暹羅太子為僧，坐禪絕世，頻憂中國，見人輒問吾起居〉，頁 120），認定自己是在流亡最邊緣、最極致不堪的絕境。但這當中有一種修辭的弔詭。此詩是酬答「坐禪絕世」的暹羅太子「問候起居」，因此康的禪境恐怕還是難捨紅塵，入世性格使得他的「萬死」、「劫灰」不過是內在傷痕的 37. 關於丹將敦島的地理位置考證，向來論者語焉不詳處甚多。至到王慷鼎的查考，才有明確交代。詳氏著：〈康有為南遊詩中「丹將敦島」考〉，《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 1 期（1997 年 8 月），頁 33-45。.

(17) 帝國意識與康有為的南洋漢詩. 211. 投射與轉化。這種修辭的症狀並不偶然，箇中含有複雜的救國意志與歷史使命。當康有為一行人離開絕島轉往檳榔嶼之際，「回首望神京」的創傷帝國，構成漢詩一種獨特的痕跡。試觀節引的詩句：風號萬木驚吟狖，濤涌崩崖嘯臥龍。隱几愁看征艦過，中原一線隔芙蓉。（〈七月朔，入丹將敦島，居半月而行，愛其風景，與鐵君臨行回望不忍去。然聯軍鐵艦，日繞島入中國，見之憂驚，示鐵老〉，頁 122）風起雲湧的外在氣勢，愈能展現自我藏有的臥龍之志。末聯尤其寫來特別優美，餘味深遠，串連起一組充滿拉鋸張力的符號。「隱几」象徵枯槁的流亡者，「征艦」是聯軍進逼，帝國頹敗的符號，兩者拉起了蠢動的亡國心緒。本來中原與芙蓉之間何止海天一線之隔，但丹將敦島距離森美蘭州（Negeri Sembilan）的首府芙蓉（Seremban）確實不遠。因此兩個「不在場」的地理，反構成虛擬的對應。這凸顯流亡者自身的位置，有了地理之外的參照。在異域的流離當中，中原地理可以代換為創傷性的帝國意識。征艦一過，缺席的故國儼然拉近，如同隔鄰的芙蓉成了可測的距離。天涯異地在康有為主觀的流離意志裡，總有無時無刻填充的帝國想像。因此流亡漢詩的內在結構有了改變，飄零的傷痕無關絕域，因為帝國總是「在場」。這構成了康有為保持「詩外有人」的主體意識的一套敘事機制。然而，康有為的流亡如何有堅定意志？就算在絕島海邊拾木，他依舊展示驚人的巨大歷史志向。斷木輪囷棄海濱，波濤飄泊更嶙峋。他時或作木居士，後萬千年尚有神。（〈丹將敦島拾古木甚嶙峋，題詩其上〉，頁 121）他從棄置的古木想像有朝一日可以刻成木頭偶像，在千萬年後供人膜拜的神靈。這當中曝顯了他對功業與自我學說的不朽追求，甚至隱含一種宗教性質的「教主」渴望。他十九歲鄉試落第，拜服孔聖，發憤讀書之際，早有「以聖賢為必可期」 38 的抱負。民國以後宣揚「尊孔」為立國精神，更直言「吾少嘗. 38. 康有為雖皈依孔子學問，但躋身聖賢，成一家之言的雄心壯志已見：「於時捧手受教，乃如旅人之得宿，盲者之睹明，乃洗心絕欲，一意皈依，以聖賢為必可期，以群書為三十歲前必可盡讀，以一身為必能有立，以天下為必可為。」康有為：《我史》，頁 6。.

(18) 212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三期. 欲自為教主矣」， 39 強調要在孔子之外自為教主的原始慾望，因無法攻破其學問轉而尊孔。亡命之時，他的「教主」情懷，隱然牽動了他在南洋宣揚和發起的孔教運動。康有為避居新馬的路程，在丹將敦島只居留半個月，之後轉往檳榔嶼。他在 1900 年 8 月抵達檳城，隔年 12 月才離開前往印度。在寓居檳城將近一年半的時光裡，他住在英國總督府的居所，派有衛兵貼身保護，因此多少緩除了被行刺的危機。這期間他將寓所取名大庇閣，遊歷當地風光外，漢詩的寫作數量不少。不過也就在這一年，中國政治充滿激烈的變化。從建儲、保皇、勤王，朝廷的一點風吹草動都令他感到不安。其中庚子事變與勤王失敗的關鍵歷史事件，嚴重加深了他流亡際遇的悲劇色彩。從他寫作的幾首漢詩裡，愈能看到帝國意識與流亡地理的轉化，表現出處身絕島的孤臣承擔破碎中原的一種歷史記憶書寫。康有為有一系列十三首的組詩〈自星坡移居檳榔嶼，京師大亂，乘與出狩，起師勤王，北望感懷〉，以恢弘的格局寫出了聯軍入京掠奪，慈禧光緒撤離皇宮的淒涼景況。詩裡痛斥「國土同孤注，君王類置棋」、「驪山笑烽火，廟社泣灰塵」、「文物千年盛，繁華一旦傾」、「珊鞭遺御馬，紅袖棄宮嬪」、「上相和戎出，聯軍壓境雄」，從大軍壓境、朝廷落慌逃難的描述，到帝位被西太后操弄、君臣無以救國的批判，一幅亡國景象漸進帶出史的視野。康有為精準刻畫歷史災難，無法盡訴的遺恨，顯示自我遠離帝國中心的無奈現實。因而空有政治雄心，只剩滿腔老淚。組詩的最後兩首，轉向特寫眼前避居的檳榔嶼，為流亡者的悲情，找到一種抒情的審美張力。兩年奉衣帶，萬里走寰瀛。攬鬢空傷老，勤王恨未成。喪元泣先真，迎駕出麻城。日盼紅旗報，盈盈老淚橫。紅遍檳榔樹，紅開皂角枝。山雲飛浩浩，海雨聽離離。絕島悲魚鱉，秋風怨鼓鼙。夜深故國夢，兩載月明時。（頁 123）基本上庚子勤王是保皇會孤注一擲的政治行動。此役一敗，元氣大傷，康有為只有老淚縱橫，面對大勢底定的困窘敗局。尤其弟子唐才常殉難，受株連者不計其數。我們從他日後反對再用武力對抗，可以猜想庚子創痛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詩的寫作隱約內化了這一股創傷心理，從他將絕島的南洋情調，烘. 39. 詳〈參政院提議立國之精神議書後〉，收入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 10 集），頁 206。.

(19) 帝國意識與康有為的南洋漢詩. 213. 托為具體的個人悲怨可以看出端倪。奉衣帶，走寰瀛，康有為再次宣稱他的流亡意志。山雲、海雨、檳榔樹不再是虛物，而是故國夢裡孤臣聊以安慰的異域風土。奉詔亡命的正當性，在流離歲月可以轉移勤王失敗的戮傷。「兩載月明時」藉由流亡時間慢慢釋放著深沈的哀傷。康有為最後以寓情於景的收束，將組詩處理的歷史災難，淡化為流離者的境外憾恨，暗示著飄零異地的集體流亡命運。如此一來，康有為處身檳榔嶼的邊緣位置，將破碎中原的帝國慘況作了轉向。絕島意識是他寫作南洋地景的內在狀態，流離主體的唯一向度。當有人質疑康有為挪移勤王經費私用，他以〈檳島避地，衣物典盡〉一詩作了說明，全篇凸顯絕域的處境焦慮，以及自己無力回天的傷痕。萬里投荒去國悲，經年絕島無人識。釵環質盡佐軍資，春衣典庫空相憶。……丈夫一死本領辦，獨嘆窮途在絕域。……孤臣奉詔不能救，付罪萬死淚沾臆。津遼流血滿江水，中原陸沈民胥溺。吾亡海外已天幸，誓欲奮飛救無力。日演三升太負腹，大庇閣中空嘆息。（頁 131）這也許是辯詞，也可能如實反映了康有為窘迫難耐的複雜心理。絕島、喪亂與流離構成他這階段漢詩的消沈基調。而這些恰恰組裝了他的南洋詩裡的感覺結構。儘管是閒情日子，頹敗帝國仍是他輕易召喚的原鄉，憂患心思藏於字裡行間，形成最顯露的地景想像。以下一些詩句都是明顯的例子：忽被黑雲蔽天過，小童驚告失青山。（〈檳榔嶼大庇閣閱報〉，頁 132）中國陸沈誰致此，逋臣飄泊更安之。西山一角青青在，北望憑欄有所思。（〈庚子八月五日，閱報，錄京變事〉，頁 125）藍輿登山竪，橫睨望大海。煙潮但浩杳，中原果何在。（〈庚子七月居檳嶼督署，今已辛丑六月，手種藤已花矣〉，頁 135）憂患盈天塞太空，樹聲爭戰起長風。樓臺寂寂無人到，廊外藤花開小紅。（〈檳嶼督署秋風獨坐閱報〉，頁 135）這是流亡者的眼界，南洋漢詩裡帶有創傷意識的中原擬像。當然康有為的檳榔嶼日子，還是有愜意時光。女兒康同璧乃髫齡弱女卻隻身前來陪伴照顧，小妾也有孕在身。詩集裡可見他們吟詩聯句的篇章，這大概是他南洋歲月頗感.

(20) 214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三期. 寬慰的事。他有幾首遊歷檳榔嶼山頂的寫景詩作，寫來清新豪邁，氣勢非凡，可謂流寓者狀寫南洋風光少見的筆觸。試觀以下節引：罡風壓之不得上，分作長圍氣不竭。遂退回蕩塞海面，島嶼萬千光怪別。雲海水海成兩層，光影怪變不可詰。竟夜扶笻行巡視，天風浩浩隳殘月。（〈檳嶼嶼頂夜看雲〉，頁 141）汪辟疆認為康有為的詩「棄格調而務權奇」，40 這些寫景詩頗見真章。不過，這些少數的偷閒之作就像康有為說的：「中原憂患滿人間，海外逋臣轉放閑。」（〈檳嶼節樓床前對山，每朝暾既上，小婢開門，蒼率溢目，得意如在羅浮匡廬間也〉，頁 132）。這是放閒時光的性情小品，而他在漢詩的內景，根本呈現的還是南洋流亡地理的結構性傷痕。這是有意識的傷口處理，如他所言「亂離日已甚，憂思日已多。我欲托詩史，郁結彌山河」（〈避地檳榔嶼，不出，日誦杜詩消遣〉，頁 133），正要以史銘刻喪亂，記錄帝國亂局。康有為的窮途悲歌，其實也象徵了南洋華人社會其時對朝廷帝國投射的情感。那一代知識階層的奔亡，都難免要經歷文化陣痛。康有為是晚清政治頗具意義的流亡者，集逋臣和詩人的雙重身份，高舉帝國正統，卻開啟了南洋的創傷漢詩寫作。這是無關百姓生活疾苦，而由流寓者移轉過來的集體中原意識的心理危機。走過庚子勤王的傷痕以後，面對革命派氣勢的高漲，他愈堅持的保皇姿態，已漸漸帶出文化遺民的味道。然而，康有為的帝國想像還有一個關鍵的視域，一個不能忽視的孔教。. 四、孔教與華人文化意識嚴格說來，沒有直接的證據顯示康有為在南洋期間曾公開參與和宣揚孔教復興運動。 41 這恐怕跟他的逋臣身份，無法公開露面的處境有關。康有為給女兒的書信裡說到在新加坡「此間客少，閉戶讀書，居然似澹如樓時矣」。 42 他只能自我安慰彷彿回到康家老宅藏書樓讀書的光景。但康有為對當地推行孔教 40. 41. 42. 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汪辟疆說近代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43。根據梁元生收集早期新馬地區孔教運動的相關文獻，未見康有為關於孔教運動的公開言論。詳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與早期新加坡華人社會史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94 年）。詳〈與同薇、同璧書〉（1900 年 2 月 16 日），收入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 5 集），頁 166。.

(21) 帝國意識與康有為的南洋漢詩. 215. 運動的影響力卻不容小覷。 43 康有為本身是中國境內孔教運動的推動者，成名著作《孔子改制考》以孔子為素王的政治改革姿態，全面支持了這位晚清重要學人所象徵的文化意義。康有為南來的前一年，孔教復興運動已在吉隆坡、馬六甲、新加坡等地展開。丘菽園的《天南新報》熱烈投入宣傳，響應和報導中國孔教運動的相關言論，同時鼓吹當地華人投入孔教運動。 44 該報自創刊開始出刊日期不但以孔子紀年，還大肆號召華人各界代表參與祭孔儀式。 45 以《天南新報》對維新運動的支持，不難理解新馬孔教運動在復興華人文化的意義上，隱含了一種對康有為以「孔教」代表文化道統的追求。就在丘菽園與林文慶等人的推動下，這場運動迅速形塑了移民社會華人民族主義的一種內在文化情懷或意識型態。儘管這樣的現象只是短暫發生在民國建立以前的新馬社會。當康有為正式來到新加坡與馬來亞地區，他的文化光環隱約帶有幾分「教主」味道，在華人社會的效應可想而知。加上他的生活圈子與丘、林等人交集，無論他在政治上的改良民族主義思想或孔教復興運動，都深刻影響著當時社會的知識階層。誠如顏清湟的觀察，孔教運動是當地華人社會傳統的中國道德價值的復興和中國化的重申， 46 康有為南來的意義其實印證了這一套理念。維新改良運動的失敗和康有為成了逋客，無形中凸顯了這位孔教代言人身上的文化流亡色彩。海外華人在炎荒絕域推動孔教的復興，以及相關僑領對康有為的支持，說明了這場文化運動與康有為南來避居巧妙地形成一種「文化想像」。離散華人世界接待了帝國的流亡者，康有為的意義不再是朝廷欽犯，而是文化流亡的代表，華人移民的代言者。尤其在康有為個人而言，他的漢詩意. 43. 44. 45. 46. 當地華社對康有為的正反態度，在孔教復興運動上也有所反映。正面意見有：「今年夏間吉壟各大商欲建孔子教堂，為內地官府不悉，疑為康黨，蓋康黨去年曾有是舉而未成也。」這指出康曾有私下推動建立孔廟的舉動。詳吳桐林（質欽）：〈星嘉坡創議建孔子教堂緣起〉，收錄梁元生前揭書，頁 121。另有反面意見：「以崇祀孔子之說，倡於橫濱商人，其時康梁之黨盛竄橫濱，而即具之以為功。……兩載以來，孔廟之不成，皆康黨二字累之也。」詳林紫虯：〈本坡擬建孔廟私議〉，收錄梁元生前揭書，頁 109。這裡撇清康跟南洋孔教運動的關係，並認為康的通緝犯身份乃是禍累。新馬孔教復興運動的發展脈絡和相關人物影響，詳顏清湟：〈1899-1911 年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孔教復興運動〉，《海外華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2 年），頁 245-282，以及〈林文慶與東南亞早期的孔教復興運動（1899-1911）〉，《東南亞華人之研究》（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頁 345-384。 1899 年 9 月 30 日的《天南新報》尤其刊載了「倡祀孔子章程」以及各界華人代表響應祭孔的名錄。見顏清湟前揭文〈1899-1911 年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孔教復興運動〉，頁 248。.

(22) 216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三期. 識一再以身體的劫毀與帝國的歷史情結去包裹核心的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基本是加劇召喚「中國化」的詩學景觀。他的漢詩情緒和操作視野，可看做流動式的中原想像。但不可否認的是，康有為的寫作以帝國歷史性的災難與他在南洋受歡迎的現實處境作了一次有效的連結。以致他的漢詩基本表徵了南洋華人的民族情懷和文化飄零的精神處境，雖然他只是一位短暫的流寓者。康有為清楚意識到自己的流亡功能，他需要獲得一個支持保皇會的社會民意基礎。因此相對遊歷歐美時期，他的南洋漢詩少了瑰奇新境，更多的是激起國族想像的創傷書寫，以及移民社會渴望的原鄉圖景與知識階層期待的文化灌頂。南洋地區的孔教復興運動，除了設立孔廟，主要就是體現在辦學。康有為曾在詩裡宣稱：學校手開三十餘，授經傳教遣吾徒。侁侁弟子三千眾，西蜀文翁豈可無。（〈遊爪哇雜咏〉，頁 171），另有注「吾遍遊各埠，三十餘開學，今學生三千矣」。康有為是否真的參與三十餘所學校的開辦，目前已不可考。但他在各地宣揚中華文化，鼓勵華僑興學，卻成功推動新馬和印尼新式華人教育的誕生。這種宣揚文教的姿態，跟同年抵達新馬的丘逢甲，〈自題南洋行教圖〉詩裡的「萬人圍坐齊傾耳，椰子林中說聖經」、「二千五百餘年後，浮海居然道可行」 47 頗為相似。丘逢甲一樣在馬來亞地區演講，推動孔教學堂的設立。這是南來知識份子浪漫的漢詩想像，也含有傳播孔教的使命與熱情。他們作為華人文化教育的精神指導，建設了南洋早期華教的格局和規模。可以確認的是，康有為親身參與了新加坡華人女子學校和馬來亞尊孔中學的設立。後者的過程可以看他在詩裡的激昂表述：「與君北灑堯臺涕，剩我南題孔廟碑」。48 因為戊戌出亡，讓他有了在南洋的建樹文教的機會。箇中悲涼的情調，藏有流亡心思，卻精確描述了華僑社會文化教育的現實。後來馬華社會裡與馬來政權抗爭的華教鬥士，幾乎都是南來的教師和知識份子，包括被稱為「族魂」林連玉、沈慕羽等 47. 48. 丘逢甲：〈自題南洋行教圖〉，初見《天南新報》1900 年 5 月 22 日。又見廣東丘逢甲研究會編：《丘逢甲集》（長沙：岳麓書社，2001 年），頁 470。這首詩有康有為的小注：「君與仙根再三創孔廟學堂於南中，後余貽書陸祐卒成之，今為尊孔學堂。」這也是目前矗立吉隆坡的獨立中學「尊孔中學」的前身。該詩題為〈庚子正月二日避地星坡，菽園為東道主。二月廿六遷出他宅，於架上乃讀菽園所著贅談，全錄余《公車上書》，而加跋語，過承存嘆，滄桑易感，亡人多傷，得三絕句，示菽園並邱仙根〉其三，頁 115-116。.

(23) 帝國意識與康有為的南洋漢詩. 217. 人。他們對華文教育的情懷，有著花果飄零的文化鄉愁和想像。因此晚清以降南來的知識與文化播遷，提升了南洋移民社會的知識水平。康有為號召弟子與信徒投入南洋華教的行列，確實做出不小貢獻。 49 康有為深入異域的文教建設，無疑也是孔教的流亡蹤跡。康有為被華人移民社會視為孔教運動的代言人，儘管偶有雜音，卻跟當地華人追求的民族與文化認同，強調愛國保種的精神有關。 50 這延續了康有為在戊戌時期鼓吹的保教、保國、保種三位一體的救亡口號。 51 這也是當時士紳階層共同的信仰。如今康有為在海外推動他的政治保皇運動，孔教運動精神自然有了一種民族情感和政治意義上的結合。於是，康有為創立學堂，推廣華教，可以看做開啟民智，也是一種政治力量的集結動員。至少在他號召弟子投入的華教建設過程中，各地華校學堂的教職員基本都是保皇黨員或跟保皇黨有密切往來。換言之，這場以孔教為號召的文化復興運動，強力推動了文教建設，也一併散播了流亡者的政治使命。保皇會的創立精神始於戊戌政變後的流亡政治。言下之意，康有為藉由孔教運動召喚的民族主義熱情，累積華僑對保皇會的支持，無形中讓孔教運動染上流亡色彩。 1903 年康有為由印度經緬甸再度來到檳榔嶼、新加坡及印尼等地，經過旅居印度大吉嶺的幽憂放浪生活，寫作了《大同書》初稿，呈現出他跳脫帝國視域的世界主義眼光。不過流離苦痛並不減少，藏隱澎湃的帝國情懷，卻多了難以自抑的感傷：「回天縮地無神述，去國離家賦大招。」（〈二月十五日，麻六甲海上看月〉，頁 173）。加上義僕客死檳榔嶼，遷徙的孤羈感愈是深沈。往後幾年他陸續多次來到新馬兩地，1908 年甚至還從香港把老母親接到檳榔嶼短住，身邊還多了一位在美國新娶的年輕小妾，可見他在南洋華人社會感到歸屬和安定。同年弟子梁啟超起意幫他手寫編輯詩集，他在檳榔嶼寫了序文，. 49. 50. 51. 關於康有為及其門人信徒對南洋華教的推動與建設，詳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 1 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1998 年），頁 112-129。黃昆章：《印度尼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2005 年），頁 36-37。當時報刊社論鼓吹建祀孔廟就有相關言論，詳無涯生：〈勸各地立祀孔子會〉，收入梁元生前揭書，頁 84-90。康有為在晚清中國境內的孔教運動經歷，詳房德鄰：《儒學的危機與嬗變：康有為與近代儒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 年），頁 166-171。而民國以後立孔教為國教等的尊孔政治思潮，可參考張衛波：《民國時期尊孔思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

(24) 218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三期. 對詩與流亡頗多感慨：「亡人何求，又非有千秋之名心也；抑以寫身世，發幽懷，哀樂無端，咏嘆淫佚，窮者達情，勞者歌詩，小雅國風之所不棄也。」 52 飄零生涯裡唯一記錄心跡的漢詩，是他迥異於晚清眾詩家，成功建立起跨境萬里，格局宏偉的近代流亡詩學。汪辟疆點將晚清詩壇，給了康有為「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53 的封號。這出自梁山泊的戴宗，乃是收集與傳遞情報的特務之首！康有為奔走絕域，漢詩深入異境，這套中國古典文學格式未曾接觸和描述的經驗，成為漢詩的一種現代性體驗， 54 無形中開拓了近代詩壇的眼界。然而到了辛亥革命前夕，他寫詩的心態已近屈原的放逐邊陲：「澤畔行吟騷賦者，千秋人誦屈靈均。」 55 他替流亡身世招魂，念念不忘自己為帝國掀起的那一頁歷史：「聖德神功帝何力，維新立憲史誰編。」 56 漢詩是他最後的見證。其實，早在康有為初到南洋時曾為丘菽園選評流寓文人詩作而拍的選詩圖照片，做了一次題詠。藉此他看到了南洋漢詩生產的可能意義，並直言：華夏文明剩竹枝，南洋風物被聲詩。蠻花鳦鳥多佳處，恨少通才作總持。中原大雅銷亡盡，流入天南得正聲。試問詩騷選何作，屈原家父最芳馨。（節引〈題菽園孝廉《選詩圖》〉，頁 117）他以南洋異域地景為竹枝詞的最佳素材，其實暗示了帝國崩毀，文化塌陷之際，詩的禮崩樂壞就是大雅銷亡。詩的正聲不在雅樂，而是國風的民間魅力。跨出境外的漢詩，因此放逐天南，以民間歌謠形式重建詩的質感與動力。康有為由「王者師」變成亡命逋臣，絕域反而形成詩的生產條件，他的感觸尤其深刻。在他看來，屈原的放逐詩學，為流寓者漢詩寫作的整體精神貼上了標籤。. 52. 53 54. 55. 56. 康有為：〈詩集自序〉，收入舒蕪、陳邇冬、王利器選注：《康有為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00。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汪辟疆說近代詩》，頁 108。康有為流亡期間足跡遍及三十餘國，作品視域龐大。這些海外詩篇除了李立信等人的前揭文，以及一些傳記稍作處理，到目前為止並無研究的專著。本文焦點放在南洋詩部分，其餘海外詩篇留待日後專文討論。康有為寫於 1908 年的南洋漢詩主要收在卷 10〈南蘭堂詩集〉。引文出自〈立春日，檳榔嶼校定詩集畢，攜旃理倚亭欄望海。霧氣迷蒙，淒然有懷〉，頁 298-299。康有為 1910-1911 年的作品收在《憩園詩集》。引文出自〈庚戌除夕居星加坡海濱丹容加東與旃理步海沙攀松石長椰夾道夕照人家接目皆巫來由吉寧人去國十二年傷存念亡云物淒淒遂有浮海居夷之感〉。.

(25) 帝國意識與康有為的南洋漢詩. 219. 論者更直接指出所謂「天南正聲」，正是逋臣的憂國詩，預設北望中原的士大夫志向。康有為理所當然是正牌的代言人。 57 1927 年康有為度過七十壽辰。早被逐出紫禁城的廢帝溥儀遣人送來御筆匾額賀壽。康有為感動之餘，寫下敬謝天恩的折子，「十死之至危」、「臣回天無術，行澤悲吟，每念家國而咎心」， 58 詳述忠臣義膽，出亡經歷，以及叩拜聖恩。作為一篇老臣的人生總結，遊歷經驗豐富的康有為終究還是將最後的身影留在帝國的朝殿，成了永恆的流亡者。綜觀以上康有為寫於南洋的漢詩，清楚凸顯了他在早期南洋詩學的關鍵位置。這是流寓軸線上耀眼的亮點。他以流離地理凸顯的創傷歷史結構，重點不在個體悲愴，而是集體歷史感改變了絕域，使得絕域展演著他所意識的流亡帝國。這當中有一層辯證的遺民地理值得注意。他的孤臣孽子心態，是一種自我意識的拋離。逋臣身份是他被隔離在帝國政治版圖之外的關鍵，帝國的改良師失去了舞臺，因此已是邊陲之人。儘管走遍政治進步的歐美異國，始終難以改變他根深蒂固的中原意識，這恐怕是流亡的原初激情。換言之，南洋只是康有為漢詩內部的一個隱喻──帝國流亡是唯一形塑的空間意識。他的身體焦慮（死亡暗影、流離苦痛、地域的隔離），構成一種流亡式的修辭（流亡詩篇裡再三運用的絕域、絕島、萬死、望神州、亂離等辭彙），以便主體的流徙維繫帝國的想像。透過創傷書寫，他把流亡者意識裡的歷史時間發展為獨特的漢詩型態。南方漢詩在這個大流亡的視野中，有了一種現代意識的觀察和重新組裝：在歷史與個體面臨危機的時刻，流亡與異域兩個範疇被整合為有效的另類歷史詩學的想像與敘事。藉由康有為的南洋詩，我們見證了南洋華人從漢詩裡延續的感傷，一種創傷民族主義的源起。【責任編校：林淑禎】. 57 58. 詳黃錦樹前揭文〈過客詩人的南洋色彩贅論──以康有為等為例〉。〈敬謝天恩以臣行年七十特賜臣壽折〉，收入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 11 集），頁 458-459。.

(26) 220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三期. 附圖. 戊午花甲周日（1918 年）（翻攝自：李雲光編：《南海康先生法書》，臺北：明謙，1985 年）.

(27) 帝國意識與康有為的南洋漢詩. 221. 主要參考書目專著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文獻研究部編：《萬木草堂詩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汪辟疆：《汪辟疆說近代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房德鄰：《儒學的危機與嬗變：康有為與近代儒學》，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2 年。邱新民：《邱菽園生平》，新加坡：勝友書局，1993 年。康有為：《我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年。康有為：《康有為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7 年。張克宏：《亡命天南的歲月：康有為在新馬》，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06 年。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與早期新加坡華人社會史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94 年。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湯志鈞：《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年。湯志鈞：《戊戌變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03 年。葉鍾玲：《黃遵憲與南洋文學》，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2002 年。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 1998 年。期刊論文 Hellmut Wilhelm, “ The Poems from the Hall of Obscured Brightness ”. Jung-pang Lo ed. 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Tucson : Published fo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by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7）,pp.319-340. 王慷鼎：〈康有為南遊詩中「丹將敦島」考〉，《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 1 期（1997 年 8 月），頁 33-45。李元瑾：〈從中西報章的報導窺探 1900 年康有為在新加坡的處境〉，《亞洲文化》第 7 期（1986 年 4 月），頁 3-18。.

(28) 222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三期. 李立信：〈戊戌後康有為之海外詩歌研究〉，收入廣東康梁研究會編：《中國近代文學與海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71-86。洪柏昭：〈論康有為的海外詩〉，收入彭海鈴編：《中國近代文學與海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近代文學學會，1999 年，頁 251-267。常雲、謝飄雲：〈論康有為的海外詩〉，收入劉聖宜編：《嶺南歷史名人研究》，廣州：中山大學，2002 年，頁 127-176。張伯楨：〈南海康先生傳〉，收入夏曉虹：《追憶康有為》，北京：中國廣播電視，1997 年，頁 98-156。梁元生：〈十九世紀新加坡華人社會中「士」階層之分析〉，《新加坡華人社會史論》，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1997 年，頁 9-30。梁啟超：〈記南海先生出險事〉，收入夏曉虹編：《追憶康有為》，北京：中國廣播電視，1997 年，頁 325-328。黃彰建：〈康有為衣帶詔辨偽〉，《戊戌變法史研究》，臺北：中研院史語所， 1970 年，頁 429-457。黃賢強：〈康有為與孫中山在新加坡：論日本刺客事件〉，《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68-181。黃錦樹：〈過客詩人的南洋色彩贅論──以康有為等為例〉，《海洋文化學刊》第四期（2008 年 6 月），頁 1-24。黃錦樹：〈境外中文、另類租借、現代性：論馬華文學史之前的馬華文學〉，《文與魂與體：論中國現代性》，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 年，頁 79-104 顏清湟：〈1899-1911 年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孔教復興運動〉，《海外華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2 年，頁 245-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