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43-160 頁 2001 年 11 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五四運動」時期毛澤東走上馬克思主義之
路的探源
林賢治*
摘 要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的領導人,也是建立中國共產政權的靈魂人物。 在中國近代史上,毛澤東是擁有巨大影響力的人物之一,而毛澤東思想是繼馬克 思主義、列寧主義之後,在中國甚至在世界範圍內,被許多人所崇奉信仰的思想 主義。因此,探究毛澤東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的原由,不僅有助於了解共產主義 在中國的誕生,而且也能知道中國近代知識份子救國救民的心路歷程。 本文首先從整個中國近代史的大環境,來說明中國知識份子為了救中國,所 面臨的思想困境和現實難題。直到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和一九一九年 的「五四運動」,使得許多中國知識份子走上了馬克思主義之路,甚且認為,只 有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才能「再造中國」,因為它提供了理論和實踐的武器。 毛澤東也就是在這樣的歷史大環境下,經過一番周折,才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 最後,作者結論認為,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落地生根,不僅是整個歷史大環境使然, 亦是儒家思想模式中極重要的特徵之一,這個特徵就是「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 題的方法」。中國近代知識份子便是不自覺地整個承襲了儒家思想模式的這個特 徵,而毛澤東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亦不例外地也承襲了這個特徵。 關鍵詞:五四運動、整體性的反傳統、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 *逢甲大學社會科學教學組專任副教授,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壹、前言
中國是個苦難的國家,近百年來的歷史可說是一部滄桑史。鴉片戰爭的失 敗,使中國和帝國主義的英國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從而揭開 了這部滄桑史的序幕。往後,中國所遭受的侵略和凌辱紛至沓來,有如水銀瀉地 般的一發不可收拾,終至被西方列強分割勢力範圍,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中 國是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1。中國和西方國家的交往,竟使中國淪落到這樣慘痛 的田地,無怪乎李鴻章感慨地說,「此為三千餘年之大變局,為秦漢以來未有之 世變2。」吾人用「西洋之入中國,為天地之一大變。」來形容中國當時之處境, 並非過甚之辭3。 中國的知識份子面對此一大變和困境並未退縮,也絕不氣餒,仍本著儒家「為 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一貫傳統精神,胸懷 大志,一心一意地努力探索一條新出路,使中國能從這一大變和困境之中,解脫 出來。 從早期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馮桂芬、郭嵩燾、魏源、龔自珍、鄭觀 應等人所實踐的自強運動開始,至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運動和孫中山的辛亥革 命,無一不是中國知識份子痛苦地探求中國新出路的典型寫照。但是,自強運動 受甲午戰爭的考驗而徹底失敗;維新運動由於清廷的反對力量,而結束了它的短 暫生命;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政府,卻沒有實現孫中山的理想,中國還是呈 現列強分割、軍閥混戰的局面。總之,從十九世紀六 0 年代至一九一一年的辛亥 革命為止,中國的知識份子始終未能有效地解決中國的諸多難題,以使中國擺脫 困境,走向光明的大道4。 1 請參閱孫中山,《民族主義》第二講,見《國父全集》第一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黨史委員會,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第二版),第十二至二四頁。 2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年),第一頁。 3李鴻章喜用「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來形容中國當時之處境; 喜用「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來形容西洋諸國。請參閱李守孔編著,《中國近代史》,(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一九八六年十月,第五次印刷),第三二八至三二九頁。有關李鴻章從「數千 年來未有之變局」和「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這個認識出發,而強調「處今日喜談洋務乃聖之 時」。請參閱成曉軍,《李鴻章傳──洋務之夢》,(中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八 月,第二次印刷),第三章,第六四至九五頁。 4 有關自強運動之失敗請參閱,李雲漢,《中國近代史》,(台北:三民書局, 一九九○年八月, 第六版),第二章,第四節,第六一至六三頁。李恩涵,《清季同光自強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運 動的比較》,見《中國現代史論文選集》,(台灣台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一九八七年九月, 第一版),第二五至五十頁。有關自強運動中國創建海軍之成敗,請參閱王家儉,《李鴻章與北 洋艦隊──近代中國創建海軍的成敗與教訓》,(台北:國立編譯館,二○○○年四月,第一版)。 有關自強運動亦可視為一種抵禦外侮之方法,請參閱廖光生,《排外與中國政治》,(台北:三 民書局,一九八八年五月,第一版)。有關維新運動,請參閱李守孔編著,《中國近代史》,第 十二章,第五三一至五七四頁。吳廷嘉,《戊戌思潮縱橫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五月,第二次印刷)。王曉秋、尚小明主編,《戊戌維新與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在這段中國知識份子急於探求中國新出路的時期,他們企圖運用當時流行於 西方的顯學思潮,諸如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 ( the Enlightenment ) 的天賦人 權說和十九世紀的無政府主義 ( anarchism ) 、國家主義 ( nationalism )、社會主 義 (socialism ),以及當時流行於美國的杜威 ( John Dewey,1859-1952 )實證主
義學說 ( positivism ) ,來為中國創造一個嶄新的局面5。但是,最後他們都失敗 了。此時的中國知識份子都站在救國的十字路口上,無所適從。然而,俄國的「十 月革命」 ( October Revolution )6,以及「五四運動」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使一些 苦心探索中國新出路的知識份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 Marxism ),從而走上了馬 克思主義的革命道路。在這些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份子,諸如陳獨秀和李大釗 的大力鼓吹下,當時的許多青年學子也就跟著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成為忠 實的馬克思主義信徒7。 青年毛澤東就在這樣的環境下被馬克思主義所吸引,當然,毛澤東亦是經過 一番周折才走上這條道路的。本文所要探討的是:為什麼毛澤東會成為一個馬克 思主義者?他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以及毛澤東作為一 個馬克思主義者,他所表現出來的一般共同特性,和他個人獨特的性質是什麼。 吾人研究這個題目,是因為毛澤東是影響中國現代史甚鉅的一個知識份子,而他 所創建的黨至今還統治著中國,領導著十三億中國人,影響著國際政治。 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四月,第一次印刷)。有關中華民國之開國史, 請參閱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八年六月,第一版)。 5有關的參閱資料如下:鄭學稼,《中共興亡史》第一卷,(台北:學術出版社,一九七八年一月, 第二版);《中共興亡史》第二卷,(台北:中華雜誌社,一九七九年一月,第一版)。周策縱, 《五四運動史》上、下冊,(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九年五月,第一版)。周策 縱等著,周陽山編,《五四與中國》,(台北:時報出版公司,一九八二年九月,第六版)。史華 慈 ( Schwartz,Benjamin I.)等著,周陽山、楊肅獻編,《自由主義: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台 北:時報出版公司,一九八○年六月,第一版)。徐復觀等著,《知識份子與中國》,(台北:時 報出版公司,一九八○年七月,第一版)。張寶明,《啟蒙與革命──「五四」激進派的兩難》, (上海:學林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王章維、徐勝萍、韋金桂,《「五四」與中 國現代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五月,第一版)。
6 俄國的「十月革命」是由列寧 ( Lenin,1870─1924 ) 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 ( the Bolsheviks ) 於 一九一七年所發動的,推翻沙皇政權,建立史上第一個共產政權。參閱 Stromberg,Roland N. 王曾才譯,《西洋現代史 (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台北:正中書局,一九八三年), 第四章,第一、二節,第一○五至一一六頁。鄭學稼,《列寧評傳》,(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 司,一九七八年三月,第二版)。
7 請參閱註 6 之資料。蕭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十二月,第一版)。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八年 十二月,第一版),上冊,第一章,第一節,第四七至八四頁。
貳、中國近代知識份子的政治思想趨勢
中國近代知識份子的政治思想趨勢,大約表現出下列幾個重點:一、反君主專制
早期自強運動時期的知識份子,諸如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陳熾和鄭觀應 等人的主要思想,大都在謀求如何「師夷之技以制夷」,論說如何效法西方的船 堅炮利以拒外敵,並沒有對君主專制提出異議。但是,後來他們也都看出,單單 學習西方的工藝之學,是不足以拒敵,於是紛紛提出「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 的君主立憲思想。他們雖然初步地提出了「民權」思想,也隱晦曲折地對君主專 制提出批評。但是,他們並未把「民權」和「君權」提升至對立的局面8。到了 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維新運動,也是要求清廷「維新」,「要救國,只有維新」 是這般維新份子的共同呼聲。然而,維新份子也不曾動搖君主專制9。只有到了 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提出來之後,才開始了反君主專制的政治思潮10 。革命份子以 西方民主思想、民權學說為有力武器,要求廢除幾千年以來的中國君主專制制 度,建立「四萬萬人民都當皇帝」的民主共和國11。此後,反君主專制的政治思 想成為支配當時中國政治思想趨勢的主流。「五四運動」的反孔教也承襲了這個 遺蔭12 。二、富國強兵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所受到的喪權辱國痛苦,使富國強兵成為中國人普遍 要求的最高價值13。自強運動的「師夷之技以制夷」,維新運動的「要救國,只 8 請參閱龔書鐸、方攸翰主編,《中國近代史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第一版),第五章,第六節,第一六三至一六六頁。孫廣德,《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五年十月,第一版),第二、三章。 9請參閱註 4、8 之資料。 10請參閱李雲漢,《中國近代史》,第四章,第一節。 11孫中山說:「共和國家成立以後,是用誰來作皇帝呢?是用人民來作皇帝,用四萬萬人來作皇 帝。」引自《國父全集》第一冊,第七九頁。 12 請參閱鄭學稼,《陳獨秀傳》上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一九八九年三月,第 一版),第三章,第七節,第一九四至二一一頁。 13例如魏源在鴉片戰爭後二年(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所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李鴻 章對國防問題指出,「國家諸費皆可省,惟養設防、練習槍炮、製造兵輪之費,萬不可省。求 省費,則必屏除一切,國無與立,終不得強矣。」王韜在《變法自強》乙文中強調,「陸營必 廢弓矛,水師必廢艇舶,而一以槍炮為先,輪船為尚,然後兵可強也。」郭嵩燾出使英國,有 感而言,「實見火車之利便,三四百里,往返僅及半日。其地士紳,力以中國宜修造相就勸勉, 且謂英國富強實基於此。」薛福成力倡修築鐵路,「今泰西諸國,競富爭強,其興勃焉,所恃有維新」,以及革命派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無一不是這富國強兵最高價值 的具體表現。迨至「五四運動」所提出的「民主」與「科學」這兩大口號,就是 在富國強兵這最高價值要求下的再出發14。時至今日,富國強兵依然是中國人的 最高心願和終極關懷。
三、反帝國主義
鴉片戰爭開啟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序幕。全體中國人,上至朝廷的高官顯 宦、知識份子士大夫,下至販夫走卒,無不痛恨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紛紛謀求 禦敵救國之道。「富國強兵」這中國人最渴切的目標,可以說是被帝國主義的侵 略和凌辱所逼出來的。因此,富國強兵和反帝國主義仍是一體兩面,二而為一的。 在反帝國主義的要求下,中國知識份子紛紛發抒反帝國主義的思想和主張。 李鴻章和左宗棠有關海防論和塞防論的論戰15,以及有關自強運動的思想和措 施,迨至維新運動提出的救國方針、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以及民間的教案和 義和團事變,均是反帝國主義要求下的產物。雖然,中國反帝國主義思想澎湃洶 湧,有如排山倒海之勢,湧現在每個中國人的心裡,但是,帝國主義依然屹立不 倒,繼續蠶食鯨吞中國。辛亥革命後,各地軍閥依賴帝國主義國家為靠山,割地 為王,魚肉百姓。總之,從鴉片戰爭至二十世紀初期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都一一 失敗,冰消瓦解了。 綜上所述,中國近代知識份子的政治思想趨勢,是圍繞在「反君主專制」、「富 國強兵」和「反帝國主義」,這三個攸關國家存亡的問題上。這三個問題雖然經 過中國知識份子長時間的思考、探索,甚至提出主張,且加以實踐,然而,至「五 四運動」前,依然不能夠有效地解決。參、「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主義的誕生
「五四運動」發生於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它的導火線是巴黎和會 ( Paris 者,火輪舟車耳。輪舟之制,中國既仿而用之,有明效矣;竊謂輪車之制不行,則中國終不能 富強也。」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乙書中指出,「居今日而策富強,開礦誠為急務矣。」王之 春亦強調,「泰西之所以富者,精於礦務耳。」上文引自孫廣德,《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 第十一、十六、十八、二七、三五和三六頁。 14 請參閱王章維、徐勝萍、韋金桂,《「五四」與中國現代化》。 15李鴻章的海防論,請參閱成曉年,《李鴻章傳──洋務之夢》,第五章,第一一○至一三六頁。 左宗棠的塞防論,請參閱左景伊,《左宗棠傳》,(台北:棋齡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四月,第一 版),第三二七至三三四頁。Peace Conference ) 有關山東問題的處理16。表面上這是一樁政治事件,然而,本 質上卻是一種新文化運動和思想運動。從思想史和歷史的角度來考察「五四運 動」,吾人會發現,它依然是由於前述三個未解決的問題所引發出來的一場新運 動,只是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把眼光拉得更遠,把角度擺得更深一些而已17。 總括地來說,「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和思想運動,呈現了下述幾個特性:
一、反孔教
反孔教,也就是「整體性的反傳統主義 ( 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 )」18。 在「五四運動」以前,中國知識份子亦有反抗傳統的運動,但是,傳統和現在卻 尚未被放在敵對的位置上,這些知識份子仍未放棄尋求改革傳統的可能性19。辛 亥革命雖然推翻了中國數千年來君主專制制度,然而,封建思想卻依然存留在中 國的社會裡。中國非但沒有走上西方民主政治的道路,反而出現軍閥統治和袁世 凱復辟的局面。中國的混亂和許多政治事件,加重了「五四」知識份子的挫折感, 也加強了他們與中國傳統的疏離20。於是,反孔教和反傳統就成為「五四」時期 思想的主流。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物是陳獨秀和李大釗21。在反孔教方面,陳獨 秀嚴辭抨擊儒家思想: 儒者三綱之說,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源。君為臣綱,則臣於君為附屬品 ,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於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 之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於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 16 請參閱周策縱,《五四運動史》上冊,第四章,第一五七至二二六頁。 17 請參閱龐樸,《繼承五四,超越五四》。丁守和,《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斷想》。見湯一介編,《論 傳統與反傳統──「五四」七十週年文選》,(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九年五月,第 一版)。 18「整體性的反傳統思想或整體性的反傳統主義」 ( totalistic iconoclastic thought or 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 ) ,在此,嚴格地用以形容一種「意締牢結」,意指:要求對中國傳統社會與 文化進行全面而整體的抨擊。引自林毓生,《思想與人物》,(台北:聯經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八月,第一版),第一四六至一四七頁 19請參閱前揭書,第一四六頁。 20請參閱徐復觀等著,周陽山編,《知識份子與中國》。彭明,《五四時期知識份子的文化觀》。見 湯一介編,《論傳統與反傳統──「五四」七十週年文選》,第二○一至二一六頁。 21 請參閱蕭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第三三至六十頁。
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為 之也。緣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詞,曰忠,曰孝,曰節,皆非推己及人 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人間百行,皆以自我為中心, 此而喪失,他足何言22。 孔子生長封建時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時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禮教, 即生活狀態,封建時代之禮教,封建時代之生活狀態也。所主張之政治, 封建時代之政治也。封建時代之道德、禮教、生活、政治,所心營目注, 其範圍不越少數君主貴族之權利與名譽,於多數國民之幸福無與焉23。 其次,陳獨秀還批判了封建迷信和偶像崇拜;他反對迷信,提倡科學,反對封建, 提倡民主24。 李大釗亦對孔教大加撻伐。李大釗強調: 孔子者,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25。 孔子者,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也26。 李大釗也為自己批評孔子加以辯解: 余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王所雕塑之偶像 22 引自陳獨秀,《一九一六年》,見《獨秀文存》上冊,(香港:遠東圖書公司,一九六五年二月 一日,港初版),第四五頁。 23引自同前揭書,第一二一頁。 24請參閱前揭書,第一至一○頁,第一二九至一三四頁,第二二一至二七二頁。 25引自李大釗,《孔子與憲法(一九一七年一月三十日)》,見《李大釗文集》上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月,第一版),第二五八頁。 26 同註 25。
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27。 至於後來加入新文化運動的魯迅,亦抨擊孔子的禮教是「吃人的禮教」,並運用 小說來痛陳傳統封建的弊病28。 「五四」知識份子用來反封建傳統、反孔教的有利武器是「民主」與「科學」, 他們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要用「民主」與「科學」再造「青春中國」 29。
二、反帝國主義
「五四運動」的導火線,可以說是在反帝國主義的怒火下點燃的。反帝國主 義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的共同心願,但這個心願至「五四運動」前,一 直沒有實現。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為了稱帝,和日本簽訂了賣國的「二 十一條」條約30;一九一八年,段祺瑞和日本又簽訂了「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 31。這一切更激起人民反帝國主義的情緒。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示威遊行 民眾所印發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的傳單裡,斥責把持巴黎和會的國家,專逞 強權,不顧正義公理,「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號召全體中國人「外 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 可以低頭」32。 「五四運動」反帝國主義,雖如潮水般地湧現出來,也給予帝國主義有力的 打擊,但是,基本上還是不能動搖帝國主義在中國統治的根基。因此,「五四運 動」雖以反帝國主義為其發端,但是,終究只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一種大聲疾呼, 並無法匯集成一股有效的實質力量,來反帝國主義。三、群眾運動
「五四運動」是個新文化運動,提倡文學革命,強調用白話文來發抒人們的 感情和理性。當時的知識份子用發行刊物、組織社團的方式,來「開啟民智」, 介紹新思想、新文化給一般民眾,把刊物和社團當作知識份子和群眾之間溝通的 27 引自李大釗,《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一九一七年二月四日)》,見《李大釗文集》上卷,第二 六四頁。 28請參閱蕭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第一二四至一三四頁。 29「青春中國」是李大釗用語。引自李大釗,《青春(一九一六年九月一日)》,見《李大釗文集》 上卷,第一九四至二○五頁。 30 請參閱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第九二至一○○頁。 31 請參閱周策縱,《五四運動史》上冊,第一三三至一四二頁。 32 請參閱周策縱等著,周陽山編,《五四與中國》,第一一二至一一六頁。橋樑33。這些刊物和社團有政治性質、學術性質和服務性質等的內容和形式34。 在「開啟民智,教育群眾」方面,「五四」的知識份子在全國許多地方開設「平 民教育會」,來教育失學的社會大眾;組織「勤工儉學」,以幫助貧困的青年學子, 留學異邦,增廣見聞35。 發行大量刊物和組織大量社團,以及「平民教育會」的設置和「勤工儉學運 動」的展開,都是「五四」時期群眾運動的內容和表現形式。這些社團和刊物, 縱然有其各自的目的和宣傳的思想,但是,他們總的大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要 救中國、再造中國。 「五四」的知識份子,在當時所表現出上述三種特性,其目標無一不是為了 要救中國、再造中國。但是,中國依舊是軍閥割據,飽受帝國主義的凌辱侵略。 這批知識份子,茫茫然不知所措。先前,他們企圖運用西方各流派的思想和革命 理論來救中國,到頭來卻是一場夢。 論述至此,吾人可以結論指出,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在救中國的偉大理想下, 所提出來的革新、革命思想和方案,諸如自強運動、維新變法、革命派的思想, 以及西方當時流行的各家各派思潮如國家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都一 一失敗了。甚至連「五四運動」也未能完成這項任務。「五四」知識份子依然站 在救中國、再造中國的十字路口,進退維谷。但是,他們依然努力不懈地尋找新 的思想和新的革命理論,來指示他們前進的方向,為中國開創新的局面。 一九一七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第一個共產政權,同時, 還組織了世界革命的總指揮部──第三國際( Third International )36。「十月革命」 對當時中國的知識份子是件新奇的事物,他們知道俄國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事,他 們知道俄國沙皇的君主專制被推翻了,並且建立起了共產政權,然而,他們對於 馬克思主義( Marxism )和列寧主義 ( Leninism ) ,卻一無所知37。 由於一些尋找革命理論的中國知識份子對俄國革命的嚮往,於是他們就企圖 了解馬克思主義為何物?列寧主義又是什麼?同時把他們所了解的馬克思主義 和列寧主義,發表為文,刊登在當時的國內期刊,介紹給中國的大眾38。這時候, 部份的「五四」知識份子,開始從革命民主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從革命民主主 義者變成馬克思主義者。其中以陳獨秀和李大釗最為典型。他們二人以「新青 33 請參閱周策縱,《五四運動史》上冊,第七章,第三二三至三七二頁。 34 「五四」時期所發行的期刊,請參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 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八月,瀋陽第 一次印刷)。「五四」時期所成立的社團,請參閱張允侯、殷敘彝、洪清祥、王雲開,《五四時 期的社團》,(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35請參閱王章維、徐勝萍、韋金桂,《五四與中國現代化》,第十章, 第二二一至二三四頁。陳 三井,《勤工儉學的發展》,(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八年四月)。 36 請參閱鄭學稼,《第三國際史》上、中、下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七年,第一版)。 37 請參閱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第五四至六一頁。 38 請參閱蕭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第四章,第二四六至三○五頁。
年」、「每週評論」等刊物為宣傳利器39,大力鼓吹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同時 還出版譯為中文的馬克思 ( Karl Marx,1818-1883 ) 和恩格斯 ( Friedrich
Engeles,1820-1895 )的著作40。一九二○年三月,北京學界在李大釗的倡導下, 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以作為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社團41。 在陳獨秀、李大釗二人的大力鼓吹下,許多中國青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成為馬 克思主義的信徒42。從一九二○年五月以後,全國各地的馬克思主義信徒,也都 先後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並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43。這些共產主義小組在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各地的支部44。 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之所以被「五四」知識份子嚮往和很快地 接受,有下列幾個因素: 一、「五四運動」的整體性反傳統,使中國的文化思想頓時成了真空狀態, 因此,在急於填補這文化思想真空的情形下,把世界各流派的學說介紹到中國 來,便成了「五四」知識份子的主要任務。作為當時西方革命顯學的馬克思主義, 也必然經過這樣的管道,輸入到中國來。 二、二十世紀初,在沙皇統治下的俄國和當時的中國, 有個極類似之處, 那就是兩者都是封建專制的國家。反封建專制最徹底、最有效的方式,莫過於推 翻它,重建另一個新形式的國家和社會。在這方面,俄國的「十月革命」給予了 「五四」反傳統、反封建的知識份子一個「很好」的典範。 三、反帝國主義一直是中國人民的共同心願,在鴉片戰爭以後的近半個多世 紀,西方帝國主義依舊統治著中國。「五四」知識份子雖然慷慨激昂地反帝國主 義,但是,言辭上的反帝國主義卻不能改變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事實。總之,「五 四」知識份子沒有一套有力的武器來反帝國主義。然而,對他們而言,馬克思主 義和列寧主義確是補足了這方面的缺失,提供了他們一套反帝國主義的理論和實 踐。 四、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相較於其他的革命思想和理論,在現實上較具 有運作之可能性。馬克思和列寧 ( Lenin,1870-1924 ) 告訴革命者,人類解放的 「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45;列寧主義則提供革命者革命的領導組 39 同註 38。 40 請參閱周策縱,《五四運動史》,(台北:龍田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一月,修訂第二版),第四三 八至四四一頁。蕭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第二八二至三○五頁。 41請參閱蕭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第二八二至三 0 五頁。 42參閱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第二章,第一節,第一一五至一四八頁。 43請參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大林著作編譯局馬恩室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 中國的傳播》,(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三月,第一版),第二三九至二五九頁。 44 請參閱鄭學稼,《中共興亡史》第一卷,下冊,第二三章,第五二八至五四三頁。 45引自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一九七五年三月,北京第四次印刷),第十五頁。馬克思在這篇《導言》裡寫道,「哲學 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織──共產黨。總之,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告訴革命者,革命從何著手?以及 如何實踐?完成革命目標。 綜上所述,共產主義輸入到中國來,發展並茁壯,或可認為是歷史的不幸, 但是,決不能說是歷史的偶然事件,而是在當時客觀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
肆、毛澤東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
少年毛澤東是個典型的中國農村家庭子弟,在十七歲進入湖南湘鄉東山高等 小學就讀之前,接受了幾年的私塾教育,唸了些中國古典經書,此外還自修了《三 國演義》、《水滸傳》等歷史小說46。這個時期的毛澤東對外在的世界是茫茫然, 一無所知的。就在毛澤東進入東山高等小學就讀,繼而於一九一三年春,進入湖 南第一師範之後,才開始接觸新世界和新事物,開啟了人生新的里程碑47。 青年毛澤東是經過一番轉折,才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的。毛澤東在東山高等 小學時期,正如一般青少年一樣閱讀「新民叢報」,接受康有為、梁啟超維新改 良思想。毛澤東自認其閱讀「新民叢報」是「讀了又讀,直到差不多背得出來48。」 依據李銳先生的著作《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毛澤東在一九一三年進入湖南第 一師範前,所讀過且啟發他思想的書籍是:達爾文 ( Charles Darwin,1809-1882 ) 的《物種原始》( The Origin of Species )、亞當斯密 ( Adam Smith,1732-1790 ) 的 《原富》 (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赫胥黎 ( 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 ) 的《天演論》( Evolution and Ethics )、穆 勒 ( John Stuart Mill,1806-1873 ) 的《名學》( System of Logic )、斯賓塞爾 (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的《群學肄言》 ( Study of Sociology )、孟德斯鳩 ( Baron de la Brede et de Charles Montesquieu ,1689-1755 )的《法意》( Spirit of Laws )和盧梭 (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 的《民約論》( SocialContract )49。這些書是康有為、梁啟超維新改良派思想的知識來源之一。因此, 青年毛澤東第一次接受的新思潮,就是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改良主義。毛澤東 在當時亦承認,崇拜康有為、梁啟超50。 46請參閱蕭瑜,《毛澤東青年時代》,(香港:明報有限公司出版部,一九七七年,第一版),第五 至六頁。 47請參閱李銳,《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五年四月, 第一版三刷),第三三至二三八頁。 48 引自肖效欽,《五四運動前後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發展》,見《紀念五四運動六十週年學術討論會 文選》第三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 0 年五月,第一次印刷),第五八頁。 49請參閱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中國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二月,第一次 印刷),第一六頁。鄭學稼先生對毛澤東讀的西方名著有疑義,請參閱鄭學稼,《中共興亡史》 第二卷《由上海到武漢》,第九八八至九九○頁。
50請參閱埃德加‧斯諾 ( Edgar Snow ) ,《紅星照耀中國 ( Red Star Over China )》,(中國河北: 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第九九頁。王澍白,《毛澤東早年心路歷程》,(北京: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改良主義已日薄西山,革 命民主主義已成為當時思想界的主流,許多中國知識份子,也從維新改良主義走 向革命民主主義,成為革命民主主義者51。毛澤東在接觸康有為、梁啟超思想的 時候,尚不知有革命派思想和同盟會,直到辛亥革命那年,毛澤東才知道有個同 盟會,旋即為同盟會的革命思想所吸引;但是,毛澤東並未立即放棄康有為、梁 啟超的思想52。 一九一三年,毛澤東進入湖南第一師範,在第一師範就讀的五年裡,毛澤東 像大多數的青年一樣,吸收當時流行於中國的各家各派學說,思想非常龐雜,而 無一貫宗旨53。毛澤東坦承,「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 義、空想社會主義等等思想的大雜燴。我憧憬『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 和舊式的自由主義,但是我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是明確無疑的54。」 然而,在這段時間影響毛澤東思想發展最大的,莫過於陳獨秀、李大釗在《新 青年》所提倡的「民主」與「科學」,以及反「孔教」學說。《新青年》創刊於一 九一五年,標榜新文化運動。毛澤東曾指出,「《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 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 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 的楷模55。」 毛澤東亦稱讚陳獨秀: 其人者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56。 毛澤東在接觸了陳獨秀和李大釗的思想之後,就拋棄了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思想。 一九一七年八月,毛澤東在給友人黎錦熙的一封信中,批駁了康有為的思想: 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九月,第一版),第三八至五一頁。 51 請參閱張朋園,《清末民初的知識份子》;王德昭,《知識份子與辛亥革命》。見徐復觀等著,周 陽山編,《知識份子與中國》,第三二八至三七五頁。 52請參閱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九八頁。 53李銳在《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乙書中,對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時期有一段評語:「可以說, 在自學和作為學生寄身於湖南第一師範的這五、六年之中,他走完了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許 多近代中國進步思想家所走過的路程。從孔孟儒家、宋明理學到王船山、顏習齋,從康有為、 梁啟超、譚嗣同、嚴復、孫中山到陳獨秀、李大釗,從赫胥黎、斯賓塞宣揚的進化論、康德的 二元論,到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的民主主義、空想社會主義,乃至於托爾斯泰主義(「泛勞動 論」)和日本的新村主義,他都有深淺不同的接觸和研究。」第二四二頁。 54 引自同前揭書,第二四二頁。 55 引自同前揭書,第一七一頁。 56 引自鄭學稼,《中共興亡史》第二卷,第九九九至一○○○頁。
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細觀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實在之處,徒為華言 炫聽,並無一幹樹立枝葉扶疏之妙57。 在這個時期,毛澤東成了反封建、反傳統主義者,竭力維護新文化運動的「民主」 與「科學」。毛澤東在《倫理學原理》乙書有這麼一段批語: 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罪莫大焉。故吾國之三綱所在必去,而與教會 、資本家、君主國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58。 至於毛澤東的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思想,實是當時中國知識份子和青年學子的共 同理想,並非有其獨到之處。 青年毛澤東接受陳獨秀和李大釗的思想後,在其思想發展過程中有一個特 點,就是毛澤東時時不忘革命,套句他自己所說的話就是「除舊佈新」。毛澤東 所讀的《倫理學原理》乙書上有這樣一段話: 傳統足阻革新之氣,而過去足以壓現在,對待新時代之能力逐漸消磨,而 此歷史界之有機體不免於殲滅59。 毛澤東對這段話的批語是,「中華民國正處此地位」60。接著對批語再作詳細的 闡述: 吾意必須再造之,使其如物質之由毀而成,如孩兒之從母腹胎生也。 國家如此,民族亦然,人類亦然。各世紀中,各民族起各種之大革命, 57 引自肖效欽,《五四運動前後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發展》,見《紀念五四運動六十週年學術討論會 文選》第三集,第六○頁。 58同註 57。 59請參閱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一二八頁。 60同註 59。毛澤東在《倫理學原理》乙書之批語,請參閱高菊村、陳峰、唐振南、田餘糧,《青 年毛澤東》,(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九○年三月,第一版),第四三至四九頁。
時時滌舊,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毀之大變化也61。 毛澤東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給友人黎錦熙寫的長信中指出: 天下亦大矣。社會之組織極複雜,而又有數千年之歷史,民智污塞,開通 為難。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迹。動其心者,當具 有大本大源。今日變法,俱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 事、實業、教育,一切枝節也。枝節亦不可少,惟此等枝節必有本源;本 源未得,則此等枝節為贅瘤,為不貫氣,為支離滅裂。幸則與本源略近, 不幸則背道而馳。夫以與本源背道而馳者,而以之為臨民制治之具,幾何 不謬種流傳,陷一世一國於敗亡哉,而豈有毫末之富強幸福可言哉62? 由此可知,毛澤東已走上革命的道路,擯棄一切「枝枝節節」的各家改良學說, 尋找他「再造中國」、「除舊佈新」的新出路、新思想。總之,毛澤東是開始探索 革中國之命的理論。 對於革命派思想,毛澤東亦有所接觸,但為時甚短,旋即又回到陳獨秀和李 大釗的思想道路上來。對於辛亥革命,毛澤東認為它是失敗的革命。毛澤東評論 孫中山時指出; 至於孫中山,他雖然是真正的革命領袖,但卻沒有半點軍事力量63。 因此,毛澤東是不可能成為孫中山的信徒的。 由毛澤東對孫中山的評語,吾人可以知道,毛澤東不僅在探求革命的理論, 亦在尋找革命的力量。在這方面,吾人可以追溯毛澤東在進湖南第一師範前,和 友人談悟本討論如何取得權力的談話。談悟本告訴毛澤東,要取得權力必須組織 61引自註 59。 62引自同前揭書,第一二九頁。
一個政黨,毛澤東對此深信不疑64。爾後,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時,就以這樣 根深蒂固的信念,去組織「新民學會」,把「新民學會」視為革命的力量。 至此,毛澤東已知革命非有革命力量不可?但是,革命力量在那裡?如何去 組織它?用什麼革命理論去領導它?這些問題是青年毛澤東解不開的謎。 俄國「十月革命」後,《新青年》大力鼓吹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 義。一向是《新青年》忠實讀者的毛澤東,必然受到它的吸引,這對於急於探求 革命理論和追尋革命力量的毛澤東,不啻是一大「福音」。 一九一八年八月,毛澤東由於籌備「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第一次 到達北京65。北京是當時中國各種思潮匯集的重鎮。一方面和信仰共產主義的知 識份子接觸,另一方面耳濡目染並閱讀宣揚共產主義的新聞雜誌,毛澤東對共產 主義也有了初步的認識。在驅張(湖南軍閥張敬堯)運動時期,毛澤東於一九一 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二次到達北京66。這次到達北京,毛澤東閱讀更多有關俄 國近況和馬克思主義的書。毛澤東自己回憶說: 一九二 0 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了,在這項工作中 ,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的影響的指引。我第二次到 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切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 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 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 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 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鬥爭》, 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 年夏天,在理論上, 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 63 引自蕭瑜,《毛澤東青年時代》,第八七頁。 64 同前揭書,第四五頁。 65 請參閱李銳,《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第三○九至三一八頁。 66 請參閱同前揭書,第三九一至四○五頁。
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67。 此時,毛澤東已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可以「再造中國」、「除舊佈新中國」的理論與 實踐的統一思想了。 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不能不歸功於蔡和森 68。蔡和森亦是湖南第一師範的學生,「新民學會」的會員。依據蕭瑜的說法,「蔡 和森是第一個毫無保留地接受共產主義原則的中國人69」。一九一九年,蔡和森 到法國勤工儉學。留法期間,蔡和森把全部精力投入研究共產主義,並把研究心 得和觀點,寫信告之毛澤東,彼此之間的書信往來,也都是討論共產主義的問題 70。一九二○年九月十六日,蔡和森給毛澤東的一封信裡談到: 我以為世界革命運動自俄革命成功以來已經轉了一個大方向,這方向就是 『無產階級』獲得政權來改造社會。不懂的人以為無產階級專政是以暴易 暴的,不知列寧及萬國共產黨已再三宣言,專政是由資本主義變到共產主 義過渡時代一個必不可少的辦法。、、、。我以為一定要經俄國現在所用 的方法,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個唯一無二的方法,捨此無方法71。 毛澤東給予蔡和森的回信說道: 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讚成72。 綜觀上述毛澤東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的思想歷程,吾人可以概括如下: 一、在辛亥革命前,是屬於中國傳統思想和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改良派思 67引自同前揭書,第三九八頁。 68有關蔡和森的生平事蹟,請參閱同前揭書,第二六六至二七○頁。 69請參閱蕭瑜,《毛澤東青年時代》,第六九頁。 70請參閱《蔡和森文集》有關蔡和森和毛澤東討論共產主義的信件。蔡和森,《蔡和森文集》,(北 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三月,第一版)。 71 引自同前揭書,第七一至七二頁。 72 引自同前揭書,第七三頁。
想。 二、從辛亥革命至「五四運動」前,是包容有革命派思想、西方民主與科學 思想,以及當時流行於中國的各流派思想。 三、「五四運動」時期,接受陳獨秀、李大釗的反傳統思想;爾後,就跟隨 陳獨秀、李大釗和蔡和森走上了馬克思主義之路。
伍、結論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思想界開始呈現混亂的狀態,傳統社會價值也逐漸開 始崩潰。這種情況持續至「五四運動」時期,達到高潮。早期,思想界的混亂狀 態是由「外因」,即帝國主義侵略所造成的,到了「五四運動」時期,不僅「外 因」還持續著作用,而且「內因」,即整體性的反傳統,也助長了這一趨勢。在 「外因」和「內因」的相互衝擊之下,中國面臨著社會解體的空前危機。 傳統上,中國人的思想知識不像西方人的思想知識那樣,具有獨立的範疇, 可在純粹的思想知識領域裡自我發展。相反地,中國人的思想知識是緊密地和現 實人生結合在一起發展的。中國儒家思想就強烈地體現了這個特點。林毓生教授 指出,儒家思想模式或分析範疇 ( categories of analysis )中,一個極重要的特徵 便是,強調人類意識的功能,即「心」之內在道德與(或)理知經驗之功能 ( the function of the inward moral and / or intellectual experience of human mind )。儒家思 想模式所強調的人類意識的功能,表現在「五四」知識份子反傳統思想上,便呈 現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便是林毓生教授所稱的「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 方法」 ( the culture –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 ) 73。因此,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開 拓,往往是由現實生活問題所調引起來的。現實生活的問題愈大愈多,知識份子 的思想便愈多樣、愈分歧,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學說,便是個典範。「五四」 時期的知識份子,便是不自覺地整個承襲了儒家思想模式或分析範疇。 由於「五四」知識份子想要藉思想、文化來解決問題,於是,在當時客觀歷 史條件下,只要是不同於傳統中國思想的外來思想,一概不加思索地照單全收, 並立即付諸實踐,以解決造成中國社會面臨解體危機的問題。 在馬克思主義輸入中國以前,中國知識份子嘗試用各種外來思想解決中國問 題,是一再地失敗,且已面臨進退維谷的境地。但是,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 思主義政權的建立,使他們又燃起了一絲希望;於是,他們迫不及待地接納它, 視它為「救世主」、「福音書」,期望它能使中國起死回生。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 專政》乙文裡,很得意地說了那麼一句由衷之言: 73 請參閱林毓生,《思想與人物》,第一五一頁。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74。 毛澤東除了有他個人特殊氣質,被馬克思主義吸引之外,也同樣是在這樣的 客觀歷史條件下,走上了馬克思主義之路。馬克思主義就是毛澤東欲「再造中 國」、「除舊佈新中國」,所探求的「大本大源」。 74引自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九 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第一三六頁。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 143-160, No. 3, November 200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The Fundamental Study of Mao Zedong’s
March to Marxist Road in the Period of “ May
Fourth Movement ”
Hsien-Chih Lin*
Abstract
Mao Zedong was the leader of fir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also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build-u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I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Mao Zedong was one of modern personages who had great powerful influence, and Maoism, succeeding Marxism-Leninism, is an ideology that is believed in and worshipped by many people in China and even in the world. Therefore, to make a fundamental study of Mao Zedong’s march to Marxist road is to help to understand the birth of Chinese communism, and also to be aware of the modern Chinese intelligentsia’s portrait of mind of saving the country and people from perdition.
Firstly, this paper starts to state that, from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situation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faced by 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were difficult and in a dilemma for saving the country. Until the “ October Revolution” of Russia in 1917 and “ May Fourth Movement” in 1919, many Chinese intelligentsia started to march to the road of Marxism, even made a point of that only Marxism-Leninism could “ rebuild China ” because it provided the weapon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Under this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rough more complex path, only then Mao Zedong marched to the road of Marxism. 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communism could be rooted in Chinese land not only because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but also because of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ism’s model of thought, that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 the culture─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 The
modern Chinese intelligentsia totally inherited this characteristic unconsciously, and, as a intelligentsia, Mao Zedong did the same.
Keywords: May Fourth Movement, 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 Marxism, Octo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