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派系與制度變遷對大陸國家銀行貸款行為之影響─1995~2010年大陸各省銀行貸款的實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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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大陸居民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選舉動員模式之比較：上海市與福建省個案 A Comparison of Two Modes of Electoral Mobilization between Chinese Neighborhood Committee and Chinese Village Committee: On the Cases of Shanghai and Fuxiang.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劉嘉薇. 賴競民. Liu, Jia-We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a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Lie, Jing-Mi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Soochow University).

(2) A Comparison of Two Modes of Electoral Mobilization between Chinese Neighborhood Committee and Chinese Village Committee: On the Cases of Shanghai and Fuxiang Liu, Jia-We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a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Lie, Jing-Mi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a’ s grassroots election originated from the developments of Shanghai neighborhood committees and Fuxiang village committees, and therefore, the paper compares these two modes of electoral mobilization. In the study, it discovers that elections’ initiators in NCs are only the committees and activists and forms almost non-competitive or semi-competitive elections. On the other hand, besides the VCs and their activists, the VC candidates are one of initiators who also offer considerable incentives to launch mobilization. Meanwhile, villagers based upon self-interests would like to help pull votes. In this way, the VCs’ elections become semi-competitive or competitive. As a result, the NCs have dif¿culty activating elections due to the lack of participatory interests and most cities are so called stranger societies, so the NCs and activists can only mobilize residents by interpersonal affection and perceptual factors. Whereas there are many incentives in the VCs’ elections based up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China and villagers are mostly acquaintances, so candidates and villagers give much more input into the elections. Besides the mobilization by interpersonal affection, it appears “interest mobilization” which is born to win an election. Although the mobilization bases in the VCs and NCs are not quite the same, the VCs’ mobilization base makes competitive elections in democracy become possible, and the NCs’ base of interpersonal affection tests whether people’ s relationship under Keywords: China, Election, Mobilization, Neighborhood Committee (NC), Village Committee (VC). Keywords: China, Election, Mobilization, Neighborhood Committee (NC), Village Committee (VC).

(3) 中國大陸居民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選舉動員模式之比較：上海市與福建省個案劉嘉薇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賴競民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摘要中國大陸上海市居民委員會與福建省村民委員會是中國大陸基層選舉的先行者，本文比較兩者的選舉動員模式，發現在居委會選舉中，發動動員者是居委會和積極份子，形成幾乎無競爭或半競爭的選舉。村委會選舉除了村委會和積極份子發動動員，候選人亦具備利益誘因發動動員，同時村民基於利益，亦協助候選人拉票，形成半競爭或競爭的選舉。究其原因，居委會選舉因缺乏參與所需利益，形成參與困境，且城市多為生人社會，缺乏動員基礎，居委會和積極份子僅基於人情、感性因素動員；相對地，村委會選舉仍具備參與所需利益，且農村多為熟人社會，使候選人和村民更投入選舉。除了基於人情動員，更出現為勝選而生的利益動員。村、居委會的動員基礎不盡相同，其中村委會選舉的動員基礎使民主選舉中的競爭成為可能，而居委會以人情作為動員基礎，也在在考驗著現代化下的人際關係是否能支撐政治動員。關鍵詞：社會韌性、公民社會、社會資本、災難、社區、中國.

(4) 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14年1月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壹、前言中國大陸自1980年代分別制定村民委員會（以下簡稱：村委會）組織法與居民委員會（以下簡稱：居委會）組織法，使得基層民主政治發展開始具備制度化的方向。國務院針對民主發展提出《中國大陸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其中村、居委會的基層民主乃重要項目之一。1根據Huntington所主張，2由於制度化理想上可以使組織落實價值觀並帶來穩定，因此在理想上，村、居委會的法制化將落實中國大陸政府所欲的「民主」價值，並使地方政治穩定。雖然在村、居委會的地方自治中，國家仍大權在握，然村委會對村民的意義與居委會對居民的意義卻不盡相同，兩者在換屆選舉中雖都有高投票率，3從村委會和居委會選舉動員模式觀察之，便能洞悉居委會選舉中居民參與狀況較為消極，而村民參與村委會動員狀況卻較能呈現積極的動能和作為，其中選舉職位是否提供經濟誘因是重要的觀察視角。在村委會中，村民對農村土地、經濟問題的決策亦具有影響力，此項經濟因素代表農村的集體利益，可能成為村委會選舉中的競爭誘因。反之，居委會卻沒有居民共同關心的利益問題，基此，兩者換屆選舉的投票率雖皆高，然其投票動員的基礎可能有所不同。在村委中存在著土地資產爭議，這是居委會沒有的現象。例如廣東省烏坎村村幹部非法變賣土地之問題，造成2013年2月底數. 1. 「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新華網，2005年10月19日。〈http://news. 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0/19/content_3645697.htm〉 2.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68). 3. 胡榮，「村民委員會選舉中村民的自主式參與」，李連江主編，村委會選舉觀察（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a年），頁4~5；柳金財，「中國大陸城市居民委員會治理模式之探討」，朱新民主編，中國大陸城市基層民主研究（台北：遠景基金會，2004），頁51~83。.

(5) 中國大陸居民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選舉動員模式之比較：上海市與福建省個案 . 5. 千名民眾與警察發生衝突。此個案背後代表中國大陸每年發生超過十八萬件民眾暴動或集體抗議事件，其中大部分與農村土地問題有關。4該村村民試圖自行蒐集證據證明相關地方官員涉入非法土地買賣，但後續演變成上訪、抗議、村民死亡，甚至原先進入烏坎調查的省級官員離開烏坎，使烏坎重新進行村委會民主選舉，並導致腐敗的共產黨基層幹部下台。5 烏坎村委會基層幹部有機會壟斷地方利益，以職權擷取農村資產利益作為私人利益。2011年發生過維權事件後，2012年3月重新當選村委主任的林祖鑾受訪表示說明土地被變賣的情形以及村委會中的利益競逐。第一個是土地問題，第二個是落實機制問題，原來老班子，他們之所以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就是機制沒有落實。比如說賬目的問題，不公開不透明，出現了貪污腐化；比如說買賣土地，村民起來反對，這已經是一個教訓……。6. 由上述訪問可知，當農村資產利益過大，村委會選舉後所衍生的利益問題，與居委會的情況相當不同。村委會經濟利益之所以影響村委會選舉，是因為農村有著龐大的資產利益，加上農村內部利益監督機制不全，使得許多人欲從村委會選舉獲得好處。7 另一方面，居委會多在城市中，又受到現代化影響，因此推動選舉必須面對選區內民眾流動性大且非原生於該社區的流動人. 林翠儀，「烏坎村遭非法變賣土地回收不到3成」，自由電子報，2013年3月4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mar/4/today-int4.htm〉 5. 慕亦仁，「烏坎——村民為土地而抗爭」，中國人權論壇，2012年12月。〈http:// www.hrichina.org/hk/crf/article/6456〉 6. 張倩燁，「烏坎一人一票選明天」，亞洲週刊，2012年3月18日。〈http://www.yzzk. 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363864965490&docissue=2012-11〉 7. 胡榮，「經濟發展與村民委員會選舉」，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第 1 期（2003c年），頁50~55。 4..

(6) 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14年1月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口。在如此的生人社會中，居委會運作相當不易，在缺乏利益誘因的情況下，居委會在無法創造經濟利益的情況下，需要創造出感性的群體認同，居委會必須攏絡居民，使居民願意參與。相對地，村委會相較於居委會，屬於熟人社會，在熟悉的人際網絡中，其選舉不乏人情動員。然其與居委會相異之處在於，村委會具備處理生產大隊所遺留資產之職能，因此透過經濟誘因吸引村民參與，可能引發候選人和村民的積極投入。整體而言，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造成城市與農村在選舉過程中利益誘因多寡的差異，或是生人與熟人社會的差異，兩者皆對政治參與造成衝擊。本研究以下將說明居委會與村委會經濟利益與社會型態之差異與選舉動員，並依理論進行研究設計和資料檢證，解釋居委會和村委會選舉動員模式差異的原因，此亦影響中國大陸人民政治參與的意願與未來的政治發展。. 貳、居委會與村委會經濟利益與社會型態之差異與選舉動員居委會與村委會分別為中國大陸城市與農村的基層自治組織，兩者雖皆為自治組織，然而，兩者選舉動員所呈現的樣貌卻不同。Rosenstone與Hansen將動員定義為：在選舉中，候選人、政黨、積極份子和團體誘發（Induce）他人參與的過程。8本文論述選舉動員分為「人情動員」與「利益動員」，前者為：「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人際網絡與社會網絡關係，以情感面向訴求，促使他人參與選舉投票之行為，選民未期待選後獲得經濟方面的物質或好處」；後者則為：「透過實質物質或好處，以利益面向訴求，促使. 8. Steven J. Rosenstone, and John Mark Hansen,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Macmillan, 1993)..

(7) 中國大陸居民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選舉動員模式之比較：上海市與福建省個案 . 7. 他人參與選舉投票之行為，選民期待選後獲得經濟方面的物質或好處」。因此，動員本身的意義為中性，經濟動員、利益動員都是誘發他人參與的過程，只是在中國大陸的村、居委會選舉中因為不同的經濟利益和社會結構，產生不同的選舉動員模式。中性的選舉動員意義仍是考察中國大陸地方治理的標準，雖動員定義來自西方，但正因為其意義偏向中性，反而因為其幾乎不帶價值色彩，同樣也適用於非西方的研究，觀察候選人如何當選的過程。「人情動員」在村委會選舉和居委會選舉皆常見，人情動員便是透過村、居委會相關幹部，在選區內發動，使國家權力滲透至基層民眾，催促民眾參與投票，在此缺乏競爭誘因的情境中，選舉動員方式包括：候選人或幹部以關係拉攏選民，以情感訴求選民，選舉動員基礎建立於人與人間的裙帶關聯，以求增加投票意義；「利益動員」則較常出現在村委會，經濟因素在於地方農村的產業或村委會的金錢利益，在此具備競爭誘因的情境中，選舉動員方式包括：候選人爭取選票並於政見上提供選民利益，選舉著眼於利益、政見、文宣、競選策略、競爭性拉票，是一種選舉人與被選舉人互惠互利的關係。村、居委會兩者選舉動員模式產生如此的差異，主要可能因為居委會與村委會經濟利益與社會型態之差異，以下分兩部分說明之。. 一、居委會與村委會經濟利益之差異與選舉動員居委會選舉缺乏利益誘因，居民對於登記參選以及候選人進行選舉動員都缺乏動機。村委會選舉之所以比居委會有更多的行動者投入選舉動員，本文假設農村集體資產帶來的經濟利益是重要的因素。村委會的選舉動員模式相較於居委會選舉模式，更能體現候選人運用利益集結進行選舉動員的模式，甚至村民亦加入競選拉票的行列，以下論述之。.

(8) 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14年1月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一）缺乏經濟利益的居委會在改革開放後，單位原有的角色轉移至社區，但社區已缺乏「單位」過去對民眾管理和資源分配的權力。 9居委會實際運作上受到國家控制的程度相當高，在中國大陸被視為國家權力延伸的一部分，居民只是被它支配的權力客體，10居民政治參與仍然面臨黨國介入。民眾的投票參與主要由黨操控，候選人與黨的關係深厚，黨員在選舉中扮演動員角色，因此居委選舉動員是黨意志下的產物。11在無法全然自治的居委會，居委會與居民利益的連結微乎其微，居民缺乏參與選舉的動機和誘因，進而出現居民參與的難題和困境。如何解決此難題和困境？居委會的積極份子通過認同建構，誘發居民的參與行為，促成選舉動員的成功實踐。選舉過程裡的積極分子中心是社區黨總支書記，在愈發陌生化的城市鄰里社會，動員的成敗很可能取決於基層行動者對既有體制內資源的獲取。城市社區中黨所扮演的角色，必須於社區建設的過程中，落實黨在基層建設的責任主體，形成統一領導、協同運作。12 部分學者對於社區居民參與居委會選舉持較悲觀的看法。Pan 認為居委會徒具形式，像是儀式性走過場的過程；13桂勇等學者認. 9. 朱新民、陳銘顯，「中國大陸城市社區改革的理論基礎」，朱新民主編，中國大陸城市基層民主研究（台北：遠景基金會），頁11~22；李凡，「中國城市社區居委會直接選舉改革的啟動：1998-2003」，李凡編，中國城市社區居委會直接選舉（陜西：西北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8~9；林尚立主編，社區民主與治理：案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16~18。 10. 楊日，「居委會直選就差實踐」，金羊網，2009年12月31日。〈http://big5.ycwb.com/ sp/2009-12/31/content_2384619.htm〉 11. 林尚立主編，社區民主與治理：案例研究，頁82~84。 12. 相關論述請參考夏軍、馬西恒，城市社區黨建（上海：學林出版社，2005年），頁 13~15；楊鴻台、吳志華與申海平，城市社區體制改革與法制建設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82~89。 13. Tianshu Pan, Neighborhood Shanghai: Community Building in Bay Bridge (Ph. D..

(9) 中國大陸居民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選舉動員模式之比較：上海市與福建省個案 . 9. 為上海居委會不能被宣稱為政治民主的實驗，缺乏政策的競爭和利益的匯聚，政黨組織領導控制全盤的選舉過程，居民卻普遍冷漠。14也有學者在探討人民為何投票時發現，民主取向和內在政治功效意識高的人不一定會去投票，反而是對政治權威（黨）具有依附性情感的人較可能去投票。15在這種黨國影響的情況下，形成了居民主動參與的難題，居民與居委會之間沒有直接的利益連結。16 整體而言，此模式的主要特徵是：通過黨和政府組織來發動，自上而下透過層層發動來實現動員效果。也正因為要透過層層發動實現動員效果，造成動員的進程比較緩慢且花費較久時間。一般說來，此動員模式必須遵循法律程序，和相應的社會規範；動員的效果則取決於政府綜合運用各種資源和手段的能力，黨和政府歷來重視動員，因為它在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時期都發揮過重大作用。17在國家控制下，黨深入社區管理大小事物，居委會選舉在黨的主導下亦缺乏競爭性，居委會自治的意義可以說微不足道。18在黨對居委會選舉高投票率的要求下，19由於居民彼此較無社會網絡.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2002). 14. Yong Gui, Joseph Y. S. Cheng, and Weihong Ma, “Cultivation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A Study of Direct Elections of Residents Committees in Shanghai,” China Information, Vol. 20, No. 1 (March 2006), pp. 7~28. 15. Jie Chen, and Yang Zhong, “Why Do People Vote in Semicompetitive Election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4, No. 1(February 2002), pp. 178~197. 16. Mei Guan and Donald P. Green, “Noncoercive Mobilization in State-Controlled Elec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9, No. 10 (December 2006), pp. 1175~1178; Luigi Tomba, “Residential Space and Collective Interest Formation in Beijing’ s Housing Disput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4 (December 2005), pp. 934~951. 17. 青連斌，「有效掌控網路人際動員新模式」，人民網，2007年1月 11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764/77068/77069/5272380.html〉 18. 王信賢、鄭淑美，「中國大陸城市社區治理與權力互動：理論對話與類型分析」，發表於「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主辦， 2005年10月2日）。 19. 浦東新區居委會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浦東新區完善居委會運行模式選舉階段試點分析報告」，李凡主編，中國城市社區居委會直接選舉.

(10) 1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14年1月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關係，因此居委會的選舉運作必須由居委會推動，再由積極份子向居民傳輸，也就是居委會必須主動影響居民。居委會目前雖具備強力（人情）動員力，但這是國家統治機器的壓力，因而在此壓力下，居委會具備高度的行政化職能以及選舉「雙過半」制度的影響，（「雙過半」制指的是實際投票人數超過登記人數的一半，且當選者必須得到已投票人數半數以上選票。）因此居委會選舉已淪為中國大陸行政機器架構下的一環。居委會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都市化的居委會選舉缺乏如村委會一般的利益（如：土地利益），處於生人社會的居委會選舉需要國家機器強制介入，由居委會策動（人情說服）動員，選舉才可能達成「雙過半」制度的要求。（二）具有集體資產爭議的村委會異於居委會受中央控制程度極高，村委會的議事制度較能保留村民的自主意識。20中國大陸農村基層組織在中共執政歷經三次變動：第一次是1949年至1957年，第二次是1958年到1982年，第三次是1982年後。1982年是農民自發的村民委員會組織，後來在1983 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內得到法律地位之確認。211979年農村地. （陜西：西北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73；柳金財，「當代中國地方治理的發展：城市居民委員會治理模式之比較分析」，弘光人文社會學報，第3期（2005年8月），頁361~363；朱新民、陳銘顯，「中國大陸城市基層民主發展評估」，朱新民主編，中國大陸城市基層民主研究（台北：遠景基金會，2004 年），頁141~156。 20. 張莉，「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修改三大亮點」，人民網，2009年12月23日。〈http://nc.people.com.cn/BIG5/10632792.html〉 21. 楊開煌著，「中國基層民主發展」，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編，中國研究導論（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7年），頁391~486；楊光斌，中國政府與政治導論（臺北：五南，2006年），頁214；林啟驊，「新民主中的舊體制－中國大陸村級自治組織的權力結構變遷」，中正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頁39；Jean C. Oi and Scott Rozelle, “Elections and Power: The Locus of DecisionMaking in Chinese Villag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2 (June 2000), pp. 513~539..

(11) 中國大陸居民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選舉動員模式之比較：上海市與福建省個案 . 11. 區實施「包產到戶」經濟改革，舊有的人民公社體制解體，使農村產生一系列新的經濟問題，特別是集體財產產權混亂問題。22從人民公社到包產到戶，去集體化的農業發展方向使得中國大陸邁向現代化的經濟型態。地方農村的經濟企業運作朝多元性發展，因此形成地方農村企業決定地方農民的收入，由於上級政府補助有限，地方經濟良窳皆由農村自行負擔，這是改革開放後新經濟型態下的問題。23 再者，由經濟改革開放以後，因土地私有化相關法律規則不明確，使得農村土地歸屬產生爭議， 24 所謂土地歸屬於集體（Collective）的意義，在法律上並不明確，實際產權則屬於生產隊（Production Team），因此便與村民集體產權的意義產生衝突，究竟誰擁有農村土地的法律權利便產生問題。 25 申言之，若從國家徵收土地行為而言，根據法律土地歸屬於集體（Collective Ownership），為促進公共利益，國家得以徵收與規劃土地發展經濟。但由於中國大陸各層級政府從縣到地方，各級政府層次複雜，因此政府在土地徵收的問題上，越低層級的政府，不但影響力越大，也通常越能決定土地徵收結果成敗，也因為各級政府層次的複雜多樣，被徵收土地的農民本身的意願與聲音常被忽略。26農村土. 22. 徐笑波等著，中國農村金融的變革與發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81~82。 23. Jean C. Oi and Scott Rozelle, “Elections and Power: The Locus of Decision- Making in Chinese Village,” pp. 513~539. 24. Peter Ho, “Who Owns China’ s Land? Policies, Property Rights and Deliberate Institutional Ambiguity,” The China Quarterly, No.166 (June 2001), p. 400; Xiaolin Guo, “ Land Expropriation and Rural ConÀict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6( June 2001), p. 423. 25. Peter Ho, “Who Owns China’ s Land? Policies, Property Rights and Deliberate Institutional Ambiguity” , p. 401. 26. Xiaolin Guo, “Land Expropriation and Rural ConÀict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6( June 2001), pp. 424~426..

(12) 1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14年1月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地的所有權在中國大陸影響著農村發展，土地所有權本身牽涉到複雜的法律歸屬問題，由於農民占有一塊土地進行經營與收益，但本身並不對土地擁有「個別所有權」，而是在這種特殊的「集體所有權」之下使用農村土地。27改革開放以來，在這種特殊所有權制度下，逐漸將村土地資產與資源「釋放」，形成農村選舉中候選人競逐的利益。28 O’ Brien分析中國大陸村委會組織法，瞭解中央與地方政府層級的互動關係，以及如何進行農村的政治改革，多數農村的改革並不順利，因為許多農村不依照法規進行運作。29當生產隊解散，留下經濟資源相關的分配問題，村民因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造成農民參與政治事務的程度與意願產生分歧。徐笑波亦認為農村的確具有集體資產的利益，使得貪污和資金流向等問題浮上抬面。30 為了解決以上問題，村委會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也得以提升，政府對經濟問題必須妥善處理，法制面上便是憲法層次與村委會相關法律的規範問題。根據1982年憲法第9條與第10條，自然資源屬於國家，除非法律規定為集體所有；然而國家與集體之間，土地產權歸屬就產生爭議，國家與集體指稱的對象其實莫衷一是。31當產權不明，就會使國家相關部門聲稱有權管轄土地問題，因此造成分散（Fragmentation）或集中（Centralization）的問題，前者指管轄權分散至地方部門，後者指國家部門介入管理。32. 27. 王克強，中國農村集體土地資產化運作與社會保障機制建設研究（上海：上海財經大學，2002年），頁13~16。 28. 孟勤國等，中國農村土地流轉問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頁43~51。 29. Kevin J. O’ Brien, “Implemen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s Village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2(July 1994), pp. 41~48. 30. 徐笑波等著，中國農村金融的變革與發展，頁81~82。 31. Peter Ho, “Who Owns China’ s Land? Policies, Property Rights and Deliberate Institutional Ambiguity,” pp.403~410. 32. Peter Ho, “Who Owns China’ s Land? Policies, Property Rights and Deliberate.

(13) 中國大陸居民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選舉動員模式之比較：上海市與福建省個案 . 13. 雖然以上討論農村土地和資產的產權不明，但不可否認的是，村委會著實具備了處理農村經濟利益的職能，村委選舉動員發動者之所以參與選舉，無法排除與經濟利益的關聯性，一個農村經濟狀況會影響村委會選舉，為的是爭取農村集體財產、提升經濟地位、保障既有財富，以防止上級政府不當徵收。33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經濟現代化促使更多人投入選舉動員，吸引他們參與的誘因即為村委會利益。34這一類的利益以「集體資產」的形式存在於農村選舉中，通常涉及不明產權分配歸屬，35村民自治與基層民主構成中國大陸農村的自治體系。36中國大陸基層自治彌補了黨的中央集權，由村委會行使農村基層治理模式，可見中央統治仍舊需要藉由基層組織達成其統治目標37。村幹部面臨來自村選舉的壓力，Melanie認為，村委會選舉仍會對村幹部的行為產生制約。38他另外也指出，村幹部為了使政策達成並追求連任，挑戰者為爭取村幹部位置，被選舉的候選人必須要和村民在特定議題上達成一. Institutional Ambiguity,” pp.415~416. 33. 陳炳臨，「中國大陸農村村民委員會選舉之研究」，東吳大學政治系碩士論文（1998年），頁96~102。 34. 胡榮，理性選擇與制度實施（上海：上海遠東，2001c年），頁99-113。積極分子動員的理由與地方農村領導有關，為了是利益因素，請參考張銘、王迅，基層治理模式轉型（北京：社會學學文獻，2008年），頁181；Tianjian Shi, “ Voting and Nonvoting in China: Voting Behavior in Plebiscitary and Limited Choice-Elections, ”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1, No. 4 (November/ 1999), pp.1127~1129. 35. 「集體資產」即以利益促成村民參與選舉。相關文獻請參考張雅雯、耿曙，「中國大陸基層選舉中的物質誘因與投票動員」，東吳政治學報，第26卷第4期，（2008年12 月），頁166~172。至於因產權不明而使得村民積極參與選舉爭取利益的說明，請參考鄭嬋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集體資產權屬問題爭議」，南方農村（廣東），第 1期（2009年2月），頁45~48。 36. 徐勇，中國農村村民自治，頁64~67。 37. 潘嘉瑋、周賢日，村民自治與行政權的衝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年），頁21~31。 38. Melanie Manion, “ Democracy, Community, Trust：The Impact of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9, No. 3 (April 2006), pp. 301~324..

(14) 1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14年1月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致。39本研究認為，當村委會中具備利益吸引村民參與選舉，候選人與村民在選舉動員上便更加積極，Kung等人認為經濟因素影響著村幹部的行為，40Oi描述地方幹部受到農村工業化的激勵，他們對工業化感到興趣，因為它將會為農村以及地方幹部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41Edin和Kung等人則描述上級政府所實施的津貼制度影響幹部行為。42擔任村幹部有其機會成本和經濟激勵因素，因此村幹部把職位視為有價值的職位。整體而言，1970年代末期農村產業的制度變遷發生嚴重的問題，也因此造成中國大陸農村基層組織村委會面臨集體資產由誰掌握的問題，特別是經由選舉產生的村委會幹部，除了傳統的地方宗族支持，可能經常需要透過自發動員贏得選舉。村委選舉過程中，政治菁英為了獲取政治利益，將可能動員村民使自身當選，並允諾選後給予村民各種利益分配。農民之所以參與自治，為的是生活的富足與發展，因此透過村委會選舉，期待改善生活，是一種經濟與物質的考量。43政治菁英統合了選舉過程，並動員人民參與選舉，藉由共同利益的建立，強化村民投票效能感。44在村委會選舉中，除了村委會發動的動員之外，不乏候選人和村民自主性動員，在參 39. Melanie Manion, “The Electoral Conneb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0, No. 4 (December 1996), pp. 736~748. 40. James Kung, Yongshun Cai and Xiulin Sun, “Rural Cadre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Incentive, Institution and Accountability,” The China Journal, No. 62(July 2009), pp. 61~77. 41. Jean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63. 42. James Kung, Yongshun Cai and Xiulin Sun, “Rural Cadre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Incentive, Institution and Accountability,” pp. 61~77; Maria Edin, “State Capacity and Local Agent Control in China: CCP Cadre Management from a Township Perspectiv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3 (March 2003), pp. 35~52. 43. 雖然仍有其他因素吸引村民投入選舉，但經濟物質的考量扮演重要因素。關於經濟考量請參考徐斯儉，「大陸農村的基層民主與經發展的關係」，中國大陸研究，第42卷第5 期（1999年5月），頁7~9。 44. 仝志輝，「農民選舉參與中的精英動員」，社會學研究（北京），總第97期（2002年 1月），頁3~11。.

(15) 中國大陸居民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選舉動員模式之比較：上海市與福建省個案 . 15. 與比不參與有利的情況下，村民根據個人的理性計算參與村委會選舉。. 二、居委會與村委會社會型態之差異與選舉動員除了經濟利益，居委會和村委會的社會型態對選舉動員造成的差異也值得注意。然而，本研究認為經濟利益誘因對村、居委會動員模式的影響為首要，且相對是結構面的因素，因為經濟利益在村、居委會的多寡與否乃中國大陸歷史演進下的產物，屬於制度變遷下的產物。而生人與熟人的社會型態則為現代化下的附屬產品，同樣作為輔助解釋村、居委會動員模式差異的因素。「生人社會」與「熟人社會」談的是不同信任關係的社會型 45. 態。熟人社會大多是農村人際關係的型態，而生人社會則大多是城市內的人際關係型態。張康之、申群喜便認為熟人社會包含著人們直接的互動關係：熟人社會具有信息共享的特性，信息傳播能夠以較小的失真度迅速傳遍社會網絡關係；在現代化過程下的中國大陸，社會分化加速生人社會形成，使生人社會形成，由熟人社會的規則（相望、相助、面子等）向生人社會的規則（冷漠、相防、少事等）轉變。46 熟人社會的關係是一種信任關係，此信任關係最穩定的形式莫過於透過血緣，故熟人關係中血緣是一種人與人的自然關係。除此之外，由於人不只活在具血緣關係的社會，必須擴大具信任度的. 45. 蔡永飛，「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對重慶踩踏事件的反思」，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網站，2009年4月15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9154/49156/9133689. html〉；鄭杭生，「鄭杭生：社會需要 “黏合劑”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9年11 月2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10299720.html〉 46. 張康之，「在歷史坐標中看信任--論信任的三種歷史類型」，人民網，2006年4月14 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9150/49152/4300001.html〉；申群喜，「論熟人道德關係向生人道德關係的發展」，理論研究（北京），第9期（2003年5月），頁 23~24。.

(16) 1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14年1月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其他社會關係，更透過職業團體、非職業團體，以及因經濟合作關係而生的熟人社會。47生人社會與熟人社會談的是一種透過人際互動產生的信任關係，它決定了信任程度。選舉動員模式已受到經濟利益誘因有無的影響，若透過熟識的居委會幹部進行動員，透過社會網絡關係進行說服，將會提升選民投票意願。48在居委會此種生人社會中，缺乏參與投票的利益誘因，因此更需要人情動員，促成高投票率的政治目標。相對地，村委會多為熟人社會，其人情動員應屬自然，然而因村委會選舉中的利益誘因高於居委會，對候選人或村民而言，熟人社會有助於其展現拉票行為，貫徹獲取選舉利益的目標。張康之便認為熟人社會包含著一層含義，那就是人們的關係是直接的，無需任何中介。49熟識是人與人交往的前提，熟人社會具有信息共享的優越性，信息的傳播能夠迅速傳遍生活圈。本研究認為，以上這種社會網絡的互動關係，與村委會選舉過程利益動員相互結合，以熟人社會中的人際關係進行利益動員，除村委會幹部、積極份子發動動員，候選人、村民亦發動動員，有別於居委會選舉動員的運作型態，熟人社會強化了村委會利益動員的行動。. 參、研究設計與資料本文欲分析造成兩種選舉動員模式差異的因素為何，亦即兩種選舉同為基層選舉，為何動員模式不同，亦即動員發動者為何不同。以下將從實證資料的討論，瞭解兩種選舉動員的發動者為何產 47. 賀海仁，無訟的世界—和解理性與新熟人社會（北京：北京大學，2009年），頁114~126；朱虹、馬麗，「人際信任發生機制探索」，江海學刊（江蘇），第 4期（2011年8月），頁122~136；賀雪峰與劉銳，「熟人社會的治理—貴州湄潭縣聚合村調查為例」，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貴州），第26卷第2 期（2009年6月），頁111~117。 48. 賀海仁，無訟的世界—和解理性與新熟人社會，頁113-160；徐勇，中國農村村民自治，頁319~321。 49. 張康之，「在歷史坐標中看信任--論信任的三種歷史類型」。.

(17) 中國大陸居民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選舉動員模式之比較：上海市與福建省個案 . 17. 生差異。對於兩種選舉動員模式的討論，由於經濟利益的有無以及生人社會與熟人社會兩種社會型態的差異，居民和村民對選舉的反應與感受不同，可能形成動員者利用感性與理性不同的動員方式，且發動動員者亦不同，主要差異可能在於候選人和居民（村民）自身有無自發動員的誘因。研究資料主要分為居委員會與村委員會訪談的第一手實證資料與文獻中的第二手實證資料。本文從中國大陸已進行之村、居委選舉的省市中，各挑選出一個個案。居委會部分以上海市為個案，村委會部分以福建省為個案，基於學術倫理，作者訪談的受訪者已匿名處理；其餘引用訪談資料均援引二手資料，詳如附錄。本文選擇上海市與福建省進行個案比較的理由有二，包括：一、兩者皆為基層民主實行的先行者。二、經濟發展程度皆高。第一點理由基於兩地的民主經驗皆較早，故選取兩地作為個案，是因兩地先有選舉村居委選舉，使得學者較能討論相關選舉情況。50而且由於兩地先實施選舉，故選舉法規制定與落實較為完善，除能夠如期完成選舉外，較其他省份較具實際經驗，能夠持續依照相關法令進行選舉時程。51第二點理由為兩者皆為經濟發展較為發達的直轄市或省份。由於兩者在選舉上皆為先行者，且經濟發展程度較高，兩者既然有類似之處，亦即本研究控制了兩個案首次實施選舉時間與經濟發展程度，便能以「同中求異」的原則，分析影響兩者動員模式差異的因素，以下分項說明之。 50. 姚皇輝、林厚裕，「福建規範完善村委會選舉制度」，社會福利（北京），第1期（2000年），頁45~46。 51. 林躍強，「巨大成功的背後是什麼？福建村委會換屆選舉巡禮」，鄉政論壇（北京），第3期（1998年3月），頁8；胡榮，「經濟發展與競爭性的村委會選舉」，人民網，2003b年8月19日。〈http://www.people.com.cn/GB/14576/ 28320/29243/29245/2025228.html〉.

(18) 1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14年1月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一、上海市與福建省皆為基層民主先行地區在基層民主實行的先行者方面，中國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1987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 1988年福建開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辦法，並於該年舉行村委會試點。199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2000年福建開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52因此本研究挑選研究之個案為福建2000年後之村委會選舉。53另一方面，居委會組織法於 1989年通過，1998年山東青島首先開始實施居委會選舉試點，54上海1999年便進行選舉試點，僅晚青島一年，2000年全市展開。55本研究於上海進行實地考察，挑選個案為2006年後之選舉。. 二、上海市與福建省皆為經濟發展程度較高地區兩地經濟發展狀況而言，根據2000年中國大陸統計年鑑資料，福建生產總值已突破3500億，而當時全國平均未達3000億人民幣；2006年中國大陸統計年鑑資料顯示上海生產總值已突破9000 億，而當時全國平均為6380億人民幣。56再就兩地的GDP（gross. 52. 史衛民、郭巍青、湯晉蘇、黃觀鴻與郝海波著，中國村民委員會選舉—歷史發展與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318。本文討論之選舉時間界定不包括頒布村組法、居組法前的選舉。 53. 福建省至2001年全省村委選舉採行由人民「直接」選舉村委會，並採行差額選舉，使選舉更具有西方民主選舉之意義。胡榮，中國大陸村委會選舉的制度實施—福建的案例研究（台北：洪葉文化，2003a年）。史衛民、郭巍青、湯晉蘇、黃觀鴻與郝海波著，中國村民委員會選舉—歷史發展與比較研究，頁360。 54. 李凡，「中國大陸城市社區基層民主發展背景」，朱新民主編，中國大陸城市基層民主研究（台北：遠景基金會，2004年），頁26。 55. 周曉華，「上海社區居委會自治研究—以竹園居委會為例」，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頁13。 56. 福建資料：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2000年。〈http://www. gse.pku.edu.cn/yearbook/dataset/yearbook/yearbook00/indexc.htm〉；上海資料：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2006年。〈http://www.stats.gov.cn/tjsj/.

(19) 中國大陸居民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選舉動員模式之比較：上海市與福建省個案 . 19. domestic product，國內生產毛額）指標而言，2006年與2000年皆有新的里程碑：上海在2006年以後人均GDP突破7000美元；福建在 1999年GDP折換成人民幣突破10000元。質言之，兩地不論生產總值或GDP，分別於2006年與2000年達到新高點，57而政治方面則持續進行基層民主選舉，因此就以上兩項政治和經濟上的相似處，選取2006年上海與2000年福建作為比較的個案。58在兩者經濟和政治條件相當下，本研究採用「同中求異」的比較法，分析影響居委會和村委會選舉動員模式差異的因素。依照圖一架構，本文主張現代化造成了中國大陸村、居委會經濟利益誘因與社會型態的差異，影響了村、居委會的選舉動員模式差異，村委會相較於居委會有較多的集體資產，因此選舉動員上可以利用利益誘發村民投票，候選人和村民自發性動員的誘因也提高。 59 居委會則因現代化加速人際疏遠，形成生人社會的社會型態，為了達到選舉時官方高投票率的要求， 60 居委會中. ndsj/2006/indexch.htm〉 57. 資料來源：「上海統計年鑑」，上海統計網。〈http://www.stats-sh.gov.cn/data/ toTjnj.xhtml?y=2003〉；「福建統計年鑑」，福建省統計局。〈http://www.statsfj.gov.cn/tongjinianjian/dz10/index-cn.htm〉 58. 以經濟指標為影響選舉之變數，採計選舉前一年之資料，因為不論是生產總值或生產毛額，都僅能依據選舉年前一年資料為依據進行分析，故本文談福建 2000年選舉，經濟資料為1999年；上海2006年選舉，經濟資料為2005年。 59. 福建省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由5-7人組成，在成員中推選產生主任1人，副主任一人。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由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或各村民小組推選產生。史衛民、郭巍青、湯晉蘇、黃觀鴻與郝海波著，中國村民委員會選舉—歷史發展與比較研究，頁330。 60. 浦東新區居委會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浦東新區完善居委會運行模式選舉階段試點分析報告」，頁73；柳金財，「當代中國地方治理的發展：城市居民委員會治理模式之比較分析」，弘光人文社會學報，第3期（2005年8月），頁 361~363；朱新民、陳銘顯，「中國大陸城市基層民主發展評估」，頁141~156。.

(20) 2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14年1月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的居委會和積極份子不得不發動動員。 61 本文研究的假設為：居委會多處於城市中，而城市多屬於生人社會，因而在選舉動員過程中，居民和候選人缺乏參與誘因，居委會和積極份子面對居民的參與困境，僅以人情動員的方式使居民參與投票（見圖一）。. 䎦 ẋ ⊾. 㛹㮹 ⥼ ⒉. 䴻㾇⇑䙲庫⣂ˣ 䅇Ṣ䣦㚫. 䎮⿏ ⇑䙲≽⒉. 怠Ṣˣ㛹㮹Ṏ䘤≽炸. 㚫. ⯭ 㮹 ⥼ ⒉ 㚫. 䤷⺢䚩㛹⥼㚫炷昌㛹⥼㚫 ⸡悐ˣ䧵㤝ấ⫸䘤≽炻῁. 䴻㾇⇑䙲庫⮹ˣ 䓇Ṣ䣦㚫. デ⿏ Ṣね≽⒉. ᶲ㴟ⶪ⯭⥼㚫炷⯭⥼㚫⸡ 悐ˣ䧵㤝ấ⫸䘤≽炸. 圖一：居委會與村委會選舉動員模式（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另一方面，村委會在選舉動員的過程中，由於現代化程度有限，形成「熟人社會」或「半熟人社會」，在地方既有的宗族與人情網絡的加持之外，村委會中的經濟利益為居委會所缺乏，於村委選舉的過程增添村民參與村委會選舉的誘因。除了傳統的人情動員，理性利益計算成為村民是否參與村委會選舉的特色。除村委會幹部和積極份子發動動員，候選人和村民亦發動動員。. 肆、居委會與村委會選舉動員模式之分析由於促使人民參與選舉的動機不同，地方選舉亦產生不同的. 61. 依照《社區居民委員會直接選舉規程》第五條規定：「社區居民會議通過本社區居民委員會換屆選舉辦法。一經通過即生效。社區居民委員會成員一般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員共5至9人組成，其中主任1人，副主任1至3人，委員1至5人。」.

(21) 中國大陸居民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選舉動員模式之比較：上海市與福建省個案 . 21. 選舉動員模式。居委會因為缺乏參與選舉的誘因，因此受到政府「指導」，順著黨的意志產生選舉結果。在村委會選舉，由於選舉成敗牽涉到選後相關利益分配，村民比較積極參與村委員會選舉，候選人在選舉動員上亦較有可為之處，以下分上海市居委會與福建省村委會兩部分說明。本文將從實證資料分析居委會與村委會選舉中的動員發動者不同，並於結論歸結兩大因素造成居委會和村委會發動選舉動員者的差異。首先為有無利益促使候選人或人民產生誘因自發性動員。再者，居委會和村委會大致分屬生人社會與熟人社會，社會型態的差異亦造成動員時的訴求不同。. 一、上海居委會選舉動員模式（發動者：居委會幹部、積極份子發動）居委會為了達成選舉高投票率的政策目標，必須將平時累積的人際關係轉化為選舉結果。也因為如此的政策方向，使得城市居委會選舉動員「上面熱情，下面冷漠」，基層人民的主動參與程度不高，亦缺乏參與的利益誘因。在無法創造利益誘因的情況下，居委會如何創造感性因素，使民眾根據感性因素進而參與選舉投票，就是居委會能否達成目標的核心關鍵。為何在居委會選舉時動員體系可以「動起來」？這與平時建立的關係有莫大關係，只要平時與居民建立良好關係，不論未來要進行任何任務，都可以利用這個動員體系，居委會向意見領袖的託付自然可以透過人情的施予得到成效。GT居委會主任更強調：辦公室、家裡都是居民可以找到你的地方，家裡也成為辦公室。第二、管理更細緻化，比如小區保安問題、看看有沒有在社區裡打瞌睡的、燈不亮的，第三、跟居民的接觸比較多，茶餘飯後下班後也可以跟他們聊、跟他們交流，不一定要去他們家，就很多人在外面納.

(22) 2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14年1月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涼。. 他認為，如果是在上班的，就用雙休日，每個人都有需求，他們會願意聊的。要多關心居民小組長，他會幫你多關心居民。（GT居委會主任）這位主任想到自己對居委會的服務、居民的回饋，心裡還是暖暖的。他表示：一次濱海波下雨積水，就想說輪到自己工作的時候了，一大早就去搬磚塊了，還通知業主去檢查。居民一瞭解，說這是居委幹部帶頭作的，就知道這是一種負責的態度。要作持久的準備，要有一種精神的支持，有種成就感、滿足感，才會充滿對居民的熱情。（GT居委會主任）. 居委會在平時也經常照顧居民，表示這樣日後才能動員居民。GT居委會主任表示：重大的病會組織去探望、經濟困難，會組織人員去照顧、攙扶、做戶外運動。管理是管人、管事、應急、組織，透過小組長、再報到分管委員會，事先把人的服務框架總結好，歸檔好，一旦發生事情以後，很快找到人。（GT居委會主任）. 居委會平時照顧居民，日後才有辦法動員居民。LO居委會有位先生表示說：居委會很難聯繫到各戶，我們這棟大概是楊阿姨還有一個住在二樓的積極份子來聯絡。在選舉的時候大家不太會討論候選人，我選不選是無所謂，但楊阿姨會來說，我就會去選。（LO居委會居民）. 選委會的主委必須負起「投票率高」與「選票集中」在某些.

(23) 中國大陸居民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選舉動員模式之比較：上海市與福建省個案 . 23. 候選人的責任，也就是投票率與得票率都要過半。62上海JX居委會樓組長與Z老闆的動員情形如下：63 樓組長：Z老闆，總算碰到你，最近是不是生意很忙？ Z老闆：忙死了，單位裡有很多事情都離不開我，最近一直在加班。樓組長：忙歸忙，也要注意身體。聽說你媽上幾個禮拜身體不大好，現在好點了嗎？ Z老闆：好多了，謝謝你啊!你今天來有什麼事嗎? 樓組長：是這樣的，你知道居委會進行直選的事嗎？ Z老闆：不知道，這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啊？樓組長：關係可大啦，這次是我們居民親自選出為我們辦事的居委會幹部，你具備選民資格，到時候你要來的喔! Z老闆：這個你代我們選選麼好了，我抽不出空。樓組長：唉呀，不會占用你很多時間，只要在大選那天來填張選票就可以了。 Z老闆：居委會平時和我們也不搭界，我們都不認識他們，選誰都無所謂。樓組長：我們樓很多居民都同意去的，像隔壁老王、小李啊，你也去麼好了給我個面子。 Z老闆：那好吧!. 國家透過積極分子統治居民，積極分子通常都是居委會幹. 62. 邱崇原，「轉型中的威權政體：城市基層選舉與黨國權力重塑」，發表於中國大陸基層治理與基層選舉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主辦，2006年12月9日），頁31~37。 63. 桂勇，「鄰里政治：城市基層的權力操作策略與國家-社會的黏接模式」，社會（上海），第6期（2009年3月）。〈http://www.qunxue.net/Article/TypeArticle. asp?ModeID=1&ID=2272〉.

(24) 2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14年1月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部、樓組負責人、參與居民委員會相關組織與活動的人員，透過他們自上而下驅動，使國家權力滲透至基層民眾。上海銀杏居委會的居民H先生表示：這次政府推行里弄幹部直接選舉，讓居民參與自己選擇當家人，這種嘗試我倒是挺支持的，畢竟平時大家不太互相交往，這次出來選舉彼此認識一下，起碼認識以後才談得上互相交往。64. 樓組長在平時就是「串百家門、知百家情」，一方面由於樓組長都是黨員，也都很熱心，所以他們做起這些串門的工作相當積極，對於如何瞭解每一家戶的狀況也都相當有經驗。從選舉初期的選民登記來看，樓組長對於選民登記踴躍度會有影響。在選舉期間，他們會發放居委會統一編制的材料、宣傳品，並且跟他們說：「這次選舉很重要，是神聖的一票，請你參與」。（SP居委會居民）居委會為了提高投票率，動員組織相當重要，訪談資料顯示：在選舉期間，老組長要扮演組織協調者，組織大家一起來推薦居委會幹部、樓組長人選，一旦新組長產生，要移交工作。每年底都表揚、獎勵工作優秀、新進的樓組長。要成為一名志願奉獻者、無私奉獻、一直工作下去，不拿報酬，這很不容易。（GT居委會主任）. 在LO居委會，有像楊阿姨、老馬這樣的人，他們雖不是樓組長，也是社區內的積極份子，同樣扮演關鍵群眾的角色，都會把楊主任的好在跟別人聊天的時候講出去。（LO居委會居民）. 64. 劉春榮，「選舉動員的框架整合：銀杏居委會換屆選舉個案研究」，中國選舉與治理網，2010。〈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7659〉.

(25) 中國大陸居民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選舉動員模式之比較：上海市與福建省個案 . 25. 人情關係的拉攏在居委選舉扮演重要角色，因為上海市的居委會運作一般民眾不一定清楚，銀杏居委會選民C女士表示：居委會搞一些什麼活動我不太瞭解，參與居委會的活動也許不太適合我們這些上班的人。所以參與居委會換屆選舉，我並沒有太多的興趣。不過，要我來參與投票也不是不可以，天氣這麼熱，他們挨家挨戶上門動員也不容易，而且都是週末和晚上工作。問題是我們連對門的人都不熟悉，你說這票該怎麼投?65. 由於民眾的不清楚以及冷漠，居委會選舉相關幹部必須付出相當心力進行選舉動員。關於居民代表的組成，銀杏居委會吳書記解釋：他們其中一大部分是我們的樓組聯絡人，還有一部分是我們根據掌握的資訊、特別去上門動員出來的。我們希望住在社區裏一些機關幹部和熱心人積極參與，能夠身先士卒。……在組織居民代表會議的過程中，黨員同志和公務員總體上對我們工作比較理解和支援，其他聯絡人也多少會買我一點面子的。66. 選舉動員的模式透過人情拜訪，使居民參與居委會選舉，成為中國大陸政治權力運作下，控制地方居委會的方式。這樣的因果關係，成為一種積極選舉表象下的政治冷漠，67因為居委會與居民關係薄弱，只能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人情說服，居民少有主動參與，僅是一種人情因素考量下的投票參與。再者，金橋灣居委會民眾直接投票，三航、源竹與茂興居委會居委會採間接的「組代表」選舉方式。68四個居委會都強烈具有 65. 劉春榮，「選舉動員的框架整合：銀杏居委會換屆選舉個案研究」 66. 劉春榮，「選舉動員的框架整合：銀杏居委會換屆選舉個案研究」。 67. 耿曙、陳奕伶，「中國大陸的社區治理與轉型前景：發展促轉或政權維穩？」，遠景基金會季刊，第8卷第2期（2007年4月），頁87~122。 68. 根據《居委會組織法》第九條：居民會議由18周歲以上的居民組成。居民會議可以由.

(26) 2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14年1月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由積極分子動員的色彩。居委會選舉本身非競爭性，能順利舉辦是最重要的。69. 二、村委會選舉動員模式（發動者：除村委會幹部、積極份子發動，候選人、村民亦發動）根據胡榮針對福建省村委會選舉的研究，經濟發展水準較高之地區，民眾參與村委會選舉投票率較高，村委會控制著農村地區的資源，選民在可預期的利益之下，驅使村民參與村委選舉。70因此福建省村委選舉突顯了村委會候選人與選民「理性」的利益競逐。71 福建省廈門湖裏區後坑村村民曾新強表示：「現在當一任村幹部，至少都有幾十萬的收入。當幹部以後，手中有權，上下的人都認識，發展自己的事業有許多便利。」72 村委選舉過程因利益競爭明顯，出現了候選人之間的攻擊，顯示競爭之激烈。南陽鎮黨委書記繆全力表示：整個選舉過程相當激烈。候選人宣傳自己，閉路（電視）也開了，廣播也開了。在召開的由村民組長和代表參加的預選大會上發表演說，我上去以後準備幹幾件事情。後期情況發展有些不妙，互相攻. 69. 70.. 71. 72.. 全體18周歲以上的居民或者每戶派代表參加，也可以由每個居民小組選舉代表2至3人參加。居民會議必須有全體18周歲以上的居民、戶的代表或者居民小組選舉的代表的過半數出席，才能舉行。會議的決定，由出席人的過半數通過。居民小組組織代表，即為「組代表」。林尚立，社區民主與治理：案例研究，頁73~78。林尚立，社區民主與治理：案例研究，頁75。胡榮，「影響村民參與選舉的因素」，中國改革（農村版），第3期，（2004 年），頁20~21。胡榮，「村民委員會選舉中村民的自主式參與」，李連江主編，村委會選舉觀察（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2~14。胡榮，「理性行動者的行動抉擇與村民委員會選舉制度的實施」，社會學研究，第2 期（2002年），頁105~108。胡榮，中國大陸村委會選舉的制度實施—福建的案例研究（台北：洪葉文化， 2003年），頁127。.

(27) 中國大陸居民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選舉動員模式之比較：上海市與福建省個案 . 27. 擊也出來了…。73. 由此顯示福建省村委會的選舉，因村委職務衍生的相關利益造成村委選舉的競爭與村民的關注。選舉動員最重要的是競爭動員的過程，村委會應向選民介紹候選人，也可組織候選人發表治村演講並回答村民提問，另選舉委員會可在村民小組會議、村民代表會議或村民會議上介紹候選人。74在村委會選舉動員方面，與居委會相同的是，兩者皆由積極份子發動動員。在一份跨四省村委選舉調查中，蕭唐鏢與王欣的研究發現，縣鄉指導小組與村民選舉委員會在農村層級上有著「指導」的作用。 75 質言之，地方自治要能夠運作，在人與人的關係上，如何串連上級與人民之間的裙帶關係，村委會中的村庄菁英扮演關鍵角色。76人民對地方政治菁英要具備信任，才能促進村民參與投票。77 人際關係網絡如何於村委會選舉過程運作，基本上無法脫離人際關係導向。福建省林村的個案談到拉票的作法，對於如何拉票，福建林村的GX說：憑關係嘛，靠平時為人處事，靠關係，人們才會選你，靠平時來. 73. 胡榮，中國大陸村委會選舉的制度實施—福建的案例研究（台北：洪葉文化， 2003年），頁147~148。 74. 史衛民、郭巍青、湯晉蘇、黃觀鴻與郝海波著，中國村民委員會選舉—歷史發展與比較研究，頁393。 75. 蕭唐鏢、王欣，「農村村民選舉質量及其影響因素的變化—對4省市68個村選舉的跟蹤觀察和研究」，北京行政學院學報（北京），第3期，（2009年6月），頁19~24。 76. 周縣委、趙修華，「村委選舉參與各方行為研究」，中共成都市委黨校學報（成都），第4期（2008年8月），頁44~46。 77. 孫昕、徐志剛、陶然與蘇福兵，「政治信任、社會資本和村民選舉參與——基于全國代表性樣本調查的實證分析」，社會學研究（北京），第4期（2007年8月），頁 165~187。.

(28) 2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14年1月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往。原來，我在村裏面做過治安主任，他們有什麼事情，總要幫他們做的。這些人的關係，是原來做治安主任的時候積累下來的。78. 當問到選民如果選FH的話，是因為憑他的關係，還是FH的關係時？GX認為：「一般憑我的關係較多啦，要是這個關係，是我去找的話，那應該是看我的面子啦。並不是說，他FH，那樣會做人，大家都選他。79. 村委會選舉以人際網絡動員催票方式，犀溪鄉村委會有村民表示：這次我的朋友是主任候選人，他叫我回來我當然要趕回來。我如果不回來，他以後就不把我當他朋友了。而且這次兩個人競爭很激烈，每一票都很重要，我這一票也很重要，所以我要趕回來。80. 就以上個案談論人際關係之動員，是動員模式之一。由村幹部透過人情獲得村民認同，以便推行各項村庄事務。81就福建省村委會的運作上，人情關係必須在平時良好經營，始能於選舉時動員選民。除此之外，隨著村委會競爭強度增加，政治行銷活動更顯重要，影響候選人當選與否。這意指在村委會選舉活動中，候選人運用有效的行銷手段，以獲得村民的認同和支援，達成當選目標，取得政治權力。村主任和幹部接受村民提名與選舉產生，保證了民選的代表為人民服務的目的，並「享有」農村經濟利益的職能，以上機制使 78. 蔡仁傑，「村委會選舉中的精英動員——福建林村的個案研究」，中國農村發現， 2009年5月18日。〈http://www.zgxcfx.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6589〉 79. 蔡仁傑，「村委會選舉中的精英動員——福建林村的個案研究」。 80. 胡榮，「村民委員會選舉中的村民的自主式參與」，頁15。 81. 賀雪峰、劉銳，「熟人社會的治理 — 貴州湄潭縣聚合村調查為例」，頁 115~116。.

(29) 中國大陸居民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選舉動員模式之比較：上海市與福建省個案 . 29. 候選人和村民有主動參與選舉的誘因。福建省北門村一位主任候選人陳阿權的訪談：現在群眾看你的演說是不是實在，你說大話，說天上的月亮取得下來，沒用。你要實實在在，群眾聽得進去，才會把票投給你。82. 候選人在競選過程亦透過競選演說的策略以爭取選票，並以大字報與小字報的文宣進行選戰。關於選舉文宣，福建省南陽鎮黨委書記繆全力表示：整個選舉過程相當激烈，候選人宣傳自己，閉路（電視）也開了，廣播也開了。在召開的預選大會上發表演說，上去以後準備幹幾件事情。後期情況發展有些不妙，互相攻擊也出來了。你攻擊我，我攻擊你。攻擊結果是互貼小字報，主要是對一些問題的解釋。比如說有人攻擊我什麼事情，我對這件事情進行解釋。自己印刷，張貼在街上。雙方都貼了。你攻擊他，（他）只好（寫好）張貼到街上，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講清楚。83. 選舉動員除了以上的攻防文宣，候選人拉票仍然是主要活動。如何透過有效的拉票活動爭取支持就相當重要。廈門頂許村一位主任候選人柯泌漾訪談表示：這次我參選副主任花了很大功夫，沒有經驗，不知道怎樣做。不知道哪些人可以講，哪些人不可以講。原來村文書這個人就比較「奸」，奸臣的「奸」。他過來問我，你哪個村莊跑過了沒有，哪個村交待什麼人。我不知道他是幫李成興（另一個副主任候選人）來瞭解我的動向的。他就告訴我哪個村要找什麼人。我說上安找陳阿木的弟弟，那個人講話還是很算數的。結果他知道了，他就去找陳阿木，叫陳阿木跟他弟弟講，不要出來給我拉票。哥哥一講，弟弟就不敢出來了。結果陳阿木叫他的另一個弟弟出來為李成興拉票。所以沒有經 82. 胡榮，中國大陸村委會選舉的制度實施—福建的案例研究，頁142。 83. 胡榮，中國大陸村委會選舉的制度實施—福建的案例研究，頁147~148。.

(30) 3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14年1月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驗很難上去。下一次就知道了，也不要太早去拉，找人也要找可靠一點的。84. 由於村委會選舉過於競爭，還產生了一些負面競選活動。福建後坑村村幹部葉都彭表示：在我看來（候選人這樣拉票）不太好，會造成工作上的摩擦，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表面上看起來不怎麼樣，以後開展工作很不利，出不了大力。時間沒到，是誰下來還不知道。拉關係也好，用錢請客也好，更厲害的就是中傷別人提高自己。如果用中傷別人提高自己的辦法上去，你上去了，我也上去了以後怎麼配合。對你就有一種看法，他媽的，在選舉的時候你用什麼手段坑我，以後幹工作就走不到一條道上。農村幹部是不成幹部的幹部，沒有級別，退休以後沒有保障。說不好聽一點，競爭結下的冤仇長期存在。85. 甚至於以非法經濟誘因作為競選活動之手段，福建省武夷山郭某等13名村代表透過電話、傳真表示：86 主任候選人吳某和委員會候選人江某帶著10000元現金來到雙門小組，要求我們小組村民投他一票，如果投他的票，這10000元就給我們小組。. 以上的動員模式中，值得一提的是地方村長朝「私人服務」的取向傾倒，不再以公共政策利益為主。「私人服務」的取向正說明了村民參與村委會選舉的誘因，來自於地方村幹部所提供的利益。綜合以上資料分析，本文以理性與感性的行動討論選舉動. 84. 胡榮，中國大陸村委會選舉的制度實施—福建的案例研究，頁148~149。 85. 胡榮，中國大陸村委會選舉的制度實施—福建的案例研究，頁149~150。 86. 徐付群，村民自治—現狀與案例分析（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年），頁177。.

(31) 中國大陸居民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選舉動員模式之比較：上海市與福建省個案 . 31. 員。理性動員包括：候選人爭取、吸納選票並於政見上提供選民利益，選舉著眼於利益、政見、文宣、競選策略、競爭性拉票，是一種選舉人與被選舉人互惠互利的關係。感性動員則著重人際網絡的關係，候選人欲建立與選民之間的信任關係。本文以理性、感性因素分析城市與農村基層選舉中所呈現的選舉動員模式，由於村民享有較多經濟利益，因此在村委會選舉中，村民參與誘因自然較高，候選人也可能從理性利益的角度，發動村民參與投票，選舉自有較多競爭性。87相對地，在居委會選舉中，由於缺乏動員與被動員的經濟利益因素，因而居委選舉動員模式仍多集中於感性因素，以求完成中央賦予的選舉任務，選舉也幾乎無競爭性。本文以動員發動者的角度討論居委會與村委會選舉動員模式，欲瞭解選舉動員受到理性因素與感性因素的影響。本研究引進西方文獻，討論居委會與村委會選舉動員中的感性因素與理性因素。以Sears為主的學者將象徵「麵包」與「愛情」的理性與感性因素綜合討論，並比較何者的影響力較大。Sears把政治態度的形成，區分為兩種原因，其一是「自利」（Self-interest）的說法，用理性抉擇的角度說明態度形成的原因；其二則為「符號政治」（Symbolic Politics），此類原因最主要是因為個人情感、信念對政治態度的影響。88以下將西方提出的理性與感性因素與村、居委會動員因素作一對照與討論。理性與感性因素乃選民本身參與投票的因素，可區分為感性的群體認同說服模式，以及理性的利益機制說服模式。前者乃民眾. 87. Rong Hu,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Village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 in Kevin J. O’ Brien and Suisheng Zhao eds., Grassroots Elections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11), pp.157~174. 88. David Sears, “Self-Interest and Civilians' Attitudes toward the Vietnam War,”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42, No. 4 (Winter 1978), pp. 464~483..

(32) 3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14年1月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受到居委會「人情關係」的影響，進而參與選舉。在居委會中因為缺乏參與誘因，居委會透過積極份子建立與居民穩固的人際網絡，形成與居民間的默契，利用平時累積的默契，拉攏居民的感情，選舉時便能動員居民投票參與。本文發現上海市的居委會，不僅止於選舉時才動員居民參與投票，平時居委會就已照顧、關心居民生活，居委會始能在選舉時有效動員。當然，村委會選舉亦包含此種植基於人情的動員，動員者為村委會幹部和村中的積極份子。後者則是因為選舉獲勝者將能決定農村集體資產的分配，當村民可選擇集體資產的利益分配者時，不論是候選人或村民，將更投入選舉動員。中國大陸近年已經漸漸接受西方民主相關之選舉活動與概念，尤其在村委會選舉的意見調查上，村民已經開始接受村選舉的競選活動。89在此基礎之上，研究村委會選舉的過程，必須瞭解農民參與選舉之誘因。村委會動員選舉過程中，人與人的互動關係網絡，關係著候選人是否能擴大其人際網絡關係，使民眾願意投票。90在本研究觀察的福建省個案中，理性的利益說服則著重是否透過獲得實質的利益動員村民，雖然村委會選舉動員模式亦有情感因素，但除了人情因素，投入村委會選舉能獲取實質經濟資產，亦是候選人和村民自發動員的誘因。整體而言，居委會選舉由居委會和積極份子發動動員，村委會選舉除了由村委會和積極份子發動動員，候選人和村民亦為重要參與者，亦為與居委會不同之處。當人民以其立場，思考自身利害關係後，正可用以解釋兩者發動動員者為何不完全相同，以及村委會候選人和村民之所以投入動員的誘因。說明了選民因為理性因素. 89. 蕭唐鏢，「鄉鎮長直選的民意基礎——對村民自治的一項效應與後果的分析」，中國農村觀察（北京），第1期（2003年1月），頁62~64。 90. Jean Oi and Scott Rozelle, “Elections and Power: The Locus of Decision-Making in Chinese Village,” pp. 531~535..

(33) 中國大陸居民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選舉動員模式之比較：上海市與福建省個案 . 33. 或感性因素的考量，進而在利益因素或人情因素驅使下，產生不同內涵的投票意義。. 伍、結論與討論中國大陸基層自治組織包括居委會與村委會，兩者雖皆為地方自治組織，但其選舉動員模式卻各自不同，原因來自生人社會與熟人社會兩者社會型態的差異，以及選舉動員感性基礎與理性基礎的差異。以下表一整理說明居委會與村委會差異，由於兩者經濟利益誘因和社會型態的差異，造成動員過程、動員發動者、賄選情況以及競爭性的差異。首先，在經濟利益誘因方面，村委會選舉候選人和村民之所以有意願也有需求發動選舉動員，可歸為人情與利益因素驅使。人情網絡關係仍是村民投票參與重要的考量因素，透過候選人或村委會幹部與村民之間的裙帶關係，使村民對村委會產生認同進而參與村委會選舉。除此之外，由於農村可分配的利益超越居委會，村委會選舉中村民的理性考量可能使村民參與村委選舉的利益高過不參與。再者，在社會型態方面，居委會人際關係疏離，在缺乏利益誘因的情況下，人情動員訴求格外重要。居委會選舉過程動員，必須以感性因素推波助瀾，使選舉得以進行。也由於現代化下的人際關係疏離，造成居委會為達成政府推動基層選舉的目標，必須加強對居委會選舉的控制。使得居委會動員多以人情說服產生居民投票誘因。本文選取的上海市個案中，居委會幹部有鑑於居委會與居民之間的疏離，無法使居民主動參與居委會選舉，在缺乏經濟誘因的情況下，僅能針對「人情關係」網絡，期望居民以感性因素參與地方居民委員會選舉，亦幾乎不可能出現賄選，選舉呈現非競爭或至.

(34) 3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14年1月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多半競爭的狀態。相對地，村委會選舉除了經由（半）熟人社會中人情網絡動員的情感因素完成選舉，更重要的是選舉背後的理性誘因，村委會選舉動員則透過經濟誘因吸引村民參與。透過宗族動員而當選的村委會委員等幹部，掌握了政治權力與資源，其利益分配上當然以同族同派者優先，因此其動員過程理性與感性兼而有之。本文選取的福建省個案中，甚至出現負面選舉的手法以求當選，賄選亦時有所聞，選舉呈現半競爭或競爭的狀態。. 表一：居民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選舉比較表經濟利益誘因社會型態動員過程動員發動者賄選情況競爭性. 居民委員會較少生人社會感性居委會、積極份子（黨員、居民代表、樓組長）極少非競爭或半競爭. 村民委員會較多（半）熟人社會、理性與感性兼而有之除村委會幹部、積極份子發動，候選人、村民亦發動時有所聞半競爭或競爭.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隨著現代化過程，為了適應各地經濟發展速度不一的情況，城市的居委會與農村的村委會扮演著建立基層民主的重要角色。兩者選舉的組織動員，成為大陸基層民主運作能否持續進行的關鍵。本文居委會與村委會特徵的描述僅止於研究個案分析，如同大多數中國大陸的個案研究，較不容易推論全中國大陸的情況。中國大陸各地實行基層選舉進程不一，本文無法全面性針對全中國大陸各居委會與村委會一一檢視其基層選舉。本研究在控制個案首次實施選舉時間與經濟發展程度後，選擇以生人與熟人社會的差異以及選舉中經濟誘因的多寡兩項重要因素，分析居委會與村委會選舉動員模式差異。未來將可思考將這些影響因素量化，進行以村、居委會為.

(35) 中國大陸居民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選舉動員模式之比較：上海市與福建省個案 . 35. 分析單位的統計分析。整體而言，居委會多為生人社會，利益理性誘因在選舉動員模式中應能奏效，但在居委會選舉中卻處處充滿以人情動員的感性因素，居委會需要利益誘因卻反而缺乏利益誘因；反之，在村委會熟人社會中，理應以構築熟人社會的人情、關係動員即可，但實際上除了感性動員，卻也充滿理性利益的誘因，因為改革開放前所遺留下的集體資產問題，使村委會選舉動員增添理性誘因。這也說明了居委會和村委會選舉動員實際情況，與生人社會和熟人社會應有的模式不同，足見中國大陸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遺留在農村的「資產」提供了村民投入競爭選舉的誘因。而當經濟發展的同時，城市發展後僅留下冷漠與疏離，也徒留居委會不斷自上而下的動員。居委會高度「行政化」確實造成其與村委會選舉動員模式的不同。本文假定村委會比居委會受到更高的經濟利益影響，在村委會選舉動員過程中，由於農村「相關土地利益問題」誘因，造成村民參與意願較高，因此村委會候選人進行動員的意願較冷漠的居委會，更容易進行「實質的」動員，而非僅為「人情的」動員。若將農村再行細分為「破落的農村」和其他非「破落的農村」，依照本文研究假設的精髓，經濟利益是影響選舉動員模式的重要因素，「破落的農村」和其他非「破落的農村」也是依照經濟利益多寡進行的分類，若未來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時，「破落的農村」和其他非「破落的農村」的確是另一種探討選舉動員模式是否具有差異的分類。這與「城鄉社會結構」（生人熟人社會）的關聯的確不大，而是經濟利益這條主軸上發展的研究方向。進一步而言，經濟利益劃分了居委會和村委會的動員模式的差異，也劃分了「破落的農村」和其他非「破落的農村」選舉動員模式的差異，經濟利益是切割選舉動員模式的主要因素，其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