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基地」論述的再詮釋：一項國家認同參考指標的流失

(1)

「復興基地」論述的再詮釋：

一項國家認同參考指標的流失

石之瑜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摘

要

以復興基地為自我定位的國家立場受到最早的挑戰，是中共在 70 年代的外交開拓，其導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並與美國斷交。這些趨勢促成了中國國民黨的臺灣化政策，在臺灣化的政治變遷中，先後推出三不政策與開放探親，以便維繫復興基地兩大基礎─一個中國與反共。大陸的改革開放帶動了對復興基地第二波的挑戰，隨著探親而來的大陸熱造成反共立場的尷尬與脫序，於是臺獨論述繼之而起，先以民主化之名推動憲政改革，撤除了復興基地論述的制度基礎，並且因為民主化論述與中共的四個堅持針鋒相對，顯得具有時代性與開創性。俟制度改革如火如荼，民主化所掩護的本土化也正式成為國民黨的核心意識形態，迫使嫻熟復興基地論述的黨國官僚，開展出廣義的右派獨臺論述，為臺獨論述進入國際與兩岸，建立橋樑，但也因此造成復興基地論述的進一步失焦。在民主進步黨執政後，國民黨領導官員逐漸退出政壇，右派獨臺論述不再，復興基地論述也就成為歷史。關鍵詞：復興基地、反共、沈昌煥、獨臺、臺獨

(2)

壹、兩種認同，一種政策？

21世紀的中華民國有嚴重的認同問題，政治生活當中主要的爭議在於，臺灣與大陸的關係是往統一或獨立的方向？1_{雖然這個爭議本身} 具有高度的虛擬性，因為臺灣與大陸未來的政治關係，並不一定會在統獨的框架之中開展，可是由於統獨的問題涉及到國人的身分認同，使得統獨的爭議具有爆發性的政治動員能量，2_{故凡是能靠統獨的爭議} 有效凝聚支持的時候，臺灣政壇高層總是不乏其人在此盡情加以發揮。基於這種身分政治在情感上的難以割捨，故即使領導階層理解統獨爭議對臺灣社會有撕裂效果，且主要政策議程並不需要回歸統獨爭議來推動，卻仍舊在政治謀略運用方面，以及自身生命歸宿方面，始終揮之不去。3 在這一類國家認同的辯論之中，有許多隔代遺傳的現象發生，4_使得反對臺灣獨立的論述，在物換星移之後，可以成為支持臺灣獨立的依據。反對臺獨的論述在 80 年代以前在政壇獨占鼇頭，臺面上沒有什陳芳明，《在時代分合的路口：統獨論爭與海峽關係》（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 年）；王曉波，《交鋒：統獨論戰三年》（臺北：海峽學術， 2002年）。陳文俊，〈統獨議題與兩岸關係〉，「兩岸關係問題民意調查學術研討會」，1997 年 5 月 17-18 日；游盈隆主持，莊錦農、吳乃德協同主持，《政治信念、競選策略與選舉動員：臺灣地區二屆立委候選人競選模式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報告，NSC 82-0301-H031-019， 1997年。李登輝在這方面有許多自我告白，值得參閱，請見《臺灣的主張》（臺北：遠流出版社，1999 年）；楊明珠、駱文森譯，《亞洲的智略》（臺北：遠流，2000 年）；《慈悲與寬容：跨越希望的門檻》（臺北：臺灣英文新聞， 2002年）。

Alan M. Wachman, Taiw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Armonk: M. E. Sharpe, 1994).

(3)

麼身分政治的辯論可言。但沒有想到的是，當身分政治成為政壇論述主軸之後，竟在 80 年代的反共敘事中，存在著與 21 世紀臺獨論述看似驚人的雷同。在時代背景上，80 年代的反共思想家與 21 世紀的臺獨敘事者，同樣面對著民間大陸熱的壓力。80 年代的大陸熱來自於中共推動的四個現代化與改革開放，而 21 世紀的大陸熱則導因於大陸改革開放的深化與經濟發展的蓬勃。同樣在 80 年代與 21 世紀，中共對臺政策以柔濟剛，採取對民間統戰。因此，80 年代的反共思想家與 21 世紀的臺獨敘事者，都把對內的重點放在民眾對中共的心防之上，至於對中共的政策，均主張以審慎態度，處理任何有關官方或民間交流事宜。他們共同的擔憂是，中共最終是要統治臺灣的。然而，這兩種國家認同立場卻是如此地南轅北轍，他們共用同一種政策論述的現象令人不得不感到好奇，如果他們有機會隔代碰面，會用什麼方式來區分彼此。根據手邊既有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部分記錄，並加以反覆閱讀之後，可以歸納出一個重要的參考點，它在 80 年代的論述中很頻繁，卻在 21 世紀近乎消失，厥為「復興基地」。本文的目的，是根據手邊既有的資料來證實，「復興基地」可以作為一個密碼，把採用同一種政策論述的反共思想家與臺獨理論家區分，或作為一個分析的中介變項，有助於讀者或後世的史家去預期，在他們雙方共享的政策論述之外，還可以預期到他們之間存在哪些散見的差異。這些差異點不像「復興基地」四個字那樣有系統地出現或消失，但透過「復興基地」概念的有或無，分析家可以進一步追蹤國家認同的論述策略如何變遷。5_{等到熟悉了這些變遷路徑與復興基地一詞的連} 帶關係之後，分析家則可以在沒有「復興基地」的概念出現時，繼續有效地判斷在某個看似一般性的大陸政策論述，是屬於反對臺獨的，或支持臺獨的。杜正勝，〈臺灣的主張─一個可以理性討論的起點〉，《聯合報》，1999 年 5 月 20 日，版 15。

(4)

貳、「復興基地」作為指標的有效性

自 1949 年以降，臺灣政壇高層的認同政治充其量是暗潮，通過國民黨一黨執政的優勢，社會精英或安於籠絡，或遭受壓抑，臺灣政壇大體有效維持住身分敘事的禁忌，從而讓政策議程免於直接受到認同政治的影響。6_{另一方面，認同政治的氾濫，並不是等到 2000 年，由} 主張臺灣獨立的民進黨執政之後，也不是在 1996 年第一次全民直接選舉，產生後來主張兩國論的李登輝總統時才發生。早在 1990 年的二月政爭與六月底國是會議召開之際，7_{國家認同的問題便已經成為政壇重} 要的課題。8_{更早的出現，甚至可以回溯到蔣經國總統的兩手策略，即} 一手維持對中共所謂黨不接觸、官不談判、國不妥協的三不政策，另一手則開放對大陸的間接探親。9_{前者重申了臺灣作為反攻大陸復興基} 地的國家定位，後者因應了大陸內部出現去文革化對臺灣形成拉力，與臺灣內部出現臺灣化對大陸形成抗力的形勢演變。三不政策延續了內戰意識，間接鞏固了兩岸屬於一個中國的立場；開放探親則回應了大陸的變化，並藉由兩岸的再聯繫制約臺灣獨立的主張。10

Stéphane Corcuff (ed.), Memories for the Future: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and Search for a New Taiwan (Armonk: M. E. Sharpe, 2002).

徐履冰，〈言行責任自負擁林蔣勢力成立助選總部發表聲明勞政武：會員兩三百我們才是國民黨〉，《聯合報》，1990 年 3 月 7 日，版 4；李炳南，《憲政改革與國是會議》（臺北：永然文化事業公司，1992 年）。陳世耀，〈臺籍同胞領導是我們幸福〉，《聯合報》，1990 年 3 月 5 日，版 3；社論，〈在沒有「國家認同」的底線下，公民複決將為國家帶來災難〉，《聯合報》，1990 年 6 月 30 日，版 2。毛鑄倫，〈兩岸關係與臺灣分離主義情緒問題〉，發表於「回顧與前瞻─團結自強學術研討會」（臺北），1998 年 1 月，頁 4-5。於是果然有人提醒，切莫忘了生根臺灣所需要的認同，陳清喜，〈開放大陸探親政策方向〉，《聯合報》，1990 年 9 月 16 日，版 2；高天生，〈在野人士對大陸政策的主張〉，《自立晚報》，1987 年 9 月 17 日，版 2。

(5)

1987年，臺灣同時解嚴與開放探親，對於臺灣社會精英參政的需求有所回應，也對於開放解嚴可能衝擊到的國家認同未雨綢繆，兩個政策相互制約，相互為用，寄望能夠因應在國際局勢中已然敗退的事實，以及因為此一事實所造成國民黨在臺灣統治正當性的危機。蔣經國總統在其生前最後的這一年，戮力在論述上與觀念上建構解嚴與探親的意義，但圖臺灣化的政治發展未來不會傾斜往臺獨方向。11_解嚴並未對國家認同直接衝擊，但因為解嚴，使得衝擊國家認同的主張獲得更多發表機會，因此引起加以因應的需要。就在同一年，「復興基地」的提法更加頻繁起來。「復興基地」一詞在 1984 年曾達到第一次高峰，或許與那位選前曾經誑稱要恢復與中華民國邦交的美國親華總統隆納德．雷根，先在 1982 年與中共簽訂 817 公報，後又竟然在 1984 年訪問大陸有關，可能也與臺灣遭逢石油危機，面臨經濟困局有關。當年在聯合報系所記載的「復興基地」出現頻率多達 497 次，比之次（1985）年的 97 次與再次（1986）年的 135 次，明顯超過許多。到了 1987年，「復興基地」在聯合報系出現頻率回高到 349 次，則可能是反映出認同政治逐漸現身的壓力。李松林、李雅儒，〈論蔣經國晚年的「向歷史交代」〉，載於臺灣研究會（編），《轉型期的臺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頁 95。

(6)

表 1 「復興基地」在各年出現頻率年分頻率# 年分頻率 1980 174 1992 46 1981 217 1993 28 1982 157 1994 12 1983 149 1995 17 1984 497 1996 4 1985 97 1997 7 1986 135 1998 4 1987 349 1999 6 1988 243 2000 2 1989 137 2001 0 1990 149 2002 3 1991 110 2003 0 #凡「復興基地」不指涉臺澎金馬或中華民國時，如「黃復興基地」、「臺南文藝復興基地」、「家庭復興基地」、「豔星復興基地」，不計入。 * 2003年只計至 6 月 6 日。資料來源：聯合知識庫「復興基地」雖然曾在政壇上廣為引用，但在知識界卻是一個罕受重視的指標。在當代討論統獨爭議的學術著作中，少有用「復興基地」當作參考依據的。12_{可是，如果看見「復興基地」的使用頻率在政} 壇高層的起伏興衰，就不得不重視此一概念背後隱含的身分政治意義。從復興基地論述的頻率變化可以間接判斷，臺灣政壇高層的認同政治何時是漸進演化的，何時出現急劇變遷的。表 1 排列自 1980 年以最接近的一冊是，陸軍軍官學校政治學系（編），《復興基地政黨政治回顧檢討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鳳山：陸軍軍官學校政治學系，1995 年）。

(7)

來在「聯合知識庫」搜尋到「復興基地」的頻率。表 2 則根據事件分期，排列復興基地在各期出現的頻率，這些事件包括民主進步黨宣布組黨，李登輝總統於 1988 年繼任總統，1990 年當選總統，1993 年國民黨四大完成本土化，1996 年總統直接選舉，2000 年陳水扁當選總統。表 2 「復興基地」在不同時期出現頻率分期事件頻率# 年均率民主進步黨宣布組黨後 1986.09.28 183 141.2 李登輝繼任總統後 1988.01.14 417 191 李登輝當選總統後 1990.03.21 278 81.7 中國國民黨四全大會後 1992.08.14 42 15.7 公民直接選舉總統後 1995.03.22 15 3.8 陳水扁當選總統後*2000.03.18 4 1.2 # 凡「復興基地」不指涉臺澎金馬或中華民國時，不計入。 * 至 2003 年 6 月 6 日為止。資料來源：聯合知識庫表 2 的諸項事件是幾個常識性的分期依據，比如民進黨的組黨，雖然是在國民黨仍然掌控的局勢之下，之後仍有高頻率的復興基地用語出現，說明了民進黨深層的獨派理念，可能已經對於執政當局釐清國家定位帶來壓力。但等到在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國家政策不可能再採取反對臺獨的立場，因此「復興基地」對民進黨政府而言，是沒有意義的國家定位概念。同理，李登輝由於戮力推動國民黨的本土化，對於「復興基地」論述的引用，依循執政時間的累積，政治實力的增強，與理念的日益釐清，預期會逐年遞減，也因此整個政壇上對「復興基地」的引用也隨之遞減。李登輝在 1991 年終止動員戡亂，既然沒有亂待戡，當然使得復興基地的意義快速流失，但他是等到了 1992 年

(8)

國民黨四全大會召開之後，才開始避免提到一個中國政策。但在最初繼任蔣經國時，李登輝反而可能因為必須取得既有黨政軍結構的信任，而一度大量採用「復興基地」論述。同時，由於復興基地論述隱含著對於中國統一正統性的宣告，因此即使其中有不少能為臺灣獨立主張所接納，卻不可能照搬復興基地論述，只能支解之後，擷取其中若干部分為己所用。正因為如此，復興基地敘事在 21 世紀的殘留痕跡，多不是出自官方文件或黨國首領之口，而是來自於對過往的記憶再現，因此在比例上出於民間散文、記錄、回憶者多，來自會議發言者少。（請見表 3）如前所述，由於臺灣獨立主張者的政策文本，有相當部分與復興基地論述重複，因此即使李登輝在國家認同上的立場，與蔣經國有差異，仍不妨害他能藉由復興基地論述，間接地來呈現他本人的理念。這一點在 21 世紀的臺獨國家認同論述中非常明顯地透露出來。可是只要能有所選擇，臺獨主張者在呈現國家認同立場時，「復興基地」四個字最好能捨去不用，甚至連影射復興基地的反共二字，都未必坦然接納。在國民黨的語境之中，復興基地既是反共政府定位，又是一個中國的國家定位。反共首先是一種內戰的意識形態宣告，其次才是外交政策的指南，而且對國際共產主義的反對，終究不脫蘇共對中共的提供支持的歷史陰影。臺獨主張者既然視中共是一個外國政權，其是否為共產主義乃為其國內之事，作為外人，並無置喙之需要，所以就沒有必要因為反對國際共產主義對中共的支持，而一併反對國際共產主義或共產國家了。此何以李登輝可以藉由終止動員戡亂，改變政府定位，繼而發展出兩個政府，終至於兩個國家的理論，並不斷尋求與北韓之類的共產國家接觸。也就是說，「復興基地」四個字是有效的辨別指標，當特定政策論述出現時，或許同時可以受到反對臺獨與主張臺獨的人支持，但如果有用到「復興基地」四個字，便不屬於臺獨論述，如果沒有用到，必須進一步觀察「狹義的復興基地」論述是否存在，所謂狹義的復興基地論述，是指影射復興基地定位的反共與反

(9)

攻大陸論述。在狹義的復興基地論述之外，有「廣義的復興基地」論述，則屬於與臺獨論述共享的部分，其中是以政策論述為主（下詳）。表 3 「復興基地」的敘事者身分頻率（百分比）分期事件黨國官員民間敘事者在野批判者民主進步黨宣布組黨後 1986.09.28 128 (70) 55 (30) 0 (0) 李登輝繼任總統後 1988.01.14 328 (78) 87 (21) 2 (1) 李登輝當選總統後 1990.03.21 229 (61) 49 (39) 0 (0) 中國國民黨四全大會後 1992.08.14 25 (60) 16 (38) 1 (2) 公民直接選舉總統後 1996.03.22 1 (6) 13 (88) 1 (6) 陳水扁當選總統後*2000.03.18 0 (0) 4 (100) 0 (0) * 至 2003 年 6 月 6 日為止。資料來源：聯合知識庫圖 1 復興基地與臺獨論述之關係（中間陰影部分為兩者共享之政策論述）復興基地狹義的復興基地廣義的復興基地臺灣獨立論述

(10)

本文以下透過故總統府資政沈昌煥在 1988 年李總統就職之後，以及沈昌煥在 1994 年離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之前，出席中常會的發言內容，來歸納復興基地論述的範圍。（方法論的說明，請見附錄）沈昌煥歷經蔣中正與蔣經國兩任總統，李登輝就職之後續任總統府秘書長，對於兩蔣的國家定位與大陸政策堅定效忠，一生堅守反共與反臺獨立場。他在國民黨臺灣化過程中，經常引用「復興基地」四個字作為國家定位的核心，故根據他的發言來歸納復興基地論述之內涵，具有分析的合理性與有效性。從他的復興基地論述中，可以進一步比對有哪些與臺獨論述可以共享，進而了解中華民國國家定位的變遷。一方面，經由比對與歸納得出的狹義的復興基地論述，可以作為爾後識別臺獨論述不可踰越的禁地界限，同時也藉以掌握後來幫助推動國民黨臺灣化的黨國官員，當面對變遷中的國家定位，夾在兩種迥然不同的國家定位之間時，是採取什麼樣的論述策略，使他們能夠在兩者共享的論述範圍中，或者左右逢源，或者明哲保身。最後這一種論述策略，本文名之為「右派獨臺」，並規定，凡是採用廣義的復興基地論述，來維繫兩岸分離現狀的正當性者均屬右派獨臺，包括愛臺灣、反對唱衰臺灣、反直航、反三通、反統戰、反對以民逼官、反一國兩制、反談判、要心防、要團結、要共識等說法。

參、廣義的復興基地論述─反攻大陸為目標

照語言邏輯來說，廣義的復興基地論述自然應當包括狹義的復興基地論述，但為了區分廣義的與狹義的復興基地論述，使以下與臺獨論述比對，以及說明右派獨臺論述策略時，有所依據，因此之後討論的廣義的復興基地論述，不包括狹義的復興基地論述。所謂廣義的復興基地論述，在經過歸納之後，可以概稱之為反共保臺的論述；而狹義的復興基地論述則可稱之為反攻大陸的論述。雖然本文主要並不討論臺獨論述，但涉及臺獨時所指的，是以臺灣脫離中國建立獨立主權為問題意識的各種辯論策略；而獨臺則是指抗拒統一，但不追求獨立

(11)

國號與身分的策略；獨臺之中又可歸納出兩種論述策略：左派獨臺與右派獨臺，前者因政治現實考量而願意在臺獨建國目標上妥協，以能反對統一為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安排，後者乃個人因專業角色之考量，必須配合左派獨臺反對統一，但仍避免支持臺獨建國時所採行，因而大量接受了反共保臺的論述。如果將國家定位的內容區分成三塊，一塊是替中華民國自身定性，一塊是替中國大陸，中共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定性，一塊是為兩岸關係定性的話，可以歸納得出，狹義的復興基地論述主要涉及前兩塊；廣義的復興基地論述內容，主要涉及後兩塊。從內容上來說，可以與臺獨理論通用的廣義的復興基地論述，經歸納後有以下個重點，均符合反共保臺的立場：一、反對三通；二、反對大陸熱，尤其是投資大陸；三、反對看輕臺灣；四、重視心防，抗拒統戰誘惑；五、認清中共的敵意與他兼併臺灣的不變的意圖；六、凡事先保護自己；七、反對統一談判；八、強調內部共識，主張黨國主導大陸政策；九、批評少數人動搖民心；、嚴拒一國兩制。首先是三通的問題，涉及到生死存亡，因為三通與相關臺商赴大陸投資設廠的問題，最後無異於是幫助中共兼併臺灣，這個看法在現今臺灣的《自由時報》上司空見慣，13_{其中反對政經分離的主張，更是} 臺獨論述的基本內核。14_{重要的是，乃與當時人們視為保守重鎮的沈昌} 煥看法近乎一致，他在第三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例見，社論，〈請注意梭羅教授對「中國熱」的當頭棒喝〉，《自由時報》，2001 年 10 月 7 日，版 3﹔〈嚴防臺灣經濟的慢性自殺行為〉，2002 年 8 月 13 日，版 3﹔〈大膽開放會把中國的野心愈養愈大〉，2002 年 6 月 20日，版 3﹔〈怪哉！朝野競相協助中國掏空臺灣經濟？〉，2002 年 6 月 17日，版 3。顏建發，〈平議「政經分離，大膽西進」說〉，《國策期刊》，第 116 期， 1995年；張國財，〈冷眼看八吋晶圓廠進軍中國〉，<http://www.taiwanese-voice.net/cyber/12/20020314.htm> 。

(12)

發言說：中共對我的態度，其中最重要的是．．．「積極透過各種管道，如探親、間接貿易，鼓勵在臺同胞到大陸投資等，迫使我放棄『三不政策』，期能達到兼併臺灣的目的。」現在到大陸投資的人愈來愈多，我們所認識的人，也有到大陸去投資設廠，也有人主張以幾億美金幫助大陸經濟建設，殊不知中共的目的，是在迫使我們放棄「三不政策」，以達其兼併的目的．．．。現在我們講，世界各國最重要的是經濟問題，我們講經濟掛帥，我們與中共的關係，中共的經濟運用，騙我們去投資，騙我們的錢，但不能忽略了最根本的問題，是政策問題。大家講政經分離，認為中共已重視經濟，我們是經濟大國，中共已向我們低頭，我們千萬不可存有此一觀念。（1988 年 8 月 3 日）看到大陸熱的潮流，沈昌煥感到痛心，他的用語近乎是後來的人所琅琅上口的愛臺灣：社會上一窩蜂的大陸熱，已發燒到狂熱情況．．．，有人親自到廣東深圳，福建廈門的種種情況，完全是配合大陸統戰，大陸經濟的誘惑，讓復興基地同胞上鉤，令人落淚。尤其臺灣去的人，對在廈門各地的表現，對大陸的狂熱，遠超過對復興基地的愛和關切，不把臺灣放在心上。最值得憂心的是我們一般的輿論，甚至公教人員的心態，凡是主張對大陸開放，無論教授或新聞記者，電影界、電視界，都主張徹底敞開大門，和大陸來往。不管大陸是否願意，要以此作法，此可表示本黨的進步與自由民主，如為顧及復興基地安全，及兩千萬同胞生命財產與自由，政府堅持三不政策，就是落伍保守。（1988 年 9 月 14 日）沈昌煥一聽到大家對臺灣的前途沒有信心，就感到非常痛苦，寄望傳媒與國民教育能扭轉之，這個看法與 21 世紀主權論述批判「唱衰臺灣」的基調相互呼應：．．．現在國內研究機構的待遇已相當之好，許多人仍然不願意回來。我認識的親戚朋友，沒有充分理由，卻移民到美國、加拿大或

(13)

澳洲等地．．．，他們說，古語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臺灣將來發生什麼情形，我們不知道，但看現在社會犯罪情形，中共是否以武力犯臺，社會內部的動亂，可能有大流血的事件發生。我說不可能有此情況，我們要盡力奮鬥到底。可是事實上現在移民出去的人非常之多．．．，我看到這種情形，與親友的說法，感到非常痛苦．．．，我們要人家譴責制裁中共，而我們帶錢帶人到大陸去投資的數字，比「六四」以前要多，希望傳播媒體多加檢討，這對國民教育關係至大。（1999 年 9 月 27 日）因此心防非常重要，不能受中共統戰的影響，在這一方面，沈昌煥的語氣完全符合 21 世紀的潮流，他說：統戰的意思，就是把你吃掉，和平統一是一個口號，「大陸工作指導」小組的開會，要在根本上考慮今天對大陸的工作，如何徹底堅持三不政策，以鞏固國防心防，使反共基地至少限度能做到使敵人無法在心理上先打敗我們，無法使我們內部爆炸，先守住這個防線．．．。敵人對我們這樣的挑戰，我們是閉著眼睛不看，還是一廂情願，迎合對方的作法，一步一步朝自己危險甚至滅亡的道路前進。（1988 年 9 月 14 日）因此他非常重視中共對臺的敵意與威脅，提醒同志們不要以為大陸沒有統一時間表，就「可以安心建設享受」，讓「紙醉金迷的生活可以長遠下去」，以致於「許多問題的發生，是大家沒有憂患意識」。（1988 年 9 月 14 日）他幾次敦促黨內的大陸工作會報要切中要害，提出分析，不要人云亦云，剪貼報章。李登輝卸任後回憶自己任內最重視所謂臺灣的「存在」，不能甘任自己被看為「一省」，這在沈昌煥的復興基地論述中早有軌跡：中共是要解放臺灣，把臺灣看為他的一個省。我們所希望的報告，是要有政治性有敵我意識．．．，那幾方面對我們有利，那幾方面對我們不利，今後應採何種大陸政策；首須想到保護自己，再想到未來發展．．．。果真中共做出某些事情，採取輕舉妄動的行動，我

(14)

們的生命財產與安全，立刻就會發生嚴重的後果．．．，香港文匯報的社論，中共新華社的報導，都對我們有嚴重攻擊性的言論和批評，而且有威脅的文字．．．更重要的是中共哪些人上臺下臺，對我們的生死存亡，與國家前途會發生怎樣的關係和影響．．．（1989 年 11 月 15日）他同意對長遠要保持樂觀，但「不可過分樂觀」，後來政府經常提到的「以商圍政」或「以民逼官」，沈昌煥早就注意到了：目前，共產黨是以統戰辦法引誘我們和談。許多資本家到大陸投資，工商界為賺錢受其引誘，慢慢造成對政策的影響，這點關係至大。再是，中共以政治統戰來誘惑，用許多姿態來號召，不談「四個堅持」，不談「三不政策」，不談「一國兩制」，而要雙方舉行會談。目前國內開放，民主黨派多，我們對此應付已感困難。因為我們沒有共識，現在的政治社會分歧複雜．．．。共產黨這種虛偽的統戰，我們的專家學者以及社會輿論，對此並無共識。這幾天有人到大陸談統一問題，過去立法委員談統一問題，我們面臨此一問題，大家應提高警覺，本黨更應堅定不移與之誓不兩立。過去本黨同志中有邵力子、張治中與中共勾結、對政府打擊很大，以致後來受到中共的滲透分化，而致使我們軍事與政治均告失敗。（1990 年 2 月 14 日）沈昌煥固然反對臺獨，寄望於中國來日的統一，但他反對一國兩制更是不遺餘力：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要我放棄三不政策，而近年來國內輿論與新聞媒體，各方專家學者所發表的意見，也都在迫使政府放棄三不政策，與中共的主張不謀而合，也可說是相互呼應，結果是達到其兼併的目的，接受其一國兩制，貶我為地方政府的地位，把我們幸福自由民主的社會變成共產制度。（1988 年 8 月 3 日）他要求同志對一國兩制不能存有幻想：．．．今天黨面臨敵人對我們這樣兇狠的謀略，甚至有人想，一

(15)

國兩制也不壞，是否我可先去和大陸拉拉手，在實行一國兩制時，我依然可在此統治臺灣，我們要知道，今天臺灣沒有三通四流，沒有海峽兩岸的唱和，這種情勢發展下去，也會使我們內部混亂，形成大的混亂，甚至流血混亂。什麼一國兩制，就是中共統治我們，中共的想法──臺灣、香港、澳門就是他的一部分，喜歡如何統治就如何統治，在這方面不能還有幻想。（1988 年 9 月 14 日）反對一國兩制，就必須堅持三不政策，堅決不與中共談判，談判就是屈服。許多人同沈昌煥談到，「三不政策擋不住，非要讓步不可」，但他提出許多不能談的理由，反對當時請纓去談的熊玠或胡秋原，或要來參加談判的「青年黨、民社黨、民進黨、工黨」，認為是混亂的製造者：有人說，與共產黨談談沒有關係，談談也不一定有結果，可是要知道，可以跟別人談，但不能與共產黨談。因為接觸以後當然要談，如果說可以談，說經濟與政治分離，體育、文化、學術都可與政治分離，你可以說分離，中共則一切為政治，要談就在占領臺灣，奴隸我們臺灣兩千萬同胞，是一生死存亡的問題。再是，如果說談，誰來談，他可以隨便亂講，國民黨和共產黨講。可是我們要了解自己的處境．．．，老百姓也許會認為國民黨要出賣我們，有人中間穿針引線，作兩岸的溝通，搞什麼鬼我們不曉得．．．。社會上已經有許多混亂的思想，有主張組織聯合政府的，有主張我們統治海南島的，有主張訂互不侵犯條約的，有主張臺灣關係法的，思想混亂不可收拾，如果要談，人人可以來談，如果有 20 人來談，就有 200 位記者包圍你，告訴他談什麼，造成天翻地覆的混亂．．．。中共最會製造假象，使人以為臺灣海峽兩岸已經和平，所以國際人士，如人家的總統、國務卿之流，一開口就說，海峽兩岸氣氛和緩了，我們非常高興。希望朝這方面更能製造氣氛來解決和平統一。這樣能和平統一嗎？假如我們三不政策擋不住，要與中共談，就是屈服。（1988 年 9 月 14 日）

(16)

處理大陸政策，沈昌煥主張要特別慎重，因為面對的中共充滿敵意，對方「冷靜而且有步驟」，但在聽取中共對李總統 520（1990 年）就職演說的回應後，黨內卻自鳴得意，以為中共受到臺灣經濟成功的壓迫，才不得不對臺灣「作恐嚇談話」，或只會「老生常談」，甚至認為可以等「新一代領導階級產生且有一定政策後，我們再作決定」，沈昌煥批評「這種心理，不健康」。他提醒黨內要有共識，政府要起領導作用，與李登輝在其任內中、後期強調鞏固領導中心，如出一轍：今天中共面對兩岸重大問題時，他是絲毫不讓的。而我國內有些人則認為：這次中共的反應比較有彈性，願意與我們對等談話。事實上，今天對於大陸政策問題的處理，誰發言？何時發言？均須特別慎重，面對大陸問題，不要一廂情願，或是自己麻醉自己，希望本黨對這兩個問題，要起領導作用，不要讓這些壞的影響繼續下去。以嚴肅的態度，集思廣益，作最好的處理。（1990 年 6 月 13 日）

肆、狹義的復興基地論述─反共與反攻大陸

相對於廣義的復興基地論述，狹義的復興基地論述則鮮少為臺獨主張者所引用，其中主要內容有五個面向：一、保持憂患意識，對臺灣的政治經濟以及國際環境最忌一廂情願；二、反對共產黨，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國家，絕不信任蘇俄；三、要對中共進行生死鬥爭，有你無我，沒有和談可能，沒有對等可能，沒有共存可能；四、努力爭取大陸民心，爭取港澳民心，爭取海外民心；五、支援大陸同胞爭取自由與抗暴，隨時準備反攻；六、不妄想雙重承認，指責一國兩府的主張造成同志失去信仰，停止奉獻，鬆懈鬥爭意志。其中與臺獨論述語法最不同的，是看重敵人的實力，蓋復興基地之為基地，是因為處在危機之中，置之死地而後生，沈昌煥最忌諱同志大言不慚，講空話，凡是往樂觀處看，報喜不報憂，以為勝利在望，故經常提醒同志不要因為一點微小的成就便得意忘形，這與臺獨論述中所常見的

(17)

先進臺灣與落後大陸的對比相較，兩者分析角度甚為不同。某次中常會的國際情勢分析報告提到，鄧小平在內部指示，「我們不會壓臺灣，臺灣也不能壓我們」，竟讓同志認為自己經濟成就很高，他於是說：．．．要足以影響到億人口，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就一千萬或一百萬知識分子都受到我們的影響，起來革共產黨的命，也需要相當時間．．．。我絕不是危言聳聽，認為我太反共，憂患意識太高，而是今天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候，必須提高警覺。重視鄧小平現在講的這幾句話，在我們看來，固然得意，中共已採守勢，因為中共過去從來沒有講過臺灣不能壓我們的話．．．我們的許多想法比較很主觀，也可說是一廂情願，以為我們是經濟強國．．．（1988 年 8 月 3 日）對大陸不能過於樂觀，對國際形勢更不能樂觀，以為世界各國都會支持我們：．．．甚至說我們已經是強國，國際上都支持我們，以至最近報紙上誤導了很多事情，比如說，我們要加入國際組織，沒有問題，我們當然應該加入要積極去爭取，報紙上卻說，美國與日本等重要國家都支持我們加入這些組織．．．，殊不知美國、日本是支持我們，而是在中共的條件下支持我們．．．，如加入聯合國為新會員，要得到中共允許，在什麼情形條件下，以什麼時間、方式和名義，在不妨礙他們和中共的關係，不刺激中共，不冒犯中共，不使中共生氣的情形下，我才支持你，等於要我們向中共屈服。可說是現在大家心態有問題，除了討論任何問題，不考慮中共對我們的根本政策，某個時期的戰略如何，自己關起門來說，我們是天下太平，我們強過中共，和他互不相干，我們奏什麼音樂，他們跳什麼舞。同志們要想一想這種情形可能嗎？我們有如此大的影響力嗎？（1988 年 8 月 3 日）即使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各國對中共採取制裁或譴責，沈昌煥卻很清楚這並不代表中華民國的國際處境會變好，因為「我們在國際上所面臨的困難還是一樣多」：

(18)

．．．他們譴責中共是一回事，也許是為了他們內政上的需要，對世界自由民主領導的國家，對他自己的國會與人民有所交代，表示政府的立場和態度，這並不是說，譴責了中共，就回過頭來和我們友好。我們不可在這關頭，由於這種關係，而提高了許多的期望。以為現在機會來了，過去外交上許多困難，所不能做到的，以後也可以做到，事實這類譴責行動在某個時期即會過去。因為世界上大的戰略形勢沒有改變的情勢下，許多重要國家的基本外交政策，要作突然的大改變，並不那麼簡單。（1989 年 6 月 14 日）有的黨內同志認為，可以要求中共放棄四個堅持，這樣中共就不會願意與國民黨談，可是這樣的前提仍然是要表現出談的姿態，故沈昌煥認為並不足取，必須認清對大陸工作的任務就是「對大陸敵偽政權鬥爭」，否則就會上當：中共在某個時期，看到國民黨中了他們的毒藥，受到他的統戰，黨、政府、社會人士受騙已差不多了，他一個動作，就可吃掉我們的時候，可以宣布放棄四個堅持和不使用武力．．．，等占領臺灣以後，再恢復四個堅持，有何不可．．．。共產黨是左右逢源的，過去他黨內鬥爭，三反四反，反江青，自己幹部的鬥爭，誰上臺下臺習以為常，如果認為中共可以放棄四個堅持就可以談，一談就上鉤了．．．。我們這裡人心非常脆弱，他任何一個假的動作，我們就認真．．．，我們要充分了解中共善騙、狡騙、欺騙不擇手段，就有千萬任何理由，也不能受他的引誘而上鉤。（1988 年 9 月 14 日）這樣監定的反共立場，並不只是針對中共而已，而是針對整個共產世界，是本質上、原則上反對共產國家、共產制度、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此次世界反共聯盟第 21 屆會議在世人認為最自由開放的瑞士首府日內瓦舉行，可見世界上堅決反共行動不是落伍保守人士的活動，也是自由人士所支持的活動，共產黨以各種方法威脅破壞這個會議，可見為自由奮鬥的人士都知道這個團體的重要．．．。美國是世界上提

(19)

倡民主自由的模範，而且對蘇俄外交已在逐漸放鬆，以為美國不反共了，可是我們看他給反共聯盟第 21 屆大會的祝詞，最後一段則是說：「．．．，保持我們國防的強大，並與為自由而奮鬥的人們團結一致，共同奮鬥。」而我則不要國防，以為國防預算太大，軍人太多，這種窮兵黷武沒有必要．．．。中華民國參加此次會議，受到了人家的重視。本黨與政府對世盟亞盟的運動加以肯定．．．（1988 年 10 月 5日）正是基於對共產國家根深柢固的懷疑，尤其是對共產主義世界首腦國家蘇俄，基於歷史交往經驗所抱持的排斥態度，使沈昌煥用反對大陸熱一樣的強度反對蘇聯熱：大陸熱，熱到發燒，高溫還沒有降下去，現在又來一個蘇聯熱，還在繼續，今後還有其他的團體要訪蘇，到那裡買牛皮可以便宜多少，算是雞毛蒜皮，也重要了。汽車工業也要訪蘇，推銷汽車零件，將來可以擴展市場，最近還有人要組織團體到蘇聯去辦展覽會，一步一步的熱下去，大陸熱以後，來一個蘇聯熱，參加的人都覺得很光榮，現在大家太有錢了，花幾萬元，跟個代表團到蘇俄去遊歷一下，回來也可以見記者發表談話，究竟這些事情是怎麼來的，會發展到這種情形．．．這個燒發起來不是普通的燒，而是猩紅熱，沒有藥可救，要變成肺炎的，是很厲害的病，要想到如何善後。（1988 年 10 月 12 日）在他的分析裡，共產國家不可信任，即使蘇聯集團看似崩潰，也不能掉以輕心，畢竟共產國家與共產黨不會在一夕之間幡然悔悟，改造自己：無論蘇俄或中共，以及中國大陸的事情，現在一般輿論，專家在報紙所寫文章都太過樂觀；對東歐發生的事很興奮，說對我們前途有幫助，不僅是東歐，就是蘇聯也是如此；一定對中共會發生許多不利因素與影響。與我有利，這變成一種錯誤的樂觀氣氛，是非常危險的。蘇俄的變化，將來變數很大，戈巴契夫將來是否能順利改革，現

(20)

在不知道，是否會有另外的力量起來，與之鬥爭，把戈巴契夫打下去，或者對其政策作大幅的修改，蘇俄這樣廣大土地與人口，一夜之間就會宣布民主自由，是很大錯誤的看法。（1990 年 2 月 14 日）他不但不贊成大陸熱，還要爭取大陸民心嚮往臺灣，這一點對於採納廣義復興基地論述的臺獨主張者，沒有特別的意義。他不但爭取大陸民心，也要爭取港澳民心，在這一點上，讓沈昌煥的觀點，與獨立主權論述下港澳屬於大陸，因此對港澳要加以防範的態度，完全分開：．．．香港社會大多數人對臺灣復興基地不敢存太多希望，我們能幫助的不多。所以有高層的人搶先去投共，許多知識分子，有錢大老闆．．．因而搶先投共。同時，一部分知識分子，有專門技術的人才外流，因為我們不能吸收那麼多人才，另一方面，他們對臺灣仍保持懷疑態度，懷疑基地的安全．．．。在某種情況下，中共以種種方法對付他們，要把他調回大陸，或抓回去，我們對這種情形必須能迅速準確處理，這在國際上具有號召作用的，對大陸也有號召作用，可以說香港比任何海外地區重要．．．（1989 年 6 月 14 日）可見，在復興基地的狹義論述下，反共應當是積極的攻勢作為，而不是消極的立場宣告，除了幫助港澳人士反共，對於大陸的抗暴運動更應當維持警覺敏感，適時支應，不迴避責任，對象包括任何「爭取中國的自由而被殺的、流血的、受傷的、被捕的，關在監牢裡的，正在逃亡中的，或者已經拼了自己生命逃亡海外的」（1989 年 6 月 14 日）沈昌煥對於天安門民運時國民黨的表現，「感到反應比較冷漠」，頗不以為然，他強調「不可能不反共可以爭取到民主，要自由不反對暴政」，反共的意識形態不能不存在：此次大陸爭取自由民主運動是由於我們大陸政策成功，雖不是唯一因素，至少也是重要因素。我們臺灣經濟、政治各方面的成功對大陸的刺激，使他們起來了。現在大陸青年或知識分子，甚至他們反對

(21)

共產暴政的黨工人員，說你們做了許多事情，引起我們的羨慕所做的許多事情，現在我們起來了，我們起來了，你們倒不來了。我們起來從事自由民主運動，在那裡絕食，就有大軍包圍，也不怕流血不怕危險，如為了安全就不做這運動了，今天最需要國民黨給我們做強烈有效支持的時候，而現在你們卻要我們冷靜下來。美國總統可以講這話，因為他不是中華民國，不是國民黨。（1989 年 5 月 24 日）在復興基地的自我定位下，國民黨必須反共，別無選擇，沈昌煥接著繼續感歎，「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沒有人敢講反共」，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他感覺「全世界的眼光與全中國的人，都看你臺北中華民國及中國國民黨」，國民黨要「不惜犧牲的做」。因此，他提出了 16字方針作為黨和政府的「基本說法和號召」，即「全民團結，鞏固基地，推翻暴政，重建中華」。他所謂鞏固基地，就是「鞏固心防」，且為了基地的安全，政府可以取締社會的行動；他所謂暴政，就是「共產暴政」，他說明現在「不是誰統一誰的問題」，而是「消滅暴政」後，以臺灣經驗重建中華。有了 16 字方針，就能明辨「現階段愛國的中國人，在自由基地要作的事情」。對於不站在復興基地立場的人們來說，他隨時要反攻大陸的準備，往往顯得超出他們的自我期許：再是，如果大陸發生內戰，南部割據的人，宣布反對共產暴政，懸國民黨的旗幟，請你來支持，一道來推翻共產暴政，我作何處理？這是可能發生的問題，如果我們有整體的規劃，與統一的決策機構與制度，在問題到來時即可迅速處理。再如大陸發生瘟疫與饑餓情況，要我們空投救濟，這是內政問題，諸如此類問題也隨時可以發生．．．（1989 年 6 月 7 日）沈昌煥闡述狹義的復興基地論述時，最精闢的一點，就是這個關於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或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不可能平起平坐的判斷，與臺獨論述的區隔在此流露無疑。因為他相信任何讓步，就是自我矮化，故謀求一國兩府、雙重承認、對等地位或彈性

(22)

外交等都是不務實的想法，反而把中華民國自己的法律地位動搖了。故沈昌煥反對大陸熱，不是像臺獨主張者那樣，擔心大陸熱會鬆弛臺灣追求對等主權的意志，反而是擔心大陸熱會讓臺灣以為可以獲得「對等政府地位」：．．．一國兩府是想在國際上，或者影響中共，造成某種形勢，卻推展一國兩府把我們的憲法、憲政體制、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與動員戡亂體制，以及根據憲法選出的國民大會代表、舉行國民大會，並將於明年召開的第八次國大會議、選舉總統的一切根本都遭到破壞．．．。．．．沒有什麼奇謀花招、尤其今天國家的處境、偶然來一個特別的辦法，也許對某些小的問題可以得到好處，但是經常靠運用花招，以為在各處行使彈性外交可以突破，得到許多勝利，而使中共束手無策，這是天真的說法，非常不實在．．．。最近大陸的形勢，對我們是很大的教訓，因為過去一兩年來，對大陸的狂熱是很可怕的。由於我們對大陸沒有認識，以為趙紫陽的改革派出來，又有方勵之等人的活動，看這趨勢愈來愈彈性，假定我們有什麼好的辦法運用，就可和他平起平坐了；能有對等的政府地位。（1989 年 5 月 31 日）對於臺灣各界假定自己與大陸對等，互不隸屬，沈昌煥認為將造成對復興基地極大影響，反而使人們接受共產主義與中共政權存在的正當性。中共既然不可能放棄兼併臺灣的目的，與之謀和，承認其正當性，完全解決不了臺灣的生存問題，徒然失去戰鬥意志。所以，他反對在面對大陸時以「我國」自稱：．．．說大陸發生這種情形，對我國有什麼影響，我們也有人這樣說，用這個名詞的人，可能腦筋中，是兩個中國的概念，不是一個中國立場；因為大陸也是我國，小小這一個字，可以看出用這個字的人的心態。或者在無形之中，感覺到他是一國，我是一國，所以說對我國沒有影響。現在就有人作這種主張，你的國，我的國，你管你的事，我管我的事，對復興基地影響甚大。這一個字的關係，影響到一

(23)

般人的心理。（1989 年 6 月 14 日）這個心理就是同志失去信仰，停止奉獻，人民不相信政府有作為，開始擔心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與自由沒有保障：我是三九年的改造委員，當時總裁的領導，就在堅定掌握基本政策「建設臺灣，光復大陸」。由上而下，都有此共識，大家犧牲奉獻達成目的，對三民主義的信仰是共識。現在已無此共識，有同志甚至認為反共已是落伍的意識形態。臺灣已經建設很好，無須光復大陸。我們光復大陸是一目標，中央領導的根本國策，要堅定不移，同志才會犧牲奉獻。如果老百姓不相信政府，認為政府在騙人就糟糕了。（1989 年 12 月 6 日）

伍、右派獨臺論述

所謂獨臺，是指在國家名稱上繼續接受中華民國，但在兩岸關係上主張與大陸永久區隔。一般獨臺論述傾向採用臺灣主體或主權的觀點，姑且視為主流獨臺，但如果是國民黨官員，往往因為不支持臺灣獨立，而刻意避免引用主權為國家定位之依據，故而採用廣義的復興基地論述，站在反共保臺的說法中，既沒有支持臺獨，又能與臺獨一樣抗拒統一，從而使他們面對在任期後半段日益強調臺灣主權的李總統，能夠繼續保留能為國貢獻的角色。在兩岸政策方面的主流獨臺論述以國家安全、臺灣主體、務實外交為主軸，不直接採用臺灣獨立的用語，而改稱中華民國為主權獨立的國家。主流獨臺論述的制度內涵，則以公民直選總統，廢除萬年國代，虛化臺灣省府為基石。但是在文化領域裡，既然不直接涉及國家定位，國際政治與兩岸政治都缺乏直接干預臺灣文化政策的機制，因此臺灣獨立的政策在文化領域裡最明確。文化臺獨的實踐就發生在右派獨臺的生活之中，每日報紙、新聞、政策辯論所推動的文化臺獨，如通用拼音、故宮設立分館、護照更名、以中國取代大陸、閩南語教育、外蒙留學生來臺、進香團、兩岸聯姻、大陸學歷認證、節慶名稱、出生條款、鈔票圖案、國家地

(24)

圖等等不一而足，他們常常要出席發表看法，因此對他們產生壓力，影響到他們在政策論述時的策略。早期，右派獨臺曾為國民黨內的新生代，深諳狹義的復興基地論述，之後由於國內政治時局的演變，以沈昌煥為代表的元老紛紛退職，他們紛紛成為政策部門的主要領導人，比如在不同時期或崗位上有大陸工作會的蕭行易，大陸委員會的馬英九、蘇起、林中斌，海峽交流基金會的邱進益、焦仁和，外交部的胡志強、章孝嚴，國家安全部門的殷宗文，國防部的唐飛、湯曜明等均屬之。隨著李登輝逐步開展獨臺的政策，一方面藉由國民黨既有的政治資產與中共周旋，另一方面藉由民進黨對獨臺路線的支持推動國民黨的本土化，原本擅長復興基地論述的黨內精英必須順應潮流，因而在論述策略上不便再執著於狹義的反共，而轉進於廣義的復興基地論述，以能在對獨臺政策有所貢獻之餘，不直接違背長年的反臺獨立場。以下討論，則以大陸政策決策官員為主要個案。簡單說，右派臺獨對於中共對臺的敵意，以及外交上的競逐非常敏感，因為這些部門的兩岸鬥爭，不分復興基地論述與臺獨論述，都是主要關切之所在，在這些領域裡發揮，碰到要在兩種論述之間選邊的壓力相對較小。他們對中共的批評，主要針對中共，而避免使用中國，15_{雖然於臺獨論述有別，但又不牴觸之。同時，右派獨臺所採用的} 政策論述，很少涉及到主體性等近乎臺獨代名詞的用語。不過，他們也會批評中共要消滅中華民國，他們比較常用中華民國，而較少用臺灣，作為發言時的身分宣告。右派獨臺論述中常見關於對中共民主發展遲緩的批判，16_{甚至夾雜有文化落後的譏諷。}17_{批評中共專制封建極} 〈蘇起：國民黨反共不反中〉，《聯合報》，2002 年 1 月 8 日，版 4。黃韻珊，〈蘇起：現階段不適合談三通〉，《聯合報》，1999 年 7 月 5 日，版 2。楊羽雯，〈先是牛，現在連人都出問題〉，《聯合報》，1999 年 6 月 16 日，

(25)

權落後，18_{較諸本質上的絕對反共，兩者有一個可以共享的前提，即臺} 灣對於大陸政治發展的關心與干預是正當的。19_{另一方面，批評中共專} 制極權也可以與獨臺論述相通，亦即兩者都不贊成與中共統一。可以說，廣義的復興基地論述是一個新的空間，容許不贊成臺獨的國民黨官員，與支持臺獨的國民黨官員，有取得對外一致口徑的可能性。在李總統任內，管理兩岸事務的官員缺少不了右派獨臺，正是因為他們對於大陸的事務不排斥，與對岸的官員可以產生起碼的溝通。畢竟與國家安全或主體性這兩大主流獨臺論述主軸相比，右派獨臺在國內慣用的廣義復興基地論述，在大陸官員感受中較能有溝通的空間。但這也使得他們成為主流獨臺陣營被懷疑的對象，故右派獨臺敘事者在關鍵時刻，仍然可能被迫要選邊。20_{在李登輝提出兩岸是屬於} 「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時候，右派獨臺論述的空間受到極度壓縮，慣於右派獨臺論述策略的人，也只有暫時改採主流獨臺論述，來因應個人在此一特定政治背景下的身分危機。21 當國際環境不利於兩岸對抗，但獨臺政策又仰賴兩岸之間某種區隔時，右派獨臺論述最能夠在政策語言上，提供國際與國內都可以接受的說詞，這些說詞基本上即可稱之廣義的復興基地論述。在這方面版 5。蘇起，〈想得「最好」的反而失掉「好」的兩岸關係發展剪刀式差距〉，《聯合報》，1989 年 12 月 29 日，版 6；何國明、景小珮，〈蘇起：中共恫嚇臺灣會對年輕一代衝擊很大〉，《聯合報》，1995 年 8 月 21 日，版 4。張青，〈蘇起籲大陸從城市民主化做起〉，《聯合報》，1999 年 6 月 14 日，版 13。何振忠，〈觀測站從「兩國論」到「邦聯說」由獨到統方向、角色大不同〉，《聯合報》，2001 年 7 月 8 日，版 2。楊羽雯，〈蘇起感慨為兩國論善後〉，《聯合報》，2000 年 5 月 6 日，版 13；〈你我各自的方向〉，《聯合報》，2000 年 5 月 11 日，版 2。

(26)

的右派獨臺論述中最常見的，就是所謂的民主牌。民主牌分為對內、對大陸與對國際三方面。在對內方面，以民主化與本土化的結合，在對大陸方面，則用來區隔兩岸成為互不隸屬的政治實體，22_{於是右派獨} 臺既可取得某種程度的本土身分，又可避免直接採用獨立主權的定位來與大陸區隔，且不妨害臺獨主張者將民主化詮釋成為主權的證明。在對國際方面，他們藉民主牌來爭取美國與日本同情，進而支持臺灣反對中共的統一立場，23_{這個立場把右派獨臺與主流獨臺的分歧模糊} 化，主流獨臺的主張間接透過右派獨臺的外交論述，在國際上取得正當性。而右派獨臺官員普遍熟諳英語，使得他們在對外交往時採用的民主獨臺論述，24_{成為有助於對內政治溝通的敲門磚。}25 右派獨臺敘事家在脫離黨國體制後，論述空間出現新的展延與縮限。在縮限方面，他們對於在任職期間曾採取的右派獨臺論述，出現逆反，因此既不反對三通，又不反對交往，對於中共的對臺政策，也停止以包藏禍心、謀我日亟的兼併意圖視之，不僅退出了廣義的復興基地論述，對於狹義的復興基地論述也開始重整。26_{更明確的是對一個} 中國的立場展延出新的論述角度，包括批判臺獨，27_{檢驗政府臺獨主張} 何國明，〈蘇起：兩岸發展關鍵在大陸〉，1999 年 6 月 8 日，版 13；陳素玲，〈蘇起提出一個中國三段論〉，《聯合報》，1999 年 9 月 11 日，版 13。黃韻珊，〈蘇起：現階段不適合談三通〉，《聯合報》，1999 年 7 月 5 日，版 2。陳鳳馨，何振忠，〈蘇起在總統府動員會表示：兩國論初聞戶響國際震驚發燒三周漸被接受〉，《聯合報》，1999 年 8 月 6 日，版 3。楊羽雯，〈蘇起：李總統是國際社會的「模範生」〉，《聯合報》，1999 年 9 月 12 日，版 3。張青，〈國民黨中常會上蘇起：政府大陸政策遠離中國依賴外國〉，《聯合報》，2000 年 7 月 13 日，版 2。何振忠，〈兩國論提出兩周年壽終正寢？死灰復燃？〉，《聯合報》， 2001年 7 月 9 日，版 4。

(27)

者的心理視野，28_{直接針對文化臺獨身分加以批評，}29_{鼓吹兩岸交往，} 淡化反共意識，30_{對臺灣的所謂民意政治從事解構與揭發。}31_雖然復興基地論述的預設前提是一個中國，但這個預設前提太過於理所當然，在既有的復興基地論述裡，反而沒有簡化或表述的辭彙。當右派獨臺又把復興基地論述與臺獨論述聯繫起來後，復興基地論述對反對臺獨者失去信用，從而直接以一個中國論述來抗衡臺獨論述。但是在一個中國論述之下，復興基地論述的核心──反共，卻因而被擱置，可以說是完全退出了政治舞臺。

陸、復興基地論述的興衰

以復興基地為自我定位的國家立場受到最早的挑戰，是中共在 70 年代的外交開拓，其導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並與美國斷交。這些趨勢促成了國民黨的臺灣化政策，在臺灣化的政治變遷中，同時推出開放探親與三不政策，以便維繫復興基地兩大基礎─一個中國與反共。大陸的改革開放帶動了對復興基地第二波的挑戰，隨著探親而來的大陸熱造成反共立場的尷尬與脫序，於是在臺灣化變遷中醞釀的臺獨論述繼之而起，先以民主化之名推動憲政改革，撤除了復興基地論述的制度基礎，並且因為民主化論述與中共的四個堅持針鋒相對，顯得具有時代性與開創性。俟制度改革如火如荼，民主化所掩護的本土化也黃國樑，〈蘇起：臺灣困境如精神分裂〉，《聯合晚報》，2002 年 11 月 3日，版 2；張宗智，〈兩國論扁又做又說〉，《聯合報》，2002 年 8 月 5日，版 2。陳素玲，〈如果扁說「我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聯合報》，2000 年 5 月 10 日，版 3。單厚之，〈蘇起：邦聯制與兩國論不同〉，《聯合報》，2001 年 7 月 8 日，版 1。楊羽雯，〈陸委會新舊主委辯國家未來走向〉，《聯合報》，2000 年 5 月 10 日，版 3。

(28)

正式成為國民黨的核心意識形態，迫使嫻熟復興基地論述的黨國官僚，開展出廣義的右派獨臺論述，為臺獨論述進入國際與兩岸，建立橋樑，但也因此造成復興基地論述的進一步失焦。在民進黨執政後，國民黨領導官員逐漸退出政壇，右派獨臺論述不再，復興基地論述也就成為歷史。

附錄、關於方法論的問題

本文討論的是國家認同的問題，但切入的點則是沈昌煥個人的論述策略。在一般社會科學的討論中，國家認同屬於統計學上的眾數，應當經由多數人的調查之後歸納。然而，自眾數中歸納國家認同的研究，必須先擇定國家認同的呈現方式之後，方能供訪談對象選取，如此一來，在研究設計上就已經不可避免地迫使研究者壟斷了選項的範疇。換言之，大規模量表調查的國家認同具有引導性，固然迫使受訪者在既定的認同指標上做選擇，但卻無法保證這些選擇對於受訪者而言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本文在方法上採行的策略，是將知識的主體從研究者轉移到研究對象身上。當人們注意到臺灣團結聯盟的兩岸政策，與沈昌煥主張的兩岸政策若合符節，而對於臺灣團結聯盟而言，其兩岸政策反應國家認同立場又是眾所周知的常識，就不得不警覺到，沈昌煥雖然沒有具體直接討論國家認同，但其兩岸政策的主張中，對臺灣的描述方式，顯然隱含了從當代的角度看起來是屬於國家認同的立場宣告。本文因此從沈昌煥個人出發，目的不是辯稱當年的國家認同就是復興基地，而是掌握當年的一套關於國家認同立場的論述策略。因此，即使沈昌煥沒有引用國家認同這四個字，卻能經由臺灣團結聯盟的國家認同立場與論述策略中，引導後人從沈昌煥的位置來討論當年的國家認同。使得相同策略背後迥異的認同立場，有了相互比較的機會，也說明迥異的立場不等於迥異的政策主張。這種以個人角度為基礎的知識論，其優勢恰恰在於能夠凸顯相同

(29)

表面之下的不同動機，缺點是不必然具有宏觀上的代表性。由於復興基地論述的各個面向與當代常見的國家認同論述有所重疊，同時影響到其他既有的、潛在的國家認同論述，也受到其他論述的影響。沈昌煥的發言固屬於一個個人的發言，但並不是在社會真空中發生，因此他的論述策略具有針對性，有聽眾，有敵人，也有自我實現的作用，所以即使一人的發言，其文本脈絡中透露的假設，自然仰賴既有的社會情境為溝通參照的基礎。所以，某個言論的發生既是一種意義的反映，也是一種意義的創造。事實上，復興基地這個定位概念是出自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的閱讀，並不是沈昌煥具體的指示，或研究者睿智的選取。復興基地乃是當時耳熟能詳的自我呈現方式，預設了一種日後看來頗為堅定的國家認同立場，所不同者，70 年代之前，人們並不善用國家認同這四個字。綜上所述，本文的方法論有兩個要點。一是知識論上的個人主義，即知識的來源不是研究者所發現的理論，而是研究對象個人的生活實踐以及對此一實踐的表達。二是方法論上的集體主義，即研究對象所表述的知識，必須放在所屬集體的情境脈絡中，才能獲得完整的意義。這個方法論與主流社會科學仰賴的大規模量表調查相反，後者採取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即請受訪者個人在研究者界定的的偏好量表上做選擇，掌握其偏好即是通往知識之路；與知識論上的集體主義，即不承認個人的生活實踐可以創造知識，而認為個人只能遵循普遍性的行為法則。（收件：2003 年 6 月 6 日，修正：2003 年 10 月 6 日，採用：2003 年 10月 9 日）

(30)

Anti-Communist Restoration as a Discursive

Strategy: A Lost Dimens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Revisited

Chih-yu Shi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traces a lost dimens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which used to dominate the national identity discourse in the late 1980s’, namely the self-identification as a base for anti-communist restoration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 purpose is to show, both empirically and interpretively, how an identity discourse could evolve through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into a tool of completely different purpose before its total demise. The identity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as a discursive strategy of self-management at the personal as well as the national levels.

Keywords: Restoration, Anti-Communism, Shen Chang-huan, 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