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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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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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進

** （收稿日期：100 年 3 月 31 日；接受刊登日期：100 年 6 月 17 日）

提要

中國歷史上有一段風起雲湧、詭譎多變的分裂時期，這段歷史就是著名的三國時代。所謂三國的歷史，一般是就魏、蜀、吳三國的角逐爭霸史而言，但是真正形成三國風起雲湧的前三國時期，其實才是這段歷史最精采的前奏曲，因此廣義地說則應由漢靈帝（168-189）中平元年（184）「黃巾之亂」開始講起。如在陳壽（233-297）的《三國志》中所描寫的英雄人物往往與「黃巾之亂」息息相關，而北宋的司馬光（1019-1086）在《資治通鑑》中也對「黃巾之亂」一事特別長篇著墨，而日後羅貫中《三國演義》的故事，其實就是由「黃巾之亂」帶出「桃園三結義」而展開序幕，直至晉武帝（266-290）於太康元年（280），王濬率軍渡江平吳為止。但在三國故事流傳的軌跡中，南朝宋裴松之（372-451）所奉敕作的《三國志注》卻是易遭人忽略的環節，尤其在《裴注》中蒐集了許多陳壽生前汰選後棄而不用，或於身後重新發掘之歷史文獻，讓三國史的面貌更為多元與完備。而裴松之《三國志注》對魚豢《魏略》 * 本文為國科會多年期研究計畫：〈裴松之《三國志注》中南北文化立場之探究， 97-2410-H-259-034-MY3〉的成果之一，並對兩位評審提供的寶貴意見以使拙作論證更形完整，致上萬分謝意。 *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三期（秋季號）頁1～34（民國一○○年九月），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Studies in Sinology Vol.33 (Autumn), pp.1-34 (2011)

Taipei: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TNU ISSN:1021-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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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三期（秋季號）的搜集不僅幫助其中珍貴的曹魏史料得以保存，也成為許多日後所流傳的三國故事之謎的關鍵線索，故《魏略》不僅補充了陳壽《三國志》中對曹魏歷史語焉不詳之處，也提供了後世史家觀察曹魏歷史的另一途徑。尤其是身為北方曹魏史家的魚豢，也用盡心機藉摧毀敵國蜀漢政權的「三顧茅廬」之神話以破壞劉備（161-223）、孔明（181-234）君臣相知相惜的美談；更試圖捏造魏延「子午奇謀」的詭計，與誇大「孟達來降」之委屈，以突顯諸葛亮拙於戰略，與識人無方的愚昧；更進而突顯蜀漢政爭內鬥的惡況，塑造諸葛亮專權跋扈之形象，完全顛覆傳統對諸葛亮的認知。但魚豢亦不忘強調專美本國曹魏之意，可見在其書中明顯存在偏袒北方曹魏之立場，也相對表現出三國時期，南北對立、劍拔弩張的衝突局面。是以本文將以魚豢《魏略》為例，深入掘發出處於魏晉分裂之局，各國史家對於歷史事件所做出的不同解讀，藉此釐清三國故事中許多以訛傳訛的來源線索，以更能貼近歷史的真實。

關鍵詞：

三國史、裴松之《三國志注》、魚豢、《魏略》、《三國志演義》、諸葛亮、三顧茅廬、子午道奇謀、南北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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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

一、前言

凡是治史學三國史或文學《三國志演義》的學者1，幾乎對「三顧茅廬」、「六出祁山」、「子午道奇計」、「郝昭突圍」、「孟達反覆」等故事均耳熟能詳，津津樂道，並進而衍生出「君臣相得」、「魏延反骨」的政治術語；或就此批評諸葛孔明（181-234）「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2的議論。雖然面對這些著名的情節，各史家皆喜引用魚豢《魏略》的內容加以補充，卻皆殊不知魚豢之書處於三國鼎峙之時空下的偏論特質。故若未能先過濾其書中為數眾多的仇蜀言論，及魚豢身為北國史官的背景，對於治三國史及《演義》者在歷史虛實的辨析上，必產生誤導與阻礙。裴松之（372-451）在《三國志注》（以下簡稱《裴注》）所引用的二百二十五種書目中，總計史部典籍有一百五十七種，而其中徵引魚豢《魏略》共一百八十四次，僅次於同為魏國史官的王沈之《魏書》一百九十次3。然而與名門望族的魏國史官王沈相比4，魚豢個人身世的資料 1_{嚴格的「史學三國」之定義，往往關注「正統論」的議題，而常以曹丕於公元 220} 年代漢算起，其中包含公元221 年劉備稱帝，與 229 年孫權登位，直至公元 280 年三國歸晉為止。參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年），頁255-272。但廣義的三國，事實上必須追溯至漢末宦官之亂與黃巾之亂的影響。參呂思勉：《秦漢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297。又于濤即認為董卓「廢少立獻」打破了長期由太后、外戚、宦官干預的皇權危機；然也因此使得東漢士大夫對皇權認同的失落感，開啟東漢帝國的瓦解。參氏著：《三國前傳─ 漢末群雄天子夢》（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56。 2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見﹝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930。 3_{以上有關《裴注》引書之數據，可參見逯耀東（1933-2006）：〈《三國志注》引用} 的魏晉材料〉。參氏著：《魏晉史學的思想及社會基礎》（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公司，2000 年），頁 391-412。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余志挺之學位論文：《裴松之《三國志注》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林礽乾教授指導，2003 年 7 月）。另大陸學者鄭鶴聲（1901-1989）亦曾就與《三國志》相關之正史典籍，及歷代《三國志》之論著進行匯目與提要，並搜羅共129 種之多，亦可備為補充。參鄭鶴聲著，鄭一鈞整理：《正史匯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14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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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三期（秋季號）早已湮沒，使得其「即身見聞」而私撰的《魏略》5，成為僅存後世的唯一遺作，也呈現出異於陳壽《三國志》（以下簡稱《陳志》）筆下的魏國圖像。因此本文將利用三國鼎峙局面下南北「對立」與「衝突」之徑路，重新審視魚豢《魏略》的特性，以修正傳統在演義與三國史的交會錯綜下學者所眩惑於小說演義的迷障作用，而將《三國志演義》與《三國志》及《裴注》視為簡單的二分對立：認為演義是小說，《陳志》及《裴注》則是歷史事實。殊不知《裴注》引書在嚴格的歷史觀念下，也只能僅是史料之一6，故《裴注》中登錄之史籍一方面雖可作為推測歷史真相的各項史料，卻也蘊藏三國各方不同政治立場下的敘史觀點。然後世卻因演義小說之誤導，往往僅簡單地引述《陳志》與《裴注》就逕行辨偽，卻忽略史料本身的多重疊影與小說虛構的移形換位，而形成至今三國學中過度簡化的二元對立結構：《三國志演義》為小說情節，而《三國志》、《裴注》則為歷史真實。故本文將利用《裴注》中所徵引的魚豢著作加以分析，除欲重建魚豢及其所處的時代背景外，更期望從中挖掘北國史官對於南方蜀漢 4_{《晉書‧王沈傳》：「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 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見﹝唐﹞ 房玄齡（578-648）等撰：《晉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1143。 5_{張鵬一（1867-1944）〈魏略輯本序〉：「京兆魚豢，即身見聞，私撰《魏略》。」} 見《魏略輯本》，收錄於楊家駱（1912-1991）編：《三國志附編》（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頁 3。 6_{﹝美﹞海登懷特（Hayden White）亦指出：「史家必須將文獻中曾報導之各事件予} 以預鑄，俾能化為一知識之可能對象。而預鑄行動即屬詩學，亦即未經審核與批判之前，即已存於史家自身意識所進行之編纂之中。」見氏著，劉世安譯：《史元—— 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意象》（臺北：麥田出版社，1999 年），冊上，頁 35。海登懷特一再強調史料本身並無法建構出歷史之客觀性，因為任何歷史著述均滲入了史家的自我意識而成：「『（歷史的）過去，係植基於文獻上的想像。』遵此，『過去』（the past）僅是當下意象與信念的結合，無非是心靈之物（mental things）而已。」見黃進興：《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頁74。故恢復歷史原貌永遠無法實現，但卻可藉由爬梳比較各家史觀之差異而逐漸貼近「較真實」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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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221-263）政權的醜化敘述，並勾稽出隱伏其中的仇蜀意圖，而使魏、蜀之爭的三國歷史面貌更趨近於真實。

二、《魏略》「激抗難徵」的特質

目前留存與魚豢《魏略》相關的資料不多，但仍可勾勒出些許蛛絲馬跡。在歷代重要目錄中，《魏略》的位置迭有變化，如在《舊唐書‧ 經籍志》中被視為「正史類」7，而到了北宋歐陽修（1007-1072）所編撰的《新唐書‧藝文志》則變成了「雜史類」8，倒是在《隋書‧經籍志》中《魏略》卻是失載狀態9。從上述的歸類變化可知，其中含有《魏略》由一國之正史，逐漸流變成一般野史的現象。除了史籍傳抄的佚散遺漏外10，也顯然意味著《魏略》所呈現的乃有別於正史系統外的三國史圖貌11。故劉勰（465-520）於《文心雕龍‧史傳篇》中即云： 7 《舊唐書‧經籍志‧乙部‧史錄正史類》：「《魏略》三十八卷，魚豢撰。」見﹝後晉﹞劉昫（887-946）等撰：《舊唐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1989。 8 《新唐書‧藝文志‧乙部‧史錄雜史類》：「魚豢《魏略》五十卷。」見﹝宋﹞宋祁（996-1061）、歐陽修撰：《新唐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1464。 9 《隋書》僅載錄魚豢另一著作《典略》，見《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史類》：「《典略》八十九卷，魏郎中魚豢撰。」見﹝唐﹞魏徵（580-643）等撰：《隋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961。 10 錢穆（1895-1990）在〈綜論東漢到隋的史學演進〉一文中，針對《隋書‧經籍志‧ 史部》所分的十三類史書進行解釋與定義時，指出「雜史」類乃是一種「史鈔」，但「只是抄，而沒有一個大系統，零零碎碎的，這就叫『雜史』。」藉此實可推測《魏略》在新舊《唐書》中被置於不同類別的史籍，實與其逐漸散逸的流傳過程至北宋而形成零散瑣碎的書況有重大關聯。見氏著：《中國史學名著》（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蘭臺網路出版商務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頁 148。 11_{如張新科即稱：「從《裴注》所引雜傳來看，雜傳雖不像正史那樣反映社會的重大} 歷史變化，但它們往往從不同的側面展現歷史，反映現實，仍具有一定的真實性和可靠性。」見氏著：〈《三國志注》所引雜傳述略〉，《陜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2 卷第 5 期（2003 年 9 月），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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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三期（秋季號）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疏闊寡要。12 劉勰指出了魏晉史冊的文章風格特點：激抗難徵、疏闊寡要，但並非僅止於美學的評點，因其中也可蘊含：在分裂政局下史傳紛紜雜沓之狀，易造成內容失真之義。是以《江表傳》即因專美孫吳政府而過度宣誇13，或孫盛《魏氏春秋》道聽塗說採撰魏晉史事而難以徵信14。但這種歷史記載失實的特色，其實卻正是魏晉南北朝（220-589）史學的常態，故劉勰視《魏略》為「激抗難徵」之書，實也指出《魏略》作為當代史的困境。故劉知幾（661-721）即曰：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絜短，魏實居多。……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諡，呼權、備姓名，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15 浦起龍（1679-1762）對此語曾注稱：「此論三國舊史之稱謂，憑地勢 12 《文心雕龍‧史傳》。見﹝南朝梁﹞劉勰撰，周振甫（1911-2000）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98 年），頁 295。 13_{《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注》引孫盛（302-373）曰：「劉備雄才，處必亡之地，} 告急於吳，而獲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後計。《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見《三國志》，頁879。 14_{《史通‧內篇‧採撰》曾言：「故作者惡道聽塗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 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見﹝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1679-1762）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109。劉知幾所言可能已受到《文心雕龍》之影響，但此論本身即可作為對孫盛之書駁雜難信之重要佐證。 15 《史通‧內篇‧稱謂》。同前注，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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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而篾統祚，最為顛倒。」16實正符劉勰所謂「激抗難徵」之意：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嗤埋，吹霜喣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謂嘆息者也。17 劉勰指出為當代作史的重重困難，除了人情利益的糾葛外，六朝時代特有的門閥因素也往往會影響史家的判斷，況且《魏略》還是置身於「魏代三雄」的鼎峙之局，故就其看來《魏略》始終存在「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18的疑慮，因此與陳壽《三國志》相比，魚豢之書遂蒙上了「激抗難徵」之名19。另就劉知幾在《史通‧外篇‧論古今正史》中即云：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20 劉氏之言已提供兩項重要線索：其一，魚豢乃曹魏時的京兆人士，正可為其史觀立場偏袒北方中原政權做一佐證；其次，劉知幾指出《魏略》所記之事止於魏明帝時期（227-239），則可知魚豢之書實為「當代史」，實為後世史家探求漢末至曹魏時期北方政權歷史演變的重要參考資料。若再參考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所云：「見《舊唐志‧正史類》，《新唐志》五十八卷，入雜史類。《魏略》有紀、志、列傳，自是正史 16_同前注。 17_{見《文心雕龍‧史傳》。《文心雕龍注釋》，頁 296。} 18_同前注。 19_{《文心雕龍‧史傳》} ：「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同前注，頁295。 20 見《史通通釋》，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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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三期（秋季號）之體。」21則也指出了《魏略》所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史性質，故《魏略》實際上已成為國祚短促之曹魏相關政治制度與社會風俗的主要文獻22。由此亦可推測出魚豢著史立論的觀點，必以符合曹魏立場的角度出發，故論史觀點勢必異於因蜀漢遺民之包袱而避重就輕的陳壽《三國志》23，而對蜀、吳等敵國歷史必然濃污墨穢、徹底抹黑，顯然眾說紛紜、多元史觀的現象是三國時代史籍的重要特色24，而藉由裴松之在《三國志注》中所蒐集的各種史料，則可提供後世描繪漢末至三國爭霸史更加豐富的歷史圖像，魚豢《魏略》對三國史研究之價值亦躍然而出。

三、魚豢藉摧毀孔明形象以襯飾魏國國威

(一)毀滅「三顧茅廬」的君臣神話

魏晉時期「聲烈震於遐邇」25的諸葛亮在生前身後皆有不少各種詠 21 ﹝清﹞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一，頁 4。收入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冊四，頁 4946-4947。 22 張鵬一（1867-1944）：〈魏略輯本序〉：「陳壽《國志》後出盛行，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引證諸家，豢書為多，考其紀載，有足貴者。曹魏有國歷年雖短，而官制、學術、典禮變兩漢之舊，開兩唐之先，……賴《裴注》詳錄，藉知當時習尚，殊方傳聞。」見《三國志附編》，頁3。 23_{王永平〈入晉之蜀漢人士命運的浮沉〉將陳壽歸類於：「作為「亡國之餘」，入洛} 蜀人之遭遇頗為坎坷，求仕過程中屢遭北人之輕辱。晉廷召其入朝，主要是出於某種政治需要，形同點綴，在朝廷者，多委以閑散之職；在地方，多任職邊地，位高權重之職則根本無法染指。」見氏著：《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頁 151。 24_{楊翼驤：〈裴松之與《三國志注》〉：「由於三國時代是分裂割據的政治局面，時有} 戰爭發生，又上與東漢、下與西晉相交錯，情況複雜，以致當時各國記載既竟各自宣揚，誣衊敵國；而私家撰錄又以交通阻隔，聞見不同。因此，各種歷史著作的記載常有錯誤和歧異之處。」收入張越主編：《《後漢書》、《三國志》研究》（《20 世紀二十四史研究叢書》卷五，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 年），頁436。 25_{引自﹝西晉﹞張輔《名士優劣論》}_{，見﹝唐﹞歐陽詢（557-641）編，汪紹楹校：} 《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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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嘆或詆毀其形象的傳說故事26，而魚豢顯然也參與其中，最具體的就是蓄意摧毀劉備與諸葛亮之間「三顧茅廬」的佳話。無論是從孔明自己的〈出師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27 還是陳壽《三國志‧諸葛亮傳》中云：「（劉備）遂詣亮，凡三往，乃見。」28及其〈上《諸葛亮集》表〉：「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29晉人張輔亦說劉備：「屢造其（諸葛亮）廬」30，而常璩在《華陽國志》亦稱：「先主遂造亮，凡三往。」31凡此等等皆可知「三顧茅廬」實本有其事，但魚豢卻在《魏略》中提出另一種說法：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眾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答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 26 陳翔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諸葛亮故事傳說〉。收錄於氏著：《三國志演義縱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 年），頁 248-265。 27_{《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見《三國志》，頁 920。} 28_{同前注，頁 912。} 29_{同前注，頁 930。} 30_{見張輔《名士優劣論》，引自《藝文類聚》，頁 409。} 31_{﹝東晉﹞常璩著，任乃強（1894-1989）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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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三期（秋季號）眾可也。」備從其計，故眾遂強。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32 上文一方面描述孔明登門求遇的功利形象，一方面卻又將劉備寫成喜愛結毦，昧於天下大勢之庸人。前者顯然是魚豢有意藉此暗示孔明係自己「北上見備」，並未有「三顧茅廬」一事；後者則欲藉劉備之庸俗以戳破其自比為漢室宗親的謊言。事實上劉備與孔明相知相惜一事，自三國以來便已成為家喻戶曉之事，如果陳壽所言：「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33因其本為蜀人背景或有專美之嫌，但若由北地士人所言，則反能證明劉備君臣之義遠近馳名。如《傅子》中即載傅幹（175-219？）言：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也？34 傅幹即傅玄（217-278）之父，曾在漢末群雄爭霸之際力勸馬騰歸附曹操35，故其政治立場傾向曹魏無庸置疑36。而傅幹反駁趙戩輕視劉備的理由即因其麾下將才如雲，劉備因「寬仁有度」個性而使眾多豪傑之士願意為他賣命，日後必定稱霸一方。 32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魏略》。見《三國志》，頁 913。 33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同前注，頁 892。 34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注》引《傅子》。同前注，頁 883。 35 《三國志‧魏書‧鍾繇傳注》引司馬彪《戰略》曰：「傅幹說騰曰：『……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同前注，頁393。 36 參魏明安、趙以武合撰：《傅玄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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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或是袁準亦於《袁子》中曾說：「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37顯然即使袁準具有北人背景38，似乎並不影響其對劉備知遇諸葛亮的推崇，並更加推崇劉備託孤之舉。甚至連西晉宗室亦對孔明仕蜀的緣由感到興趣，關中地區的郭沖甚至不惜捏造故事對孔明加以美化：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姦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39 郭沖之意雖有醜化劉備反應闇弱之愚，卻也顯露出諸葛亮不凡之識鑒，令刺客自慚形穢、馬腳畢露。雖裴松之認為郭沖所言盡皆可疑40，但從記載此事的王隱《蜀紀》與郭沖俱為北人的背景可知41，即使在毫無特殊敘事目的下，諸葛亮也確實成為北方人士討論蜀漢政權的焦點，並無 37_{《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袁子》。見《三國志》，頁 934。} 38_{袁準的背景資料參見劉孝標（462-521）《世說新語注‧文學篇》引《袁氏世紀》：} 「準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郎中令。」俱參﹝南朝宋﹞劉義慶（403-444）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1884-1955）箋疏，周祖謨（1914-1995）、余淑宜整理：《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93 年），頁 245。 39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郭沖五事之二。見《三國志》，頁 917-918。 40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裴松之曰：「（諸葛）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郭）沖之所說，實皆可疑。」同前注，頁917。 41_{《晉書‧王隱傳》：「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以儒素自守，不交} 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見《晉書》，頁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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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三期（秋季號）意間流露對其君臣知遇的欣羨之情。然也因劉備「三顧茅廬」對孔明的君臣神話過於完美，在有專美曹魏的敘事策略下的魚豢心中，實烙下沉重的政治宣傳壓力，故竭盡所能地加以摧毀。由此來推敲上文所引魚豢製造孔明干謁劉備故事的動機，《裴注》於此文末還記云：「《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42《九州春秋》為西晉宗室司馬彪（243-306）所作，表示由魏入晉後此故事依舊傳誦不已43，既然北地欣羨「三顧茅廬」佳話者大有人在，而魚豢卻執意造假，就只有從敵國危言的角度才能理解其心曲。張鵬一指出：「又其（《魏略》）記載，迄於陳留王奐時。」44顯然魚豢宦歷正值曹魏盛世，何晏（？-249）謂「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至治。」45足知魏明帝曹叡（204-239）之志得意滿，且自認為統一大業指日可待，因此魚豢實躬逢曹魏盛世，則蜀漢所存在的「三顧茅廬」佳話，實令人芒刺在背。且現實中諸葛亮不斷寇邊侵擾，更加深魚豢對其之仇視，進而捏造構敵謗言，故裴松之便指出魚豢此論的可議之處：臣松之以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46 42_{《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裴氏補注。同前注，頁 913。} 43_{《晉書‧司馬彪傳》：「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 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為睦所責，故不得為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見《晉書》，頁2141。 44_{見張鵬一：〈魏略輯本序〉。收錄於《三國志附編》，頁 3。案：張鵬一在〈序〉中} 曾言：「《史通》謂事止明帝，殊非事實。其書則自宋《太平御覽》、高似孫《史略》、蕭常《續後漢書》多見徵引。」見《三國志附編》，頁3。顯然其意認為劉知幾未曾見到眾多散佚的《魏略》資料，故才有如此的誤會。 45 ﹝曹魏﹞何晏：〈景福殿賦〉。見﹝南朝梁﹞蕭統（501-531）編，﹝唐﹞李善注， ﹝清﹞胡克家（1757-1816）考異：《文選》（李培南等點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537。 46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臣松之以為」。見《三國志》，頁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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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裴氏稱魚豢所敘之事為「聞見異辭」，除評判了其內容的虛妄不實外，更暗示著三國至魏晉時代的史料皆具有含沙射影的偏差論述。畢竟蜀漢對於魚豢而言是敵國陣營，對魚豢等敵國史官而言，著史必須符合本國利益，也必然形成對敵國加以構陷的企圖。故即使劉備「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47的形象，與孔明間「希世一時，終始以分，誰能閒之？」48的君臣之誼早已流芳後世，但魚豢仍舊積極製造摧毀「三顧茅廬」神話的言論，便必須考量其醜化敵國的政治動機。畢竟「三顧茅廬」的君臣佳話曠古罕見，在此之前僅有商湯五迎伊尹之個案49，不僅使此事聽來如幻似夢，也成為中國文人永恆追求的君臣神話50，此已足夠魚豢持以斥其虛謬，遂捏造一個較符合人情的干謁故事。故在魚豢的筆下，諸葛亮已不再是「鞠躬盡力，死而後已」51的賢相忠臣，反而成為汲汲富貴的勢利之徒： 47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注》引﹝東晉﹞習鑿齒（？-383）曰。同前注，頁 878。 48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裴松之評《袁子》之言。同前注，頁 916。 49 《史記‧殷本紀》：「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見﹝漢﹞司馬遷（145B.C.-86B.C.）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94。 50 如﹝唐﹞李白（701-762）〈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漢道昔云季，群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資豪英。赤伏起頹運，臥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耕。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見瞿蛻園（1894-1973）、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1 年），頁622。又﹝唐﹞杜甫（712-770）〈蜀相〉：「……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見﹝清﹞仇兆鰲（1638-1713？）：《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736。而張居正（1525-1582）甚至以此為「君臣魚水」之例，作為對明神宗（1572-1620）逆政之鑒。見﹝明﹞張居正、 ﹝明﹞呂調陽（1516-1580）編，涂道坤譯：《帝鑑圖說─領導者必備的八十一種品格》（臺北：正展出版社，2002 年），頁 132-135。入清後更有畫工對此故事加以描摹，見﹝清﹞沈振麟繪，﹝清﹞潘祖蔭（1830-1890）、﹝清﹞歐陽保極、﹝清﹞ 楊泗孫（1823-1889）、﹝清﹞許彭壽（？-1866）等書：〈君臣魚水圖（清內府朱絲欄圖繪寫本）〉，收錄於臺北故宮編輯：《捲起千堆雪─赤壁文物特展》（臺北：故宮博物院，2009 年），頁 52。 51_{《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習鑿齒《漢晉春秋》載諸葛亮〈表〉。見《三國} 志》，頁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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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三期（秋季號）（諸葛）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韜）、徐元直（庶）、汝南孟公威（建）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52 裴松之並沒有全盤否定《魏略》所言，故稱「臣松之以為《魏略》此言，謂諸葛亮為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為己言，可謂未達其心矣。」53畢竟石韜、徐庶、孟建等人確有仕魏行跡，則孔明或有對之分析天下大勢的機會，但裴氏無法認同魚豢暗示著孔明實存有待價而沽的心態，刻意扭曲孔明的人格，並完全隱沒孔明興復漢室之志：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為己任故也。54 從裴松之所論可知其認為孔明興復漢室的志向是無可質疑的，不但顯示出孔明於死後所流傳的形象，則魚豢所謂：「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徐）福（筆者按：即徐庶）與（石）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大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55竟擅藉孔明之口而對先主驚為天人的徐庶沉淪下僚之嘆， 52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魏略》。同前注，頁 911-912。 53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臣松之以為」。同前注，頁 912。 54 同前注。 55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魏略》。同前注，頁 914。徐庶之本名的問題可參見《諸葛亮傳注》引《魏略》曾有云：「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參見同前注，頁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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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實亦含有諷刺蜀國本無將材，與孔明乃虛有其表之譏。但顯然裴松之是完全無法認同魚豢之言，因其認為諸葛亮實不願仕魏而非不敢，乃在於孔明始終抱持「興微繼絕克復為己任」的政治奮鬥目標，則魚豢謂孔明仕非明主、利在邊鄙，皆為識短心狹之論。不過若處在三強鼎峙的政治局面下觀察《魏略》所言，則不僅象徵魏、蜀緊張的敵國關係下，孔明既為蜀漢存亡之關鍵人物，自然也極易成為敵方攻訐之焦點，甚至假借其口來澆己塊壘；但另一方面也得以重申魏國所具有的正統意義，將孔明不停率軍寇邊之舉，轉化成凝聚魏國抗敵眾心的焦點。

(二)誇飾魏延「子午道奇謀」以襯孔明拙於戰略

魚豢在《魏略》中不斷提到諸葛亮率軍侵擾邊境之事：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聲，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諸葛）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56 這段文獻暗示出三層涵義，其一指出蜀漢政權在劉備過世後，軍政大權顯然遭到諸葛亮的把持，《魏略》就曾記載：「初（劉）備以諸葛亮為太子太傅，及（劉）禪立，以亮為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於政，遂總內外。」57可見魏人實視諸葛亮為欺凌少主的擅權之臣；其次是諸葛亮的寇邊造成魏國政府的重傷，《魏略》即云： 56 同前注，頁 922。 57 同前注，頁 893-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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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三期（秋季號）劉備背恩，自竄巴蜀。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神人被毒，惡積身滅。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內貪專擅之實。……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為亮仇敵。……懷李熊愚勇之（志），不思荊邯度德之戒，驅略吏民，盜利祁山。王師方振，膽破氣奪，馬謖、高祥，望旗奔敗。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驚朕師。58 上文雖是魏明帝宣戰帖，但從中可以感受出諸葛亮對於魏國的威脅，魚豢所謂朝野恐懼，指的即是孔明「懷李熊愚勇之（志），不思荊邯度德之戒，驅略吏民，盜利祁山」，此事不僅讓魏、蜀邊境永無寧日而戰事連緜外，也造成廣佈西涼地帶的少數民族趁亂倒戈，影響著兩國邊界之穩定。魚豢的第三層用意，即為揭露蜀軍殘害百姓之暴，魏明帝既自言即位後著力於制禮作樂、與民休息之策，而無暇與蜀漢交涉，此語無形中把魏、蜀邊境的紛爭之過完全推諉至孔明身上，且還不忘調侃其治軍「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蹄」59之拙劣，故可見魚豢除了挑撥蜀國君臣感情外，也針對諸葛亮指揮作戰的能力頻加譏刺。最著名的故事即捏造諸葛亮不納魏延子午道奇襲之計，導致首次北伐鎩羽而還：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 58 《三國志‧魏書‧明帝紀注》引《魏略》。同前注，頁 94-95。 59 同前注，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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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60 此乃熟悉三國史與《三國演義》最引為憾恨之「錯失子午道奇謀」文獻之出處，史家往往對孔明怯於子午道奇襲而非議其治軍能力，如在林超與孫承烈合著的〈蜀道考〉中即稱：「諸葛亮一生謹慎，其所以舍近而就遠者，蓋蜀道正當曹魏兵力之衝，故寧遠趨甘肅，採取迂迴戰略，而不聽魏延出子午谷之計也。」61張大可雖然分析了三條蜀道個別的利益得失，而認為諸葛亮因考慮東道子午谷較無迴旋空間，故才選擇較有進退餘地的西道褒斜谷，但同樣地他也以為孔明拒絕魏延子午道奇計喪失先機：「他（魏延）建議大軍出斜谷直驅秦川，自告奮勇請兵萬人，從子午谷下長安，與諸葛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從隴右三郡叛魏應亮來看，魏延之計可行。」62顯然魏延奇計深得史家青睞，俱視孔明謹慎過度，喪失機先。不過若考核原典，可知陳壽其實在《三國志‧ 魏延傳》中僅云：「（魏延）每隨（諸葛）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63若究《史記‧高祖本紀》謂：（漢高祖元年，206B.C.）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復敗， 60 《三國志‧蜀書‧魏延傳注》引《魏略》。同前注，頁 1003。 61 見姚季農主編：《三國史論集‧第二集》（臺北：古籍史料出版社，1973 年），頁267。 62_{張大可：〈論諸葛亮的出師〉，收錄於氏著：《三國史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 社，1988 年），頁 335-345。 63 《三國志‧蜀書‧魏延傳》。見《三國志》，頁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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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三期（秋季號）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64 則所謂的「韓信之計」，即是著名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也就是載於《淮陰侯列傳》中：「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65之事。但無論據裴駰《集解》所言：「《地理志》武都有故道縣。」66還是張守節《正義》之意：「漢王從關北出岐州陳倉縣。」67抑或中井積德（1732-1817）所論之「舊有秦蜀相通之道。」68均俱未指明韓信奇襲所使用的險道為子午谷，也就無法直接證明魏延所獻之策必為子午道奇謀。反倒能從中感受出魏延對諸葛亮過於謹慎之作戰方式的不滿，並忿其處處設限，裹足不前，然就文獻而言卻完全沒有獻計子午道奇襲長安一事。事實上子午道一直是魏國重要的戰略要衝，夏侯霸、曹真、鍾會俱曾利用此道進攻過蜀國，而魚豢在《魏略》中所載魏延獻計之事，反而是發生於魏將曹真與明帝討論對蜀作戰策略時所言：真以（太和二年）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69 可見真正的子午道之計實出自曹魏，並非蜀漢。故魚豢特意捏造此事，實有譏訕孔明之意：既然汝棄魏延之計如敝屣，爾後曹魏反藉此道進佔蜀漢，揶揄意味溢於言表。羅貫中顯然受到魚豢《魏略》之影響，而對 64_{《史記‧高祖本紀》。見《史記》，頁 368。} 65_{《史記‧淮陰侯列傳》。同前注，頁 2613。} 66_{《史記‧高祖本紀》。同前注，頁 368。} 67_{《史記‧淮陰侯列傳》。同前注，頁 2613。} 68_{《史記‧高祖本紀》。見﹝日本﹞瀧川龜太郎（1865-1946）著：《史記會注考證》} （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卷八，頁 43。 69 《三國志‧魏書‧曹真傳》。見《三國志》，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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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魏延子午道奇謀的故事更加渲染：忽哨馬報道：「魏主曹叡遣駙馬夏侯楙，調關中諸路軍馬，前來拒敵。」魏延上帳獻策曰：「夏侯楙乃膏粱子弟，懦弱無謀。延願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嶺以東，當子午谷而投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夏侯楙若聞某驟至，必然棄城望邸閣橫門而走。某卻從東方而來，丞相可大驅士馬，自斜谷而進：如此行之，則咸陽以西，一舉可定也。」孔明笑曰：「此非萬全之計也：汝欺中原無好人物，倘有人進言，於山僻中以兵截殺，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傷銳氣。決不可用。」魏延又曰：「丞相兵從大路進言，彼必盡起關中之兵，於路迎敵；則曠日持久，何時而得中原？」孔明曰：「吾從隴右居平坦大路，依法進兵，何憂不勝？」遂不用魏延之計。魏延怏怏不悅。70 可見後世三國故事之發展，已使「子午道奇襲」專為魏延所謀，因此在《三國志演義》第九十六回「孔明揮淚斬馬謖周魴斷髮賺曹休」中，即描述孔明二出祁山時，司馬懿云：「臣已算定今番諸葛亮必效韓信暗度陳倉之計。臣舉一人往陳倉道口，築城守御，萬無一失。……乃太原人，姓郝名昭。」71日後孔明即使欲承韓信故事奇襲曹魏卻已盡喪先機，此處不但刻畫出孔明拙於軍事謀略之質，更使此故事逐漸偏離史實之真相而發展72。 70 《三國志演義》第九十二回「趙子龍力斬五將諸葛亮智取三城」。見﹝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批評：《三國演義》（孟昭連等校點本，長沙：岳麓書社，2006 年），頁722。 71 同前注，頁 756-757。 72 如毛宗崗於回目總評曰：「魏延子午谷之謀未嘗不善，武侯以為詭計而不用，蓋逆知天意之不可回，而不欲行險以爭之耳。」而於文內夾批道：「魏延之謀瞞不過司馬懿，卻瞞得夏侯楙。」同前注，頁72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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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三期（秋季號）縱觀諸史家所論，如史念海（1912-2001）：「諸葛亮北伐之時，魏延一再建議北出子午谷以直取長安。論起來這要算一條最短的捷徑，可是諸葛亮並沒有採用。」73而呂思勉（1884-1957）顯然也受《魏略》影響而論：「然則使諸葛亮採用魏延之計，看似冒險，或許轉無馬謖的失招，亦未可知。所以諸葛亮不用魏延之計，實在是可惜的，而魏延的將略，亦就因此可見了。」74金性堯（1916-2007）更直指魏延曾建議諸葛亮取道險峻的子午谷奇襲曹魏，可見其對蜀忠誠度是毫無問題的75，足見史家所論俱以魚豢《魏略》所載為藍本。然而前賢學者往往只重視《裴注》引書對於《陳志》簡略之補充，故將《魏略》看作孔明北伐史的珍貴紀實文獻76。但諸賢卻皆忽略了在這些三國史料中，還隱含的南北對 73 見史念海：〈論諸葛亮的攻守策略〉。收錄於過常寶等編：《名家品三國》（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8 年），頁 137。 74 見呂思勉：〈替魏延辯誣〉。同前注，頁 190。 75 見金性堯：〈魏延無反骨〉。參氏著：《三國談心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年），頁 98-101。 76_{對於此事之議論方式，至今仍未轉變。如李殿元便以《魏略》的記載以論諸葛亮} 不用子午谷奇謀之失，見李殿元等編：《三國演義中的懸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320-323。余明俠也藉以論魏延「久住漢中，對地理形勢和敵方情況都比較了解，他的奇襲長安之策是有一定根據的。」見氏著：《諸葛亮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237。而沈伯俊稱：「由於諸葛亮沒有採納他（魏延）直接出褒中、奇襲長安之計，他常常滿腹牢騷。」其邏輯顯然也以《魏略》為據。見氏著：《沈伯俊說三國》（圖文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90。而陳翔華〈論諸葛亮典型極其複雜性〉亦主張魏延確有獻策：「分兵兩路，由子午谷、斜谷出擊。」而孔明的拒絕則可見其性格過份謹慎了。見《三國演義縱論》，頁 287。梁滿倉〈論蜀漢的政略與北伐的戰略〉亦云孔明：「他否定了魏延出子午谷直逼長安的主張。」見氏著：《漢唐間政治與文化探索》（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39。朱子彥〈金戈鐵馬定三分─三國軍事戰略新探〉也指出魏延主張出兵子午谷一事與諸葛亮在戰略上產生重大分歧，見氏著：《走下聖壇的諸葛亮─三國史新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236。沈伯俊等人所編之《三國演義大辭典》或盛巽昌《三國演義補證本》亦採取此條來補證羅貫中的《三國志演義》中的情節，前者見氏編：《三國演義大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467。後者見氏著：《三國演義補證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535。直至易中天亦以此立說，但其卻認為諸葛亮不用魏延奇謀乃出於為保住荊州集團的政治考量，故欲採用較為安全的戰略。見氏著：《品三國續》（香港：三聯書店，2007 年），頁 236-247。而近年來如吳國聯：〈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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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立與政治衝突之意識，造成其所記之史往往對敵含沙射影、對我則專美溢褒，是故在敵我意識如此強烈下重新審視《魏略》記載魏延子午道奇謀一事，便可見魚豢別有用意之心迹。原因在於從《魏略》的記載中可知，魏延始終受到諸葛亮的猜忌，而且同僚之間亦互相傾軋鬥爭，最後更慘死於楊儀之追殺：諸葛亮病，謂（魏）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己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為所害，乃張言延欲舉眾北附，遂率其眾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77 裴松之認為：「此蓋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78因為考諸本傳，魏延本仗開國戰功矜高自滿而與同僚亦互相爭鬥79，又屢與諸葛亮於戰術意見上分歧80，故魚豢所捏造的故事乃為了顯示出魏延拔異於蜀營，但其獻計報國卻屢屢被拒之門外，為日後叛蜀降魏埋下合理的動機。然魚豢更巧妙地假口同情魏延本無叛心，實因孔明等人窮追猛打不得已所致，顯然一方面意在打擊孔明的作戰指揮能力，一方面也藉以諷葛亮拒走子午谷的心理探究〉，《大連教育學院學報》第22 卷第 4 期（2006 年 12 月），頁54-59。劉華、周維學：〈蜀漢首次北伐魏延、諸葛亮進兵路線新論〉，《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9 卷第 1 期（2008 年 2 月），頁 91-94。晏波：〈諸葛亮「六出祁山」諸問題新探〉，《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1 期，頁 145-148。皆利用歷史考證法對「子午道」進行考察並重塑諸葛亮之戰略心態，但諸賢俱未脫傳統引用《魏略》以證史實之討論模式，皆視魚豢所言為對歷史真實之補充，而忽略魚豢深寓其中的仇蜀之論。 77_{《三國志‧蜀書‧魏延傳注》引《魏略》。見《三國志》，頁 1004。} 78_同前注。 79_{《三國志‧蜀書‧魏延傳》曰：} 「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 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同前注，頁1002-1003。 80_{《三國志‧蜀書‧魏延傳》曰：} 「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同前注，頁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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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三期（秋季號）刺蜀國波濤洶湧的內政鬥爭。但就事實而論，魏延確有違抗軍令之舉，若非遭到鎮前部曲倒戈，魏延實有意消滅楊儀等所率的蜀軍同袍81，故裴松之所論並非無的放矢，但從中也就顯示出魚豢對於構陷敵國無所不用其極，在看似客觀的歷史記載下，卻包裝著處心積慮詆毀敵國之刃，並藉此來宣揚魏國愛好和平之仁政，及虛懷若谷的綏撫策略。

(三)魏將驍勇善戰以對比孔明戰術失敗

所以在魚豢的記載下，本來應該是「識治之良材」82的孔明，實際上卻成為擾亂邊境、騷擾百姓、破壞和平的罪魁禍首，如張郃英勇陣亡：「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追之，為流矢所中死。（明）帝惜郃，臨朝而歎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83張緝籌劃退敵之策：「會諸葛亮出，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為有籌略，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84游楚據守隴西，不但穩定軍民之心，甚至對蜀將曉以大義：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顒出門設陳，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使顒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85 這些例子皆顯出魏國無論文臣武將在對蜀戰役中均有英烈勇猛的表 81 《三國志‧蜀書‧魏延傳》曰：「延遣人覘（楊）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攙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同前注，頁1003-1004。 82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同前注，頁 934。 83 《三國志‧魏書‧辛毗傳注》引《魏略》。同前注，頁 698。 84 《三國志‧魏書‧張緝傳注》引《魏略》。同前注，頁 478。 85 《三國志‧魏書‧張既傳注》引《魏略》。同前注，頁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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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現，明帝悼張郃之深情，與納張緝析陳擊吳、蜀之言，正與孔明與蜀軍蹂躪百姓及對戰略剛愎自用的形象成強烈對比，但殺傷力最大的則是描述蜀國降將依違反覆，來與魏國猛將誓死衛國的情操并置而觀。上文的游楚面對蜀軍壓境處變不驚，不僅向吏民宣告誓死衛城，並冷靜分析蜀軍補給困難之形勢，期勉軍民需同心協力以拖待變，更上城頭與蜀將談判，直接點破蜀軍欲速戰速決之心態，否則補給不濟必然軍疲馬斃，種種作為俱展示守城決心，不但產生嚇阻敵人之效，更帶給吏民百姓無比的信心，最後果然蜀軍敗走。更艱苦的還有前引《演義》中，司馬懿所薦之猛將郝昭，苦守陳倉之戰，其中更能透露魚豢藉以宣揚國威的筆韻：先是，使將軍郝昭築陳倉城；會亮至，圍昭，不能拔。昭字伯道，太原人，為人雄壯，少入軍為部曲督，數有戰功，為雜號將軍，遂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亮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眾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為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86 86 《三國志‧魏書‧明帝紀注》引《魏略》。同前注，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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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三期（秋季號）此為孔明第二次北伐之時，郝昭死守陳倉道以延緩蜀軍推進，令魏軍能好整以暇，從容應戰。《三國志演義》也鋪陳了此段故事87，但卻將重點擺在姜維獻計賺曹真的情節，不過其對郝昭守城的鋪敘，顯然沿承自魚豢《魏略》。魚豢記載了郝昭對孔明數次招降皆無動於衷，堅守死戰以報國恩的立場，尤其對同鄉故人的溫情攻勢明快回絕，並應之：「我識卿耳，箭不識也。」更顯出郝昭的忠肝義膽，也顯示魏軍艱苦卓絕的戰鬥意志。與郝昭堅忍不拔相對者，就是孔明彆腳的戰術，故藉此役一來顯示孔明惱羞成怒而兵戎相見，一來則暗示無論孔明使出雲梯攻城、箭如雨下、掘地奇襲等詭計，俱被郝昭一一化解，最終蜀軍疲馬斃、無功而返，孔明也成了灰頭土臉的手下敗將。

(四)藉孟達之依違反覆突顯孔明識人不明

而對蜀國降將的著墨，也是魚豢仇蜀論述重要的一環，如前文已見本無降魏之實的魏延尚且遭到染指，而真正率軍投奔的孟達（？-228），魚豢當然更為渲染。孟達乃是魏文帝（220-226）時叛蜀降魏之徒：達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文帝……聞其來，甚悅，…… 委以西南之任。88 這段記載表面上是為顯孟達的「將帥之才」，但若進一步追問，若孟達確實一表人才，為何蜀國棄而不用？且孟達竟會投奔魏國呢？而這正是魚豢暗藏心機之處。前者可見於劉備之猜忌：「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命（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劉）封自 87_{參第九十七回「討魏國武侯再上表破曹兵姜維詐獻書」至第九十八回「追漢軍王} 雙受誅襲陳倉武侯取勝」。見《毛宗崗批評本三國演義》，頁 760-775。 88 《三國志‧魏書‧明帝紀注》引《魏略》。見《三國志》，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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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眾降，……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為副軍將軍。」89能順利攻下上庸城，除了申耽的投降外，不能否認孟達之前攻下防陵對之所造成的壓力，然而事後卻只見劉備加封義子劉封為副將軍，又對申氏兄弟進爵攏絡，而孟達卻一無所獲，其中糾葛正如田餘慶所指出，在蜀漢政府內始終存有新（劉備）與舊（劉璋）的集團鬥爭：「孟達本是劉璋部屬，劉封則劉備所親（養子）；劉備以劉封統孟達，無疑是以親統疏，以新統舊，明顯地觸及了蜀政中的新舊糾葛。」90故劉備封賞不均之心機，想必在孟達叛蜀歸魏後，魚豢也必然風聞其祕。然造成孟達叛逃的直接原因，乃是對受困襄樊的關羽坐視不救：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91 顯然劉封與孟達俱不受關羽將令，但如前所述，劉封不僅是劉備養子，更是與孔明、張飛協同進攻益州之將，故其地位與關羽實不相上下，而關羽殉亡後也未見先主對之有任何懲罰。反觀孟達的下場，不但「先主恨之」，還遭同樣拒不受命的劉封奪其鼓吹，顯然劉封仗勢欺人，也意味蜀國有意將失荊之罪加諸孟達，故逼得孟達只能降魏自保。但歷來史家均視孟達為叛國奸徒，一方面是陳壽《三國志》載錄孟達離間劉封與 89_{《三國志‧蜀書‧劉封傳》。同前注，頁 991。} 90_{見田餘慶：}_{〈蜀史四題之二——劉封與孟達〉} ，收錄於氏著：《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219。 91 《三國志‧蜀書‧劉封傳》。見《三國志》，頁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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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三期（秋季號）劉備感情的招降書92，另一方面則是諸葛亮在孟達叛逃後還善待其族，並仍冀其回心助蜀93，故前有何焯稱之：「（劉）封雖有罪，然為孟達所誘，終無二心。」94後則有費詩對孔明之疾諫：「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95足見此事諸家皆由蜀國遭叛的角度立論，而將孟達塑造成忘恩負義的賣國賊。然當蜀國上下對孟達交責激切之際，卻正是魚豢大發仇蜀危言的絕佳時機，於是先錄孟達〈辭先主表〉：「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96以申其委屈，但此文是否為孟達親作雖可存疑，然魚豢載錄之心迹已不證自明，文中孟達屢屢提及忠而遭譖之申生、伍員、樂毅、蒙恬等故事，表面像是懇求劉備成全其歸隱之志，實則透露蜀廷乃浮雲蔽日、君庸臣奸的龍蛇混雜之處，故魚豢實借孟達之口來傳達其對蜀國的構陷之詞。相較於蜀國對其猜忌與打壓，魚豢便藉由曹丕之詔令以顯曹魏廣納人才、用人不疑之泱泱大度：「日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即來。……斯豈驅略迫脅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歡心內發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將萬里無外，權、備將與誰守死乎？」 97_{即使魏國仍有人對其心存顧忌，但曹丕依然待孟達推心置腹：「時眾} 臣或以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聞之曰：『吾保其無他，亦譬 92 《三國志‧蜀書‧劉封傳》載其〈書〉曰：「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血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為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同前注，頁992。 93 《三國志‧蜀書‧費詩傳》：「亮欲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同前注，頁1016。 94_{見盧弼（1876-1967），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點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9 年），頁 2621。 95 《三國志‧蜀書‧費詩傳》。見《三國志》，頁 1016。 96 《三國志‧蜀書‧劉封傳注》引《魏略》。見《三國志》，頁 993。 97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注》引《魏略》。同前注，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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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以蒿箭射蒿中耳。』」98直到曹丕崩卒，孟達的地位才岌岌可危，在政爭與貳臣的雙重壓力造成孟達首鼠兩端的心態：達既為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崩，時桓、尚皆卒，達自以羈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遣參軍梁幾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99 在頓失文帝護翼下，孟達不僅成為魏臣箭靶，也讓孔明有機可乘而誘其歸蜀，《晉書》即載：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司馬懿，晉宣帝）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為患。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100 且其又遭到過去有城下之恨的申儀圍堵：「太和中，儀與孟達不和，數上言達有貳心於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到。」101使得孟達進退失據，可知其依違魏、蜀二國、反覆無常，不僅最終身首異處102，也盡 98 《三國志‧魏書‧明帝紀注》引《魏略》。同前注，頁 93。 99 同前注。 100 《晉書‧宣帝紀》。見《晉書》，頁 5。 101 《三國志‧蜀書‧劉封傳注》引《魏略》。見《三國志》，頁 994。 102 《三國志‧魏書‧明帝紀注》引《魏略》曰：「宣王誘（孟）達將李輔及達甥鄧賢，賢等開門納軍。達被圍旬有六日而敗，焚其首于洛陽四達之衢。」同前注，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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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三期（秋季號）現蜀軍將士風骨蕩然之態。相較於前文對郝昭忠勇奮戰的描述，則孟達的下場正好成為魚豢摧毀蜀國君賢臣忠、勇將義相之口碑的絕佳素材，並轉而成為宣揚魏國奉朔正統、禮義之邦的重要媒介。故從王朗與許靖（？-222）魚雁之筆，更可感受魏國士民對於蜀國及諸葛亮的厭惡：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103 許靖本是北地名門，乃許劭（150-195）從兄，漢末動亂逼其舉家南遷，而王朗顯然認為天下大勢已定，魏國國勢逐漸興旺，才勸其重回故里。但其信中不但視孔明等同於羌夷異種之徒，更問許靖何苦永絕華夏，遲疑於不毛荒裔之境？魚豢詳實載錄其書，則更加強調魏國無論在政治或文化上所具有的正統地位，可知在面對敵國態度上，魚豢俱以宗主上國之正統自居，作為其論敵我關係之心法。從而其將仇國的言論聚焦於蜀漢與孔明，此舉也顯示出值魚豢之世，魏、蜀兩國關係劍拔弩張，但卻也無意間透露了諸葛亮一人對於魏國所造成的強烈威脅感，也反證孔明在當時的影響力。

四、結論

從本文的考察可知，在裴松之《三國志注》中所徵引的魚豢《魏略》，實含有以下幾點意義：其一是可藉以補闕在陳壽《三國志》中過於簡略的曹魏史料，從《裴注》在徵引次數上超過名門世族的王沈《魏書》，可知既非望門且又私撰的魚豢《魏略》所具備的史料價值。 103 《三國志‧蜀書‧許靖傳注》引《魏略》。同前注，頁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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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其次則是藉以突顯魏、蜀劍拔弩張的外交關係，並從中看出魚豢仇蜀親魏的強烈立場。畢竟魚豢本為魏國史官，故其在處於三國鼎峙、烽火連天的緊張局面，記史必然偏袒本國，而這也是在閱讀三國史料時不可忽略的要素。而從魚豢摧毀劉備對孔明「三顧茅廬」之神話、捏造魏延子午奇謀、描述孟達反覆無常，以與魏將郝昭死戰衛國之忠勇對比，不僅對孔明採取功利干謁、作戰無謀、識人不明等全面性的詆毀與醜化，也完全展現其仇蜀的政治立場，而從中也可觀察出值魚豢之時，孔明對魏國所造成的強大威脅。是故，經由本文的研究可知，三國時代群雄割據、諸雄鼎峙的混亂局面，也造成各國史官在解讀歷史的態度產生差異：「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104裴松之所言不但指出三國史觀各自本國專美之辭的誇大不實，也暗示著這些史料對於敵營不假辭色之仇國危言，足見解讀三國文獻必須考慮：「當時一些史家，如《魏書》作者王沈、《魏略》作者魚豢、《吳書》作者韋昭等，由於堅持從維護一己的割據集團的利益出發，……因而不可避免出現存己廢彼，導致三國史記載的偏缺不全。」105爭奪歷史詮釋權的實況，否則將易陷於真偽莫明導致弄假成真之困境。

徵引文獻

(一)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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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三期（秋季號） *﹝晉﹞ 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盧弼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點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東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整理：《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93。 ﹝南朝梁﹞劉勰撰，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98。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清﹞胡克家考異：《文選》，李培南等點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唐﹞李白撰，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臺北：里仁書局， 1981。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唐﹞歐陽詢編，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唐﹞魏徵等撰：《隋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唐﹞ 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宋﹞宋祁、歐陽修撰：《新唐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明﹞ 張居正、﹝明﹞呂調陽編，涂道坤譯：《帝鑑圖說——領導者必備的八十一種品格》，臺北：正展出版社，2002。 * ﹝明﹞ 羅貫中著，﹝清﹞毛宗崗批評：《三國演義》，孟昭連等校點本，長沙：岳麓書社，2006。 ﹝明﹞ 羅貫中著，盛巺昌補證：《三國演義補證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清﹞ 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收入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8。 ﹝清﹞張鵬一：〈魏略輯本序〉，收錄於楊家駱編：《三國志附編》，臺北：鼎文書局，1979。

(二)近人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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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