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秉持誠與恆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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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ief Introduction of Professor Chen-Ku

Wang’s Writings and

Scholarly Thoughts on Librarianship

顧力仁

國家圖書館編審

Li-Jen Ku

Specialist, Department of Special Collectio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E-Mail:klj@msg.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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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fessor Chen-Ku Wang devoted to the

librarianship on Taiwan more than fifty years.

He is the most effective scholar to the

librarianship in Taiwan. This paper generalized

Professor Wang Chen-ku’s writings on librarianship

into five parts such as the essence of library

sci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ies and the

national policy, the relationship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library management, inter-

library cooperation. There ar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or Wang’s scholarly thoughts on

librarianship. Firstly, Libraries have to insist

on its fundamental values to provide servic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Secondly, Libraries

have to emphasize on both the collections of

the library and the needs of patrons. Thirdly,

Patr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in library

servic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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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3 年鄭麗敏分析國內從 1974 到 1993 年這二十年來有關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研究的特質及其學術性。她所得到的結果產生出「近二十年來臺灣地區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期刊論文引用參考文獻」的排行榜，其中顯示「被引用次數量最多的國內著者是王振鵠」，而「被引用次數最多的中文個人著作分別是『圖書館經營法（藍乾章撰）』及『圖書館學論叢（王振鵠撰）』」。[1] 先生在學術研究的成就斐然，著作等身。美國華人圖書館員協會於民國 76 年頒發他「傑出服務獎」，在講詞中將學術研究與教育、行政、組織領導並列為先生的四大成就，在「學術研究」部分說：「先生亟力提昇圖書館學學術研究，他曾任『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刊物主編，也是『圖書館學』一書主編。他的著作包括『圖書館學論叢』、『圖書館選擇法』等書，以及有關圖書館學及資訊科學為主題的各類論述作品百餘篇。」[2] 從民國 44 年到 91 年，先生的著作共有專著 37 種，單篇文章 358 篇，另曾指導 34 篇學位論文，此期間，先生曾任教多校，並於民國 66 年至 78 年擔任中央圖書館館長，又持續出任圖書館學會多項委員會召集人，在教育、行政及組織領導上扮演多重角色，然而還能在公餘研究不輟，質精量豐，論著的內容遍及圖書館學的理論與技術、圖書館事業發展的歷程以及各國圖書館事業經營的方法…，涵蓋面極為廣泛，這種旺盛的研究動機當源自於先生對圖書館事業的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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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學者倪波曾撰文介紹先生的學術思想及發展軌跡，並從發表的學術論文及其學術活動將先生的學術研究工作歸納為三個階段，分別是學術奠基時期、學術發展時期以及學術集粹時期。[3] 從民國 44 年到 67 年，前後 23 年的時間是先生的學術奠基時期。民國 48 年先生從美國范德比大學畢保德教育學院獲圖書館碩士，回國後歷任國立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講師、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同時兼任該校圖書館館長，並參與圖書館學會會務。先生這段時間研究的代表作品包括「圖書館與圖書館學」（收於「圖書館學」一書）以及 10 餘篇國科會研究論文，前者探討圖書館與圖書館的概念與演進，包括意義、體系、功能與任務，後者包含一系列主題實務性的前後貫串的研究論文。此外，61 年發表「論全面發展圖書館事業之途徑」（教育資料科學月刊）一文，是先生首次對圖書館整體發展的建言。倪波評述這一階段的研究，「一方面從事對圖書館學的深入剖析，…另一方面認真研究美國圖書館學與圖書館事業的現狀與發展趨勢，…在這 20 多年期間他所發表的論著，基本上都是以此逐步開展的，就其研究的連續性與系統性考察，為他以後的學術研究和從事圖書館領導工作打下了堅實的基礎。」[4] 從民國 67 年到 78 年是先生學術研究全面發展時期，這 12 年間他出任中央圖書館館長，並持續榮膺中國圖書館學會常務理事，此外並受聘參與文化建設委員會及中華文化復興推行委員會的業務推動，這段時間先生全心投入在圖書館行政工作，民國 67 年開始擘劃中央圖書館新館遷建工程，民國 70 年創設「漢學研究中心」，但仍有大量的撰述，代表作如：「當前文化建設中圖書館的規劃與設置之研究」（國家建設委員會）、「建立全國圖書館管理制度之研究」（召集人，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此外，這段期間先生應各方邀請為他人著作撰寫序文，多達 70 餘篇，先生以其豐厚的專業素養和精湛洗鍊的文筆，所撰序文不僅可供導讀原著，鳥瞰全書，而且引伸發揮，議論縱橫，莫不切中肯綮，對圖書館事業的各領域尤富參考價值。民國 73 年出版「圖書館學論叢」，該書精選 14 篇前此的研究成果，分類彙編成書，除了討論圖書館學的理論與實際外，並從現況介紹中瞭解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的軌跡，以及其他國家圖書館事業的經營方法。民國 78 年先生從公職退休，是他在學術研究的集粹時期，由於在圖書館界聲望卓著，退休後並未少歇，除了回師範大學任教，旋由教育部圖書館事業委員會延聘出任委員，同時各校圖書館科系爭相聘教，民國 84 年榮膺中國圖書館學會理事長，此期間，先生的著述比前期更為豐碩，陸續發表若干專著及學術論文，代表作包括：文化中心十年（文化建設委員會）、縣市文化中心績效之評估（召集人，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文獻處理標準化問題（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務通訊），我國圖書館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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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之探討（文化建設與社會教育），合作館藏發展制度的建立（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我國圖書館學教育的回顧與前瞻（大學人文教育的回顧與展望— 大學人文教育教學研討會論文集），台灣地區的圖書館學研究（圖書館與資訊研究論集：慶祝胡述兆教授七秩榮慶論文集），二十世紀台灣圖書館事業之回顧與展望（中華民國八十九年圖書館年鑑），圖書館法與圖書館事業之發展（中華民國九十年圖書館年鑑），交流合作，共謀發展（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為發展中華圖書館事業而努力（交流），海峽兩岸圖書館界交流之回顧與展望（華文書目資料庫合作發展研討會論文集）…。倪波評先生這段時間的撰述有兩個特色，「一是著重於就台灣地區圖書館事業的回顧與展望總結式的論述，一是發表對海峽兩岸學術交流的願望與主張。」[5] 以上這三個階段各有其特色，倪波歸納說：「學術奠基時期是致力於研究與介紹國外圖書館學與圖書館事業發展，以期進行比較研究，試圖尋找出圖書館事業的途徑來。學術發展時期是從實際情況出發，緊密結合圖書館工作實際，以圖書館的功能、現代化與科學管理為主旋律，以大視角多渠道來探索圖書館學各個領域。學術集粹時期是重在總結多年研究心得與所奉獻的圖書館事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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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 50 年來的研究成果，有幾個重點，分別是圖書館學、文化建設、自動化、行政管理、圖書館合作（含兩岸交流）等，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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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對圖書館與圖書館學的意義、體系、功能與任務有深入的體察，早年他曾為「圖書館」作了一個簡潔扼要的定義：「圖書館就是將人類思想言行的各項紀錄，加以蒐集、組織、保存，以便於利用的機構。」[7] 晚近他又為現代圖書館作了一個新的詮釋：「現代的圖書館是一采集與擷取紀錄在各種媒體上的資訊知識，經過組織、整合與傳播，提供自由利用和不限時地的資訊檢索服務，以引導與便利人們學習研究、交流經驗，進而激發創造人們新知文化，調適民眾生活的機構。」[8] 前後相較，雖然圖書館的概念及其內涵隨著時代的變遷不斷改變，但是先生認為圖書館的社會價值不會改變，這些不變的基本價值包括「保存文化紀錄、維護求知權利、傳播資訊知識、調適精神生活」。[9] 至於「圖書館學」的意義及功能，先生認為：「圖書館學是一種知識與技能，據以研究圖書館經營的理論與實際，以及有關圖書資料之選擇、蒐集、組織與運用的方法。圖書館學的效用，對國家社會而言，它是統御國家文化資源，推展社會教育的一種手段；對圖書管理機構而言，它是一項資料處理的應用技術；對個人而言，它是一項治學的門徑與研究的方法。」[10] 他又推究圖書館學的起源、體系以及中外圖書館學簡史，歸納出圖書館學的研究範圍包括以下五個方向，分別是：「歷史與功能的研究，圖書資料的研究，技術方法的研究，讀者服務的研究，圖書館行政與組織的研究。」[11] 這個範圍不但和圖書館的經營息息相關，也成為長久以來圖書館學研究和學校開授課程的標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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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68 年政府推動文化建設工作，透過中央圖書館的遷建以及各縣市文化中心的興建，提升民眾的精神生活，並且讓圖書館具體落實在生活中，發揮它傳布國家文化資源、推展社會教育的功能。民國 70 年，先生研提「當前文化建設中圖書館的規劃與設置之研究」，就各文化中心之計畫，國內外圖書館之現況以及我國圖書館事業之規劃與發展作了詳盡的分析說明，他特別強調圖書館與國家建設的關係：「一國圖書館的存在乃基於國家建設的需要，民族文化的延續，社會求知的權利以及民眾生活的調適四大要求。就國家建設而言，無論是政治、國防、經濟、教育、文化，以及科技等決策之制訂，技術方法之研究，無不有賴於資訊的供應，作為瞭解事實、掌握現況、查證參考，以及分析研判的依據。」[12] 民國 68 年以後的十餘年間，是中央及地方設置文化中心軟硬體建設的重要階段，在先生所撰「文化建設十年」一書中屢述甚詳[13]，文化建設中圖書館的興建不僅在事前有詳盡的規撫擘劃，在實施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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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相關標準的制訂以及績效的評鑑。民國 81 年先生擔任召集人，完成「縣市文化中心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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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生的研究中，資訊建設與圖書館的關係，不侷限於圖書館自動化作業及網路系統建設，還包括圖書館資訊服務政策的擬訂。民國 69 年，中國圖書館學會和中央圖書館籌設「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規劃委員會」，啟動了台灣地區圖書館的自動化，此後，無論在技術規範的擬訂、全國性資訊系統的建立、國家圖書館資訊網路系統的啟用、自動化作業的整合與推展，乃至於國家重要文獻典藏數位化計畫的推動，先生以不同的角色都參與其間。「資訊（Information）」早年有不同的譯法，稱「情報」「消息」、「信息」…都有之，譯為「資訊」二字，首見於先生，他在師範大學社教系主任任內，創編「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自此，眾人皆習稱「資訊」及「資訊科學」。民國 65 年，先生發表「三十年後的圖書館」一文，預測圖書館在資料處理方面的趨勢，「圖書館業務的自動化（Automation）」以及「圖書館網狀組織（Library network）的普遍化」是其中兩項重大的改變與發展。[14] 晚近他回顧這一段圖書館自動化與網路建設的歷程，指出其深遠的影響：「在台灣圖書館事業發展中，最令人矚目的另一成就就是圖書館自動化作業和網路系統建設，這也是近二十年來圖書館界隨中文電腦的發展和資訊網路的建設而合作研發的成果。其影響不僅是將圖書資料的處理技術，自傳統的手工作業導向機械化處理，更重要的一點是透過資訊技術的開發與應用，促進文獻資料的整合交流，使資源共享的目標早日達成。」[15] 有了圖書館自動化與網路建設作為基礎，方可進而針對國家的需要，規劃全國資訊服務政策，以謀資訊共享。先生曾發表專文，探討我國資訊服務政策的研訂，在原則方面他強調要注意到以下各方面：「1.配合全國資訊體系，…謀求整體發展，達到資訊共享的終極目的；2.配合國家建設計畫，適應國情需要，並在現有基礎上發展；3.確認圖書館、資料中心、文獻管理單位、檔案館及傳播機構等在資訊選擇、蒐集、儲存、分析、檢索與流通傳布工作上所扮演的角色與互動關係；4.不僅要著眼於全國資訊之共享，同時也要兼顧跨國資訊之傳輸與交流；5.不僅要注意資訊系統的建立與技術合作，更應重視資訊資源（Information resources）的充實與適當的整理，以切合機關團體與社會大眾各方面的需要；6.資訊人才的專業教育，與民眾利用資訊技術的輔導教育對於資訊服務的提升與推廣有密切關係，應予加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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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書館的行政管理方面，先生既要求制度的建立，也重視服務的品質，並且講求管理的方法，他認為：「圖書館事業的經營觀念要配合時代要求有所改變，且能適應未來的需要。…將來的圖書館技術工作固然重要，而讀者服務變化更大。所以我們在經營觀念上應加檢討，如何更適合讀者的需要，而不是一味地只注意到管理上的要求。…在整個圖書館管理制度上，也會有很大的改變。尤其在今天，科學管理與企業化經營的方法，以及成本效益、目標認定評估等觀念，都是圖書館未來發展上值得注意的問題。…」[17] 在「制度的建立」方面，先生早在 30 年前就洞燭先機，提出全面發展台灣地區圖書館事業的若干途徑，包括：「1.設置專門機構管理全國圖書館事業；2.制訂圖書館事業法案；3.組織全省公共圖書館網，謀圖書館事業之整體發展；4.加強學術圖書館之合作，用以配合學術研究；5.合作經營中、小學圖書館，配合國民教育之延長與發展。」[18] 其後，在他主持的「建立圖書館管理制度之研究」中，他更進一步的闡述，以期在台灣地區建立起一個「新圖書館制度」的規劃模式：「1.訂定圖書館法與標準，為今後發展圖書館事業之依據。2.專設圖書館事業規劃機構，以統一事權，研究各類型圖書館之合作發展事宜；3.規劃全國圖書館資訊網，以國家圖書館為全國自動化發展中心，全面規劃各地各類圖書館館際合作網…」[19] 在「服務品質的強調」方面，先生早年發表過許多圖書館經營實務的專著，包括：學校圖書館、小學圖書館、怎樣管理圖書、圖書選擇法…等，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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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列實務性研究論文，包括：西洋圖書分類之沿革、西洋圖書分類之理論與實際、各國圖書館員教育之比較研究、美國圖書館合作制度之研究、圖書選擇與採訪之研究、標題目錄之研究、美國圖書館標準之研究、各國圖書館標準之比較研究、美國圖書館員養成制度之研究、美國公共圖書館制度之研究、美國書目管制工作之研究…等，足見他在不斷地尋求最適合讀者需要的經營管理方式。大陸學者倪波認為先生最擅長「圖書館管理」，這些都是他累積了多年來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精心的研究成果，也提供後進許多借鑒，包括：「1. 從圖書館計畫、組織、領導、決策、控制與協調入手，進行科學管理；2. 提高圖書館領導藝術，特別是要提高做人的領導藝術；3. 推行圖書館業務管理，包括人員管理、館藏資源管理、建築與設備管理、圖書館業務技術管理等；4. 開展圖書館質量管理與評估；5. 加強圖書館事業的宏觀管理，包括圖書館事業的管理體制、圖書館組織與管理機構、圖書資訊網路建設、圖書館教育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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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圖書館由於人力、物力，以致於無法拓展服務範圍及服務對象，面對此一困境，先生認為「合作」是唯一的解決方式。他曾就美國圖書館的合作制度發表過研究。民國 80 年，又針對國內的環境提出「建立全國圖書館合作服務制度促進資源共享政策」的專題研究，研究的目標包括： 1、依據我國在文化建設、學術研究、教育發展及民眾資訊等方面的需求，探討我國圖書館收藏發展之得失、服務之成效，作為規劃合作服務之參考。 2、研究國外圖書資訊界在資源共享方面所進行的計畫與工作，並檢討其成果，俾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效。 3、調查分析我國現行合作服務制度之成效，在合作採訪、編目、典藏、流通及資訊交流等方面提出可行的建議。[21] 合作不僅是圖書館與圖書館之間的觸媒，更是地區與地區間資源共享的契機。從公職退休後，先生以餘力來推動過去素所關心但受限職務不便表達的兩岸圖書館事業的合作發展。民國 81 年，先生撰寫一篇題為「為發展中華圖書館事業而努力」的文章，說道：「…雙方應加強觀念上的溝通和館際間的交流，秉持繁榮中華圖書館事業，恢弘中華文化，以及謀求資源共享的理念，盡一份圖書館工作者的責任。…由於雙方圖書館界都以傳承民族文化、傳佈資訊為職志，有其共同的事業觀和共通的語言，所以對於在目前大環境下可能的發展，也都有相互的瞭解和期望。雙方一致希望以『求同存異』的觀點，積極的態度與韌性的精神，從學術研究、訪問觀摩、資訊交換互補、編譯專業詞彙及合作出版著手合作。」[22] 先生以多年經營臺灣圖書館的績效說明兩岸圖書館事業「是合作而不是對抗」，因為這份共同的事業把雙方連在一起，所以他所秉持的信念不過是「繁榮中華圖書館事業、恢宏中華文化，以及謀求資源共享的理念，盡一份圖書館工作者的責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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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少有的敬業精神，非凡的領導才能以及獨特的人格魅力」為大陸地區同道所欽仰。[24] 其中金恩輝稱先生是「台灣地區圖書館事業的開創者」，並指出他在圖書館學研究有獨到的特點，歸結而言包括：1.範圍廣泛，無所不及；2.取法西洋，也重自身研究；3.結合行政經驗與學理研究，不流於空泛；4.前後貫串，有其系統。[25] 倪波更進一步的指出先生在學術上的研究來源於實踐，不脫離實踐，並且服務於實踐，「是一條寓工作、研究、教育於一體的『三結合』之路」。[26] 崔鈺則認為先生的圖書館學思想有縱與橫兩條軌跡，在縱的方向，有深厚的國學和人文科學的基礎；在橫的方向，受到西方美式圖書館學的發展以及資訊科學對圖書館處理技術的影響。他並且強調先生的學術思想有下列三項特點，分別是：理念與實際融合，充分比較後闡發己見以及注重在地地區的具體情況。[27] 總而言之，先生的研究成果及其呈現出來的想法，既吸收西方之長，也體察本土所需，並且掌握了文化的脈絡。以下從幾個角度來瞭解先生對圖書館研究的獨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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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度圖書館學家阮加納桑(Shiyali Ranganathan, 1892-1972)在他著名的「圖書館學五律」中提到「圖書館是一成長的有機體」(A library is a growing organization)，所以圖書館隨著不同的時代在不斷的成長發展。即以台灣目前的圖書館事業而言，由於全球圖書館事業受到資訊和通訊技術的衝擊，在功能與服務上都有鉅大的改變，所以無論是從國家建設到民間社會發展，都對圖書館資訊流通產生迫切的需求。[28]針對鉅變環境的衝擊，圖書館若要在資訊時代中永續發展，必須要掌握其存在的若干基本價值，這些基本價值，先生稱之為「圖書館事業未來發展上所應秉持的信念」，包括：１、圖書館的存在，不會因電子圖書館或資訊系統的建設發展而減弱消失，反而運用資訊科技更能發揮其對資訊的選擇、組織、儲存及傳播的功能。２、未來圖書館的經營和服務觀念必須加以調整，一般圖書館要改變以「蒐藏」為最終目的之傳統觀念與作法，而謀求資訊多方取得之可能。３、現代圖書館的功能之一為傳播資訊與知識。…寄望圖書館不僅是「資訊」的傳播系統，進而是「知識」的傳播系統。…圖書館在各種主題文獻的徵集及組織等過程中，將龐雜氾濫的資訊去蕪存精，並作進一步的篩選、加值，並予以組織統合，提供讀者具有利用價值的知識內涵，真正達到傳播知識的目的。[29] 至於圖書館員當如何在外在的衝擊下自處，他除了引述美國圖書館學者史爾東(Brooke E. Shelton)的話：「由於在當前錯綜複雜的資訊時代中，圖書館專業人員有能力承擔重要的與艱難的任務，亦為傳統的圖書館員注入新的活力。」並表達了他個人的期許：「現代的圖書館員不再是一個保守、古板、坐在書堆中的資料管理員，應是具有新技術、新觀念、精力充沛、鬥志昂揚的資訊服務尖兵。」[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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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早將圖書館與圖書館學並列，完成其力作「圖書館與圖書館學」，在「圖書館學」一書的前言中，先生將這兩者間體用互為表裡的關係說的更為明白而透徹（見前文），至於圖書館學研究的方向，他指出有以下兩端：「其一是從圖書館的經營管理作為出發點，研究其發展與運作的有關理論和技術方法，探討其組成要素，活動的規律，以及圖書館事業與社會的關係。另一方向是從圖書館所收藏和利用的圖書資料作為出發點，研究人類思想言行的記錄之產生、鑒別、蒐集、組織、交流及利用等問題，其中也涉及到管理機構的組織與管理。」[31] 薛拉（Jesse H. Shera）認為「知書與知人--關於資料及其來源的知識，和對顧客及其需要的深入瞭解 --是支持圖書館服務的一對礎石。」[32]先生所論圖書館研究的兩個方向與此不謀而合。圖書館的研究雖然涉及多端，但是先生認為未來有三個值得研究的角度，分別是：１、理論的研究：建立圖書資訊事業的價值觀，探討圖書館學的理論基礎，研究在不同社會環境影響下圖書館事業發展的規律，資訊社會對未來圖書館之衝擊等等。２、技術層面的研究：建立以我國文化為本的技術規範和文獻處理方法，自國家文化傳承及讀者資訊需求觀點分析圖書館之館藏與服務，圖書館資訊服務之技術與倫理等等。３、資源的研究：在合作發展前提下建立統合與互通的作法，由一研究機構主導下加以調查協調，並能提供進一步個別的研究服務，當有助於研究文獻資源之利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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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科技進步以及分工日趨細膩，使得圖書館的經營越來越進步，也令人不免憂心圖書館過於講求管理方法而忽略了讀者真正的需要，薛拉（ Jesse H.Shera）就擔心這樣下去會不會偏離圖書館應走的方向，他說：「圖書館學在其技術和服務方面也漸漸接近社會和自然科學。不過我們還是要記得圖書館的人文根源，否則，過份偏重科學技術和行為主義的社會活動，可能會使我們忘卻個人和他的需求，以及其中所蘊含的人文價值。」他並強調：「圖書館是書，也是人，如此說來，他是一種人文事業。」[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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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學人從政的典範，圖書館先進嚴文郁教授形容先生「器宇軒昂，儀表動人，且溫文爾雅，謙沖為懷，更令人易與接近。……每於開會及座談之際，見其處事冷靜而堅定，發言審慎而坦率，分析問題，簡明切要，實其學養深邃所致，由是景仰之忱，與時俱增。」[35]由於先生有深厚的人文素養，在治理圖書館時，「讀者」是他最為重視的，以民國 75 年落成啟用的中央圖書館新館建築來說，就把讀者放在設計理念的首位，當年還沒有因應肢障讀者需求的所謂「無障礙空間」，但是新館在大門進門的階梯及各樓層的電梯、廁所、閱覽桌椅，都有特別的設計，提供一個人性化的空間，具體落實「讀者服務」。一篇題為「從監視到邀請—中央圖書館新館巡禮」的文章這樣描述：「把出納台由門口移到後面，充分表現了他的『邀請』誠意，…走進館區，凡有地毯部分都是讀者區，而無地毯部分才是行政區。加上行政區盡量設在地下樓，整個設計理念，都以民眾服務為主，而非以管理為主的安排。…」[36] 在先生的心目中，國家圖書館所要服務的對象，不單是任何一位來館的讀者，更包含全體國民；也不單是臺灣本土，更包含所有華語文遍佈的地區，他曾說：「作為一個國家圖書館，第一個職責便是要保存我們的民族文化，…就文化傳承的責任來說，要保存我們的民族文化遺產，並且以此為基礎繼續發展，充分闡揚其價值，以創造新的文化。…在圖書館的經營上，必須把胸襟放開，眼界放遠，不單是要汲汲於內部技術作業的改善，還要進一步體認到我們所負擔的文化使命，認清我們在國家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且秉持這些信念不斷努力，以求對國家民族有所貢獻。」[37] 先生學養兼具，致力圖書館事業 50 多年，以上所列三點不過以管窺豹，難盡其詳。民國 78 年 7 月先生離開公職前，他親筆寫下一段箴言給中央圖書館同仁：「國家圖書館為一國文化水準之表徵，其主要任務在發揚舊學、涵養新知。一方面保存舊文化，一方面開拓新境界，具有繫文化命脈，觀時代興衰之功能。今後在館藏發展上，應立足本土、放眼世界。不僅要質精量豐，更應謀服務之便利，工作同仁要以『熱誠』作為重要的守則，並以宗教家的愛心和耐性為大眾服務。尤以處於資訊時代，應設法將本身擁有的『能量』化為『電力』，向外輸出，以滿足資訊社會更高的需求。國家圖書館不祇供應資料，更要產生導向，在國家社會發展中扮演一個更為積極的、主動的角色。此外，國家圖書館應以橋樑自居，在圖書館之間策導溝通，謀求圖書館事業之合作發展。」[38] 這幾句話鎔鑄了先生數十年來研治圖書館的心得，其中所含精義，不單單是針對國家圖書館而言，也可推而廣之，作為每一個圖書館以及每一個圖書館員自我提升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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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投身圖書館工作逾半世紀，五十年來伴隨著臺灣圖書館事業的成長，與臺灣文化教育的發展密不可分，他在學術研究上的心得與其獨到的經營理念，不但見證了圖書館的發展，也影響到圖書館的經營，並且指導圖書館事業的方向，堪稱為半世紀來影響臺灣圖書館事業最深遠的學者。盧荷生教授認為先生：「…是臺灣圖書館事業發展的動力泉源，…是圖書館員中對國家貢獻最多的人，…也是一位有歷史文化責任感的圖書館員，…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在圖書館學的天地裡，學養上兼備學術修養與實務經驗，觀念上兼顧教育事業與文化傳承，實務上兼及科學管理與人性領導，作為上兼能宏觀思考與細部運作。」[39] 先生論圖書館及圖書館學的內涵發展，與時精進；透過圖書館在中央及地方的興革，實現國家文化建設，以達成圖書館推動文化的使命；又致力於圖書館自動化，拓展圖書館服務民眾的途徑，並且促進文獻資源的整合交流；而在圖書館的管理上，既要求制度的建立，也重視服務的品質，並且講求管理的方法；對先生而言，圖書館不僅是資源共享的利器，也是地區與地區間、甚至文化與文化間互相瞭解與競合的媒介；圖書館在先生的心目中，不單是一份工作，而是一個事業，是一個體現民族文化，拓展社會教育以及提昇個人器識與學養的重要途徑。先生深知深處資訊時代，圖書館不但要堅持其基本價值觀，同時也要在經營及觀念上隨著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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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需要隨時調整，才能永續經營；對於圖書資訊的本身以及使用者的需要要一體重視，不可偏廢；圖書館在服務上，當以讀者為經營之首要，要以熱誠、愛心以及耐心善盡圖書館服務人群的角色。清代學者章學誠曾說：「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先生的著述不但掌握了文化的脈絡，並且充分體察本土的需要，沒有一句空泛的言論，他的著作提升了對圖書館學研究的思維理念，而被認為是對臺灣地區圖書館最具影響力的學者。先生嘗言：「服務人群的要訣，一是誠，誠乃不自欺，不欺人，誠心誠意的實事求是；一是恆，恆乃信心耐心，擇善固執，堅持到底，持之以恆的人終將有成。」[40] 50 年來，先生在論著、治事乃至於應世，永遠秉持著「誠」與「恆」的信念，為圖書館的專業倫理樹立了完美的典範。

ܢො!

[1] 鄭麗敏，近二十年來臺灣地區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期刊論文引用參考文獻特性分析，淡江大學教育資料科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民 82 年。 [2] 美國華人圖書館員協會講詞，國立中央圖書館編，王振鵠先生：國立中央圖書館館長，中華民國六十六年四月至七十八年七月（台北市：國立中央圖書館，民 78 年），頁 5。 [3] 倪波，「振鵠論」，თਚᆴு൒ 1994 年 4 期（民 83 年 12 月），頁 35-36。 [4] 倪波，「振鵠論」，თਚᆴு൒ 1994 年 4 期（民 83 年 12 月），頁 35-36。 [5] 同註 3。 [6] 倪波，「振鵠論」，圖書與情報 1994 年 4 期（民 83 年 12 月），頁 35-36。 [7] 王振鵠，「圖書館與圖書館學」，圖書館學論叢，（台北市：臺灣學生書局，民 73 年），頁 5。 [8] 王振鵠，「現代圖書館的概念與認知」，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會訊 19 期（民 91 年 12 月），頁 3。 [9] 同註 7。 [10] 中國圖書館學會出版委員會編，圖書館學，（台北市：臺灣學生書局，民 79 年），頁 1 前言。 [11] 王振鵠，「圖書館與圖書館學」，圖書館學論叢，（台北市：臺灣學生書局，民 73 年），頁 31。 [12] 王振鵠，「當前文化建設中圖書館的規劃與設置之研究」，圖書館學論叢，（台北市：臺灣學生書局，民 73 年），頁 88。 [13] 王振鵠，文化中心十年，（台北市：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民 80 年）。 [14] 王振鵠，「三十年後的圖書館」，圖書館學論叢，（台北市：臺灣學生書局，民 73 年），頁 58-59。 [15] 王振鵠，「二十世紀台灣圖書館事業之回顧與展望」，中華民國八十九年圖書館年鑑，（台北市：國家圖書館，民 90 年），頁 19。 [16] 王振鵠，「我國資訊服務政策初探」，國立中央圖書館館刊新 21 卷 2 期（民 77 年 12 月），頁 109-111。 [17]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ӂ୭თਚᓒཬ᝺᝺١ ᒳ（台北市：國立中央圖書館，民 78 年），頁 209。 [18] 王振鵠，「論全面發展圖書館事業之途徑」，教育資料科學月刊 4 卷 4 期（民 61 年 10 月），頁 2-3。 [19] 王振鵠（研究主持人），建立圖書館管理制度之研究，（台北市：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民 74 年），頁 1-2 提要。 [20] 倪波，「振鵠論」，თਚᆴு൒ 1994 年 4 期（民 83 年 12 月），頁 36-37。 [21] 王振鵠、沈寶環（計畫主持人），「建立全國圖書館合作服務制度促進資源共享政策」，教育部圖書館事業委員會專題研究報告，（台北市：教育部，民 80 年），頁 2-3。 [22] 王振鵠，「為發展中華圖書館事業而努力」，Ҫࢪ 9 期（民 82 年 5 月），頁 59。 [23] 同註 22，頁 58。 [24] 金恩輝、陳艷華，「記我國台灣圖書館事業的開創者—王振鵠先生」，圖書館學研究 1997 年 2 期（民 86 年 4 月），頁 80 摘要。 [25] 同註 24，頁 83。 [26] 倪波，「振鵠論」，თਚᆴு൒ 1994 年 4 期（民 83 年 12 月），頁 34。 [27] 崔鈺、康軍，「中國台灣圖書館學家王振鵠的學術思想與實踐」，თਚு൒ξՠ 1997 年 4 期（民 86 年 4 月），頁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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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中國圖館學會，თਚᓒ١཮ล৔ҙҚਚ，（台北市：中國圖書館學會，民 89 年），頁 1。 [29] 王振鵠，「二十世紀台灣圖書館事業之回顧與展望」，ϋ๬҅୭Δ˸Ύԁთਚᓒԁ᠖，（台北市：國家圖書館，民 90 年），頁 26。 [30] 同註 29，頁 22。 [31] 周寧森，თਚၕૹᏠᏢፓ，（台北市：三民書局，民 80 年），頁 vii 序。 [32] Jesse H. Shera 著；鄭肇陞譯。圖書館學概論。（新竹市：楓城出版社，民 75 年），頁 52。 [33] 王振鵠，「台灣地區的圖書館學研究」，胡述兆教授七秩榮慶論文集編輯小組編，თਚᓒᆴၕ ૹࣲذፓ໡Ǹቺ઒घैӀ௰௢ΌચᄨቺፓЌ໡。（台北市：漢美，民 85），頁 22。 [34] Jesse H. Shera 著；鄭肇陞譯。თਚᓒᏠཱུ ፓ。（新竹市：楓城出版社，民 75 年），頁 7-8 序言。 [35] 王振鵠，თਚᓒᏠፓᗾ，（台北市：臺灣學生書局，民 73 年），vii 嚴序。 [36] 羅肇錦，「從監視到邀請—中央圖書館新館巡禮」，ϋ୭਒൒ 75 年 9 月 28 日，8 版。 [37] 王振鵠講，「傳承民族使命，開創館務新局：王館長 77 年 2 月對全體同仁講話紀要」，୭ң ϋѥთਚᓒᓒૹ 10 卷 2 期，民 77 年 5 月，頁 22。 [38]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Ф৿ᚧӁґǸ୭ңϋ ѥთਚᓒᓒߍǲϋ๬҅୭Ϣ˸ϢԁѢВԽΌ˸Δԁ ΌВ（台北市：國立中央圖書館，民 78 年）。 [39] 盧荷生，「慶祝王振鵠教授七秩榮慶論文集壽序」，ྻдთਚᓒ١཮ፓ໡Ǹቺ઒Ф৿ᚧ௰௢Όચ ᄨቺፓЌ໡，（台北市：正中書局，民 83 年），頁 1-2。 [40] 雷叔雲，「謙抑應世，協和容眾：館長王振鵠教授」，୭ңϋѥთਚᓒᓒૹ 9 卷 1 期，民 75 年 5 月，頁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