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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國際政治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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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yea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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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國際政治研究之展望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 蔡翠紅

Cai, Cui-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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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Cai, Cui-Hong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s a subject in mainland China. The research scop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nifests its integ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s interdisciplinary essence as well as its representation of a particular time period. In the aspects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content,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is now moving from “news commentary” or “narratives” with one-fold historical methodology to “study” or “research” combining methodologies of humanity and science. It stresses the integration of current affairs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as well as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 value and academic value. Finally, the big power status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self both determine the futur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China, with its uniqu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extensive learning and selective borrowing from the wester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uld be achieved or created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Chinese practices, which reflect Chinese issues, Chinese values, Chinese sense and even Chinese discourse.

Keywords: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uture Development,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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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國際政治研究之展望

蔡翠紅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討作為一門學科的國際政治研究在中國大陸的發 展與展望。從研究範疇看,國際政治研究具有高度的統合性、跨學 科性與時代性。從研究方法和內容看,中國大陸的國際政治研究已 經基本擺脫「深刻的新聞評論」,並開始從單一的歷史邏輯方法走 向人文與科學的融合,從「敘述」走向「研究」,強調時事分析與 理論研究的結合,以及社會價值與學術價值的結合。最後,中國的 大國地位以及國際政治研究自身發展的需求都期待著中國國際政 治研究的「中國特色」,即形成獨具特色的理論體系與分析框架。 這是基於對西方國際政治理論的廣泛學習和有選擇的借鑒基礎 上,對中國問題、中國價值取向、中國情感甚或部分的「中國話語」 的再研究,是國際政治的發展與中國實踐的結合與創新。 關鍵詞:國際政治研究、展望、中國大陸、中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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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際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誕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 英國和美國,經過九十多年的論爭和建設,已經發展成為一門學派 林立、枝繁葉茂、比較成熟的社會科學。中國國際政治學學科的誕 生,一般認為可以1963年12月中共中央下發的關於加強外國問題研 究的指示為標誌。1正是依據這一文件的規定,中國各地不僅建立了 許多外國問題研究機構,更重要的是將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 復旦大學的政治系改名為國際政治系,第一次在中國高校設置國際 政治專業,開始正規地培養國際問題的專業人才。中國的國際政治 學研究從此開始從政治家領域走向學術界,正式被作為一門獨立的 學科進行建設。 經過這些年的發展,國際政治學在當今中國社會科學領域已經 成為一門顯學。本文試圖探討作為一門學科的國際政治學的若干問 題,尤其是中國大陸國際政治研究所面臨的幾點困惑與展望:國際 政治與國際關係的區別;國際政治研究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國際 政治學的研究方法;以及國際政治學的「中國特色」建設問題。

貳、學科的統合趨勢: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

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是兩個在內涵與外延上既有交叉又不完 全重合的概念或學科,所以在研究中有時交換使用,有時並列使 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理解上的含混和不一致。因此,在探討大陸 國際政治研究之前,我們首先要弄清楚國際政治的研究範疇,以及 國際政治研究與國際關係研究的區別。 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的內涵與外沿都存在著廣義與狹義的理 解,因此它們之間既有交叉又不完全重合。兩者的相同之點在於: 1. 梁守德,「中國國際政治學學科建設的回顧與思考」,河南社會科學(鄭州),第13 卷第1期(2005年1月),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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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都是關於主權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的研究,都 屬於新興具有強大生命力的邊緣學科和交叉學科。一般來說,廣義 的國際關係是指主權國家之間的一切互動關係,既包括政治、外 交、軍事方面的,也包括文化、科技、民間方面的,既包括政府之 間的,也包括非政府之間的。狹義的國際關係僅指主權國家、政府 間的官方關係。廣義的國際政治是指世界各國已經發生的或即將發 生的一切可以歸結為政治的事件和關係,泛指任何跨國問題,不再 單指國家間政治或政府間政治,而是一種新的世界政治,包括區域 或國別政治。而狹義的國際政治僅指主權國家之間當前的政治、外 交關係。由此可見,主權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是國際關係和國際政 治共同的範疇。2 但如果仔細辨認,兩者還是有不同之處。首先,兩個概念的歷 史淵源、內涵與外延不盡相同,國際關係的出現比國際政治要早, 國際關係一詞是由英國哲學家傑米‧邊沁(Jeremy Bentham)在 18世紀創造的。3而國際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出現,是在對人類造 成毀滅性破壞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政治」一詞包含三層涵義, 即管理科學和藝術、政治事務或生活、政治規則或實踐。4「關係」 意為交往、事務,5如人、團體、國家與其他者的利害關係、外交關 係等。 其次,兩者的行為主體不盡相同,國際政治則比國際關係要 寬。國際關係的行為主體也就是國際法的主體,包括基本主體國 2. 李興,「『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概念辨析」,現代國際關係(北京),2002年 第2期(2002年2月),頁59。

3. Gunhild Hoogens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urity and Jeremy Bentham(Oxford, U.K.: Routledge, 2005), p. 1.

4. F. G. Fowler, H. W. Fowler and R. E. Allen eds., The Pocket Oxford Dictionar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5. Philip Babcock Gove and Merriam-Webster Inc.,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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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派生性主體國際組織、過渡性主體民族解放組織等。個人、法 人不能成為國際關係主體。6而國際政治的行為主體則廣泛得多,除 了上述各主體外,跨國公司、非政府間國際組織、網路虛擬組織、 利益集團等跨國家行為體、非國家行為體、次國家行為體都已成為 能夠左右國際政治舞臺的重要角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國際政治 一定條件下又可與國際事務、世界政治、對外事務、國際研究和全 球政治等暫換使用。 再者,兩者所歸屬的學科也不盡相同,國際政治屬於政治學的 一個分支,而國際關係比較接近於國際法學。廣義的國際關係包含 了國家間政治、經濟、外交、文化、軍事諸關係,因而包含了狹義 的國際政治。而廣義的國際政治是指行為主體之間圍繞權力、權 利、利益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機整體的總稱,紛繁複雜而又變幻無 窮,它顯然又包含了狹義的國際關係。因而,廣義的國際政治與廣 義的國際關係內涵相差不大,所以有時交換使用、通用、混用。7 最後,在現實研究中,一般國際政治的內容偏重於時事、現狀, 而國際關係既包括現狀,也包括歷史。國際關係往往以民族國家為 單位,以國家利益為核心,利益是國際關係中佔首位的因素,其中 尤以主權為要;國際政治則往往以國際政治行為體為單位,以國家 權力為核心。8利益與權力的內涵有重合的部分,權力往往包含了利 益,是在利益基礎上的延伸和擴大,利益是權力的核心和基礎。二 者並不完全等同。權力不僅是擴展了的利益,還包含了國家威望和 國際影響力等內容。因而,實力原則是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共同的 主導原則。 有了上述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的概念認識區分後,是否意味著 6. 李興,「『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概念辨析」,頁59。 7. 李興,「『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概念辨析」,頁60。 8. 李興,「『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概念辨析」,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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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的研究會分道揚鑣還是漸趨等同?今後國際 政治的發展趨勢如何?筆者認為,從學科發展上中國大陸的國際政 治研究趨勢有如下幾個特點。 首先,在學科歸類上,學者們傾向於將國際政治納入到國際關 係框架中;而在實際研究中,學者們往往選擇自己的特定研究方 向,而忽視學科總體歸屬問題。有人認為國際關係學應該包括六大 分支,即國際政治、國際關係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地區與國別 研究、比較政治、外交政策與外交學。9近年來大陸數所高校國際關 係學院的成立便是一佐證,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北京大 學國際關係學院、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等等,國際政 治專業都設立在這些學院內。但也有學者持有完全相反的觀點,認 為國際關係是國際政治的內容,或者乾脆將二者等同。國際政治學 廣義地理解,包含有國際關係理論、國際關係史和當代國際政治問 題三個基本組成部分……。狹義地理解,國際政治學即指有關國際 政治、國際關係的學說。10在實際研究中,有關恐怖主義、全球化 等課題則不需要考慮學科總體的分類與歸屬。 其次,無論主次關係如何,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都是高度綜合 的跨學科研究領域,而且,從長遠來講,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 廣義的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範疇將越來越寬,這一點則是確定無疑 的。國際政治學是一個獨立的學科,它一方面有不同於其他學科如 文史哲經的研究物件,另一方面又特別注重多領域和跨學科的研 究;其探索目標以處在國際關係中的所有行為體及其作用方式為中 心,以政治學和歷史學對民族國家和世界體系的分析為基礎,以對 各種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工具箱」的綜合利用為手段,分析國際事 9. 唐賢興,「新時期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全國國際關係理論討論會綜述」,外 交學院學報(北京),1999年第1期(1999年3月),頁83。 10. 陳岳,「對建立中國國際政治學理論體系的思考」,教學與研究(北京),2005年 第4期(2005年4月),頁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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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中具有重大意義的現象和揭示其帶有普遍規律的特徵,以應對這 一領域的社會需要和知識疑問。11由於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的高度 跨學科特性,在問到國際政治關係二三十年之後的景象時,王緝思 曾說:「我懷疑那時是否還有國際關係這個學科,也許它已經跟其 他學科融合在一起了。國際政治很難被稱之為一門學問,因為它無 所不包,變數太多……。三十年後,這個學科如果依然是在目前的 國際政治理論框架內,那就怪了。」12 再者,國際政治研究具有高度的時代性。王緝思是中國國際政 治與國際關係領域的大家,他上述一段對話也同時說明了國際政治 研究的時代性。人類社會經過了不同的發展階段,而不同階段的國 際政治有著顯著的不同特徵,因此,不同的國際政治理論適用於不 同的時代,有著顯著的時代性。理論的產生脫離不了對歷史的理 解、抽象歸納、形成假說,然後經過歷史的印證和未來的檢驗最終 成為一個理論體系。也就是說,國際政治理論一定是歷史的。不同 的國際關係理論適合不同的時代:進攻性現實主義適合「叢林時 代」;新自由主義適合還未到來的文明時代;而防禦性現實主義則 更加適合我們目前所處的仍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13決策者的國際 政治觀超前或是落後於時代,都不大可能取得成功。也就是說,隨 著時代的變遷,國際政治研究需要不同的理論框架來詮釋國際政治 現實,國際政治研究始終要與自己所處的時代背景相結合。

參、國際政治研究中的方法與內容展望

研究內容與方法是學科的真正支撐,因此,國際政治的研究最 11. 王逸舟,「中國國際政治理論研究的幾個問題」,歐洲(北京),第16卷第2期(1998 年4月),頁8。 12. 王緝思、陸昕,「王緝思—經世致用的人文主義學者」,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 2006年第1期(2006年1月),頁57。 13. 唐世平,「國際政治理論的時代性」,中國社會科學(北京),2003年第3期 (2003年5月),頁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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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還是要落實到具體的內容與實際研究方法中。中國大陸的國際政 治研究正在朝兩個融合前進:一是人文與科學方法的融合,一是理 論與實踐的融合。 一、國際政治研究方法中人文與科學方法的融合 如果把中國國際政治研究的進展與歐美發達國家同行的研究 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發現研究方法是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國 際政治學中一直存在實證主義和解釋學派兩種方法論的論爭,也就 是人文與科學方法的論爭。在成為一門社會科學學科以來,國際政 治學原本與歷史學和法學有著密切的關係,其研究也多是從歷史和 法學的角度,以解釋的方式展開的。實證主義方法佔據主導地位是 1950、1960年代行為主義革命的結果。行為主義革命首先主要是政 治學領域的方法論論爭。之後,美國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主流學派 接受了實證主義的基本原則,在其理論框架的建構過程中表現出明 顯的實證主義命題。大衛‧伊斯頓(David Easton)的政治系統分析、 莫頓‧卡普蘭(Morton A. Kaplan)的國際系統理論等都是國際關係 學科學方法論的典型代表。可以說,行為主義革命確立了實證主義 在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界的主導話語地位,至今仍然是最重要的 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研究方法。 1980年代的中國大陸國際政治研究成果,大多是對國際事件的 論述和分析,被稱為較為深刻的新聞評論。從分析國際形勢和歷史 事件走向理論研究也是從這時慢慢起步的。1990年代,一部分國際 政治學者開始著作並介紹研究方法,但基本仍然停留在方法論表 層。這有兩方面的表現:一是從理論研究的方法論看,中國大陸國 際政治研究的主流仍然是歷史的和邏輯的方法,其他的一些方法如 系統論、計量分析、社會學、心理學等還極少在國際政治研究中出 現。定量分析能力差導致對國際政治的程度變化認識不清,難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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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究。二是不知如何去尋找有科學意義的新問題,即尋找新問題 的方法尚不成熟,因此,總是重複研究已經提出來的問題。科學研 究方法的程式至少要包括發現問題、提出假設、概念操作化、實證 檢驗、得出結論幾個環節。國際形勢評論與國際關係學術論文相比 較,前者的結論之所以不被視為是科學的結論,原因之一是這種結 論一般是沒經過概念操作化和實證檢驗就得出來的。科學的研究方 法並不僅限於定量分析,定性分析也可以是科學的方法。加強科學 研究方法的普及,強調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將有助於中國政治研究 儘快擺脫低水準重複的困境。此外,我們還需要借助哲學思想的啟 示和激勵,借助國際政治學之外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滲透與幫 助,從而提高中國國際政治理論研究的水準。 當然,科學和人文兩種方法都會走向極端:人文走向極端,發 展為激進的後現代主義,成為本體的虛無和認識的縹緲;科學走向 極端,則使科學成為神話,導致人的死滅和作為科學靈魂的質疑精 神的消失。14因此,人文與科學應該是一種有機的恰當的配合。在 今後的國際政治研究展望中,筆者認為中國的國際政治學者需要大 力提倡科學方法論,強調理性和實證的重要意義,同時強調歷史與 現實的交叉,因為「真正的國際理論應該也只能來源於對國際歷史 的總結,它要求作者有一種宏大的歷史眼光和從紛繁事件中抓住關 鍵線索的敏銳能力。」15當然,理性的基礎是人文精神。國際政治 研究方法應該是一種以人文精神為基底、人文和科學相結合的方 法,是歷史與現實的結合,是一種開放的多元方法論體系。可喜的 是,部分國際政治研究在自覺或不自覺中採用了融合的方法,而 且,中國大陸越來越多的從國外學成回國的年輕學者也為西方國際 政治研究方法的引進與融合作出了不少努力。 14. 秦亞青,「國際關係研究中科學與人文的契合」,中國社會科學(北京),2004年 第1期(2004年1月),頁82。 15. 王逸舟,「中國國際政治理論研究的幾個問題」,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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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政治研究中理論與實踐的融合 國際政治的綜合研究,總的來說就是通過對國際政治理論與實 踐的辯證分析和歸納綜合,使研究成果能如實地反映出國際政治本 身所具有的綜合性。要進行多側面和邊緣學科的研究,把理論工作 者的目光擴展到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的各個主要方面,而且要看到它 們之間的聯繫和相互作用,以達到全面揭示國際政治本來面目與發 展規律的目的,從而做到理論與實踐的真正結合。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呈現出「三多三少」 的特點,即動向應用研究多,基礎理論研究少;專題和地區研究多, 綜合系統研究少;政策性問題研究多,學術性問題研究少。16這「三 多三少」的問題其實就是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問題。理論是為實踐服 務的,「國際政治實質上就是外交鬥爭」。換句話講,國際政治研 究的目標是政府的對外方針及其戰略策略,是各國外交的合縱連橫 之術。17國家是國際舞臺上最重要行為體的事實不會改變,國家利 益始終是各國追求的主要目標的事實不會改變,這一切構成了國際 政治鬥爭,從而也是國際政治研究的主要內容。所有的國際政治理 論都不是純粹為了解析歷史或者現在,而是為了指導現在的政策以 塑造未來,所以國際政治研究不能離開外交實踐這一目的。 國際政治學的實踐品質源於國家風險的不可實驗和不可重複 性質。國際政治有很強的實踐目標即國家利益,而可以參與實踐的 國際政治理論是附帶國家風險的。這就使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者不 能僅僅是坐而論道的專家,而應是致力於改變歷史的實踐並對國家 命運負責的學者;不僅要有能力解釋世界,更要有能力改變世界; 不僅要有相應的能力,而且要有特殊的國家責任的意識。中國國際 政治理論研究的目的並不在於束之高閣的所謂邏輯體系,其教學目 16. 梁守德,「中國國際政治學學科建設的回顧與思考」,頁1。 17. 王逸舟,「中國國際政治理論研究的幾個問題」,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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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也不應是為了培養脫離實踐的「神聖家族」,與此相反,中國國 際政治理論存在和發展的目標,在於研究發生在中國時空結構中的 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必然性,並通過積極實踐,將其他時空結構中的 國家發展的必然性與中國發展的必然進程相融合。因此,中國國際 政治理論不僅要有「中國主體」的概念,從長遠考慮,還要有「中 國價值」的概念。18前者服務於中國崛起前與世界的關係,後者服 務於中國崛起後與世界的關係。 然而,另一方面,中國需要做的是克服用工作研究代替理論研 究,克服把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相分離、經驗與理論相分離等認識 和做法,加強規律探討的研究和國際政治理論視角的研究。中國國 際政治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對現象的描述(時事分析)多於一般 理論研究,而且對現象的描述也顯示出強烈的「政策注釋」色彩。 毫無疑問,國際政治問題的研究都是為一定的國際政治服務的,世 界上還找不到一本「不食人間煙火」的、完全超脫國家利益的國際 政治學著作;所謂「為學術而學術」的「純學術」著作實際上是不 存在的。19 中國國際政治研究應該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服務,理 論須與實踐結合,但實踐也需要理論的指導。不少關於國際政治理 論的論著中,堆砌了大量的歷史材料和工作資料,而在找出聯繫、 總結經驗、揭示規律方面則做得很差,沒有跳出「敘述」框框而轉 向「研究」框框的新格局。這說明了存在輕視理論思維的傾向。沒 有理論思維,就會連兩個自然的事實也聯繫不起來。輕視和忽視理 論思維,就不可能對國際政治產生深刻的認識,不可能駕馭豐富多 18. 張文木,「國際關係中的歷史邏輯」,中國社會科學(北京),2004年第1期 (2004年1月),頁88。 19. 孫若彥,「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學的大膽探索—評『現代化戰略選擇與 國際關係—拉美經驗研究』」,拉丁美洲研究(北京),2001年第6期(2001年 12月),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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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國際政治實踐。只有經過嚴肅認真的研究,對於國際政治賦予 理論的合乎邏輯和規律的說明,才能使國際政治理論研究由著重單 方面研究轉向著重多方面的研究;由著重對實體性的研究轉向著重 動態性的研究。也就是說,才能把一個個的微觀研究納入到宏觀研 究的大系統中去,從而作出更加合乎實際的理論概括。 加強綜合理論研究需要應用多學科的知識和研究方法,提高宏 觀認識的能力、擴展研究領域,進行多側面的研究,要對國際政治 以外的其他經濟、科技、文化、軍事、外交、國際法等加強研究, 從而對國際政治理論的全貌有更多和更全面的認識。一般說來,國 際政治理論至少可以簡單地分為以下幾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的理論 應該是關於國際政治或國際關係學科的全面的、整體的和系統的宏 觀層次理論體系,應當由一系列概念、範疇、原理和方法組成相對 完整的理論體系;第二個層次則是關於某一國際問題研究領域的具 體理論、觀點和思想等中觀層次的理論,是第一種理論的具體化及 深人與延伸;第三是運用某種理論、原理和觀點來分析具體國際政 治問題的微觀層次的思想和觀點等,是政策定向層次的決策理論, 它是為對外決策和對外關係直接服務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進行國際政治理論的綜合研究時,還必須處 理好其與國別政治、區域政治、政黨政治等專項研究的關係,因為 國際政治是一般政治的延伸;也就是說,國際政治學是從政治學派 生出來的,是後者的子系或放大。20政治學與國際政治學是「母子 關係」,政治學是國際政治學分析的基礎,是後者之理論和概念的 基本來源。 20. 王逸舟,「中國國際政治理論研究的幾個問題」,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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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際政治學的「國際視野」與「中國特色」

無論是對國家、學派還是個人,學科發展的最終落腳點應該是 形成獨具特色的理論體系和分析框架,亦即「中國特色」。關於國 際政治學的「中國特色」問題,存在兩種看法。一些學者不同意國 際政治學「中國特色」的提法(甚至不同意「特色」的提法),主 要有五種意見:一、國際政治學理論是普遍適用的科學,要「力圖 克服民族主義的障礙」,提「中國特色」是不科學的;二、「中國 特色」是一個政治意識型態概念,學術研究不能照搬;三、突出「中 國特色」會陷入理論的實用性,易出現片面性,削弱理論的學術性, 有可能造成理論的停滯和僵化;四、特色的形成並不是預先的設 計,而是有賴於理論本身發展的成熟;五、中國學者的理論研究本 身就帶有「中國特色」,何必要特別「突出」。21 還有些學者則認為,像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幅員遼闊的國 家應該形成具有自己特點的國際政治學。「中國這樣的大國必須 有、也肯定會有獨具特色的國際政治觀,它與中小國家的情形是不 一樣的。」22小國的資源、人口、地理和經濟可能決定了它們不得 不依附某個或某些大國,或者不得不把自己的存在與發展建立在區 域共同體和國際社會強力支援的基礎上,因而不易產生具有普遍意 義的國際政治理論。中等國家的思想家往往把自己的創造力聚焦在 國際關係的「中觀層面」,也鮮有涉及國際政治結構和規則的宏觀 理論貢獻。 大國巨大的幅員和人口所以能夠凝聚在一塊領土之內,必然有 它獨特的文化基因、政治架構和獨特的經濟方式支撐,因而從來不 會長時期地完全依附他國,除非其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從歷史 21. 梁守德,「論國際政治學理論的『中國特色』」,外交學院學報(北京),1997年 第2期(1997年6月),頁41~42。 22. 王逸舟,「中國國際政治理論研究的幾個問題(續)」,歐洲(北京),第16卷 第3期(1998年6月),頁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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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當代國際現實觀察,國際關係中也沒有一個真正的大國沒有自己 的國際政治觀念,只不過有的國家這種觀念可能比較成形和理論 化,有些國家則不那麼系統齊備。美國和蘇聯自不待言,英國有「國 際社會學派」,法國和德國分別有「歷史社會學派」和「社會批判 理論」,日本人特別重視「霸權後時代和霸權後結構」。而中國從 孔夫子到孫中山直至毛澤東、鄧小平,都提出過引起世人高度重視 的、產生了廣泛影響的思想。可以說,儘管目前中國仍然缺乏能與 某些發達大國相比的國際政治理論,但前景是可以想見的。23 正確回答這一命題前,我們首先要清楚何為「中國特色」?理 解的不同也可能導致答案的不同。任何國家、任何民族、任何個人 都不能窮竭真理,也不應壟斷真理。在一個多樣化的世界裏,任何 國家、任何民族、任何個人均有各自的利益,均受一定文化傳統的 影響,均站在不同角度,因而在認識和反映客觀規律時不能不帶有 某種侷限性,即使再偉大的天才也不例外,只是在侷限性程度上會 有區別。可以這樣說,理論的相對性就是特色,包括國家特色、民 族特色和學派特色、個人特色,眾多有特色的相對理論的相互補 充、相互促進才能更加接近客觀真理。24所謂「中國特色」也就是 中國人自己的視角、自己的觀察和自己的結論,如果我們把這種視 角精確化、全方位化,把這種觀察深入化、系統化,把這種結論理 論化、邏輯化,自然就有了「中國特色」的理論。從這一意義上講, 國際政治學的「中國特色」是勢在必然的。 中國這樣大,歷史傳統這樣悠久,形成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學 的前景是不難想見的,但特色不是說出來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所 謂「水到渠成」、「功成名就」。25所以,中國沒有必要多宣傳特 23. 王逸舟,「中國國際政治理論研究的幾個問題(續)」,頁28~29。 24. 梁守德,「論國際政治學理論的『中國特色』」,頁42。 25. 王逸舟,「中國國際政治理論研究的幾個問題(續)」,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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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沒有必要強化意識型態,但是在實際研究中須進行下列三方面 的努力:一是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思想的廣泛學習和有選擇的借 鑑;二是發展中國問題、中國價值取向、中國情感甚或部分的中國 話語;三是國際政治的發展與中國實踐的結合與創新。 首先,中國一定會出現符合國情和自身需要的國際政治理論, 但它必須建立在廣泛借鑑國外已有的經驗探索之上。26富有中國特 色的國際政治學說體系只有在中國學者全面地透徹瞭解國外、尤其 是發達的歐美國家有關研究的基礎上,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 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一番努力,才有可能建立起來。這甚至不 是充分條件,而是起碼的前提條件。我們不能期望去創立一種完全 有別於西方國際政治學的以及用新的概念、新的內涵、新的結論、 新的原理和新的框架建構的所謂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和中國特色的 國際政治理論體系。現實的途徑是,中國可以借鑑西方國際政治理 論相對成熟的體系框架,以及合理的概念、內涵和原理,但同時又 使之具有中國學者的文化背景、思維方式和環境特點的國際政治理 論。對西方的現成理論沒有必要拋棄,而應該在繼承、借鑑的基礎 上進行揚棄。吸收其合理部分,剔除其不合理成分。 其次,中國特色的建立有賴於對中國的國情和中國特色本身的 理解。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國際政治理論首先要解決中國崛起帶來的 利益變化問題。中國的國際政治要講中國價值和中國的國家利益, 要為中國崛起服務,要平等地立於民族之林服務。當然,歷史邏輯 的多元性和國際關係中的國家主體性也要求中國的國際政治研究 要有中國的立場。王緝思認為,「當前,同國際政治有關的最大中 國特色是中國是由共產黨來領導的,主流意識型態同西方不一 樣。……不講清楚中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內穩定和發展壓倒 一切的國家,一個尚未完全統一的國家,而去講國際政治理論的『中 26. 王逸舟,「中國國際政治理論研究的幾個問題」,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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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派』,很難構建起來。」27他還比較了中美兩國戰略的形成過 程,認為以上意識型態、穩定與發展優先於國際利益、以及國家統 一問題是區別的主要根源。 最後,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研究還應結合近代以來的國際政治 發展,尤其是本世紀國際政治發展規律與中共建政以來特別是近二 十年以來對外關係和外交實踐的經驗,應加強對冷戰後國際關係深 刻變化中所出現的新的重大理論課題的研究和突破。中國的國際政 治實踐為中國學者建構自己的國際政治理論提供了寶貴的資源,理 論研究必須從中汲取營養,總結和提升實踐。如果忽視了對中國的 國際政治實踐進行系統的認真的分析,那麼建構中國自己的國際政 治理論是不可能的。在中國實踐與世界形勢的結合基礎上,才有可 能確定新的主題和主線,尋找新的視角,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唯 有圍繞主題和主線並系統論證相關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問題及其內 在的聯繫,才能構建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學。 中國國際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出現才不長的時間,面對已有 近百年國際政治研究經歷的西方同行,中國學者要提出自己的國際 政治理論絕不是一件易事。而且國際政治猶如冰山浮出水面能夠被 人看見的那部分。而這個冰山有多大,為什麼這麼漂浮,要漂到哪 兒去,都是由水面以下的部分決定的。28整個人類社會和世界都是 水面以下的部分,才是國際政治的根基。國際政治的複雜性與中國 和平崛起的機遇,使中國國際政治學者既面臨著嚴峻的時代挑戰, 又恰逢創業的大好機遇。中國特色既包括國家特色、地區特色,也 有學派特色、學者特色。國家特色不是一種模式,而是眾多模式的 互補。29不同學派和學者的特色均應繁榮國家特色,豐富完善國家 27. 王緝思、陸昕,「王緝思—經世致用的人文主義學者」,頁7。 28. 王緝思、陸昕,「王緝思—經世致用的人文主義學者」,頁7。 29. 梁守德,「中國國際政治學理論建設的探索」,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5年 第2期(2005年2月),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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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國際政治學理論的中國特色須吸取中國文化傳統和西方國際 政治學理論的優秀成果,力求符合世情和國情的實際,尋找世情同 國情的最佳匯合點,從而走上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學研究之路。路 漫漫其修遠兮,吾(輩)將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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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一、中文 王逸舟,「中國國際政治理論研究的幾個問題」,歐洲(北京),第16卷第 2期(1998年4月),頁4~11、75。 ---,「中國國際政治理論研究的幾個問題(續)」,歐洲(北京),第16卷 第3期(1998年6月),頁28~32。 王緝思、陸昕,「王緝思-經世致用的人文主義學者」,世界經濟與政治 (北京),2006年第1期(2006年1月),頁55~60。 李興,「『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概念辨析」,現代國際關係(北京), 2002年第2期(2002年2月),頁58~60、57。 唐世平,「國際政治理論的時代性」,中國社會科學(北京),2003年第 3期(2003年5月),頁140~150。 唐賢興,「新時期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全國國際關係理論討論會綜 述」,外交學院學報(北京),1999年第1期(1999年3月),頁81~87。 孫若彥,「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學的大膽探索—評『現代化戰略選 擇與國際關係—拉美經驗研究』」,拉丁美洲研究(北京),2001年第 6期(2001年12月),頁56~59。 秦亞青,「國際關係研究中科學與人文的契合」,中國社會科學(北京), 2004年第1期(2004年1月),頁78~82。 張文木,「國際關係中的歷史邏輯」,中國社會科學(北京),2004年 第1期(2004年1月),頁85~88。 梁守德,「論國際政治學理論的『中國特色』」,外交學院學報(北京), 1997年第2期(1997年6月),頁41~42。 ---,「中國國際政治學學科建設的回顧與思考」,河南社會科學(鄭州), 第13卷第1期(2005年1月),頁1~6。 ---,「中國國際政治學理論建設的探索」,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 2005年第2期(2005年2月),頁16~21。 陳岳,「對建立中國國際政治學理論體系的思考」,教學與研究(北京), 2005年第4期(2005年4月),頁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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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文

Fowler, F. G., H. W. Fowler, and R. E. Allen eds., The Pocket Oxford Dictionar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Gove, Philip Babcock and Merriam-Webster Inc., Webster’s Third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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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gensen, Gunhil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urity and Jeremy Bentham (Oxford, U.K.: Routledge, 2005).

聯絡作者:

E-mail:chcai@fudan.edu.cn 收稿日期:2006/9/11 審查通過:2006/11/20 責任編輯:黃淑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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