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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文繙譯全藏經》書名、修書機構、 翻譯刊刻時間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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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SSN: 1996-8000

《清文繙譯全藏經》書名、修書機構、

翻譯刊刻時間考

*

章宏偉

故宮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副社長

曾任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基礎理論研究室主任

摘要

乾隆帝將翻譯《清文繙譯全藏經》與編纂《四庫全書》等同看作是其六旬 後辦的兩件大事,但由於學者們沒有看到清代文獻中對這部滿文《大藏經》書 名的記述,更由於該書本身沒有書名頁,其卷端、修書職銜、目錄前都沒有書 名,因而無論是見過還是沒有見過這部藏經的學者,對這部藏經的書名一直莫 衷一是,稱呼很是混亂,「滿文《大藏經》」、「《滿文大藏經》」、「滿文《甘珠 爾》」、「《滿文藏》」、「《滿文藏經》」、「《滿洲大藏經》」、「《國語譯漢全藏經》」、

「《國語譯大藏經》」、「《國語大藏》」、「《清文全藏經》」,五花八門,不一而 足。「滿文《大藏經》」只是揭示該藏是滿文,「《滿文大藏經》」與書序名稱及 書名著錄原則均不符;「以國語譯漢全藏經」是乾隆帝〈御製清文繙譯全藏經 序〉中的一句敍述話語,怎麼都不能把「國語譯漢全藏經」當作書名;「清文 全藏經」只是新擬的書名而已。本文據乾隆帝為這部大藏經所撰序文〈清文繙 譯全藏經序〉,及乾隆時期文獻中關於《清文繙譯全藏經》記述的內外證,首 先為這部滿文藏經正名。

清字經館是專為修《清文繙譯全藏經》而設的機構,屬內務府。有學者把 清字經館歸為「外朝臨時設置的修書各館」之一,並說清字經館隸屬於軍機 處,是不對的,本文對清字經館及譯刻人員進行了討論。

* 收稿日期:2008.01.03,通過審查日期:2008.03.07。

(2)

本文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宮檔案,否定了《清文繙譯全藏經》工 程開始於乾隆三十七年和乾隆三十八年的二種說法,提出乾隆三十六年的觀 點,並且確定是西元1772 年,不是西元 1771 年。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照依妙應寺供奉之蒙古秘密經樣式」裝潢完竣的第 1 函《大般若經》二 十八卷,呈御覽得到允准,表明《清文繙譯全藏經》的刷印、裝潢工作由此正 式開始。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一日,乾隆帝作〈清文繙譯全藏經序〉,標誌

《清文繙譯全藏經》翻譯工作完成。對於《清文繙譯全藏經》譯刻完成時間,

本文否定了乾隆五十五年等說法,提出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所有滿 文《大藏經》108 函,12 套業已刊印、裝潢、頒發完畢」之論點。

【目次】

前言

一、《清文繙譯全藏經》書名考

二、《清文繙譯全藏經》的修書機構──清字經館 三、《清文繙譯全藏經》翻譯刻印時間考

(一)《清文繙譯全藏經》工程於乾隆三十六年開始啟動

(二)《清文繙譯全藏經》在乾隆五十九年刻印完成

關鍵詞:乾隆時期、《清文繙譯全藏經》、滿文大藏經、清字經館、

翻譯刻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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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滿文《大藏經》自200 多年前翻譯刊刻以來,由於印數極少,且珍藏於禁 宮或廟宇,外人少有得見,但據韓儒林介紹,早在西元 1854 年俄國漢學家瓦 西理(Vasiliev)就曾言及此書,此後東方學家穆璘德(Möllendorf)、勞費爾

(Laufer)、伯希和(Pelliot)等對此書有過討論,1 但我沒有找到相關論述。

西元 1905 年,在日本軍方出面下,內藤湖南2 強行買下了於北塔(奉天 城北郊法輪寺)新發現的《滿文大藏經》,帶回日本,藏於東京大學,後於 1923 年的關東大地震中被燒毀。3 之後,日本學者水野梅曉、多田等觀、深 浦正文、塚本善隆等均關注、調查或論說滿文大藏經,4 他們的調查或研究成 果一直為中國學者所接受,並不斷引述。如慧敏於〈熱河現存之滿蒙藏文大藏 經〉述在熱河承德殊像寺發現一部滿文大藏經。5 燕居在〈釋門叢識〉(一名 佛教文物叢識)說:「滿文大藏經為西曆第十八世紀初,羅桑喬愛依尼瑪

1 韓儒林,〈青海佑寧寺及其名僧〉,頁 472 注 1。

2 內藤湖南(1866-1934)本名內藤虎次郎,湖南乃其號。他出身於日本秋田縣一個 以儒學為家學的武士家庭,因而擁有異常深厚的漢學素養。他以一名在野的報社 評論記者的身份得到京都帝國大學的聘任,使他的學術生涯充滿了奇異的色彩。

他是日本東洋史學科的創始人之一,為創建階段的京都大學東洋史學的形成發展 立下了汗馬功勞。他還是著名的《滿文老檔》的發現人和命名人,在國際滿學領 域有響亮的名聲。

3 內藤湖南,〈燒失せる蒙滿文藏經〉,頁 427-448。錢婉約,〈緒論:近代日本學 人中國訪書述論〉,頁6。

4 水野梅曉和多田等觀之論述,見慧敏,〈熱河現存之滿蒙藏文大藏經〉,頁 77- 83。深浦正文著《佛教聖典概論》,京都,生田書店,大正 13 年 9 月 5 日發行,

見高明道《如來智印三昧經翻譯研究》,頁 183 注 49。塚本善隆等編纂,《望月 佛教大辭典》。

5 慧敏,〈熱河現存之滿蒙藏文大藏經〉,頁 77-83。關於殊像寺所藏滿文大藏經,

馮術東〈殊像寺與滿文大藏經〉說:「為『梵夾裝』,據道光元年十二月《殊像寺 佛像供器等項清檔》記載,每套隨單裕棉紅黃布空單 3 件、長短五色絲絛子 2 條。……後隨著清王朝的衰敗,軍閥的盜掠,日本侵略者的掠奪,承德的滿文大 藏經流失嚴重,下落不明。」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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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bzan chos-kyi ni-ma 始將藏蒙文藏中之佛部譯出。其後漸次翻譯,及清高 宗時開板。高宗又以漢譯藏經譯成滿文,至乾隆五十五年完成。今雍和宮等內 有之。」6 呂澂《佛典泛論》則全盤接受深浦正文《佛教聖典概論》所說:

「清世宗雍正年間,由京城黃寺掌教第一世土觀呼圖克圖奉敕翻譯滿蒙藏三體 之《甘珠爾》。」7 周叔迦〈《大藏經》雕印源流紀略〉中說:「滿文《大藏 經》是清康熙中善慧法日大師自蒙文、藏文中譯出甘珠爾,其後漸次翻譯。至 清高宗乾隆時雕板,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完成。」8 與《望月佛教大辭 典》所述如出一轍,9 而且其影響及於本世紀。1989 年 6 月臺灣出版的《佛 光大辭典》第 5 版說:「滿洲大藏經始於十八世紀,先譯出藏、蒙大藏經之佛 部,最早係清世宗時代之京城黃教領袖土觀呼圖克圖一世奉敕翻譯開版滿、

蒙、藏三體對照之甘珠爾,而全藏係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完成,其間亦曾 嘗試自漢文大藏經譯成滿洲文。據聞世界現存之滿文藏經唯有一部,保存於日 本。」10 2002 年 12 月中國大陸出版、任繼愈主編的《佛教大辭典》仍是說:

「《滿洲大藏經》,亦稱《國語譯漢全藏經》。以滿文傳譯的佛典總集。清康熙 年間(1662-1722)中,善慧法日用滿文自蒙文、藏文中譯出《甘珠爾》,其後 漸次翻譯。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1773-1790)雕造。」11

福華德(Walter Fuchs)12 寫有〈有關滿文版《甘珠爾》的情況〉(“Zum

6 燕居,〈釋門叢識〉,頁 79。

7 深浦正文,《佛教聖典概論》,京都,生田書店,大正 13 年 9 月 5 日發行,頁 264- 265。呂澂,《佛典泛論》,收於《佛學五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 年 1 月,頁 17b。轉引自高明道,《如來智印三昧經翻譯研究》,頁 183 注 49。

8 周叔迦,〈《大藏經》雕印源流紀略〉,頁 568-569。

9 塚本善隆等編纂,《望月佛教大辭典》,頁 3313-3314。高明道已指出:這三位先 生文中譯 Blo-bzan chos-kyi ni-ma 的「善慧法日」,實際上是土觀呼圖克圖三世

(1736-1802)的名稱。他是乾隆、嘉慶時的人物,與雍正、康熙無關,不知深 浦、呂、周諸氏此說有何根據?見高明道,《如來智印三昧經翻譯研究》,頁 183 注49。

10 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頁 898。

11 任繼愈主編,《佛教大辭典》,頁 1275。

12 福華德(Walter Fuchs, 1902 年 8 月 1 日-1979 年 4 月),德國中國學家,福華德是 他的中文名,另一個中文名為伏克斯。韓儒林〈青海佑寧寺及其名僧〉即指出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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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jurischen Kandjur” ), 連 續 刊 載 於 萊 比 錫 出 版 的 《 全 亞 季 刊 》( Asia Major)第 6 期和第 7 期内。13 上世紀 70 年代,葛恩菲(Kömpfe)亦曾對該 藏加以討論。14 筆者由於語言功夫的欠缺,無由直接閱讀這些外文著述,對 於本研究來說是極為欠缺的,只能引以為憾,並盼有多語言能力的學人來研究 本課題,以期能有更深入的研究。

有關滿文《大藏經》的目錄著錄,《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15

《世界滿文文獻目錄(初編)》16、《全國滿文圖書資料聯合目錄》17 和《清

克思(Fuchs)對本書有過討論,頁 472 注 1。福華德精通漢文和滿文,1926-1947 年在中國任教,1937 年任北平中德學會會長。返回德國後,先後任慕尼克大學講 師、柏林大學中文教授、科隆大學中文講座教授,1961 年在科隆大學設立了獨立 地從事東亞學研究的東亞研究學院(Ostasiatisches Seminar),打開了科隆大學中 國學研究的局面。迄今為止,講述到有關清代的歷史,在西方中國學界裏還沒有 哪一位學者能超越他的成績。

13 高明道《如來智印三昧經翻譯研究》的西文參考書目中,列有福華德論文,頁 244。黃長著、孫越生、王祖望主編《歐洲中國學》對此有介紹,但解釋文字有錯 誤,其文曰:「有關根據藏文本佛經譯成滿文版本的研究工作方面,福華德寫有

〈有關滿文版《甘珠爾》的情況〉(德文標題為 Zum mandjurischen Kandjur),該 文連續刊載在 1930 年於萊比錫出版的《全亞季刊》(Asia Major)第 6 期和 1932 年 出 版 的 《 全 亞 季 刊 》 第 7 期 內 。 按 ,《 甘 珠 爾 》( Kandjur ) 和 《 丹 珠 爾 》

(Tanjur)是《大藏經》的兩大組成部分。『甘珠爾』意為佛語部,『丹珠爾』意為 論部。藏文《大藏經》是具有百科全書性質的巨著,內含各類經卷、典籍4570 餘 種,不僅彙集了眾多的佛教典籍,而且收錄了大量涉及眾多學科的文化古籍。最 早的藏文大藏經彙集編定於十四世紀,以手抄本傳世。滿文本《甘珠爾》譯自藏 文本《甘珠爾》。」頁546。

14 參見高明道《如來智印三昧經翻譯研究》的討論,頁 25-26 注 22。

15 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著錄為:大藏經八百零九卷 三十四函。題清高宗御譯,清乾隆五十五年內府朱印滿文本。頁952-961。

16 富麗,《世界滿文文獻目錄(初編)》,著錄為:7001。大藏經,滿文,共 76 函,

33750 頁,乾隆年間刻本,故宮藏品。滿文大藏經極為珍貴,僅存故宮。解放前 幾經周折,有22 函被盜運海外,今國記憶體 76 函,包括 605 種佛經。頁 28。這 裏的「22 函」等說法,應該是來自屈六生,〈故宮藏滿文圖書〉:「乾隆年間,曾 將大量佛經著作譯成滿文,其中尤以刻本滿文《大藏經》為最重要。故宮現存滿 文《大藏經》,為國內外僅存之一部,原有一百零八函,解放前幾經周折,已散失 二十二函,現存七十六函,共三萬三千七百五十頁,包括六百零五種佛經,是一 部佛經的彙集。」頁62。

17 黃潤華、屈六生主編,《全國滿文圖書資料聯合目錄》,著錄為:0139,大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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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內府刻少數民族文字圖書目錄》18 都有著錄。

真正開始深入挖掘滿文《大藏經》史料的是高明道,他在 1983 年的碩士 論文《如來智印三昧經翻譯研究》中對該藏已有相當深入的探討。19 進入 1990 年代,莊吉發相繼發表了〈佛說四十二章經滿文譯本研究〉、〈國立故宮 博物院典藏《大藏經》滿文譯本研究〉、〈《清文全藏經》與滿文研究〉等研究 論文。之後,潘淑碧20、翁連溪、春花、羅文華、章宏偉、胡進杉都有論文發 表。紫禁城出版社為了配合出版《滿文大藏經》,在《故宮博物院院刊》2001 年第 6 期、《紫禁城》2001 年第 4 期各刊發了一組相關文章。日本於 1945 年 後關注並研究滿文《大藏經》的學者是中見立夫。21 而且,在有關中國佛教 史和三世章嘉活佛的論著中,大都有關於滿文《大藏經》的敍說。

一、《清文繙譯全藏經》書名考

書名是認識一部書的起點。由於學者們沒有看到清代文獻中對這部滿文

《大藏經》書名的記述,更由於該書本身沒有書名頁,其卷端、修書職銜、目 錄前都沒有書名,因而無論是見過還是沒有見過這部藏經的學者,對這部藏經 的書名一直莫衷一是,稱呼很是混亂,「滿文《大藏經》」、「《滿文大藏經》」、

乾隆年間刻本,滿文。七十六函三萬三千七百五十頁。頁36-46。

18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編著,《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附錄二〈清 代內府刻少數民族文字圖書目錄〉,因藏地不同,分開著錄為:「《大藏經八百九 卷》。清乾隆五十五年武英殿刻朱印滿文本。題清高宗弘曆譯。故宮(藏)。(存七 十六函六百五種)」、「《大藏經八百九卷》。清乾隆五十五年武英殿刻朱印滿文本。

題清高宗弘曆譯。台故(藏)。(存三十四函一百三十三種)」頁527。

19 高明道,《如來智印三昧經翻譯研究》。這篇碩士論文似乎一直不為學界所知,十 分感謝匿名評審專家指出筆者寫作本文時未見該篇論文,並十分周到地考慮筆者 可能無緣得見該文,因而複印該文相關內容請編輯組轉達筆者。感謝吳美鳳博士 為我複製全文。

20 潘淑碧有〈乾隆內府朱印滿文本地藏菩薩本願經校注簡介〉,見莊吉發,〈中國臺 灣的滿文研究〉,頁332。

21 中見立夫,〈日本にあったチべツト語?滿洲語?モンゴル語大藏經をめぐっ て〉,頁105-118;中見立夫,〈《滿文大藏經》的探索、考證及其復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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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文《甘珠爾》」、「《滿文藏》」、「《滿文藏經》」、「《滿洲大藏經》」、「《國語譯 漢全藏經》」、「《國語譯大藏經》」、「《國語大藏》」、「《清文全藏經》」,五花八 門,不一而足。

「滿文《大藏經》」只是揭示該藏是滿文,「《滿文大藏經》」是新擬的書 名,與書序名稱及書名著錄原則均不符;「以國語譯漢全藏經」則是乾隆帝

〈御製清文繙譯全藏經序〉中的一句敍述話語,怎麼都不能把「國語譯漢全藏 經」當作書名。《清文全藏經》只是新擬的書名而已。

根據古籍書名著錄原則,首先是卷端題名,其次書名頁,再者封面上的書 簽題名,再序跋文、目錄、書口。在這部大藏經的卷首,有乾隆帝所撰序文

〈乾隆御製清文繙譯全藏經序〉(圖 1.1-1.4〈乾隆御製清文繙譯全藏經序〉題 名頁,滿、漢、藏、蒙四體文字各 1 張),完全可以據此序文給這部滿文藏經 定名──《清文繙譯全藏經》(manju hergen i ubaliyambuha amba g'anjur nomun)。而且,在乾隆時期的文獻中就有明確的《清文繙譯全藏經》的稱 謂:「乾隆五十五年,命以《清文繙譯全藏經》成,皇上親製序文申訓。」在 全文引錄〈御製清文繙譯全藏經序〉後,「臣等謹案:佛書以有全藏,不與經 史並列。我皇上精究法乘,以為梵文雖異,其義則同,亦既三譯成編,番、

漢、蒙古字體具備,則國語譯經之舉,所關固有甚巨者焉。仰惟皇上以長壽無 量之身,康強御世,慶登八旬,而茲所譯全藏經文,適以本年告蕆,是不可思 議之因緣。皆由善思議之福智,有以快如願,而睹圓成,信非偶然也。恭譯序 文,推本於上天之默佑,示要於中外之尊親,要皆以循理之為,廣大同之化,

然則文思廣被,至德難名,彼三竺之秘典,且將與《四庫》之鴻篇同垂不朽,

豈非億載昌期之盛事乎哉!」22 說的就是這部滿文藏經之事。據此內外證,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為這部滿文藏經正名。23 按照有清一代內府刻書的慣例,

22 〔清〕阿桂等纂修,《八旬萬壽盛典》卷 14,頁 177-178。

23 莊吉發〈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大藏經》滿文譯本研究〉說:「至乾隆五十五年

(1790),歷時十九年,翻譯告成,以朱色刷印成□,題為《清文全藏經》,以寓 大藏之全的意思。同年二月初一日,清高宗親撰〈清文繙譯全藏經序〉,並分別譯 成藏文、蒙文、漢文,成為滿、藏、蒙、漢四體文字。」頁 255。這裏正文中雖 然說「題為《清文全藏經》」,但其注3 卻是:「《清文繙譯全藏經》(國立故宮博 物院,臺北,乾隆五十五年,清內府原刻朱印滿文本),〈御製清文繙譯全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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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乾隆御製清文繙譯全藏經序〉題名頁,滿文

圖1.2 〈乾隆御製清文繙譯全藏經序〉題名頁,漢文

序〉,上一至上三頁。」注 6:「《清文繙譯全藏經》,《大悲經》,下二九 頁。」頁 319。據此,實際上莊吉發是確定了《清文繙譯全藏經》書名的,可惜 畫蛇添足,另給起名《清文全藏經》,到下一篇論文〈《清文全藏經》與滿文研 究〉,乾脆就在標題中用《清文全藏經》這個書名了。但作者在文中既說該藏題

《清文全藏經》,又說「滿文《大藏經》」,則可知作者對書名還是有一絲不確定。

韓琦在修訂張秀民著《中國印刷史》時,曾電話詢問我該書確切書名,在得到我 肯定的告知應是《清文繙譯全藏經》後,他在《中國印刷史》(增訂插圖本)中予 以採用,但遺憾的是只在一幅圖注中標明為「《清文繙譯全藏經》」,還加括注「滿 文《大藏經》」,在同頁的另一幅圖注,以及正文表述中還是稱「滿文《大藏經》」

或「滿文《大藏》」。見張秀民著、韓琦增訂,《(插圖珍藏增訂版)中國印刷史》, 頁492-493。

(9)

圖1.3 〈乾隆御製清文繙譯全藏經序〉題名頁,藏文

圖1.4 〈乾隆御製清文繙譯全藏經序〉題名頁,蒙文

我們應該在書名前再加「欽定」、「御製」或「御譯」二字,而從該藏〈目錄〉

的邊款為「御譯大藏經目錄」24 (圖 2《清文繙譯全藏經》「御譯大藏經目錄」

(邊款)1 張)來看,以加「御譯」二字為確切,書名全稱應為「《御譯清文 繙譯全藏經》」。

24 《滿文大藏經》首函,〈目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宮有關《清文繙譯全藏 經》的檔案說到該藏都是 108 函,現在學界談論該藏也是 108 函,但此〈目錄〉

是放在第1 函內,還是未計在正文 108 函中?本文注 57 有討論。

(10)

圖2 《清文繙譯全藏經》「御譯大藏經目錄」(邊款)

有清一代崇奉喇嘛教,主要目的是為了穩定蒙藏地區,保障中央政府的有 效統治。乾隆帝在〈喇嘛說〉碑文中說得十分坦率:「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 古,所係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25 滿族 入關前,就已接觸到漢傳和藏傳兩系佛教,並開始翻譯滿文佛經。26 定鼎中 原後,究竟譯過多少滿文佛經,還無法確定。在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刊刻 的滿文佛經,現存的只有雍正年內府刻、清聖祖玄燁敕譯的《四體繙譯心經》

一種。如果山志也算事關佛教,則康熙四十年內府刻過滿文本《清涼山新志十 卷》。乾隆朝也只刊刻了幾種滿文佛經。27 清代官方翻譯《大藏經》,主要是 中國境內各族文字的互譯。到乾隆前期,蒙、藏、漢三種文字的《大藏經》都

25 〈高宗純皇帝御製喇嘛說〉,《衛藏通志》卷首,頁 27b-28a。《衛藏通志》撰人未 詳,舊云和琳,鄭天挺疑出於松筠幕府。見鄭天挺,《清史探微》,頁4。

26 《滿文老檔》記載:天聰六年(西元 1632 年,壬申,明崇禎五年),「滿洲大軍至 擺斯噶爾地方駐營畢,遊擊職達海巴克什病故。六月初一日,得疾,至第四十四 日,即七月十四日未時卒。未(末)年,三十八歲。達海自九歲始讀漢書,通曉 滿漢文。自太祖至天聰六年,撰擬與明國及朝鮮往來書劄,文詞敏贍,居心醇 厚,識解聰明。……達海用滿文譯漢籍有:《萬全寶書》、《刑部〔原檔殘缺〕素 書》、《三略》。始譯而未竣者有《通鑒》、《六韜》、《孟子》、《三國志》、《大乘 經》。昔滿洲國未深諳典故,諸事皆以意創行。達海巴克什始用滿文譯歷代漢籍,

頒行國中,滿洲人不曾聞知之典故文義,由此通曉之。」頁 1322。《大乘經》始 譯而未竣。這段文字應是《實錄》、《清史稿》等所自出。參看章宏偉,〈從滿文 創制到滿文出版傳播的濫觴〉,頁154。

27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編著,《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附錄二〈清 代內府刻少數民族文字圖書目錄〉,頁51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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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刊刻。乾隆朝時期,政權穩定,經濟繁榮,文化高度發展。乾隆帝為了加強 滿族的統治基礎,特別提出了「騎射我朝根本」、「清語尤為本務」,28 規定將 清語騎射作為滿洲舉人會試、官員升黜和宗室王公承襲爵位的條件,並親自指 導對滿文進行整理規範,滿文圖書的撰修、翻譯、刻印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 準。根據「國語騎射」的基本國策,乾隆帝認為,「大藏漢字經函刊行已久,

而蒙古字經亦俱繙譯付鐫,惟清字經文尚未辦及,揆之闡教同文之義,實為闕 略,因特開清字經館」,29 翻譯刊刻《清文繙譯全藏經》。

二、《清文繙譯全藏經》的修書機構──清字經館

對於清字經館這一為編修《清文繙譯全藏經》而設立的重要機構,由於資 料缺乏,學者鮮有研究。沈原在〈清代宮廷的修書機構〉一文中把清字經館歸 為「外朝臨時設置的修書各館」之一,並說清字經館隸屬於軍機處。30 這種 說法顯然沒有史料依據,是不對的。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抄出福隆安等奏為招收翻譯滿文《大藏 經》八旗生員事摺(滿漢文)〉云:「此次辦理《甘珠爾》,理應就近於紫禁城 擇一處所。內翻書房太小,譯員也比較少。若在紫禁城外找房,離內翻書房遠 了,一切不便。臣等看得經咒館內閒置房較多,又在紫禁城內,既近又方便。

如可,根據需要要幾間。」31 奏請得到了批准。這是目前所見關於組織翻譯

《清文繙譯全藏經》的最早的一份檔案。奏摺中稱以後的清字經館為「譯經 處」,提到「譯經處所有奏事、行文、收掌、記檔,須委專人,方不至亂」。據 此,譯經處的辦公處所就安排在經咒館內。經咒館是為編纂《御製滿漢蒙古西

28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8,乾隆六年三月己巳,《清實錄》冊 11,頁 987。

2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冊 7,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頁 282。

30 沈原,〈清代宮廷的修書機構〉,頁 111-123。

3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和宮管理處合編,《清代雍和宮檔案史料》冊 9,第 75 件,〈軍機處抄出福隆安等奏為招收翻譯滿文《大藏經》八旗生員事摺(滿漢 文)〉,頁232-213。該件檔案最早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李保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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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合璧大藏全咒》而專門成立的。32 此時《大藏全咒》的編纂工作,包括最 後遵旨添加的蒙文咒,應該已經基本結束,已交武英殿刻書處雕版刊印,才有

「經咒館內閒置房較多」的可能。關於經咒館在宮內的確切位置,我尚未找到 相關的文獻記載,下文所述清字經館的位置應該就是之前經咒館的所在,大致 不會有錯,有待進一步挖掘史料來一證實。

《嘯亭續錄》記載:「乾隆壬辰……設清字經館於西華門內。」33 在清 代,西華門外一帶是佛教場所聚集之地,西華門外北長街有福佑寺,康熙帝沖 齡時避痘此寺。西華門外,西安門內,有大光明殿。又有經廠,即大藏經廠,

在玉熙宮遺址之西,貯經書典籍及釋藏諸經。清仍舊制。玉熙宮在西安門裏街 北,金鏊玉蝀橋之西。乾隆帝設清字經館於西華門內。李致忠在〈清代的內府 刻書〉中,說清代在內府專門開設了清字經館,在西安門內譯刻了滿文大藏經,34 則顯然是西華門內之誤。

《國朝宮史》:「熙和門之西為武英殿,規制如文華。門前御河環繞,石橋 三。殿前後二重,皆貯書籍。凡欽定命刊諸書,俱於殿左右直房校刻、裝潢。

西有浴德堂,為詞臣校書直次,設總裁統之。殿北為內務府公署,為果房,為 冰窖,為造辦處。殿西為尚衣監。其後殿宇二層,為皇子所居。再西為咸安 宮 , 教 習 八 旗 大 臣 子 弟 肄 業 處 。 」35 這 部 《 國 朝 宮 史 》 從 「 乾 隆 七 年

(1742)清高宗弘曆令內廷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編纂。……乾隆三十四年

(1769)十二月全書告成,……彙編和記載了乾隆二十六年以前的宮闈禁令、

宮殿苑囿建置、內廷事務和典章制度等資料」,36 是清字經館開館前的史料。

《日下舊聞考》在引《國朝宮史》原文後,編者按曰:「武英殿西咸安宮

32 羅文華〈滿文阿禮嘎禮字研究〉由《大藏全咒》的編纂與推行,談到了經咒館,

但沒有進一步探究。因此,要明晰地瞭解經咒館制度及運行情況,有待深入研 究。

33 〔清〕昭槤撰,何英芳點校,《嘯亭雜錄》,續錄卷 1,「清字經館」,頁 385。

34 李致忠,〈清代的內府刻書〉,頁 90。

35 〔清〕鄂爾泰、張廷玉等編纂,左步青校點,《國朝宮史》卷 11,宮殿一,頁 198-199。

36 〔清〕鄂爾泰、張廷玉等編纂,左步青校點,《國朝宮史》卷首,出版說明,頁 1。

(13)

東夾道內舊時皇子所居者,今為清字經館。其北有河流,自西北而東南,為內 金水橋之經流,俗稱筩子河。筩子河東隨牆門內為三通館,又東當武英殿之後 南向,門內為方略館。」37

《宸垣識略》說:「尚衣監在武英殿之西,內殿宇二層,今為清字經館。

再西為器皿庫。……咸安宮在器皿庫西,為教習八旗子弟肄業處。其北有河 流,自西北而東南,為內金水橋之經流,俗名筩子河。」38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一日(1790 年 6 月 23 日),清宮「西華門內茶房外 果房失火,延燒房屋及樂器,經卷間被焚燒」39,使《清文繙譯全藏經》損失 嚴重,但也由此可知,清字經館與西華門內茶房外果房相挨,故果房失火,延 燒至清字經館《清文翻譯全藏經》的經板庫。

《國朝宮史續編》記載:「武英殿西為咸安宮,門三楹,殿五楹,東西配 殿各三楹,為恭製御服之所。其後殿宇二層,今為恭修高宗純皇帝實錄館。」40 尚衣監設在配殿內,「尚衣監恭製御服於此。」41「嘉慶四年(1799)三月十 四日,奉諭旨:現在恭纂高宗純皇帝實錄,宜擇潔淨處所,敬謹纂辦。且在事 承辦大小各員,人數眾多,更須地方寬敞。因思清字經館,朕在藩邸時曾至其 地,頗為整齊靜肅。所有翻譯經典現已竣事,著將該處作為實錄館,並將清字 經館後屋四十餘間一併歸入。俾纂辦之地,益得寬展。其原存經版,令該管官 酌量移貯。至將來朕出入西華門時,在館總裁各官毋庸照清字經館之例排班站 立。」42《嘯亭續錄》也記載:「設清字經館於西華門內,……初貯經板於館 中,後改為實錄館,乃移其板於五鳳樓中存貯焉。」43

37 〔清〕于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卷 13,國朝宮室,頁 174。

38 〔清〕吳長元輯,《宸垣識略》卷 2,大內,頁 27、29。《宸垣識略》附有一張

「大內圖」,標注了尚衣監、咸安宮的位置,可參看。

3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冊 15,第 1492 件,乾隆五十五年五月 十二日,頁 669。此條檔案翁連溪首先揭示,但發表時時間誤置為乾隆五十八年 十二月。

40 〔清〕慶桂等編纂,左步青校點,《國朝宮史續編》卷 53,宮殿三,頁 429。

41 章乃煒等,《清宮述聞》卷 3,述外朝三,頁 383。

42 〔清〕慶桂等編纂,左步青校點,《國朝宮史續編》卷 75,書籍一,頁 703。

43 〔清〕昭槤撰,何英芳點校,《嘯亭雜錄》,續錄卷 1,「清字經館」,頁 385。

(14)

章乃煒《清宮述聞》:「清字經館,清乾隆時設立,在尚衣監後;殿宇二 層,舊為皇子居住之所。」44 通過以上引述的文獻,可以明確清字經館在宮 中的地理位置,以及設立清字經館前後的沿革。清字經館現已不存。45

清字經館是乾隆朝增設的臨時性機構,開始時稱「譯經處」,專為修《清 文繙譯全藏經》而設,隸屬於內務府。〈軍機處抄出福隆安等奏為招收翻譯滿 文《大藏經》八旗生員事摺(滿漢文)〉中對其用印有明確的文字:「凡用印之 處,用內務府的印。」46 遺憾的是研究清代中央機構、內務府的論著,如李 鵬年等編著《清代中央國家機關概述》、祁美琴著《清代內務府》,都未曾提及 清字經館。

《國朝宮史續編》記載:「內務府之職,前代所未有,我朝釐革明代內官 監司之弊,特設內府官屬以理之。其職不下數百員,內廣儲司管理六庫郎中 二,秩在諸司之上。……」47 康熙十六年(1677)對內務府進行了大規模改 組,基本上確立內務府七司三院組織。清字經館因是臨時機構,有關它的組織 機構目前我只在《欽定內務府現行則例》關於「大臣官員兼管」中見到一條記 載:「清字經館兼攝提調官一員,遇有缺出,仍於內務府司員內曾經在館行走 者奏派兼攝。」48 還有可考《清文鑒》處附屬清字經館,《清文鑒》處設「提

44 章乃煒等,《清宮述聞》卷 3,述外朝三,頁 385。

45 白麗娜《論章嘉.若必多吉對藏漢文化交流的貢獻》雖然也說「故於京師西華門 內設清文經館以資其事」,但在「滿譯藏文《甘珠爾》」專題的第一句話卻是:「乾 隆帝命熱河殊像寺中的滿族喇嘛將藏文《大藏經》譯成滿文」,並說「對這一清代 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多部古籍均有記載」,頁 51。從該節徵引書目看,也 只是王先謙《東華錄》、昭槤《嘯亭續錄》,以及土觀.洛桑卻吉尼瑪《章嘉國師 若必多吉傳》三種。而且在這三種文獻中也沒有作者所說「命殊像寺滿族喇嘛將 藏文《大藏經》譯成滿文」的記載。陳慶英〈章嘉.若必多吉年譜(二)〉在 1775 年(乾隆四十年,木羊年,乙未)條下說:「熱河殊像寺建成,廟內喇嘛全 用滿族人,按乾隆帝之命,此廟喇嘛用了十八年時間,將譯成滿文的大藏經《甘 珠爾》二十一卷,抄成三部,由章嘉.若必多吉負責此項工作。」頁40。

4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和宮管理處合編,《清代雍和宮檔案史料》冊 9,第 75 件,〈軍機處抄出福隆安等奏為招收翻譯滿文《大藏經》八旗生員事摺(滿漢 文)〉,頁232-213。

47 〔清〕慶桂等編纂,左步青校點,《國朝宮史續編》卷 71,官署,頁 1181。

48 《欽定內務府現行則例》卷 3,「大臣官員兼管」,頁 109。

(15)

調」、「謄錄」等職。內閣侍讀學士素卜東阿曾任此提調職,馬雲錦、長齡、內 閣中書靈保、瑚松額曾任謄錄。為尋找通曉阿裏噶裏字者,清字經館特移付內 閣典籍廳,調蒙古堂中書達桑阿速赴館任事;內閣中書靈保、瑚松額亦司此 職。49

隸屬於清字經館、與《清文繙譯全藏經》工作直接相連的《清文鑒》處的 任務是四、五體《清文鑒》的編纂。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清字經館為辦理「四 體清文鑒內加入回子字改為五體,並於西番字下添注阿裏噶裏及滿洲單字,回 字下添寫滿洲單字……事」移付內閣典籍廳文,50 即是借修《清文繙譯全藏 經》之便,加藏文欲成四體,編修之中又敕命以阿裏噶裏字51 並滿文字母為 藏文注音,並加維吾爾(回)文及其滿文注音而成五體。說明乾隆四十二年,

四、五體《清文鑒》已在編纂之中。而五體是在四體編寫中奉旨增加維文及其 滿文注音,並在原藏文下添注兩種注音而成。爾後,兩種同時進行。而三體

《清文鑒》名《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鑒》,以注音為主,則是由內翻書 房承辦,並收入《四庫全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閣蒙古堂來文檔》, 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十九日就有關於三體《清文鑒》的文字:「吏部為知照 事 。… … 乾 隆 四十 八 年 八 月內 翻 書 房 承辦 四 庫 全 書內 三 合 清 文鑒 告 成 議

4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乾隆四十二年內閣蒙古堂來文檔》。轉引自江橋,《康熙

〈御製清文鑒〉研究》,頁 169。檔案中提到的這些人,在修《清文繙譯全藏經》

〈名銜〉中只見到謄錄官中有內閣中書瑚松額;謄錄官中有唐古忒學助教靈保,

與檔案中所提內閣中書靈保可能不是同一人;其他如內閣侍讀學士素卜東阿、馬 雲錦、長齡等在《清文繙譯全藏經》〈名銜〉中均未見,或許他們都在清字經館,

但負責的是《清文鑒》處的工作,並未參與《清文繙譯全藏經》事務。

5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清字經館移付內閣典籍廳文》。轉引自 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鑒〉研究》,頁166。

51 羅文華指出:阿禮噶禮是梵文 ālikāli 的音譯,是梵文母音輔音的總稱,亦即梵文 字母表。阿禮噶禮字是其他語言針對梵文的音譯系統,清代乾隆時期,共有藏、

蒙、滿、漢四種阿禮嘎禮字在使用。藏文阿禮噶禮字成立最早,大約在西元第八 世紀的吐蕃王朝時期,為翻譯印度來的佛典創制和規範使用;1589 年,喀喇泌部 的僧人阿尤喜奉三世達賴之命創制了蒙文阿禮嘎禮字,在蒙文翻譯佛經中長期使 用;漢文反切音方法的創制與佛典翻譯中拼讀梵音有關,但積弊已久,《同文統 韻》的編纂改變了漢文拼寫梵音的模式和方法,漢文阿禮嘎禮字正式成立;滿文 阿禮嘎禮字出現最晚。見《龍袍與袈裟:清宮藏傳佛教文化考察》,頁622-623。

(16)

敘……」。52 而四、五體《清文鑒》的編纂與《清文繙譯全藏經》直接相連。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宮中檔簿》記載,懋勤殿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至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新收書籍中已有五體《清文鑒》,而五十八年十二 月初一日至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新收書籍中才有四體《清文鑒》樣本一 部。53 五體早於四體成書。御製四、五體《清文鑒》較之三體《清文鑒》,所 增藏文及為藏文加注的阿裏噶裏字,均與《清文繙譯全藏經》直接有關,為

《清文繙譯全藏經》的附帶產品。《清文鑒》由三體增纂為四體、五體,或與 乾隆通曉此五種文字不無關聯。54 四、五體《清文鑒》的編纂與三體《清文 鑒》沒有直接的關係。四、五體《清文鑒》修成,《清文鑒》處隨即撤銷,然 清字經館尚存。這些書籍的編輯出版,為當時滿族文化的發展,也為《清文繙 譯全藏經》的翻譯、刊刻奠定了基礎,促進了《清文繙譯全藏經》的譯刻。

高明道在其碩士論文中說:工作人員雖然在章嘉呼圖克圖奏前可能已選 好,但因特殊的表現隨時有「加恩」之事。55 前半句話我們從〈軍機處抄出 福隆安等奏為招收翻譯滿文《大藏經》八旗生員事摺(滿漢文)〉56 可知是猜 度之詞,後半句則是事實。高明道還指出:工作人員陸陸續續被派到清字經館 去,且由福隆安的例子可知,不一定是專任的。章嘉國師傳所說精通滿漢二語 的翻譯者「五百餘人」這個數目,無疑是寫傳記的人,大大加以誇張的。據滿

52 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鑒〉研究》指出:日本學者今西春秋〈五體清文鑒解題〉

推測「三、四、五體者均出自同一衙門下不同之組」(田村實造、今西春秋、佐藤 長共編,《五體清文鑒譯解》,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內陸アジア研究所,1966 年),失之臆斷。頁166、167。

5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宮中檔簿》。轉引自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鑒〉研究》,

頁166、167。

54 乾隆帝,《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鑒》序:「蓋無一蒙古之非我臣矣。諸 部語言音韻,剛柔雖略殊,而大段則一。即國語雖與蒙古語異,而亦有一、二相 同者。朕即位初,以為諸外藩歲來朝,不可不通其語,隨習之。不數年而畢,能 之,至今則曲盡其道矣。侵尋而至於唐古特語,又侵尋而至於回語,亦即習之,

亦即能之。」

55 高明道,《如來智印三昧經翻譯研究》,頁 158。

5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和宮管理處合編,《清代雍和宮檔案史料》冊 9,第 75 件,〈軍機處抄出福隆安等奏為招收翻譯滿文《大藏經》八旗生員事摺(滿漢 文)〉,頁232-213。

(17)

譯全藏第一函冠《大般若經》的「名銜」錄的九十五名額(九十三個人)當 中,僅僅七位當翻譯官,與「五百餘」相差甚遠。57

《清文繙譯全藏經》原刻朱色初印本首函除載乾隆帝〈御製清文繙譯全藏 經序〉外,亦詳載清字經館譯刻等員名銜,計有總裁4 人、副總裁 3 人、提調 官 5 人、纂修官 9 人、收掌官 7 人、翻譯官 7 人、謄錄官 24 人、校對官 18 人、閱經總裁 1 人、閱經副總裁 3 人、辦理經咒喇嘛 4 人、校對經咒喇嘛 4 人、總校僧人2 人、講經僧人 4 人,多達 95 人。58 當然,實際參與修書的人

57 高明道,《如來智印三昧經翻譯研究》,頁 156、158-159。〈名銜〉所列七位翻譯官 是:刑科掌印給事中臣福伸、戶部筆帖式臣占倫、禮部筆帖式臣和明、禮部筆帖 式臣六十八、工部筆帖式臣景琨、工部筆帖式臣呼圖禮、通政司筆帖式臣托雲。

另外,高明道「據滿譯全藏第一函冠《大般若經》的〈名銜〉錄」的說法,還有 現在所有說到這部藏經的都說這部藏經共 108 函,這說法是否與實際情況相符 呢?這裏提出來有待進一步研究。《清文繙譯全藏經》每一函都有上下兩塊護經板

(檔案稱「經夾板」),護經板上繪有尊像。羅文華參加了《藏傳佛教眾神——乾 隆滿文大藏經繪畫》的編輯工作,他說:「在《滿文大藏經》共108 函的上下經夾 板上裱有紙本的彩色繪畫,內容多是與經典有關的佛教尊神。一般格式是:上經 夾板正中是靛青紙瀝金書滿文阿禮嘎禮字拼讀梵文禮敬佛法僧三寶和本函所含第 一部經的經名,文字的兩邊各有佛教尊神一幅,兩幅彩圖的兩側分別以四體文字 書寫本函所含第一部經經名:左側一幅左邊書滿文經名,右邊書藏文經名;右邊 一幅左邊書蒙文經名,右邊書漢文經名。下經夾板有彩圖四幅或五幅,在整個畫 面的兩側僅以滿文和漢文書經名。」(見故宮博物院編,《藏傳佛教眾神──乾隆 滿文大藏經繪畫》〈前言〉,前言頁 3。)「全藏上下護經板繪 7 尊像者 61 副,共 427 尊;繪 6 尊像者 47 副,共 282 尊,共計所繪尊神 709 尊。」(見〈滿文《大藏 經》編纂史略〉,頁 606-607。)羅文華的上述說法,如果僅指該藏正文 108 函,

是沒有錯的。但不知為什麼將護經板上的繪畫編為《藏傳佛教眾神——乾隆滿文 大藏經繪畫》時,有意忽略了目錄函?目錄函也有自己的護經板,而且護經板上 繪畫的格式也不同於上述羅文華的說法。(圖 3《清文繙譯全藏經》目錄函上、下 護經板繪畫,2 幅。)這次紫禁城出版社重新刷印的《滿文大藏經》,在正文 108 函外,還有卷首 1 函目錄,分別用滿、漢、藏、蒙四體匯錄御製序、名銜、目 錄。這四體是各自單獨的,而不是如大家所說是滿漢蒙藏四體文合璧。〈名銜〉並 不在冠《大般若經》的第一函,而是在《清文繙譯全藏經》的〈目錄〉函中,也 不冠《大般若經》字樣。(圖 4《清文繙譯全藏經》目錄函〈名銜〉頁。)因此,

我們可以說:清代檔案中所說《清文繙譯全藏經》108 函係指不包括〈目錄〉函 的正文而言,我們今天則不應丟掉〈目錄〉函,應該就該藏全部經函來統計函 數,《清文繙譯全藏經》共109 函。

58 高明道在其碩士論文《如來智印三昧經翻譯研究》第三章注 73,據臺北故宮博物 院藏本錄其〈名銜〉的漢文部分,但有四問題:(1)高明道說:「其中德慶任收掌

(18)

數可能不止這 95 人,有些參與者,如《嘯亭續錄》提到的助章嘉國師經理其 事的達天、蓮筏諸僧人就沒有列入〈名銜〉。59

這裏面4 位總裁:和碩質親王永瑢、多羅儀郡王永璿、太子太保文華殿大 學士伯和珅、原任兵部尚書和碩額駙公福隆安,以領銜人名義列名的可能性很 大,在譯刻過程中統籌實務、負實質性責任的可能主要有二人,一是主持簡別

官兼校對官、六十八任翻譯官兼校對官,所以實際人數減至九十三位。」但我們 從〈名銜〉記載的職銜來看,任收掌官的是副參領臣德慶,任校對官的是候補筆 帖式臣德慶;任翻譯官的是禮部筆帖式臣六十八,任校對官的是候補筆帖式臣六 十八,因而這兩位同名的德慶、六十八,可能只是同名而已,並非一人兼任兩 職。參與修《清文翻譯全藏經》的人數還應該是95 人。(2)副總裁金簡、德勒克 的職銜有省略,「吏部尚書鑲黃旗漢軍都統總管內務府大臣臣金簡」省為「吏部尚 書臣金簡」,「理藩院侍郎正藍旗蒙古都統和碩額駙貝子臣德勒克」省為「和碩額 駙貝子臣德勒克」。(3)纂修官內務府郎中臣通源的「源」字誤抄為「原」。(4)

閱經副總裁紮薩克達喇嘛臣阿旺楚勒提穆的職銜誤多一「副」字,錯為「紮薩克 副達喇嘛」。頁 190-195。對於其中第(1)問題,胡進杉也說:「其中德慶、六十 八兩人兼任二職,故實際參與的人數只有九十三人。」見〈乾隆宏願 法寶明珠—

—《清文全藏經》〉,頁 38。莊吉發〈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大藏經》滿文譯本研 究〉,頁 256:「滿文《大藏經》原刻朱色初印本首函除載清高宗〈御製清文繙譯 全藏經序〉外,亦詳載清字經館譯刻等員名銜,包括總裁、副總裁、提調官、纂 修官、收掌官、翻譯官、謄錄官、校對官、閱經總裁、閱經副總裁、辦理經咒喇 嘛、校對經咒喇嘛、總校僧人、講經僧人等人,多達 96 員」,人數不對,因其未 詳列各職人數,或是統計抄寫時出錯。翁連溪在談及清字經館人員時,先是說:

「選派人員中包括總裁 4 人,副總裁 3 人,提調官 5 人,纂修官 9 人,收掌官 7 人,謄錄官24 人,校對官 18 人,閱經總裁 1 人,閱經副總裁 4 人,辦理經咒喇 嘛 4 人,校對喇嘛 4 人,總校僧人 2 人,清經僧 4 人,共 96 人。」〈乾隆滿文

《大藏經》譯刻〉,頁 271。又說:「並選派人員包括總裁 4 人,副總裁 3 人,提 調官5 人,纂修官 9 人,收掌官 18 人,閱經總裁 1 人,閱經副總裁 4 人,辦理經 咒喇嘛4 人,校對喇嘛 4 人,總校僧人 2 人,諸經僧 4 人,共 96 人。」也沒有指 明文獻依據,而且文中有缺漏、錯字。〈乾隆版滿文《大藏經》刊刻述略〉,頁 62- 63。張廣生亦說:「有譯刻人員銜名,包括正、付(副)總裁、提調、纂修、收 掌、翻譯、謄錄、校對各官,及閱經正、付(副)總裁,辦理、校對經咒喇嘛,

總校和講經僧人等,共計 96 人。」見齊秀梅、楊玉良等著,《清宮藏書》,頁 345。羅文華也說是 96 人(見〈滿文《大藏經》編纂史略〉,頁 608-609),他錯在 將副總裁「和碩額駙彭蘇克拉錫」分成了彭蘇克、拉錫兩位。

59 〔清〕昭槤撰、何英芳點校,《嘯亭雜錄》,續錄卷 1,「清字經館」,頁 385。達 天、蓮筏沒有列入〈名銜〉,我還沒有查到此二人的事蹟。

(19)

經典審核翻譯的閱經總裁紮薩克達喇嘛章嘉呼圖克圖伊施丹巴諄美,60 一是 負責刊版事務的副總裁吏部尚書金簡。61

60 章嘉呼圖克圖是內蒙古地區藏傳佛教格魯派的最大轉世活佛。原為青海互助佑甯 寺活佛系統,一世紮巴沃色(?-1641),生於青海互助紅崖子張家,由此而得 名,「章嘉」即「張家」。二世阿旺羅桑曲旦(1642-1714),曾入藏師事達賴五 世,後任佑甯寺法台和多倫匯宗寺、善因寺紮薩克(總管)喇嘛。康熙四十四年

(1705)受封為「呼圖克圖」、「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總管漠南蒙古佛教事務。

三世章嘉呼圖克圖伊施丹巴諄美(ye-shes-bstan-pavi-sgron-me),清康熙五十六年

(1717)正月十日生於甘肅涼州西蓮花寺附近,3 歲時被認定為章嘉二世的轉 世,次年迎入佑寧寺坐床。雍正二年(1724),年僅 8 歲的章嘉被召至北京,命他 隨土觀二世活佛學經,並與皇四子弘曆等一同讀書,學通滿、蒙、漢、藏、梵 5 種語文,熟諳顯密典籍,與弘曆(後來的乾隆帝)建立了深厚友誼。雍正九年

(1731),雍正帝特於多倫諾爾特建善因寺以居之。雍正十二年(1734),封「灌 頂普善廣慈大國師」,賜金冊金印。當年八月,奉命與果親王一起赴四川泰寧晉謁 七世達賴喇嘛,並與副都統福壽護送七世達賴進藏。翌年十月,抵達後藏紮什倫 布寺拜見五世班禪,從他受比丘戒。乾隆元年(1736),乾隆帝封其為掌管京城喇 嘛事務的「掌印喇嘛」。他「遊戲金剛,學通番漢」,極為乾隆所崇信。清代駐京 喇嘛甚眾,惟章嘉位居上首,地位尊崇。乾隆十六年(1751)賜「振興黃教大慈 大國師之印」,二十年(1755),喀爾喀蒙古郡王青袞雜蔔發動「撤驛之變」,章嘉 除致書哲布尊丹巴外,並親自前往處理,迅速平息此事件。二十二年(1757),七 世達賴圓寂,奉旨入藏委任攝政及主持認定達賴轉世。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 禪晉京慶賀乾隆帝七十壽誕,章嘉擔任翻譯並負責班禪在京活動。五十一年

(1786)圓寂。章嘉若必多吉精通藏、梵、蒙文,通曉漢滿文,博學多識,尤通 佛學,曾主持將藏文大藏經的《丹珠爾》譯為蒙文,主持翻譯《清文繙譯全藏 經》。一生著作和譯著甚多,文字優美,蒙藏喇嘛莫不奉為圭臬。主要有《欽定同 文韻統》、《諸佛菩薩聖像贊》、《喇嘛神像集》等。據現存北京故宮銀間鍍金章嘉 胡土克圖像,他長的「長方臉形,鼻寬口闊,眉目疏朗,雙眼微瞇,內含笑意,

神態安詳,右面頰下長有一小包」(《清宮藏傳佛教文物》圖 36,頁 100-101。)

在清代的正史及漢文文獻,如《清實錄》、《清會典》、《衛藏通志》、《聖武記》、

《東華續錄》、《清涼山志》、《京師坊巷志》、《嘯亭雜錄》中,有不少關於章嘉的 記載。藏文和蒙文史書,如《松巴佛教史》、《安多政教史》、《塔爾寺志》、《佑寧 寺志》等,對章嘉活佛的事蹟記載更為詳盡。土觀.洛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

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依作者與三世章嘉交往的親身經歷和當事 人的親口講述,或摘引當時人的記述寫成,有極高的史料價值。相關研究有釋妙 舟《蒙藏佛教史》、韓儒林〈青海佑寧寺及其名僧(章嘉、土觀、松巴)〉,以及 最新的陳慶英、趙雲田、王璐、天放、袁森坡、馬連龍等的研究成果。

61 金簡是有清一代出版史、文化史上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但對他的研究卻少 而又少。雖然研究《四庫全書》的學者在談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時,總會提 幾句金簡的作用,但似乎研究就到此打住了。即使如專門論文〈記漢化的韓人〉、

(20)

圖3 《清文繙譯全藏經》目錄函上、下護經板繪畫

〈清代華籍韓人金簡對《四庫全書》的重要貢獻〉、〈金簡及其《武英殿聚珍版程 式》——兼論古代活字印刷發展滯緩的原因〉,依據的文獻也只有《國朝耆獻類徵 初編》、《清史稿》。金氏新達禮一家主動自願來歸,是文獻所見金簡祖先的最早記 載。新達禮於天聰元年率領三兄弟等來歸,「越二年,朝鮮歸附人戶益眾,分置佐 領」,「特命入內務府,授佐領,兼總理三旗火器營事務」。金氏家族祖孫世代管轄 正黃旗滿洲包衣第四參領所屬的兩個佐領。《國朝耆獻類徵》、《清史稿》言金簡隸

「內務府漢軍正黃旗」或「內務府漢軍」是不準確的,說其為「滿洲正黃旗人」,

則是嘉慶時「抬為上旗」之後的事。金氏家族為清王朝政權的創建與鞏固,拋頭 顱,灑熱血,勇往直前,忠貞不渝,他們與後金將士肝膽相照,休戚相關,被滿 洲貴族視為一體。在實現後金混一中原既定戰略目標過程中,金氏家族完成了自 身滿洲化的歷史進程,同部分蒙古、漢軍一起,融合到滿族共同體。見章宏偉,

〈金簡刻書活動考實〉。

(21)

圖4 《清文繙譯全藏經》目錄函〈名銜〉頁

三、《清文繙譯全藏經》翻譯刻印時間考

(一)《清文繙譯全藏經》工程於乾隆三十六年開始啟動

關於《清文繙譯全藏經》工程開始的時間,有不同的說法。除《望月佛教 大辭典》、周叔迦、張大可的說法模糊且未指明依據外,62 在現有明確提出時 間的論著中,有乾隆三十八年、乾隆三十七年和乾隆三十六年三種觀點。

持始譯於乾隆三十八年說的學者不少,有蔣維喬63、韓儒林64、道安65、 林子青66、童瑋67、黃心川68、杜繼文69、朱家溍70、方廣錩71、羅樹寶72、陳

62 塚本善隆等編纂,《望月佛教大辭典》,頁 3313-3314。周叔迦〈《大藏經〉雕印源 流紀略〉:「滿文《大藏經》是清康熙中善慧法日大師自蒙文、藏文中譯出甘珠 爾,其後漸次翻譯。至清高宗乾隆時雕板,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完成。」頁 568-569。張大可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滿文《大藏經》是清代雍乾年間翻譯 刻印的。」頁146。

63 蔣維喬,《中國佛教史》,頁 273。

64 韓儒林,〈青海佑寧寺及其名僧〉,頁 4721。但其正文中先引《嘯亭續錄》,又引 王先謙《東華續錄》,分別持乾隆三十七年、三十八年說,卻未加評說。

65 道安,〈中國大藏經雕印史〉,頁 159。

66 林子青,〈清代佛教〉,頁 123。

67 羅竹風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滿文大藏經」條,頁 261。本條為童 瑋撰。

(22)

73、郭朋74、黃潤華75、愛新覺羅.常林76、馬祖毅77、陳士強78、王家鵬79、 劉蒙林80、楊泓81、孫關根82、李瑞良83、馮術東84、張廣生85、中見立夫86

68 黃心川主編,《世界十大宗教》,頁 176。

69 杜繼文主編,《佛教史》,頁 520。

70 朱家溍主編,《兩朝御覽圖書》圖 149「清乾隆刻本滿文《大藏經》」:「滿文《大 藏經》始譯於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高宗弘曆命設清字經館於西華門內,命章 嘉國師經理其事,達天蓮筏諸僧人助之,選取滿文謄錄、纂修若干,翻譯經卷,

竭 17 年之力告竣。」頁 142。朱賽虹主編《盛世文治.清宮典籍文化》沿襲了這 種說法,頁 201。這裏雖然採始譯於乾隆三十八年說,但敍述的文字依據的卻是 持乾隆三十七年立論的《嘯亭續錄》的說法。

71 方廣錩著,《佛教典籍百問》,頁 195。

72 羅樹寶編著,《中國古代印刷史》,頁 395。

73 陳兵編著,《新編佛教辭典》,頁 341。

74 郭朋著,《中國佛教思想史》下卷,頁 474。

75 黃潤華,〈滿文官刻圖書述論〉,頁 178-201。黃潤華、史金波著,《少數民族古籍 版本——民族文字古籍》,頁49。

76 愛新覺羅.常林,〈清以前北京翻譯圖書出版舉要〉:「《滿文大藏經》為漢文《大 藏經》的滿文選譯編刻本,又稱《國語譯漢全藏經》或《國語譯大藏經》。由章嘉 呼圖克圖董其事,於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十五日始根據漢文、蒙古文大 藏經編次和內容翻譯。乾隆五十五年(1790)編譯刻完,共計 108 函,只收入般 若、寶積、大集、華嚴、涅槃諸部和其他大、小乘單譯經及秘密部經咒等共 699 種,2535 卷。乾隆朝完成了始於雍正時校刻的漢文大藏經之後,又詔刻滿文大藏 經。」文章接著引昭槤《嘯亭雜錄》(實為《續錄》,為作者引述之誤。)卷 1

「清字經館」的記載,說「這證明乾隆三十七年後的十餘年內,清代在內府專門 開設了清字經館,譯刻了滿文大藏經」。既說三十八年,又說三十七年,不加區 分。文下還說「《滿文大藏經》在解放前幾經周折,已散失22 函」,道聽塗説,添 油加醋,極不嚴肅。文中對《清文繙譯全藏經》的刊刻時間、譯經所本等論說都 極為模糊,不加判斷。見《北京出版史志》第10 輯,頁 1-39。常林之前發表過一 篇〈北京清以前重要社會科學圖書簡介〉,在介紹《滿文大藏經》時,文字與這篇 類同,尚無自己添加的話語。見《北京出版史志》第9 輯,頁 49-102。

77 馬祖毅著,《中國翻譯史》(上卷),頁 222。

78 賴永海主編、陳士強著,《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經典卷》,頁 215。

79 王家鵬,〈故宮中的藏傳佛教藝術瑰寶(三)──一代國師章嘉若必多吉〉,頁 39。但作者既說「《滿文大藏經》的翻譯刻寫從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始」,接 著引述的文獻卻是持三十七年說的《嘯亭雜錄》。

80 劉蒙林,〈滿文《大藏經》概述〉,頁 61。

81 故宮博物院編,《藏傳佛教眾神——乾隆滿文大藏經繪畫》,〈序〉,序頁 1。

(23)

向斯87、張秀民88、鄧建新89 等。持這種觀點的各家,如果不是因襲成說,大 都依據的文獻是《清高宗實錄》、王先謙《東華續錄》引錄的乾隆三十八年二月甲 戌上諭90、《御製文三集》卷 9 或《衛藏通志》卷首刊載的乾隆帝〈御製清文 繙譯大藏經序〉91。直到 2002 年,紫禁城出版社以《滿文大藏經》為名刷印

《清文繙譯大藏經》,較多的學者才得以看到原本上面乾隆帝的〈御製清文繙 譯全藏經序〉。〈御製清文繙譯全藏經序〉中提到:「若夫訂四庫全書,及以國 語譯漢全藏經二事,胥舉於癸巳年六旬之後。既而悔之,恐難觀其成。越十餘 載而全書成,茲未逮二十載而所譯漢全藏經又畢蕆。」92 說得非常清楚,「以 國語譯漢全藏經……胥舉於癸巳年」,即乾隆三十八年。

李致忠93、莊吉發94、楊玉良95、金寶森96、馬連龍97、翁連溪98、胡進杉99

82 故宮博物院編,《藏傳佛教眾神——乾隆滿文大藏經繪畫》,〈後記〉,頁 538。

83 李瑞良,《中國出版編年史》,頁 594。

84 馮術東,〈殊像寺與滿文大藏經〉,頁 42。

85 見齊秀梅、楊玉良等著,《清宮藏書》,頁 345。

86 中見立夫,〈《滿文大藏經》的探索、考證及其復刊〉。

87 向斯,《中國宮廷御覽圖書》,頁 195。向斯在文中把引述乾隆帝〈清文繙譯全藏 經序〉文的出處注為「〈御製滿文大藏經序〉,清乾隆年內府朱文刻本」,是嚴重錯 誤。

88 張秀民著、韓琦增訂,《(插圖珍藏增訂版)中國印刷史》,頁 492。

89 鄧建新,《二世、三世章嘉的政治成就與文化貢獻——兼論清前期的藏傳佛教政 策》,頁81-83。

90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26,《清實錄》冊 20,頁 456-457。〔清〕王先謙編,《東 華續錄》乾隆 77,頁 15b-17a。該篇上諭又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 諭檔》冊7,頁 281-283,唯個別文字有出入。

91 〈清文繙譯全藏經序〉,〔清〕高宗御製,〔清〕沈初等奉敕編,《御製文三集》卷 9,

頁629。《衛藏通志》卷首,頁 25a-26a。

92 〈御製清文翻譯全藏經序〉,《滿文大藏經》,頁上 1-3。

93 李致忠,〈清代刻書述略〉,頁 307 和〈清代的內府刻書〉,頁 90。但李致忠在

《古代版印通論》中又把《嘯亭續錄》記載的乾隆三十七年當成乾隆下令譯刻滿 文大藏的時間,並說「章嘉等經過精心籌備,於翌年,即乾隆三十八年(1773)

正式開始譯刻。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也就是乾隆皇帝 85 歲這一年,滿文大 藏譯刻竣事,前後歷經 18 年。」頁 331。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並非 85 歲,而是80 歲。

(24)

春花100、羅文華101、李麗102、王鐵鈞103 等學者則根據《嘯亭續錄》的記 載,提出乾隆三十七年說。《嘯亭續錄》記載:「乾隆壬辰,上以大藏佛經有天 竺番字、漢文、蒙古諸翻譯,然其禪悟深邃,故漢經中咒偈,惟代以翻切,並 未譯得其秘旨;清文句意明暢,反可得其三昧。故設清字經館於西華門內,命 章嘉國師經理其事,達天、蓮筏諸僧人助之,考取滿謄錄、纂修若干員翻譯經

94 莊吉發,〈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大藏經》滿文譯本研究〉,頁 255。

95 楊玉良,〈滿文大藏經〉,頁 25。

96 金寶森,〈淺談乾隆對發展滿文的貢獻〉,頁 80。從金文文字敍述來看,依據的是 莊吉發〈佛說四十二章經滿文譯本研究〉,包括經名「《清文全藏經》」,連莊文說 滿文大藏經臺北故宮藏有 32 函,都誤為共 32 函。乾隆帝序給起了個新名「〈《清 文全藏經》序〉」。

97 馬連龍,〈一代宗師 百世楷模——章嘉若必多吉生平述略〉,則把起始年係於乾隆 三十七年(1772),雖然所據也是《章嘉若必多吉傳》第 20 章的第一段話,但時 間上卻從了《嘯亭續錄》記載的乾隆壬辰。

98 翁連溪,〈乾隆版滿文《大藏經》刊刻述略〉,頁 61。

99 胡進杉,〈第三輩章嘉呼圖克圖及其創制的滿文經咒新字〉,頁 107。胡進杉,〈乾 隆宏願 法寶明珠——《清文全藏經》〉,頁 38。

100 春花在〈論滿文《大藏經》的語言學價值〉中雖然沒有直接討論《清文繙譯全藏 經》的譯刻時間,但從其說「論」部分譯自漢文《大藏經》,從而與乾隆三十八年 二月甲戌上諭的記載相合(頁 66),似可以為他持三十八年說。但到 2007 年,他 為《天祿珍藏》撰寫「滿文大藏經」文字時,已改持三十八年說。見頁257。

101 羅文華先是持乾隆三十八年說:「此工程始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完成於乾隆 五十五年(1790),歷時 18 年之久」,見故宮博物院編,《藏傳佛教眾神——乾隆 滿文大藏經繪畫》〈前言〉,前言頁 1;而到同年在《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 年第 3 期刊發〈《滿文大藏經》藏傳佛教繪畫——兼及尊神名號中的滿文阿禮嘎禮字〉

時已經改為:「此工程始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完成於五十九年(1794),歷時 23 年」。(該期刊物目錄羅文華有「研究」二字,與正文有異)此後觀點未變,在

〈滿文《大藏經》編纂史略〉中說:「此工程始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編譯完 成於五十五年(1790),刊印完成於五十九年,歷時 23 年之久」,「對於清字經館 開館的時間,《嘯亭續錄》『清字經館』條下記載最準,……至少還有兩條其他途 徑的可靠資料證實了這一年代是確鑿無疑的。現在有些學者在提到滿文《大藏 經》的編譯時間,往往根據乾隆三十八年諭旨中提到的『因特開清字經館』而定 此年為編譯的開始年,顯然有誤。」《龍袍與袈裟:清宮藏傳佛教文化考察》,頁 599、601-602。

102 李麗,〈簡述清代國師章嘉.若必多吉對滿族文化的貢獻〉,頁 76。

103 王鐵鈞,《中國佛典翻譯史稿》,頁 291。

(25)

卷。先後凡十餘年,大藏告蕆,然後四體經字始備焉。初貯經板於館中,後改 為實錄館,乃移其板於五鳳樓中存貯焉。」104 這裏的時間概念也非常明確,

是「乾隆壬辰」,即乾隆三十七年。

陳慶英105、李鐘霖、李敏106、章宏偉107和白麗娜108,都持乾隆三十六年 說。但就是這乾隆三十六年,陳慶英等當是依據的《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提 出起始年的,由於沒有確切的日期,考慮不到年末套換到西曆已是 1772 年,

均按該農曆年大部分時間套指西元 1771 年。還有馬佳,也應該是類似的乾隆 三十六年(1771),但其文卻寫成了乾隆三十五年(1771)。109 這是筆誤。筆 者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提出乾隆三十六年說,而且已屆年底,套 換西元已是進入1772 年。

對於《清文繙譯全藏經》工程開始的時間,筆者查閱了大量的檔案資料,

並在友人的幫助下,又鉤稽出以往學者們未曾發現的檔案記載。這些新發現的 資料,對於確定《清文繙譯全藏經》開始譯刻的時間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為 了便於梳理時間的脈絡,特將資料重加排比如下。

《乾隆朝上諭檔》記載: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同日奉旨。大藏漢 字經函刊行已久,而蒙古字經亦俱翻譯付鐫,惟清字經文尚未辦及,揆之闡教 同文之義,實為闕略,因特開清字經館,簡派皇子、大臣於滿洲、蒙古人員內 擇其通曉翻譯者,將藏經所有蒙古字、漢字兩種悉心校覈,按部翻作清文。並

104 〔清〕昭槤撰、何英芳點校,《嘯亭雜錄》,續錄卷 1,「清字經館」,頁 385。

105 陳慶英,〈章嘉.若必多吉與乾隆皇帝〉,頁 127。陳慶英,〈章嘉.若必多吉年譜

(二)〉,頁40。

106 李鐘霖、李敏,〈論土族高僧三世章嘉之治學精神〉,頁 30。

107 最初,筆者根據紫禁城出版社的《滿文大藏經》上面乾隆帝的〈御製清文繙譯全 藏經序〉,採信《清文繙譯全藏經》開始譯刻於乾隆三十八年,見〈清代滿文出版 研究〉、〈清字經館與《清文全藏經》〉。後又採信乾隆三十六年的觀點,見〈《清文 全藏經》研究〉。

108 白麗娜,《論章嘉.若必多吉對藏漢文化交流的貢獻》,附錄〈章嘉.若必多吉年 譜〉,頁71。

109 馬佳,《清代北京藏傳佛教寺院研究》,頁 16、28。

(26)

命章嘉國師董其事,每得一卷即令審正進呈,候朕裁定。」110 這篇上諭只是 指出了為什麼開設清字經館,並沒有確切的開設清字經館時間。而且諭文中說 章嘉國師已經奏上翻譯《清文繙譯全藏經》的原則建議,則動議譯刻《清文繙 譯全藏經》理應在此之前。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中,有乾隆五十八年十一 月清字經館向皇帝呈報的《清文繙譯全藏經》簡明清單:「查清字經館應行翻 辦刊刻、刷裱、裝潢全藏大般若等經,至《師律戒行經》共二千五百十九卷,

計一百八套,每套十二分,統計一千二百九十六套。自三十七年開館起至五十 八年正月(計二十一年),共頒發過大般若等經一千一百四套,共用過刻字工 價銀三萬二千一百二十兩。」111 文中明確記載「自三十七年開館起」。當時 參與《清文繙譯全藏經》編纂的漢僧際醒在為僧通理作的塔銘中記載:「壬 辰,開清字譯館翻大藏諸經。」112 在乾隆三十七年上諭檔內,也有記載:

「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初七日內閣奉上諭:福隆安現在出差,所有兵部事務著托 庸暫行兼管,其工部尚書事務著索爾訥暫行署理,不必兼管清字經館事務。欽 此。」113 則清字經館在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初七日之前就已設立並確定用名 了。「五月十六日……同日奉旨:翻譯官每人每月翻經一卷,為數較少。嗣後 每人每月著翻經二卷,餘依議。欽此。」114 說明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1772 年 6 月 16 日)之前已經開始翻經活動,而且為時應該不止一個月。

高明道在乾隆三十七年一、二月的上諭檔內又找到了6 條相關的片段記載:

11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冊 7,第 736 件,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 十日,頁282-283。

11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包,膠片 157,00946-00948,00949-00951。這條資料是翁連溪最先揭示的。

112 〔清〕釋際醒,《夢東禪師遺集》二卷,卷下「散題」五十四頁,嘉慶二十二年

(1817)刻本。轉引自羅文華,〈滿文《大藏經》編纂史略〉,頁 602。據《清文繙 譯全藏經》原刻朱色初印本首函所載清字經館譯刻等員名銜,掌僧錄司印僧臣通 理為總校僧人,覺生寺住持僧臣際醒為講經僧人。

11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冊 7,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初七日,頁 53。

114 該條為高明道最先揭示,見臺北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乾隆三十七年長本上 諭檔。轉引自高明道,《如來智印三昧經翻譯研究》,頁156。

(27)

正月十六日,奉上諭:幹珠爾經之末尾篇頁,著不必書寫翻譯 姓名。欽此事務。

正月二十日,奉上諭:翻幹珠爾經翼長護軍參領格木德衣著充 當纂修官,仍照例關給桌飯銀兩。欽此。

正月二十一日,奉上諭:管理幹珠爾清字經館章嘉庫圖克圖、

六阿哥、福隆安、色布騰巴爾珠爾著充總裁,阿望班珠爾庫圖 克圖、豐盛額、蘇爾訥、德勒克、邁拉孫著充副總裁。欽此。

正月二十九日,奉上諭:敖漢和碩額駙朋蘇克拉使著在經館行 走。欽此。

二月初二日,奉上諭:敖漢和碩額駙朋蘇克拉使著充清字經館 副總裁。欽此。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初四日,奉上諭:朋蘇克拉什若僅照經館副 總裁每月關給即十四兩有餘,似屬過少,所有伊應得之即刃

(任)米石,著加息給與三分之一。欽此。115

這六條是兩個半星期內發的,高明道因此推斷:清字經館設立於乾隆三十 七年正月十六日(1772 年 2 月 19 日)之前,該是西元 1772 年 2 月 4 日至 19 日之間的事。116

已經有以上這麼多條可靠、明確的記載,清字經館設立、《清文繙譯全藏 經》的開始譯刻時間似乎可以給個結論了。但這裏的「開館」究竟是指哪個階 段?從動議、設立機構、開始翻譯,應該有一個運作時間。何況,這裏最早一 條正月十六日的上諭,已經在明確指示「幹珠爾經之末尾篇頁,著不必書寫翻 譯姓名」,可見翻譯工作已經在進行之中,因而動議並開館翻譯《清文繙譯全 藏經》的時間還應提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李保文就在館藏內務府滿文檔案 中,發現了一件極為重要的關於組織翻譯《清文繙譯全藏經》的「內務府從軍

115 以上六則為高明道最先揭示,見臺北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乾隆三十七年譯 漢上諭檔。轉引自高明道,《如來智印三昧經翻譯研究》,頁155-156。

116 高明道,《如來智印三昧經翻譯研究》,頁 15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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