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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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四十年 Forty Years IRT Studies of Mainland China Academia.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趙可金. Zhao, Ke-Jin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2) 88. Forty Years IRT Studies of Mainland China Academia Zhao, Ke-Jin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R theory is a new discipline in academia of Mainland China. With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and its increasing influence around the world, the IR theory studies of Mainland China have been rapid improved since 1960s. In particular, Marxism, Mainstream theories of Western Schools and PRC’s diplomatic history studies took as the driving forces for IRT advance. However, during the course of forty years studies, there we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IRT studies, such as shortage of theory logics, shortage of questions and even shortage of Chinese theories. So, based on expounding the explanation of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road, the paper presents a research program for China’s IR theory studies in the future and advocates that China academia should establish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tyle and Chinese manner.. Keywords: Mainland China, IR theory, Peaceful development road, Research program.

(3) 89. 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四十年趙可金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摘要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在中國大陸是一個新興學科，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壯大及其世界影響力的日益上升，自1960年代以來，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有了快速的發展。擇其要者，馬克思主義、西方主流理論和新中國的外交史研究成為推動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主要動力。然而，在四十年的國際關係理論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理論思維缺乏、問題意識不足以及中國理論缺失等缺陷。因此，在考察中國和平發展道路需要的基礎上，本文提出了大陸研究國際關係理論的一項學術規劃，並鮮明地提出了中國的理論研究必須創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國際關係理論。. 關鍵詞：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和平發展道路、學術規劃.

(4) 9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壹、前言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國際關係理論在中國是一個「舶來品」。國際關係理論最初是從西方，特別是從美國引進的。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作為一門獨立學科，開始形成於1960年代初，特別是在 1980年代以來，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很快。鄧小平曾說過：「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1在1980年代之前，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僅僅是對於國際形勢和外國問題的跟蹤分析，而缺乏理論的深刻性和邏輯性。在過去的四十多年時間裡，中國補了不少課，成績斐然。突出的表現為參與理論研究的國際關係理論學者越來越多，特別是中青年學者，越來越重視理論在研究中的作用，積極介入或從事理論研究，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主要力量。在加強國際關係理論學科建設，出版國際關係理論教科書、有份量的國際關係理論專著、譯著和系列叢書的同時，出現了針對學派、流派和理論方法論的研究作品，國際關係理論學科的建設漸趨完備。但是，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仍然處於奠基階段，仍然還有比較長的路要走。. 貳、理論研究圖譜：三個來源，三個組成部分儘管中國有學者將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追溯到春秋戰國時代，但真正將國際關係作為一門學科卻是新中國成立後的1963年 12月，其標誌是1963年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外國問題研究的指示，從此開始了中國高等學校正式設立國際政治專業，系統地組織國際問題的教學和研究，正規地培養專業人才。在度過文革期間的破壞期後，學術界一直重視國際問題研究，始終將其放在「一級學科」的. 1.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180~181。.

(5) 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四十年. 91. 重要位置，1984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改革學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論課程教學的通知，決定在高校開設新的政治理論課，即世界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中國國際政治學的理論學科建設開始進入了一個嶄新階段。然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呈現出「三多三少」的特點，即動向應用研究多，基礎理論研究少；專題和地區研究多，綜合系統研究少；政策性問題研究多，學術性問題研究少。2中國雖然有了「國際問題研究」，但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國際關係理論依然沒有成形，研究基礎依然非常薄弱。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發展受到了國際共產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巨大影響。1964年5月，根據時任總理周恩來的指示和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國際問題研究的決定，經教育部批准，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分別組建國際政治系，成為全國最早開展國際關係教學研究的院系。當時的研究主要針對國際問題研究，並根據院校特點進行了分工：中國人民大學主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問題研究；北京大學主攻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問題研究；復旦大學主攻美歐日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研究。在周恩來和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注下，中國從有限的外匯儲備中撥專款用於購買外文資料，並著手組建研究隊伍，這就是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起步。主要的研究重點是國際共產主義理論、民族解放運動理論以及帝國主義理論，基本上都是服務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往往是具體的國際問題研究，研究的模式也基本上呈現「背景＋過程＋展望＝國際問題研究」的特點。特別是處於當時的國際、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主要從研究革命導師和政治家的國際政治理論入手進行學術探討。比如在1960年代主要是研究帝國 2. 梁守德，「中國國際政治學學科建設的回顧與思考」，河南社會科學（鄭州），第 13卷第1期（2005年1月），頁1。.

(6) 9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主義理論、民族殖民地理論以及戰爭與和平理論，當然還有世界革命的理論等；1970年代主要研究「三個世界」理論、時代理論以及「大三角」國際戰略格局理論等。學者們研究的成果往往是在內部刊物上發表，主要作用是論證領導人和政治家決策的科學性和正確性，教育各級領導幹部和廣大民眾統一思想，認清形勢，提高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熱情。改革開放以後，在解放思想的強大輿論力量的呼籲下，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在艱難中起步。在宦鄉、魯毅等老一代學者積極努力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發展很快，特別是以1987年在上海召開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國際關係理論研討會為標誌，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經過迅速補課得到了快速發展。關於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發展歷史，許多學者進行了梳理，在此不再贅述。這裡主要描繪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圖譜，概括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三個來源、三個組成部分」：. 一、馬列主義國際關係經典理論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意識型態上堅持馬列主義為指導，中國國際關係理論有極強地以馬列主義為指導開展研究的自覺性。多年以來，以陳其人、梁守德、馮特君等教授為代表的老一輩學者沿著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路徑，對於國際政治經濟領域的重大問題進行了很好的研究。特別是對馬列主義關於政治與經濟及其綜合的分析理論，馬列主義關於主權與人權的論述，馬列主義國際關係學的方法論等進行理論總結，在解讀經典作家的文獻基礎上，積極探索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創新，取得了重要的進展。比如以復旦大學陳其人教授為代表所開展的對帝國主義理論、殖民主義理論以及南北經濟關係的研究，主要是沿著馬克思、列寧等經典作家的理論來分析當代帝國主義經濟和.

(7) 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四十年. 93. 政治的新特點，特別是有關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取得了初步的成績，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重視。3 以國際關係學院已故教授張季良先生主編的國際關係學概論、北京大學梁守德教授出版的國際政治學理論和中國人民大學馮特君教授出版的國際政治概論為標誌，中國馬列主義國際關係經典理論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三本教材性的著作，無論在理論邏輯上，還是在語言風格上，都堅持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緊扣當今時代發展的主題和許多重大理論問題，對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理論進行了富有成效的體系創建，充分展示了中國學者在這一領域取得的重要進展，是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同時，在研究重點上，中國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採取了與時俱進、開放的、實事求是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對當前世界政治經濟領域的問題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這都是十分可喜的發展趨勢。迄今為止，中國大多數從事國際問題研究的學者都是以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教材作為研究的基礎，在這一知識背景基礎上開展的研究成果，構成了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二、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自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逐漸被大量介紹到中國，對推動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中國，最早介紹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文章是陳樂民先生在國際問題研究雜誌上推出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簡介，4最早介紹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著作是陳漢文的在國際舞臺上—西方現代國際關係學概說，5這些 3. 陳其人，帝國主義理論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84）；陳其人，帝國主義經濟與政治概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 4. 陳樂民，「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簡介」，國際問題研究（北京），1981年第2期（1981 年4月），頁6~8。 5. 陳漢文，在國際舞臺上—西方現代國際關係學概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8) 9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介紹成果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領域產生了積極的反響，逐漸掀起了學習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第一次高潮。倪世雄、金應忠主編了當代美國國際關係理論流派文選，比較全面地介紹了當代美國各種國際關係學術流派的經典著作，首次引進國外國際關係理論著作，並且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西方國家各學派代表人物，特別是針對美國學者，比如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肯尼斯‧華爾茲（Kennneth N. Waltz）、理查‧哈斯（Richard Haas）、史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杜意其（Karl W. Deutsch）、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約翰‧史班尼爾（John W. Spanier）等學術大師的理論，做一集中介紹，以文本翻譯和評介的方式向中國讀者介紹西方國際關係理論。6最先翻譯的國際關係理論著作是詹姆斯‧多爾蒂（James E. Dougherty）和普法爾茨格拉夫（Robert L. Pfaltzgraff, Jr.）的爭論中的國際關係理論、7威廉‧奧爾森（William C. Olsen）等人的國際關係的理論與實踐、8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的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9希歐多爾‧哥倫比斯（Theodore A. Couloubis）等人的權力與正義—國際關係學導論10等著作。自1990 年代以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新華出版社等先後出版了大量關於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叢書，包括美國國際關係理論、英國學派、北歐學派、拉美學派以及日本、法國、德國、加拿大等國家的國際關係理論都陸續介紹到中國。截至2005年，西方國際關. 6. 倪世雄、金應忠主編，當代美國國際關係理論流派文選（上海：學林出版社，1987）。 7. James E. Dougherty等著，閻學通等譯，爭論中的國際關係理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7） 8. William C. Olsen等著，王沿等譯，國際關係的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9. Robert Gilpin著，楊宇光等譯，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 10. Theodore A. Couloubis等著，白希譯，權力與正義—國際關係學導論（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

(9) 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四十年. 95. 係理論的重點人物和代表性著作大多都已介紹和翻譯出版，基本奠定了中國研究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基礎，成為學者研究國際關係理論的基本理論資料。在翻譯介紹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過程中，中國學者也對其進行了評介和批判，產生了一大批中國學者自己的成果，構成了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較早從中國的視角和方法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進行評介的著作是金應忠和倪世雄合著的國際關係理論比較研究，11該書從比較的視野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進行了深化研究，標誌著中國學者開始從自己的國家需要和獨立立場，開展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隨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王逸舟教授出版了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歷史與理論，進一步將評介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推進到一個新階段，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脈絡和重大理論進行了梳理和評介，是中國第一本系統評介並展開獨立思考的重要著作。2001年，倪世雄出版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則分別從學派論戰的縱向和基礎理論的橫向視角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進行了梳理，不僅對美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進行了細緻的評介，並且對英國學派、北歐學派、德國學派等重要理論都進行了闡釋，成為國內許多大學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教學的重要參考書。除此之外，1990年代以來，以世界經濟與政治、歐洲、美國研究、國際政治研究、國際觀察、國際論壇等雜誌為陣地，發表了一大批關於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文章，特別是一些中青年學者的積極參與，在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建構主義、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英國學派、新葛蘭西主義、批判理論、依附理論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特別具有意義的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集中瞄準某一個重要學者進行精細化研究，對於推進中國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具有重大意義。比如許嘉博士的摩根索和現 11. 倪世雄、金應忠，國際關係理論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10) 9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研究、郭樹勇和袁純清博士的建構主義研究、李英桃博士的女性主義研究等都受到了國內學術界的充分肯定。總之，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中國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越來越成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最生機勃勃且發展趨勢迅猛的組成部分，這一趨勢還在繼續發展，成為推動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前進的重要動力。. 三、中國歷史和新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在開展馬克思主義經典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同時，中國學術界也非常重視強調從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外交實踐領域挖掘國際關係理論的營養，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較早提出創建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並多年以來執著探索的是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原主任梁守德教授。在1990年的北京大學國政系鉛印教材國際政治概論導言中，梁教授就比較系統地闡述了「中國特色」的問題，近年來並寫了大量探討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的論文。同時，學術界也舉辦了大量關於創建中國理論，突出中國特色，甚至創建中國學派的學術研討會，學者們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贊同者有之，批評者亦不乏其眾。拋開這一爭論不談，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裡，中國學者獨立開展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確取得了重要進展。創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分析體系，一直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個重要追求。在早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外交學院張歷歷著的現代國際關係學、12張季良主編的國際關係學概論、13程毅和楊宏禹主編的國際關係基礎理論、14馮特君和宋新甯主編的國際政治概論、15 梁守德和洪銀嫻著的國際政治學概論、16馮紹雷等著的國際關係新 12. 張歷歷，現代國際關係學（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 13. 張季良主編，國際關係學概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 14. 程毅、楊宏禹主編，國際關係基礎理論（武漢：華中師大出版社，1991） 15. 馮特君、宋新甯主編，國際政治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16. 梁守德、洪銀嫻，國際政治學概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

(11) 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四十年. 97. 論、17王逸舟著的當代國際政治析論、18俞正樑著的當代國際關係學導論19等等。這些著作均屬於中國國際政治學理論學科初創階段的第一批成果，各有特色。近年來，創建國際關係理論分析體系的教材有了很大發展，比如復旦大學俞正樑教授帶領一批青年教師合著的全球化時代的國際關係，將國際關係放在全球視野進行體系重建，將國際關係民主化、全球治理、全球公民社會等近年來國際學術界關注的全球政治問題納入其中，是分析體系的重要推進。清華大學楚樹龍教授出版的國際關係基礎理論打破了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界限，在內政、外交、國際等層面用一個具有層次和內在邏輯的分析體系貫穿起來，是國內創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分析體系的重要創新。蔡拓教授新近出版的國際關係學概論則總結和吸收了近年來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最新成果，在理論體系上更加豐富和完善，邏輯更加清晰，語言簡明扼要，分析層次鮮明，是中國學者推出的關於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分析體系的上乘之作。從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發展中國國際關係理論，這是中國學術界創建中國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1990年代，中國學術界關於「文明衝突論」的大討論中，許多國學大師加入其中，從中國傳統文化領域挖掘國際關係理論的營養。不少學者注重用儒家的世界秩序理解當代世界政治，關於中華文明的和平傾向、東方和平主義、和諧特別是大同思想等深層次學術研究，得到了很好的總結提煉。隨後，不少學者開始研究中國古代的國際關係思想。比如北京大學的葉自成教授對春秋戰國時期的外交思想和中國歷代王朝地緣政治與外交思想進行了深入研究，先後出版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外交思想、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等學術品質較高的著作。此外，. 17. 馮紹雷等著，國際關係新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18. 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9. 俞正樑，當代國際關係學導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

(12) 9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不少大學的博士論文和碩士論文也注意選取中國歷史上的經典案例和外交作為主題，比如三國時期的吳蜀同盟、春秋時期的王霸之道、中國近代外交制度轉型等，完全使用中國的語言和理論開展研究，取得了突出的進展。另外，從中國共產黨的外交實踐和中國領導人外交戰略和外交政策的角度考察新中國國際關係理論，也是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外交學院關於中國外交史的研究是國內對新中國外交實踐角度總結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來源，以外交學院謝益顯和曲星為代表，在中國外交規律的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北京大學的牛軍教授近年來重視整理中國共產黨對外關係，試圖從中國共產黨的外交實踐總結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他先後出版的從延安走向世界等著作和一系列頗具學術水準的論文，是這一方面研究取得進展的重要標誌。另外，以沈志華、劉丹慧等人為代表的一批「新冷戰史」研究的學者，從解讀中國、俄羅斯和美國解密的外交檔案出發，總結中國外交實踐中的內在規律，成為近年來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生力軍。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只是擇其要者的概述，實際上學術界還有許多研究沒有納入其中。尤其是許多研究事實上橫跨幾個組成部分，許多學者既從事馬克思主義經典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也從事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研究，還從事中國外交的研究，故而上述區分的界限並不是截然分立和十分清晰的。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從人員來源和分布上來看，中國學術界從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學者呈現如下來源特徵：從事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學者往往是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學科背景出身，而且外語一般並不是特別突出；而從事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學者大多是外語學科背景出身，相當多還有國外留學經歷，與國際學術界同行有著密切的聯繫；從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

(13) 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四十年. 99. 學者大多是歷史學、國際共運等學科背景出身，強調歷史和實踐的研究。人員分佈特徵集中反映了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所處特定歷史階段的影響，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來源於馬克思主義、外語和歷史學三大學科。近年來，這一來源特徵隨著中青年學者的成長發生了一定改變，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科班出身的學者越來越多，特別是國外留學歸來的國際關係專業博士，充實和壯大了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力量，推動著國際關係理論研究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專業化、學術化、獨立化發展趨勢日益增強。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已經奠定了堅實的學科基礎。尤其是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帶來的國際化程度的加深，中青年科班出身的研究力量的成長壯大，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迎來了一個「新的春天」。尤為可喜的是，浙江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機構陸續出版了一大批經典著作，基本上將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積累多年的研究成果陸續介紹到中國，對於繁榮我國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無疑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參、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存在的四個缺陷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在四十多年的發展歷程中也暴露了不少不足和問題。要推進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進入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必須對這些問題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理性的判斷，不斷總結經驗、修正錯誤、整合提升。具體而言，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存在以下四大問題：. 一、理論思維的貧困綜觀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國際形勢、對外戰略、外交政策比較多，純理論思考比較少。即使是理論著作，也大多是處於理解和闡釋西方理論的內在邏輯。真正從特定前提出發，構建理論的成果非.

(14) 10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常少。中國國際關係研究對理論思維的缺乏，越來越顯著地出現在學術界面前。理性來自於實踐，理論是行動的先導。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對於解剖國際關係現實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同時，對於國際關係的發展也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但是，何謂理論？在學術界意見卻並不統一。理論（theory）一字來源於希臘文，原意是「查究」，史坦利‧霍夫曼認為國際關係理論就是：「為了找出影響國家單位之間關係的重要變數，解釋國家單位的行為，並且解釋出國家單位之間關係的特定模式，對某些可觀察的現象所進行的系統的研究」20。肯尼斯‧華爾茲認為理論是法則的集中和解釋法則的工具。莫頓‧卡普蘭（Morton Kaplan）認為嚴格地講，一種理論應該包括一套基本術語、定義和定理，在這個基礎上，推導出成一體系的理論。這些定理應該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最終得出的定理或者命題的解釋、及應用術語，都能有一個明確的經驗依據；並應當能為實驗或系統觀察所駁倒或者證實。大衛‧辛格（David Singer）對理論提出一個簡潔的定義：理論是對描述力、預測力和解釋力所進行的一整套內在的、連貫的、以經驗為根據的歸納。辛格否認規範具有理論性的作用。可見，無論傳統主義還是科學主義都認為：歸納必須從經驗中產生，邏輯上必須爭取；必須具有描述、說明和解釋力。儘管存在著差異，但是，理論應該是有著確定含義的。理論必須具有一定的條件：理論至少是對經驗現實的最有說服力的解釋，只要滿足解釋的條件，理論才會發揮作用，如不能發揮作用，則能考察新的因素的影響；理論是行動的先導，必須能夠指導人們正確地利用規律，理論是對現實的認識和把握基礎上的思維明確化，理論必須對人們改造世界提供正確或者錯誤的指導，因此，理論有正確與錯誤之分。可見，界定理論可以有 20. Stanley Hoffmann著，林偉成等譯，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11~33。.

(15) 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四十年. 101. 不同的角度：有的從理論本身的結構角度界定，如卡普蘭；有的從理論和經驗和現實的關係角度界定，如華爾茲；有的從理論和實踐的作用角度界定，如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不管從哪一角度界定，理論應該具有層次性：最高的是能夠解釋一切時代的公理和原理；其次是解釋某一特定時代的理論；再次是解釋某一特定議題和具體部門的具體理論。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缺乏應有的理論思維，最集中體現在缺乏公理、原理以及特定時代理論的思維，更多地侷限於理論的應用研究或者具體問題的理論思考，政策適用性考慮佔據了理論研究的精力和學術空間。比如當「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研究，中國學術界更多地從中國領導人講話和客觀國際形勢的表明來論證其合理性，忽視了從純學術概念和特定假定出發展開的純理論研究。最具典型性的是對塞繆爾‧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衝突論」的批判，暴露了理論思維貧困的缺陷。1993年夏天，美國外交季刊夏季號發表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一文，此文一出，一石激起千層浪，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沸沸揚揚的關於文明衝突論的討論熱潮。由於杭氏的觀點幾乎將所有國家都捲進自己的討論範圍，因而，每一個民族都會作出回應。在這種回應浪潮中，批評者居多，支持者居少，贊同者幾乎沒有。最終討論的結果是，人們默認他看到了國際政治的一個新的視角，但批評他走得太遠。21拋開一切情感上的因素，從純理論思維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文明衝突論是冷戰結束以來少有的大戰略思考，提出者本人具有比較大的理論勇氣。作者可貴之處在於抓住了冷戰後亟待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即後冷戰世界的範式是什麼。其實，這個問題也不是什麼新問題，早在1970年代，就有人提出世界政治的內容正在發生變化，. 21. 王緝思，文明與國際政治，第一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6) 10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傳統的國際政治觀已經不能完全解釋現實社會的發展。22但是，隨著蘇聯入侵阿富汗和雷根主義的崛起，新的冷戰高壓蓋住了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冷戰的終結，使得舊話重提，要求人們對冷戰後世界作出明確判斷。文明衝突論就是作者對這個問題進行思考的產物。人們如果批評他的結論不正確，最根本的不是批評他的理論在邏輯上有什麼問題，而是提出一個新的範式，該範式能夠足以依據強大的理論說服力和現實穿透力，將文明衝突論取而代之。最終的結果是，杭廷頓認為「沒有人告訴他這個問題的答案」。23 克服理論思維貧困的最主要途徑就是確定「不唯上、不唯書、只為學」的基本指導思想。學者開展學術研究，應該提倡科學無禁區、真理無國界的學術自由環境，必須將理論研究置於自由思考和學術獨立的基礎之上，獨立自主地開展純理論研究。同時，嚴格學術規範，在一些具有廣泛共識的概念體系中，尋求概念間的變數關係，反對生造不知所云的概念和憑喜好胡亂翻譯西方學者提出的概念。另外，健全學術創新的衡量制度，深入開展學術反假，嚴肅學術風氣。只有在學術自由、學術規範和學術創新的環境中，才能真正解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思維貧困的問題。. 二、中國理論的稀缺結合對冷戰的反思和對冷戰後眾多國際現象的思考，中國學者認清了西方對中國的政策目標和戰略意圖，也認清了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背後隱含的國家立場、國家利益和戰略動機。在此情景之下，僅僅引進和評介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已經不敷為用，必須從客觀實際出發，結合國際格局的新舊更替，針對西方學者提出的各種理論進. 22. Joseph S. Nye等著，林茂輝等譯，權力與相互依賴，第一版（北京：中國人民公，頁3。安大學出版社，1991） 23. Sameul P. Huntington，「不是文明是什麼？—後冷戰世界的範式」，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上海），1994年第10期（1994年10月），頁9~13。.

(17) 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四十年. 103. 行嚴格的學術批評。比如對歷史終結論、霸權穩定論、民主和平論、文明衝突論、國際制度和平論、人道主義干涉論等理論展開的批評。特別是對文明衝突論的批評，中國包括哲學、歷史、文化、政治、宗教等人文社會科學的諸多學者紛紛提出自己的看法，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其評論角度的多樣、審視態度的客觀，都標誌著中國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日臻成熟，王緝思編輯的文明和國際政治便是一個很好的小結。儘管如此，中國學術界不得不面對中國理論稀缺這一尷尬處境。迄今為止，真正由中國學術界獨立設置議題，開展研究，實現自主學術創新的理論還少之又少。即使中國領導人提出的「三個世界」、「不結盟」、「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韜光養晦」、「國際關係民主化」、「新安全觀」、「發展模式多樣化」、「和平崛起」、「和諧世界」等新思路，也僅僅停留在戰略、政策或者理念的層面，還沒有經過科學論證成為科學的理論，這不能不算是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一種遺憾。由於起步晚、研究基礎薄弱等原因，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學者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將很難超越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水準，這是由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基礎薄弱和國家發展程度所決定的，無論中國學術界多麼努力，都很難超越現在西方國家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水準。這是中國國際關係理論不得不承認的客觀現實。儘管如此，中國學術界卻沒有理由放棄對中國理論的探索、研究和追求。儘管關於創建中國理論，鑄造中國特色和構建中國學派的努力異常艱苦，而且在學術界本身飽受質疑，從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方向來說，這一努力卻不能停止，相反應該得到進一步加強。. 三、問題意識的缺失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學者的研究要麼是「尾隨西方」，.

(18) 10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要麼就是領導人點題，中國學者自己確立研究主題非常少。從中國的國家需要出發，獨立自主地確立研究主題，是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一個方向。蘇長和認為：「理論的建設來自對問題的研究，我國國際關係研究的最大薄弱環節在『問題意識』的缺失上。」24問題意識的缺失主要體現在：國際問題研究中國際形勢分析多，應對問題的分析少；提出具體外交對策多，研究對策背後的理論基礎少；闡釋西方學者理論多，批評西方理論的邏輯缺陷少；比較理論分歧多，分析分歧原因少。這些問題本身在許多學者的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更加具有悲劇色彩的是，部分學者選取的問題本身可能是一個假問題而非真問題，是一個表面性的問題而非本質性的問題。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事倍功半。由於學術研究中缺乏問題意識，直接制約了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把握中國國家發展的需要和面臨的國際和國內制約，從這一矛盾格局出發來發現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歷史性問題，在這一歷史大問題之下發現小問題，圍繞這些問題展開研究，就會逐漸建立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學派。. 四、學術精神的不足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發展滯後的另外一個根源在於學術精神明顯不足。目前，國內許多人將國際關係理論看作是顯學，實際上隱含的一個意思就是缺乏學術含量。由於大多數介紹西方理論的學者是英文專業出身，缺乏必要的政治學、哲學和歷史等學科功底，再加上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學派紛呈，評介工作相對缺乏力度，特別是對於一些基本概念、方法論和理論邏輯等問題並沒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導致了翻譯上的概念混亂、錯打標籤、理解模糊等問題，影響了中國國際關係理論體系的創建工作。 24. 蘇長和，「問題與思想—再談國際關係研究在中國」，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 2003年第3期（2003年3月），頁29。.

(19) 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四十年. 105. 學術精神不足的另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學術規範混亂，缺乏評估鑒別學術成果的標準體系。目前中國許多研究機構評估學者成果，主要依據於中國社會科學評價體系（CSSCI），其原始依據往往是國內一些期刊雜誌是否是權威期刊、核心期刊。然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許多學術期刊缺乏嚴格的學術評審體系，特別是專家庫和匿名評審機制不健全，導致許多關係論文、有償論文和「權威論壇」等現象，直接擾亂了中國學術界的秩序。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根本的解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就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總體來看，在1990年代之前，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基本上處於引進和評介階段。在研究上注重對時代背景、基本概念、理論內容、政治意義、政策本質等問題的理解。特別是在1980年代後期對於大國興衰理論的熱烈討論，最集中的代表著中國評介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成果，引發了各個領域學者的爭論。冷戰的結束帶來的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為中國研究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提供了客觀的機遇。從1964年國際關係研究在中國大陸起步，整個1970年代是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空白的十年」，1980年代是「補課的十年」，1990年代則是「消化的十年」，21世紀的最初十年就是「創新的十年」。進入新世紀後中國面臨和平崛起的歷史性課題，國際關係研究的新老更替加快，相當多的理論研究的老前輩因為身體和年齡等原因從科研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一大批年輕的博士成長起來，相當數量的海外學者學成歸來，加入到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隊伍中來，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進入了一個自主創新的新階段。2004年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指出：「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總體目標是努力建設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這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創造難得的機遇，必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20) 10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肆、當前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一項研究規劃學術規劃（research program），或者稱之為研究綱領，是一個現代概念，指的是為實現一個理念而對種種活動和資源做出協調一致的、合理的安排。25一個完整的學術規劃包括三個組成部分：一是某一明確的理念；二是實現理念的活動和資源；三是對協調一致的合理安排。在18世紀的啟蒙時代，思想家們十分看重自己的學術規劃，比如聖‧皮埃爾（Saint Pierre）的「一個使歐洲永保和平的規劃」、康德（Immanuel Kant）的「永久和平論」、黑格爾（Hegel）的「絕對精神的自我運動」等等，在這些學者看來，一個學術規劃是種種精力、資源和實踐活動在一個連貫的整體中的聚焦，該整體賦予他們以目的、方向和次序，進而「創造一個統一的人類交往場地，以之提供單一的事件框架，創造出單一的世界。」。26 從學術規劃的角度來看，啟蒙運動以來的思想家的種種規劃都是不同類型的「現代規劃」，是對圍繞著種種意圖展開的種種人類活動的協調，是現代性的運動，是通過佔支配地位的制度安排體現出來的人類各種活動的總方向。從這一意義上來說，現代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現代性運動的歷史，現代社會的成果是現代性規劃的產物。當然，現代社會不僅僅等於現代規劃，現代社會所積累的文明成果是以現代性理念為核心組織起來的，同時受到了物質資源、人力資源和外在環境的制約。從方法論的角度而言，英籍匈牙利著名的數學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伊‧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在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證偽主義方法論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科學研究綱領，以之衡量思想家們的研究規劃。拉卡托斯認為：一切科學研究綱領都在其「硬 25. Martin Albrow著，高湘澤、馮玲譯，全球時代：超越現代性之外的國家和社會（北，頁47。京：商務印書館，2001） 26. Martin Albrow著，高湘澤、馮玲譯，全球時代：超越現代性之外的國家和社會，頁20、48。.

(21) 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四十年. 107. 核」上有明顯區別，綱領的反面啟發法禁止我們將否定後件式對準這一「硬核」，相反，我們必須運用我們的獨創性來闡明、甚至發 27. 明『輔助假說』，這些輔助假說圍繞該核形成了一個保護地帶。根據拉卡托斯的理論，一個研究綱領必須具有一定的內核，然後爆炸開來，形成一個理論體系，否則就是一個「退化的」（degenerative）研究綱領。科學研究綱領是一組具有嚴密的內在結構的科學理論系統，由三部分組成：一是中心的「理論硬核」，所謂「硬核」，就是這個科學研究綱領的核心部分或本質特徵，揭示了科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新穎事實」，決定著研究綱領發展的方向。硬核是由這樣一組陳述所組成，它對所研究物件的根本性質作出斷言。它往往是一種思辨性的猜測，一種未經檢驗的總體世界圖景。硬核就其本性而言，它只是「形而上」的假定、是無形象的抽象本質和規律，而不是直接面對形而下的、有形象的具體事物，因此靠經驗直接檢驗幾乎是不可能的。二是在理論硬核周圍的「保護帶」—輔助假說，輔助性假設構成一個完整的理論系統或理論鏈條，每個後繼的具體理論都更充分地表達硬核，更好地保護硬核。反過來，研究綱領又可以促進更複雜、更完善的具體理論發展。三是最外層論證輔助假說的「解題手段」。通過這些解題手段，使得輔助假說在技術上展開，將理論批判的焦點集中在輔助假說地帶，並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事實」。根據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我們可以將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學術規劃劃分為以下三個部分：. 一、核心問題：中國和平發展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全球化時代，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在國際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中國能否以和平的方式發展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 27. Imre Lakatos著，蘭征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22) 10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與現有超級大國、與整個資本主義國際體系、與第三世界弱小國家的和平共處、共同發展。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的崛起具有世界影響，不可避免地引起其他國家特別是現有超級大國的警惕和防範。在冷戰後的國際社會中，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中國作為崛起中的「潛在超級大國」（potential superpower），中美之間的矛盾是結構性的矛盾。不管中國政府多麼開誠佈公，都會引起美國的警惕，甚至誤解。因為從傳統的經典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來看，兩國之間的矛盾是「結構性的矛盾」，是當今國際社會「一超多強」結構內在矛盾最集中的反映，由此決定了兩國之間矛盾的一面是不可回避的，這種矛盾也不是僅憑政府之間的交往和協調能夠解決，這是傳統的「以國家為中心」的國際政治邏輯（「安全困境」）所推演出來的必然結論。28中國如何破解這一經典國際關係困境，避免在今後可預見的未來走前蘇聯的老路，與美國陷入冷戰和熱戰的泥潭，成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不容回避的重大課題。同時，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崛起，有很大的可能在世界範圍內改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力量對比。國際政治理論大師華爾茲在人、國家和戰爭一書中，提出了國家體制對國際關係的重要意義，認為從國家體制的缺陷可以發現國際衝突的一個原因。29華爾茲看到了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的缺陷可能導致國際衝突，但是並沒有沿著這條路線走下去，而是徑直走向國際結構的理論路徑，發展出了. 28. 承認中美關係矛盾的一面不可回避，並不意味著兩國一定會發生衝突，因為這些利益矛盾其實是現實國際政治的國家和國家之間在利益問題上存在矛盾的自然常態而已，很難將其作為中國威脅美國或者美國在威脅中國的理論依據，「中國威脅論」的錯誤之處就在於他們將這種客觀存在的矛盾看作是導致國際衝突的決定性矛盾，將其極端地發展了。 29. Kenneth N. Waltz著，倪世雄等譯，人、國家和戰爭（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8）。.

(23) 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四十年. 109. 著名的「結構現實主義」。強調國家政治體制的性質對國際關係影響深遠的是「民主和平論」，現代「民主和平論」認為，國際關係中的一條經驗法則是，民主國家之間從不（或很少）發生衝突；即使它們之間發生衝突，彼此也不大會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因為這有悖於民主的原則和理性；專制國家之間或者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之間更容易發生衝突，而且更易於以武力解決爭端。更有論者認為，與民主國家相比，非民主國家更加好戰。30「民主和平論」在西方世界十分流行，長期以來，西方國家一直期望人口高達13億的中國能夠接受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但是，中國人民在20世紀飽經屈辱和苦難的歷史，在黑暗中不斷摸索，歷經千辛萬苦，最終得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結論，中國人民對自己在長期的實踐探索中選擇的道路堅信不移，不願意如此輕率地冒著不確定的危險聽從西方國家提出的所謂「民主經驗」，尤其是每當它們在一些問題上態度蠻橫，指手畫腳的時候，中國這樣一個曾經歷千年歷史的民族更是難以接受。如何在政治制度上堅持社會主義民主模式的基礎上與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和平相處，顯然是一個對和平發展道路更具挑戰性的課題。另外，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階段、產業結構、社會結構都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存在著趨同現象，堅持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是中國外交的一個根本立足點。在全球化時代，在中國崛起成為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過程中，必然擠佔廣大發展中國家同類產業的發展空間，特別是對於中國周邊國家，中國崛起的強大「磁極效應」和「渦輪效應」必然會衝擊這些國家的經濟、社會甚至政治穩定。中國發展成為發達國家，進而躋身「八國集團俱樂部」. 30. David A. Lake, “Powerful Pacifist: Democratic States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1 (March 1992), pp. 28~29..

(24) 11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後，如何穩定與發展中國家的傳統友誼，妥善處理與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摩擦，實現和平共處，顯然也是對和平發展道路的重大挑戰。正是由於面臨上述三大挑戰，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迄今為止仍然是一種良好願望，還沒有徹底理論化成為一種普遍的真理。實現在原有國際體系中和平崛起，這是突破大國興衰規律的一個「新穎事實」，是中國國家發展需要的一種良好願望，是一個未經檢驗的歷史猜測。顯然，這一「新穎事實」可以成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綱領的「硬核」，從理論構建上來說是不容挑戰的核心。其能否成立，取決於一系列輔助假說和解題手段能否圍繞理論硬核，實現自圓其說。. 二、輔助假說：若干重要理論問題根據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輔助假說取決於理論硬核與歷史事實的互動。當理論和事件發生矛盾，出現反常或者反例的時候，「硬核」保持不變，而保護地帶卻不斷修正、增加並且複雜化，輔助假說調整、更換、再調整、再更換，或通過對原有的輔助假說和術語進行重新解釋，或者提出新的輔助假說，從反例中挽救該理論，使其免被淘汰。結合馬克思主義與「三個代表」思想的指導思想和中國和平發展道路面臨的矛盾和挑戰，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可以凝煉為以下六個理論課題：（一）解決國家統一和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矛盾的新國家觀。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國家建設的任務是雙重的：一方面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任務還沒有最終完成，不僅作為領土完整的臺灣問題、南中國海的主權歸屬問題還沒有最終解決，就連現代國家制度建設也沒有最終完成任務；另一方面中國國家建設還面臨著超越現代國家、建立後現代國家的歷史使命。此種雙重的國家建設任務，.

(25) 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四十年. 111. 要求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站在整個時代高度，從更廣大的國際社會的視野確立新的國家觀，通過國家建設將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中國與國際體系結合起來，實現中國長期的和平發展。（二）解決大國安全困境和實現和平相處的新安全觀。安全始終是有序的人類存在的前提條件，安全觀反映了人們對安全的認知狀態。中國要實現和平發展，就必須確立符合時代客觀要求且有利於維持和平的安全觀。自197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發展中經濟作用的日益增強以及東西方關係的緩和，安全威脅的來源和種類發生了很大變化，安全問題的多面性和複雜性要求人們用新的視角處理國際衝突，拓寬安全議程。尤其是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凸顯成為新安全研究中新的生長點。對於一個開放的體系而言，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不僅來自傳統安全領域，更重要的來自非傳統安全領域。在和平發展的過程中，中國必須始終把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尤其是針對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因素相互交織的新情況，增強國家安全意識，完善國家安全戰略，抓緊構建維護國家安全的科學、協調、高效的工作機制，確保國家的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和資訊安全。（三）解決一國發展與全球經濟不平衡發展矛盾的新發展觀。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可以推動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實現重組，有利於提高社會生產率；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可能拉大貧富差距，導致南北差距、數字鴻溝、環境破壞等社會不均衡發展。因此，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應該全面分析和妥善應對來自全球化趨勢下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善於揚長避短，堅持平等互利、共贏共存，充分利用有利因素，積極化解不利因素，努力變挑戰為機遇，推動全球化實現均衡發展。特別是在中國加入世界體系之後，中國.

(26) 11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必須在理論上加快熟悉和善於運用國際規則和國際慣例，積極參與有關國際事務和國際規則的磋商和制定，充分反映合理主張，堅決維護我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的共同權益，妥善回應國際社會對我國情況的關注。目前，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關於能源需求的擔心、紡織品摩擦、貿易傾銷等事件層出不窮，中國要想實現和平發展，就必須在新能源革命、新貿易模式以及科學發展觀等方面開展系統的理論研究，將中國的發展與世界各國的發展有機結合起來，實現發展領域中的雙贏和共贏。（四）解決中國發展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改革和平相處的新秩序觀。當前的國際秩序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舊秩序，本身具有深刻的內在矛盾和侷限性，在實踐中往往成為眾多國際衝突和摩擦的根源。如果從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的角度而言，中國的崛起本身就是破壞舊秩序的重要力量，很容易引發與現有秩序內既得利益國的衝突。既然如此，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就必須對新的國際秩序進行必要的研究，重點是當今世界的多極化趨勢、國際關係民主化以及聯合國改革問題等。中國崛起如果能夠與某種維持世界和平的國際秩序鏈結在一起，就會對中國的和平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五）解決中國發展與世界不同文明矛盾的新文明觀。全球化的過程是一個相互矛盾、相反運動的雙重力量發展並行不悖的過程：一種是分裂、衝突與無序；另一種是統一、合作和有序。詹姆斯‧羅斯諾（James N. Rosenau）稱之為一體化（integration）與碎片化（fragmentation）疊合的分合論（fragmegration）：當代世界政治變遷的動因包含著分散化和一體化兩個同時起作用的趨勢，這兩個因素在當代全球政治的進程中又分別指涉了全球化.

(27) 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四十年. 113. （globalizing）和區域化（localizing）的現象。當代全球政治的圖景正是在這兩個因素的共同影響下形成的。31正因為全球化浪潮無法消弭世界的多樣性，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就必須加強對世界多樣性與維護和尊重世界的多樣性的研究。正是這種差異性和多樣性，使我們的世界更加絢麗多彩，更加充滿生機和活力。不同文明之間應當建立平等對話的秩序，人類文明只有在這種對話和交流當中才能更好地發展、豐富與完善。這些問題都是當前和今後中國國際關係理論所必須重點考慮的重要課題。（六）解決中國與世界各重要力量矛盾摩擦的新外交觀。外交是用和平方式處理國家間事務的重要手段，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除了確立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的國家觀、安全觀、秩序觀、發展觀、文明觀之外，還必須確立積極謀求這些價值原則實現的新外交觀，包括外交旗幟、外交道路、外交立場、外交政策、外交準則、外交風格等眾多方面的內容。早在中共建政之初，總理周恩來在外交部成立大會上，就明確提出了外交學中國化的任務，認為新中國外交與以往的舊中國外交以及其他國家的外交存在著明顯的區別。「我們雖然可以翻譯幾本兄弟國家如蘇聯的外交學，或者翻譯一套資產階級國家的外交學，但前者只能作為借鑒，而後者從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來看，是不科學的。唯有經過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整理的，才算是科學。從前者我們可以採用一部分，從後者我們只能取得一些技術上的參考，我們應當把外交學中國化，. 31. 事實上，早在1983年羅斯諾（James N. Rosenau）就提出了這一概念。參見James N. Rosenau, “ ‘Fragmegrative’ Challenges to National Security,” in Terry Heyns ed., Understanding U.S. Strategy: A Reade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983), pp. 65~82; James N. Rosenau, 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 Exploring Governance in a Turbul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99..

(28) 11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但是現在還做不到。」32建立中國的外交學，是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上述六大課題基本上涵蓋了中國和平發展所面臨的歷史性挑戰，如果上述六大課題能夠成立，能夠在實踐中化解中國崛起過程中面臨的三大矛盾，中國和平發展的道路就成為一種破解歷史上大國興衰規律的另一個重要理論，從而具有普遍的歷史意義。. 三、解題手段輔助假說的成立，往往取決於能否在客觀的社會物質領域找到能夠支援其成立的解題手段。這些解題手段從方法論上包括反面禁止法和正面啟示法：反面禁止法是一種方法論上的反面禁止性規定，它本質上是一種禁令，禁止科學家把反駁的矛頭指向硬核，而要科學家竭盡全力把它們從硬核轉向保護帶並以修改、調整保護帶的辦法，保護硬核，免使它遭到經驗的反駁。正面啟示法是一種積極的鼓勵性規則，它提供並鼓勵科學家通過增加、精簡、修改或完善輔助性假設，以發展整個研究綱領。通過正面啟示法和反面禁止法，可以從全球化時代決定國際關係發展的社會物質領域尋找支援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客觀條件，同時也必須充分發揮中國的主觀能動性提供必要的主觀條件，將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統一於中國和平發展的偉大實踐，就能夠將中國和平發展成就為一種偉大的理論。從這一意義上可以認為，只要能將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理論化，就可以創立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所謂的中國學派就可以建立起來。. 32. 周恩來在外交部成立大會上的講話，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頁1~7。.

(29) 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四十年. 115. 伍、創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國際關係理論 2004年初，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緊密結合億萬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創造出更多體現時代精神、符合人民要求的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化成果。33胡錦濤提出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意見，雖然關注的是整個哲學和社會科學，對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乃至於全球政治範式的構建也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十二字最早是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時提出來的，主要針對中國社會科學發展存在的媚洋傾向提出的。儘管學術界對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中的中國特色問題還存在爭論，但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卻是中國國情和世界形勢發展根本要求的必然選擇。北京大學梁守德教授是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的主要宣導者。梁守德指出，中國有自身獨特的歷史經驗，中國學者不應該盲目地追隨西方的研究成果，他用三個相關主題來界定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國家權利而非人權、經濟與政治的相互關係、「改革與發展」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關鍵，其中，國家主權是這三個主題的中心。34倪世雄、金應忠和馮紹雷用另外三點來界定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一、站在世界上所有熱愛和平的人民的一邊；二、推進中國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三、使用中國式的語言、表達方式和思維方法。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中國特色主要是指中國人的特殊視角和得出的特殊結論，比如王逸舟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所謂『中國特色』也就是中國人自己的視角，自己的觀察和自己的結 33. 胡錦濤，「創造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化成果」，新華網，2003年8月13 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PI-c/384226.htm＞ 34. 梁守德，「論國際政治學理論的『中國特色』」，外交學院學報（北京），1997年第2期（1997年6月），頁40~46。.

(30) 11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論。」35不過，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特色問題，一些學者也表達了不同意見。他們認為，理論特色是不能脫離理論單獨存在的，理論特色寓於本身之中，沒有理論特色的理論是不存在的。理論和理論特色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紐漢章認為，國際政治的發展要反對在特色的旗幟下，搞單純的民族化。蘇長和提出，「學派不是自封的。」36張睿壯以拉美學派的產生為例，認為「拉美學派是幹出來的，不是吹出來的。」37不過，這些批評意見顯然並不是否定中國特色，而是強調中國特色並不能刻意去追求，為特色而特色。按照中國辭典的解釋，「特色」一詞一般的解釋，「獨特」、「特質」、「傑出」，主要是指事物所表現出來的獨特的色彩、風格等，是一事物有別於其他同類事物的某些顯著的徵象或標誌。任何事物都是有特色的，從不同角度觀察，事物特色還會有不同的體現。強調中國特色，既意味著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獨特的民族色彩、歷史傳統、語言風格、思維方式，也意味著民族（國家）的現實和長遠利益的核心問題、獨特認識和基本觀點。從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美國學派、英國學派、北歐學派、拉美學派的特色來看，都主要體現在以上兩個方面：一方面不同學派在同一個國際社會中面臨的核心問題往往存在差異，比如秦亞青認為，美國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問題是霸權護持，而英國學派的核心問題是國際社會的形成與發展；38另一方面不同學派即使研究同一問題也往往站在不同的立場，無法擺脫特定語言風格、思維方式和歷史傳統的影響。有學者指出，戰後美國的國際關係主流理論取向是理性主義，而包括英國 35. 王逸舟，「中國大陸國際政治理論研究的若干問題」，士柏諮詢網，2004年4月 29日。＜http://www.pen123.net/＞ 36. 蘇長和，「問題與思想—再談國際關係研究在中國」，頁29。 37. 張睿壯，「我國國際關係學科發展存在的若干問題」，學術批評網，2003年7月 7日。＜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3758&type=1001＞ 38. 秦亞青，「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問題與中國學派的生成」，中國社會科學（北京）， 2005年第3期（2005年5月），頁165~176。.

(31) 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四十年. 117. 在內的歐洲國家則越來越趨向於社會建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39比如：就本體論而言，美國強調物質，英國偏重理念；從認識論角度來看，美國強調科學實在論，英國偏重理性思辨；在方法論方面，美國強調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元論，英國偏重歷史的和多元的研究方法。40中國國際關係學要想鑄造中國特色，形成中國學派，就必須確立明確的核心問題並堅持自己的風格和特色。對中國特色的理解，我們比較認同北京大學梁守德教授的看法，他認為中國特色不是政治概念，不屬意識型態範疇，它是任何理論內在規律性的要求。特色越鮮明，理論越有活力。中國特色既包括國家特色、地區特色，也有學派特色、學者特色。不同學派和學者的特色，均應繁榮國家特色，豐富完善國家特色。41如果從理論核心問題的角度考察，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特色首先體現在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選擇上。在21世紀，中國將選擇走什麼樣的道路，直接決定著中國對待國際關係的態度。與歷史上中國通過戰爭和暴力方式而興起的大國道路不同的是，中國所選擇的道路是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是一條與世界各國謀求合作共贏的道路，這是中國特色的最突出體現。與美國人謀求帝國和歐洲人謀求聯邦的理想不同的是，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國的近期目標是實現社會現代化，遠期理想是建設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因此，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社會追求 39. Ole Waever, “The Sociology of a Not So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 Americanand European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Peter Katzenstein, Robert Keohane and Stephen Krasner 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8), pp. 48, 61~63. 40. See Andrew Hurrell and Keeping History, “Law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Firmly within the English School,”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3 (July 2001), pp. 489~494. 41. 梁守德，「關於中國外交學的中國特色的探討」，外交學院學報（北京），1993年第4期（1993年12月），頁51~55；梁守德，「論國際政治學的中國特色」，國際政治研究（北京），第1卷第1期（1994年2月），頁20~26。.

(32) 11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是建設一個現代國家，就其內容而言，即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國家。現代國家的建設邏輯要求中國國際關係理論解決的不僅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更要追求國家與市場、社會之間的關係。顯然，中國對待國際關係的立足點是社會，從社會出發，利用市場一體化和國家主權兩個手段為中國的社會成長服務。與歐洲的國際社會主義不同的是，中國走的是國內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圍繞的核心線索是如何讓國家之間形成的國際關係和市場之間形成的國際社會關係為中國的國內社會現代化成長服務。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思路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條謀求全球民主共和的道路。可見，中國所謀求的國際關聯式態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民主共和模式，注重從一個國家內部的社會民主出發，構建國家的民主共和模式，然後從國家主權自主出發，構建全球的民主共和模式，是一種民主共和的道路，與美國注重帝國共和、歐盟注重聯邦共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而構成了中國特色的一個組成部分。與核心問題的中國特色相聯繫，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分析國際問題的視角和思維方式具有鮮明的中國風格。中國看待世界的視角是一種中庸哲學，思維方式與歐美國家存在著明顯的區別。從整個西方哲學認識論的角度出發，美國和歐洲都是主客體分離的思維方式主導下的譜系。美國人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是現實主義的：要麼採取單邊武力，要麼國際合作，在一些美國人看來，單邊武力具有更大的可信賴性（比如現實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在另外一些美國人看來則認為多邊合作更有出路（比如新自由主義者）。歐洲人的思維方式最初和美國人沒有什麼不同。在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之後，歐洲人的思維方式發生了變化，從1950年代開始，歐洲人開始逐步突破主客體分離的思維方式，主要有兩條思路：一是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的.

(33) 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四十年. 119. 以反方法論為內容的反認識論的本體論轉向；一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和法國後結構主義對作為實體存在的絕對主體的解構。42這兩種思維都強調了所謂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強調主客體的融合。此種思維方式在國際政治領域中的反映就是逐步肢解國家的民族基礎，力圖建設超國家的行為體，歐盟的建設就是這一思路的結晶，美歐在伊拉克戰爭上的矛盾也從另一個側面展示了歐洲和美國之間在思維方式上的不同。不過，儘管歐洲人在歐盟的建設上走出了一條新路，就其政治形態來說，其所為之努力不懈的結果還是一個現代國家的形態，從而發現歐洲人帶有整體主義的邏輯，比較理想化。與美國和歐洲人不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主張將自己融於這世界之中，用非物件性的思維去領悟這個世界，講究陰陽和諧，融合共生，共同存在於一個統一體之中。總之，中國人的風格就是中庸，既不是像美國那樣處事極端，也不像歐洲人那樣富有理想。因此，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看來，中國的崛起不必然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中國的發展也不能離開其他國家的發展，此種陰陽和諧相處乃存在於一個有機體的哲學邏輯中，註定了中國在處理國際事務上的防禦態勢和溫和傾向，積極謀求「君子和而不同」的合作共贏邏輯，符合了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文化心理，這一點構成了獨特的中國風格。國際關係理論核心問題的中國特色與分析視角和思維方式的中國風格加在一起，在學術成果上集中體現為國際關係理論價值追求的中國氣派。與歐洲國家國際關係研究的學術成果往往追求國際社會的共同價值規範，美國同行的學術成果則注重國際間權力角逐和二戰以來重視霸權護持和國際制度主義分析相比，中國國際關係. 42. Edmund Husserl著，王炳文譯，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1 ）； Anthony Kenny,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4) 12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理論之中國氣派在於追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協和萬邦的天下情懷、厚德載物的倫理風範。隨著中國對外開放和全球化的發展，中國融入國際體系成為大勢所趨。不過，中國融入國際制度和全球政治文明框架不是目的，中國的最終目的是逐步改造現有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制度，逐漸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美國著名國際問題專家羅伯特‧塔克（Robert W. Tucker）指出：「國際體系的歷史是一部極其不平等的歷史。」43當今世界的國際秩序本質上仍是以抹殺和踐踏別國主權，控制和剝削別國為特徵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政治上是少數大國壟斷國際事務，肆意干涉別國內政，國際關係上嚴重存在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世界很不安寧。經濟上，不公平、不合理的國際分工，不等價交換的國際貿易，不平等的國際金融體系，技術轉讓中的控制和被控制關係。廣大發展中國家掙脫殖民枷鎖，取得政治獨立以後，它們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關係，基本上沒有改變，仍然受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束縛。然而，在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國日益融入一個相互依賴的統一有機體中，法國學者勒內‧杜蒙（Rene Dumont）指出：「與第三世界割斷聯繫，歐洲也就無法生存，與非洲割斷聯繫，歐洲也就難以繼續生存。」44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秩序，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適應這一要求，中國政府鮮明地主張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鄧小平在蘇東劇變前的1988年12月就指出：「世界總的局勢在變，各國都在考慮相應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國際秩序。霸權主義、集團政治或條約組織是行不通了。目前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時期。國際政治領域由對抗轉為對話，由緊張轉向緩和，出現了許多. 43. R. Hansen著，劉鴻基譯，南北僵局之出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6），頁30。 44. R. Dumont and M. Mottin著，雋永等譯，被卡住脖子的非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3），頁290。.

(35) 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四十年. 121. 新的情況。因此應當提出一個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理論。」451988 年12月21日，鄧小平在會見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時說：「建立新的國際秩序。霸權主義、集團政治或條約組織是行不通了，那麼應當用什麼原則來指導新的國際關係呢？中印兩國共同宣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經得起考驗的，應當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準則。」46對於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中國政府領導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張。比如中國政府鮮明地主張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誰搞霸權，就反對誰」；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國際關係處理方式；大力支持發展中國家推動改革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正義爭鬥；積極宣導國際關係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樣化等等。由此可見，中國政府在積極參與全球制度的同時，毫不放鬆對全球政治的改造，在國際社會中主持公道，伸張正義，充分體現了一個泱泱大國的氣派。特別是在處理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事務上，中國政府注重加強與第三世界的團結與合作，不以大國劃線，主張廣交朋友，大力開展平等互利的雙向經濟合作，聯合第三世界國家共同反對「新的霸權主義」，但堅決不當第三世界的領袖，積極宣導「南南合作」，以伸張正義、不謀私利的立場得到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廣泛認同。事實證明，中國是第三世界可以信賴的朋友，中國與第三世界的友好合作關係是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的。總之，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既體現著一般國際關係理論的普遍規律和基本特徵，也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所謂中國特色，就是與眾不同，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同，高舉的旗幟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中國與蘇聯等傳統社會主. 45. 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寫組，鄧小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0），頁91。 46.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282~283。.

(36) 12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義國家的理論不同，建設的社會主義是現代國家範圍內的社會主義，不是國際共產主義。中國理論的著眼點是中國的社會主義，不是中國的國家主義，更不是向其他國家輸出社會主義和搞霸權主義等等。所謂中國風格，就是具有中國的獨特規律。中國主張積極參與和融入世界共同體與全球治理，但同時又強調保持獨立立場和態度，不與某些謀求私利的國家同流合污，而是主張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主持公道，伸張正義，逐步改造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打破了依靠暴力和戰爭崛起和強國壓迫和剝削弱國的國際政治規律。所謂中國氣派，是指帶有中國文化的獨特追求和鮮明個性，注重從中國的視角、方式和風格追求為全人類的政治文明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中國人做事情的風格是不以傷害其他人的利益作為代價謀求自己的利益，主張和平崛起，主張民主共和，主張改造國際秩序和維持世界正義。因此，如果說當今世界歷史發展的潮流要求建立全球主義的政治範式，那麼，中國則主張順應歷史潮流，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更突出其民主共和的特點，堅持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尊重世界發展模式的多樣性，增進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相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幻，我們始終不渝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我們願同各國人民一道，共同推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47這是全球化時代中國處理全球事務的豪邁宣言，也是全球政治範式之中國特色的最集中體現。. 47.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人民日報（北京），2002年11月15日，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