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五年來宋代城市史研究回顧（198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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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五年來宋代城市史研究回顧

（1980-2005）

楊貞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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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代城市史的研究，首先是隨著唐宋變革的議題，像是坊市制度的破壞、商稅的成長、商業市鎮的興起，在宋代的發展而展開的。1980 年代以後，宋代城市史特別在社會和文化方面，開拓了許多新的課題，城市居民的社會結構、城市公共建設、城市中士大夫的活動，以及城市生活的諸面貌，多樣化的討論有別於過去偏重於城市經濟的研究方向。對於過去學者提出的城市人口、城市產業、市鎮機能等問題，在探討的深度和廣度上，也有了很大的進展。對於個別城市發展特徵的研究，除了北宋首都開封和南宋首都臨安，依然受到眾多學者的關注以外，沿海城市廣州、明州、泉州以其國內外貿易，運河沿線城市蘇州以其生產力的提升，洛陽相對於開封的文化特色，也引起了重視。近年來宋代城市史研究範圍的逐漸擴大，正反映了「城市」作為一個獨立切入的視角，在歷史研究中的逐步形成。關鍵字：宋、城市史、開封、杭州 *_{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5 期 2006 年 6 月，頁 22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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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宋代城市史研究開其端緒，首先是隨著唐宋變革的議題，特別是經濟面的考察而展開的。日本學者加藤繁從坊市制度的崩潰、商稅的增長、商業組織「行」以及商業市鎮的興起1，來論證唐宋間「商業革命」的產生，而居於商業交通中樞的城市，在財政、市場、工商業、人口等方面的意義，也特別得到了重視。其他像曾我部靜雄對城鄉行政組織的演變、商業都市開封及杭州2，梅原郁對農村城市化—地方鎮市的研究3，以及斯波義信從城鄉分工、市場供需與坊郭商稅4，來考察宋代城市經濟的發展。1970 年代以前，日本學者在開拓唐宋城市—經濟史研究角度多元化的努力，不但使得宋代城市史的研究，和商業、財政、交通等經濟問題密切相關，進一步也開展出諸如坊市制度破壞、城市人口聚集，造成城市生活的改變，等等社會史研究的豐富課題，在這方面，香港學者全漢昇對於宋代城市的輸出入貿易和物價消費的情況，有相當的研究5。就在上述中日學者研究的基礎上6，1980 年代以後，宋代城市 1_{加藤繁，〈宋代都市的發展〉（1931）、〈唐宋時代的市〉（1933）、〈唐宋時代} 的草市及其發展〉（1933）、〈論南宋首府臨安的戶口〉（1933）、〈論唐宋時代的商業組織「行」並及清代的會館〉（1935），《中國經濟史考證》（台北：稻鄉，譯者、出版年不詳）。加藤繁教授其他唐宋經濟相關著作很多，這裡只列出和城市史相關的代表著作。 2_{曾我部靜雄，《中國及日本古代鄉村型態}_の_{變遷》（東京：吉川弘文館，1963）；} 《開封と杭州》（東京：富山房，1940）。 3_{梅原郁，〈宋代地方小城市之一面—以鎮的變遷為中心〉，《史林》41卷6期。轉} 引自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台北：稻禾，1997），頁29。 4_{斯波義信原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原著出版於東京：風間書房，} 1968年。 5_{全漢昇，〈北宋汴梁的輸出入貿易〉（1939）、〈宋代南方的墟市〉（1947）、} 〈南宋杭州的消費與外地商品的輸入〉（1936），《中國經濟史論叢》（台北：稻禾，1996）。其他城市社會史的相關著作有〈宋代都市的夜生活〉，《食貨半月刊》1卷1期（1945.12），頁23-28。〈南宋杭州的外來食料與食法〉，《食貨半月刊》2卷2期（1946.6），頁42-44。〈宋代東京對於杭州都市文明的影響〉，《食貨半月刊》2卷3期（1946.7），頁31-34。 6_{1970年以前的中日城市史研究回顧，可參考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第一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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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研究，有從經濟面轉向社會、文化領域的傾向，同時也涉及城市行政及防禦的政治制度研究。這種城市史研究課題的多樣化，舉例來說，在政治制度方面，包括了坊郭戶、廂坊、城牆、管理官吏的研究；在社會方面，有居民結構、公共建設、社會救濟和城市士大夫活動的研究；在文化方面，除了一貫的城市生活特別是瓦舍、酒樓、店舖的研究以外，飲食、婚喪、節慶、游覽、信仰的研究，豐富了城市休閒娛樂、庶民文化的內容。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經濟的研究在 80 年代以後持續佔有重要的地位，除了前期城市商稅、邸店、人口、城鄉經濟課題的進一步延伸以外，漕運、產業、市場網路、城市經濟類型（消費或生產）的研究，特別成為中國大陸學者關注的議題。時至 1990 年代，都市地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融入城市史研究，更發展出城市空間「場」域、社會空間、人際網絡的新興課題，7在這裡，日本學者在結合城市史和新文化史上的努力上，是隱然可見的。考察 70 年代以後宋代城市史研究範圍的逐漸擴大，一方面代表了「城市」作為一個獨立分析對象的逐漸形成，反映在城市史研究橫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多重領域的綜合性質上，另一方面，城市史研究內容的多元化，相對也衍生出「城市史」定義上的複雜和困難問題。要瞭解城市史研究的範圍，首先必須對「城市」這一概念加以定義，其次，則必須釐清城市史和以城市為背景之政治、社會、文化史的不同。「城市」的定義，首先必須從經濟上加以理解。依據斯波義信的詮釋，在秦漢至唐代初期，社會上對城市的普遍概念，即是「城郭」之內的範圍，亦即政府官廳的所在地，「城市」和「鄉村」相對，在於二者有相反的經濟和社會分工方式，以及相應的行政劃分的差異8。唐宋之間城市的特殊發展，則在於坊市制度破三節〈實證的現狀與問題點〉，頁26-31。 7_{相關著作參考平田茂樹，〈宋代城市研究的現狀與課題—從宋代政治空間研究的角} 度考察〉，《中日古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4），頁110-116。 8_{斯波義信原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頁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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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以後，城市因應工商業發展而擴大，城市人口增長，改變了原有的城鄉經濟關係、城內土地利用和人口產業的結構。9梁庚堯在考察南宋城市的發展後則指出，南宋城市相對於鄉村，在於工商業發達、商稅收入高、人口密集但流動率高，以及社會結構等諸方面的差異。10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城市」必須在和「鄉村」比較的相對基準上，才能顯示出其商業、生產、市場、人口、土地等經濟面上的意義，然而這樣的概念區分，並不意味著城市、鄉村之間處在互相隔離的狀態 — 宋代以後的城市化發展正顯示了相反的現象，而是顯示「城市」主要是作為非農業聚落，具有政治、經濟功能的特殊性，因而發展起來的。進一步來說，城市的政治意義，在於國家財政、物資流通、地方控制，以及軍事戰爭攻防據點的重要地位；城市的社會及文化意義，則包括了人口聚集與工商活動，促成了諸如公眾事務、公共建設、社會組織、文娛活動，以及由此建構出的特殊城市物質及心理環境。然而，城市概念的豐富多元，同時也造了城市史研究範圍的模糊性，特別是在社會、文化領域方面。以節慶、戲曲、風俗的研究為例，幾種以宋代城市為背景的史料如《東京夢華錄》、《夢梁錄》、《武林舊事》、《都城紀勝》，對於重建特別是兩京的城市文化，具有重要的價值，然而以此研究宋代「城市」的風俗、戲曲、節慶、宗教活動，卻隱含著假設這些活動為城市所獨有，不具有跨城鄉空間普遍性的問題。或許這樣的假設在一部分上是正確無誤的，尤其在理論上即使是同一種節慶、信仰，城鄉之間也存在著面貌上的差異，但是，這樣以城市為「背景」卻不蘊含城市「概念」的研究方式，卻可能造成城市史研究範圍的極度擴充，尤其是和社會、文化、藝術史的混同。 9_{斯波義信原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頁315-338。} 10_{梁庚堯，〈南宋城市的發展〉，《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上）（台北：允晨，} 1997），頁481-590。〈南宋城市的社會結構〉，《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下），頁59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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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本文排除了上述以城市為「背景」的相關文章，只收錄了大致依據上述定義為範圍的論著。其次，宋代「鎮市」以下的集市和墟市，亦不在討論的範圍以內。這一方面由於集墟市在時間上不定期、沒有固定居民和營業地點，因而不具備城市定義的特質；另一方面，宋代在縣以下鎮市一級，設有城市治安、稅收、行政官吏，顯示了鎮市作為宋代最低一級城市的地位，其政治體制與活動現象，是與集墟市有重大差異的。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日本學者對於宋代城市史的研究也作了許多回顧和討論的工作，包括：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第一章第三節〈實證的現狀與問題點〉（1968）、〈圍繞中國城市的研究概況—以法制史為中心〉（1974）11、〈宋代の都市にににのの中國都市特性〉（ 1990 ）12、〈宋代の都市化を考えに〉（2001）13。木田知生〈宋代の都市研究をををに諸問題—國都開をととと封中心〉14（1978）。伊原弘〈以宋代為中心的城市研究概況—木塊拼花工藝的多面體解剖學〉（1987）15。久保田和男のと〈宋都開封治安制度都市構造〉（1995）16。貴志俊彥〈日本中國城市史研究與評析〉（1998）17。平田茂樹〈宋代城市研究的現狀與課題—從宋代政治空間研究的角度考察〉（2004）等。這些討論對宋代城市史的研究者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他們所探討的研究成果，絕大部分限於日文著作，且各有 11_{斯波義信，〈圍繞中國城市的研究概況—以法制史為中心〉，《法制史研究》23期} （1974）。轉引自平田茂樹，〈宋代城市研究的現狀與課題—從宋代政治空間研究的角度考察〉，頁107。 12_{斯波義信，〈宋代}_の_{都市}_{ににに}_中國_の_{都市}_の_{特性〉，《歷史學研究》 614期} （1990.12），頁1-6。 13_{斯波義信，〈宋代}_の_都市化_を_考_えに_{〉，《東方學》102期（2001.7），頁1-19。} 14_{木田知生，}_〈宋代_の_都市研究_をををに_諸問題—_國都開封_を_中心_ととと_{〉，《東洋} 史研究》37卷2期（1978.9），頁117-129。 15_{伊原弘，〈以宋代為中心的城市研究概況—木塊拼花工藝的多面體解剖學〉，《中} 國—社會與文化》2期（1987）。轉引自平田茂樹上文，頁107。 16_{久保田和男，}_{〈宋都開封}_の_{治安制度}_と_{都市構造〉，《史學雜誌》 104 卷 7 期} （1995.7），頁74-97 17_{貴志俊彥著、汪壽松譯，〈日本中國城市史研究與評析〉，《城市史研究》第15-16} 輯（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1998），頁26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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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的專注方向，尤其對於 1980 年代以後中文著作的研究成果更少見討論，故本文擬就中文部分加以回顧整理，以為研究之助

二、近二十五年來宋代城市史研究回顧—以中文著作為中心

（一）通論及政治

宋代城市史的「通論及政治」著作，這裡泛指不以個別城市為對象，概論一般宋代城市行政制度方面的著作。至於討論單一城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著作，尤其見於特別盛行的兩京（開封及杭州）研究，這部份將在本文第五節「個別城市分論」加以討論。從唐末到宋初坊市制度的破壞，向來是中日學者關注的議題之一，最近的著作，則以楊寬的《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下編• 宋代以後都城制度的變革及其重要設施〉一書18為代表，全文承繼上編秦漢至唐代都城規制的考察，具體指出由秦漢到唐、宋，城市行政制度在坊、市、治安設施上的演變過程，對於宋代廂坊制度取代唐代坊市制度，所代表的城市由封閉到開放的政治經濟意義，以及詳細的制度轉變，有深刻的闡明。在宋代戶籍制度，坊郭戶有別於鄉村戶之意義的探討上，城鄉在戶等、徵稅、力役上的差異，具有區分城市、鄉村居民性質的作用，因而是學者討論的重點。柳田節子〈宋代都市的戶等制〉19指出，劃分坊郭十等戶戶等高下的標準，具有極大的地區差異，在交通衝要繁榮的城市，劃定戶等的財產標準（家業、物力、營運錢）較高，其次，政府劃分戶等的主要目的，在於官府科配、和糴、保馬、夫役及助役錢，必須按戶等高下攤派的需求所致。王曾瑜〈宋朝的坊郭戶〉20則從坊郭戶的範圍界定切入，認 18_{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下編•宋代以後都城制度的變革及其重要設施〉} （上海：上海人民，2003），頁235-574。 19_{柳田節子，〈宋代都市的戶等制〉，《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 大學出版部，1988），頁81-92。 20_{王曾瑜，〈宋朝的坊郭戶〉，《宋遼金史論叢》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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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坊郭戶包括州、府、縣、鎮市寨、草市的居民在內，並透過分析坊郭上、下戶職業類別的差異，來作為劃分上、下戶的標準。對於王曾瑜將草市納入坊郭戶的範圍，這裡必須指出，學者對此有不同的異議，例如傅宗文在考察了南北宋數量眾多的草市鎮後，認為宋代坊郭戶的下限，在於鎮市一級，不包括草市在內 21_{。至於戶等上、下劃分的標準，關係到下戶舊無職役，王安石變} 法以後下戶助役錢亦得減免的問題。學者一般認為，坊郭十等戶中下六等為下戶（但有地區差異），劃定上下的標準在家業錢（資產總合）的高低，從職業或階級類別來看坊郭上下戶組成的差別，雖然提供了一種理解戶等意義管道，卻也有值得商榷之處。除此之外，對坊郭戶賦役負擔的討論，還有王雲海、張德宗〈宋代坊郭戶等的劃分〉22、邢鐵《戶等制度史綱》第三章〈戶等制度的高潮〉23。前者從科配、差役、商稅探討坊郭戶的負擔，後者則在比較鄉村、坊郭戶的賦役差別後指出，坊郭上下戶間的貧富差距因接近市場而擴大，然而坊郭下戶和鄉村貧戶相比，一般還是優於鄉村。城市城牆的修築與否，具有軍事防禦政策，和城區向外擴張導致城牆不及修築的雙重意義。宋代以前，城市外圍大多築有城牆，作為防衛與區隔城內外居民的依據，然而宋代以後城市向郊外擴張的趨勢，引起了學者對於宋代以下城市普遍是否築有城牆的討論。黃寬重〈宋代城郭的防禦設施及材料〉24結合方志和考古資料的研究成果指出，雖然宋初集權中央的政策和城市人口擴張，帶來了全國一般「不築城」的政策，然而下至南宋，由於盜賊、外患的頻繁，江南城市的城郭防禦設施反而逐漸加強，這種 1985），頁64-82。 21_{傅宗文，《宋代草市鎮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頁166-171。} 22_{王雲海、張德宗，〈宋代坊郭戶等的劃分〉，《史學月刊》158期（1985.11），頁} 33-37。 23_{邢鐵，《戶等制度史綱》第三章〈戶等制度的高潮〉（昆明：雲南大學，2002），} 頁86-98。 24_{黃寬重，〈宋代城郭的防禦設施及材料〉，《大陸雜誌》81卷2期（1990.8），頁} 4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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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此後不但為明清時代所沿習，而地方社會對築城的參與，也成了新的研究課題。成一農〈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牆政策的演變及其原因〉25則大體推翻了北宋仁宗末年儂智高之亂以後，修築城牆防禦措施成為國家普遍政策的舊說。作者認為，宋、元及明代中期以前這一長時間裡，中國許多地方城市除了縣衙以外，實際上長期處於城垣頹圮、甚至無城牆的狀態，至於宋代官府採取不築城政策的原因，和中央強幹弱枝、避免勞民傷財，以及官員任期短三個原因，有密切的關係。上述二文，主要都是從政治上是否刻意採取不築城牆政策切入，來探討宋代城市城牆的興廢，後者對城市防禦工事的改良尤其特別著墨。和從經濟發展促成城牆不修築的討論相較，強調政治軍事動機以及從唐、北宋、南宋以下長時段進行考察，是其特出之處。最後，關於宋代城市行政制度的討論，于光度〈臨安與中都的城市管理體制〉26藉由比較南宋和金代，在首都設官、治安和經濟管理的制度後指出，臨安在統一管轄權、側重經濟功能的管理上，優於金代中都；相對而言，金代中都的警備力量控制，則較南宋臨安更為強大。郭正忠〈唐宋四類城市的規模、布局與管理〉27將唐宋城市概括為政治城市如唐代長安、軍事城市如堡寨、工商城市如新興鎮市、綜合城市如揚州和蘇州四類，認為政治城市管制的嚴密不利於商業的發展，經濟城市在行政上則還有許多不便之處，綜合城市則藉在二者之間。全文過於簡單化的城市分類方式，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地方。秦聞一〈宋代鎮制考〉28通過 25_{成一農，〈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牆政策的演變及其原因〉，《中日古代城} 市研究》，頁145-183。 26_{于光度，〈臨安與中都的城市管理體制〉，《中國古都研究》第八輯（北京：中國} 書店，1993），頁295-310。 27_{郭正忠，〈唐宋四類城市的規模、布局與管理〉，《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0期} （1987.11），頁77-84。 28_{秦聞一，〈宋代鎮制考〉，《史學月刊》5期（1998），頁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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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監鎮官員員額、職務、官品品階的考察，則確認了宋代鎮市作為地方城市的最低一級，主要具備榷酤、防盜煙火訴訟公事、以及編排保甲戶籍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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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近二十五年來關於宋代城市經濟的討論，可以從城市的發展與城市化、城市產業、城市稅收、兩京城市人口數量的研究等幾個課題來看。 1.城市的發展與城市化宋代的城市化特別是長江下游地區的發展，斯波義信在《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城市化的局面和事例〉29及〈長江下游的市場發展與都市化〉30一文中，以宋代湖州、徽州、江西袁州地區經濟的研究為基礎，指出宋代城市化的現象，不但表現在長江下游城市戶口成長率的穩定增加、移民向城市流動、商業性州級城市（江蘇、杭州、湖州等）佔有行政區內明顯的商業優勢，而且為了配合日漸擴大的城鄉經濟差異，宋代政府在行政區劃上一方面不斷重新調整，另一方面行政系統也有更加分化的趨勢—南宋城市及其直轄郊區有「隅」和「鄉」、在鄉間則有「村」和「里」。斯波義信對宋代城市化的考察，其特點在注意到了區域差異，特別是南方和北方經濟發展的不同步調，並且運用大量方志的統計資料，來論證城市化過程中人口、商稅、生產力的變化過程。至於兩宋之間，由於政治疆域及時代的演變，南宋城市的發展和北宋已有所不同，梁庚堯〈南宋城市的發展〉31一文即認為，宋代城市商業性質的不斷增強，不但顯示在北宋時期坊市制度破 29_{斯波義信原著，方健、何忠禮等譯，《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 2000），原著出版於1988年。 30_{斯波義信原著，李金芸、劉靜貞譯，〈長江下游的市場發展與都市化〉，《宋史論} 文選集》（台北：國立編譯館，1995），頁47-86。 31_{梁庚堯，〈南宋城市的發展〉，《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上），頁48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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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的第一階段，南宋時期城市的發展，更到達了城郭分隔城市、鄉村的作用消逝的第二階段；這種城市發展的現象，不只局限於首都臨安，在全國的許多府州及縣城，也都具有同樣的趨勢。除此之外，梁庚堯〈南宋的市鎮〉32繼續探討了縣城以下商業市鎮的發展，他指出，南宋的商業市鎮，已經具有和城市坊郭類似的商業功能及社會結構，當中的意義在於，鎮市的普遍興起，在根本上改變了過去城鄉的界線，使得鄉村裡商業都會和農業村莊呈現連續的狀況。關於市鎮的研究，由於市鎮在地域上處在城市和鄉村的邊界上，具有溝通城鄉經濟之低級市場的性質，因而成為學者關注的對象，例如姚培鋒、陳國燦〈論南宋時期浙北地區的市鎮〉33即將南宋浙北（浙西路）新興的市鎮，依功能劃分為環城型、手工業型、農業型、交通型等四種基本類型，並由此論證南宋農村城市化的動力及其普遍趨勢。李春棠〈宋代城市外部空間的新格局〉34 透過建立區域—州—縣—鎮市—集市之市場等級的階層後指出，大小城市間的聯繫，不但具有經濟功能，也具有城鄉文化交流，別是通俗文化傳播的意義。本田治〈宋代の地方流通組織と鎮市〉35對於宋代市鎮的市場機能、物資流通、人口構成，以及城鄉關係從過去的「縣城 — 鄉村」改變為「縣城 — 鎮市 — 鄉村」關係，同樣作出了闡明。傅宗文《宋代草市鎮研究》36則通過對市鎮的市場結構、市政管理、市民類型、市民文化等的全盤考察，來論證宋代市鎮發展的時代意義。 2.城市產業城市產業的研究，對於瞭解城市興起的動力主要為政治、生 32_{梁庚堯，〈南宋的市鎮〉，《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下），頁14-99。} 33_{姚培鋒、陳國燦，〈論南宋時期浙北地區的市鎮〉，《浙江社會科學》2004年第2} 期（2004.3），頁215-220。 34_{李春棠，〈宋代城市外部空間的新格局〉，《湖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19} 卷4期（1990.7），頁39-42。 35_{本田治，〈宋代}_の_{地方流通組織}_と_{鎮市〉，《立命館文學》500號（1987.3），頁} 634-656。 36_{傅宗文，《宋代草市鎮研究》（福州：福建人民，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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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或交通因素（如汴京、蘇州、廣州），以及宋代商業發達城市的工商業結構，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方面的研究過去已經不少，然而由於宋代地理書存留有限，研究很大一部份集中在兩京、港市、兩浙路及江南兩路的城市上，1980 年代以後的情況也大致如此。除了前述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透過研究杭州、湖州、徽州、袁州及明州的地區經濟，瞭解各地區城市發展的特徵以外，其他從產業類別切入，探討商業城市工商結構的著作，還有林立平的〈唐宋時期城市飲食業述論〉37、〈唐宋時期城市香料珠寶業探略〉38與〈唐宋時期城市書畫文具業述論〉39，三文主要以兩京為研究對象，分別探討：城市人口聚集與流動，造成飲食業包括食店、酒樓、茶肆、雜果舖行的繁榮；香料珠寶消費的成長，和進口貿易、奢侈需求有密切的關係；文具書畫業的興起，則和印刷業、紙筆需要以及字畫收藏的風氣有關。城市租賃及邸店業的發展，象徵著城市土地利用的商業化、商業資本的累積，以及坊郭房錢對國家財政的支持作用。加藤繁等日本學者很早就注意到了其在唐宋變革之間的意義，1980 年代以後的著作則有梅原郁〈宋代の都市房僦ととの週边〉40探討官府樓店務的經營及稅收方式、房錢放免的意義，房屋租賃契約的訂定等等。林立平〈唐宋之際城市旅店業的初探〉41、〈唐宋之際城市租賃業初探〉42則說明了旅店業在因應人口流動、商業貨物居停 37_{林立平，〈唐宋時期城市飲食業述論〉，《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第三集（廣州} 市：廣東人民，1994），頁74-103。 38_{林立平，〈唐宋時期城市香料珠寶業探略〉，《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第六集（廣} 州市：廣東人民，1996），頁103-121。 39_{林立平，〈唐宋時期城市書畫文具業述論〉，《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第五集（廣} 州市：廣東人民，1996），頁76-93。 40_{梅原郁，〈宋代}_の_都市房僦_ととの_{週边〉，《布目潮渢博士古稀紀念論集：東}_アアアの法と社會》（東京：汲古書院，1990），頁329-335。 41_{林立平，〈唐宋之際城市旅店業的初探〉，《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5卷2} 期（1993.4），頁82-90。 42_{林立平，〈唐宋之際城市租賃業初探〉，《暨南青年學者論文集》（暨南：暨南大} 學，1989），頁177-195。本文國內未見，在此只註明篇名及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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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作用。最後，附帶一提陳國燦〈略論南宋兩浙地區的城市產業形態〉43考察宋代經濟發達的兩浙地區城市後指出，宋代城市的產業型態不但日益分化，而且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極為明顯。 3.城市稅收城市稅收的來源，以住稅（地基房錢）、過稅（通過稅）和商稅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中日學者前此的研究成果很多，1980 年代後的著作，則有林立平〈唐宋時期城市稅收的發展〉44討論宋代城市商稅機構、稅收內容、稅收的財政比重，在唐宋間逐步建立的過程。熊本崇〈宋制「城郭之賦」の一檢討〉45對宋代屋稅徵收的普遍性、坊郭資財的計算方法，尤其有扼要的闡明。總結來說，城市稅收的研究，和國家財政及政府對商業發展態度的議題，有密切的關係。 4.兩京城市人口的數量北宋開封和南宋杭州在 10-13 世紀世界城市發展中的特殊現象，引起了中外學者對於兩京人口數量統計的興趣，早期日本學者加藤繁對南宋杭州人口高峰期的估計，為三十萬戶一百五十萬人左右46，桑騭原藏和池田靜夫47則估計有五百萬人之多，此後學者的估計則多介於一百萬至三百萬之間。這裡必須首先說明，宋代城市人口估計的不確定性，很大的原因，在受到「戶多口少」特殊現象和相關政書、地方志殘缺不全的影響，因此中外學者在 43_{陳國燦，〈略論南宋兩浙地區的城市產業形態〉，《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 學）》121期（2002.6），頁10-14。 44_{林立平，〈唐宋時期城市稅收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2期（1988.12），頁} 22-38。 45_{熊本崇，〈宋制「城郭之賦」}_の_{一檢討〉，《東洋學集刊》44號（1980.10），頁} 88-97。 46_{加藤繁，〈論南宋首府臨安的戶口〉（1933）、〈臨安戶口補論〉（出版年不} 詳），《中國經濟史考證》，頁839-854。 47 桑騭原藏，〈從歷史上看南北中國〉，《白鳥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頁455-456；池田靜夫，〈南宋首都臨安的戶口的再探討〉，《文化》5卷12期（1937）。以上轉引自加藤繁上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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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時，很大一部分的努力，是致力在計算方法的推論合理性之上。關於上述戶多口少和地理志記載的問題，學者論證已經很多，在此不再贅述，只針對近年來學者統計的方式，作一個簡單的比較，特別是對於城市範圍、戶籍外人口、和每戶平均人數的計算方式。以趙岡〈南宋臨安的人口〉48、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人口數考索〉49、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50三文為例，第一，他們都對諸如《東京夢華錄》、《夢梁錄》、《都城紀勝》等幾種宋人自己的籠統人口記載提出了質疑；第二，對於城市人口的範圍，一般都承認必須依據散佈在城市周圍的廂坊數量加以估計，然而林正秋僅估計杭州城區和錢塘、仁和二個附郭縣內的城廂數；趙剛則認為杭州城市的擴張已經超越了以附郭縣為中心的區域，杭州城廂有一部也分散在鹽官、富陽縣境之內，後二者的廂數尤其必須納入計算。周寶珠在估計北宋開封的廂坊數時，同樣大致是以附郭縣為範圍，把新舊城加計開封縣、祥符縣的戶口一起統計的。第三，對於戶籍不載的人口，主要有官戶、僧道、軍隊、游手這幾類人，以及眾多的流寓人口。其中南宋時期由於北方人口大量向南方遷徙，京城杭州的人口數，誠如趙岡所言，不能忽略南遷官戶直到南宋中期，方才落藉土斷，造成南宋初人口估計過低的問題。因此趙岡和林正秋都同意，杭州戶口統計事實上必須分期進行，才不至於產生偏差。至於官戶、僧道、軍隊、游手，由於考證上的困難，後三者林正秋和趙岡沒有多加探討，周寶珠則估計北宋開封中期駐軍約 18-20 萬，皇城及官員人數總計 10 萬，僧道則在 2、3 萬左右。第四，每戶平均人口數的問題，林正秋和趙岡都是以戶數總 48_{趙岡，〈南宋臨安的人口〉，《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卷（1994.6），頁117-126。} 49_{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人口數考索〉，《杭州大學學報》1-2期（1979.5），頁} 147-149。另可參照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杭州：西冷印社，1986），頁174-185。 50_{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頁319-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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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乘以一戶五人計，周寶珠則注意到官戶和一般家戶人數差異的問題，後者以一家五人計，官戶則因為經濟條件不同，以一戶七口計算。綜合上述，林正秋以南宋末杭州人口為城區 75 萬人加城郊 30 萬51_{；趙岡認為杭州人口高峰時有 250 萬人；周寶珠則以北宋} 徽宗時開封人口達 150 萬人之眾。目前學界一般都認為，北宋開封人口高峰數在一百萬餘，南宋杭州則在一百至二百萬之間。儘管學者對開封、杭州人口的推估有異，然而不同學者統計戶口的方式，對於未來兩京以外城市人口的估計，仍舊具有參考的價值。

（三）社會

宋代城市史社會面的討論，近年來新研究課題的提出，不但豐富了對宋代社會面貌的理解，城市研究也有和過去士大夫階級、社會組織和社會福利等課題互相結合的傾向。以下即從城市居民的社會結構、城市治安、公共建設及社會救濟、城市中士大夫的活動四個方面來談。 1.城市居民的社會結構城市的社會結構，是由階級、職業、貧富、社會流動與社會組織方式等諸多問題點交織而成的。梁庚堯〈南宋城市的社會結構〉52指出，南宋城市居民的職業和身分，包括皇室、官員、士人、僧道、各類商人、工匠、雇傭人、伎藝人、娼妓、游手和農民等，其中以官員和商人占大多數，和以地主、自耕農和佃農為主的農村社會結構有所不同；在貧富階層方面，他認為，行業並非形成貧富階層的絕對因素，貧富升降時有所聞，然而貧民無疑占城市人口的大多數，若干城市甚至可以達到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比例。 51_{趙岡在〈南宋臨安的人口〉一文中對這樣的說法已提出了質疑，參見頁118。} 52_{梁庚堯，〈南宋城市的社會結構〉，《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上），頁59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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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正忠〈唐宋時期居民的城市結構〉53則認為，城市居民的職業主要隨著城市為政治、軍事、商業或手工業城市而有所不同；在居民的流動性上，政治和綜合性城市的穩定性，會較商業城市為高；城市居民的組織方式，在行政上有戶牌、廂坊、保甲制度，在經濟上則有「行」及民間的「社」、「團」組織。這裡必須指出，此文將城市概括分類的討論方式，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2.城市治安城市和鄉村相較，在犯罪、訴訟、防火、警備和相關法令上，都顯得較為複雜且有相當的差異。目前對於城市治安的探討，大多從法令和制度的考察入手，鍾佳伶《宋代城市治安的管理與維護》54對於城市犯罪問題的產生、法令規定、犯罪判決類型

和治安管理機構等，做了綜合的考察。Brian E. McKnight [Urban Crime and Urban Security in Sung China]55_{同樣從刑法的訂定和審}

判、治安的管理機構，以及重法地分的劃定、消防的措施設備，來闡明宋代因應城市發展所訂定的治安政策，全文尤其強調軍隊在城市的部署、軍巡院和巡檢司等軍事力量，在城市治安維護上的作用。 3.公共建設及社會救濟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衍生了住地擁擠、垃圾污水、占用道路河湖等諸多問題，同時交通、水利、衛生、消防等公共建設的需要也逐漸增長；城市社會貧富擴大，平時的賑濟和災荒時流民湧入城市，也都必須政府採取適當的因應措施。梁庚堯〈南宋城市的公共衛生問題〉56首先闡述了北宋中期以來，各地城市普遍產生 53_{郭正忠，〈唐宋時期居民的城市結構〉，《史學月刊》1986年2期（1986.3），頁} 30-36。 54_{鍾佳伶，〈宋代城市治安的管理與維護〉（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1）。

55_{Brian E. McKnight, “Urban Crime and Urban Security in Sung China”，《國際宋史研討}

會論文集》，頁819-862。

56_{梁庚堯，〈南宋城市的公共衛生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70卷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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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垃圾、污染、疾役等公共衛生問題，其後指出，南宋政府的對應措施，包括了祈神祭祀、河湖防禁，醫藥、安養、痊埋制度的建立等等，不但從心理上安撫民眾，也在各個城市逐步成立了公共衛生及福利的設施。陳國燦〈南宋江南城市的公共事業與社會保障〉57則略述了南宋江南城市，在防火救火、公共衛生、社會慈善等方面的進步，以此說明由於城市經濟的發展，城市行政管理制度在南宋的日趨成熟。在城市用水的探討方面，西岡弘晃《中國近世の都市と水利》58認為，宋代地方都市的經濟發展，和水利設施的興建有密切的關係，他除了對開封、杭州、蘇州、成都等大城市的水運和都市水源加以詳細闡明以外，也對地方政府的水利政策進行了考察59。 4.城市中士大夫的活動士大夫在城市定居和活動，對於地方社會的文化和公共事務的參與，甚至是地方行政的施行，都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梁庚堯〈南宋官戶與士人的城居〉60討論了南宋士大夫徙居城市的原因— 由於任官、游學或是為了尋求較好的文化和教育環境，以及定居在諸如明州、溫州、福州、成都州城的幾個官宦家族；他並認為，士大夫在城市的居住，並非集中在特定的區域，而是散居於城中或城郊各處。其次，在〈南宋城居官戶與士人的經濟來源〉61 梁庚堯接著考察了城居士大夫的收入來源，田租、商業、俸祿及 57_{陳國燦，〈南宋江南城市的公共事業與社會保障〉，《學術月刊》 397 期} （2002.6），頁73-78。 58_{西岡弘晃，《中國近世}_の_都市_と_{水利》（福岡：中國書店，2004）。} 59_{關於這方面的討論，日文方面尚有斯波義信，〈城市用水和管理團體〉，《比較城} 市史研究》 14 卷 2 期（1995 ）；梅原郁，〈宋代救濟制度 —從城市社會史的角度〉，中村賢二郎編《城市社會史》（ミミミミア書房，1993）；伊原弘，〈宋代城市基礎設施投資與歷史意義〉，《比較城市史研究》14卷2期（1995）。唯轉引自貴志俊彥著、汪壽松譯〈日本中國城市史研究與評析〉，頁265-269。由於原文未見，僅附列於此，以供參考。 60 梁庚堯，〈南宋官戶與士人的城居〉，《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下），頁165-218。 61_{梁庚堯，〈南宋城居官戶與士人的經濟來源〉，《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下），} 頁21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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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脩、從事潤筆訴訟醫藥伎藝，或是接受社會補助，是城市士人的主要收入來源，然而從許多事例來看，城居官戶、士人的經濟狀況，並不能將之統歸為富裕階層，實際上士大夫之間，是貧富不齊且有很大的個別差異的。南宋以後，仕宦家族在地方社會的活動，和明清以後士紳在鄉里的研究是相關的，也是許多學者關注的議題。在對宋代士大夫的考察當中，近年來學者逐漸注意到了士大夫人際交游和文化活動的課題，而正是在城市獨特的環境中，士大夫研究也有了新的意義。伊原弘〈宋代の浙西にににに都市士大夫〉62討論了主要是南宋蘇州、湖州、常州城居的士大夫家族，他們的通婚關係，以及在城市中透過游宦、文會、學校、鄉飲酒禮等所組成的人際網絡。在〈中国宋代の都市とエエ-ト—常州の発展ととの限界〉 63_{伊原弘則指出了常州城居的士大夫家族葛氏、胡氏、蔡氏、張氏} 等，其城居的地區及賴以興起的條件，並對於常州地方建設、文化的參與。梁庚堯〈士人在城市：南宋學校與科舉文化價值的展現〉64首先說明科舉仕進在南宋士人間的普遍目標及價值，其次指出，士大夫在參與地方學校的興修時，透過風水的選擇、橋樑坊門貢院祠廟的命名，其實蘊含著各種觸目可見的科舉文化價值表徵，這正是士人文化在城市生活的具體實踐，在南宋以後不僅日益加強，而且一直延續到明清時代。

（四）文化

宋代城市文化的研究，早期多從城市庶民文化的興起出發， 62_{伊原弘，〈宋代}_の_浙西_にににに_{都市士大夫〉，《東洋學集刊》45號（1981），頁} 44-62。 63_{伊原弘，〈中国宋代}_の_都市_とエエト_—常州_の_発展_ととの_{限界〉，《史潮》28號} （1990.11），頁4-21。 64_{梁庚堯，〈士人在城市：南宋學校與科舉文化價值的展現〉，《第三屆國際漢學會} 議論文集歷史組：經濟史、都市文化與物質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所，2002），頁265-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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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在酒樓茶館、瓦舍勾欄、雜技百戲等娛樂活動內容的描述上，亦即和《東京夢華錄》、《夢梁錄》類似的紀事體裁。1980 年代以後，隨著新文化史的發展，節慶、風俗、信仰、休閒、旅遊等課題的研究，在敘述性的史實以外，更致力於其背後的消費文化、社會心理、宗教世俗化等深層結構的探討。以下即從「清明上河圖」、城市生活的研究二個面向，來考察進近年來的研究成果。 1.「清明上河圖」研究宋張擇端所繪的「清明上河圖」，以詳實的繪畫呈現了北宋徽宗時代汴京城市生活的繁華，在藝術和歷史上的價值向來為學者所稱道，相關的研究成果也有很多，周寶珠《清明上河圖與清明上河學》65總結前人成果並運用了大量考古資料，考訂了作者和版本的真偽，以及樹、菜園、水井、車、船、城牆、店舖等圖畫內容的歷史意義，可說是近年來考證成果的一個綜合及總結。除此之外，「清明上河圖」對於宋代城市文化研究的意義，還在於為新課題像是廣告招牌、建築樣式、服裝器物、園林景觀，及其後象徵的城市消費、健康、識字情況等文化意涵，提供了一個思考的切入角度。伊原弘所編纂的《「清明上河図」ををを》66論文集，包括了日下翠〈「清明上河図」ににに飲食〉67、伊原弘〈あふふに看板—消費と建康へのへへへへ〉68、木津雅代〈「清明上図河」ににに樹木と石—汴京の庭園ののにの〉69等，正是學者對此所作的嘗試。 2.城市生活生活史的研究包羅萬象，又往往和禮儀、風俗、信仰等精神 65_{周寶珠，《清明上河圖與清明上河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 66_{伊原弘編，《「清明上河図}_」_ををを_{》（東京：勉誠，2003）。} 67_{日下翠，〈「清明上河図」}_ににに_{飲食〉，《「清明上河図}_」_ををを_{》，頁240-243。} 68_{伊原弘，〈}_あふふに_{看板—消費}_と_建康_{へのへへへへ}_{〉，《「清明上河図}_」_ををを》，頁244-248。 69_{木津雅代，〈「清明上河図」}_ににに_樹木_と_石—汴京_の_庭園_ののにの_{〉，《「清明} 上河図」ををを》，頁16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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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及食衣住行育樂等物質文化，二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層次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在研究範圍上不但難以定義，而且受限於資料的零散，對於個別課題的深入也有相當的困難。蔡君逸《宋人筆記中的汴京人民生活風尚》70討論了北宋開封城的食衣住行娛樂、歲時生活、禮俗信仰等，並將開封的衰落，歸之於金人入侵和人民的奢華所導致。這樣的觀點，和 1980 年代左右大陸學者的看法，可以說是大體一致。李春棠《坊牆倒塌之後—宋代城市生活長卷》71則用文學的筆調，生動的描繪出開封不同身分的居民，在祭祀、占卜、婚喪、休閒、游藝、情色及犯罪、貧窮等諸面向的生活特徵。伊永文《行走在宋代的城市：宋代城市風情圖記》72對於宋代城市的夜生活、妓女、賭博、飲食、婚育等，同樣作了圖文並茂的闡述。伊原弘《中國開封の生活と歲時—描のふを宋代の都市生活》73的特點，則在分別城市士大夫文化和庶民文化的差異，並探討北宋開封城在祭祀、時節和城市興衰上的轉變。宋代兩京城市生活的特點，不僅在於大量的南方物資透過漕運運送到京城，茶鹽交引商稅等的徵榷帶來了貨幣經濟的流通，物質文化隨之豐盛起來；四方人口的集中與流動產生了文化的多元化；也在於唐宋之際坊市、宵禁制度的廢弛，對於市場控制和人民生活時間步調的改變。夜市以及夜生活在宋代的普遍出現，即是這種「時間」觀念轉折的極佳證明。全漢昇〈宋代都市的夜生活〉74很早就注意到了交通、夜市、娛樂、節慶、宗教活動對於宋人在生活時間上的改變，其後，大陸學者繼有論述，例如徐文秀〈北宋東京市民的夜生活〉75、康弘〈宋都夜市述略〉76，並上 70_{蔡君逸，〈宋人筆記中的汴京人民生活風尚〉（台北：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 文，1989）。 71_{李春棠，《坊牆倒塌之後—宋代城市生活長卷》（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 72_{伊永文，《行走在宋代的城市：宋代城市風情圖記》（北京：中華書局，2005）。} 73_{伊原弘，《中國開封}_の_生活_と_歲時—描_のふを_宋代_の_{都市生活》（東京：山川出版} 社，1991）。 74_{全漢昇，〈宋代都市的夜生活〉，《食貨半月刊》卷1（1934.12），頁23-28。} 75_{徐文秀，〈北宋東京市民的夜生活〉，《中國古都研究》第十二輯（太原市：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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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李春棠、伊永文、周寶珠等，但大致上都沒有超越全漢昇的分析架構。伊原弘則從「都市的一日」、「都市的一年」來考察城市從早到晚、從元旦到歲末，官員和庶民在時間運用上的安排，這是比較創新的作法。在城市飲食文化的討論方面，從《東京夢華錄》、《夢梁錄》所得到的資料是豐富的，然而注意到南北外來人口飲食習慣的差異、城市地區農特產和外地輸入商品對飲食的影響，並將之關聯到城市物資輸出入、人口流動率高等因素的討論，卻不太多 77_{，吳濤〈北宋東京的飲食生活〉}78_{認為，由於近畿地區小麥的生} 產不足以供應開封眾多的城市人口，因此依賴江南漕運米上貢的結果，即是米食在原本以麵食為主的北方城市開封中，佔有主要的地位；同時由於貧富的差距，開封人民在主要糧食上，也有米和菽粟的差別。關於城市工匠的生活情況，林立平〈唐宋之際城市木土工匠的勞動與生活〉79指出，為官府和私家修建房屋樓閣亭榭等，是城市土木工匠的主要工作，然而由於城市經濟的發展，工匠在宋代雖然組成了專業的行會，卻也受到雇傭關係和生產地點不穩定，所帶來的生活不定的影響。

在城市園林的研究方面，近年來 James M. Hargett, [The Pleasure Parks of Kaifeng and Lin'an During the Sung Dynasty]80_從園

林的組成要素、歷代園林風氣的產生，和園林的娛樂、宴會和休閒功能，來討論宋代兩京的園林發展。人民，1998），頁221-231。 76_{康弘，〈宋都夜市述略〉，《中洲學刊》1992年2期（1992.3），頁127-128。} 77_{全漢昇，〈北宋汴粱的輸出入貿易〉（1939）、〈南宋杭州的消費與外地商品的輸} 入〉（1936），則是從物資供應的角度來討論兩京飲食的來源。上二文收入《中國經濟史論叢》（台北：稻禾，1996），頁87-200、295-324。 78_{吳濤，〈北宋東京的飲食生活〉，《史學月刊》1994年第2期，頁22-29。} 79_{林立平，〈唐宋之際城市木土工匠的勞動與生活〉，《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第三} 集（廣州：廣東人民，1994），頁104-113。

80_{James M. Hargett, “The Pleasure Parks of Kaifeng and Lin'an During the S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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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附帶一提城市祭祀及神祇的研究。北宋自真宗以後，歷朝幾乎都有南郊祭天地、明堂祭祖等祭祀活動，行禮的地點在京城及近郊，梅原郁〈皇帝•祭祀•國都〉、伊原弘〈中國中世紀的城市和生活空間—城市變化與祭神的關係〉81即認為，透過一連串的祭祀儀式，皇帝的權力實際上即滲透到了城市各處。

（五）個別城市分論

北宋開封（汴京）及南宋杭州（臨安）在宋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向來是特別突出的，這一方面由於國都所在，直接關係到王朝政經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因為和兩京相關的存留史料比較豐富；在城市等級體系中，兩京也是處於制高點的。然而宋代城市研究的這種偏重現象，卻產生了兩個問題：第一，兩京城市特別是其經濟社會文化，在何種程度上代表了宋代城市普遍發展的現象；第二，宋代兩京史著記載的婚喪、節慶、宗教等，是否為兩京城市所獨有的「城市」資產而不是跨越城鄉地域的問題。以下分別探討近年來開封、杭州、蘇州、明州、廣州、泉州、長安、洛陽及建康的相關研究成果，其中沿海城市如明州、泉州的興起，以及長安、洛陽退居次要地位，是唐宋間發展的特殊現象，也是學者關注的重點。 1.開封開封從五代的後晉以後，便長期為國都所在，城市的發展特別快速，但是南宋以後由於疆界的南移，開封在金人的統治及黃河改道的影響下，城市漸趨沒落，因此學者討論開封城的發展，多集中在北宋時代（960-1127A.D）。綜合研究北宋開封的專著，近年來有吳濤《北宋都城東京》82、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83、 81_{梅原郁，〈皇帝•祭祀•國都〉，中村賢二郎編《城市社會史》（}_{ミミミミア}_書房， 1993）；伊原弘，〈中國中世紀的城市和生活空間—城市變化與祭神的關係〉，比較城市史學會編《城市與社區》（名著出版社，1991）。以上轉引自貴志俊彥著、汪壽松譯〈日本中國城市史研究與評析〉，頁269。 82_{吳濤，《北宋都城東京》（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83_{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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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良等《開封城市史》84，其中吳濤、周寶珠大致都是從城市規制（宮城、裡城、外城）、開封府與京城的行政管理、交通與漕運、商業手工業的發展、中外交流、戶口、娛樂、教育、風俗、信仰諸方面，來討論開封城市的發展，周寶珠討論的面向尤其廣博，是近年來的集大成之作。在專論開封政治制度方面，鄭壽彭《宋代開封研究》85討論了開封府在定都原因、公文奏議、官僚組織、各級單位職權、歷任府尹，以及民政、戶政、財政、警備、土地、交通及司法等詳細的制度政策。久保田和男〈宋都開封の治安制度と都市構造〉86、〈宋都開封與禁軍軍營的變遷〉87則考察了宋代維持治安的警備制度，並從軍營在開封城市的分布，來觀察宋代禁軍在國都的實際戰守或象徵性的威信作用。程遂營《唐宋開封生態環境研究》88則是城市環境史新課題的著作，全書分別從自然環境（氣候、水文、地形、植被）和人文環境（建設、公共衛生、燃料、污染）二方面，來探討開封城市的生態環境特徵。丘剛主編《開封考古發現與研究》89則是集結了近年來開封主要在城牆、器物等的考古發現。在專著以外的論文方面，E. A. Kracke〈宋代開封—實用的都市和形式化的國都〉90指出，商業和居住的需要，實際上使得國都開封並不像元代《事林廣記》中的城市地圖，那麼的工整和理想化，符合宋代皇帝和士大夫對於秩序和和諧的追求，因此不論是 84_{程子良、李清銀等，《開封城市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1993）。全書通論上} 古到近代開封城市的發展，宋、金代的部分大多延續舊說。 85_{鄭壽彭，《宋代開封研究》（台北：國立編譯館，1980）。} 86_{久保田和男，〈宋都開封}_の_{治安制度}_と_{都市構造〉，《史學雜誌》 104 卷 7 期} （1995.7），頁74-97。 87_{久保田和男，〈宋都開封與禁軍軍營的變遷〉，《東洋學報》 74 卷 3 、 4 號} （1993）。轉引自貴志俊彥著、汪壽松譯〈日本中國城市史研究與評析〉，頁 264。 88_{程遂營，《唐宋開封生態環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2）。} 89_{丘剛編，《開封考古發現與研究》（鄭州：中州古籍，1998）。} 90_{E. A. Kracke 原著，陶晉生譯，〈宋代開封—實用的都市和形式化的國都〉，《宋} 史論文選集》（台北：國立編譯館，1995），頁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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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城牆或廂坊的史料記載，都隱含有許多的不確定性存在。宋代開封城的興起和衰落，則是另外一個學者關注的焦點，一般認為，位居黃河、汴河交會處，透過漕運和江南水運交通往來，是開封城興起和維持的重要原因，至於北宋末年的戰亂、此後金人的統治，以及黃河、淮河在宋代到元代之間幾次的遷徙不定，則是造成宋代以後開封城快速沒落的主要原因，這方面的著作有趙寶俊〈開封與黃、汴〉91、趙寶俊〈試論開封之盛衰〉92、徐伯勇〈開封汴河與州橋〉93、劉益安〈汴河與開封〉94和張妙弟〈開封城與黃河〉95等，大致和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96立論相似，但探討了金代以後開封城市的發展。 2.杭州杭州城市在宋代以後持續的開發和繁榮，是和開封城最大的不同點之一，因此明清以後相關的研究成果不少，宋代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則有周峰主編《南宋京城杭州》97、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98，對定都杭州的原因、宮城和京城的部署、交通、經濟、人口、治安、風俗和文化等作了綜合的討論；倪士毅〈繁華的南宋都城—臨安〉99則就杭州的城垣、坊巷、娛樂、文化等進行討論。其中杭州城外西湖所具有的休閒遊覽及文化功能，是杭州城 91_{趙寶俊，〈開封與黃、汴〉，《中國古都研究》第二輯（杭州：浙江人民，} 1986），頁144-160。 92_{趙寶俊，〈試論開封之盛衰〉，《中國古都研究》第一輯（杭州：浙江人民，} 1985），頁241-253。 93_{徐伯勇，〈開封汴河與州橋〉，《中國古都研究》第二輯（杭州：浙江人民，} 1986），頁134-143。 94_{劉益安，〈汴河與開封〉，《開封師範學院學報》6期（1978），頁91-100。} 95 張妙弟，〈開封城與黃河〉，《北京聯合大學學報》16卷1期（2002.3），頁133-138。 96_{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1956）。} 97_{周峰主編，《南宋京城杭州》（杭州：浙江人民，1988）。全書傾向概括式的通俗} 著作，其中論點大致上沿襲舊說。 98_{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杭州：西冷印社，1986）。} 99_{倪士毅，〈繁華的南宋都城—臨安〉，《中國古都研究》第一輯（杭州：浙江人} 民，1985），頁29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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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發展中的特點，因此上述學者多有探討，宋仁正《宋代的杭州與西湖》100更從西湖提供杭州城的水利、旅遊功能，和文人及文學作品所反映的文化意涵，在北宋到南宋間的發展作出了詮釋。梅原郁〈南宋の臨安〉101除了定都經過和宮城規制的沿革外，特別探討了杭州歷年來火災發生的始末原因，並考證城中運河橋樑的位置、功能，與廂坊、官署、軍營所在的分布地點。斯波義信〈宋都杭州の商業核〉102則主要考察了以杭州為中心的市場機能，及其和周邊城市構成的市場網絡。 3.蘇州宋人有言，「蘇、湖熟，天下足。」湖洲的富庶在南宋時期實際上比不上蘇州，杭州的繁榮雖然超過蘇州，但有很大一部份原因是作為行在的政治因素所導致，故蘇州相對具有生產事業和交通運輸的經濟基礎。103 梁庚堯〈宋元時代的蘇州〉104考察了宋代到元代蘇州在農業與手工業生產條件、全國商業交通轉運中心的地位，以及由經濟發展帶來的城市擴張、城市人口和文化事業的興盛；他最後並指出，蘇州在宋元時代的發展不是特殊現象，南方許多地區在當時也都經歷了類似的發展過程，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異。伊原弘〈江南ににに都市形態の变遷—宋平江図解析作業〉 105_{、礪波護〈唐宋}_{にににに}_{蘇州〉}106_{同樣利用了收錄在清 •王昶} 《金石萃編》南宋理宗紹定二年（1229）所刻的蘇州「平江圖」城圖，對南宋蘇州城市官署、橋樑、寺廟、庭園、坊巷等作了仔細的考據。伊原弘的考證尤其詳備，礪波護則同時運用白居易詩 100_{宋仁正，〈宋代的杭州與西湖〉（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101_{梅原郁，〈南宋}_の_{臨安〉，《中國近世}_の_城市_と_{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 研究所，1984），頁1-33。 102_{斯波義信，〈宋都杭州}_の_{商業核〉，《中國近世}_の_城市_と_{文化》，頁35-64。} 103_{梁庚堯，〈宋元時代的蘇州〉，《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上），頁334-335。} 104_{梁庚堯，〈宋元時代的蘇州〉，《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上），頁334-480。} 105_{伊原弘，〈江南}_ににに_都市形態_の_{变遷—宋平江図解析作業〉，《宋代}_の_社會_と_文化》（東京：汲古書院，1983），頁103-138。 106_{礪波護，〈唐宋}_にににに_{蘇州〉，《中國近世}_の_城市_と_{文化》，頁28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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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討論了唐代蘇州的城市人口、橋樑坊名等內容。伊原弘的專著《蘇州：水生都市の過去と現在》107則通論近世以下蘇州興起的背景，及其具有的文人都市、庭園都市、產業都市的特徵，主要對蘇州的城市文化進行了討論。 4.沿海城市：明州、廣州及泉州宋代由於北方遼國、金國和西北方的西夏先後對中西陸路交通造成阻隔，而阿拉伯則活躍於歐亞的海上貿易，加上宋代本身產業經濟的發展，海上交通貿易在唐宋元代特別興盛。宋朝在廣州、泉州、登州、明州、杭州、秀州及溫州等，先後設有市舶司務處理徵稅、造船及接待外國使節事宜，其中以廣州、泉州、明州和杭州的對外貿易最為興盛，市舶司的設立在兩宋也大致持續。然而也因為如此，沿海城市的相關研究成果，很大一部份集中在市舶司的財政和對外貿易的經濟作用上，對於國內外貿易所帶來的城市社會文化的影響，則較少探討。在相關研究方面，馬潤潮〈宋代海上貿易及沿海城市的成長〉108指出，中國直到宋代才制訂了積極的外貿政策，在律令上確保來華貿易商人的安全，廣州和泉州都設置有稱為「蕃坊」的外國人居住區，並享有一定的遷居、辦學和治外法權。對於明州的研究，宋晞〈明州在宋麗貿易史上的地位〉109論證了明州在宋代中期以後，由於遼國的威脅，逐漸取代登州成為對高麗、日本主要貿易港口的經過。他另外在〈宋代明州州治鄞縣城鄉之發展〉110一文中指出，明州州治鄞縣由於海貿和工商業的繁榮，宋代以後的城市稅收、人口逐步成長；在鄞縣城鄉之間鎮市的興起，則更代表了人口集中和商業繁榮的現象。吳慧蓮〈八至十三世紀明州城的發展〉111則考察了唐宋時代明州州城建制的沿革， 107_{伊原弘，《蘇州：水生都市}_の_過去_と_{現在》（東京：講談社，1993）。} 108_{馬潤潮（Laurence J.C.Ma）原著，馬德程譯，〈宋代海上貿易及沿海城市的成} 長〉，《世界華學季刊》4卷2期（1983.6），頁45-53。 109_{宋晞，〈明州在宋麗貿易史上的地位〉，《史學彙刊》14期（1986.9），頁13-20。} 110_{宋晞，〈宋代明州州治鄞縣城鄉之發展〉，《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頁53-78。} 111_{吳慧蓮，〈八至十三世紀明州城的發展〉，《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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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國際航線轉變、水利興修、臨近杭州三大原因，所帶來南宋以後杭州城市的快速繁榮。廣州的研究成果，海外貿易仍是學者討論的重點，鄧端本《廣州港史（古代部分）》112、陳代光《廣州城市發展史》113從古今通論的角度，在宋代部分主要闡述了廣州與南洋諸國的貿易、進出口商品的種類、「蕃坊」外國人居住區的設立經過、市舶司設置機構、對財政收入的影響，以及兩宋城垣的建設與碼頭的分布等等。成田節男〈宋元時代泉州的發達與廣東的衰微〉114 則認為，十二世紀以前廣州為中國南方的第一大商業城市，然而南宋及元代以後，由於鄰近國內生產地區等諸因素，泉州取代了廣州成為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市。泉州的研究成果，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略》115、李東華《泉州與我國中古的海上交通（九世紀末~十五世紀初）》116，前者通論上古到近代泉州海外貿易的始末，後者則探討了唐末到元代泉州海外貿易達到鼎盛，其在國內外貿易、農業手工業生產、城市沿革等方面的發展，並且歸結泉州在南宋以後興起的主因，在於閩商崛起、居海岸線之中、朝廷重視市舶收入所導致；明代以後逐漸沒落的原因，則在於港口淤淺、海禁及朝貢貿易所造成。關於泉州城市建設的討論，主要和國內外貿易的影響仍有很大的關係，李玉昆〈宋元時期泉州的城市建設與管理〉117討論了宋元時期泉州橋樑的建設、廂坊數量及人口、市場管理，以及因 2卷1期（1983.6），頁189-199。 112_{鄧端本編著，《廣州港史（古代部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 113_{陳代光，《廣州城市發展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 114_{成田節男原著，莊景輝譯，〈宋元時代泉州的發達與廣東的衰微〉，《泉州文史》} 第6-7期（1982.6），頁135-146。 115_{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略》（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 116_{李東華，《泉州與我國中古的海上交通（九世紀末~十五世紀初）》（台北：學生} 書局，1986）。 117_{李玉昆，〈宋元時期泉州的城市建設與管理〉，《泉州文史研究》（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2004），頁40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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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海外貿易宗教匯集所相應設置的宗教管理機構。程光裕〈宋元

時代泉州橋樑建築與港市繁榮的關係〉118則認為，南宋到元代泉

州城內橋樑的大量興建，主要目的在溝通各港區和國內市場的往來，同時泉州州城在元代相較唐代擴張了十倍，且向城南擴展以

就水運，這些都顯示了泉州港市貿易繁榮的影響。119

最後，So Kee Long Billy（蘇基朗）“The Urban Morphology of Ch'üan-Chou During The Sung Dynasty”120_{對於宋代泉州城郭的面}

積、街坊主要建築物的分布、商業和手工業區、地方菁英居住區，以及官署、祠廟、官私學校等城市地理的空間分布，進行了仔細的考察。 5.長安、洛陽及建康府唐至五代時期，長安、洛陽分別為唐及後唐的國都，然而後漢、後周國都東移至開封，象徵著關中地區經濟發展已大不如前，尤其入宋以後，長安成為西北國防重鎮，科率夫役使得地區經濟大受影響；至於洛陽在唐末五代歷經戰亂破壞，在北宋經濟的恢復也不如以往，然而由於和首都開封有水運可通，往來便利，洛陽在北宋仍然有相當的文化影響力。在北宋洛陽的城市特色方面，馬華民〈北宋汴洛都城文化淺析〉121比較開封和洛陽文化後指出，北宋士大夫實際上是以洛陽為園林遊覽、退而忘憂的隱逸之地。周寶珠〈北宋時期的西京洛陽〉122在闡述了五代至宋代洛陽經濟恢復，和城垣的沿革後則指出，北宋洛陽園林之盛不但冠於全國，官員樂於定居、遊覽的風 118_{程光裕，〈宋元時代泉州橋樑建築與港市繁榮的關係〉，《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 集》，頁185-201。 119_{程文評論人蘇基朗的意見在此是值得參考的，蘇基朗指出，泉州在宋元間橋樑的大} 量修築，其目的究竟是為了長程商業的投資，亦或為地方福利事業，但求方便城鄉居民日常往來使用，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120_{So Kee Long Billy（蘇基朗），“The Urban Morphology of Ch'üan-Chou During The}

Sung Dynasty”，《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頁791-816。

121_{馬華民，〈北宋汴洛都城文化淺析〉，《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4卷4期}

（1994.7），頁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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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也相當盛行；洛陽不但是士大夫歸葬的理想地點，也是熙寧變法時期士大夫反對派的齊聚之地。程民生〈宋代洛陽的魅力與特點〉123則認為，洛陽在宋代官宦集聚，一方面有歷代相傳的劉氏、寧氏大族，宋初由山西遷來的豪族，也有退休士大夫和其後代在此定居；而洛陽不但文武人才輩出，園林、旅遊的風氣也興盛。在長安城的研究方面，漢、唐時代的研究成果豐富，宋代由於長安政經文化地位的衰落，專論宋代長安的文獻不多，例如楊德全〈試談宋代的長安〉124概略地指出，宋代長安（京兆府）的轄縣已較唐代減少了一半，城區則縮小至唐代的十六分之一；京兆府人口在北宋雖然漸次成長，城郊也屢有寺觀、亭館的修築，然而由於對西夏戰爭的影響，已經使得長安經濟狀況大不如前。最後簡略地談到宋代建康府（北宋江寧府、南宋建康府，今南京）的研究。建康據有長江下游的國防天險，南宋以後尤其為京城杭州北面的屏障，國防軍事地位的重要，使得宋代建康明顯具有軍事城市的性質，王德毅〈建康府在宋元時代的地位〉125即論證了建康在駐軍、扼守險要的重要性，以及轉輸北宋江南財富的水運中繼地位，他並認為，南宋以後的建康同時也是江南教育文化的重心。除此之外，對於宋元建康府城的研究，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是常用的材料，川守勝〈宋元時代南京建康府にににに仏教、道教寺觀等の存在形態〉126及〈南宋時代景定『建康志』義阡ににへと〉127即是藉此對南宋至元初建康府 123_{程民生，〈宋代洛陽的魅力與特點〉，《中國古都研究》第十一輯（太原：山西人} 民，1994），頁258-274。 124_{楊德全，〈試談宋代的長安〉，《陜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41期} （1983.11），頁102-110。 125_{王德毅，〈建康府在宋元時代的地位〉，《國立編譯館館刊》 18 卷 2 期} （1989.12），頁87-99。 126_{川守勝，〈宋元時代南京建康府}_にににに_{仏教、道教寺觀等}_の_{存在形態〉，《中國} 城郭都市社會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4），頁413-466。 127_{川守勝，〈南宋時代景定『建康志』義阡}_ににへと_{〉，《中國城郭都市社會史研} 究》，頁50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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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內的佛教、道教寺觀，與城市共同墓地「義塚」的分布等問題，進行了考察。

三、結語

1980 年代以後宋代城市史的研究，不論在新課題的提出，或是社會、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都較以往豐富，然而在研究的城市上過於偏重開封和杭州，難以避免地，產生兩京城市發展，是否能夠、或者在何種程度上，代表了宋代城市普遍發展現象的問題。近年來，注意到中國地區發展差異的重要性，宋代區域研究的成果正在逐漸累積，其中對過去較少探討的荊湖南北路、成都府路、廣南東西路及明州等128，在宋代的開發及區域發展特徵的綜合考察，對於理解不同地區城市興起的動力、城市商業及手工業的發展、社會結構的差異，或者各地社會文化的獨特性及在全國的共同性，等等地區城市研究的開展及深入，或者提供了一個值得參考的方向。 128_{相關研究成果有：吳眉靜，〈宋代的漢「蠻」關係及其治理政策—以荊湖北路兩江} 地區為討論中心〉（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陳家秀，〈區域研究與社會經濟史之關聯：探討宋代成都府路〉（台北：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陸敏珍，〈唐宋時期明州區域社會經濟研究〉（浙江：浙江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4）；湯佩津，〈宋代廣東的建置及其社會文化之研究〉（台中：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郎國華，〈宋代廣東經濟發展研究〉（暨南：中國暨南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4）；陳曦，〈宋元時期江漢平原經濟開發若干問題研究〉（武漢：武漢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張舜，〈宋代長江三峽地區經濟開發的整体研究〉（湖北：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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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Review of City History in Sung China

Since 1980 to 2005

Chen-Lie Yang

Abstract

The researches of city history in Sung China began with the issues about transitition from Tang to Sung”, such as the destruction of Fang-shi institution, the growth of trade taxes and the more and more business towns in Sung dynasty. Since 1980s , there were many new subjects 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ield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ity residents, the public constructions in cities, the examination elite's activities in the city and the city life. The presently abundant researches are different from overweighting on economic field of the past. Comparing with earlier scholars' discussions about the population of cities, all kinds of industries in the cities, the town functions etc., present researches improve their qualities and broaden their range. For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each city, Kai-feng and Hang-zhou, the capitals of the Northern Sung and Southern Sung dynasty, are still the most popular subjects. In addition, the coastal cities such as Guang- zhou, Ming-zhou, Chuan- zhou are increasing in overseas and domestic trades. In Su-zhou, a city close to the canal, there is an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and Lou-yang, contrasting to Kai-feng, there are unique cultural features. These cities have drawn attentions of many scholars in recent years. Recently the extending field of the city history shows that “city” is a uniquely forming vision in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近二十五年來宋代城市史研究回顧（198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