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新聞／真實：反現代性位置的新聞研究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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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新聞／真實：反現代性位置的新聞研究觀

劉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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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日期：2009 年 9 月 9 日；通過日期：2010 年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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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認為新聞是現代性生產真實的實踐，其在現代性再現真實的運作中專責生產著「真實」的意義，而新聞流變則是現代性再運作與反現代性現象（反真實）生成的變遷過程。然而當代新聞研究多在現代性的知識位置，以再現預設（再）連結新聞與真實。本文因此提出解構新聞／真實的新聞研究觀，即在反現代性位置觀看新聞實踐流變，詮釋其所展現之新聞與現代性（再）生產真實（與反真實之反現代性現象）的關係，以及依感覺操作新聞的反現代性新聞認識。關鍵詞：反現代性、真實、現代性、新聞、新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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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從新聞實踐的變遷談起

2007 年台灣公共電視台於網路成立「PeoPo 公民新聞平台」，其由常民組成公民記者產製自發性的新聞內容，強調多元的聲音與對話，試圖落實「公民近用」媒體的理想。2009 年《蘋果日報》於網路和手機開播影音新聞──「動新聞」，以動畫模擬來呈現新聞事件，而《蘋果日報》所屬的香港壹傳媒集團也擬於 2010 年成立以社會新聞為主打的動畫新聞台，預料將對新聞媒體生態和產製運作產生影響。不過這些新聞媒體產製結構的變遷並不只是現在式，而是從 1980 年代解嚴以後的進行式：報業市場從百家爭鳴到四大報獨霸；電視新聞從無線三台加入民視、公視又再加入有線電視專業新聞台；新聞事業從專業經營的媒體集團到個人近用的網路新聞平台。而新聞產製環境的變化也伴隨著新聞報導方式和文本內容的變革：報紙新聞從嚴肅純淨到「雜誌化」再到「小報化」（或「蘋果化」）；電視新聞從標榜客觀嚴謹到強調個性特色、從特定新聞時段到 24 小時新聞、從新聞快報到新聞跑馬燈、從搶獨家新聞到分秒必爭的 SNG 新聞轉播車；新聞來源從權威身分與機構到大眾新聞通報系統。這些新聞媒體產業與新聞報導所展現新聞實踐的流變均標示了「新聞」1概念的變遷。此外，社會大眾也不只是新聞概念流變的旁觀者，而是參與者。資策會市場情報中心 MIC 針對台灣家庭收看電視節目類型偏好調查發現，最受歡迎的節目類型為新聞報導（50%），其次是連續劇（35%）和娛樂綜藝節目（34%）（馮景青，2007 年 9 月 11 日）。新聞在我們心目中，以往是社會大事的認知管道，現今則是打發時間的「電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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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以往是事實的代名詞，現今則是故事的舞台；以往是引述的權威來源，現今則是質疑的對象。簡言之，從前人們認為新聞就是發生在那兒的事實，如今閱聽眾的新聞認知是作秀、搏版面、「炒」新聞，人們發現原來新聞是可以被製造的，甚至人人皆可成為新聞的製作者。針對上述新聞實踐的變遷，我們該如何觀看（詮釋）其所展現的新聞概念流變？

貳、新聞與現代性（與反現代性）

Hartley（1996: 32-33）認為，新聞是現代性意義的實踐，或可視之為世上最重要的文本系統，因其重要性不在物質產品，而在影響其他系統、行動或事件的力量。Hartley 強調，新聞和現代性都是歐洲社會十七、八世紀的產品，伴隨者調查、科學思想、工業化、政治解放和帝國擴張而發展，並也促進自由、進步、普遍性啟蒙的觀念。因此，新聞是現代性的意義實踐，也是現代主義的普及者，更是現代生活的產物和促動者。所以，我們可以說新聞表徵了現代性價值、新聞變遷連結著現代性的流變、新聞的重大變革更可能牽涉了現代性的轉向。因此，新聞實踐的變遷當從新聞與現代性的關係來看。但新聞與現代性有何關係？又得從現代社會（現代性）的運作談起。

一、現代社會（現代性）的運作

現代社會牽涉了意義和權力結構的動態運作，以及此結構運作與現代性的關係。首先來看意義怎麼運作？意義是動態的結構化運作，其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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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意義生產的差異與延遲運動，即「延異」（differance）。 Derrida（1973: 129-130）創造「延異」一詞來指稱符號的雙重運動，一方面指區別、不等的差異（differ），另方面指延遲（defer）的 置入、間隔與時延的插入。延異中間的 a 有兩種意涵，既指時間的延遲，又指其所造成的分離運動。也就是說，符號得以有意義乃在於其與其他符號的差異，此一差異運動使意義得以生產（固定）；但同時又存在符號延遲等待再差異而無法辨識的空間，此一延遲運動又使意義生產存在著延遲的空隙（不固定）。因而意義總是既在場又不在場、既固定又不固定、既填滿又有空隙（劉平君，2007: 10）。也正因意義在場永遠存在著等待被填補的空隙，在這意義不在場空洞（延遲運動）的驅動下，意義被填補以使其再在場（差異運動）；意義就在這縫隙填補又出現縫隙又再填補的過程中一再地分化擴散（差異化）。不過，差異化是意義的轉換而非重新創造，即意義的互文。因此意義總是在過程中，總是暫時停駐並存有再差異的空隙，總是再確定某些意義又再加上新的聲音，並在表意實踐中不斷地互文差異化。而此一意義的互文差異化就是意義結構的動態運作。Derrida（1981: 27-28）認為，「差異是轉換的結果，從這點來看，延異概念不相容於結構概念中靜態的、共時的、分類的、非歷史的主題。……差異的生產（即延異）也不是非結構性的，它生產了系統和規則性的轉換，而這轉換在某方面為結構科學留下了空間」。意義是動態流變的，差異化使意義的生產永遠無法窮盡，也使系統化的意義結構永遠無法完全；意義又是靜態結構的，差異化卻又是沿著某種規則互文轉換，並有著結構化（固定意義）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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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意義結構的動態運作體現了權力結構的動態運作。Foucault （1983: 212 ）認為，「權力形式運作於日常生活，它為個體（individual）分類，並以其自身的個性（individuality）為其標示，使其依附於自己的身分（identity），並在其身上強加一種個體必須認可以及別人可以識別的真理規律（law of truth）。這是一種使個體變成主體（subjects）的權力形式」。Foucault（1983: 221）又說：「權力是一個『管治』（government）的問題……。管治指的是個體或群體的行為被引導的方式……」。 Deleuze（1998: 70）則解釋：「權力是一種力量關係……。力量從不曾是單數，總是與其他力量結成關係……」。以上所述意即，權力是一種區別、分類個體的力量，即以標示「你是誰」而將個體轉變成可以被社會中所有人辨識的主體，並得以生產（管治）該身分應有的行為規範。此外，權力分類個體的認識過程是以關係型態來操作，故權力所生產（管治）的是具相互對應關係的行為。而權力機制正是透由意義來運作。權力以一連串分類、命名、標示、規劃行動範疇的識別過程施行其管治效果，就是一種主體身分及其行動規範的意義詮釋過程。並且，權力分類個體是以關係的方式來運作，意義化過程也是以相對（差異關係）意義來完成。 Foucault（1983: 221）再強調，「權力僅能行使於自由主體（free subjects），並僅在其具有自由之範圍內，亦即個體或主體們面臨的是一可能性範圍，在這範圍內之許多行為方式、許多反應與不同舉止得以實現……」。此處所述乃指權力與自由同在，必須有自由的可能權力才能行使。而自由則是權力管治行為範疇中一個允許它種行為實踐的可能，即權力監管所無法預期的空間（權力空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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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這反權力（自由）的存在，其又激起權力行使，並再度運作以特定行為實踐、特定鬥爭實踐填補權力空洞以再生產權力管治，權力關係就在這縫隙填補過程中（權力鬥爭）持續地差異化、並持續地再生產。所以，意義生產的差異運動體現了權力的區別關係系統，意義不在場的延遲空隙也就展現了不服從的權力空洞。因此，意義（權力）結構的動態運作乃在於生產意義的符號差異結構化運作（權力的區別關係系統）總是被差異延遲的空隙（權力空隙）所干擾，並又再度運作差異（權力行使）以填滿這反結構的空洞。於是，意義（權力關係）在再固定（權力鬥爭）過程中持續互文差異化，意義（權力）結構也不斷分化、複雜化和精緻化，並持續在流變中再生產。最後，這權力（意義）結構就存在於現代社會關係中並以指涉真實（reality）來運作。Foucault（1983）於〈主體與權力〉（The Subject and Power）一文曾強調其研究乃出自對主體問題的關注，而首要之研究即為賦予自身科學地位而將主體客體化的問題。他並指出權力不是附屬而是紮根於社會關係中。因此有三種鬥爭方式：反對支配的形式、反對剝削的形式，以及反對主從形式，而反對主體屈從是當代社會最重要的鬥爭形式。因此，現代社會的運作就是「以指涉真實的符號差異來生產意義（權力）結構的差異化過程」，因為生產意義（權力）的符號差異化運作必須以宣稱真實（賦予自身科學地位）為基礎，經由意義的真實指涉而掩飾背後的權力痕跡，而這就是現代社會的真理政權（regime of truth）。所以 Foucault（1980: 131）說：「真理（truth）無法自外於權力……，真理是這個世界的產物，它由多種限制形式所生產，它引導了權力的普遍性效果，每一個社會都有它的真理政權…。這就是某種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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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被視之為真，可以使人區別真假陳述的機制和實例，以哪種方式說、誰可以說」。那現代性又是什麼？其與現代社會的關係？Foucault（1984: 39）在〈何謂啟蒙〉（What Is Enlightenment）一文中認為應將現代性視為一種態度（attitude），而非一個歷史時期。這態度意指「人們與當代真實（contemporary reality）產生關係的一種模式，某些人的自願性選擇，同時又具有任務性質的思想、感覺與行動方式」。也就是說，「現代性」在個人層次而言，指一種感覺、思惟、態度及行為的方式；在結構層次而言，則是指社會制度、組織、文化以及世界秩序的一種特性（黃瑞祺，2001: 15）。簡言之，現代性是一種人與當代真實（自我、他人、社會世界）建立關係的一種態度、思惟和行為實踐。它既是人對於自身、社會和世界如何產生關係的概念，並也形構了人、社會和世界運行的機制與秩序。而現代性又是何種概念與實踐？現代性是一種情況，其中充斥者某種雙重想像表意系統（double imaginary signification），此表意系統有兩大要素，其一是有關人類自主性（autonomy）的概念，將人類視為認知和行動的主體；另一則有關世界理性（rationality）的概念，即世界是可被有原則地加以理解的（Wagner, 2001／駱盈伶譯，2009: 6）。這世界的規則性就是真實之所在，其可被人類（主體）認識並透由語言和知識再現之。所以，傳統把語言和知識（概念）都視為是真實的再現，這和客體／主體的二元論有關，客體被視為是獨立於主體的，真實也被視為是獨立於語言或知識的東西，在語言或知識中獲得再現（黃瑞祺，2001: 7）。因此，現代性是「人是認知主體，以認識外在世界（客體）的規則運作（真實），並透由語言和知識（概念或理論）將此真實再現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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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控制和預測客體」的知識概念與社會實踐。簡言之，現代性就是透過語言和知識以再現真實的運作（概念與實踐）。至於現代性與現代社會？現代性就是現代社會所生成有關「如何指涉真實」的知識概念與社會實踐。也就是說，現代性是現代社會這種真理政權所產製有關「真實」的認識論，即啟蒙以來科學主義下的再現真實觀。而現代社會的運作也是現代性的運作，因為，指涉真實的權力（意義）差異化運作也是生產（再現）真實的運作。所以，現代社會就是以指涉真實的符號差異來建構系統化意義（權力）結構，並又帶來差異延遲而使真實不能（真實裂痕）的意義（權力）空隙，並而一再宣稱真實而再差異符號以固定意義（權力鬥爭），以致分化、精緻化、複雜化意義（權力）結構並再生產權力管治（現代性再現真實運作）的路程。

二、現代性運作導引出反現代性現象

不過也正是在這一再連結真實而以差異化符號來生產意義（權力）的現代性運作路程，那一再被填補（被隱匿）的意義（權力）空隙（真實不能）會浮現出來，並導引出反現代性現象的反向之路。這反向之路就是以符號延異 2彰顯反真實所在的無意義空洞，而一再空洞化意義（真實）並消解權力管治（反現代性）的現象。這現代社會以符號差異生產意義（權力）的結構差異化過程、以及於其中浮現的意義（權力）空隙，並導引出符號運作轉而彰顯無意義空洞的反現代性現象，可由Baudrillard 劃分的符號發展階段及其描繪的現代到後現代圖像來看。 Baudrillard（1993: 50）認為擬像（simulacra）有三個次序，其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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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於文藝復興以來價值律法的變化：仿造（counterfeit）是「古典」時期的主導架構（dominant schema），其從文藝復興到工業革命；生產（production）是工業時期的主導架構；模擬（simulation）是現今符碼掌控（code-governed）時期的主導架構。第一次序的擬像以自然的價值法則來運作；第二次序的擬像以市場的價值法則來運作；第三次序的擬像則以結構的價值法則來運作。 Baudrillard（1994: 6）又指出象（image）有四個發展階段：它是基本真實（profound reality）的反映；它遮蔽且顛倒了基本真實；它遮蔽了基本真實的缺席；它與任何真實無關，它就是自身純粹的擬像。在第一階段，象是善的顯現（appearance），再現（representation）神聖的秩序。在第二階段，它是惡的顯現－罪行的秩序（order of maleficence）。在第三階段，它扮演著顯現－魔法的秩序（order of sorcery）。在第四階段，它不再是顯現的秩序，而是模擬的秩序。從符號偽裝某物到符號偽裝無物是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這意指，古典時期社會以自然法則運作，追尋客觀於外的自然真實。因此符號背負著再現真實的神聖使命，作為仿造真實的良善外顯，這時的符號不是符號而是透明中介，希冀透由符號反映而一再接近真實，即永恆之客觀真實所在。工業革命以後社會性被認知，其以經濟計算和市場等價法則，追求著客觀於外的社會真實，這時符號已不被視為透明，且認為符號不曾反映自然真實而是再現了社會真實，甚至，符號生產了真實。起初，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本質被揭穿，符號從神聖位置摔落到塵世，符號不是符號而是社會真實的消極性外顯，它成為再製社會罪行的惡劣象徵，不但維繫社會不平等而顛倒了真實，更以自然化不平等社會的意識形態功能而遮蔽了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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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符號生產真實的角色有了更進一步的發揮，符號不是符號而是社會真實的積極性代表，既可以為惡也可以為善，像有魔法般建構著真實，推動著社會變遷之路，並也在這樣建構真實的實踐中遮蔽了真實的缺席（真實不可能）。因此，Baudrillard 所指出文藝復興和工業時期符號與真實關係的不同價值觀念和運作機制，正展現了前述現代性再現真實觀的互文差異化過程，而其來自於現代社會的意義（權力）差異化運作。不過，文藝復興以來一再遙望真實的意義化宿命有了轉變。現今由符號掌控的後現代社會，符號不再再現真實，事實上，它與什麼真實都無關，所以它不是顯現而是擬像，符號不是真實的再現而是符號自身的模擬，它依著符號結構的法則轉動而使自身無限延伸，並也展示了不指向任何真實的無意義空洞。所以 Baudrillard（1993: 2-7）說，現今是模擬原則掌管著我們而非過時的真實原則，我們以這些終極性早已消失的形式維生，不再有意識型態，只有擬像。模擬指的是符號間交換而非符號與真實的交換，符號脫離了需指涉某物的古老責任而獲得解放，它終於變成自由、中立和全然的不確定，且在結構或組合的遊戲中超越了以往確定的等價法則。 Baudrillard（1994: 1）以超真實（hyperreality）稱此模擬運作。模擬不再是有關領域、指涉性存有（referential being）或實體，而是沒有原初或真實的真正模型的產出：超真實。而符號從指涉某物到指涉無物的重大轉折，就是以符號延異彰顯反真實而空洞化意義（權力）的反現代性現象。符號終於勝利了，以往符號只是真實的替身，現今它才是主角；同時符號也毀滅了，這只有主角複製的連續劇展示了無，那符號運作的延遲空洞，但也就是在無意義（反真實）的展示中，符號才得以自由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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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符號為何能從再現秩序進入模擬秩序？乃在於一再連結真實而差異化意義（權力）過程中所浮現出差異延遲而使真實不能的意義（權力）空隙。 Baudrillard（1994: 79-81）說，我們生活在一個資訊愈來愈多但意義卻愈來愈少的社會。資訊直接摧毀了意義和指涉（signification），或說使它們無效，意義的喪失與資訊、媒介和大眾媒介的消解和除去活動有直接的關係。資訊吞噬了它自身的內容，它吞噬了溝通和社會。資訊不再創造溝通，反而是在不斷推展溝通行動中耗盡了它自己，資訊也不再生產意義，而是在意義不斷地展演中消耗了自身。事實上，真實不能的意義空隙（差異延遲）本來就存在並激起指涉真實的意義差異化過程，只不過我們被理性禁錮的心靈堅信正確的終極真理就在不遠，而這一再朝向真實的眼界使我們看不見前方空無一物的開放無限，也使我們陷入一再生產意義的差異化之流。到了資本主義晚期，符號消費的動力和大眾傳播媒介的複製技術使意義快速轉變，但這不斷產出訊息的差異化之流反而展現了意義生產的無盡、一種不可化約的多樣性，其瓦解了意義的真實宣稱、破壞了結構化意圖的語意延伸。也就是說，意義不斷地流轉反而展現了意義不在場，完滿真實的無盡追求弔詭地展示了真實不能。所以資訊爆炸耗盡了自己，意義在訊息流轉中內爆了。也正因意義（權力）差異化過程所浮現的意義（權力）空隙（意義內爆），符號運作轉向以模擬秩序為主導的反向之路，即指向符號自己（符號延異）而非想像真實，並而一再空洞化意義（權力）的反現代性（反真實）現象。這並不是說意義化機制浮現出意義空隙，並轉而「變成」空洞化意義的現象。事實上，差異與延遲永遠是背反運動，它們矛盾同在、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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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起、有著各自的性質、不會互相混淆。所以指涉真實來生產意義的符號差異運作不會成為符號延異而彰顯反真實的無意義現象，它們是兩條看似相似卻永遠背反的路徑。也就是說，意義化機制不斷地搬家（符號差異）是為了找尋理想的家（生產意義），而空洞化意義現象不斷地搬家（延遲符號差異）就是為了搬家（無意義的符號置換），但意義化機制不斷搬家的過程中反而會弔詭地（非它所願）生成是否有理想住所的懷疑（差異延遲的空隙），而此懷疑真實的浮現則導引了符號運作轉向永恆搬家（純粹差異）的延異遊戲之途。因此，Baudrillard 的符號發展階段雖然描繪出現代到後現代圖像，卻未能清楚說明再現秩序運作過程中意義內爆的擬像符號與模擬秩序下彰顯無意義的擬像符號，二者雖均展現無物卻分屬全然不同的路徑：前者位在宣稱真實的意義化機制，即便運作過程中會弔詭地浮現出擬像（意義內爆），卻仍在以追求真實為前導的現代性之路；而後者則是符號運作的反轉，轉向符號不斷自我模擬的超真實擬像，即彰顯反真實而空洞化意義的反現代性之途。這也就是 Baudrillard（1983）所指：意義內爆於媒體；媒體和社會內爆於大眾（masses）。前者即為由媒體操作而以真實之名生產意義（權力）的符號差異化過程，並在訊息不斷地流轉中意義（非它所願）內爆，但仍在現代性再現機制下持續運作符號差異而生產意義（權力），並同時又再（弔詭地）浮現出意義空隙……；而後者則是意義內爆而觸動大眾操作的符號轉向，其以指向自身的符號延異遊戲，成就反現代性之模擬秩序下的意義（權力）空洞化現象。所以Baudrillard（1983: 108）稱此為「超順從」（hyperconformity）的大眾抵抗方式，其為一種「策略性抵抗」（strategic resistance）：拒絕意義以及言辭；或對此系統機制的超順從模擬，就是一種拒絕和不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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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的形式。但也因Baudrillard 未能明確區別媒體生產意義而致內爆；以及大眾空洞化意義這兩種不同途徑的符號操作，才會以悲觀嘲諷的態度建議人們改採順從符號客體的策略。事實上，此種大眾操作的模擬秩序不僅是被動地順著符號模型的超順從模擬而已，因為反現代性現象是一種不同於現代性運作的「反向之路」，這意指以延遲為主導的無意義符號現象又會激起「差異運作」（所以是符號延異遊戲），賦予那空無一物一種「認識」，這「差異運作」並非意義化機制，它既不生產意義、也不再現真實，所以加上括號表示其與現代性差異運作下的認識不同。然此反現代性的「差異認識」又是什麼？真實不是由同一性、透明性或不存在的和諧交織而成，而是由純粹差異的肯定所生，至於這個純粹差異本身，則交由藝術家生命力量創造的多層性來締造（蔡錚雲， 2006: 207）。而藝術之所以為藝術在於強調一種直覺（intuition）上的感動，理智上的反省思維對藝術的創造來說反而是一種干擾。這種感動和慎思明辨同樣意義深遠，但表現出來的樣態卻截然不同。一個是不知所以的油然而生，一個是深知所以的戒慎恐懼著（蔡錚雲，2006: 189）。這就是說，真實不是現代性運作下，可透由主體認知、具規則性、並經由符號再現的理性世界；真實 3反而是在肯定純粹差異（差異本身）中產生的，亦即，真實乃生成於符號不斷延展而空洞化意義的符號延異運作過程中，而此能指延伸（純粹差異）的驅動力則是一種屬於藝術美學的直覺感動。所以，反現代性的「差異運作」就是以「感覺」來操作，並得以「辨識（欣賞）」符號遊戲的「差異認識」，其為啟蒙以來一直被理性所壓抑的「感覺」──一種「感官直覺」、某種「美學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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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這種「感覺（感官直覺、美學感動）」是被理性壓抑卻非理性對立面的感覺（感官、直覺、美學）。Foucault（1983: 208）於〈主體與權力〉一文指出其首要之研究為賦予自身科學地位而將主體客體化的問題；其次則著重於以分離實踐（dividing practices）而將主體客體化的問題。這就是說，現代性以再現真實觀而得以運作知識／權力，但其又如何運作？就是以分離實踐賦予主體相對意義而將主體客體化。因此，在現代性權力的區別關係系統下有相對於思想、反省、精神、智識而為感覺、直覺、感官、美學的主體實踐。但此現代性運作下的感覺（直覺、感官、美學）其實不是反現代性的「感覺（感官直覺、美學感動）」，或說後者事實上根本未曾被實踐過。因為在現代性再現真實運作中所存在的是理性化的感覺、意義化的感官直覺、再現真實的美學感動，其為彰顯位於中心與常態之理智而為邊陲與異端之感覺、也是在意義化（權力）機制下與中心抗爭而從事權力鬥爭並再生產權力管治的感覺。

所以Lyotard（1971: 11）在其《論述，圖像》（Discourse, Figure） 一書中即試圖消解「柏拉圖以來的陰影，這陰影以灰色面紗般的言說罩住了常被界定為不存在的感官，感官的這一面很少被誠實的對待，或是被當作真實，因為人們認為這一面是錯誤的、懷疑主義的、詭辯家的、畫家的、傭兵的、放蕩的、唯物論者」（引自Best & Kellner, 1991／朱元鴻、李世明譯，1994: 190）。然此非為彰顯啟蒙理性而存在、也非翻轉現代性感覺之負面地位、更非為現代性感覺賦予新意而從事意義（權力）鬥爭，但卻又是被理性所壓抑的反現代性「感覺」又是什麼？ Lyotard（1984: 81）認為，後現代美學乃是將現代中所不可呈現的東西彰顯於呈現本身…是去尋求新的呈現方式，不是為了享受樂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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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了呈現一種更為強烈不可呈現的感覺。意即，反現代性的「感覺」是一種無法被言說的直覺美感：它無法說，但卻可以有所表現。而這以呈現（符號延異）來表現不可呈現（無意義）的「感覺」，其直指啟蒙理性以分離實踐（二元對立）來施行權力管治的現代性運作機制。而這屬於「感官直覺的美學感動」也是一種回歸「主體」自身的「感覺」。此謂之「主體」並非意指自由主義下以主體之名而行剝削自然和他人之實的傲慢主體，也非批判理論中具有階級意識而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下異化和物化主體的批判主體，4 因為它們都是現代性機制中被權力建構出來的權力主體（客體），以宰制和抗爭執行著權力結構的差異化運作。此種依「感覺」來從事符號延異遊戲的主體是空白（spacing）主體。Derrida（1981: 27-29）說，空白是間隔的生產，其既是主動亦為被動，並使詞語得以意指或作用。空白也是說話鏈（spoken chain）中的空間生成（becoming-space），而此說話鏈被視為時間或線性。總之，空白是拖延、迂迴和延緩，也因此，洞察、感知與完滿－簡言之，與在場的關係、涉及一種在場真實（present reality）、一種存有的指涉－總是被延遲。亦即，空白乃符號運作的延遲運動，其為延遲差異而生成之空隙，也是驅動差異運動而再生產意義的不在場空洞。至於主體？Derrida （引自楊大春，1995: 80-83）對於「人」的看法體現於其 “The End of Man” 一文（收錄於《哲學的邊緣》；Derrida, 1982），“end” 一詞包含了兩種含意：一指目的（telos）、目標；一指死亡（death）、終結，其既意味著「人的終結（死亡）」「人的過去」，又意味著「人的成就」「人對於自己的本質的占有」。人處於兩個 “end” 之間，是「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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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和完成的統一」。只有當人「先行向死而在」時，人才有本真的存在。在Derrida 的視界中，人始終是漂泊不定的流浪漢。這就是說，主體的「存有」需藉由其「一無所有」來獲得，主體的「在」乃透由其「不在」而成全，這「不在」就是空白所指向的延遲空隙。而主體「不在」（空白）又如何得以呈現？就是透由主體符號的置換展示主體空無一物。於是，那個我們一直在尋求的主體才能到來。此即為Foucault 晚年所提出的主體化遊戲。Foucault 認為主體反而應從其「自我構成」的要求來理解。Foucault 所要展示的是，做為自我關係的主體性如何引入一種主體化的遊戲，而此主體化的遊戲便與治理性的遊戲及真理的遊戲產生交織。然而在這些遊戲的複雜性中（在他們的遊戲中），自由的可能便爆發出來（Gros, 2004／何乏筆、龔卓軍、楊凱麟譯，2006: 146-148）。因為唯有空白主體，以其自我構成的符號延異遊戲來展示自我的空白，我們才能脫離行使權力同時也受權力管訓的現代性主體，並也才能喚回那早已失去的主體自身。所以，Derrida（1981: 29）說：「主體唯有在與自身分離、變成空間、延緩時間與延遲中才能構成。」也因此，那來自空白主體的「感覺」無法被說出，只能被「感覺」，只能回到大眾操作符號延異遊戲的實踐層面來展示這不可呈現的「感覺」。總之，Baudrillard 未能清楚區辨以符號差異而使符號指向意義（真實）的差異之路和以延遲差異使符號指向符號的延異之路。事實上，符號本來就指向符號（只有能指），但在現代性再現真實運作下強行將符號指向意義（指涉真實），也才造就符號再差異化的意義互文差異過程，並也在此其中弔詭地浮現出差異延遲的意義空隙。再者，Baudrillard 也未能區辨媒體操作符號差異之路浮現的擬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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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內爆的符號）與大眾操作延異之路的擬像（無意義符號）；更有甚之，Baudrillard 未能發現以延遲為主導的符號運作又同時帶來依「感覺的差異運動」，種種混淆才使得Baudrillard 所描繪的後現代世界是一種脫離社會與人的、冷冰冰的符號複製世界，也才會使得後現代性普遍被視之為為現狀辯護的新保守主義。然而，相對於權力建構意義主體（客體）的現代性管治世界和科技複製生化人的後現代無意義世界，依「感覺」操作符號延異的空白主體所展現的反現代性現象5其實是個充滿感動與歡愉的活生生世界。不過，模擬秩序下的延異遊戲乃由大眾所操作，並非意味大眾運作的符號置換皆為延異之路的超真實擬像，所以要回到大眾操作的符號實踐層面才能來看，其究竟是競逐真實的意義鬥爭，還是反真實的無意義遊戲；其是以意義複製維繫了權力中心、或是由意義嘲諷而行使了權力抗爭，還是透過符號延展而呈現了返回空白主體的「感覺」。而模擬秩序的運作也不代表再現秩序就此消逝，因為模擬不是一個全面性的符號現象，而是與再現機制背反並存；但這兩條符號操作之路也不是各自為政的平行線，模擬導引自再現秩序運作所浮現的意義空隙，且模擬出現後再現秩序會試圖吞併模擬，故而模擬是「一再」空洞化意義的反現代性「現象」。所以Baudrillard（1994: 6）說，再現藉由視模擬為虛假的再現而試圖吞併模擬，模擬則將整個再現組織視為擬像而予以包覆。總之，符號世界有兩條路：一條是意義化（權力管治）的差異之路，其為尋求完滿在場而替換符號的差異運動，因而其不斷以宣稱真實來生產（固定）意義（權力）。於是在不完滿的裂縫中，它總是又再度尋求完滿，就在一再填滿裂縫的完滿（真實）催促中，意義（權力）不斷差異化。雖然差異化過程會浮現非它所願（一再被隱匿）的意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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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空隙，但仍是生產意義（權力）的符號運作，並仍持續以符號差異再生產意義（權力）…；另一條則恰恰相反，它是意義空洞化（消解權力管治）的延異之路，其為符號替換的延異遊戲，它不再尋求完滿或源頭，而是展現完滿中的裂縫、反過來宣稱意義不在場，並在一再呈現裂縫的「感覺」催促中，成就意義空洞化的符號延異現象。於是我們的符號實踐天空展現出：整體的、連續的、相干的意義（權力）差異化之流；個別的、斷裂的、不相干的延異美感；以及現代性差異運作試圖吞併反現代性延異空洞，與反現代性企圖包覆現代性的符號纏鬥狀態。總結而言，現代社會就是不斷指涉真實而以符號差異來生產意義（權力）的結構差異化過程。但也正是在這現代性再現真實（權力管治）的運作中，那存在並激起這過程，因差異延遲而使真實不能的意義（權力）空隙會浮現出來，並導引出依感覺而以符號延異遊戲來空洞化意義（真實）並也消解權力管治的反現代性現象。

三、新聞與現代性（與反現代性）

至於新聞，作為現代性的實踐者，其作用就在表意得以產出（合法化）的後設意義，即現代性的真實觀上。也就是說，現代社會結構以指涉真實的符號差異而產製意義（權力）的互文差異過程中，新聞就在指涉真實的位置上，擔負著如何宣稱真實的任務、生產著現代性的真實觀，並影響其他場域意義表徵的指涉真實技術。所以新聞是現代性生產真實的實踐，其重要性不在新聞文本而在新聞論述（news discourse），不在新聞內容（新聞文本說了什麼新聞事件）而在新聞符號（新聞如何被呈現），因為新聞符號就是述說著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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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的新聞論述，其透由新聞論述形構（news discursive formation），也就是新聞符號的構成規則（新聞形構）表徵了新聞概念（新聞是什麼？），並也生產了有關「真實」的意義以及如何宣稱真實的技術。例如傳統新聞報導中記者是不能使用第一人稱的匿名和中立報導者，也由於記者所在的客觀、抽離位置，他必須正反並陳地引述消息來源，並以中立性語言（如：說，或是數字）來記錄外在世界所發生的事，讓閱聽人目睹事實，而此新聞符號的構成規則就表示了透明中介的客觀性新聞意義，並也生產了真實是自然存在的真實意義以及自然反映的真實技術。而新聞生產真實也在現代社會的權力結構運作中，其透由新聞符號的差異運作企圖生產新聞／真實意義（權力），又帶來差異延遲而使真實不能的新聞意義（權力）空隙，並而一再生產新聞／真實意義，造就新聞／真實意義的互文差異化，並也再生產了現代性權力管治機制。但也正是在新聞再生產真實意義（權力）的分化和精緻化過程，真實不能的新聞意義空隙浮現，並導引新聞符號轉向反現代性現象，轉而以無意義的新聞符號延異來彰顯反真實（反權力），這（反）真實的（再）生產就展現在新聞的流動變遷中。因此，我們該如何觀看新聞實踐所展現「新聞」概念的流變？即從後設的知識位置來看新聞與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連結，檢視新聞流變與現代性（再）生產真實（與反真實的反現代性現象）的關係。

參、當代新聞研究的新聞觀

由此來看當代新聞研究，其多站在現代性位置以再現的預設（再）連結新聞與真實。也就是說，當代新聞研究多在現代性的知識和實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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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視新聞為再現真實的語言，以新聞觀和新聞理論而將新聞與真實（再）連結起來。而此現代性位置的新聞研究生產了何種新聞觀？其又如何以再現預設連結新聞與真實？其又意味了何種新聞與真實的關係？當代新聞研究可區分為不同現代性時期的四種新聞觀，6 其意義又分別落在三種再現秩序上，並展現不同新聞與真實的再現關係，包括現代性早期反映真實的透明中介新聞觀、現代性中期扭曲真實的偏頗中介新聞觀和文化迷思新聞觀、以及現代性晚期建構真實的文化場域新聞觀。7

一、現代性早期：新聞是透明中介，反映了真實

傳統新聞研究來自於科學認知以及科學主義產生的實證方法，認為外在世界有著固定的運作法則，此即為客觀存在的唯一真實，因而學者們認為新聞是中介，報導著外在事件，像透明鏡般「自然」反映外在世界的客觀真實。因此，傳統新聞教科書著重介紹新聞編採技術，視新聞為實證的科學方法，認為只要透過特定的編採程序和方法，就能反映客觀的真實世界（林元輝，2004）。不過，現今少有論述仍持「自然」反映真實的透明中介新聞觀，而多為下述之隱含反映真實理念而期許自主「發掘」真實的偏頗中介新聞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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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代性中前期：新聞是偏頗中介，扭曲了真實

新聞透明中介說在經新聞學門的經驗研究後不斷受到質疑（林元輝，2004）。人們發現新聞不會「自然地」反映真實，而是不可避免地會受社會干擾而影響了新聞內容。因此現代性中期，客觀真實存於外在世界的觀點仍是基本信念，前一時期所持之反映真實論成為新聞產出的理想，但現實世界的新聞實踐實則受控於社會（人為），不但未曾「自然透明地」反映真實，反而是社會私利介入的偏頗中介、或是作為意識形態操控的文化迷思，並未報導而是製造（make）著外在事件，像哈哈鏡般扭曲（蒙蔽）了真實。因而此時期之學者認為新聞應排除社會力而「自主中立地發掘」真實，此一隱含真實反映理想，而期許自主發掘真實的扭曲真實新聞觀仍是現今新聞知識和評論的基本態度。但這時期之論述又可區分成兩種學派，兩者雖均持新聞於實然面乃扭曲真實，但不論在社會、文化和真實之認知面向與層次皆有極大差異，此二學派分別為現代性中前期視新聞為偏頗中介的自由多元論實證典範（後實證主義）以及中後期視新聞為文化迷思的批判取向（政治經濟學和意識形態分析）。8 自由多元論實證典範來自於科學實證主義以及仿自然科學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修正，此典範著重於自由多元的社會運作本質，因而新聞不但要像鏡子般反映事實，更要具有獨立自主的專業精神，以公共利益為前提而發掘真實，提供人民判斷依據進而促進自由民主社會。然而新聞在社會場所運作並透過組織與守門人產製，以至於其反映或發掘真實、促進社會進步的理想不但未曾達成，反而因不可避免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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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組織與社會面向影響而產出偏頗的新聞內容，並讓人們以為是真實而扭曲（矇蔽）了真實。此後實證主義可說是前述現代性早期透明中介觀的修正，以批評新聞扭曲真實而推動新聞發掘真實，並也維繫了反映真實觀，故屬於現代性中前期。也正是在發掘真實的新聞理念上，此一典範賦予新聞多種功能，不但要忠實地反映外在世界所發生的各種事件（儘管會受社會影響而難以達成），更要以獨立的專業自主肩負教育和監督任務以發現事實真相，進而提出多元看法讓真理愈辯愈明，且新聞和娛樂功能更須嚴格劃分，以確保新聞正確反映事實和發掘真理的自由民主社會功能。故而新聞教科書嚴格區分新聞報導之告知、教育、監督和娛樂功能，劃分客觀性、調查性、解釋性、精確性新聞報導等，並也強調獨立自主的新聞機構和新聞專業價值。9 新聞研究則著重於新聞生產的社會學研究以及自由專業的知識性探討。前者關注新聞產出的各種社會面向，尤多集中在經濟面向，以及新聞組織和守門人個人如何影響新聞產出的問題，像是蘇蘅、牛隆光、黃美燕、趙曉南（2000）研究 1988 到 1999 年報業的市場導向問題； Hirsch（1977）則從職業、組織和機構三面向探討媒介組織、社會控制、政經影響等問題。10 而新聞如何能促進自由民主社會的知識論探討也是此典範的基本議題，研究者藉由重新定義新聞以尋求新聞服務於自由民主社會的可能路徑與契機。如 Lewis（2006）曾強調應重新檢視新聞的本質，使公共性得以真正帶入新聞報導中；黃惠萍（2005）亦曾提出適用於爭議性公共議題的審議式新聞報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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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代性中後期：新聞是文化迷思，扭曲了真實

現代性中後期乃視新聞為文化迷思的批判取向（政治經濟學和意識形態分析）。批判取向和前述自由多元論均信仰客觀真實，關注新聞反映真實理想的社會層面介入，並批判扭曲真實的新聞實踐，但二者於社會、文化、新聞和真實的認知面向與層次卻仍有相當差異。自由多元論關注社會領域（如政治、經濟、教育）、社會組織（如政黨、新聞組織、公益組織、廣告主）和社會中的個人（如新聞守門人）；而批判取向則著重社會結構（資本主義社會、父權社會的權力宰制結構）。所以自由多元論肯定既存社會，認為其本質自由多元；而批判取向則否定既存社會，認為其本質即為不平等的權力宰制關係。也因此，自由多元論並未深入討論整體的文化意涵和意識型態結構，而是著重於個別的新聞內容，視其為受社會（人為）影響的偏頗中介，維繫了特定組織（個人）的利益而使自由多元理想蒙塵；批判取向則強調鉅觀的文化氛圍，視新聞為意識形態運作的文化迷思，複製且自然化社會結構的權力宰制關係。以此觀之，上述二者所認定之真實層次有異：自由多元論較為關注現下社會，視其應具自由多元的真實運作卻常受制於特定組織（個人）之獲利意圖以致有所偏離，但此社會（人為）影響的真實尚可經道德律法而回復自然原初，即客觀真實之所在，此為客觀唯實論。另一方面，批判取向則視現下社會為宰制結構所建構之真實，具有無意識的真實效果卻是被自然化的真實，而被宰制結構所扭曲的客觀真實則是平等解放的社會，將藉由批判、揭露和顛覆權力宰制過程而彰顯於未來，此一批判而趨向真實之理想是為批判唯實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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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批判取向（政治經濟學和意識形態分析）在現代性中後期，視新聞為社會結構所建構的文化迷思，其受意識型態所操控，專責再製和掩飾不平等的權力宰制結構，至於被蒙蔽（扭曲）的真實當可經不斷批判的過程，提升新聞的自主性，致力於顛覆現存宰制社會而使其於未來彰顯。批判取向又可區分為政治經濟學派和意識形態分析。政治經濟學派著重社會的經濟結構和階級宰制關係，認為文化迷思乃是受經濟基礎決定的虛假意識，因此強調媒介的政治經濟結構分析，包括媒介與社會政治經濟層面的關係、媒介組織的經濟結構、組織中個人的勞動條件等。如馮建三（1995）以台灣報紙報導超級導體對撞器來檢視科學家與科技記者的互動關係；管中祥（2002）曾研究黨國機器操控媒介方式的轉變和意義；劉昌德（2008）則研究報禁解除後新聞工作者工作權與勞動條件惡化的狀況。至於意識形態分析則關注社會結構的權力宰制關係（如性／別、階級、種／國族），認為文化迷思是維繫（複製）宰制結構的意識形態運作，因而強調媒介（文化）產品的解讀和批判。如 Lau（2004）強調批判唯實論的新聞分析，認為新聞植基於特定的新聞價值而有特定的再現內容；Benson（2005）則認為當重新檢討「差異新聞學」（diversity journalism），因新聞報導的語言使用改變，卻增加了意識形態狹隘化、去政治化和瑣碎化。

四、現代性晚期：新聞是文化場域，建構了真實

前述時期所持本質論的客觀真實信念受質疑，取而代之的是隸屬現代性晚期的非本質社會真實觀，即關注社會世界建構與變遷的建構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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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其認為真實乃社會建構但具有真實效果，是為實體存在的社會真實，但真實不僅被建構也在建構中，因此真實乃多元流動並於日常生活中。而這真實如何既被社會建構又建構社會，就是透由文化場域的表意實踐過程。簡言之，真實經由文化場域（意義表徵）而被社會建構，並也在文化場域的表意實踐中建構著社會真實。因而新聞場域是文化鬥爭的場所，一種社會真實建構／被建構的場所，（被）建構著外在事件，像魔鏡般再製且變遷了社會結構。這派研究者認為新聞實踐應透由意義批判與構連推動社會流動變革，代表學派為批判取向的文化研究（如 Gramsci 的文化霸權和 Hall 的意義構連）和批判語言學。批判取向之扭曲真實觀（政治經濟學和意識形態分析）與建構真實觀（文化研究和批判語言學）都深入社會結構，強調社會改革，並著重整體的文化意涵，且視社會真實為具真實效果的實體。然而扭曲真實觀的社會結構是靜態的權力宰制結構而建構真實觀則為動態的權力鬥爭結構；扭曲真實觀的文化是意識型態運作下複製權力宰制結構的文化概念（文化迷思），而建構真實觀的文化則是意義構連鬥爭中變遷權力鬥爭結構的文化空間（文化場域）。因此，扭曲真實觀為批判唯實論，就現下權力宰制社會進行物質和意識形態顛覆，並進而遙望另一個烏托邦的平等解放社會，為客觀真實之所在。而建構真實觀則為建構唯實論，以意義和文化鬥爭變遷現下社會的權力鬥爭關係而推動多元流動的社會，為社會真實之所在。不過，建構真實觀又如前述可分為文化研究和批判語言學。文化研究解讀新聞文本的文化意涵，以及其與社會（權力）脈絡的關係。如 S. Allen（1999）探究英美不同歷史脈絡的新聞產製及其所展現的新聞意義，並以 Gramsci 的霸權概念，帶入新聞中種族、性別的文化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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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boy（2002）則從歷史脈絡檢視通俗報業（popular press）與通俗文化間複雜的動態關係。至於批判語言學之新聞取向研究則常解讀新聞文本的語言結構，並將其放在文化和社會（權力）脈絡，又可區分為偏向文化研究的新聞語言分析與偏向語言學的新聞語言分析兩種類型。前者關注新聞語言結構的文化意涵及背後的權力關係，如 Fowler（ 1991 ）以批判語言學（critical linguistics）分析報紙意識形態再現所實踐的語言特質；另 Fairclough（1995）亦以批判語言學分析新聞文本所展現的社會關係和權力結構。而語言學的語言分析則著重新聞語言的語言規則或其展現的形式風格。如翁秀琪、鍾蔚文、簡妙如、邱承君（1999）曾分析新聞的兩層語言機制；蘇惠君、臧國仁（2004）以世代研究的施惠語言概念研究記者與消息來源互動的語言策略；黃靖惠（2008）研究新聞論壇網站的新聞議論所呈現的文化價值觀及其語言特性。當代新聞研究的新聞觀與真實觀則列於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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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當代新聞研究的新聞觀與真實觀新聞觀真實觀新聞是透明中介新聞是偏頗中介新聞是文化迷思新聞是文化場域中期現代性時期早期前後晚期自然的客觀真實（外在唯一）社會的客觀真實（外在唯一）社會的多元真實（流動於日常生活中）真實觀客觀唯實論客觀唯實論批判唯實論建構唯實論再現秩序反映扭曲建構反映真實扭曲真實(實然) 發掘真實(應然) 扭曲真實(實然) 批判真實(應然) 建構真實新聞與真實新聞是自然地透明中介，報導（report ）著外在事件，反映自然世界的客觀真實。新聞是社會私利的偏頗中介，製造（make）著外在事件，扭曲社會世界的客觀真實，故而應排除社會力影響，具自主性發掘原初的真實（自由民主）社會運作。新聞是社會結構的文化迷思，製造著（make）外在事件，複製和自然化不平等的社會結構而扭曲了社會世界的客觀真實，故而應批判顛覆權力宰制結構以趨向未來的真實（平等解放）社會。新聞是社會結構的文化場域，建構（construct ）著外在事件，建構與被建構社會真實並維繫與變遷社會結構，故而應批判和構連意義，以文化鬥爭變遷社會權力關係，推動多元流動的社會。鏡子隱喻透明鏡哈哈鏡魔鏡批判取向理論／學派實證主義自由多元論實證典範（後實證主義）政治經濟學派意識形態分析（法蘭克福學派、Althusser 意識形態分析、 Bourdieu 文化資本）文化研究（Gramsci 文化霸權和Hall 意義構連）批判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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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反現代性位置的新聞研究觀

由上述可知，當代新聞研究多在現代性的知識位置（早期、中前期和中後期、晚期），賦予新聞中介（透明中介、偏頗中介）和文化（文化迷思、文化場域）意涵，並以鏡子隱喻（透明鏡、哈哈鏡、魔鏡）的再現預設而（再）連結新聞與真實（反映真實、扭曲真實、建構真實）。此新聞觀雖然呈現且引導了從中介到文化的新聞意涵變遷，但也因其現代性的知識位置而未能將新聞流變與現代性再現真實的運作（與反現代性現象的演變）相連結，以致未能著重於現今新聞實踐流變所展示新聞／真實意義的運作與變遷，並也忽略了新聞實踐轉而彰顯反真實的反現代性新聞符號現象、以及其與現代性結構追求真實的關係，更可能在一再重建現代性價值的過程中失去思索另種新聞認識論的可能。其實，當代新聞研究也曾探究新聞與真實的關係，如前引現代性晚期研究事實語言的批判語言學，其已不再強調新聞如何再現真實，而是關注新聞語言如何以擬真的語言技術展現真實，但這真實的語言機制雖然指出新聞以專業和日常事實語言造就其真實地位，並也意味現代社會經由語言來產出（建構）真實，卻又以語言意識和語言批判而期許語言再建構真實，以致研究僅指出科學實證典範知識觀下反映真實的語言機制，並也再生產了現代性結構。然而，我們該如何從後設位置來檢視現今新聞實踐流變所展現新聞與現代性（再）生產真實（與反真實的反現代性現象）的關係？前述已說明，新聞是現代性生產真實的實踐，其在現代性再現真實的運作中專責生產著「真實」的意義，而新聞流變則是現代性（生產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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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意義）再運作與反現代性現象（反真實）生成的變遷過程。簡言之，新聞表徵了現代性再現真實（與反真實）的演化過程，一種現代性再生產（權力管治）和反現代性生成（消解權力）的變遷過程。但為何新聞能從生產真實的現代性運作反向生成彰顯無意義（反真實）的反現代性現象？就在於新聞媒體 11 差異化新聞／真實意義的過程中，所浮現出差異延遲而使真實不能的新聞意義空隙。事實上，真實不能的懷疑本來就存在且激起新聞生產真實的運作，卻被追求真實的啟蒙理想所遮蔽而埋藏在真實意義的差異化過程中。所以，真實不能一直激起並埋藏於新聞所生產，從自然客觀真實到社會客觀真實再到社會多元真實的意義差異化過程中。例如「炒新聞」的閱聽眾新聞認知，就是在新聞扭曲客觀真實的現代性位置上所生成的新聞認知，此人為操作新聞的認知早已遠離傳統自然反映真實的新聞觀，但人們批判新聞扭曲真實而期許其更具專業自主性來發掘真實（區辨自然真實事件與虛假建構事件）的眼界，也遮蔽了真實不能（如何區辨自然發生的真實事件和人為操作的假新聞？）的懷疑。直到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新聞媒體在建構真實的再現機制下生產著多元真實。其實，當新聞從客觀真實轉換為多元真實時，已代表對真實的追求日益加劇，也意味著真實不能的懷疑已然開啟。而在建構更為多元之日常真實以掩飾真實缺席的真實渴求聲中，新聞訊息不斷流轉，真實不能的懷疑就在迅速更迭的新聞之流中持續深化並浮現出來。也就是說，大量即時的各式訊息並未使我們更能接近全世界，反而因不斷產出的資訊消耗了新聞的意義；更有甚之，迅速流轉的各式新聞並未使我們更能接近真實，反而在最最真實的無盡宣稱中弔詭地展示了真實的不能。不過新聞／真實意義（弔詭地）內爆於新聞媒體的新聞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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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再）差異中並不代表新聞符號生產不再指向真實，而是仍在現代性生產真實的任務下持續再差異新聞符號來生產新聞／真實，並又（非媒體所願地）浮現出真實不能……。例如 24 小時專業新聞台和新聞跑馬燈，以不間斷的連續時間試圖延展出無限的空間，捕捉更為廣泛和多樣的世界真實脈動；SNG 新聞轉播車則是現代性真實飢渴下所推動的科技發展，試圖以即時同步的新聞實踐成就最完美的真實再現；大眾新聞通報系統，將 SNG 媒介科技延伸到人，藉由無限的社會常民來目擊社會生活被隱匿的真相和廣佈的微真實，這些都是現代性晚期以生產社會日常之多元真實為職志的媒體新聞實踐，並也在不斷渴求多樣真實（以掩飾真實的缺席）的新聞訊息流轉中反而喪失了訊息告知的意義與建構真實的功能，但其仍持續以真實之名再再生產新聞訊息並又再再資訊爆炸……。所以資訊疲乏的無意義空隙已非新聞媒體所願地在資訊快速更迭、互文重疊的過程中浮現出來，並生成新聞節目高居電視節目收視之首這種「休閒儀式」的新聞認知：一方面，新聞是我們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讓我們不出門即可知之天下事，所以看報紙乃一日之始、而電視新聞居收視之冠；另一方面，我們又當它是每日觀看的休閒儀式，不需投入理解，更可以隨時中斷。此矛盾的新聞認知正實踐了現代性晚期一再（又再）渴求真實（我們每天重複地想要從新聞知道世界發生了什麼事）卻浮現懷疑真實（但我們每天又重複地視之為觀賞的儀式）的弔詭現象。也正因媒體操作新聞符號的差異化過程中，新聞意義內爆所浮現真實不能的懷疑，驅動了大眾操作新聞符號延異的無意義新聞實踐，而導引出新聞符號轉向反真實而空洞化意義的反現代性現象。例如網路中的新聞 kuso 遊戲，以新聞符碼和真實語言包裝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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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新聞變裝遊戲不是模仿而是拼貼。Jameson 認為，拼貼常與擬仿混淆，兩著都涉及了模仿（imitation）與擬態（mimicry），但擬仿具有隱藏性的動機，其在嘲弄習俗與規範的偏離，而拼貼則是空白的擬仿（blank parody），或無意義的複製（empty copy），其未曾意識到規範或習俗的存在，才有偏離的可能性（引自 Storey, 2001: 167-168）。而 kuso 遊戲挪用新聞符號不是洋涇濱式地擬仿複製來諷刺原版，但卻也再強化了正版的位置和意涵；新聞 kuso 乃是以新聞形式的拼貼展示新聞文本的空白，這空無一物的新聞符號才是新聞／真實的顛覆。又如「PeoPo 公民新聞平台」，雖然定位其為向外發聲、地方扎根的「公民近用」媒體，但在其網路介面首頁：精彩新聞──每日更新五次；最新新聞──每小時更新；最多人瀏覽、最多人評論、最多人推薦新聞──每日、每週與每月紀錄而更新等等的運作機制下，新聞和議題不斷地累積、流轉與變換，意義不僅無法沈澱，而是此個人部落格式的新聞平台，其設計初始就是一種無意義的新聞符號實踐。也因此，製作（或觀看）新聞者是為了體驗一種既熟悉（在地事務）又陌生（藉由媒介來呈現）的媒體景觀，而非懷著參與改革的社會理念；製作（或觀看）新聞者關注的焦點在最新、最多人推薦、最多人瀏覽、最多人討論的新聞符號，而非新聞觀點最多元的新聞意義。此種大眾操作的新聞生產就是依「感覺」來延異新聞的無意義實踐，因為反現代性的新聞實踐是不同於現代性再現真實的「反向之路」。以延遲為主導的新聞符號延展又會激起「差異運作的新聞符號辨識（欣賞）」，其不同於意義化新聞／真實的新聞符號差異運動，而是一種依「感覺的新聞認識」──即「感官直覺的新聞美學感動」，這就是不同於現代性的新聞認識（所以加上括號）。例如新聞 kuso 遊戲的製作、閱讀與轉載，就是來自（激起）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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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不出所以然卻讓人沉溺其中的直覺快感；又如「PeoPo 公民新聞平台」，製作者（觀看者）為何要體驗既熟悉又陌生的媒體景觀，因為要藉由新聞符號呈現一種無法被言說的、活生生的「感動」。也因此，製作新聞過程中乃以此無意義的「新聞認識」而登上最多人推薦、最多人瀏覽、最多人討論之列，而觀看者也以此非意義化的「新聞認識」來辨識新聞平台中的新聞差異而選擇性地瀏覽、推薦和評論。不過，此種「新聞美感」不是現代性運作下以分離實踐而執行權力管治的感官新聞。也就是說，在現代性再現真實基礎下有相對於嚴謹資訊而屬感官娛樂之新聞差異符號，此感官新聞為再現真實（人類的感官本能）的符號運作，也是以真實之名相對（差異）於中心位置之嚴肅性新聞而為邊陲之新聞符號，更是意義化（權力）機制下以競逐真實而與嚴肅性新聞從事權力鬥爭的新聞差異符號。例如十九世紀的黃色新聞就是在權力運作下，相對於常態之嚴肅純淨新聞符號而生產之新聞形構，並又在競逐真實的權力鬥爭過程中，生產出更為煽色腥之小報文化。也因此，《蘋果日報》就在相對於中心常態之嚴肅性新聞而為邊陲異端之感官新聞中，以再差異新聞符號（與中時、聯合的軟性新聞，也與《時報週刊》有所差異）來從事權力鬥爭而成就的新聞媒體與新聞符號構成。而也正是在再差異新聞符號來生產真實的真實飢渴中（權力鬥爭下），以模擬真實事件為主打的動新聞也就被生產（區隔）了出來。不過，也正是在不斷差異新聞符號來生產新聞／真實的意義互文（權力鬥爭）差異過程中，新聞／真實意義內爆了，其內爆於正常和異端以差異新聞符號來競逐真實的權力爭奪戰中，但卻仍在現代性再生產真實的機制下持續再生產新聞／真實，且再（弔詭地）浮現出真實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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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為什麼《蘋果日報》能迅速打入台灣市場，而動新聞能在短時間內累積大量的瀏覽人次，因為我們是現代性機制中被權力建構出來的權力主體（客體），既以智識的嚴肅性新聞揮舞權力宰制之矛，也以感覺的感官新聞掄起權力抗爭之盾，並也在這權力鬥爭過程中再生產現代性權力管治機制。而在滿足人類最原始慾求、追求最為真實呈現的宣稱下，真實卻內爆於大量裸體和屍體圖像的流轉中，所以我們麻木了，但卻仍儀式地（弔詭地）地試圖藉由意義內爆的擬像尋求所謂最真實的本能慾求。因此，現代性機制下以真實之名持續激化（差異）煽色腥新聞符號的感官新聞不是反現代性延異新聞符號的「感覺新聞美學」，因其為回歸空白主體自身、無法被言說，但又必須藉由新聞符號延異來呈現的「感覺」，所以要回到大眾操作新聞延異遊戲的新聞符號實踐層面才能予以呈現，例如從「PeoPo 公民新聞平台」的新聞符號構成來看其如何依「感覺」而呈現新聞文本的空白。此外，新聞符號的反現代性現象生成並不代表現代性的真實運作機制就此消逝，新聞生產真實的機制會再度啟動，將反真實的無意義新聞吞併，讓它再落入新聞／真實之流。但是，彰顯反真實的無意義新聞又會再度在川流不息的新聞／真實生產中生成。所以，新聞符號的延異之路不是一個全面性的新聞現象，而是導引自新聞／真實生產的差異運作，並與其背反並存且相互包覆與吞併而「一再」空洞化新聞／真實的反現代性「現象」。以前述kuso 遊戲為例，新聞媒介常引用或敘述此種新聞 kuso 文本或活動，不論是誤將新聞遊戲文本當成真實事件來報導、或是斥之為虛假而與自身之真實相對照、又或是視為異類而賦予青少年次文化（或網路次文化），都是意義化機制以再意義化而吞併無意義（反真實）空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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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踐。總之，新聞符號世界有兩條路：一條是現代性生產真實的差異之路，其為新聞媒體執行權力運作，以新聞符號（再）差異來（再）生產新聞／真實意義，而從事權力鬥爭並（再）生產權力管治之路，雖然在新聞／真實的差異化過程會浮現真實不能的新聞意義空隙，但仍在渴求真實機制下再生產新聞／真實（權力）……。例如專業新聞台、專業報紙、動新聞；另一條則是反現代性而空洞化真實的延異之路，其為大眾依感覺操作，以新聞符號延異而彰顯無意義（反真實）的現象。例如網路中的新聞kuso 遊戲、「PeoPo 公民新聞平台」。所以，現今新聞實踐天空呈現出：由新聞媒體所運作，生產新聞／真實的新聞符號差異化之流：大眾依「感覺」來操作，空洞化新聞／真實意義的新聞符號延異現象；以及現代性運作與反現代性現象相互吞併與包覆的新聞符號纏鬥狀態。而人們的新聞認知也因此展現出相背反的現代性與反現代性新聞認識：再現真實的新聞認識，人們渴望透由新聞接近真實但又弔詭地視新聞為無物（例如儀式化的新聞渴求）；「感覺的新聞認識」，人們又可能同時生成返回空白主體自身來操作（辨識）新聞符號延異的「新聞美感」。因此，本文提出不同於當代新聞研究建構新聞／真實，而是解構新聞／真實的新聞研究觀，即觀看（詮釋）新聞實踐流變所展現之新聞與現代性（再）生產真實的關係；新聞與反現代性現象（反真實）的關係；依感覺操作新聞的反現代性新聞認識；新聞與現代性（與反現代性演化）的關係。而這些研究面向又可發展出以下問題：（一）新聞與現代性（生產真實）：新聞媒體的新聞實踐所表徵的新聞／真實意義運作與變遷？新聞符號以何種構成規則（新聞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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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生產何種新聞／真實意義？真實不能的懷疑如何浮現於新聞／真實差異化過程，其新聞符號的構成規則如何？（二）新聞與反現代性（反真實）：大眾的新聞實踐是否已展示無意義新聞／反真實？其新聞符號構成如何展現無意義（反真實）？此種無意義新聞實踐又與新聞媒體之新聞／真實差異化過程中浮現的真實不能，其新聞形構有何不同？（三）反現代性的新聞認識：反現代性的新聞實踐又如何透由新聞形構來展現大眾依「感覺」而操作新聞延異的新新聞認識？亦即，反現代性的「新聞美學感覺」如何透由大眾操作新聞實踐的新聞形構而呈現？以及（四）新聞與現代性（與反現代性演化）：新聞媒體的新聞實踐如何與大眾的新聞延異實踐相互吞併與包覆？二者之新聞符號構成如何展現意義化與意義空洞化的交纏現象？大眾是否具有現代性之再現真實與反現代性之「感覺」二種矛盾並存的新聞認識？其如何透由大眾之新聞論述而展現？而解構新聞／真實就是反現代性位置的新聞研究，其不僅觀看（詮釋）新聞與現代性，並也解放新聞與現代性。一方面，反現代性位置的新聞研究回到新聞實踐層面，拆解新聞與真實（與反真實）如何連結，以補足新聞理論觀看（詮釋）新聞實踐的不足。因為現今新聞實踐變革所隱含的新聞意義早已超越傳統新聞研究的「中介反映真實新聞觀」，也非新聞研究中後期的「中介發掘真實新聞觀」和「文化批判與建構真實新聞觀」所能概括。事實上，現今新聞概念的變遷不只來自（再現）現代社會的運作機制，更是在追求真實的演化過程中反轉而直搗再現真實的現代性核心價值，並開啟了新聞符號生產／閱讀的反現代性新聞認識，即「感覺的新聞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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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反現代性位置的新聞研究解放新聞與真實的連結，導引新聞實踐變革並開啟另種新聞認識論。因為唯有解放新聞／真實，才能使新聞從真實（權力）的禁錮中脫離，開啟另一種新聞生產。文化場域新聞觀不正是由於新聞／真實意義空隙的存在才激起再差異化運作，而生成不同於反映真實和扭曲真實的建構真實觀。然而不論客觀真實或多元真實，只要是真實就得背負區辨真假的真實框架，並再而限制了多元真實所造就的開放性。因此，反現代性位置的新聞研究正是彰顯新聞／真實意義空隙的實踐，並也是激起無意義／反真實新聞符號的實踐。因為唯有懷疑真實不能，人們才能反求諸己地重新反思「新聞」、「真實」，而非被動地由他者架構所謂的真實，並也才能生成回歸主體自身的「新聞美學感」，那種一直被啟蒙理性壓抑的「感覺」，更或者再導引出另一種不同於現代性和反現代性的新聞認識論。所以「無怪乎蘇格拉底會宣稱哲學起於無知，只有透過無知的自明，才能揭曉知識所要表達的客觀事實；否則，知識的建構只會加深知識與無知之間的距離與隔閡」（蔡錚雲， 2006: 49）。

註釋

1 本文有三種新聞相關詞彙，「新聞實踐」指社會上新聞媒體的新聞生產運作、新聞報導文本和閱聽眾的新聞認知等相關新聞活動；「新聞研究」指學術社群的新聞理論和研究；「新聞」指「新聞概念」，一種整體性與抽象性的新聞意義，此新聞概念不僅呈現在新聞理論（研究）的新聞詮釋中，也展現在新聞媒體運作、新聞報導文本、以及人們的新聞認知等新聞實踐裡，例如通俗化的新聞概念既可來自於學界的新聞研究中，也可從閱聽眾成為新聞來源的大眾新聞通報系統（新聞不再是專業生產）、小報化的新聞報導（著重感官刺激的圖像呈現）、以及炒新聞的新聞認知（新聞不再是嚴肅客觀的專業報導）而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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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節將說明差異與延異兩種不同的符號運作之路：現代性的差異之路是以差異來生產意義（權力）的符號差異運作；反現代性的延異之路則是以延遲為主導的符號差異運作。所以，差異之路會帶來差異延遲的意義（權力）空隙，並而造就符號再差異來生產意義（權力）的互文差異化過程；而延異之路則是延遲差異而使符號不斷延展的空洞化意義（消解權力）現象。本文也將以此差異延遲和延遲差異（雖然二者皆表達延遲所在的空隙）的不同書寫方式表達兩種不同符號差異路徑。 3 此「真實」其實意指「反（現代性）真實」，即真實反而是在符號延異（純粹差異）過程中才能獲得。

4 Best 和 Kellner（1991／朱元鴻等譯，1994: 167-168）批判 Baudrillard 是客體世界的超級拜物教，其否定了主體的能動性以及具有潛在進步觀的批判，包括批判主體受異化自己的客體所宰制；或是批判剝削動物、人類和自然生命的傲慢主體都告落空。本文因此稱現代性中自由主義觀所建構的主體為傲慢主體，而批判理論觀所建構的主體為批判主體，以及其所批判在資本主義社會所生成的異化和物化主體。 5 所以本文以「反現代性現象」而非「後現代社會」稱之，意味著：(1)反現代性現象的概念來自 Derrida 的延異概念，並與 Baudrillard 的後現代描繪有所不同；(2)反現代性不是在現代性之後，而是導引自現代性但又與現代性並存背反且相互纏鬥；(3)反現代性是一種現代社會中的符號現象，而非全面性和整體性的後現代社會。 6 這四種不同時期的新聞觀並非相互取代，也非逕謂分明，而是共同存在且彼此間既相通又互異。也就是說，現代性中期的偏頗中介和文化迷思都仍持續至現代性晚期而與文化場域觀並存，且偏頗中介和文化迷思也仍隱含反映真實觀，而文化迷思和文化場域也在文化意涵中又賦予新聞不同的再現真實觀。 7 本文參酌 Baudrillard 所指不同現代性時期，其符號與真實的再現關係和運作機

制，以及Dahlgren 和 Sparks 合編（1992）的 Journ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 一 書與林元輝（2004）的〈本土學術史的「新聞」概念流變〉一文中所區分的不同時期新聞研究知識觀，而將當代新聞研究區分為不同現代性時期的四種新聞觀：現代性早期的透明中介觀，即在Baudrillard 所稱象（image）是基本真實反映的符號發展第一階段，也就是林元輝稱之「現代前期」奉科學思想為圭臬的實證主義，以及Dahlgren 所論再製科學客觀教條的傳統新聞研究；現代性中期的偏頗中介觀和文化迷思觀，即在Baudrillard 視象為遮蔽且顛倒基本真實的符號發展第二階段，亦即林元輝劃歸於「現代中期」的新實證主義與批判理論，也是 Dahlgren 論述新新聞研究中的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意識形態研究。不過，本文又不同於林元輝而將批判取向再分為政治經濟學派、意識形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