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思社會主義共同體理想與大陸經改中之社會主義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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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共同經營模式之比較途徑(I)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計畫編號： NSC93-2414-H-004-069- 執行期間： 93 年 08 月 01 日至 94 年 07 月 31 日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計畫主持人：洪美蘭報告類型：精簡報告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4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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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人類經濟發展歷程發現，市場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可說是人類追求理想經濟生活之最重要目標，其更是許多資本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爭執的焦點，迄今仍是尚未解決之課題。儘管社會主義國家市場化、私有化後似乎證明，市場競爭較能達成效率化目的。然而，市場競爭存在著失靈或不公平等缺陷，卻也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同樣進行市場化的中國大陸並未放棄社會主義之公平理想，仍不斷地在摸索兼顧效率與公平之途徑。所以，本研究選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中最普遍的股份制和被視為可保障經濟弱勢者的合作制來與現階段中國認為可兼顧效率與公平之代表性模式 - 股份合作制和集體村進行比較，企圖從產權的角度，以量化方式客觀分析這些共同經營模式的效率化表現，藉此來審視中國大陸經改中的「社會主義」堅持，釐清其認為社會化、理想化的模式是否真的可發展為人類追求理想經濟運作之途徑，或者能否從其經驗中獲得另一種思維與啟發。研究推演發現，四種共同經營模式由於所有權特質、所有權與受益權、經營權與決策權、所有權與經營權等各產權的交互作用確實影響到組織的運作效率。其中股份制為最有效率的組織模式，其次是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集體村模式最差。因此，過於強調集體所有與集體分配的集體村模式仍因為了在體制上符合社會主義而損其效率目標，不過，股份合作制的效率化表現並不差，而且勞工確實成為所有者之一，並參與經營和盈餘分配之決策，似乎能在兼顧社會主義理想的同時又不至於過分損及市場經濟之效率，然而，從中國大陸實務經驗中發現，其在落實的過程中會產生出許多問題，尚待改善與解決，所以，股份合作制能否結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體制，將兩者存優去弊，發展為組織運作中的「第三條路」- 兼顧效率與社會公平之實際可行模式，仍值得從個案實證方面進行後續的研究。關鍵字：效率、產權、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集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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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uman economy found that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the social equity can be regard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goal of the ideal economic society. Although socialist states’ marketization seem to prove that market competition can reach the efficient purpose. However, market failure, inequity, and so on in the market competition are also the irrefutable fact. So, Mainland China that is also going on marketization doesn’t give up equity ideal of socialism. They still try to find out the efficient model with social equity. Thus, this study will chosen the joint-stock and the cooperative which is considered as the most general model of the weak tendency’s protection in the capitalist economy to compare with China’s representative models, namely shares-cooperation and collective village. At present stage they are thought as the efficient models with equity in China. This research will compare efficient problems of these jointly-operation pattern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It aims at understanding whether China’s so-called “socialized and idealized models” are really feasible approach to ideals of economic operation or could get another kind of thinking and inspire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We find that operation efficiency will be really influenced owing to the ownership specialty, ownership and benefited right, management power and policy-making power,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power, their reciprocation, and so on. The joint-stock is the most efficient organization model among them; secondly it’s cooperative and shares-cooperation. And the collective village is the worst. Although China’s collective village overly emphasizes collective ownership and distribution for catering to socialism, it makes the model far from the efficiency goal. However, the efficiency of shares-cooperation isn’t bad and the laborers really become one of the owners and participate in decision to assign the surplus. In other words, it doesn’t excessively influence the efficiency while giving consideration to socialist ideal. But from Mainland China's practice of shares-cooperation were found a lot of questions. It still needs to improve in the further. Thus, whether shares-cooperation could combine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store the two system’s excellence and throw the defect, develop into “the third road” – the practical and feasible model of giving consideration to efficiency and equity. It’s worth continuing to research.

Key words: efficiency, property rights, joint-stock, shares-cooperation, cooperative, collective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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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一、緒論 1. 研究命題與研究目的 2. 比較分析標的之選擇二、中國大陸共同經營模式 1. 股份合作制 2. 集體村三、共同經營模式之產權、運作與效率 1. 所有權特質與效率化之關係 2.所有權與分配受益權之關係對效率的影響 3.生產經營決策權與運作效率 4.所有權、經營管理與效率四、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參考文獻附件 -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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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社會主義思潮的興起與發展，對人類所帶來的最大衝擊莫過於，以馬克思(Karl Marx)

學說為基礎的共產主義國家之建立，進而形成長達近一個世紀的兩級化冷戰國際架構。而近

年來，多數這些國家因經濟問題而分別採取激進和演進模式朝向市場化(marketization)改革之

際，對社會主義之態度亦表現出截然不同的作為。其中採取演進經濟轉型的中國大陸，在宣

稱其經改目標 -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socialist market economy)時，就已經表明其仍未放棄朝向

社會主義理想世界發展之努力。因此，本研究欲客觀解析大陸市場化經改中的「社會主義」堅持，從比較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的交集點 - 共同經營模式著手，藉此追本溯源，審思社會主義理想，對未來社會發展提出一種可能性，並激發學界擴大思維的空間，畢竟經濟發展與追求理想經濟生活模式始終是人類社會永遠的課題。 1. 研究命題與研究目的由人類經濟社會發展歷程來看，特別是在許多共產主義國家紛紛市場化、私有化後似乎證明，在競爭激烈的現代社會中，因追求私利而產生的市場競爭確實可帶來效率化與經濟成長的結果。市場競爭較能達成經濟社會之效率化目的。然而，市場競爭的失靈或缺陷會帶來一些經濟社會問題，卻也是不爭的事實。因此，社會主義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目標始終未曾因為某些共產主義國家的轉向而停止，特別是至今尚未被承認為市場經濟體的中國大陸，其採取與中東歐和原蘇聯不同轉型策略 - 演進經濟轉型，所標榜的經改目標 -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正是希望同時達成市場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之目標。因此，在其市場化的過程中，還是不斷地在摸索兼顧效率與社會公平的企業經營型態，其中股份合作制和集體村就是其中之一。它們的基本特質在於，保存集體所有與分配的社會主義性質，但在經營方面傾向於與一般市場經濟的企業一致，形成所謂所有權和經營權兩權分立的特殊產權型態。我們可將其稱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式企業。而一般市場經濟將企業（enterprise）經營方式，分為兩種：一是個人獨立經營；一是多人合力經營，後者即是共同經營模式。因此，本研究欲從產權的角度來比較分析現存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中國大陸的共同經營模式之效率問題，藉此客觀地來瞭解和釐清大陸所堅持的「社會主義」能否為人類追求理想經濟運作之可行途徑，或者能否從其經驗中獲得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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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思維與啟發。換言之，本研究命題在於，比較分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中國大陸的共同經營模式何者較能符合經濟合作化、社會化之效率化營運。而研究最終目的在於，希望以此研究出發，配合後續的研究，企圖獲得一個兼備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公平與效益的理想經濟模式，以及分析其存在的可能性與落實的問題。 2. 比較分析標的之選擇由於共同經營企業的型態有多種形式：如民法上的合夥，或以法人形式存在的公司、合作社等。其中，以公司形式最為普遍。而公司又依其出資所有者 – 股東（stockholder）所應負的責任區分為有限責任與無限責任公司。在現實實務中又以股份有限責任公司最為普遍，因此，本研究將以股份有限責任公司之共同經營型態作為分析課題，下文簡稱股份制。此外，合作社的特殊性使其最常被拿來討論企業除了營利目的外的其他經濟功能，例如：服務社員、讓經濟弱者能在自立與自我負責下，獲得經濟與社會的平等等等。故理應與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式企業一起列入比較分析。不過，由於合作社在一般市場經濟體中主要發揮著舒緩社會矛盾、保障經濟弱勢者在經濟社會的權利。因此，依其所扮演的經濟社會功能不同又可區分為各種類型，例如：生產者合作社、勞動者合作社或稱勞工合作社、社會型合作社等。其中勞動者合作社的社員同時具有老闆與員工身分的特殊性，與本文要討論的大陸集體企業（collective enterprise）之同質性較高，故將以此列為比較標的，下文簡稱合作制（Cooperative）。因此，簡言之，本文將選擇一般市場經濟中的股份有限公司和勞工合作社與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式企業 – 股份合作制和集體村作比較，分析這四種共同經營模式在各種產權關係下如何運作，以及這些運作方式將如何影響經濟社會之效率。為了客觀分析，將以四個等級的量化指標來表示其效率化的表現，分數越高表示效率化程度越高。二、中國大陸共同經營模式中國大陸市場化經濟改革中，集體企業亦面臨改制的命運，其改制的形式基本上有：股份合作制、合夥制、合作制、公司(股份)制等，其中除了前者是中國大陸在經改過程中發展出來深具獨特性的新型態外，其餘三者皆取材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經營模式，也就是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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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經濟的企業型態在中國大陸「摸著石頭過河」1 的經濟轉型過渡期間亦被嘗試運用，中國甚至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各種組織模式融合起來，創出各種新興企業運作模式，其中股份合作制和集體村乃是中國大陸集體企業朝市場化改制所採用有成效後被廣泛接受運用的模式，特別是股份合作制，至今仍被熱烈討論並尚在發展中。因此，綜觀大陸現存的共同經營模式，具備中國社會主義色彩者，不外乎是股份合作制和集體村。茲簡述其運作方式如下： 1. 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制最早由溫州農村的私人集體創辦開始，基本特點為勞動聯合與資本聯合的有機結合。勞動聯合為基礎，投資從屬，服務於勞動聯合。2 如農村股份合作即以成員的資金、勞動力、土地使用權、和其他生產要素折價入股3 ，成員按勞動股和資金股共同分配盈餘。4 換言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組合作社，形成一種以內部職工持股（無論是勞動股或資金股）為主，股權多樣化之產權制度型態企業。在經營方面亦不限於社員，已經社會化。因此，股份合作經濟的合作制因素和股份制因素在結構中通常依照特定的方式處於並存的狀態，並且多以勞動合作和資本合作相結合占主體之型態較多。事實上，大陸的股份合作制只是在工商局登記時，定下公司在法規上所承認的合法體制類型，在實質運作方面多朝向股份制。 2. 集體村集體村產生的背景在於，1985 年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進入第二階段，當局宣示欲建立一百個文化街、一百個文化縣、一百個文明村。在此政策下出現首條文明街於山東西關街和百個生產總值超前的集體村落，例如：江蘇華西村、北京竇店和河南南街村等。從下表一中可發現，這些明星村可說是一種村落共同體，不但生產要素集體所有，分配也以集體為主，細節方面雖各村有所差異，但基本上皆是形成一個村民集體，對外以”村”為 1 這是鄧小平對大陸經濟改革的形容。 2 李世榮，「把合作經濟作為集體經濟的重要實現形式」，中國集體經濟，上海：中國工業合作經濟學會，第 8 期，2004，頁 16。 3 譬如：「技術入股」和「設備生產要素股」皆在考量試行中。參閱：張學軍，「如何堅持和發展多種形式集體(合作)經濟」，中國集體經濟，上海：中國工業合作經濟學會，第 9 期，2002，頁 29。 4 蔡峻鋒，「農村合作經濟的異化和復甦」，江蘇統計，江蘇：南京大學，第 5 期，2001，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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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法人之資格參與市場競爭。這些集體村亮麗的產值多非來自於農業本身，而是多元化經營的結果，連其本業 - 農業經營團隊也已經發展為產業式經營。例如：位於北京竇店，其成功是靠科技起步和農業現代化，即其村內所謂的「科學種田、機械化+責任制=多餘勞動；多餘勞動+多元化經營=富」。為了簡化比較分析，下文將以竇店作為集體村之範例來進行討論。表一：中國集體村 - 竇店、華西村與南街村簡介項目 \ 村名北京竇店江蘇華西村河南南街村組成成員 128 戶，四族：漢、滿、回、壯族。因應發展製藥廠需外來的技術人才，而形成所謂的技術股，但政府規定其比例不得超出年收益的 20%。村民與外來雇工本村村民有 3100 餘人，八百餘戶，一般從事管理工作；外來勞工一萬多，車間工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外鄉人。故被批評為村的富裕靠得是剝削外來勞工的“剩餘價值”或將其集體企業稱之爲 “集體資本主義”。資金來源與運用由總公司「統收統支」，即企業利潤分紅屬集體股的部分由總公司統收，然後由村民代表大會決定支出，是為統支。村辦企業的利潤扣除稅賦後，一部分支應在投資；一部分用於村現代化所需之基礎設施如：計劃生育；殯葬改革所計畫興建之骨灰壇；政府未到位的教育、休閒、衛生等。例如因應農村城市化、工業化與現代化，千禧年開始引進三家房地產公司，2002-2003 年開始住屋改建計畫，至 2004 年完成 30 萬坪住宅改造。村辦企業的利潤和“村莊上市”方式發行股票原始資本由村人自己湊。農村信用社和銀行大批貸款和債券。集團總經理耿富傑曾說，他們欠銀行的貸款還有五億左右；人均負債十六萬。但現在與外資合作的已有五個合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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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原始村民自建住宅拆掉重建需給村民貨幣補償(2003 年 8 月除了就宅基地之地上物作價補償外並依每平方公尺 600-960 人民幣之地價給予補償)，為鼓勵新買戶購新屋亦提出補貼 50% (約每平方公尺補貼 900 人民幣)，故最終村民購屋價約為市價的四分之一，而外地人購屋則採屬地管理方式進行。除了集體股，企業尚有職工個人股、勞動貢獻股等。亦有來自新疆、上海海南、台灣等地之外資。決策者的產生、改選方式股份合作企業以能力導向的人事管理為前提，例如：以年薪一百萬民幣的高薪引聘經理人，但財務人員仍以村民為主。企業發展決策有衝突時，以合作夥伴的利益或意見為主。集團決策班底，雖有經過選舉程序，但由於仉姓為該村之主要姓氏，故選舉僅是在家族式村落中選出能人或長者來掌權。現任黨委書記兼總公司總經理為仉鎖忠先生。村黨委是該村的最高權力機構，由於黨委副書記同時兼華西集團的副董事長、副總經理，而黨委委員一般都兼集團公司副經理，故實際上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村委會在華西村的主要作用是負責後勤及服務，按道理，村委會應當是集體資産的代表者，但黨委會無疑在行使這個職能。村黨政班子為投資決策者組織結構與運作分為由總公司負責之經濟單位、屬於黨組織的村黨委和行政部門的村委會三大組織。總公司下設農牧、工業和商業三個公司。村設 12 個農村辦企業 58 家村設黨委，村黨委會下設 22 個基層支部，279 名黨員，村民委員會下轄 15 個村民組，村企業組織—河南省中原工貿公司，公司下設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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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及 20 多個企業。純集體部分包括：畜牧和村建築共 13 家；而其他工業方面多為股份合作 (如服裝業與日本合作) 或現存的 18 家獨資企業。獨資企業需付土地租金，並以進用當地職工為主。製藥廠分為 2004 年剛成立的獨資部分、集體部分和現在營利較高的合作部分，三者間的產品市場有所區隔，避免競爭。村級幹部和村長平時不允許至企業，避免政企不分，但企業若有需求可透過村長解決，而村民亦可透過類似勞委會的行政管道提出其就業之需求，通常在一個月內可達成媒合就業。故村行政組織成為村民與企業間的溝通中介機構。食麵廠、食品廠、包裝材料廠、中外合資彩印廠、膠印廠、啤酒廠等 26 個企業。由過去的三級管理制度轉變為現行的村級核算管理。工作人員薪資之評定與工作動機之刺激與獎勵原採承包制的村辦企業有 90%會有超額產出，將其四成留作集體企業發展之用，其餘才作為職工獎金分配。現在基本上企業採月薪加任務達成獎金制。亦有企業仍採承包制，例如:中聯鞋業公司，採各班組承包制、計件工資制。村民無週末假日原始資本由村人自己湊故限制外來勞工分享從原始資本滾出來的利益，這點資產階級法權，是可以理解的。且外鄉人在村裏連續工作六年後可享受與村民同樣的福利，算是比較合理的，不過前提是沒有在五年零九個月時找碴辭人。一般工廠工資約為每月一千元人民幣，並提供餐宿，而現階段村外一般公司的待遇約為四百至六百，故村辦集體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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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待遇較為優渥。村民收入情況村民收入多以工資為主，而幹部們的工資為中等略高些，以避免與一般群眾收入差距拉大，行政、經濟管理人員的所得高於集體經濟從業人員約 25%。雖有個體戶如出租車經營者，但收入與村民差距不大。現在傾向於將過去的地方優惠和村優惠改以貨幣補償。一般村民的年收入只在 3 萬多元，分為三個來源，一為工資和獎金，工資每月 500－ 1000 元之間，不過只能拿 50% ，獎金大約為工資的 3 倍，年終與未發的工資一起，發放 20%現金，其他的存入集體賬戶，作為股金。第二部分是每年 2800 元的生活補貼；第三來源則是股金分紅，按股金總額的 5%提取。這樣算下來，村民分到手的現金，每年大約 1 萬多元。巨大的私人財富被集團管理者控制著。每年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只佔 1／ 3；其他福利：村裏統一分配別墅、每戶配備轎車，錢直接從「股金賬戶」中扣除，不過假如離開華西村，別墅、轎車、股金都要被沒收。村民如果使用自己股金賬戶上的錢，須向村裏提出申請，經村委會討論通過後才能支配。因此，「股金賬戶」採「基金管理式的對資金流動控制」，但這樣亦將對村民產生人身控制之效。即村民對股金僅有所有權卻無自由之配的使用權。故這樣的村社生活，多少帶有半農奴制的特徵。村民掛賬的年收入有 3 萬多元，收入比外來打工農民高。且這些打工農民更無自由可言。從 1980 年代開始承包制，各個公司的負責人，在完成任務後，超額利潤 20%上交村集體，80%留在企業，這部分中 10%將作爲個人承包獎金。實行低工資、高福利的分配制度(十四項公共福利)，以滿足個人所需和降低個人慾望；縮小工資分配上的差別，譬如：幹部的工資雖多了一些補助，但與工人待遇的差距並不大。擴大公共福利中的平均分配份額，以工資體現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其實只具有象徵意義。公共福利的分配只限於村民，外來職工無權參與。目前工資與福利的比率為 3:7。營運特質能人仉振亮開明專制領能人吳仁寶開明專制式的領由能人王宏斌領導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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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以所謂「科學種田、機械化+責任制=多餘勞動；多餘勞動+多元化經營=富」方式來改革，故其成功是靠科技起步和農業現代化。導，強調人性化的理解，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村民。但仍是政企合一體制，核心人物同時擔任村黨委和企業集團一把手；但經營產品的選擇符合個案發展脈動與市場需求，加上政經動良好，獲得政府支持而取得巨額貸款一個倫理共同體而非契約化的集體組織，政企合一體制；經營產品的選擇符合個案發展脈動與市場需求-投資決策：圍繞農副產品加工企業，圍繞著龍頭産品上配套專案。這就是他們所謂的 “ 雙圍繞”發展戰略。從其企業的産品結構來看，確實是這樣的。麵粉廠、食品廠、速食麵廠、啤酒廠、包裝廠、運輸公司、養雞場等等，都是圍繞糧食加工與深加工旋轉。政經互動良好，獲得政府支持而取得巨額 ( 五億元 ) 貸款，以舉債發展集體經濟。另有所謂「外圓內方」之政治哲學與經營策略；而集體企業的管理上，堅持「集體承包」不搞個人承包制，其特點在於企業廠長主要是一種責任承包，沒有所謂的“個人利益激勵機制”。承包者不參與企業利潤的分配，與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企業廠長相似。資料來源：作者田野調查整理自製。三、共同經營模式之產權、運作與效率茲將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股份制)、勞工合作社（簡稱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和集體村等四種共同經營模式之運作與各種產權型態之關係及其對效率之影響評比歸納整理如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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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共同經營模式之產權、運作及其關係對效率之影響評比產權 \ 類型合作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集體村（竇店）農業模式/ 非農業模式資產所有權勞工社員個別所有（2）* 股東分別所有（4）職工、股東個別所有與集體所有並存，以職工和集體持股為主（3）村集體所有，但非農產業在承包期間固定資產為企業所有、使用與保管（1）生產面：經營權理事、經理人（3）董事、經理人（4）董事、經理人（3）總公司、農牧公司經理人與場長/總公司、工商公司經理人與各企業廠長（1）決策權一人一票（3）一股一票（3）一人一票和一股一票並存（1）總公司（4）生產體系的主要層級社員 ( 代表 ) 大會-理事會及經理人-社員等基層勞工（4）股東會 - 董事會及經理人 - 聘任基層勞工（1）職工、股東大會(或代表大會) - 董事會及經理人 - 基層勞工（3）總公司-農牧公司-農場、畜牧場/總公司-工商公司 -企業生產單位（2）分配面：受益權滋息權社員利用業務過程中直接受益；按交易額比率分配盈餘（按勞分配）股息紅利按股分配（4）按勞分配和按股分紅結合制（4）集體（1）說明：*括弧中的數字為效率化之評比，分數越高表示模式運作越有效率。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1.所有權特質與效率化之關係由上表可知，從所有權角度而言，雖然各共同經營型態的資金來源途徑皆不同，但卻是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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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同歸，因為不論是中國所謂的集體所有制或是一般市場經濟實務中的股份制和合作制皆一樣，生產組織的整體資產非屬於單一個體而是群體所有。換言之，在現代競爭社會中，企業為了取得規模經濟，提高生產效率，需運用大量資本以利技術進步和獲得市場先機，故企業基於所需的龐大資本，或可說是集資的目的，通常使得其具有多數人共同擁有的所有權特質。然而，各組織的資金來源及其融資成本卻大異其趣，進而影響生產組織的效率化表現。首先，股份制主要透過資本市場公開發行股份或公司債等方式集資。對公司而言，股份上市等公開集資方式，不但可以很快的達到集資目的，是集資的有效途徑，而且對整體經濟社會而言，由於眾多公司上市競爭集資，投資人可以隨時轉售持股，故公司唯有以亮麗地經營績效才能有效的吸引投資者，競爭效果有助於提升各公司的經營效率。同樣以股份方式所有的股份合作制，其資金來源與股份形式為：職工的個人持股；外部所有者之資本股和過去集體資產的集體持股。其中，從實務上分析發現，大陸多數股份合作制企業股份比重以職工和集體持股為主，而且職工的個人持股為不可轉讓交易的「內部股」，在職工離職時，常面臨持股處分的問題，而影響到勞動市場的流動性（liquidity）與資源配置的效率。5 但是，若讓股份合作制企業的股份如同股份制般的自由流通，則可能失去其強調勞動者藉由持股自動為企業盡心而後分享利潤的目的，故在仍保留職工持股內部性的前提下，允許職工在離職時，才可將其持股轉變為類似股份制的外部所有者之資本股或自由轉讓，或許可兼顧股份合作制的精神和降低影響資源配置之效率。再者，股份合作制企業要求職工持股，對職工和企業而言，都未經資本市場公開評估各項投資組合或融資工具，換言之，並不是以機會成本作為其選擇的衡量依據，故對總體社會而言，易形成資源配置的非效率化。與股份合作制一樣，並未上市集資的尚有合作制與中國集體村模式。合作制的股金可退股卻不可轉讓，且只能獲得利息而不能作為利潤分配的依據，這些封閉性使其籌資困難度更甚於股份合作制。組織難於集資相對地亦難於擴大生產規模，提升經濟效率。故現階段合作制與股份合作制的資本和勞動的侷限性，使其不夠靈活影響發展，特別是在專業分工和市場競爭激烈的現代社會，將威脅其生存。因此其較適合於規模相對固定，需要勞動者與資本相對 5 參閱：金熙成、高磊，「當前股份合作制在我國的現實問題探討」，大慶高等專科校學報，大慶：大慶高等專科校學報，第 24 卷，第 2 期，2004，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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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的中小企業6 。而中國集體村由於集體所有，產權未人格化，故利潤回歸集體運用，但事實上，另一方面亦是由於組織缺乏競爭力，難於在資本市場中獲得融資，因此只能靠其所屬生產組織的盈餘累積資本或借貸，使其資金來源相當封閉，故利潤回歸集體，可說是其集資的另一種途徑，但盈餘的累積畢竟太慢又有限，現階段普遍以主動招商吸引外資注入的方式來突破資金不足的窘境。外商以各種形式與其合作，截至目前發展出下列合作形式： (1)協作 – 資金技術由廠商提供，商品亦歸廠商負責銷售； (2)合作 – 本國它地資金注入參與，但收益分配較不明確； (3)合夥 - 它地資金參與但雙方法律地位清晰； (4)合資 – 由外資如香港、台商等參與者。因此，中國集體村有往集體所有與外來股份並存的新股份制經濟組織發展之趨勢。簡言之，由上述分析可知，若從組織集資難易度和其所有權自由移轉的情況將影響企業因應市場變化的營運靈活度來分析其經營效率，則股份制的公開集資和可隨時自由轉換持股的所有權特質，有助於生產組織的效率化表現，給予最高四分的評比，其次分別是：股份合作制為 3 分，合作制為 2 分，中國集體村為一分。 2. 所有權與分配受益權之關係對效率的影響若進一步分析所有權與分配面的受益權之關係則發現，由於股份制和合作制以私有為前提，所以受益權與所有權關係密不可分，誰擁有誰享有受益權，產權一致。不過，股份制按股分配，使所有者會為私利隨時注意其所投資公司的營運狀況，並透過公開市場隨時可自由轉售的機制，儘可能將其投資報酬率維持在他認為最佳的狀態，因而發揮監督公司和可促使社會的資本運用獲得較佳配置，有利於整體經濟社會的效率化。而合作制由於強調社員對合作社的權利與義務之關係，故依社員交易額比率分配盈餘，可說是按貢獻程度分配，這可刺激社員參與合作社之營運，而使合作社在市場競爭中具有相對的利基，可能使合作社的經營缺乏積極性，但是社員仍可自由地在具有競爭力的其他替代性市場選擇對自己有利的交易，故整體而言，合作社的存在並不會影響總體市場交易的效率，換言之，在市場競爭下，合作 6 參閱：高強、謝慶紅、倪術紅，「關於股份合作制企業運行效率的再探討」，商業研究，湖南：中國商業經濟學會，第 306 期，2004，頁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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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仍必須有效地經營才能為社員提供優於其他市場的服務。中國集體村所有權尚未人格化，仍保有集體分配的社會主義特質，即利潤主要回歸集體分配，故村民勞動者為利潤的最終分享者。由於村民同時為所有者、受益者與勞動者，理論上應可刺激村民自發地在工作上盡力而為，對提升經濟效率有所助益。但從蘇聯、東歐和過去共產主義國家的歷史經驗中卻發現，搭便車和吃大鍋飯的心理 - 即個人努力成果最後仍歸大家分享，故無須過於努力仍可受益 - 此不但無助於提升經濟效率，反而帶來經濟衰退與共貧現象，顯示集體分配的無效率化。因此，產權清晰的私有財產制(private property)似乎才是經營效率的保障。所以，蘇聯和東歐國家在經濟轉型時，多選擇將龐大的國有資產透過私有化方式來建立市場機制，以玆經由市場自由競爭和私有權來提高生產效率。不過中國仍相信只要改變齊頭式的分配，仍可在公有制下摸索出符合效率化生產的模式，因此，現在中國集體村以「承包責任制」和「獎懲制」來作為刺激工具，但這反而徒增管理成本。不過，在中國市場化發展過程中，由於資金不足，許多投資與建設都需靠地方自籌財源，集體村將利潤集體分配運用於集體福利公益事業、基礎建設和農業與非農企業的投資，發揮了其在過渡社會中彌補政府職能不彰和集資的其他經濟社會功能。股份合作制中則同時存在，具人格化而產權清晰之資產，可按股分紅；以及未量化給職工的共同產權部分，在職工離職後就失去其產權7 ，即所謂的集體股，其收益可用於企業的福利事業，提高員工對公司之向心力；或作為公司額外的發展基金，以利於企業的永續經營。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股份合作制中所謂依照勞動貢獻分配紅利的按勞分配制度，即先由職工股東大會決定按勞分配和按股分配的比率後，再分別按勞分紅及按股分紅。雖然在股份制的實務中多數的企業亦有提列員工紅利部份，但其比率是由資方單方面片面決定的，而股份合作制中職工卻可透過職工股東大會(或代表大會)有一定的參與表決權，換言之，由勞方和資方以民主方式決定利潤分享的比率，此有利於減緩過去勞資雙方傳統的對峙關係，提升員工對企業盡心之動機。故總體而言，股份合作制依據所有權而來的受益權分配方式是有利於生產的效率化。不過，在大陸的股份合作制實務中亦有出現只按股分紅而無按勞分配的現象，主 7 這易引起紛爭與不公平，因此，依照大陸「關於發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業的指導意見」指出，職工集體股的份額要小於企業總股本與職工個人股的比例，如果大於此比例應加快轉移給職工。可見政府仍傾向於鼓勵發展清晰的產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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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因為職工股東會流於形式8 。因此，簡言之，若從分配機制來比較討論其對各組織本身或對總體經濟社會之效率影響，則發現產權清晰且可自由移轉的股份制，以及雖產權無法移轉，但勞工持股受益者可自行決定利潤分配率的股份合作制，皆有提升效率之作用，故給予四分。合作制的產權雖明確，但其分配方式有可能導致市場不完全競爭，影響市場競爭效率的發揮，故給予三分評價。但最差的是，產權未人格化的集體村，須以額外的管理成本才可能達到效率化的目的，故僅給一分。此外，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國集體村未人格化的集體所有資產；以及股份合作制中的集體股和按勞分配部份，其背後更重要的動機在於社會主義理論的落實，即希望降低和分散企業利潤完全由資本所有者取得的機會，規避勞方被剝削和社會中形成富裕的專業資本家。但是，若以整體社會持續成長為目標的量化觀點而言，關鍵在於如何讓所產生出來的資本利潤獲得最有效率的再運用，為社會再創造出最多的產出，而非討論資本利得的歸屬問題。因此，何種共同經營模式的生產運作可促進經濟效率成為下文討論的焦點。 3. 生產經營決策權與運作效率從生產面的經營權與決策權來分析其與經濟效率的關係，即從經營者的權限和組織運作方式來分析企業的運作效率（operational efficiency）9 。首先比較分析各組織決策層級之運作效率。一般而言，股份制組織運作分為三級：即股東會；董事、經理人所組成之經營團隊；以及基層的生產者如勞工。由於股東來自於公開市場上的各階層人士，對公司營運不可能都具備專業能力，因此，通常是由公司聘任專業人士擔任董事、經理人，來實際掌控執行公司業務。加以股份上市使股權分散，所以可避免少數股東以資本家為由影響公司內部專業經理人的經營活動。不過，企業的核心投資者（core investor）即大股東，仍可透過股東會上的表決權 8 參閱：韓風永、張豐蘭，「股金合作制與股份合作制的比較與選擇」，經濟經緯，河南：河南財經學院，第 6 期，2004，頁 95。 9 例如：組織或動機的低效率。參閱：高強、謝慶紅、倪術紅，「關於股份合作制企業運行效率的再探討」，商業研究，湖南：中國商業經濟學會，第 306 期，2004，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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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公司經營方向有較重大影響權。換言之，股份上市可讓經營權回歸到專業經理人和企業核心投資者手中，使經營權集中，以玆提高決策和生產效率。所以，公司經理人在與公司所定訂的契約關係和不違背公司法相關規定下，擁有相當的權限來善盡管理人的注意義務和盡量達成股東會之重要決策，甚至可主導和影響組織經營，但若因違反法令章程致使公司受損時，仍需負賠償責任。因此，經理人可以其專業判斷進行各項決策與經營活動，在訊息萬變的現今社會，可靈活快速地因應市場變化，提高企業的營運績效，但同時其營私舞弊的機率亦較高。過去股份制可透過股東會的方式對經營團隊進行「外部控管」，例如：對重大決策有最終決定權，或將不稱職或失職之董事、經理人解雇，以獲得經營團隊對生產投入盡最大努力的保障，即所有者運用解雇權對經營者控管，形成所有權對經營權的制衡關係。但營私舞弊的事件仍經常發生，因此，現代公司改將利潤的現金獎勵轉換為股份分享，換言之，讓經理人亦成為公司的股東之一，而使得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的狀態回歸一致。然而，經理人擁有部分所有權將會削弱股東控制企業決策者的能力，而且在股份制採一股一票決策模式下，董事、經理人的權限更因此擴張，不過，股份上市的自由轉讓卻提供另一種制衡經理人以追求自己利潤極大化的力量，換言之，市場評價保護了股東，這種外部控管的力量可降低經理人營私舞弊之機率，甚至有防患未然之功效。10 相較於股份制，合作制的主要決策形成於社員大會和常設的執行機構 - 理事會，以及由理事會授權的經理人，也就是說日常經營是由理事和經理人來執行，但是合作社採一人一票的決策方式，經理人在授權下仍有相當的權限，但其個人要主導組織營運或營私舞弊的機會較小。不過，一旦經理人營私舞弊或經營不善的情況發生時，合作社只能以解雇權來作事後的處理，但這可能也已經帶來總體經濟社會利益的損失。同樣地，股份合作制也是如此。不過，採一人一票和一股一票並存的股份合作制，從大陸的實務中發現，其事實上是與勞動有關的事務採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方式；而在與資本有關的事務就改採一股一票制，由此可見經理的權限相當有限，發生舞弊的機率相對較小，但很多事務需經投票才能決定，可能影響到企業因應市場變化的靈活性，而損害企業的經營效率。最麻煩的還是在於，生產活動的複雜性很難明確地界定某項事務單純地與何者相關。11 不過，若股份合作的最高決策機構 - 職 10 平喬维奇著，蔣琳琦譯，產權經濟學，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年，頁 66-71。 11 參閱：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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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股東大會的民主機制能確實落實，許多爭議還是可透過集體智慧理性地解決。反觀，中國集體村的共同經營模式，從實務上得知，其組織分為三級：即總公司；農、工、商公司；農場和企業等基層生產單位。不過，無論是農業或非農企業的主要經營活動皆由總公司決定，也就是他們所謂的「統一經營、分級管理」原則12 。農業公司對農業之集中統一管理，表現在：統一安排農場和畜牧場的年度生產指標和財務管理權，而農場、牧場則根據與總公司簽訂的經濟承包合同自主地組織生產經營活動與自訂報酬和獎懲制度，除了向總公司上繳管理費外，沒有利潤上繳的任務，可自留為投資累積或分配13 。但近幾年來由於為了便利農業機械化，承包責任制多已取消改採固定工資加獎勵辦法。14 在非農業方面，各非農企業是村農工商總公司下屬的獨立核算生產單位，接受總公司下的工商公司之集體領導，其管理權包括：15 （1）年度生產計畫權：承包生產量、產值與收入和利潤總額等，利潤幾乎全上繳給總公司，總公司僅根據合同完成情況返還一部分作為企業之獎金與福利基金。銷售則由企業自行負責，但對市場變化與因應，由企業與總公司協商，最終由總公司決定，故企業與總公司共同承擔市場經營風險。（2）資產管理權：公司對企業資產擁有所有權、管理權和監督使用權，但在合同承包期內，固定資產由企業所有、保管與使用。（3）財務管理權：按規定提取上繳管理費、福利費等。（4）重大經營決策權：負責企業再投資。（5）人事權：廠長、副廠長、會計等重要人員任免權。因此總公司需承擔經營管理不善之風險，承包經營者最遭之處罰只是撤職。由上述可知，總公司才是生產風險承擔者和經營方向與發展的決策者。而總公司是由總經理和幾位副總經理組成，如以竇店為例，現任總經理仉鎖忠，負責全面工作，五位副總經理 12 張泉欣、朱鋼、儲英煥著，竇店村，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 年，頁 71 和 123。 13 張泉欣、朱鋼、儲英煥著，前揭書，頁 146。 14 張泉欣、朱鋼、儲英煥著，前揭書，頁 71-73。 15 張泉欣、朱鋼、儲英煥著，前揭書，頁 12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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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掌管農業、工商和財務16 。因此，總公司所具備的決策權接近於合作制中的社員(代表) 大會和理事；或一般股份制中的股東會、董事和經理人，而有關生產上的事務性經營則以「承包合同」方式委由總公司下屬的各分公司經理人和各企業中的廠長等幹部負責，其地位與角色如同合作制中經理層級的聘任人員，形成其所謂的「分級管理」，也就是說其並無重要的決策權。相較於股份制、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而言，由於總公司集大權於一身，其決策效率相對最高，更可以靈活地因應市場變化，有利於企業的經營效率，但總公司的決策也因此成為整體營運成敗的關鍵。不過，實務上許多決策大多會經過與各企業協商後才確立，換言之，決策形成於公司間的專業經營團隊，這與股份制實質上並無差別，也就是公司主要由專業經理人來掌控，較易達成經濟效率目的。然而，擁有較高權力且對整體資產利潤化最具影響的重要決策層級 – 總公司的經理人卻未受到任何監督或有任何制衡的力量。因此，這些高層經理人面對公共財時，可能較易產生營私舞弊的問題，例如：經理人將在職消費列為業務費而影響經濟效益等，這類弊端在股份制中就經常發生，更何況在毫無外部控管力量存在的中國集體村經營模式呢？因此，目前中國成功的集體村普遍存在著「個人集團化、集團個人化」和「個人崇拜」現象。中國集體村的存廢關鍵在於接班的高層經理人能否在市場化下堅持以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得為前提的經營理念。依據上述從擁有組織經營權和決策權的層級來分析其對效率的影響發現，權力集中度、決策效率與高階經理人營私舞弊的機率有正向關係，而舞弊是不利於效率化。故權力最集中的集體村在決策效率方面獲得四分，其次分別是：合作制與股份制 - 三分；股份合作制 – 一分。反之，從可能發生舞弊而損及效率的角度來評分，則集體村僅獲得一分；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為三分；股份公開上市競爭而成為預防舞弊機制的股份制則獲四分。 4.所有權、經營管理與效率最後，從組織勞資關係的角度來分析比較各組織基層員工的生產動機與效率化。一般而言，中國集體村以承包責任制與獎懲制來提升與刺激基層生產者和承包經營者的生 16 張泉欣、朱鋼、儲英煥著，前揭書，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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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動機，此管理方式與市場經濟的股份制一樣，皆是透過業績目標之要求，即所謂的目標管理方式(MBO)，希望藉由部屬與主管共同擬定計畫目標的方式來促進激勵效果，但中國集體村總公司對年度生產計畫目標的設定更為詳細，對生產責任和獎懲制的介入亦更為深入，目的在於強化目標管理的嚴謹度和要求性，不過事實上由於總公司才是生產風險的最終承擔者，加上其刺激員工生產效率的機制與股份制一樣，即獎勵或解僱權，因此目標管理的效果應當是差不多。然而，相較於股份制，中國集體村的集體所有與集體分配，使勞工所有者較無被剝削感，對於員工自發地盡心於工作上應有一定的作用，加上目標管理的誘因，故總體而言，集體村「村民」的工作動機應當是優於股份制的「雇工」。同理，勞工亦是所有者的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其按勞分配的機制亦會對提升工作動機有乘數效果，且其效果應當高過於集體村獎懲方式所帶來的結果，因為獎懲制度基本上是由總公司及其經理人來決定。而弗朗次的實證研究亦證明：經營者擁有較多所有權的企業效率明顯較高。其中，私人合作社的經營績效優於同一地區的非合作社。17 因為經營權與所有權一致正是合作制產權和組織運作的基礎。故所有者與經營者一致且產權清晰的模式，其對提升經營效率應當是有利的。不過，若進一步分析股份合作制的運作模式將發現，由於多數所有者 - 股東即經營者或員工，故最終的經營決策權理論上是在於經理人和職工手中。換言之，股份合作制以內部職工持股的勞方為主，外部所有者的力量幾乎微乎其微，不同於股份制以外部資本家、經理人、核心投資者所形成之資方為主體。所以當發生收入分配、投資累積等決策衝突時，將易發生「短期行為」、「工資侵蝕利潤」、「資本累積太少」等無效率情況，18 特別是在當信息不對稱時，內部經營者收集信息困難，而外部資本家又無法發揮影響力19 。因此，其解決之道有兩種：其一是朝向股份制修正，改變股份合作制中的持股結構，增加外部持股的比例，讓外部所有者去影響內部持股的職工，使其將企業長期發展列為優先考量；或者使職工的內部持股與外部 17

參閱：Roger S. Frantz, X-efficiency: theory, evidence, and application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pp. 99-102. 18 參閱：註 5。 19 參閱：高強、謝慶紅、倪術紅，「關於股份合作制企業運行效率的再探討」，商業研究，湖南：中國商業經濟學會，第 306 期，2004，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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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趨於均衡，以便當在決策最高機構 - 職工股東大會上發生衝突爭執時，外部所有者的力量能發揮制衡效果。其次是向合作制學習。同樣強調勞動者在決策與經營管理上有參與權的勞工合作社，其勞動者在經營決策權上的主體性更是絕對的。其勞工在平時獲得薪資，年終盈餘分配則須由勞工們所組成的社員大會決定。不過，一般而言，由於合作社內部成員多將個體努力團結視為企業成功的關鍵，對合作社深具認同感才會入社，其凝聚力強，加以從合作社的運作實務中發現，當生產設備或工具不足時，通常由勞工社員以私有財自行解決，故合作社較不會發生投資累積不足而影響營運的情況，因此在提列作為合作社投資累積與長期發展之用途的公積金時，比較不會發生如上述股份合作制中的無效率情況。故股份合作制中的職工股若是依照自願合作原則產生時，不但員工所有者自動為企業盡心的動機替代股份制中解雇權的效力會提升，對於職工所有者追逐短期工資利益而影響企業長期營運發展的無效率情況亦會減少，因為企業的永續經營才能保障員工的工作權。不過，若企業的獲利能力持續萎縮，顯示其無法適應市場競爭時，勞工所有者亦可自由地依其希望的報酬率另尋投資標地，如同合作制中可自由退股一樣。因為這將使外在市場經競爭的壓力轉變為股份合作企業內部積極追求經濟效率的動力。不過，股份合作制在大陸的實務中卻常發現，有些企業是職員全員入股，形成職工集體股；但有些是面臨外部融資困難的中小型企業，鼓勵員工個別持股，部分職工擔心失去工作才入股，並非自願20 ；或者是並非以職工持股為主，而是包含國家股、集體股和其他法人入股的資本合作性質的企業21 。因此，若基層員工因認同而自願成為組織所有者，在所有權與經營權一致下，最能提升工作效率，又不易發生勞工所有者追逐短期利益而損害到組織長期利益的情況，故合作社在此方面獲得四分，其次是股份合作制 - 三分，而仍有經營層級與勞工層級之分的集體村 – 二分，最後是存有勞資階層對立關係之分的股份制 – 一分。四、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1.重要結論總體而言，依據產權理論，分別從所有權特質、所有權與受益權、經營權與決策權、所有 20 同註 19，頁 66。 21 同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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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經營權等各產權交互作用所呈現出來的效率化問題進行分析比較與推演發現，四種共同經營模式由於其各產權間的安排與關係不同，確實會影響組織的運作效率。若將各項結果綜合起來則發現，在具有多人共同所有與經營特質的組織模式中，獲得總分十六分的股份制是最符合經濟效率的組織模式，其次是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集體村模式最差。究其原因在於股份制是完全開放、自由，而合作社、股份合作制和集體村皆存在某些封閉性。這項研究結果與一般學理和現實實務結果一致，皆指出開放、自由可促進市場競爭，而競爭通常是效率化的保證。因此，組織的運作越符合開放、自由競爭者，顯示其越有能力迎接現代激烈化的競爭，其越可能達成效率化的經濟社會目標。然而，效率並非理想經濟社會的唯一標準，社會公平亦是重要的指標，更是社會主義者多年來努力的目標。因此，即使進行市場化多年，企圖以市場競爭提升效率，追求經濟成長的中國大陸，在企業改制的過程中仍不放棄集體所有、按勞分配等社會主義路線。不過，從大陸現存的實務經驗中發現，完全未人格化而過於強調集體所有與集體分配的集體村模式，表面體制上符合社會主義，連其經營權也已經公共化、社會化，即其資產的經營權並非由單一個體所擁有，而是由一個組織或一群人所主導，但事實上整個村的最後營運決策權與分配決定權卻是集中於總公司的少數人手上，並不符合社會主義所強調的勞工所有者作主之原則，而且其整體效率化的表現亦最差，加上目前市場化的競爭，其為了生存已經以各種形式尋求與外來企業合作，所以，在中國大陸持續改革下，集體村現行的運作模式能否持續，比較令人質疑。但是本研究發現，大陸另一個強調保有社會主義特質的股份合作制，其效率化表現並不差，而且勞工確實成為所有者之一，並參與經營和盈餘分配之決策，的確達成某些社會主義的理想。因此，表面上而言，股份合作制似乎能在兼顧社會主義理想的同時又不至於過分損及市場經濟之效率，並且可落實於現實社會中之可行途徑。不過，如研究中所述，現階段大陸實行股份合作制的過程中產生出許多問題，有些是企業本身未確實落實股份合作制而產生的，例如未讓職工自願選擇參股與否、職工股東會流於形式等，但有些是制度本身在現實操作上的難題，例如以職工內部持股為主影響勞動市場之流動性等，這些問題能否改善，改良後的股份合作制能否結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體制，將兩者存優去弊，發展為組織運作中的「第三條路」- 兼顧效率與社會公平之實際可行模式，則值得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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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僅初步透過產權理論進行比較分析，尚缺乏個案的實證研究。再者，原專案研究

化 - 企圖獲得一個兼備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公平與效益的理想經濟模式，以及分析其

存在的可能性與落實的問題 – 亦尚待後續研究。換言之，欲由理論與理想邁向實踐推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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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為了獲得對本研究案有用的第一手資料和真正掌握其發展之脈絡，於 2005 年 4 月 7 日至 4 月 19 日赴大陸各地進行實地訪查與田野調查，成果豐碩。除了提供本研究所須之客觀務實的最新資訊外，亦深入地了解到當地經濟發展之動態。首先，就其總體經濟改革與現今總體經濟情況之觀察，提出下列觀感與意見，以玆提供台灣相關政府機構和民間企業單位或個人從事兩岸交流活動之參考： 1.貧富差距問題：本次出訪觀察到中國大陸之區域貧富差距，除了傳統上區域差距問題外，亦發現貧富差距具有“三沿”特性和區域內差距問題。所謂“三沿”特性是指，沿海、沿江以及內陸地區平均所得之差異性。沿海部分人民所得最高，而沿江部份居次，內陸地區最低，這種貧富差距現象與大陸開放政策和其國內發展政策中的「三沿策略」有密切關係。而所謂區域內差距問題是指，無論哪個城鎮或地方都存在著已開發現代化區域和未開發區塊間的明顯落差，形成類似大都會中存在著貧民區的現象處處可見，突顯出整體社會仍處於尚待開發重建之過渡期。 2.現代化下的商機與「多頭政令」和「人治高於法治」問題：由於中國大陸各地都尚有很多地方需要大規模建設，加上國內人口眾多，其平均人民所得已因經濟自由化而大幅增加，人民購買力實質上已經大為提升，因此內需龐大，可說是處處商機，商機無限。然而，由於各地爭相開發，彼此間形成相互競爭爭取外資與中央政府支持的現象非常普遍。由於政府資源有限，故未能獲得政府支持的地方政府只好自行招商，在缺乏市場競爭優勢與市場資訊的情況下，其招商方式多只能透過官員之人際關係，輔以其自訂的優惠措施來吸引外商，此冒險性的經濟發展，因此常導致最終官商勾結之醜聞，或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多頭政令問題，即地方政策與中央政策不符，以及「人治高於法治」等亂象處處可見。 3.市場經濟制度落實問題：若從市場經濟制度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方面來檢視其市場化，可發現，大多數經濟單位之經營權已經達到實質上的私有化，但在所有權方面，儘管法令上大多數經濟資源的所有權仍歸屬於全民所有、國家所有或集體所有，此並未符合一般市場經濟體中「私人所有」之運作模式。然而，實質上大多數經濟單位在營運上的權利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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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有關所有權中的收益權部分，與西方市場經濟所有權私人化情況下，依股權分配利潤的財產權概念並無太大的差別。因此，中國大陸由於所有權界定不清而易引起一些矛盾與問題，例如：目前相當熱門的房地產問題，依現行土地法，大陸土地分二級歸屬，一為土地局所有的國有土地，一為地方村委員會所有的集體所有，宅地僅有使用權 70 年而無所有權。但依據農業承包法，農民可自組鄉鎮企業將農地轉化應用，這造成外資利用此法律漏洞，興建大樓取得使用土地資源。而一般宅地的轉售，購買者亦僅獲得賣方產權中「收益權」的讓渡，並非獲得房屋的所有權。這都造成政府欲從課房屋稅；財產交易所得稅或增值稅上來抑制房地產炒作卻面臨課稅上對「所有人」課稅的邏輯性問題。 4.國營企業與地方私營或集體經營企業的競爭：在市場化過程中國營企業亦積極改制，現主要改制為股份合作、參股以及控股三種形式。早期流行的「員工和經理人認股」改制方式，在市場開放競爭下，為了避免股權分散或找尋策略合作夥伴或為了增加資金等目的，多已不再進行，而改以公開上市集資或採股份合作方式。其中集體企業在市場競爭下，更多以股份合作作為其主要改制形式。所以，總體而言，中國大陸目前的中大型企業以股份合作占最大部分。改制後的國營企業，基本上其經營幾乎完全私有化，經理人須對經營績效負責，但在政府多擁有國營企業股權的情況下，其易獲得政府政策性的支持與協助，而相對上經營體較小的集體企業或私營企業就面臨了不公平競爭的劣勢。譬如：近幾年來政府以工安為由，要求關閉小型採煤礦場，此被地方普遍視為是欲壟斷煤礦市場和圖利有關大型國營企業之舉，而大表不滿。 5.人民幣匯率：人民幣受到美國壓力，以及大陸本身經濟成長下的通膨壓力等因素，人民幣升值備受關注，但為避免投機客的操作，因此有關當局已經有在無預警狀態下使人民幣升值之共識。 6.思惟模式尚未「市場化」：原則上大多數人民已經普遍有市場經營之初步概念，但仍有少數官員和民眾在思惟和實際經濟行為上仍保有計畫經濟之傳統，例如：未重視商譽、品質與信用，欺騙顧客的情況時有所聞。而計畫經濟下集中所有經濟資源和集體動員快速達成目標的特點，在北京將於 2008 年主辦奧運會的建設和籌備上又再次重現。至今雖仍有許多籌備工作和建設仍處於初步階段，但由於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和政府可強力動員國內人力物力集中建設的情況下，各界相當有信心能將奧運會如期完善的主辦成功。因此，由此證明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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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經濟制度仍有其長處。集體動員規劃可快速達成政府預定計畫之特點，就可說是計畫經濟制度的優點之一。 7.經濟開發與生態、教育等社會問題之協調：在經濟掛帥的當今，各地皆重視經濟成長高過於考慮環保或過度開發問題，人民生態意識薄弱的情況下，亦無法對政府或企業形成壓力，只要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對其基本物質生活需求帶來衝擊，一般人民都漠視於環境污染問題。換言之，其現在人民普遍認為「肚子填飽問題」高過於一切，因此與生活品質息息相關的生態環保或教育、誠信道德等問題並未被重視，故隨地吐痰、不重視公共衛生、漠視生意信用、有害商品充市等經濟社會問題叢生，不利於其國際形象和經濟的永續經營與發展。其次，本次參訪重點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中國產值排名前十大的集體經濟村 - 北京竇店和河南南街村。目的在於瞭解大陸市場化進程中的集體經濟單位之現況與經營模式。其所得之具體成果請參閱本專題研究結案報告之內文。總體而言，本次參訪與田野調查對本專題研究和台灣學界與實務界各層面皆提供了相當大的裨益。但美中不足的是，礙於經費和時間關係未能參訪預期計畫中的江蘇華西村，此乃中國現存集體村落中最具規模和產值排名更高於北京竇店和河南南街村者。這難免因對研究個案掌握不夠充分而導致研究全面性不足之缺陷。所幸本研究主要以質性研究的邏輯推演為主，因此，上述之遺憾並未對整體研究結果造成重大的影響與偏頗。

審思社會主義共同體理想與大陸經改中之社會主義堅持 - 共同經營模式之比較途徑(I)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