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台灣外勞政策：一個意識型態論辯的重要場域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1-2412-H-002-008- 執行期間： 91 年 08 月 01 日至 92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曾嬿芬 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93 年 2 月 6 日
結案報告
台灣外勞政策：一個意識型態辯論的重要場域 計畫執行人：曾嬿芬
中文摘要 台灣為什麼採取客工計畫來引進外國低階勞動力？我們如何將客工計畫 定位在台灣對其他外國人的政策脈絡中？本文企圖理解台灣外勞政策的形成與 起源背後的國家動機與理由，我認為，外勞政策的擬定必定不能不討論和民族國 家相關的意識形態。將有關現代民族國家的重要理念放在思考移民政策的中心， 我將論證外勞政策制訂者（包括行政與立法）在制訂相關政策的過程中，如何納 進有關民族主義、國格、國籍、國家定位等議題，也就是國族政治(nationalist politics)的重要考量，形成制訂外勞政策時所依循的規臬。本研究主要關心台灣 外勞政策開始建立前的辯論，資料以 1992 年前對就業服務法的政策辯論為主要 資料蒐集內容。本文的寫作目的有兩個，一是藉由國族政治來理解外勞政策，另 一方面我將討論外勞政策表達並增進了哪些與國族政治有關的理念旨趣。我的結 論是，1992 年台灣首次通過引進與管理外國基層勞動力的法令，確立了客工計 畫的體制（也就是排除低階外勞成為台灣長期移民的可能性）、引進東南亞國家 的勞動力，並且排斥資本家與雇主希望引進的中國勞動力人口，制訂這些政策主 軸的過程中，政策制訂者受到當時國族政治的主要考量所影響。政治菁英在外勞 政策中實踐他們個別關心的國族政治內涵。藉由外勞政策的辯論與制訂，政治行 動者成為形塑、詮釋國家內涵的行為者。
Expressing nationalist politics in guestworker program: Taiwan’s recruitment of foreign labor
Abstrac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ntroducing and implementing a foreign workers policy also offers an opportunity for a modern state to express its very fundamental ideologies related to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of differences. In this article, by means of a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Taiwan’s guestworker program in the early 1990s, I pursue a dual analytical agenda. First, I examine in detail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n building the foreign worker regime in Taiwan and show how some fundamental ideal interests related to nationalist politics influence the patterns of guestworker program. Second, I aim to show how a restrictive border control policy such as guestworker program expresses Taiwan’s key nationalist narratives in the early 1990s.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ed. First, the introduction of guest workers was a decision initially made to keep indigenous businesses within national borders. Operating under the idea of mercantilist economic nationalism, the state chose such means to respond to a “shortage” of low-skilled labor claimed by several industries threatening plant closings and offshore production. Second, Taiwan’s foreign labor policy also features important politics of differences. Belonging to the category of nation-states that consider themselves being people of the same decent, Taiwan policy has no way to incorporate these newcomers as potential citizens. However, class racism is found in related policies that basically give more room for incorporating
professional/technician/managerial(PTM) migrant workers to eventual naturalization. These PTM people are basically from the first world countries. Third, the state resists the market demand for mainland Chinese laborers, who are considered an ideal labor supply due to their assumed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mmonness.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stems from a fear of having the recently consolidated national identity be shaken up once again. Fourth, the careful selection of foreign workers from specific countries reflects state-to-state rel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hich are considered extremely important in a country that is concerned about its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一、前言
「移民政策座落在國族意識與國家機器的裂隙中，它使得那個叫做「民族國家」 的曖昧概念可以被想像。」(Ali Bahdad 1997: 157) 1992年，台灣首度正式訂定政策引入外國勞動力進入藍領低階的次級勞動 力市場，外勞逐漸地在各種照顧、看護、製造、營造業的工作職場扮演重要的角 色。一旦引進外勞的引擎開動，勞動力市場會發生一些動態的改變，很快地，許 多勞動力市場變成以聘僱外勞為主1。根據2001年底的統計，外國藍領勞動力佔 全國勞動力3.1%，不過卻佔了低階藍領工作的9.5%，總數則由1991年的三千人 增加到304,605人（勞委會職訓局，2002），外勞可以說是構成了台灣次級勞動 力市場的「產業預備軍」。 全球化活動中資金、商品在國界之間進出所受限制越來越少的同時，除了少數地 區如歐盟之外，民族國家對人員跨國流動的控制仍然採取強勢，台灣規範低階外 勞的政策又屬於類似的政策中最強勢的一種。台灣的外籍勞工政策與新加坡、瑞 士等國的外勞政策一樣，以對藍領勞工嚴格的聘僱規定以及居留管理為主要特 色。在這些國家，政府為了因應雇主降低勞動力成本的外勞市場需求，制定政策 有計畫地引進外籍勞工，但所有的規定都以確保外籍勞工只能在該國短期居留、 工作而不致於成為長期的居民與工作者為底線。此政策企圖最大化移民工人對地 主國的經濟利益（通常意味著雇主的利益），但同時將移工對當地的社會與政治 衝擊降到最小，因為這樣的政策將移工視為短期的勞動力補充，而不是移居社會 中未來的永久成員（Bendix 1990）。因此這樣的外勞政策有別於其他類型的移民 政策，被稱之為「客工計畫」（guestworker program），第一個客工計畫是由德國 在 1890 年實施的，長期以來，許多國家在引進短期勞動力的時候，就是以德國 「客工計畫」的基調為版本做些許變動（Bartram 1998；Nagayama 1996；Martin 1997）。客工與長期移民就像由遷移人口類型構成的連續體的兩端。客工計畫將 外國低階工作者定位在可以被彈性引進、運用、送回，也就是將外國勞動者視為 1 Martin et al. (1996: 165) 指出：「移民工人的存在，會使得某些產業的工作條件沒有調整的可 能，比如調高工資等，所以這些工作就會變成「移工的勞動力市場」逐漸地與主流的勞動力市場 區隔。」這移工的勞動力市場就是次級勞動力市場中的最底層。可以從社會脈絡脫離的抽象勞動力，這使得在客工計畫之下引進的外勞在許多工 作與居留生活面向，遭受不公平的對待，比如不能有家眷隨行、不自由的勞動、 居住和遷移條件，而台灣的外勞政策在這些面向的限制尤為嚴重（劉梅君 2000; 亞太移駐勞工工作團 2002;龔尤倩 2002）。這種對地主國而言非常有彈性的政策， 卻不一定為勞動力需求的國家運用作為引進勞動力的主要管道，相反地，許多國 家用准許移民長期移居的方式補充短缺的勞動力。以美國為例，雖然它在 1942-64 期間曾經用客工計畫（美國稱之為 Bracero program）引進墨西哥短期勞工來因應 農業勞力的短缺，但是這樣的客工計畫在整個美國接受外來移民的政策歷史中並 不常見，美國管制外國勞動力的政策以長期移民的政策類型為主，目前美國雖然 仍存在各式各樣的短期工作簽證(H-1、H-2、L1 等)，但這些短期工作簽證並不 是表一中所呈現的客工計畫。根據 1995 年的統計，非移民的外國勞動者（也就 是以短期工作簽證入境的工作者）只佔美國境內全部合法外國勞動力人口的一小 部分2 (Martin 1997:489)，類似的國家還有加拿大、澳洲。 台灣對於不同職業的外籍勞動者，有不一樣的聘僱與管理辦法：一為以客 工計畫的方式引進的藍領外勞，本文稱之為「客工外勞」3 ;二為以其他管道進入 的技術、管理、專業性勞動者，本文稱之為「白領外勞」。這兩群外勞在入境、 居留、出境的相關事宜適用不同的法規條文，主管機關亦不相同，客工外勞的主 管機關是勞委會，白領外勞的主管機關則依聘僱企業的產業與類型各有各的主管 機關。基本上客工外勞在以下的幾個面向上受到與白領外勞的差別待遇：來台工 作時間限制、職業與產業的限制、依照配額引進、來源國的限制、不得任意換雇 主、工作地點。白領外勞雖然不是以長期的移民簽證在台工作，但他們居留與工 作的期間可以像移民一樣地彈性延長。可以繼續在台工作與生活的白領外勞數目 比較少，根據 2003 六月內政部的統計，目前在台灣將近三十一萬合法的外籍勞 動力人口中，以「客工計畫」的方式所引進的外籍勞工佔了百分之九十（內政部 2 根據最近一份報告，美國高科技工業運用 H-1B 和 L-聘僱專業技術人員的短期工作簽證，自國 外引進許多工資遠較美國人便宜的短期工作者，填補許多工作的空缺（請參考 Deleting American Workers，Federation for American Immigration Reform (FAIR), September 2003.）
3在台灣，從政府、媒體到一般人，都以「外籍勞工」這一廣泛的詞來指涉就業服務法中由表一 的客工計畫規定所引進的低階外勞。理論上，所有在台的外國勞動者，都應該通稱外勞，為了避 免此「外籍勞工」一詞語不夠精確所造成的的問題，本文將用「客工外勞」3來與其他適用不同 規定的外勞做一區分。
警政署，外僑居留人數統計，2003，六月）。
二、重商的經濟民族主義：外勞還是外移
大部分的客工計畫都是以「勞工短缺」為名，只是短缺的部門有所不同而已 (Martin 1997)。1990 初的台灣，引進外勞的主要原因是勞力密集的製造業與營造 業「缺工」，上百家廠商甚至組成「全國廠商缺工聯誼會」形成推動合法引進外 勞的雇主壓力團體（陳宗韓，1999: 97）。當時支持外勞政策的幾位立委也多以中 小企業面臨缺工為主要的理由（立法院公報 1991，八十一卷）。根據政府的調查 統計，台灣製造業中表示缺工的比例由 1982 年的 16%增加到 1987 年的 52%（行 政院主計處 1991）。本節將論證，引進外勞的過程中，資方所形成的壓力團體不 斷地影響政策的制訂，固然至為明顯，但是，資方用什麼訴求「打動」政策制訂 者，使得他們決定忽略勞方壓力團體反對引進外勞的訴求？當時企業界要求引進 外勞的呼聲對政策制訂者產生最大的威脅之一，就是產業外移到工資便宜、勞動 力「充足」的東南亞與中國大陸。當時王志雄這位資方出身的立委，在支持引進 外勞的政策辯論中做了以下的訴求： 本席希望趙主委能研究，目前很多廠商到大陸、東南亞投資的主要原因何 在？按照勞基法規定，我們的工人工作三分之二的天數…而且年終還分紅、 加薪，與東南亞國家、大陸工人相比，我們勞工的工資是高得太多了。(立 法院公報 院會記錄 80(55): 341) 這樣的訴求顯現缺工不是重點，工資與工時等工作條件的比較才是問題，就連當 時的勞委會主委趙守博也都認知到當時台灣企業對外投資增加，並不一定是因為 勞工短缺或其他有關勞工的問題（請參考立法院公報，委員會記錄，80(55):341）。 所以重點不是缺不缺勞動力，而是企業用資本出走(exit)來換得發聲(voice)的力 道。企業以產業外移作為與政府協商引進外勞的籌碼，此一籌碼對於國家菁英產 生哪些不可抗拒的壓力？為什麼政策制訂者接受這樣的訴求？在一篇支持這項 訴求的報紙社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基本的論點： 台灣產業外移的速度遠較一般預期更快速。在政府大力取締國內外籍勞工之 前，我國甚多企業已到海外投資，如今全力取締外勞，企業外移的速度勢將 再加快，而外移的地區又以中國大陸為主，大陸投資熱如不能有效遏止，將動搖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而開放外籍勞工，將可增加企業留在國內的誘 因。（中國時報社論，1991,4 月 21 日: 3 版）
為什麼企業對外投資，會對一個政府產生壓力？資本主義國家(capitalist states)的觀點可以解釋國家為什麼會以留住資本為政策的優先考量，比如 Fred
Block(1987)在 Revisiting the State 中，認為資本主義國家要在資本家不斷地在國
內投資的條件下才能順利運作，如果經濟衰退，不但預算有危機，也有可能增加 國內的信心危機與政治不滿。但是我認為這樣的觀點只處理了國家作為一「理性」 行動者的一面，並沒有將國家的意識型態一併考慮，我認為經濟民族主義 (economic nationalism)的意識型態在國家決定做出挽留本國企業的政策中發酵。
三、 誰可以成為我們？
（一）種族同質性的國家想像 客工計畫就是為了排除外國勞動力成為永久人口的一部份而設計的。客工 計畫本身預設了移民邁向公民之路被一道政策的藩籬阻斷，簡單地說，客工計畫 顯示了移工對該社會而言，乃是一群經濟上不可或缺、但政治上不被整合（排除 成為永久成員）的人。設下這種障礙的國家，會是哪一種國家，或者更正確地說， 哪一種民族國家？在經驗現象上，引進移民的社會大致有三種區分的方式，各自 對照出兩類型的國家：1)沒有定期定量接受移民（消極的）的政策相對於有定期 定量持續接受移民（積極的）的政策;2)種族同質性社會相對於種族異質性社會;3) 以血統為基礎相對於以出生地為基礎的公民身份（國籍取得）原則。許多研究指 出，認為自己的國家乃由族群同質的人所構成，並意圖繼續維持這種同質性的國 家，通常採取以血統為基礎的公民身份，並且也屬於不接納外國移民作為永久成 員的國家，就會以依賴客工計畫為取得外國勞動力的主要來源(Meyers 2000)，這 些關連性請參考表四。表四、引進外國勞動力的方式與國家特質 國家特質 引進外國勞動力的方式 客工計畫 長期移民 接受移民的政策 消極 積極 種族同質程度的看法 種族同質性 種族異質性 公民身份的基礎 血統 出生地 民族主義 族群/文化民族主義 公民民族主義 典型國家 德國、日本、台灣 美國、加拿大、澳洲 首先就維持種族同質性以及不接受長期移民的「傳統」而言，綜觀政策辯論中， 對於外籍勞工會對台灣會產生的「社會」問題，主要集中在外籍勞工對台灣種族 同質性會有的衝擊。因此，不接受外來移民是基於對「誰是我們」的種族同質性 想像以及缺乏一種「沒有讓外國人大批到我們自己國家來共同生活的經驗」，一 個被認定是由種族同質的人組成的的社會，又缺乏一種接納外國人的傳統，因此 這樣的社會就永遠應該持續地對其他種族的人封閉。這種族同質性的認知與缺乏 和外國人融合的傳統限定了引進外勞只能用客工計畫的政策選擇，另一方面，許 多研究指出公民資格取得（也就是歸化，naturalization）的方式也會對一個國家 採行的外勞（移工）的政策有基本的影響。公民身份是一個民族國家區分成員與 非成員的基礎4，各國對公民資格取得所設下的限制不出以下三種可能的基本條
件：血統(jus sanguinis)、出生地(jus soli)、以及居留地(jus domicili)(Faist 2000)。
（二）階級、種族、國族 雖然，以上的討論已經指出，台灣政治菁英並不希望讓外來移民「破壞」 台灣社會的同質性，所以用對外勞短暫居留的限制來「保存」這樣的社會同質性。 但是從對外國人聘僱管理辦法的討論中，我們已經呈現一項事實：高階的外勞可 4如同 Brubaker(1990: 311)指出：「做為一個制度性與社會心理的現實，民族國家是一種組織與經 驗政治與社會成員身份的獨特方式。但是，民族國家也同時…..是一種區分與評估政治與社會成 員身份的獨特方式。」
以無限期地展延其工作及聘僱許可。這意味著對於外國人在台居留期間必須有所 限制的基本思維，並不包括這些高階的外國工作者，外國人的聘僱管理辦法中的 一國兩制顯示出強烈的階級差異。台灣新修訂的國籍法，也反映出國族想像中的 階級要素，將低階勞工排除在永久居民與公民的可能性之外，這樣的移民法與國 籍法是在說台灣社會可以開始接納有資產、有專業、技術、管理背景的外國人， 這些人雖然非我族類，但是他們有良好的經濟條件足以在台灣生存、不會造成台 灣的負擔，所以，「他們」可以成為「我們」。但是那些低階的勞工，雖然台灣的 製造業、照顧工作、營造業在在需要他們的勞動力，他們擁有最低工資、可以在 台灣生存，但是，「他們」不能成為「我們」。換言之，階級身份造成的「某些基 本的差異」(difference in nature)構成了政治菁英對於「誰可以屬於台灣社會？誰 可以成為公民？」的想像，這是一種以階級為基礎的公民身份主義。換言之，這 些經濟上不可或缺的勞動力人口，卻是 unwanted citizens。 針對低階外勞所採的許多排除性、限制性規定，顯然有職業以及性別的歧 視。比如上述對女性外勞的禁孕條款（懷孕即應立刻遣返），此條款並未適用於 其他職業（高階技術、專業）的外國勞動者，就是明顯地歧視低階女性勞工5。 有時候這些外籍勞工被認為帶來社會問題的陳述也充滿階級的刻板印象，趙守博 (1992:162)在一篇類似引進外勞的說帖文章中，陳述外勞對「社會治安」的威脅， 舉出最重要的理由是遷移的人比較會犯法，又因為「外勞」教育背景通常比較低 6。另一方面，正如藍佩嘉(Lan 2003: 106)指出，不同階級的外勞工也會與世界體 系中的國家階級關連起來，低階的外勞來自於比台灣在世界體系中更邊陲的國家 （東南亞），因此，台灣的外籍藍領工作者的低階處境是由勞動力市場的低階與 來源國在世界體系的弱勢所共同造成的。 5朱高正在陳述其反對「女性勞工懷孕即遣返」的條款時，反省到此一條款的階級歧視，請參見 立法院公報 81(31): 46-53。 6 他是這樣寫的：「很多對外來人口或外籍勞工有研究的人，都認為外籍勞工或外來人口，由於文 化、社會、教育背景的差異，因此比較容易犯罪。」(1992:162)
四、大陸勞工：外人中的外人 大陸勞工來台，我們要將其視為本國人抑是外國人，目前都是有疑義的問正如 Saskia Sassen(1989)所提出的著名命題：「哪些國家的人會移民到哪些國家，這樣 的相關乃是建立在移出國與移入國之間長期的、緊密的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文 化意識型態的關連之上。」所以在分析誰被排斥的時候，其實是在分析那些與地 主國關係緊密、但被排除的來源地，在台灣的外勞政策中，被「明顯地」排除的 來源地就是中國大陸。在外勞政策確定前夕，各種對引進外勞的議題所做的企業 調查中都顯示，台灣企業主最希望引進的是大陸勞工（經濟日報 1990，9/39: 3）。 但是因為引進大陸勞工的政策辯論中，同時牽涉了新國家運動觀點所討論的「界 定政治社群」，以及國族認同觀點所關注的「統獨之爭」以及「台灣與中國民族 主義之爭」，最後，大陸勞工竟成為政策上最不受歡迎的外來勞動力。引進大陸 勞工與否與台灣國族政治中既有的統獨、國族認同問題很快地交織在一起，究 竟，地理上、文化上、族群上相近的大陸勞工是否可以被引進？甚至被重用成為 外勞的主力？7「他們」究竟是不是一個比較親近「我們」的群體？這樣的政策 考量發生在當時統獨尖銳對立的政治脈絡中，外勞政策成為統獨勢力、台灣/中 國民族主義的攻防戰場，也就不令人驚訝。 其實，仔細分析當時的政策辯論，代表統一與獨立立場的人都不主張毫無 限制地引進大陸勞工8，換言之，即使是統一立場的人都擔心大陸勞工會蜂擁而 至，對台灣的勞動力市場造成太大的衝擊。不過，他們之間的差異主要是環繞在 引進有限的「外來」勞動力時，傾向統一立場的人主張以大陸勞工為主要的供給 來源，而持獨立立場的人則主張完全不要考慮引進大陸勞工，最後的政治妥協是 引進大陸漁工，只因為如此一來他們不能踏上台灣的土地一步9，這樣的思考也 7當時任國民黨秘書長的宋楚瑜就曾大力主張與其引進東南亞勞工，不如認真考慮引進大陸勞 工。（中時晚報 1991,6/15:3） 8 既使像宋楚瑜主張引進大陸勞工，他也建議是用輪流方式，每年分批引進一萬名大陸勞工。（中 時晚報 1991,6/15:3） 9剛開始的時候，為了符合大陸漁工不能進入台灣境內的法令，颱風來襲時，大陸漁工不能上岸 躲避颱風，還因此造成過傷亡，直到最近這一不人道的法令才鬆綁。
影響到後來日益增多的大陸籍婚姻移民的工作權，因為政策制訂者既然關上了大 陸勞工進入台灣工作的「正門」，就會嚴防婚姻管道成為進入台灣勞動力市場的 「側門」。10 在「自何處引進外勞？」的議題上，經常逼使一個社會去辯論我群的界線 何在。這是因為移民本身被認為與移入國的國族建立有非常密切的相關，對移入 國而言，移民政策直接關係到此一國家長遠的人口組成(demographic future)11。 就這方面而言，外勞目前在台灣的居留方式既然以短期（最多六年）為主，作為 短期的遷移者，他們與台灣社會的關係被視為是暫時的、隨時可切斷的，所以， 並不會像永久定居的移民一樣參與社會的許多生活，更不被認為在國族建立的人 口構成上扮演什麼角色12，但是在引進大陸勞工的考量上，主張與中國劃分界線 的政治力量顧慮大陸勞工與台灣勞工的同文同種，會使得那一條以種族、膚色來 區辨暫時性移民的線無法維持，有人擔心，大陸勞工會很快地融入台灣社會，成 為台灣人口「永久」的一份子。 引進大陸勞工與否，引發了對中華民國國民組成與管轄範圍的爭論，也引 爆民族主義者的激烈攻防，其中民族主義的討論經常模糊了政策的其他面向，政 策的目標往往只是透過對於「他者」的定義與監督，藉由「誰不屬於這裡？」「誰 需要被強力監督？」的討論來民族化(nationalizing)國家。綜觀各國的經驗，一直 以來，移民政策經常像花蜜一樣提供了民族主義吸食的養分，一方面民族主義常 藉此壯大，澳洲的一族黨(One Nation Party)只靠著主張全面禁止移民就可以快速 10 依照國際遷移的邏輯，我們或許也可以推論，因為台灣關上對大陸勞工可以進入短期工作的 「正門」，才有許多人必須透過婚姻管道的「側門」來台工作。 11移民與國族建立的關係，最明顯的是一個國家擁有許多未被開墾的土地時，它通常會鼓勵外來 移民協助「發展」國家。最近一些在歷史上引進移民開墾土地的國家如加拿大、美國、澳洲的移 民論述重點已經轉移，最新的訴求是將多元的人口組成視為一個國家經濟活力的來源，不同族 群、國家的人口會帶來不同的能力與才華。 12天下雜誌在 2003 年三月號的封面專題「台灣變貌」，主要討論的是為數共近三十萬的外籍與大 陸婚姻移民對台灣社會的衝擊，只用非常小的篇幅討論了也將近三十萬的外籍勞工，著眼點也在 於前者將對台灣產生「永久的影響」，相對於後者，外勞只是暫時的外來人口，他們比較不被類 似的報導「問題化」，相對而言，他們的貢獻面比較被強調，婚姻移民則因為她們（多數為女性） 的永久性（此專題「台灣變貌」的題目以及雜誌封面一位外籍新娘所生的小孩的面孔特寫亦在顯 示此一永久的「生物性」影響），而被「問題化」。
發展成為在特定選區的重要政黨，是為一例。另一方面，移民政策很容易淪為被 民族主義消費以及消耗掉的目標，移民政策中其他的議題比如性別、階級、種族 的不平等問題，就變得隱而不彰13。換言之，移民政策只是民族主義的替代場域， 移民、尤其是民族主義者眼中不受歡迎的移民（其中混合了種族、性別、階級的 刻板印象），也只是民族主義者亟欲排除的替代目標（真正的目標恐怕是低階勞 工、「落後」國家人民）。
四、結論
本報告討論外勞政策如何提供了國族政治一個表達的場域，而這樣的表達對 於外勞政策的基調有何影響。這樣的討論可以達成兩方面的理解：一方面，藉由 國族政治的分析脈絡，我們對台灣的外勞政策可以有一些更根本的瞭解;另一方 面，外勞政策對於我們探討國族政治，也可以有許多的洞察。本文寫作的重點在 於第一項，但是在結論的部分，我想討論外勞政策的分析可以如何幫助我們對於 國族政治有更廣泛、深入的理解，我認為外勞政策的分析對於民族國家的社會理 論，提供許多理論化的機會。 參考書目 天下雜誌，新移民潮--台灣變貌專題，2003，3/15，94-129。 立法院秘書處，1993，《就業服務法案(下)》。立法院秘書處編印。 立法院秘書處，1993，《就業服務法案(上)》。立法院秘書處編印。 江宜樺，2001，〈新國家運動下的台灣認同〉。頁 181-216，收錄於林佳龍、鄭永 年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台北：新自然主義。 汪宏倫，2001，〈制度脈絡、外部因素與台灣之「national question」的特殊性： 一個理論與經驗的反省〉。《台灣社會學》1:183-239。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989，《新加坡外籍勞工管理就業服務考察報告》。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印行。 成露茜，2002，〈跨國移工、台灣建國意識與公民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13 也因此台灣的外來移民中，因國族政治考量而受到最不公平對待的就是大陸的婚姻移民，根據 趙彥寧(2003)的研究，2002 年底針對「兩岸條例」修訂版本將大陸配偶入籍年限由八年提高到十 一年而引發的爭議，陸委會主委蔡英文便訴諸「國家安全」這個說詞以說明提高年限的必要性； 而歷來大法官會議對於大陸配偶工作權之釋憲文，也都提出這個前提。48:15-46。 吳乃德，1993，〈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台灣族群政治理論的初探〉。 頁 27-51，收錄於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 吳介民，1996，〈經貿躍進，政治僵持？－後冷戰時代初期兩岸關係的基調與變 奏〉。《台灣政治學刑》1:211-255。 吳介民，2002，〈解除克勞塞維茲的魔咒：分析當前社會改革運動的困境〉。《台 灣社會學》4:159-198。 吳惠林、張清溪，1991，《台灣地區的勞力短缺與外籍勞工問題》。台北：中華經 濟研究院。 亞太移駐勞工工作團，2002，〈菲律賓移駐勞工在台灣的處境〉。《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219-234。 段承璞，1992，《台灣戰後經濟》。台北：人間。 張茂桂，1993，〈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頁 233-278，收錄於張茂桂等著，《族群 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 陳宗韓，1999，《台灣外籍勞工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國立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 究所博士論文。 趙守博，1992，《勞工政策與勞工問題》。台北：中國生產力中心。 趙彥寧，2003，〈現代性想像、跨國遷移、國界管理：中國女性婚姻移民為研究 案例〉，女學會年會學術研討會。 劉進慶，1992，《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人間。 劉梅君，2000，〈「廉價外勞」論述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38:59-90。 蔡宏進等人，1992，《我國外籍勞工可能引發的社會問題及其因應對策》。行政院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 龔尤倩，2002，〈外勞政策的利益結構與翻轉的行政實驗初探〉。《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23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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