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冷戰時期中共與美日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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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冷戰時期中共與美日安保

中共於1949年建立政權之初，中共領導人環顧當時的內部情勢以及國際勢，從自身國家安全以及政治需要的角度出發，因而在對外戰略上選擇向蘇聯「一邊倒」

政策，形成了以意識型態美蘇對抗的冷戰格局。然而，1956年蘇共20大的召開，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發生意識形態上的分歧，中蘇關係也因此而惡化。1960年蘇聯更撤除對中共的援助，中共外交戰略於在60年代是乎逐漸脫離對蘇「一邊倒」進而轉向

「反美帝、反蘇修」的戰略，1965年起中共外交更受到「左傾」思想的影響，提出世界革命戰略，使得中共在國際上一度陷入孤立狀態。1969年中蘇兩國發生震驚世界的珍寶島事件，中共在70年代又將外交戰略調整為「一條線、一大片」的聯美制蘇反霸統一戰線，視蘇聯為主要敵人並集中力量予以對付。此時又逢中美關係緩和及與日本關係正常化兩項重要契機。在1978年中共11屆三中全會後，中共在毛後時期經鄧小平主導下，確立了獨立自主的外交路線。¹自此中共外交戰略逐漸擺脫意識形態窼臼，集中力量於國內經濟建設上來，並致力於尋求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以加速現代化的建設進而實現其國家目標。本章將循上述外交戰略的演變歷程，從中共對蘇聯、美國及日本的雙邊關係出發，藉以解釋中共在各個階段中對美日安保同盟體制態度及認知上的轉變。

第一節冷戰時期中共對美日安保的評估

東西兩大集團之間的冷戰興起後，戰後的國際體系長期呈現兩極化，分別是以美國及蘇聯為首的兩大陣營，延續二戰以來的發展，在東北亞形成了美日安保同盟及中蘇友好互助同盟的兩面對峙局面。本節主要敘述中共在1950年代「一邊倒」政策及1960年代反美反蘇「兩條線」政策下的外交背景，如何發展與美日兩國的關係，

並且在此時期中探討美日安保的發展，中共對其的認知與評估。

1 中共外交戰略的 4 次演變，分別為 1950 年代一邊倒、1960 年代兩條線、1970 年代的一條線及 1980 年代獨立自主外交。張小明，｢冷戰時期新中國的四次對外戰略抉擇｣，劉山，薛君度主編，中國外交新論（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1997），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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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50年代中共「一邊倒」政策及60年代反美反蘇「兩條線」政策

（一）中蘇同盟與中美對立

1949年6月30日，毛澤東在《論人民民主專政》一文裡，正式宣佈向蘇聯實施「一邊倒」政策，大陸學者張小明對中共之所以向蘇聯「一邊倒」，提出了三項原因：

第一，東西兩大陣營形成，冷戰已經開始，中共很難採取中立立場；第二，中共政權初成立，增強國力、發展經濟，均賴大國支持和援助，沒有實現中立和不結盟的條件；第三，領導人的主觀意識，被領導人視為最符合中國國家利益，毛澤東視當時美國為中共安全的最大威脅，聯蘇抗美就成為自然的選擇。²中共向蘇聯「一邊倒」，中蘇結盟的法律形式是1950年2月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可將此視為基於社會主義意識型態而產生的聯盟取向的外交，另一方面，中共也獲得蘇聯的軍事、經濟以及技術上的支援。³

1950年6月25日韓戰爆發，聯合國決議協助南韓制止北韓侵略，基於軍事上的理由，美國政府一方面派兵援助南韓，一方面則下令中立化臺灣海峽，以防止戰事的擴大。如前所述，二次大戰後，世界劃分為東西兩大陣營。韓戰就是一場牽動兩大陣營，內情複雜，影響既深且廣的局部戰爭。在西方，對朝鮮戰爭起源的探討有過道統和修正兩大學派。道統學派認為，是史達林連同毛澤東策劃了這場戰爭，其目的在於檢驗美國遏止國際共運擴張的決心有多大；毛澤東同意史達林提出的蘇聯管西方共運、中國管東方共運的分工原則，在此前提下北京答應出兵援助平壤。傳統學派的新生代學人則爭辯說，是金日成而非史達林發動了戰爭；史達林害怕朝鮮戰爭會引發蘇美之間的直接軍事對抗，因此對金日成的主意不表熱心；但金日成一再堅持，於是史達林徵求過毛澤東的意見後便對金日成開啟綠燈。這些新生代學人認

2 張小明，｢冷戰時期新中國的四次對外戰略抉擇｣，頁 4-5。

3 ｢一邊倒｣策略使中共獲得蘇聯的大力資助，蘇聯 1950 年以 1﹪的年利率提供 3 億美元的優惠貸款，

至 1955 年，中蘇之間又先後 10 次簽訂貸款協定，蘇聯以 2﹪的年利率向中國提供約 14 億美元的優惠貸款。從 1950-1954 年，蘇聯先後三批向中國提供了 156 個成套項目配備。1955-1959 年又援助中國建設 148 個工程，雖然因 1960 年蘇聯單方面司毀合同，部分工程沒完成，但已建成的項目對提高中國工業和國防實力的作用是顯著的，而從 1949-1959 年，蘇聯、東歐國家派 8000 多名專家幫助中國，並未中國培養技術和管理幹部 7000 多人，中國還從蘇聯和東歐國家獲取 4000 多項技術資料。參閱：顏聲毅，當代中國外交（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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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的捲入乃源於它對美國武裝威脅必須作出回應。而修正學派的觀點是，在朝鮮戰爭中是韓國侵略北韓或誘使北韓入侵。修正學派的新生代學人則辯稱，戰爭的最終策動者既非莫斯科和北京、亦非華盛頓，戰爭之起因應從朝鮮的國內原素方面追查。⁴

大陸學者徐澤榮則對於中共參與韓戰有以下的觀察：⁵ 1、中國對戰爭的捲入甚早、甚深，其程度高於人們以往所知。

2、中國出兵朝鮮有三個前提條件，其中並不包括先行攻占台灣。

3、中國雖然誤以為美國會派日本地面部隊入朝，但卻正確地預測到，美國不會假道朝鮮入侵中國；此二項預測結合在一起，對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起了極大的推展作用。

4、北京曾借助外交手段企圖令華盛頓止兵於三八線，但另一方面又設計了誘敵深入的策略、希望利用敵軍登陸和北上之機殲敵，因此中國未派象徵性部隊先行入朝以警告華盛頓不要越過三八線。

5、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目標是多重的，不過並無支配北韓的意圖，這多重目標中主要的十個是，拯救北韓、打消史大林的懷疑、讓解放軍取得現代化戰爭的經驗、

用蘇製武器裝備給解放軍換裝、取得大量蘇聯援助以復興中國經濟、加入聯合國、佔領部分韓國領土以交換美軍撤出台灣等、引誘台灣國民黨軍進攻大陸以便圍殲之、消除美國以核子武器報復中國本土或中國軍隊的動機、令南北韓基本恢復戰前邊界。

6、中共對蘇聯的政治依附源于中共建國蘇俄的餉械援助，這一依附性不僅極大地局限了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選擇，而且在中國建國後希求得到大量蘇聯援助以保衛和復興國家的情況下，進一步增強了。

韓戰的發生，促使美國重新思考在亞太的戰略，1951年9月美國與日本在美國舊金山簽署「美日安保條約」，並且它和美韓防禦條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美菲共同

4 楊逵松，｢關於中國出兵朝鮮的意識型態因素｣、朴名林，｢韓國戰爭的決定過程：蘇中朝的作用｣、

林曉光，｢朝鮮停戰談判：蘇聯的作用、朝鮮的因素與中國的政策｣、沈志華，｢中蘇聯盟與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www.usc.cuhk.edu.hk/wk.asp＞。

5 徐澤榮，｢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角色｣，當代中國研究，第 2 期(2000)。＜www.chinay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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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禦條約共同形成遠東地區圍堵共產勢力的防線。⁶

1950年6月30日中共中央向軍方傳達新的方針，一方面譴責美國侵略台灣干涉中國內政，另一方面將解放台灣的時間向後推延。中共外長周恩來亦發表政府聲明，

指出：不管美國帝國主義採取任何阻撓行動，臺灣屬於中國的事實永遠不能改變；

這不僅是歷史的事實，且已為開羅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降後的現狀所肯定。

1950年11月中共代表在聯合國安理會發表談話，控訴美國武裝侵略台灣，指稱台灣是中國領土不可分割的一部分，並駁斥美國關於「台灣地位未定」的論調。12月還於聯合國所在地舉行記者會，繼續控訴美國與台灣國民政府，譴責美國積極武裝日本並質疑美國單獨對日媾和是企圖獨佔日本，進而將日本變為侵略中國的軍事基地。1954年9月3日中共砲轟金門並宣稱以武力解放台灣，企圖以此壓迫美國退出台灣海峽，但美國仍於同年12月2日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中共對台武力恫嚇不成，其後便改採和平攻勢，同時最大限度地孤立美國，於1954年日內瓦會議及1955年萬隆亞非會議後，宣示其「和平共處五原則」的精神，藉此倡導在亞太地區簽訂一個包括美國在內的「集體和平公約」，並表示願和美國坐下來談判，

藉以緩和遠東情勢。⁷

此時美國在姑息主義以及輿論的壓力下，採取一方面不附和中共簽訂所謂

「集體和平公約」，但另一方面接受與中共展開談判。1960年9月人民日報曾就美中會談100次提出社論，除了重談美國霸佔台灣的論調外，並宣稱中美會談只所以進行，是由於「美國以武力侵占了中國領土台灣而造成兩國之間的國際爭

端，這個爭端只能由美國同意放棄使用武力，同意自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出他的一切武裝力量來解決。」⁸

（二）中蘇失和

中共政權在國共內戰中得勝，蘇聯的幫助事實是不可抹滅，甚至中共政權在剛開始成立時，外交上採用一面倒策略；倒向以蘇聯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但雙方在

6 楊志恆，｢美日安保之沿革及其對台海安全之影響｣，戰略與國際研究，第 2 卷第 2 期（2000），頁 1。

7 宮力，毛澤東與中國（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1999），頁 36-40。

8 關中，美國與中共：充滿變數和矛盾的關係（台北：財團法人民主文教基金會，1992），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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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第二十屆蘇聯共黨大會上的爭論是導火線，1963 中美蘇簽訂停止部分核子試驗條約正式決裂，之後；雙方在邊界出現了一些零星的衝突，甚至到後期更 1969 珍寶島事件更是將雙方的衝突拉到了檯面，中蘇的衝突，更促使美國重新思考中共的地位、思考與中共合作對抗蘇聯的可能性。另外；赫魯雪夫貶史的行為讓崇尚史達林式的蘇聯路線的毛澤東感到不安，毛澤東和赫魯雪夫的衝突，從相互批評修正主義與教條主義的文攻、撤援、到邊境衝突，共產主義意識型態內部的鬥爭，逼毛澤東必須走出自己的路，失敗的左傾三面紅旗路線，接著三自一包不利的經濟措施，無濟事的四清、社會主義運動的意識型態運動，陷入權力鬥爭的領導班子，引爆狂熱文化大革命；此時反應在外交上作為是既反美也反蘇。⁹

在 1949 年-1956 年階段，中共所採行的主要是「一邊倒」政策，毛澤東在 1949 年訪蘇聯時，與史達林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獲得蘇聯經濟、技術的援助，象徵中共在建國之初，選擇了結盟的外交政策，之所以提出一邊倒向蘇聯的政策，除了直接獲得蘇聯在建國初的大力援助外，另一方面可視為對美國軍事的威脅、

政治的孤立及經寄得封鎖所做出得回應。¹⁰為了表示對蘇聯的友好，毛澤東於 1950 年派遣志願軍參與韓戰，與美國對抗，以示效忠蘇聯陣營。中共的參與韓戰，等於公然向美國宣戰，並徹底粉碎了美國企圖拉攏中共抗蘇的幻想，而美國也轉而將中共定位為共產集團的一員。在此認知基礎上，美國與中國大陸周邊的國家進行同盟防禦工作，而美日安保正是此一同盟的主軸核心。而到了 1956 年-1960 年，是中蘇同盟裂化的時期，其原因在於 1956 年毛澤東赫魯雪夫發動貶史達林運動，並對西方世界提出和平共存的政策，1957 年毛澤東出席在莫斯科舉行的共黨大會時，批評蘇聯為反修正主義，從此中共與蘇聯的矛盾逐漸表面化。¹¹

而以下分析 60 年代中蘇衝突的主要因素：¹²

9 請參閱曲星，中國外交 50 年（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10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年上（台北：聯經出版社，2001），頁 543-551。

11 此時期中蘇的衝突包括 1958 年長波電台與聯合艦隊事件，同年中共發動八二三砲戰，蘇年對於中共的激進政策並不支持。1959 年，中印邊界發生衝突，蘇聯也保持中立。1960 年，蘇聯更趁中共大躍進失敗，從大陸撤回專家、撕毀專家合同及廢除科學合作項目。最後則是在 1969 年發生珍寶島事件，雙方關係由分歧、爭執、破裂而發生武裝衝突。參閱李英明，張亞中著，中國大陸與兩岸關係概論（台北：生智出版社，2000），頁 137-138。

12 從進，曲折發展的歲月 2（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頁 32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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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識型態的衝突：1956 年，蘇聯總書記赫魯雪夫在黨代表大會上做了一篇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對前蘇聯領導者史達林進行批判，而在此之後，

赫魯雪夫就決定修正蘇聯的外交政策，提出了所謂的修正主義和和平共存的理念，提倡與西方資本國家和解，而這一些舉動，自然令中國共產黨認為蘇聯已經違背了共產主義的理想，因此，中共公開的對蘇聯進行批判，因為中國共產黨堅持共產主義和世界革命的理念，中共與蘇共正式決裂。

2、對波匈事件的看法：中共對蘇聯的批評，不只限於史達林問題，還包括蘇聯同東歐國家關係上的錯誤，蘇共二十大之後，蘇共領導人面對著一個重大的麻煩，是波蘭和匈牙利問題，在 1956 年 6 月 28 日波蘭國內發生波茲南事件，此次遊行雖然工人強調的是經濟工作的缺陷造成多數職工工資下降，但實質是對史達林社會主義模式的不滿和對抗，同時表達對政治和經濟改革的強烈願望。之後蘇聯又懷疑波蘭要脫離社會主義陣營，於是對波黨進行干預，但此時中共對波蘭事件則有不同看法。其後匈牙利發生匈牙利事件，中共對此兩件事看法則認為，波蘭是是非問題，匈牙利是革命與反革命問題，處理事情要有不同方針與對策。

3、國際上口頭論戰︰在 1957 年莫斯科會議上，蘇共赫魯雪夫等人對毛澤東講話內容不滿意，還有關於核戰打起來世界人口死掉一半的看法，因為那時蘇聯的口號是想著如何避免戰爭；1958 年 3 月，南共聯盟發出南共七大綱領草案，蘇共領導人赫魯雪夫則對此綱領提出批判，並想要徵得中共的同意支持，但中共基本上抱持著不同的看法。接著赫魯雪夫同美國總統艾森豪在華盛頓大衛營會談，隨後帶著美蘇交易的需要，要求中國共產黨服從其戰略上的要求，在當時的國慶宴會上，赫魯雪夫即席講話四十分鐘，宣傳美蘇會談的大衛營精神，努力表現出願意改變對西方戰略方針，並要中國不要用武力去挑戰資本主義的穩固性；1960 年 2 月華沙條約國政治協商會議上的矛盾和中國紀念列寧的 3 篇文章發表，中蘇兩黨分歧擴大，隨即發生蘇共領導人在 6 月布蓋理斯特會議上對中共搞突然襲擊事件，此事件發生在羅馬尼亞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蘇共中央在當時的會議攻擊中共，使中蘇矛盾更為加深。

4、長波電台與共同艦隊之爭︰在 1958 年 4 月，蘇聯國防部長致函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提出在中國建立於潛艇艦隊海上通訊聯絡用的長波電台，蘇聯出費用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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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盧布，中國出 3000 萬盧布，建成後歸蘇聯控制。同年 7 月，蘇聯又提出和通國建立中蘇共同艦隊，此兩件事項均設籍中國主權問題，中共中央堅持不讓，毛澤東也表示強烈反對。

5、在雙方技術合作方面︰在 1959 年 6 月，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當時蘇聯與美國西方等國家正在日內瓦談判關於進只試驗核子武器的協議，害怕西方國家知悉蘇聯正在新技術方面支援中國，為此理由與爭取和平，緩和國際局勢，從而單方面撕毀在 1957 年 10 月 15 日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到了 1960 年 7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蘇聯撕毀計畫合約和撤走在中國的蘇聯專家 1390 名，並終止派遣專家 900 名，對當時中國的國防、經濟、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等影響甚大。

6、在關於中印、台海衝突和珍寶島事件上︰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由於印度趁中共在解放西藏時，侵犯中國的疆土，導致中共和印度發生武裝衝突，而蘇聯為了自身南邊戰略的需要，較為偏倚印度；在 1958 年發生的台海 823 炮戰，由於蘇聯不希望捲入和美國的戰爭，從而引爆另一次世界大戰，因此不贊成中共此次的攻擊行為；1969 年，中蘇在邊界問題上發生珍寶島事件，爆發嚴重軍事衝突，也使得中蘇走上敵對狀態。

1956 年蘇共二十大之後，總計雙方有三大分歧，第一為對史達林的評價；第二為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最後為美蘇的緩和戰略。其前三點為國際性因素，在國內性因素方面，也由於毛澤東選擇一條跟蘇聯模式不同的道路，而使其雙方關係漸行漸遠。

（三）60年代反美反蘇「兩條線」政策

在「反美反蘇」兩條線的時期，中共對蘇關係持續惡化，與蘇聯儘管保持著形式上的聯盟，但實際上卻逐漸從盟友關係轉變為敵對關係。而中共則與美國持續處於敵對的狀態，因美國直接捲入越戰致使中美雙方的緊張關係升高至間接地軍事對抗中。在中蘇分立、中美對抗的背景下，意味著中共實行「一邊倒」戰略的國際條件以不復存在。由於陷入孤立狀態中，1960年底、1961年初在毛澤東提示了中共的對外戰略逐漸從「一邊倒」轉向「反帝、反修」的「兩條線」戰略。1966 年文化大革命運動展開，中共將自視為世界革命的中心，展開所謂「造反外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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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運動發展至最頂端的時期，中共甚至幾乎召回所有的駐外大使，不惜犧牲外交利益來滿足國內的政治鬥爭需求，中共此時的外交處境也當然限於孤立狀態。¹³

（四）1950、60年代中日關係

戰後初期，日本的外交政策乃依盟軍的政策，朝中立化的方向發展。而對日本戰後外交政策有極大影響的吉田茂首相，其自1946年至1954年底兩度出任首相，

任期前後長達7年，其於任內所訂下的外交基本原則，自然成為繼任者遵循的信條，

由於吉田茂以「富國輕兵」為日本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實行對美一邊倒，搭美國的順風車，並以求先發展經濟為前提。因此在對外關係上常與美國同步。日本在吉田茂主政下，雖基於安全的考量選擇做美國忠實的盟友，但吉田茂個人對中共此政權卻抱持著與美國不同的看法，因而採取了政經分離的原則，即雖然在外交上日本與美國一致承認中華民國，但從「第一次吉田書簡」的內容中可知，對媾和之後的日本來說，其與中國大陸的關係實乃最重要的外交課題。雖然日本在外交上追隨美國的腳步，但在不同的時期、不同的情勢下，常出現不同的情況。¹⁴

相對於美國自1950年至1972年對中共實行長達20多年的禁運，日本則是與中共逐漸展開經貿往來，自1951年至1954年止，中共與日本就簽訂了兩次的貿易協議，

而日本方面也由官方的外務省放寬禁令，制定「政經分離」的對中外交原則。通產省於1953年1月首度解除對中共的禁運，其後又於7月由國會通過了「日中貿易促進決議」。由此可見日本有別於美國，在經貿方面與中共維持著一定程度的良好互動關係。特別是日本鳩山內閣上台後，中共與日本民間交流活絡，1955至1956的一年間，中日兩國民間或半官方的協定就多達十幾個。

在中共與美國關係在韓戰後持續僵持此一背景下，中共也根據毛、周的指示，

開始形成了一個對日政策的總方針－發展中日兩國人民之間(不是政府間)的友好關係，孤立美國，間接地影響日本人民，給日本政府施以壓力，迫使日本改變對中國的關係，逐步實現中日關係正常化。1954年底吉田茂下台，日本改由鳩山一郎執政，

13 元成章，｢中國對外戰略的確立與調整｣，劉山，薛君度主編，中國外交新論（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1997），頁 40-44。

14 翁昇耀，冷戰後中共因應美日安保同盟之對策（台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2003），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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鳩山表示要發展與中共的關係。中共見此形勢，便由中聯部部長王稼祥主持起草一份對日政策的綱領文件，經總理周恩來批示後交付政治局討論。1955年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了一份名為「中共中央關於對日政策和對日活動的方針和計畫」

的文件，此文件可說是中共第一個全面對日政策的重要文獻。

當中確定了一些對日政策的基本原則如下：¹⁵

1、主張美軍從日本撤退，反對美國在日本建立軍事基地，反對重新武裝日本和復活軍國主義；

2、根據平等互利的原則，爭取改善中日關係，逐步達到外交關係的正常化；

3、爭取日本人民，建立中日兩國人民的友誼，對日本人民的處境表示同情；

4、給日本政府以壓力，孤立美國，以迫使日本政府改變對中國的關係；

5、間接地影響和支持日本人民反美和要求日本獨立、和平、民主的運動。

日本政府歷經鳩山一郎(1954年12月始)以及石橋湛山(1957年2月止)兩任內閣以來，

與中共經貿關係互動良好，中共亦以上述對日政策方針的文件為基礎，廣泛地與日本民間產業各界展開友好的互動，更在鳩山內閣期間與日本展開了官方的正式關係。

1957年2月，岸信介就任日本首相。就在中日關係逐漸步上軌道之際，岸信介的上台卻為中日關係帶來低潮。岸信介一上任後就提出外交三原則，一改鳩山、石橋時期的親蘇親共的態度，而採行親美、反共的外交政策。同年6月2日岸信介訪問中華民國，並公開表示支持中華民國收復大陸。此舉引發中共強烈不滿，中日關係此時陷入緊張。就在雙方關係緊張之際，1958 年5月2日又發生了「長崎扯旗事件」。

中共要求日本懲兇並賠罪，但日本政府並不予理會。此舉引發中共震怒，並於1958 年5月12日宣佈停止一切對日貿易，中日關係陷入空前低潮。¹⁶

1960年7月，池田勇人出任日本首相。他在就任首相後的第一次記者會上指出：

「對中國的政策，我認為沒有必要和美國採取完全雷同的態度」。「現在可以和中國大力發展經濟、文化的交流」。池田勇人在外交政策上深化了岸信介內閣以來所推動的「經濟外交」。池田勇人所推行之「經濟外交」即是在政治上保持其資本主義陣營中之一員，在聯合國與美國步調一致，但在經濟上卻大量向共產國家輸出。

15 何思慎，戰後日本對懷政策之研究（1945-1997）（台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98），頁 32-52。

16 林金莖，戰後中日關係之實証研究 (台北：中日關係研究會，1984 )，頁 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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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池田勇人在政治上雖然對中共持謹慎的態度，甚至公開反對共產黨；但另一方面卻又大力與中共進行經貿交流，雙邊經貿關係因而大有進展。¹⁷

1960年8月，周恩來提出貿易三原則作為恢復中日經貿關係的基礎，貿易三原則是：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個別照顧。同時，此時期的中共，因正值從「大躍進」

運動所造成的危機中開始恢復，極需輸入發展工、農業所需物資，而當時中蘇交惡，

兩國之間的貿易也隨之降溫，因此中共體認到與日本發展貿易的重要性。在雙方彼此積極促成之下，雙方簽訂「中日兩國民間綜合貿易備忘錄」，中日關係的進展也因而推進了一大步。1963 年，中共成立中日友好協會，以作為中日關係中民間交流的對口單位。1964 年8 月，中日雙方更互設貿易代表機構，中日關係此時已處於半官方狀態。之後，中日貿易除了受到中國大陸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導致1967~1968 年雙邊貿易額停滯外，一直是呈現增長的趨勢。¹⁸

二、中共對 1950、60 年代美日安保的評估

日本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在二次大戰結束後，西方民主國家由於擔心日本軍國主義及極端民族主義會再次興起，於是以美國為首的盟國便在日本實施一連串的社會與政治改革，企圖推動日本成為永久中立國。甚而在 1946 年 11 月頒佈了一步以國民主權、象徵天皇制、和平主義與放棄戰爭為特色的「和平憲法」。因此，

在 1947 年之前，美國對日本之政策主要關注的焦點是政治和體制方面的問題，其中又以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為最重要。然而，1949 年 10 月，蘇聯在東亞地區支持北韓與中共政權的建立，使得美、蘇之間的冷戰情勢急遽升高，並且牽動了美國戰後對東亞的政策方向。美國對於日本的角色也有了不同的看法。美國不再企圖改造日本，

反而希望有一個強大的日本可以協助其防衛太平洋，抵禦共黨國家的擴張，於是，

美國在歐洲「圍堵政策」便漸漸經由對日本角色的考量轉變擴展到亞洲地區。¹⁹

17 韓念龍，當代中國外交 (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年)，頁 204。

18 何思慎，戰後日本對華政策之研究（1945-1997），頁 63。

19 Susanne Feske, “The US-Japanese Security Alliance: Out of Date or Highly Fashionable?,”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 Affairs, Vol.6, No.2 (1997), pp.430-431.

(11)

1、1951 年的美日安保條約 ²⁰

美國在 1945 年到 1952 年這段佔領日本的期間內，承擔了防衛日本的主要責任，

因此，美國在日本派駐軍隊，並且管理日本的海、陸、空基地。1950 年 6 月爆發的韓戰，使得美、蘇冷戰激化，也使日本從一個美國佔領下的戰敗國轉而成為美國在東亞地區的主要盟國。韓戰爆發後，日本首相吉田茂在美國政府的要求下，成立了日本國家警察預備隊以及保安隊。而吉田茂也相信「美國協助防衛國家的軍事安全，

日本可以全力發展經濟。」於是，在 1951 年 9 月，吉田茂首相便與美國正式簽署了

「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正式確立了美、日之間的同盟關係，也奠定了半個世紀以來美、日進一步合作的基礎。²¹

1951 年的首次美日安保條約，就美國而言，主要的考量乃是國際情勢的轉變。

就當時的國際局勢來看，美、蘇兩極體系對峙現象浮現，北韓與中共政權的建立與韓戰的爆發，都象徵著共產集團的擴張與東亞地區安全的不穩定，因此，為了防止情勢的再惡化，美國政府只好將與日本的關係提昇為同盟關係。另一方面，日本同意加入安保架構的原因則主要放在國內因素的考量。二次戰後，日本國內的經濟不振，軍事力量也相對薄弱。因此，與美國發展更密切的關係，就成了日本政府最好的選擇。如此一來，日本可藉由美軍的保護，專注於國內經濟的重建，另一方面，

也可因為與美國關係的改善，進一步提昇國際地位，進而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架構之下，發展對外貿易市場。

美國與日本在 1951 年除了簽訂了「美日安保條約」之外，尚簽署了一份「關於實施安保條約的美日行政協定」。在這兩份文件之中，對於日本與美國雙方的權利與義務的規定相當模糊，其中更規範了美國不但可鎮壓日本境內的內亂，為了維護遠東的國際和平與安全，更可以不經事前與日本協議而出動駐日美軍，並可以任由美國單方面決定將核武運入日本。這些規範明顯地干預日本的內政，自然引起日本國內相當大的爭議。

1951 年美日安保條約全文共有五條，內容大致如下：²²

20 楊永明，｢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政治科學論叢，第 9 期（1998），頁 275-304。

21 蔡增家，｢美日安保條約的政經意涵與制度的調適｣，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9 期（1998），頁 8。

22 楊志恆，｢美日安保之沿革及其對台海安全之影響｣，頁 6。

(12)

（一）日本給予美國在和約與本約生效後於日本國內及其周圍駐紮陸海空軍的權力，這些部隊將用以協助保衛遠東的和平與安全，並為日本的安全對抗外來的武裝進攻，包括應日本政府緊急要求去平定日本國內由於外來的一國或幾國的煽動或干預所引起的大規模暴動和騷亂。

（二）未經美國事先同意，日本不得將任何基地或有關基地之駐防、演習或陸海空軍轉運之權力給予任何第三國。

（三）美國武裝部隊駐紮在日本國內的細則，由美日兩國政府簽訂的行政協定規範。

（四）本條約於美日兩國政府將來認為已有聯合國的相關安排付諸實施；或有其他個別或集體的安全部屬，並由聯合國或其他方面提供得以滿足保衛日本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時，即應失效。

（五）本條約應由美國和日本批准。並將於在華盛頓互換批准之日起生效。

2、1960 年的美日相互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

1951 年的「安保條約」既然在日本國內引起爭議，反對人士認為日本在條文的規範下，日本沒有防衛美國的義務，只單方面的接受美軍防衛，因此日本無異形同是美國的保護國。由於感受到國內對於「美日安保條約」不滿情緒的升高，岸信介政府執政後，便將修改「美日安保條約」的工作列為其外交工作之首要。於是，在 1960 年 1 月 19 日，美國國務卿霍特與日本首相岸信介在華盛頓進一步修訂「美日安保條約」，共同簽署「美日相互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²³

新條約雖然取消了舊約中美軍得以鎮壓日本內亂等引起爭議的條款，但仍然有引起日本國內爭議的條款。例如新約中的第五條規定「各地約國認知到當日本統治施政下之領域中任一方遭受到武力攻擊時，應被視為同樣危及本國和平與安全，依本國憲法之規定與程序，將採取因應共同危險之行動。」依據日本的和平憲法規定，

日本的自衛權只限於防衛日本主權可到達的領土，所以，根本就無法承諾防衛美國。

換言之，日本仍然是在美軍的保護之下，而日本最多只能防衛在日本領土內之駐日美軍。此外，新約中的第六條規定了「為了對日本的安全有所貢獻，以及維護遠東

23 戰略問題研究學會，戰後世界軍事史 1945-1969（東京：原書房，1970），頁 612。

(13)

的國際和平與安全，美國被允許得使用其在日本境內的陸、海空軍設施與地方（基地）。」美軍擁有使用基地的權力後，或多或少都對日本主權造成損害，而第六條中對於「遠東地區」的定義模糊不清，更成為日後主要的爭議點。²⁴

就條文內容而言，新舊條約的相同點為：（1）許可美軍使用日本國內的設施和地區；（2）美軍常駐日本；（3）美軍不只是為了日本的安全，而且為了遠東的安全也可以使用日本的設施和地區等。相異點是：（1）明確了與聯合國憲章的關係；

（2）明確了美國防衛日本的義務；（3）明確了在日本行政權管轄下的領域內，日本保衛美國的義務；（4）在服從日本憲法規定這一保留條件下，規定了逐漸增加自衛力量的義務；（5）擴大了協商的範圍，即使對條約的實施或在遠東安全發生威脅時也可以進行協商；（6）確定了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合作；（7）條約有效期規定為十年，並規定其後在廢除時要事先通告；（8）新規定了事前協商制度；（9）明確了沖繩、小笠原與條約的關係；（10）刪除了內亂條款等。

針對此時期美日安保同盟體制，中共基於反美帝的意識形態，同時出於其與美國在諸如1、台灣問題；2、朝鮮半島問題；3、禁運問題；4、不承認問題；5、聯合國問題；6、戰爭威脅問題等等現實國家利益的考量，在視其主要敵人美國以及作為其屬國的日本為假想敵的情況下，美日安保同盟體制遂成為中共批判美帝及日本的一個催化劑。1951年美日安保條約成立之際，中共方面即認為此一條約的目的是美帝試圖將日本重新武裝並納入其亞太圍堵戰略一環，並以中蘇共為假想敵的具體展現。中共評估此約不但造成重新武裝日本的後果，再者對中蘇以及亞洲國家造成安全上的威脅，更甚著是日本無論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皆成為美國的附庸。²⁵而在1960年代後期，中共國內開始實行文化大革命，並展開所謂「造反外交」，與美日兩國的關係也降至冰點，因此中共對60年代時期的美日安保體制也抱著強烈敵視的態度。

24 楊永明，｢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頁 278-279。

25 Wang Jianwei and Wu Xinbo, “Against Us or with Us?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of America’s Alliance with Japan and Korea, ” in America’s Alliance with Japan and Korea in a Changing Northeast Asia Project Discussion Paper,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May 1998), p.6.

(14)

第二節中美和解與中共對美日安保的評估

1970年代，因國際局勢的轉變，美國在亞太戰略上也有了重大的轉變，除了美日安保體制以外，尼克森主義的發表以及訪問中國大陸，表明美國所採取的政策是與中共改善關係來阻止蘇聯在亞洲的擴張。1972年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對中國歷史性的訪問，標誌著中美關係開始的一個新紀元，這是中國共產黨從1949年掌握政權以來，兩國第一次建立高層的官方接觸，兩國也從對抗轉向合作。而中共則在1960 年代末期與蘇聯決裂之後，面對蘇聯霸權主義的威脅之下，透過1972年的「上海公報」以及1978年的「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積極的與美日合作，以對抗蘇聯的威脅。

本節將分析中美和解與中日建交的背景與過程，並試圖描繪出中共對此時期的美日安保的評估。

一、中美和解與中日建交

（一）中美和解

綜觀整個中美關係正常化而言，在當時國際形勢方面：（1）蘇聯的實力增長迅速，以致於形成美蘇均勢。1962 年古巴飛彈危機之前，美國的戰略核武器能力無論在質或量均佔明顯優勢，洲際導彈數量美蘇的比例是 294 枚對 75 枚，潛艇發射的洲際導彈的比例是 144 枚對 0 枚。而到了 1970 年，蘇聯擁有 1300 枚洲際導彈，從數量上超過美國的 1054 枚。美國已經徹底喪失核優勢。（2）美國的西歐盟國和日本的實力和獨立性增強。在外交政策、關稅、貿易限額，西歐和日本同美之間的競爭和相互排斥越來越多。（3）越戰使美國陷入空前的困境，在尼克森時期，美國必須負擔 54 萬軍人在越南的支出。就美國國內層面而言：（1）在 60 年代中期以後，美國龐大的戰爭開支使美國財政赤字逐年擴大。1968 年美國赤字已達 605 億美元，1968 年美國貿易順差僅 8.4 億美元，與 60 年代初期的 54 億美元對比懸殊。1969 年 11 月至 1970 年 11 月，美國經歷了戰後第五次經濟危機。（2）而越南戰爭也引起美國國內的強烈反對。1965年，民意調查顯示25％的人認為美國介入越南是一個錯誤.。

(15)

到了1968年持此種看法的人數已達50％。²⁶而在此種國內外的情勢下，美國因而展開與中國的交往。

1969年7月23日，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在訪問東南亞各國的前夕，於關島發表了著名的「關島宣言」(The Guam Doctrine)，說明亞洲各國應為自身的安全負起責任，美國今後的支持與援助將以經濟領域為主。此外，在共產與非共國家集團間對立問題方面，尼克森提出了以談判代替對抗，而此即著名的「尼克森主義」

27。尼克森主義是美國全球和解政策的一環，也是美國面對亞洲新權力架構的基礎。

1960 年代末期，圍堵政策一方面由於戰略武器的發展，致使美蘇兩國極力避免核子戰爭發生的危機；而另一方面，由於中蘇共的交惡及越戰所引起的反戰思潮，美國在試圖擺脫此一困境下，因而有尼克森主義的提出。尼克森主義在對中國外交政策部份，乃是撤銷對中共圍堵的政策，不再孤立中共。而且由於中蘇之間的關係分裂，

美國同時也想拉攏中共來對付蘇聯，中美關係逐漸由對立過渡到和解。²⁸

中美關係的和解可以說是中蘇關係決裂的產物。1969年3月蘇聯入侵黑龍江口珍寶島，中蘇共的武裝衝突益增中共與美國接近的決心。1971年4月，中共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雙方展開劃時代的「乒乓外交」。而季辛吉於1971年7月9日及10 月20日兩度密訪北京，為美國總統尼克森的訪問中國鋪路。²⁹1972年2月21日，尼克森總統正式訪問北京，雙方簽訂了《上海公報》。雙方聲明，「美國認識到台灣海峽兩岸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政府對這一立場不提出異議，並重申美國對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決心。」1978年12 月16日，中美雙方發表《建交公報》，宣佈兩國於1979年1月1日起正式建立外交關係。在建交公報裡，美國政府表示，「美國將通知台灣結束外交關係，美國與中華民國的共同防禦條約也將按照條約之規定予以止。」此時期中共與美國、日本的關係達到二次大戰後最高峰，1979年蘇聯入侵阿富汗，中共呼籲在國際上要組成一個最廣泛的反蘇統一戰線，美國與日本成為中共反蘇的重要爭取對象。

26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1999），頁 354-355。

27 尼克森主義內涵包括：（1）美國保持實力地位，也信守承諾，不再派遣部隊至國外參加地面作戰；

（2）美國與盟邦維持夥伴關係，由盟國分擔安全責任；（3）倡言以談判代替對抗，所謂談判主要是以莫斯科和北京談判。

28 陳志奇，戰後美國對華政策之蛻變 (台北：帕米爾書局，1981 )，頁 182。

29 趙建中，美國與中共關係（台北：黎明文化，1976），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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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日關係正常化

1960年代末期中蘇關係惡化，致使中美兩國展開和解，1969年7月，尼克森總統在訪問亞洲的前夕發表尼克森主義。中美兩國並於1972年於上海發表「聯合公報」，

1979年1月1日雙方關係正常化。隨著國際情勢的轉變，日本也尋求與中國改善關係，

日本首相田中角榮（Kakuei Tanaka）表示：日本不僅需要「美日安保體制」，也需要與中共的友好關係。³⁰1972年9月25日，田中角榮首相率領外相大平正芳（Masayoshi Ohira）及相關官員訪問北京，並於9月29日發表「中日聯合聲明」，宣佈與中共建立外交關係。而1978年8月日相福田赳夫（TakeoFukuda）與中共更簽訂「中日友好和平條約」，其中包括中共所希望的「反霸」條款（antihegemony clause），並將釣魚台之爭論擱置。另外，中日兩國也在友好和平條約中表明要在平等互惠、和平友好的基礎上發展兩國關係。³¹

中共與日本建交談判過程中，對於美日安保的問題採取低調處理的方式，周恩來對此曾表示：「中共與日本關係友好但不排斥他國，對第三國關係、美日安全條約，中共雖有意見但可以不觸及，因為這是日本的事務。」³²甚至根據當時兩位訪問北京的美國眾議員表示，周恩來還曾經私下對他們表達美國軍隊續留亞洲以維持此地區的穩定。而1978年8月中共與日本簽定的「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當中載入的「反霸」條款，雖然條約強調不針對第三國，但是其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蘇聯，反蘇成為中共與他國發展關係的標準，³³1978年10月副總理鄧小平訪日，在與日本首相福田糾夫會面所發表的談話中，包括對於美日安保條約日本加強防衛力量的外交政策表示理解。³⁴

關於恢復邦交，中日兩國各有其需要及考量。首先，日本見蘇聯軍事力量迅速擴張，且北方四島問題的爭端持續存在，因而將蘇聯視為主要威脅，與中共建交的利益非僅止於經濟，「聯中制蘇」的安全效益也是重點之一；再者，中共於1971年 10月在聯合國取得代表中國的合法席位以及安理會常任理事國地位，因而不得不正

30 田中明彥，日中關係 1945-1990（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1），頁 76。

31 王升，｢世紀之交：中日關係的回顧與展望｣，日本學刊，第 2 期（1999 年 4 月），頁 7。

32 吳學文等著，當代中日關係（1945-1994）（北京：時事出版社，1995），頁 187。

33 張暄，當代中日關係四十年 (北京：時事關係出版社，1993 )，頁317。

34 邱坤玄，｢中共對冷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東亞研究，第 35 卷第 2 期

（2004），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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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中共國際地位提高的現實；加上1972年尼克森訪中以及「上海公報」的發表，美國的「越頂外交」在日本引起了極大震撼，與中共開展關係正常化已不能不被考慮。

自1965年起日本對美貿易出現了首次順差，越戰中日本未依美國的期望提供援助，

眾多因素下造成美日貿易發生摩擦，因此爭取中國龐大的市場，對日本有利。³⁵而中共首先則考量到在三面受敵的情況下，蘇聯被認定為主要威脅，與日本建交可牽制蘇聯；其次，中共認為與日建交可對美日關係產生一定的制約效果；透過談判與日本達成在台灣問題上的解決，利於其統一目標；最後則是改善對日關係，可穩定其週邊及東北亞局勢。而這也因此讓中共對於此一時期的美日安保體制由敵視轉為較為友好的態度。

（三）上海公報與建交公報

1972 年 2 月 21 號中共與美國發表《上海公報》，日本也於同年 9 月 29 日與中共建立外交關係。日本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為一合法政府。1979 年 1 月 1 日，美國與中共建交，之前兩國互相簽訂《建交公報》。美國算是繼英國（1949）、

法國（1964）、日本（1972）後與台灣斷交的最重要的一個西方國家及最後一個安理會的常任理事國。但同年 4 月美國國會基於「為維護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安全與穩定，並持續維持美國人民與台灣人民的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制訂了《台灣關係法》，作為維持與台灣交往的依據。1982 年美國又基於為應許中共逐年減少對台軍售而簽署了《聯合公報》（即八一七公報）。³⁶至此，《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台灣關係法》和《八一七公報》所形成的「三公報一法」，構成了美國對兩岸關係的基本架構。

1972年2月的中美《上海公報》中，中共方面主張「台灣問題是妨礙中美兩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台灣的解放，是中國的內政，外國並無干涉的權利」；

並對美國要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從台灣撤除一切

35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新中國外交風雲(第三輯) (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1994 年)，頁134。

36 1981 年，美國總統雷根準備出售先進的 FX 戰機給台灣，1981 年 9 月 30 日，葉劍英宣布葉九條後，中共認為，美國繼續軍售台灣將只會增加中共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的難度，並表示因此有可能降低與美國的關係，中共方面的要求是，五年內完全停止對台軍售。雙方自 1981 年 12 月 4 日起開始談判，1982 年 1 月 11 日，雷根政府決定不出售高性能戰機給予台灣，但同意延長在台灣 F-5E 製造的計畫。中美於 1982 年 8 月 17 日達成了《聯合公報》，即所謂的《八一七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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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裝力量與軍事設施」。但美國表示，美國認知(acknowledge)到「台灣海峽雙方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未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領土」的立場。美國並表示「美國政府重申，美國政府關心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明確表明反對中共以武力解放台灣的立場，於是，「台灣問題」的解決乃延緩到美中兩國關係正常化才得處理。³⁷

1978年的《建交公報》中，就美國的英文版本而言，美國政府雖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為一合法政府」，但還是僅「認識到（acknowledge）中國的立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但是同樣一份《建交公報》，中文版本卻是寫到，美國重申「承認中國的立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雖然英文文件用 acknowledge，中文文件卻用「承認」，美國在簽署《建交公報》時也沒有對這種不同法律意義的文字敘述表示異議，使得未來在解釋公報拘束力時，

保留政治需要的空間，也就是「承認」與「認識到」可以是一樣，也可以是不一樣。

38 1972 年《上海公報》及 1978 年《建交公報》架構出此時期中美和解的基礎，此時期中共領導人默認此一架構的原因在於：³⁹

1、美國已認同一個中國，並在「中美建交公報」中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兩岸的外交戰上北京認為已贏得最重要的勝利，並有信心在未來逐步迫使美國完全放棄對台的安全承諾；

2、中華民國政府也認同一個中國，並在國際社會繼續堅持與北京「漢賊不兩立」的立場，紓緩了北京對台北尋求兩岸永久分裂的憂慮；

3、在兩岸中國代表權之爭上，北京有信心完全壓服台灣。也就是說，北京認為時間對它有利，故此可讓台灣問題的解決再拖一些時日；

4、中共需要美國抗衡蘇聯之心絕不亞於美國需要中共，中共願意為此妥協，暫時接納美國對兩岸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彼此紛爭的堅持。

37 平松茂雄，｢台湾の安全保障をめぐる米中日関係｣， < http://www.wufi.org.tw/jpn/hiramatu.htm >。

38 施燕華，｢淺談中美建交公報的翻譯｣，中國翻譯，第 25 卷第 1 期（2004），頁 60-61。

39 王家英，「『一九七二年架構』的鬆動解體與北京的對策」，未來中國網站，

< http://www.future-china.org.tw/csipf/activity/19991106/mt9911_10.htm#1972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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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78年美日防衛合作指針與中共「美日安保」觀之形成

（一）1978年美日防衛合作指針

1978年年11月，美國與日本通過「美日防衛合作指針」（Guidelines for U.S.- 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在此一指針中共包括了三個部份：防範日本受到侵略於未然的準備、日本遭受武力攻擊時的因應、以及日本以外的遠東事態對日本的安全有重要影響時，美日之間的合作。⁴⁰

在防範侵略的部份，美日安保指針規定美日雙方應該共同研究作戰計畫，並適時實施必要的共同演習與共同訓練。在因應武力攻擊的部份，美日安保指針規定，

美日雙方應該設立自衛對與美軍的協調機關，並對情報活動、部隊移動及後勤等項目制定共同的基準。此外，亦指出日本對於小規模的侵略應以其本身的力量加以排除，若真有排除困難，則美國才出面協助。此外，指針中也規定，日本將封鎖宗谷、

清津和對馬三處海峽，以防堵蘇聯太平洋艦隊利用這些通道進入太平洋。

美日安保指針的第三部份規定美日雙方應盡早針對遠東事態發生時，日本給予美軍共同使用基地等提供美軍行動上便利的事項相互研究。但，上述事項卻不得違反美日安保條約與其他相關法令的規定。由此可見，日本政府對於遠東地區發生緊急事態時日本究竟該扮演何種角色的問題感到相當猶豫，日本不僅想要扮演符合美日同盟的戰略角色，也必須顧及日本和平憲法的限制，這種矛盾在安保指針中模糊的協議文字表露無遺。⁴¹

1978 年的美日共同防衛指針不但提供了美日兩國進一步防衛性合作措施，更重要的是，這項指針提供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基地和軍事存在的基礎。美日雙方為了使安保指針在運作上更有彈性，且向該區域其他的國家宣示兩國之決心，於是兩國行政部門以行政協議（administrative agreement）的方式共同簽署，而不是以條約形式達成協議。

40 戰略問題研究會，戰略世界軍事史 1974-1980 年（東京：原書房，1981），頁 426。

41 Koji Murata, “Japan’s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Allian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Guildline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 Paper pr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Asia-Pacific Security Forum, Taipei, Taiwa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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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美日安保」觀之形成－1970 年代

而根據之前的研究，在中美和解與中日建交的時期，主要包含三項主要的認知：

421、第一項認知：與美日兩國組成統一戰線對抗蘇聯

1956年蘇共二十大之後，中蘇的意識型態衝突日益嚴重，1969年中蘇國境發生

「珍寶島」局部軍事衝突事件。雙方在意識形態上的不一致，最終升高爆發成軍事對立的狀態，致使1970年代中共決心聯合他國力量共同對抗蘇聯。

1970年代，中共將蘇聯明確視為主要敵人，與美國改善關係以牽制蘇聯。1969 年3月至10月毛澤東與中共高層即依據國際形勢擬定中共對外政策的調整方針，得出了美帝、蘇修單獨或聯合發動對中戰爭可能性不大，以及蘇聯對中安全威脅較大並伺機接受與美國恢復中美大使級會談等等結論。中共進行此一重要戰略調整的背景，正值美國欲脫離越南戰場以便對內消弭反戰情緒、對外集中力量對付蘇聯的契機，中美雙方領導人均釋出善意，最後促成了1972年尼克森訪中並簽署「上海公報」。而此時期更與日本關係大幅改善，1972年9月29日，日本發表「中日聯合聲明」，宣佈與中共建立外交關係而1978年8月日相福田赳夫（TakeoFukuda）與中共更簽訂「中日友好和平條約」，此時期中日兩國不僅在政治上的關係良好，雙邊經濟的發展也大幅改善。⁴³

2、第二項認知：對日本軍事大國化的「瓶蓋效用」說

我們可以從美日安保的發展來看，雖然美國與日本之間的同盟關係從 1951 年以來，就有美日安保條約作為保障。然而，一旦危機真正發生，美、日兩國卻無法僅根據條約中模糊的條文即有所因應，因此，美、日之間並沒有一個形式化的機制可用以制定具體的行動準則。此外，日本政府政府也因為美國與中共開始進行和解、

美國從越戰撤退等事件開始懷疑美國維護遠東秩序及防衛日本的能力。由於上述理由，美日兩國便著手於 1978 年開始制定一套落實美日安保條約的具體辦法。

不過有些中共學者也從另一個角度來看待美日同盟，認為從近代以來亞太地區國際關係的沿革來看，把日本置於某強大力量的控制之下，是事關地區和平與穩地的重大問題。通過美日同盟的框架，在某種程度上使日本發展軍備的能力受到一定的

42 翁昇耀，冷戰後中共因應美日安保同盟之對策（台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2003），頁 37-41。

43 洪停杓、張植榮，當代中國外交新論（香港：勵志出版社，2004），頁 2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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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日本力量的興起基本被納入和平發展的軌道。即所謂對日本軍事大國化的「瓶蓋效用」。再從冷戰後亞太地區安全格局來看，日本是本地區唯一能夠將其經濟力量轉變為軍事力量的國家，這是一種很壞的前景。因此，繼續將日本日益壯大的力量侷限在某框架中，是亞太地區絕大多數國家的呼聲，美日同盟起著繼續使日本處於一種有限武裝狀態，有利於本地區的和平穩定。還有，美日同盟曾為解決北韓開發核武器的嚴重問題發揮了積極的作用，而且還將日本可能出現的負面效應(對北韓開發核武器的反應，日本可能會因此而自主開發核武器)，轉化為正面影響(如為建設輕水反應堆提高資金)。基於上述情況，中共政府所持的批評態度，主要是針對美日利用雙邊同盟對付目標國家和主導地區事務的做法，反對的是將這一個同盟作用無限度擴大。⁴⁴

3、第三項認知：中共基於改革開放政策與經濟發展為前提

而在經歷十年文革之後，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重新掌控中共的領導權，

以改革開放政策與經濟發展為前提，打破以往重意識型態的鬥爭。既然美日安保不是針對中共而來，於是中共轉向消極承認的立場，認為美日安保是美日雙方的事與中共無關，而周恩來亦發言表明此一立場。若將美日安保置於中共與美國和解以及與日本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下思考，既然以不針對自己，美日安保的重要性在通盤戰略的考量下自然較低。而中共也轉向與美日兩國發展經濟關係為重點，並聯合美日兩國對抗蘇聯。

綜觀中共在 1970 年代對美日安全關係的改觀，不只是中共對於世界局勢評估的轉變，其中也受其中共本身對外外交決策環境（與蘇交惡）與內政衝擊的影響（擺脫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的經濟衝擊），另外在中共對外外交政策中，許多學者想嘗試運用一種有效的途徑去試圖解釋中共外交政策的產出，從現有的文獻來看，西方學者，對中共外交研究的報告與專注頗多，且研究的範圍與方法也較為多元，而兩岸的研究學者也強調研究方法的分析和運用，但相較之下，西方研究為有系統的分析和運用。基本上，歷史文化、意識型態、決策領袖個人、國家利益研究途徑，是 1960 年代中共外交政策研究的主要學派；1960 年代末到 1970 年代，戰略三角及派系政

44 蘇浩，｢美日安保關係的調整與亞太安全問題｣，美國研究（1998），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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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研究成為中共外交政策研究的主流，國際體系結構研究途徑也有學者重視；1980 年代以後，許多學者採用決策系統與國內外多元因素途徑來研究中共外交政策。⁴⁵

而在中共 1970 年代的外交政策作為中，中共外交政策受其領袖個人意識型態的主宰因素與影響仍大，尤其是毛澤東的個人獨斷力在其外交政策上的影響。而藉由中美和解與中日建交這段歷史事件中，我認為也必須加上毛澤東個人因素在其中共外交上的影響，總體而言，我們從而了解到 70 年代中美和解的關鍵性原因被三方面所宰制和影響，第一個方面是來自於毛澤東對世界觀的判斷，其中意識型態在初期占著很重要的決定原素，而至後期，中蘇決裂，毛澤東開始重新評估世界環境，受其自身的《矛盾論》與《如何處理民眾內部矛盾》所影響，認為其美國是一個可以供合作運用的對象，在毛的思想裡，沒有一個對象是永遠的敵人的；再來是國際環境對毛所產生的衝擊，中蘇衝突是中美和解的一大關鍵原素之一，但此和解也必須顧及到中美雙方的共同意，美國當時面臨越戰的困境，因此期望與中共合作，而在內政方面，中共期望走出蘇聯的模式，這三面因素的互相作用，造成 1972 年中美和解與中日建交的契機。

45 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台北：生智出版社，2004），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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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獨立自主」外交政策與中共對美日安保的評估

自1970年代初期尼克森訪中與中日邦交正常化以來，至1980年代中期為止，中共與美、日兩國關係也經歷了一段蜜月期。然而合作當中亦隱含著導致衝突的負面因素。雙方的蜜月期並沒有持續多久，原因出於中美、中日兩組雙邊關係正常化雖然帶來了良好氣氛，但其中也蘊含了嚴重的外交摩擦。中美之間存在著某些問題的以及中日間的「歷史問題」遂成為導火線，而中共在十二大也提出「獨立自主外交」

政策，強調要走自己的路，而這兩者之間存在著某種正關係，而中共提出此種外交政策，當然也對美日安保有了新的評估。

一、中美、中日雙邊關係的摩擦

（一）中美關係在 80 年代演變

隨著中美在 1978 年關係正常化，在 1978-80 年中，中美兩國在文化、經濟和戰 略關係取得紮實的進展：第一批中國留學生和學者到了美國；兩國開通第一條直達空中航線；美國第一批商業性旅遊者去了中國；美國向北京派出第一批常駐記者；

在中國建立第一家中美合資企業，以及中美軍事代表團進行第一次交流等。但當 1980 年代雷根（Ronald Reagn）宣佈，他有恢復美台部分關係的意願，這從卡特政府在兩國關係正常化後所投下一顆震撼彈。為避免過份依賴美國，中國隨後宣佈實行獨立自主外交政策，這樣就放棄中共當時要與美國建立反蘇統一戰線的策略。

這種共同的失望反映在 1981-1983 年兩國關係的衝突上：中國對美出口的紡織品激增；美國限制對中國的技術轉讓；美國可能向台灣出售先進的戰鬥機；中國網球明星胡娜叛逃美國；美國投機商試圖迫使中國政府償還清在 1911 年革命前為建造華南湖廣鐵路所發行的債券本息。這一大堆問題覆蓋了整個中美關係，對 1978 年中美關係正常化起了很大的作用。事實上，1981 年和 1982 年，中美關係處在破裂的邊緣。但幸運的是，中美兩國最高領導層進行了干預，防止關係的嚴重破裂，1982 年，兩國就美售台武器的數量和質量達成了一個協議（八一七公報）；次年美國宣佈進一步放寬對中國轉讓先進技術的進步，而胡娜問題及湖廣鐵路按也得到解決；一項新的紡織品協議也達成。而在 1984 年 4 月初，兩國政治領袖互訪，1 月趙紫陽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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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美國，緊接著 4 月，雷根訪問中國。⁴⁶

而中國也在 1984-1985 年開始強化政治經濟改革，中美又恢復良好的關係：第一家美國獨資企業在中國成立；簽訂第一批軍工技術合作協議；美國基金會開辦第一批辦事處；中美學者第一次進行真正的合作研究。儘管在人權、商業關係和中國外銷武器問題上存在著分歧，但此時期綜觀是美好穩定的，而此種關係也一直延續到 1989 年 6 月的天安門事件之前。那時的天安門事件，觸發中美關係和解以來最嚴重的衝突，美國對中國實施外交和經濟制裁，中國責任為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結果中美關係幾乎在各個方面遭到挫折：美國對中國出口下降；美國對中國投資縮減、

美國到中國旅遊、訪問的遊客和學者人數銳減；兩國軍事關係中斷及官方接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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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日關係在 80 年代演變與衝突

中共與日本在1970年代，先後完成了建交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為中日 兩國構築友好合作關係的起點，從此兩國關係開始邁向正常化的方向。1978年12月，

中共提出了「改革開放」政策，也為調整外交政策奠定基礎。同時，此時的日本政治意識抬頭，希望在國際間謀求一個與其經濟地位相稱的政治地位，走出積極自主外交的新格局。因此，日本極欲拉攏中共，以平衡美蘇兩強，為日本尋求更大的外交迴旋空間。在此情況下，自80年代開始，歷任的中日雙方領導人皆會透過互訪的安排，以宣示自己的外交政策原則，化解雙方的紛歧，並建立起進一步的合作關係，

形成所謂的「首腦外交」。⁴⁸

在1982年「教科書問題」以及鈴木首相率閣僚參拜靖國神社等歷史問題，除了 中共外交部要求日方更正錯誤外，也使得中共也不再歡迎「日本防衛力量增強」。

由於「教科書問題」及「參拜靖國神社」所引發的「軍國主義復活」警戒及批判，

在雙方邦交正常化後的一段平靜後又出現了增強的態勢。

之後日本由竹下登接任日本首相，竹下登上任時即面臨緊張的中日關係，因為

46 哈里．哈丁（Harry Harding）著，袁瑾、徐荻洲、湯國維、王海良、鄭志偉譯，脆弱的關係－1972 年以來的美國和中國（香港：三聯書店，1993），頁 9-10。

47 哈里．哈丁（Harry Harding）著，袁瑾、徐荻洲、湯國維、王海良、鄭志偉譯，脆弱的關係－1972 年以來的美國和中國，頁 10-11；天安門事件後中美外交請參閱，陳有為，天安門事件後中共與美國外交內幕（台北：正中書局，1999）。

48 何思慎，擺盪在兩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 1945-1997（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9），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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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發生了一連串嚴重影響雙邊關係的事件。首先是1986年底日本決定撤除防衛支出不得超過國民總生產1%的限制，而以公佈「1986~1990年中期防衛增強採購計劃」

預算總額的方式代替。此項決定立刻引起中共的關切，擔心日本有恢復軍事大國之野心。其次，更嚴重的事件乃是1987年2月26日，大阪高等法院作出「光華寮」仍歸中華民國政府所有的判決。「光華寮事件」⁴⁹引起中共最高領導人鄧小平對日本的強烈不滿。鄧小平呼籲日本政府應記取在中日關係正常化時，中國對日本放棄了戰爭賠償，故日本應該對中國之改革開放作出更積極的貢獻。此為中共領導人首度在公開場合，將戰爭賠償與日本對中共的經濟援助連繫起來之發言。⁵⁰

此外，胡耀邦於1987年1月的去職也令人對當時的中日關係產生疑慮，因為胡 耀邦為少數對日本表現出積極與友好態度的中共領導人，且據稱胡之所以下臺的部份原因乃因其與日本政治人物關係良好之故。由於上述原因造成當時中日關係產生摩擦，因此竹下登首要之務即是修復中日關係。1988年8月25日，竹下登訪問中國大陸。竹下登亦承諾日本政府將從1990年開始6年間，向中共提供8100億日圓的貸款。

同時，中日雙方也簽訂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關於鼓勵和相互保護投資協定」，以加強中日兩國經濟合作與技術交流。⁵¹

二、中共「獨立自主」外交政策

在中共十二大之前，1982年3月24日，蘇聯領導人布里茲涅夫在塔什干發表了重要談話。塔什干的講話中有幾項重點被視為對北京示好：一是蘇聯完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的主權；二是不支持兩個中國的概念。⁵²而當中又反覆強調蘇聯政府主動提出了重新舉行中蘇邊界談判的建議。布里茲涅夫又強調蘇聯對中國沒有領土要求，並準備繼續同中共就「存在的邊界問題」、在邊境地區「實行加強雙方信

49 1986 年發生的“光華寮事件”：光華寮是坐落在日本東京都市的一所五層樓，占地面積 992．58 平方米。二次大戰後，國民黨政府用變賣日軍在中國大陸掠奪財物的公款買下光華寮，作為中國留學生的宿舍。中共成立后，光華寮自治委員會把所有權交給新中國。1967 年台灣當局向日本京都法院起訴索要光華寮，京都法院審理時，大阪高等法院判決，最終把光華寮判歸台灣當局所有，

此舉引起中共不滿。

50 何思慎，擺盪在兩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 1945-1997，頁 126。

51 臧士俊，戰後日中台三角關係（台北：前衛出版社，1997），248。

52 蘇起，論中蘇共關係正常化（台北：三民書局，1991）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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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可能性的措施」進行談判。由於布里茲涅夫在塔什干的發言較以往蘇聯領導人關於中共的談話有著很大的不同，特別是強調了欲與中共改善關係的期望，因此中共外交部發言表示將會注意布里茲涅夫的演說。⁵³

1982年9月中共十二大的政治報告中，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演說中揭示的「獨 立自主外交政策」，可說是綜合中共對外環境認知所提出的外交政策路線。胡耀邦在報告中提到中共絕不依附於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絕不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力，並高唱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論調。⁵⁴另外中共在1982年12月第五屆會議再次強調獨立自主、和平共處等五項原則。中共這種立場表述，等於明白的表示，中共不會一面倒向西方陣營，同時，中共也將美國在列為與蘇聯相同霸權主義國家。

「獨立自主」外交政策的另一個特徵，則是中共希望與美國保持一定的距離，

如前所述，1979年到1982年間，中美關係因「台灣關係法」與對台軍售問題產生嚴重糾紛。由於中共對美國於建交後仍對台執意地給予承諾感到失望，因此認知到對美採取保持距離的必要性。

而針對80年代中共對美日安保的評估，由於中美和解以及中日建交等關係的因素，中共與美日兩國確實存在著蜜月期，不僅在安全關係的面向大為改善，而且中共與美日兩國的經貿交流也甚為密切，但到了80年代初期，中美關係開始產生摩擦，

不僅在經貿面向上的摩擦，如前所述，而在台灣問題上，雷根上台後與台灣簽訂的八一七公報，更是讓中美關係大受影響，加上中日之間存在著政治問題，雖然中日兩國在這段期間的經貿活動大為活躍，但也在政冷經熱的框架內施行兩國關係，而到了80年代中期，雖然中美兩國事圖增加友好，但是隨著天安門事件的發生，兩國關係又陷入警張，綜觀整個80年代中共對美日安保的評估，還是朝著與美日兩國關係友好的程度而決定，加上此時期中共實行「獨立自主」外交政策，更有著和美日兩國保持一定距離的看法。

53 任曉、胡永浩，中美日三邊關係，頁 106。

54 ｢堅持獨立自主的外交政策｣，胡耀邦在中共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參閱：當代中國外交（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頁 452。

第二章 冷戰時期中共與美日安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