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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廷祚與毛奇齡 ─ 論《古文尚書》
考辨異時對話的軸線轉移
趙 銘 豐
清代《古文尚書》「辨偽」與「護真」的論述比例之所以差異懸殊，四庫館 臣的推波助瀾固然責無旁貸，學界「唯閻是取」的單一認同，更讓毛奇齡《古文尚 書冤詞》遭受偏頗對待，影響所及，自然讓多數學者難以客觀持平，檢驗毛氏考辨 思維的內在理路。因此還原與重整，清初兩派學人考辨《古文尚書》實質的對話秩 序，有其學理必要。是以本文首先確認，「毛閻對舉」在《古文尚書》考辨課題中 的互動屬性，接續證成，程廷祚將毛氏《冤詞》的護真立場，據為自身撰述辨偽專 著的發言動機，何以代表《古文尚書》考辨的對話軸線，由學者間各行其是的平行 關係，導向「程毛對話」，正式系統化問題意識的垂直交集。
一、 前 言
清初《古文尚書》考辨議題，辨偽一方自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以下簡 稱《疏證》〉以降，得到相對多數的關注，相形之下，學界對待毛奇齡《古文尚 書冤詞》〈以下簡稱《冤詞》〉的態度，多為負面評價或懸置毋論，直至後起學
摘 要
關鍵詞（Keywords）﹕程廷祚、毛奇齡、《古文尚書》
趙銘豐：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E-mail: [email protected] 2012.6)
者程廷祚開始正視《冤詞》的護真立場，《冤詞》也才正式取得與辨偽派對話的 位置。
仔細梳理程廷祚考辨《古文尚書》的相關論述，不難發現程氏甚為重視《冤 詞》，除了將之據為考辨專著《晚書訂疑》的寫作動機，再者，程氏屢屢於《晚 書訂疑》撰述前後，於己身另一著作《青溪文集》「正編」與「續編」，以「單 篇行文」與「論學書信」[1]，強化說明自身考辨作為乃是有所憑據，顯見程廷祚 與《冤詞》持續性的文本對話[2]，是以個人將比對分析，說明程廷祚與毛奇齡考 辨思維的交集，何以對於清初《古文尚書》考辨學史的建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 性。
二、 毛閻對舉的互動屬性
毛氏《冤詞》正式與清代學界對話，乃是發軔於程廷祚而非閻若璩，欲證成 這個論點，就必須適當釐清程廷祚之前《冤詞》與《疏證》的互動關係。[3]
在此個人將回歸毛閻生平，說明「毛閻對舉」並不存在嚴格定義的對話模 型。[4] 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二人《古文尚書》語量互動至稀，並且匱乏論辨意識
[1] 「單篇行文」，指《青溪文集．正編》，卷4〈《冤詞》辨〉（上、下兩篇）。「論學書 信」，指《青溪文集．續編》，卷7〈答儲敦夫問《尚書古文》書〉。
[2] 銘豐按：程廷祚的姪兒程晉芳於《青溪文集．附錄．綿莊先生墓志銘》，頁418。即曰：
「始，先生少時，見毛氏《古文尚書冤詞》袒護梅氏《書》，乃為《古文尚書冤冤詞》以攻 之，又著《晚書訂疑》推拓其說。」
[3] 銘豐按：關於此一問題，學界綜輯論述向來不乏其人。清代四庫館臣於《提要》已肇其 端。近代錢穆先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六章〈閻潛丘毛西河．潛丘西河論晚《書》
真偽〉，亦見專門討論。後續戴君仁先生著《閻毛《古文尚書》公案》，對於錢穆先生之
「盡」與「未盡」多所釐訂。自此平議「毛閻對舉」的論述傳統不輟迄今。
[4] 「毛奇齡論閻若璩」，散見毛氏《經問》、《論語稽求篇》、《四書賸言》、《西河合 集》，（詳見表一）：「毛奇齡與閻若璩論學交遊彙編」。除《論語稽求篇》因考據「孝乎 惟孝」略及《古文尚書》，基本上，記錄毛奇齡與閻若璩直接論述，《經問》與《西河合 集》方為犖犖大宗。據此，再參酌時人年譜雜記，檢索相關文章寫作次第，（詳見表二）：
「毛奇齡與閻若璩論《古文尚書》繫年」。
銘豐按：前賢論此，多數將二人寫作動機與目的等同互為爭辨。事實上毛氏護真立場非單為閻 起，閻氏辨偽策略亦非專為毛興，兩人論述並不存在直接的批駁對應。考諸二書寫作時間，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同年或稍前，毛氏初見《疏證》，故〈與閻潛丘論《疏證》書〉
有「昨承示《疏證》一書」，可知毛氏受贈《疏證》後，即刻修書回覆。同年（見《疏證》
第一百二十一條：「癸酉（1693）冬，薄遊西泠，聞休寜姚際恒字立方，閉户著書，攻偽《古 文》……出示其書，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與上梅氏、郝氏同，得則多超人意見外，喜而手
的交集。
以閻氏著述《疏證》動機為例，根據諸家〈墓誌銘〉與〈傳記〉[5]，可知閻
自繕寫，散各條下。」）
銘豐再按：毛氏轉介姚立方與閻若璩相識，語意融融，代表毛氏尚未自許「護真」先鋒。在此 之後，兩人先聚後離，同年毛氏遂有〈送潛丘閻徴君歸淮安序〉，可知此事暫止於此，並未 渲染波瀾。閻氏知曉《冤詞》著成並索閱其書，乃於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經李塨訪閻 輾轉告知，李塨轉述謂閻若璩曰：「此書（《冤詞》）專難我邪？」毛氏於同年稍後，即貽贈
《冤詞》於閻若璩，〈寄閻潛丘《寃詞》書〉言及「及惠教所著《疏證》，後始怏怏」，這是 毛氏第二次提及《疏證》，說明毛氏對於《疏證》的辨偽作為意存不服。直至康熙四十一年壬 午（1702），亦即閻若璩歿世前兩年，毛閻再度聚首，毛氏〈附《寃詞》餘錄〉，多處提及閻 若璩：
(1)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淮安閻潛丘，挾其攻《古文書》若干卷，名曰《疏證》，
同關東金素公來，亦先宿姚立方家而後見過，但雜辨諸經疑義，並不及《古文》一字。
（《四庫全書》第191冊，頁215）
(2) 踰數日，潛丘謂人曰：「偽《古文》似難而實是也，不偽《古文》似易而實非也。」且有 從潛丘來者云：「閻先生謂《古文》眞偽不必辨，但輯吳才老後迄元、明及今，凡攻《古 文》者，合作一集，傳之後來，以為屏棄《古文》之案，則但存其説，豈無起而踵行之 者？」（《四庫全書》第191冊，頁215）
(3) 又踰日，與潛丘集顧搢玉宅，適禾中朱竹垞來，坐中語及潛丘所著，予劇言：「《春秋》
無父子同為大夫之事。」又言：「《四書釋地》所記闕里是錯。」又言：「《毛朱詩 説》，不宜引王栢、程敏政謬説作據。」潛丘俱唯唯，第微及攻《古文》事，則竹垞謂：
「明萬曆間，會試塲曾以〈廢《古文》〉發策問，而試錄載焦弱侯文具在也。」（《四庫 全書》第191冊，頁215）
(4) 明起過竹垞寓亭，時王百朋在坐，頃之潛丘來，出試錄並觀。（《四庫全書》第191冊，頁 216）
(5) 是日大雨，潛丘遽别去，道過吴尺鳬家，留語云：「為我致毛先生：老友無幾人，能直言 教我，我方感之，豈有所芥蒂，特欲我毁所著《疏證》，則不能，但各行其是可耳。」徑 去。（《四庫全書》第191冊，頁216）
銘豐再按：此次論學，毛氏雖自言「第微及攻《古文》事」，實際上通篇敘事，毛氏即總集
《冤詞》成書後，清初《古文尚書》考辨課題，規模初具的社群討論，無可諱言，這仍然是專 屬於毛奇齡護真立場的獨幕演出。從毛氏書寫閻若璩的臨場反應，可知閻若璩最終深感毛氏敵 意，遂不相為謀，考諸閻氏著作，亦僅《潛丘雜記》著錄〈《寃詞》〉一條，從「各行其是」
的拂袖，至歿前的「閔默」堅持，可見閻若璩對於毛氏咄咄逼人的應對方式。
[5] 關於《疏證》寫作動機的記錄，呈現隨著時間演進漸次增益的趨勢：
(1) 趙執信〈潛丘先生墓誌并銘〉曰：「少讀《尚書》，多所致疑，謂自孔安國至梅頤幾五百 年，中間半出傅會，遂著《疏證》。復為《朱子尚書古文疑》，以申其說。《疏證》迄未 成書，而所引類魏、晉以前書，浩然不可窺其涯矣。」（《閻若璩年譜．附錄：潛丘先生 墓誌并銘》，頁147）
(2) 杭世駿〈閻若璩傳〉曰：「讀《尚書》至《古文》諸篇，以為自孔安國至梅頤，遙遙幾 五百年，使其書果有，不應中間無見者。又讀《朱子》及吳草廬《纂言》，時時有疑，疑 即有辨，著《疏證》，蓋自二十歲始。復為《朱子尚書古文疑》以申其說。」（《閻若璩
氏考辨《古文尚書》的根本原因，純粹是學術層面的慎思明辨。換言之，《古文 尚書》傳承譜系呈現的衝突矛盾，啟迪了閻氏的考辨意識，因為有必要撥亂反 正，是以閻氏孜孜不倦終其一生欲成《疏證》。根據此一動機，則《疏證》往復 辨證的對象，當非同時學人，而是文獻本身的真偽。簡單來說，閻若璩即是以疑
《古文尚書》譜系係偽，進行證成《古文尚書》乃屬偽造的學術考辨。
反觀《冤詞》護真動機，並非源自毛氏對於典籍文獻的敏感度，時人的刺 激是最直接的因素。[6]是以毛奇齡即是以辨偽者的論述證成《古文尚書》譜系不 偽。毛氏考辨起點既與閻異，勢不能免於以「閻說為是」的四庫館臣加以調侃諷 譏。[7]
根據上述毛閻考辨動機，可以初步證明「毛閻對舉」不存在實質對話關係。
再者，倘若毛氏自始即有意識欲與閻氏《疏證》對話，則《冤詞》與《疏證》的 完成時間與內容指稱即應當鑿枘對應，非閻若璩所言之「各行其是」，追根究 柢，「毛閻對舉」的思維定式無非盛名之累，並不存在嚴謹的學理依據。《冤 詞》評價自始流於負面，未嘗不是以「閻說為是」為前提推導而至的必然結果。
這種對人不對事未能矜慎持平的態度，遂讓後起如程廷祚者據為問題意識。
自此開始，參與討論辨偽議題的學人們，主要任務看似甄別《古文尚書》傳承的 始末來歷，然而藉由檢驗前輩同儕的著述成果，進而獲致啟發並宏發議論，其重 要性已不亞於識別《古文尚書》真偽的第一義。
再者，辨偽與護真兩派的非對話狀態亦非首見。以毛閻之前，明代中葉梅鷟 與陳第的互動關係為例，梅鷟《尚書考異．序》（以下簡稱《考異》）曰：
愚每讀《書》至此，未嘗不嘆息痛恨于先儒也。夫所貴乎儒者之傳經，在能
年譜．附錄：閻若璩傳》，頁151-152）
(3) 錢大昕〈閻先生若璩傳〉曰：「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偽，沉潛 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疏證》八卷。」（《閻若璩年譜．附錄：閻先生若璩 傳》，頁157）
銘豐按：由「趙說：少讀《尚書》，多所致疑」至「杭說：著《疏證》，蓋自二十歲始」，可 見「錢說」的「年二十」所本為何，以及錢氏認定《疏證》卷數的逕下己意，忽略「趙說」的
「《疏證》迄未成書」，乃是論證《疏證》成書歷程相當重要的參考資料。
[6] 《冤詞》卷1即曰：蠡吾李塨者，多學人也……與桐之學人爭《古文》眞僞，著《辨》一卷，
予閲之甚善，思竟其業。（《四庫全書》第66冊，頁547）
[7] 四庫館臣《冤詞提要》曰：「惟奇齡才辯足以移人，又以衛經為詞，託名甚正，使置而不 錄，恐人反疑其説之有慿，故併存之，而撮論其大旨，俾知其説之不過如此，庶將來可以互 考焉。」（《四庫全書》第66冊，頁545）
除聖經之蔽翳，使秕稗不得以雜嘉穀，魚目不得以混明珠，華丹不得以亂窈 窕焉耳。今反崇信偽《書》，以囚奴正經，予畏聖人之言，故不得不是而正 之，特作《考異》，使學者渙然知蔽塞之由，然後知余之恢復聖經，蓋有不 得已焉，而非苟為好辨者也！（《四庫全書》第64冊，頁3）
由於梅氏讀《書》輒感偽經可恨，故以正經意圖詳考《古文尚書》作偽痕 跡。值得注意的是，梅氏標舉的寫作目的：「使學者渙然知蔽塞之由」與「恢復 聖經」，並無如預期震聾發聵，事實上梅氏著作其時堙沒，反而是透過護真派
「陳第」，對於梅鷟三處指名道姓，《古文尚書》第一階段：「辨偽」與「護 真」的互動模型方告建立。陳氏《尚書疏衍》卷1（以下簡稱《疏衍》）曰：
1. 近世旌川梅鷟，拾吳、朱三子之緒餘，而譸張立論，直斷謂《古文》，晉 皇甫謐偽作也。（頁5）
2. 今鷟指為《道經》，豈別有所據乎？（頁6）
3. 至鷟作《尚書譜》，醜乎罵矣，是非君子之言，達人所屏棄也。（頁10）
所謂「三子緒餘」，即陳第標誌梅鷟，位於《古文尚書》考辨譜系的歷史座 標。「《道經》」牽涉「虞廷十六字」的真偽問題。至於《尚書譜》詈垢語辭，
則是陳氏界定孰為「君子」的道德標準。今檢視陳氏自述考辨動機：「因宋元諸 儒，疑《古文》偽作，竊著辨論數篇，因復取古今註疏，詳悉讀之。」可知啟發 陳氏真偽《古文》之辨的對象，即是以「人」為主，「文獻」為次。
明清兩組對話模型考察之下，類同極多，辨偽一方縱有強烈捨我其誰的氣 勢，也必須舉證前賢已肇其端，己身絕非勢單力薄。辨偽者往往以沉潛文獻為手 段，展現歷史縱深的研究方法。而護真一派屢屢因人起興，看似在有限的範疇反 覆周旋，缺乏層層開展深化自身辨證的能力，固然在這個歷史階段，兩種立場不 得不時有碰撞，然而天平兩端的聲音，可以確定始終不符合嚴格的互動定義。
是以當程廷祚明確以《冤詞》護真立場為非，欲證成《古文尚書》確偽，除 了表示《古文尚書》考辨課題，自此產生「對話對象」的軸線轉移。再者，也是 代表《古文尚書》「辨偽」與「護真」之爭，在程廷祚所建構的《古文尚書》考 辨學史中相埒對峙，非若四庫館臣抑此揚彼。基於此，後學者方能於《提要》主 流觀點之外，思考程氏積極正視《冤詞》所代表的學術價值，是以此事的意義不 可等閒視之。
三、 程毛對話的考辨心理
程廷祚與同期學者惠棟 [8]、沈彤相較 [9]，鑽研毛奇齡《古文尚書》考辨學，
可謂用力最深，相關著作可與清末皮錫瑞《《冤詞》平議》相互發明。[10]
在《晚書訂疑》撰述之前，程氏已於《青溪文集》正編闢〈《冤詞》辨〉專 章討論[11]，顯見程廷祚正視《冤詞》的明確態度，說明程氏《古文尚書》考辨學
[8] 惠棟《古文尚書考．卷下》，計有三處「辨偽舉證」提及「毛奇齡」：
(1) 〈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條。（《古文尚書考》，卷下，頁71）
(2) 〈大禹謨〉「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條。（《古文尚書考》，卷下，頁 71）
(3) 〈伊訓〉「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 咸若」條。（《古文尚書考》，卷下，頁76）
[9] 沈彤：《果堂集》，卷8，有〈書《寃詞》後一〉、〈書《寃詞》後二〉兩篇，計有四處直指
「毛奇齡」：
(1) 此書八卷，其要者數條，毛氏據《隋書．經籍志》，以辨梅頤所奏《古文尚書》二十五篇 之非偽也。（《皇清經解．果堂集》，卷329，頁28）
(2) 毛又以馬、鄭所註〈書序〉百篇亡書目，凡二十二篇為《漆書》本，則《漆書》本固有，
逸《書》十六篇在中，此明與馬融説乖，并妄據而無之矣。（《皇清經解．果堂集》，卷 329，頁29）
(3) 毛之學雖多而識則寡，吾謂非惟不足以灑寃，且反足為辨偽者之口實矣！雖然其辨《正 義》，以鄭所述「二十四篇」為張覇偽《書》之誤，語甚明快，則與辨梅頤偽《書》者之 見不謀而合，其識未嘗不高也，乃能辨此而不能辨彼，何哉？（《皇清經解．果堂集》，
卷329，頁29-30）
(4) 毛氏此書自謂「懼《古文尚書》將見廢而為之」，然吾知其必不廢也。（《皇清經解．果 堂集》，卷329，頁31）
[10] 銘豐按：皮錫瑞《《冤詞》平議．自序》即曰：「毛大可檢討《古文尚書冤詞》八卷，世傳為 駮《尚書古文疏證》而作，予觀其書，亦不盡然。……檢討乃據一家之言，偏斷兩家之獄，豈 能反南山不移之案，以鳴千載不白之冤乎？《尚書》一經，自東漢《古文》汩之於前；東晉
《古文》假之於後。宋以來又各創異說，至今紛紛，莫衷一是。或據宋儒之說，以駮東晉《古 文》。或據東晉《古文》，以駮宋儒之說。或據東漢《古文》，以駮東晉《古文》與宋儒說。
未有能守西漢今文之學，以決是非正得失者。矧在明末，經義湮晦。以閻徵君之精核，攻《古 文》猶用宋儒之說，其餘郝、梅諸君所批駁，多不得要領。偽《古文》雖當罪，而罪之不得 當，宜檢討為之負罪而稱冤也。檢討是書……與《疏證》互有得失，其是非可對勘而明。予於
《疏證》，既為辨正，乃於是書，更作《平議》。冀以持兩家之平焉。善化皮錫瑞。」
[11] 〈《冤詞》辨〉（上、下兩篇），計有五處直指毛氏《冤詞》：
(1) 近蕭山毛氏奇齡作《冤詞》，博引極辨，欲以鉗天下之口。（《青溪文集．正編》，卷4，
頁74）
(2) 《隋．志》既知《古文》亡于永嘉，又知賈、馬、鄭氏所傳唯二十九篇，乃附會《大序》
之言以貽誤于後，亦可異矣。余不曉毛氏何以不察，而信之之深也。（《青溪文集．正 編》，卷4，頁74）
史的建構理路，並非獨厚同屬辨偽立場的閻若璩[12] ，而是通過平議雙方見解，突 顯自身治《書》的主體性。關於毛奇齡其人其書的評價，〈《冤詞》辨〉曰：
近蕭山毛氏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博引極辨，欲以鉗天下之口。然余嘗 平心求之，孔《書》之罅漏痕遐實難磨滅，非疑議者之得已也。……要之，
孔壁所得，既已散亡，今之二十五篇雖最晚出，授受不明，然經傳之所以援 引，網羅畢具，使十六篇而在，或亦為未能遠過，興廢繼絕之謂何，而可輕 議哉！近代考辨過當，毛氏起而救之，惜其自掩厥目，謂人不見有衛經之 心，而自蹈於不知言之譏也。（《青溪文集．正編》，卷四，頁74-78）
程氏看法，可以通過同樣身為毛氏《冤詞》的評論者：「沈彤」〈書《寃 詞》後〉（一與二），比較其意義：
毛之學雖多而識則寡，吾謂非惟不足以灑寃，且反足為辨偽者之口實矣！
……毛氏此書，自謂「懼《古文尚書》將見廢而為之」，然吾知其必不廢 也，《古文尚書》非獨聚斂傳記所采語，其中間亦必有真《古文》之殘編賸 簡。如《隋．志》所載「《尚書》逸篇」之類者，故其尤善者，皆各有精言 以立一篇之幹，若不得真《古文》之要領以深悉其偽，則其學彌粹，其信彌 篤。（《皇清經解．果堂集》，卷三百二十九，頁29-30）
兩人行文看似起迄一致，皆不吝肯定毛氏渾厚學力，以及同意《古文尚書》
廢立牽涉複雜。話雖如此，兩人深層的發言動機仍是大相逕庭，特別將程廷祚所 言之「余嘗平心求之……近代考辨過當，毛氏起而救之」，比較沈彤以「學多識 寡」，坐實毛氏作為的徒勞無功，程氏於此正視問題就事論事的裁量標準顯露無 遺。
由此觀之，程毛考辨《古文尚書》異時對話的前奏，卻已是沈彤以「要領」
說，審核《冤詞》戛然而止的終曲。後續，程氏承繼〈《冤詞》辨〉的意猶未 盡，遂啟《晚書訂疑》接力問世，在後閻若璩時代，程廷祚正式宣告《古文尚 書》考辨課題，由原先「辨偽」與「護真」的壁壘，開始啟動實質的對話程序。
(3) 毛氏不知今文有《序》，而惟以《史記》載《書序》，證今孔《書》之不偽，不亦疏乎！
（《青溪文集．正編》，卷4，頁77）
(4) 近代考辨過當，毛氏起而救之，惜其自掩厥目，謂人不見有衛經之心，而自蹈於不知言之 譏也。（《青溪文集．正編》，卷4，頁78）
[12] 銘豐按：根據《青溪集》正編，卷4目錄，接續〈《冤詞》辨〉（上、下兩篇），即是〈《疏 證》辨〉，申明程氏「不與閻同」的治《書》立場，關於此文論述，請見拙作：〈程廷祚
〈《尚書古文疏證》辨〉述評〉。
構成程廷祚考辨心理迥異同儕的成因，並非完全取決於歷史條件的必然，身 為毛閻之後參與考辨課題的討論者，程氏大可堂而皇之與《疏證》唱和，進行相 對安全的論述，然而程廷祚治理《古文尚書》的立場，不僅深刻觸及辨偽派內部 路線的紛歧 [13]，尤有甚者，護真派的考辨力道在毛氏《冤詞》催化之下，程氏也 直指不可小覷。
程廷祚持平論學的信念，由《青溪文集．正編》，卷12，〈與家魚門（程晉 芳）書〉，可得初步驗證：
聖經疑義多端，有千古聚訟而迄今無定論者，有昔人不覺而今日忽得其間 者，夫今日忽得其間，不可不謂之幸，而謂其間自我而盡，未可必也，此當 以千古以下共之。今但能使千古以上之聚訟者皆有定論，則於經義亦思過半 矣。（《青溪文集．正編》，卷十二，頁274）
程廷祚認為學術研究工作乃是千古共之日新又新，既然學無止境，自然不存 在自誰而盡的定論。那麼，程氏又是如何將自身治學理念的普遍原則，一以貫之 的應用於《古文尚書》考辨專題？程廷祚〈答儲敦夫問《尚書古文》書〉即曰：
弟才識不逮先儒萬萬，然生平不肯隨人俯仰，非信於心安於理者不言也，非 確然有證於古亦不言也。《古文》於吾何怨？先儒之用，大師如彼，今猶 必窮追深而後快於心哉？其說有在：曩見西河毛氏之《冤辭》而有感焉，
念《古文》誠有崩城隕霜之痛，而謗污非所應得，則從而為之申雪，非烈士 仁人之所當力任乎！於是旁求書傳，上自先秦，下逮江左，凡單詞片語有關 孔、伏之源流，如足下之所謂確有據信者，竭探索之勞以務必得，非一日 矣。凡此乃欲求立椎之地以與《古文》，非包藏禍心而欲與之構難也。豈知 探索愈久而痕瑕愈見；求其可信者愈力而愈以無徵，雖至單詞片語可以勉強 枝語，而亦莫為之用，乃嘆宋、元諸君子之識力誠有過於前人者，而惜乎未 得其要領也。」（《青溪文集．續編》，卷七，頁378-379）
由此可見，程廷祚對於毛氏《冤詞》的先「敬」而後「評」，有其勢在必 行的軌跡可尋。是以藉由重建程毛對話的完整路徑，亦即從程廷祚正視毛氏《冤
[13] 銘豐按：請見拙作：〈程廷祚〈《尚書古文疏證》辨〉述評〉「結語」：透過程廷祚〈《疏 證》辨〉型塑的《古文尚書》考辨學史，可以輔證清初《古文尚書》考辨思潮，辨偽一派在 閻若璩之後，內部路線並不是「唯閻是取」的單一發展，而是夾纏在漢代真孔安國《古文尚 書》，傳世的「有無」、「篇數」，以及偽孔安國《古文尚書》暨偽孔《傳》，斷代工程的擺 盪爭論。（頁141）
詞》的預設起點，追蹤其實質抵達的終點，乃是檢驗此一策略實踐，有效達成率 的必要關鍵。
四、 聚焦隋唐的策略佈局
程廷祚異議《冤詞》所涉及的文獻，主要集中隋唐時期[14]，相關見解，犖犖 載明〈《冤詞》辨〉與《晚書訂疑》，〈《冤詞》辨〉的著述順序先於《晚書訂 疑》，《晚書訂疑》則是〈《冤詞》辨〉考辨思維的延續，架構此一前提，乃為 說明，何以〈《冤詞》辨〉的「《隋．志》三疑」[15]，必須結合《晚書訂疑》書 寫脈絡一併處理。
以〈《冤詞》辨〉「唯據《隋．志》」的核心立論為例，〈《冤詞》辨〉緊 扣《冤詞》操作《隋．志》材料的訛誤，僅為程氏攻防《冤詞》整體論證的部分 憑據，在接續的《晚書訂疑》中，〈《冤詞》辨〉的論點，與程廷祚商榷孔穎達 的意見正式合併，以《隋．志》加乘《尚書正義》的方式強化訴求。
關 於 《 晚 書 訂 疑 》 「 《 隋 ． 志 》 與 《 正 義 》 之 誣 」 的 謀 篇 策 略 ， 首 段 曰：「《隋書．經籍志》云：『安國得二十五篇。』又云：『為五十八篇作
《傳》。』其言雖本于安國偽〈序〉，然不能遠稽前古，而甘與誣罔同歸，亦甚 愧良史之學識矣。」程氏在此將《隋．志》屬性，從〈《冤詞》辨〉的疑而未 定，進階定調成孔穎達違逆「良史之學識」，是以程廷祚複合《隋．志》與《尚 書正義》的積極目的，在於驅策執史筆的作者出場。換言之，此舉初步的弦外之 音，就是要將著述編輯者的是非功過搬上檯面，成為可受公評的議題。由此觀
[14] 銘豐按：由於辨偽派認為《古文尚書》傳承次序遭到錯亂，乃屬固定模式的認知，因此《晚書 訂疑》第一寫作目的仍是定點於漢代，由此揭櫫《古文尚書》始末來歷，然而這種作法並不算 特異，然而再從《晚書訂疑》篇目編排的思維比重來看，《晚書訂疑．卷上》十二則的考辨分 類對於隋唐文獻的駁證多達五則，程氏此處作法完全迥異辨偽派的考辨前賢，相當程度延續
〈《冤詞》辨〉的意猶未盡，加諸程廷祚對於《冤詞》始終念茲在茲，明顯印證程廷祚與毛氏
《冤詞》相頡頏的態度。
[15] 所謂「《隋．志》三疑」即：
(1) 《隋志》忽云：「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二十五篇之說始于《隋志》），
可疑一也。（《青溪文集．正編》，卷4，頁74）
(2) 《隋志》忽云：「安國為五十八篇作《傳》。」可疑者二也。（《青溪文集．正編》，卷 4，頁74-75）
(3) 晉十八家舊史載：「鄭冲以《古文尚書》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頤。」冲 之前雖不知其所來自，然所授皆《尚書經》也。頤又安得安國之《傳》而並奏之？可疑者 三也。（《青溪文集．正編》，卷4，頁75）
之，從質疑史志到否定經傳，程廷祚的考辨邏輯顯然循序漸進。
程廷祚提出與「《隋．志》三疑」相輔相成的「穎達失德」[16]，就辨偽派而 言，程氏質疑孔穎達的誠信問題[17]，較之明清以來的梅鷟與閻若璩雖然有所進 展，然而新材料的湧入參與，僅能說明《古文尚書》考辨課題，在時移世易的情
[16] 程廷祚《晚書訂疑》「《隋．志》與《正義》之誣」，關於「穎達失德」，即曰：
又孔穎達《正義》述《古文》始末尤詳……穎達既修諸經《正義》，又預修《隋史》，故二 書之言，若出一口如此。至陸德明《經典釋文》，則居然以孔〈序〉削除《漢．志》，且引
《漢．志》作「安國獻《尚書傳》」矣，其謬妄又不待言。夫梅頤之奏孔《傳》，吾不敢謂無 其事也，若二十五篇者，似又出於梅頤之後，史家既失其年歲，世儒莫究其由來。至開皇購募 遺典之時，偽手繁興，劉光伯等，方倚為古籍晚出之屏藩，其孰從而問之邪？況《隋．志》
與。穎達、德明既敢於追改《史》、《漢》舊文，則同時之人，又何難增竄《帝王世紀》及
《晉史》諸書，以實其說。而謂所言授受源流，有一可信乎？（斯時書籍俱係手抄，鋟板未 行，易於改竄，故耳。）
案：《晉書．鄭冲傳》：「冲仕魏，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 授，又嘗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注之善者，名曰：《集解》。成，奏之 魏朝。」使冲時已得安國增多之《書》，豈容秘而不進，而私以授之蘇愉者？又《論語集解》
中，所載孔《注》，與增多之《書》，頗相刺謬，亦恬然而不之怪也。〈皇甫謐傳〉有云：
「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而無從柳得《古文尚書》之事。且《正義》既云「謐作《帝王 世紀》，多載五十八篇」，信如其言，則孔《傳》稱「堯壽百一十七歲」，而《世紀》云「堯 年百一十八歲」，孔《傳》稱「舜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云「舜年百歲」。孔《傳》釋
「文命」為「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云「足文履己，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謂
「禹代鯀為崇伯」，而《世紀》云「堯封禹為夏伯」。孔《傳》謂「成湯沒，而太甲立」，
《世紀》云「湯崩之後，有外丙仲壬」，仍用史遷之說。謐既篤信《古文》，而其所述又多與 孔《傳》不同，何也？
以此考之，冲與謐俱無見晚《書》之理，《晉書》亦成于貞觀之世，汲冢得《竹簡古書》，既 載於〈紀〉（武帝咸寍五年十月），又詳於《傳》（束皙校正文義），而「梅頤獻《書》」一 事，獨削而不錄，此必有見於當時，言晚《書》之源流授受者，概未可信，而然非若穎達等舍 其昭昭，而樂從其冥冥也。（《晚書訂疑》，卷1，頁23-24）
[17] 銘豐按：關於程氏觀點的初步釐清，請見拙作《惠棟《古文尚書考》研究》：「所謂孔穎達
『預修《隋史》』事，典源有二，一為：《舊唐書．孔穎達傳》卷73：『與諸儒議曆及明堂，
皆從穎逹之説，又與魏徴撰成《隋史》。』」二為：《舊唐書．敬播傳》卷189：『敬播，蒲 州河東人也。貞觀初，舉進士。俄有詔，詣秘書內省，佐顔師古、孔頴達修《隋史》。』」程 氏欲辨《尚書正義》之誣，舉出孔穎達同時具有撰述《隋史》與《尚書正義》的作者身分，認 為孔穎達極有可能因此壟斷了經典的論述，這樣的連結當然迥異於梅鷟與閻若璩單獨處理《尚 書正義》的作法，在此筆者所要關注的是，程廷祚的《古文尚書》考辨策略所反映的文獻深耕 現象。關於兩漢《尚書》的文獻脈絡，幾乎已經被閻若璩等考辨真《古文尚書》的學者釐清殆 盡。而自隋迄晉的文史資料，多數考辨真《古文尚書》的學者們著重的，仍是在於梅頤本《古 文尚書》的偽作時間與文本內容的相容性，以及與兩漢文獻的連結。因此程廷祚將孔穎達《隋 史》與《尚書正義》屬於同一作者的操作策略納入討論，顯然具有補足考辨《古文尚書》諸家 相關論述未及的價值。」（頁63）
況下，擅長收編文獻拓展論述的特性，卻是無法得出同一命題多元思考的差異，
因此就必須將程廷祚排比文獻知人論世的操作手法，與其同時期的惠棟進行比 較。
惠棟《古文尚書考》的文獻互證，並無強制揭露孔穎達的密謀操作，更遑論 將之與《隋．志》綰合，這種作法除了符應惠棟《古文尚書考》文獻為主的思考 方式，也不能排除由於偽作譜系者的心理狀態並無白紙黑字，以惠棟言必有徵的 學術性格，當然極有可能存而不論。
對照程廷祚藉由串連經史，論斷孔穎達的品格瑕疵，惠程的分頭並進，其實 具有相互補充的價值。話雖如此，惠棟序《晚書訂疑》時，筆觸風格卻與《古文 尚書考》截然異趣：
唐人尚詩賦，冲遠通經，不聞以詩賦傳，而經義又復矛盾如此。緜莊兩舉制 科，實兼詩賦、經義之長，固今日之通才也，余學萬不逮緜莊，而叢殘箸述
（銘豐按：即《古文尚書考》），獨能與之同趣，是則余之幸也夫！（《晚 書訂疑》，卷一，頁17）
由此可知，惠棟對於程廷祚批評孔穎達的作為其實了然於心，並不以為唐突 先儒，是以惠氏才藉〈序〉，指出孔穎達既無能兼通明經進士，號稱專才經義，
卻又於《古文》傳承矛盾叢生，惠氏此說遂成其默契程說的最好佐證。惠程文本 各自的表述差異，除了跟作者本身的學術性格有關，再者，兩人原始文本訴求對 象的迥然不同，是更重要的因素。
不可忽略程廷祚《晚書訂疑》乃是針對《冤詞》而來，因此程氏再三強調史 德的重要，其深層的寫作目的，乃是為了牽制護真派的自以為是，此舉表面上看 來讓孔穎達因此中箭落馬，事實上程廷祚呈現的，正是有系統的建制從孔穎達到 毛奇齡，一種連帶及之的負面形象。《晚書訂疑》嘗試走出辨偽派考辨結構的制 約，積極展現與護真派對話的考辨企圖，自然有別於惠棟《古文尚書考》，集中 文獻的考校論述。接續，程廷祚指出孔穎達認知張霸《古文尚書》篇數的錯誤：
張霸偽《古文》名《百兩篇》，此《漢書》有明文者也。穎達謂霸偽造《尚 書 》 二 十 四 篇 ， 以 足 鄭 《 注 》 三 十 四 篇 （ 康 成 在 張 霸 後 幾 二 百 年 ， 霸 造
《書》，豈能預足之，穎達之可笑如此）為五十八篇，託之劉向《別錄》等 書。蓋因孔《書》後出，適有五十八篇，而安國所增又多至二十五篇，茍非 孔《書》藏於中秘者原有此數傳聞世間，則偽造《古文》之張霸，曷由暗與 之合？然霸當日，但欲自為《百兩篇》，而無意於合符孔《書》，穎達蓋有
所不知也。至若《漢書》「《百兩》」之名，穎達既忘之矣，而十六篇之 說，昭然在人耳目，則又謂「霸《書》二十四篇中，〈九共〉九篇同卷，應 除八篇，計之而為十六，以此見十六篇者，乃張霸之偽《書》也」。五十八 篇則推而致諸中秘，十六篇則隱而投之偽造，鍛鍊周內，莫非證《隋．志》
之不誣，而以司馬遷、劉歆之言，為不足據，然則《古文尚書》之非，真謂 穎達不知情，其亦不明於讞決之道也矣。（《晚書訂疑》，卷一，頁24）
將程氏見解移置與閻若璩同時以及稍前的學者比較[18]，可以發現程廷祚的問 題意識確實有所突破，然而在後閻若璩時代則稱不上獨具慧眼，因為同時期的惠 棟《古文尚書考》已於「鄭氏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以「孔冲遠以孔 氏十六篇為張霸偽《書》，其說之可疑者有四焉」臚陳己見。[19]
原本惠棟處理晚《書》作偽問題，嚴守「及書不及人」的論述尺度，可是當 文獻諭知孔穎達確實錯位張霸歷史，就代表孔穎達始作俑者的身分無可迴避，然 而惠棟在此也僅能止於存疑；反觀程廷祚，他再次直接的向我們展示一位罪證確 鑿的孔穎達，程氏話語所以值得思索，在於「真謂穎達為不知情，其亦不明於讞 決之道也矣」，換言之，程廷祚認為唯有樹立孔穎達的主謀地位，才能真正解決 這個由毛奇齡所加劇的棘手議題。
由於指出隋唐文獻登錄《古文尚書》譜系存在不可解釋的矛盾，以及裁斷究 竟是誰導致矛盾的產生，本就沒有必然成於一人之手，因此惠棟與程廷祚各自的 考辨偏重，反而形成辨偽派內部默相契合的考辨分工。
上述分析，可以作為評估程廷祚《古文尚書》考辨學史整體完成度的參考指 標，卻是不能與程廷祚推拓立論的原始起點混淆，因為《晚書訂疑》的價值關懷 始終是與毛奇齡操作孔穎達的意圖相左，所以程廷祚聚焦隋唐的主力佈局，還是 鎖定護真派的毛奇齡較為允當。程氏最後再下案語，為孔穎達的歷史定位作出最
[18] 銘豐按：關於梅鷟與閻若璩處理張霸的思維邏輯，請見拙作《惠棟《古文尚書考》研究》，頁 58-60。
[19] 銘豐按：關於「四疑」即：孔冲遠以孔氏十六篇為張霸偽《書》，其說之可疑者有四焉：
(1) 案：《傳》先述晚《書》，後稱《百兩》，明逸《書》非《百兩》，其疑一也。
(2) 豈有向撰《別錄》，仍取張霸偽《書》者乎？其疑二也。
(3) 豈有識古如劉子駿，篤學如鄭康成，以民間偽《書》，信為壁中逸典者耶？其疑三也。
(4) 愚考王充《論衡》曰：「霸造《百二篇》，成帝出秘《尚書》以校考之，無一字相應 者。」
夫霸《書》不與《古文》相應，何後出《古文》獨與之同？其疑四也。上述轉引自：《古文尚 書考》，卷上，頁58-59。
後結論：[20]
又案：《隋．志》有欲蓋而彌章者，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
並亡，以四百年學士肄業之《書》，且不能存於此日，則十六篇之亡必矣，
十六篇既亡，而又安所得二十五篇者？以理揆之，梅賾所奏安國之《傳》，
其 時 蓋 因 三 家 之 《 書 》 既 亡 ， 而 偽 造 此 《 傳 》 ， 以 明 今 學 亡 而 古 學 尚 存 也。……而穎達乃云「江左學者，咸祖皇甫謐之傳」。其自欺欺人，曷至此 哉！（《晚書訂疑》，卷一，頁24）
在此，我們必須回歸《隋．志》與《尚書正義》的原典記錄，確認程廷祚據 此衍生的問題意識，是否真為兩書原始表述的不足，《隋．志》曰：
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
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 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
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
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 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 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
《尚書》之末。（《隋書．經籍志》，卷一，頁11-12）
《尚書正義．序》則曰：
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采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 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 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睹其學，所注
《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 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宏而 雅，故複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
（《尚書正義．序》，頁126-127）
《尚書正義．虞書》又曰：
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
[20] 銘豐按：事實上程廷祚評論閻若璩時也曾對於同一命題秉筆議論， 請見拙作〈程廷祚〈《尚 書古文疏證》辨〉述評〉，頁131-136。據此即可說明程氏「聚焦隋唐的策略佈局」，同時具 有與閻若璩以及毛奇齡雙邊對話的功能。「刪節號」節略原文部分，與南朝時期晚《書》傳布 有關，容後申論。
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 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 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 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寧為解時，已不得 焉。（《尚書正義．虞書》，頁137）
經由文獻的初步排比可以幫助我們確認，程廷祚處理《隋．志》與《尚書正 義》的思維邏輯，這裡有幾個重要的問題癥結必須釐清。
首先，孰謂《隋．志》「欲蓋而彌章」？事實上程氏著眼的就是「梅賾」的 出場意義，程廷祚雖然不盡認同，《隋．志》與《尚書正義》傳承《古文尚書》
的全盤記錄，然而程氏《古文尚書》考辨學史的建立對於二書的態度，仍是存在 選擇性的取材與詮釋機制，尤其「梅賾獻《傳》」一事，他認為《隋．志》既然 已經貫徹了孔穎達的領導意志，因此延續《隋．志》理路的「梅賾獻《傳》」，
在程廷祚看來，就是孔穎達刻意藉由正史，企圖解套「永嘉之亂」後，中斷不明 的《書》、《傳》問題。
換言之，程廷祚雖然也認為「梅賾獻《傳》」確有是事，可是他卻是以與 孔穎達相左的立論，逐項說明梅賾所獻之《傳》，乃是偽孔《傳》，這樣的理 解方式，顯然已與《隋．志》立意初衷違逆。因此《隋．志》所言之「梅賾獻
《傳》」，在程廷祚看來，並無相對合理化《尚書正義》的效果，反而是彰顯了 孔穎達的心虛。
程廷祚從否定「梅賾獻《傳》」為真孔《傳》的問題意識出發，他接續必須 面對的問題，就是自己究竟該如何在毛奇齡所強調的大一統，並且政治正確的學 術氛圍裡，定讞他心目中「來歷不明」的官方論述。 [21]
在此，程氏考察了「永嘉之亂」與《古文尚書》存滅的連動關係，並以「偽 孔《傳》」的現世時間，先於「偽二十五篇《古文尚書》」，作為程氏鋪排《古
[21] 銘豐按：程廷祚〈答儲敦夫問《尚書古文》書〉，對於《晚書訂疑．自序》的「來歷不明」，
有後續的深化說明：弟因求孔《書》之來歷而不得，既以為恨，欲隨毛氏之後塵，但見「《古 文》」二字即指為「二十五篇」，又恐以貽士林之譏，故不得已私述《訂疑》一卷。雖於足 下所云確有據信者，未能窺見一二，而曾竭探索之勞，則草廬所謂「不昧其是非之心」者，
或庶幾焉。抑又思之，宋、元而來議《古文》者有之，黜《古文》者有之，若僅指其「來歷之 不明」，則後世或起而斷斯獄，以首惡論，將遂無辭以對耶！從來以經學為聚訟，若夫博洽平 允而善於聽訟，則捨足下而誰與歸？未知以斯言為奚若也？（《青溪文集．續編》，卷7，頁 384）
文尚書》譜系的開展前提。
正式討論程廷祚排列《古文尚書》譜系的歷史次序與合理價值之前，我們必 須先確認《尚書正義》轉引「皇甫謐獨得《書》」的說法是否真實無虞，因為這 個步驟的完成，直接關係到孔氏譜系能否合理的首尾相應。
由 於 皇 甫 氏 本 《 帝 王 世 紀 》 今 已 不 見 傳 世 ， 因 此 孔 穎 達 所 謂 「 晉 世 皇 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與「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 篇之《書》」，就無法獲得即時有效的確認。幸據清人宋翔鳳於嘉慶十七年
（1812），四月，〈《帝王世紀》集校序〉所言：
考此書之出，唐宋以來，多有崇尚，覈其所載，亦受指摘，是非一端，余致 意再三，辨其枉曲。東晉《尚書》偽跡大顯，《世紀》之內，輒引其文，謂 作偽之由，發於皇甫。今考《世紀》，夏、商二代，〈五子之歌〉、〈仲虺 之誥〉，按校文誼，上下不屬。又「時日曷喪」之義，上同於伏生；「罪在 政躬」之禱，事符於呂、墨。較於梅《書》，違異絕甚。《北史．劉炫傳》
言炫偽造《連山易》，而《世紀》亦引《連山》之文。凡此諸科，大抵羼 入，夫方士惑主，且藏牛腹之書；私家賂行，尚定蘭臺之字，而況寫諸家 策，習於口耳者乎？（《帝王世紀．序》，頁1）
由此可知，宋氏集校《世紀》時已經賦予這個問題足夠的關注，並以十則按 語，糾謬孔穎達欲坐實皇甫謐曾親證《古文尚書》的史傳記錄。 [22] 雖然宋氏集校
《世紀》之前，研究者可於李唐類書《藝文類聚》與《尚書正義．湯誓》，以及 北宋類書《太平御覽》等典籍，搜尋到與晚《書》確實相應的條文 [23]，然而這些 引文皆為楊隋之後成文，在辨偽派眼中恐怕無法構成挑戰。
那麼，如果從《尚書正義》徵引《世紀》觸及《古文尚書》的問題意識出 發，孔穎達所言又將會產生怎樣的變化？今據林彥君〈《尚書正義》引《帝王世 紀》考〉，可知《尚書正義》的實質表述，確實屢屢與孔穎達於《尚書正義．
[22] 請（詳見表三）：「宋翔鳳集校本《帝王世紀》引《古文書》按語輯錄」。
[23] 銘豐按：《藝文類聚》，卷155，〈州郡部二．敘京都下〉：故〈五子歌〉云：「惟彼陶唐，
有此冀方……」又引〈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晌，初征自葛。」
《藝文類聚》，卷83，〈皇王部八．殷帝成湯〉：引〈仲虺之誥〉：「徯我後，後來其蘇。」
《尚書正義．湯誓》引〈湯誥〉：「王歸自克夏，至於亳」，引〈伊訓〉曰：「造攻自鳴條，
朕哉自亳。」
《太平御覽》，卷49，〈職官部五．太僕〉：《帝王世紀》曰：穆王即位．命伯嬰為太僕。今
《尚書》〈君牙〉、〈伯冏〉二篇是也。
序》的一錘定音自相矛盾。[24]
再比對上述《尚書正義》的〈序〉與〈虞書〉所敘之皇甫謐，所得與交接給 梅賾的乃是《古文經》，而不及孔《傳》，《隋．志》所徵引的梅賾，卻存在語 義認知的爭議，所謂「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按理 說，當時皇甫謐僅得其經，則譜系末端的梅賾所獻應只《古文經》，雖然《隋．
志》幫梅賾安上「始得安國之《傳》」，可是如此一來，《尚書正義．虞書》行 文的「闕〈舜典〉一篇」，乃是《古文經》的〈舜典〉，而《隋．志》所闕的
〈舜典〉，卻是孔《傳》中的〈舜典傳〉，更遑論「始得安國之《傳》」的「始 得」二字，不只突兀孔《傳》的橫空出世，並且也混淆梅賾原本得《經》不得
《傳》的傳統論述，由此看來，孔氏行文確實啟人疑竇。 [25]
事實上在程廷祚之前，同為辨偽派的明代梅鷟已於《尚書譜》，開始評估孔 氏觀點下的「皇甫謐」與「《帝王世紀》」，列名於《古文尚書》考辨學史應得 的學術價值，《尚書譜》卷3（三之一），「皇甫謐不與受《古文》」條下曰：
知《古文》之深者，莫如皇甫謐，其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 篇之《書》」，今詳《古文》之授受，而謐獨不與焉，是其間必有大委曲 者矣。任授受則人疑己作，而《書》以人輕矣。不任授受，而人不知為己 作，而上冒安國之《古文》，斯《書》之行遠矣，此其曲折之深意也。〈謐 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則《世
[24] 林氏檢驗《尚書正義》引《世紀》的實際情況後，即曰：「筆者實地搜查《尚書正義》引《帝 王世紀》的引文中，發現並非如孔穎達在《尚書正義．序》中所言，為何孔穎達之言論會相互 矛盾呢？推論其因可能為《尚書正義》並非成於一人之手，亦非成於一時，《尚書正義》原名
《五經義訓》，乃於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人奉敕撰寫而 成，而後因詔令更裁，孔穎達未完成書之修訂即逝世，到了高宗永徽二年，命尚書左僕射予志 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依據原本的《尚書正義》加以增損，而後才頒布於天下，因 此其中內容，已別於孔穎達在世時的《尚書正義》。（原注出處於此曰：李振興《尚書學述
（上）》），頁37。」（頁167）
銘豐按：關於今本《尚書正義》的內容，與孔穎達存世時的《尚書正義》是否全盤等同，研究 者固然可從比較著述者的生存年代，與孔穎達的言之鑿鑿，推論官修經典編審粗糙的可能成 因，然而前後主事人物的遷變，並不表示「《尚書正義》引《世紀》」，與孔穎達所言的迥不 相牟，就具有必然的因果關係。是以由此僅能輔助說明《尚書正義》確實可能存在前後版本的 差異，至於「《尚書正義》引《世紀》」的名實不符，是否能全然的以人事代謝問題解釋，個 人認為此事仍需審慎思維。
[25] 銘豐按：程廷祚〈答儲敦夫問《尚書古文》書〉亦曰：孔穎達曰「江左咸遵皇甫謐之傳」，今 不見其所據，不可信二。（《青溪文集．續編》，卷7，頁382）
紀》乃《古文》之羽翼也，冲、愉、柳，無能為羽翼者，詳著其授受，謐深 知《古文》者，獨不任授受，是以知其乃作《古文》者也。冲、愉未見《古 文》，假以當姚方興誣愉、柳耳，冲權力十倍於賾，果有《古文》，當自陳 朝，何待柳授之曹賾，於以獻上而施行乎？則柳果何從而受也哉。謐言「姑 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者，倒言之耳，因其倒言，是以知《古文》，柳 得之於皇甫謐者也。學者知西漢《古文》出孔安國之手筆，而非夫子之正 經，知東晉之《古文》，出皇甫謐之手筆，而非安國之《古文》，則千年不 決之公案，一旦而昭如矣！（頁89）
同卷（三之一），「《帝王世紀》」條下則曰：
孔穎達引〈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 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想其全書，必孔竅其門，機括撮 拈，根株悉尋，謐之心跡著矣。自漢、三國、西晉人，未道及孔《傳》一 字，況為五十八篇作《世紀》一書乎？二十五篇之《古文》成矣，《大序》
作矣，五十八篇之《傳》修矣，恐人不得其門而入，不知旨趣之攸歸，不得 已而作《世紀》也。……蓋亦不任授受《古文》，倒言受《古文》於梁柳之 意又異，而不害其為同也。（頁89-90）
整體而言梅鷟的考辨觀點良莠兼具。舉例來說，他舉出鄭冲若真得《古文尚 書》豈有匿報朝廷的道理，這是很好的問題意識，因此梅鷟《尚書譜》，卷3（三 之二），就續之以「鄭冲。何晏同上《論語集解》考」[26]，梅氏在此討論文獻典 籍之間的互動辨證，積極填補了推測「鄭冲有無匿報」之前的論證留白。
[26] 銘豐按：姜廣輝先生〈梅鷟《尚書譜》的「武斷」與「創獲」〉，對於梅氏觀點有極其愷切的 認識：「前文言鄭冲是東晉《古文尚書》授受譜系中的第一人。梅鷟認為鄭冲並未見過《古文 尚書》，他第一個考證發現鄭冲曾參與何晏《論語集解》的撰作，並與何晏同進《論語集解》
於朝。……這些都說明鄭冲當時並未見到晉人之〈泰誓〉與〈大禹謨〉，亦即未見到晉人之偽
《古文尚書》二十五篇。然而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2認為：鄭冲：『似授《書》在其暮 年，與上《論語》時不同。上《論語》為魏光祿大夫，在正始中，魏尚盛，此《書》出於魏、
晉之間，安得預見之而載之《集解》? 未可以是為冲誣，然則此《書》實始授自冲云。』這也 只是閻若璩個人的看法。按照常理，鄭冲入晉後位居三公，如他此時得到一部《古文尚書》，
亦是莫大之事,理應及時上獻朝廷。但他卻沒有這樣做，而是私相授受，數傳至梅頤始『獻上 施行』。這也是使人難以理解,而不敢遽信的。」（頁36-37）
銘豐再按：雖然閻氏《疏證》技術性的修正，鄭冲接收晚《書》的時間點乃在暮年，合理化鄭 冲朝野行事的差別，然而閻氏說法，也相當程度取消了自身考辨《古文尚書》的正當性，試 想，如果這個授受譜系的鄭冲並無可疑，那麼又該如何解釋鄭冲注解典籍的捨此去彼，更遑論 將之對應與其他譜系人物的繼承關係，可見閻說明顯自毀考辨立基。
另外，梅鷟詮釋「皇甫謐」時，拆解文句重新組裝文義的手法也值得注意，
梅氏眼中皇甫謐的能耐豈止位居傳承，身為《古文尚書》的作者才是皇甫謐理所 當然的身分，梅鷟為了圓成立論，巧於顛倒《古文尚書》與《帝王世紀》的主從 關係，以及調整皇甫謐與梁柳授受《古文尚書》的前後次序，凡此種種，都是極 其大膽的想像，缺乏合宜的文獻足資證明。
經由上述臚列兩位辨偽派學者對於「皇甫謐」得《書》問題的闡釋，可以 相對理解，程氏選擇處理《隋．志》與《尚書正義》中關於「皇甫謐」的歷史記 錄，就是存在正本清源的考辨意圖，據此，再配合程廷祚以「永嘉之亂」，作為
《書》、《傳》湮滅的認知起點[27]，程氏譜系的結構秩序燦然大備：
1. 永嘉之亂後
(1) 伏《書》（歐陽、大、小夏侯《尚書》）與真孔《書》（十六篇）並 亡。
(2) 梅賾時獻偽孔《傳》。
(3) 梅賾之後偽孔《書》出世。（偽孔《書》一，立《古文尚書》博士）。
2. 南朝
(1) 南朝劉宋．元嘉之末，偽孔《書》別有卷帙。（偽孔《書》二）。
(2) 梁陳：偽孔《書》與鄭注《書》並講。
3. 隋：偽孔《書》與鄭注《書》並行。
4. 唐：專用偽孔《書》與偽孔《傳》。
[27] 銘豐按：雖然程廷祚在《晚書訂疑．附今、古文《尚書》授受源流》，「晉孔氏《古文》」
條，再次討論孔穎達與經史之間的離合關係，並且得出這樣的答案：「案：孔氏《書》、
《傳》授受，《正義》本之《晉書》，今本《晉書》無之。愚案：《新唐書》及《會要》、
《隋書》，修於貞觀二年（628）至十年（636）（時與梁、陳、齊、周，五代同修），論撰 有孔穎達，此《晚書》之始末所由得載也。《正義》修訂與之同時，故其言與《隋．志》同 而加詳焉。《晉書》之修在二十年（646），其時無孔穎達（蓋已沒）。遂於『梅賾獻《尚書 傳》』與『二十五篇』之出於何時皆從刊落，豈令狐德棻、李延壽等，雖並與二《史》之事，
未幾而有聞其渺茫者，故不得已而闕疑於此與？抑《晉書》成於御撰，而出于文皇之獨斷，非 史臣所得豫與？若穎達所謂《晉書》，則今不可得而見矣。」（頁59-60）
銘豐再按：事實上程氏在此著重考察的是新舊《晉書》的相容性，換言之，他認為孔穎達已作 為的部分並無爭議，因此程廷祚雖然將《隋．志》「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視為強 化《尚書正義．虞書》「（梅賾）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的總結，然而從二書著成時間 而言，《隋．志》成書於貞觀十年（636），理應早於成書於貞觀十六年（642），頒行於永徽 四年（653）的《尚書正義》。是以程氏的敘事思維應與二書著成的時間先後無關，而是強調 孔穎達企圖以經史二部印證是事的徒勞無功。
平心而論，《晚書訂疑》建構的《古文尚書》譜系，關於「永嘉之亂後」
與「南朝之前」的論述，雖然穩定度相對不足，甚至某些重大的環節無法自圓其 說，以致形成嚴重自我矛盾。[28] 然而程廷祚連環舉證渡江之後，東晉不見《古文 尚書》，以及裁斷「二十五篇」的延後現世，卻是值得深入討論，特別程氏認為 藉由李顒《集解尚書》，就能證明「永嘉之亂」後，第一時間點的東晉《尚書》
傳承，不見二十五篇《古文尚書》，是以「東晉不見有晚《書》」條下曰：
「二十五篇」與「孔氏五十八篇」之《傳》，皆非東晉所得有也，何以言 之？東晉有李氏撰《集解尚書》十一卷（見《隋．志》，李氏字長林，江夏 人，為本郡太守）。其書所解乃漢之偽〈泰誓〉，又每引孔安國《注》，
此見穎達《疏》中。若謂渡江之初孔《書》已出，則顒為《集解》時必無 取於偽〈泰誓〉，安國既為二十五篇作《傳》矣，何由復有偽〈泰誓〉之
《注》？此東晉不見晚《書》與《傳》之確證也。
愚向疑梅賾無獻《古文》之事，賾之所獻豈二十九篇之偽《傳》乎？又《史 記 ． 舜 本 紀 》 「 敎 冑 子 」 ， 冑 作 「 穉 」 ， 《 注 》 引 孔 安 國 曰 「 穉 、 冑 ， 聲相近」，此今本所無，亦偽《傳》也。或曰：安知孔氏曾為二十九篇作
《傳》，而幸存於永嘉以後，故賾得而獻之，偽之其不可乎？曰：其目不箸 於《漢．志》，而馬、鄭諸儒未見，有引其說者，則偽無疑也。
或問：《隋．志》既云闕〈舜典〉，則《史記》注所引，無乃妄乎？愚曰：
不然。〈舜典〉之闕在（劉）宋代孔《書》全出之時，否則二十八字不得遲 至齊建武中方出而補之矣。此時賾所獻二十九篇之孔《傳》，又廢不行，事 之原委，為隋、唐間人所刊削，而其書則唐初猶存，故注《史記》者得而引 之。穎達蓋亦有疑於李顒之書，而悍然不求其故，誠吾所不解矣。然則何以 有徐仙民之音也？曰：李顒猶未見二十五篇，曾仙民以簡文孝武時人，而能 為之音乎？其假託不待言矣（徐仙民《尚書音》有二十五篇，見《經典釋 文》）！（《晚書訂疑》，頁25）
程廷祚的提問動機，來自孔穎達處理李顒時，對於李顒實質引《書》狀況的
[28] 銘豐按：關於程廷祚《晚書訂疑》「永嘉之亂後」與「南朝之前」，譜系結構合理性的鑑定，
請見拙作：〈程廷祚〈《尚書古文疏證》辨〉述評〉，「三之二：梅頤獻《書》無據」，個人 於結語部分提到：程廷祚指出「梅賾獻《書》」無據，確實可讓研究者重新思量此事是否合 理，只是單一的質疑，勢必需援引確鑿的文獻與之對應。這些模糊空間，雖然符合程氏自謂
「晚《書》來歷不明」，與《晚書訂疑》若干立論。同樣顯示他面對這個問題的困境，與其他 辨偽派的學者殊無二致。」（頁133-136）
不求甚解[29]。程氏認為孔穎達每於《尚書正義》徵引李顒《集解尚書》，偏偏 李顒釋讀《尚書》，往往不離偽〈泰誓〉與孔安國《注》，而李顒生存年代的東 晉，正好就是孔穎達認為《書》、《傳》的業已現世，如此一來，形勢明顯不利 於孔穎達，這正是程廷祚點出孔穎達「悍然不求其故」的所在緣由，程氏要問的 是，這個簡而易見的矛盾，孔穎達為什麼會視若無睹？
事實上關注孔穎達發言者，辨偽派的程廷祚並非首位，明代梅鷟也曾經參與 過討論，《尚書譜》，卷之二（二之一），「李顒《集注尚書》」條下曰：
孔穎達曰：「李顒於偽〈泰誓篇〉，每引『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
《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為此言？」[30]
梅鷟按：……西漢《古文》偽也，東晉《古文》亦偽也。但〈泰誓〉、十六 篇實出於安國，安國故為作《傳》，不獨安國作《傳》，至杜林、賈逵、
馬融、鄭玄等，猶相繼作《傳》不已，今反曰「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
《傳》」。二十五篇之《古文》東晉方出，西晉、三國、兩漢，所未之有之 見者，而一旦偽為安國〈敘〉、《傳》與《古文》忽然而突出，此晉人之姦 詐巧譎，而穎達誤以為真，而不知西晉以前儒者皆為逸《書》，況安國哉！
斯 不 亦 見 其 思 之 顛 缪 乎 ？ 余 因 知 晉 人 冒 安 國 之 《 古 文 》 ， 而 又 假 安 國 之
〈序〉《傳》者，亦以安國曾傳〈泰誓〉、十六篇於西漢時故也，不述安國 之舊業人不信之矣！微李顒所引，則安國之舊業，又為晉人，穎達一切沉沒 之矣！其誰知之？今為李顒答曰：「當顒世止見安國，有〈泰誓〉、十六篇
《傳註》，計安國必不能逆見晉時《古文》，不知穎達何為倒道而言？」余 則以為，使穎達因李顒所引，更考安國所作之《論語傳》，庶幾醢雞之覆，
其得發乎？（頁82-83）
比對《尚書考異》與《尚書譜》，可以發現梅鷟考辨《古文尚書》的邏輯基
[29] 銘豐按：程廷祚〈答儲敦夫問《尚書古文》書〉亦曰：曩疑孔《傳》與「二十五篇」，未 必同時而出，以《隋．志》云「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二十五 篇」蓋又於其後，先出者安國之《傳》，且非今之孔《傳》也。何以明之？李顒亦東晉人，
其《集解尚書》，有漢武帝所得之〈泰誓〉，而每引安國之解，穎達用以為疑。夫顒在梅 賾之後而取偽〈泰誓〉，是不見「二十五篇」也，引安國之解偽〈泰誓〉，是梅賾所獻之 孔《傳》，非今之孔《傳》，而其經文篇第仍同於馬、鄭者也，晉末猶然，則彼據晉《舊 史》，始托於鄭冲、皇甫謐等者，其荒唐謬悠不待辨說而自明矣，不可信五。（《青溪文 集．續編》，卷7，頁383）
[30] 銘豐按：梅鷟行文轉引自：《尚書正義．泰誓自序》，頁278。
點屢屢前後不一。[31] 既然梅鷟在此已經設定「西漢《古文》」乃是偽作，就代 表梅氏分析孔穎達處理李顒的發言時，不應無端提出，「偽〈泰誓〉」與「十六 篇」出於孔安國之手，雖說其目的乃為證明自杜林以降迄於鄭玄的注《書》系 統乃是紹繼孔安國，可是梅鷟忽略了西漢與東漢的《古文》系統，原已存在
「十六」與「二十四」，篇數的各不相屬，加諸〈泰誓〉的存佚本已頗多紛爭，
在這個情況下，梅鷟居然可以不假思索的賦予孔安國撰著「偽〈泰誓〉」的身 分，其作法實在令人費解。
兩度同步列舉程廷祚與梅鷟處理「皇甫謐」與「李顒」的思維邏輯，目的在 於呈現不同的作者面對相同文獻，差異化解讀的現象可以具體說明，若是文獻互 證沒有達到有機連結的說服力道，那麼，就算同屬相對多數認同的辨偽考辨，也 不能免於理智檢驗的價值判準。
程廷祚以西晉時的「皇甫謐」無得《書》《傳》，與東晉「李顒」無徵
《書》《傳》，立論《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並非兩晉產物，這麼一來，啟動認證 晚《書》斷代的實質程序必然順勢後延，故「晚《書》見於宋元嘉以後」條下 曰：
然則晚《書》之出果何世乎？曰：江左之初，所得者二十九篇之偽《傳》
也 ， 以 李 顒 《 尚 書 集 解 》 知 之 ， 五 十 七 篇 （ 內 闕 〈 舜 典 〉 ） 與 《 傳 》 不 出於梅賾所獻，又嘗自晉太興四年（321），歷百三十餘年至宋元嘉之末
（453），考而 知之。
[31] 銘豐按：關於梅氏邏輯基點的初步釐清，拙作《惠棟《古文尚書考》研究》提到：「藉由考察 梅鷟對於上述四部正史的評論，就《古文尚書》而言，可以發現梅鷟抱持的孔安國本《古文尚 書》與梅賾本《古文尚書》皆偽的邏輯基點，都缺乏論證的過程。換言之，梅鷟考辨《古文尚 書》的立論前提，並不是自史實歸納而來的紮實考據，而是一種預設立場。梅鷟先行假設了兩 本《古文尚書》皆是偽作的結論，因此上述四部史實的材料，對梅鷟來說，都只能存在一種作 用，就是替梅鷟自身的說法服務，這樣游談無根的辨偽方法，讓梅鷟對於司馬遷的史德疑信相 參，打從一開始就認定張霸在漢代有大費周章的進行偽造《古文尚書》之事，這一樁有關偽造
《古文尚書》作者的認定，則與梅鷟《尚書譜》，卷2（二之一）『孔安國專治《古文》譜』
條相左：『吾意安國為人，必也機警了悟，便習科斗文字積累有日，取二十九篇之經，既以古 文書之，又日夜造作《尚書》十餘篇雜之經內，又裂出正經數篇以為伏生老髦之誤合。始出 欺人，曰：「家有《古文尚書》，吾以今文讀之。是始以《古文》駕今文而取勝，終以今文定
《古文》而徵實，其計可謂密矣！曾弗思聖祖哲孫曷嘗反古道、革時制，自食其言也哉！」』
（《尚書譜》，頁79）小結上述諸語，梅鷟《考異》關於《古文尚書》「邏輯基點」的考辨，
似乎不夠嚴謹。如果贊同梅鷟視兩本《古文尚書》皆偽的觀點，試問如何能解釋晉世《古文尚 書》的偽造者，何以汲汲營營的企圖復原一部梅鷟視之為偽作的漢代《古文尚書》？由此看 來，梅鷟《考異》的思維，確實存在若干問題。」（頁47-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