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翻譯【上】哲學術語中譯

第二章

哲學翻譯【上】哲學術語中譯

必也正名乎

劉宓慶認為論述文體(如一哲學文本)之漢譯首先必須對原文有透徹之理解，而理 解又須始自詞義的掌握，他提出「論述文用詞比較嚴謹、端重，特別是多用比較 抽象、比較具有概括性的詞，因此詞的正確理解和翻譯就成為翻譯論述文的首要 任務。翻譯者必須注意研究如何辨析詞義，正確判斷詞在具體的上下文的涵義，

必須比較熟練地掌握各種譯詞的手段，避免由於譯詞不當，造成行文上的阻滯梗 節(Grittiness)」。¹

上述之原則固然非僅適用於哲學文本翻譯，但其在哲學翻譯中的重要性卻理 應受到格外的注目，因為在哲學的討論當中，其詞彙的外延、內涵與指涉範圍取 決於作者主觀判斷比重甚高，語意疆界的劃定不若於科學當中清楚；由此在本書 中所出現的眾多關鍵字彙當中就有許多值得我們進一步的探討。

譯名與譯詞

外國詞彙的轉換是一常態性的問題(事實上漢語詞彙譯出也是，但這不在本文的 討論範圍內)，細分的話可以分為譯(人)名與譯詞兩部份，前者多半較宜採取音譯

1 劉宓慶，《文體與翻譯》，台北：書林，1997，頁 110。

的為之²，而後者則以意譯較能符合使用上的需要。余伯泉認為外來名詞可分為 人名、地名及術語三類³，人名以音譯為主，術語以意譯為主，地名則兼而有之，

但傾向於音譯。若將上述分類應用在哲學翻譯的討論之上，本論文關心的是譯詞 的翻譯，因為人名與地名都算是專有名詞，主要的功能僅為辨識，譯法大致上只 是習慣上或翻譯原則上的不同，影響所及也僅是辨識上稍有妨礙，相對之下真正 對於哲學翻譯的品質有所左右應得算是哲學術語的翻譯，正如對所有的學科而 言，精準的用語都是進行討論的基礎，這一點在哲學討論中也不例外，甚至更為 如此。哲學本身已經是抽象至極的學問，若是在名詞的運用上還存有疑義，將很 容易造成讀者閱讀上產生誤解，就以本書的翻譯而言，當中就出現有眾多甚為抽 象而容易造成誤解之翻譯，因此本論文將首先利用本章來就此進行討論。

譯詞之原則性問題

哲學術語翻譯本身也是一種譯詞工作，應以意譯作為最高指導原則，而且此處的 意譯指的絕非未經過「中介」⁴過程之「直譯」，而是考慮到本土讀者掌握能力⁵之

「意譯」；在使用的考量上，中文語用所要求之簡潔性應盡量滿足，但是意義的 表達與清楚也要有一定程度的著墨。兩者相權意義表達仍應以一種「畫龍點睛」

式的方式來進行「提點」翻譯，比方說 computer 譯為「計算機」雖較為「正確」，

2 一般譯家少有主張音譯，但人名、地名、山河名等專有名詞例外，因為這些名稱之指稱功能大 於涵義；對大多數人來說這些名字只是指涉的工具而無特別意義，其目的在辨識而非傳達意義。

3 余伯泉，〈限定譯名法與語料詮釋法〉，載於《翻譯學研究集刊》第二輯，台北：中華民國譯學 學會，1997，頁 3。

4 意指翻譯過程中譯者的消化分析處理。

5 如本土化。

但因為侵犯了中文裡頭對「計算機」的固有指涉，因此賣相不佳，既不叫好也不 叫座。反倒是頗為寫意且通俗的「電腦」二字，在經過一段時間後，反而席捲了 大多使用者，就連原本負隅抵抗的學者最後都不得不乖乖就範。

術語翻譯基本原則歸納

任務 原則 說明

譯詞 盡量求取精準；在簡潔 性容忍範圍內，盡量增 加暗示

找出最核心意義形塑為譯名，以收提綱挈領 之效，讓讀者易於掌握；同時需顧及中文閱 讀時所需之「簡潔性」與「易讀性」

哲學名詞之翻譯

「意義」的終極追求及其與「表達」間的微妙思索

但是上述一般性的原則在遭遇到哲學術語翻譯時仍需做一些調整。哲學語彙的翻 譯需要特別謹慎的緣故是哲學名詞定義甚為抽象，如「工具理性」、「非同一性」

等都不是可以「一目瞭然」的說法，而中英文間的轉換又往往牽涉到選擇的問題，

看似對口的中英文辭彙，往往只是在某種程度上有所重疊，未加深究往往顧此失 彼，再加上還可能出現肯定與否定意涵的衝突：

Formal rationality 與 Formal law 到底譯為「正式理性」與「正式法」較 佳，還是「形式理性」與「形式法」較佳呢？至於 formalism 大多譯為形式 主義，但是「形式主義」到底是什麼意思呢？研究者收集各種「語料」後，

進一步加以詮釋與分析，發現 form 一字的難譯性，剛好突顯出中西文化最 大的分野處。簡言之在傳統中文世界中不知道什麼是「形式理性」或「抽象 的形式主義」，…，所謂「形式主義」…不是指理論與實際脫節，注重表面 的形式主義(負面意義)，而係指一種抽象的普遍的意涵(正面意義)…凡是…

發現難譯或語意不對時，不宜輕易跳過或忽略，因為難譯點往往正是本土文

化與外來文化歧異之處，每一個歧異點若進一步研究，不僅可能導出深具意 義的研究成果，並可「創造性嵌合」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⁶

余伯泉在上述的說法說明了這類哲學或社會學外文詞彙在引進中文時所需 面對的困難，亦即前述哲學術語真正指涉之抽象性，而此一抽象意義經過譯者推 敲掌握之後，還需經過轉化的過程方能成為譯入語之形式，屆時讀者能不能透過 該譯名看到譯者所看到的語境風景是譯者必須注意的。由此筆者認為哲學術語之 翻譯似可稍微忽視形式上的簡潔甚或美感來全力追求「信息」上的「信」與「表 達」上的「達」。

換句話說哲學翻譯欲有所成，譯者必須對其深層的意義有所掌握，這樣的過 程事實上需要運用到大量的分析與判斷心智運算，因為如上方所引余伯泉所言所 突顯，中英文辭彙在轉換上存有著許多基本上的鴻溝需要跨越，比方說前例當中 的形式與 form，字面上的外延意義似乎互相呼應，但是呈現出來卻會出現內涵 意義互相矛盾的情形，此一狀況也存在 mannerism 一詞上，以往大多遭到譯為「矯 飾主義」此等具有負面意涵之名稱，但後經羅青譯為「樣式主義」顯得更貼近中 性的本意，而這也是一個探求真義有成之範例。

「Instrumental reason」譯名之探討

延續上面認為哲學術語翻譯需要注意詞彙之「抽象意涵指涉」與「信達重於

6 余伯泉〈限定譯名法語語料詮釋法〉載於中華民國翻譯學學會《翻譯學研究集刊 – 第二輯》

第 1-14 頁

雅致」的想法，我們可以就本書中幾個關鍵的用語之翻譯進行分析。討論的目的 正是要探討現有的譯名是否有值得精進之處，但討論的過程仍會以現有最為普遍 的譯法作為出發點。

首先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乃相對於「價值理性」(value reason)之物，

探究其本意，此處所言之「工具理性」相對於「價值理性」以信仰與目的作為重 要考量，不考慮達到目的的手段，工具理性則以目的作為其發展與作動的動能來 源。前者如企業家管理公司要求有效率的工作方式，以達到獲利的目的，在「獲 利」這一目的的指導下，有助於公司獲利者即為道德，相反則否，其他的考量都 是次要的，即使是違背了其他道德標準也不以為意，在其內涵上是以務實的「目 的」作為其理性的根基與邏輯推演的指南針；後者則如朝聖者無論路途有多遙遠 要走，依然要到達朝聖目的，即使在實際上有其困難也得想辦法克服，但在作法 上仍不得逾越教義所規範者，在其內涵上是以務虛的「原則」作為指導方針，在 其之下的道德性是全面的，而非僅服務一項單一的目的。⁷ 此一用語原本是韋伯 為解釋其社會學理論而提出的說法，但隨著立場的轉換，此一詞彙卻會遭到賦予 完全不同的評價。

按照黃少政的看法：

「其萌生乃是因為在工業革命之後，實證主義在歐美意識形態中佔據主流地 位，實證方法引入人文科學領域，不僅使一大人文學科從龐雜的哲學繈褓中 脫胎出來，同時，也使得整個西方學術的內在精神日趨理性化，（工具理性 一即行動方式傾向於在其手段和程式方面盡可能加以量化，行動效率本身權 重重於倫理道德和審美的考慮），這也就是何以韋伯把現代西方社會稱之為

7 參見吳逸驊著，《圖解社會學》，台北：城邦文化，2004，頁 31。

一個「世界祛除巫魅的時代」。現代社會的合理化發展把人們從傳統宗教世 界觀的「絕對價值」和「崇高價值」的巫魅中解放出來。隨著宗教世界觀的 崩潰，宗教的符咒、魔力被解除以及神話和宗教對自然和社會的解釋的失 靈，理性的諸價值領域不斷分化、獨立。這種狀況一方面使各個個別價值領 域各自擁其抽象的價值標準，使代表這些價值標準的各門科學取得長足的進 步，這無疑是西方祛除巫魅所帶來的良性結果。」⁸

這是對工具理性較為中性甚或較為正向的說明。

相對之下《阿多諾 – 批判性導讀》一書則將「工具理性」描繪為一純粹目 的性導向的理性、為特定目的綁架而為其服務的理性、受到意識形態染指的理 性，換句話說這簡直已經是一種不理性。

理性之所以變得不理性正是因為理性設法自自身屏除所有非理性思潮所 造成，主要是在此過程中，理性失去了了解理性何以可能之原因，亦即非理 性之元素亦為理性所恃，結果便產生了一種可兼作為工具之理性，可隨意無 目標地加以應用，雖無任何實際能力針對應用之目的有所思索或無法辨認出 所應用對象之特質亦無妨其應用。阿多諾與霍克海默稱此無反思性之理性為

「工具理性」。（譯文第 11 頁）

阿多諾甚至認為「工具理性」有一更為極端的範例便是納粹德國運用「工具 理性」來「合理化」其種族優越理論，結果造成數百萬猶太人遭到屠殺。

雖然兩岸對於工具理性此一譯名大致上有一共識，但由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 以了解到譯者在面對哲學名詞的時候，尤其是學科中專門術語時，應該力求對其 不選邊站，不帶有個人偏見來對其進行翻譯，讓得出的譯法有機會隨著作者的論 述扮演其應扮演的腳色，但這一點有待我們對於名詞翻譯採取更為客觀之處理，

比方說劉宓慶就曾在其《文體與翻譯》中提出需要「準確掌握詞彙的暗涵意」，「內

8 黃少政〈拒斥信雅達的四個理由〉2005.8.20 取自 http://www.academytrans.com

在意涵」作為一項標準提醒了譯者不要僭越了譯者的身分，而干預到作者對其作 品的處理，而若以此一角度觀之，「Instrumental reason」譯為「工具理性」仍有 可議之處，其問題就在於「instrumental」照字面譯為「工具」是否適當，

「instrumental」固源自「instrument」，但其深層的意旨應在於強調工具所服務的 特定目的，而這特定目的正可與無特定目的之價值對照，由此本論文認為如「目 的型理性」、「目的導向理性」「工具式理性」、「工具化理性」都是可以考慮的其 他譯法；其中「目的型理性」或「目的導向理性」可與「價值理性」或「價值導 向理性」對照不但可以凸顯此一理性僅是為了「單一目的」而非「整套價值」而 生，也有助於讀者思路的行進，若是要貼近原文那麼「工具式理性」與「工具化 理性」也是可能的選擇。

上述討論的結論是哲學術語翻譯需注意：窮盡本意，避免誤解；減少人為干 擾，以遂譯名「信」與「達」之最佳化表現。

「Truth Content」譯法之討論

由上述第一項標準出發，我們可以推論出如「truth content」譯為「真理內容」也 非無可議之處，首先我們應再次窮盡 truth content 之內涵：

否定辯證之撰寫使得阿多諾得以發展出其長遠的信念，亦即認知與「科學」

的概念語言必然包含對(使認知或科學得以出現之)社會經驗的指涉；相對地

《美學理論》則認為藝術與美學經驗具有認知內容，此書嘗試透過哲學解讀 來揭露隱於藝術作品中的認知內容或「真理內容」，而在這麼做的過程中該 書為一之既非形式主義(formalist)亦非相對主義(relativist)之美學提供 了一無與倫比之資源。（譯文第 14 頁）

阿多諾在該期刊中所扮演的角色在 1930 年間主要仍是作為一專事音樂面向 之社會理論家，其針對華格納所撰之作品(於 1952 年完稿出版)，以及針對 音樂作曲、音樂接受(reception)理論與製作等面向的寫作，便已顯示阿氏 之「內在批判」不必然僅能適用於哲學寫作，而可同樣用以闡明藝術；於是 漸漸地，阿多諾開始體會到藝術作品絕非僅能作為裝飾品來取悅觀賞者，而 是內含有一認知內容或所謂「真理內容」，亦即一哲學批判可解讀之隱性真 理，而他最後的作品《美學理論》(Aesthetic Theory；1970)主要討論的也 就是此一藝術作品中的這種真理內容。（譯文第 10 頁）

阿多諾則曾在《美學理論》(Asthetic Theory)當中提及「藝術作品就像童話 故事中的精靈說道：「如果你想要得到『絕對的真理』，你就能得到；問題是當絕 對真理出現在你面前，你卻視而不見。」陳述性知識之真相沒有遮攔，因此那不 是絕對真理；藝術作為一種知識，裡頭藏有真理，但是這種真理和藝術本身並不 相容。透過藝術作品當中主體享有的自由，藝術作品比較起陳述性知識其主體性 較未得到凸顯，但分毫不差地，康德將藝術歸諸目的論之實踐，但其正面之應用 非經驗可以瞭解…」(Artworks speak like elves in fairy tales: “If you want the

absolute, you shall have it, but you will not recognize it when you see it.” The truth of discursive knowledge is unshrouded, and thus discursive knowledge does not have it;

the knowledge that is art, has truth, but as somethin incommensurable with art.

Through the freedom of the subject in them, artworks are less subjective than is discursive knowledge. With unerring compass, Kant subordinated art to a concept of teleology whose positive application he did not concede to empirical

understanding. …)⁹。

黃聖哲¹⁰認為「藝術作品之真理展現在其歷史 – 社會的構成，它是其歷史 環節之客體化，社會關係的沉澱。藝術作品之真理內容在於其作為『無意識之歷 史書寫』。歷史是藝術作品的構成重要環節。在藝術作品所顯現的是它的內在時 間，而顯像的爆炸也摧毀了時間的連續性。藝術作品是透過它單子式的核心與真 實歷史中介。歷史可以說是藝術作品的內容。分析藝術作品也可說是發覺那儲存 在其中的歷史。」換句話說「藝術作品的真理內容既不是觀念論(唯心派)哲學家 所談論的理念，也不是創作者投入作品中的『主觀意向』，而在於其客觀的社會 性」。

由上述的閱讀我們可以發現這種阿多諾所稱必須加以解讀才會現身之「真理 內容」畢竟還是一種內容，而非一種真理，由此本論文認為此處的關鍵應是在於 真理二字，「真理內容」與「真理性內容」一字之差，前者雖已是兩岸大多數使 用者的共識，但後者的好處是能將真理與內容兩個元素的功能加以明確的區分，

因此筆者在本書的翻譯上寧取後者。

以上兩則詞彙譯法的討論可歸納為為一種對於「信-內容」與「達-形式」之 終極追求，筆者認為譯者在處理哲學題材時應該留意這一拉鋸，因為哲學譯本之 可讀性往往就繫於這一細微之處上。

9 Theodor w. Adorno, Asthetic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126.

10 黃聖哲，〈美的物質性——論阿多諾的藝術作品理論〉，載於《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類—藝 術專刊》47(1)，2002，頁 6-7。

進一步分析，英文單字與中文詞彙有一點很大的差異處在於前者具備有較強 之標示能力，亦即語彙當中各部分之間的關係較易釐清，就以 instrumental reason 為例，讀者很清楚地可以瞭解到 instrumental 與 reason 間的修飾關係，即使是如

truth content 這樣的語彙，讀者也仍可以判斷出 truth 與 content 之間的主從關係，

相對之下，「工具理性」與「真理內容」就比較不利於讀者掌握其精確意義，這 一點也可以由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一詞看出，其譯法不外「啟蒙辯證法」

或「啟蒙辯證」，又是一字之差的這兩者究竟是否存在有意義之差別呢？其答案 同樣是肯定的；雖然習於前者之譯者與讀者仍佔優勢，但事實上啟蒙辯證乃是針 對啟蒙這項主題塑進行之辯證過程，而非一套具有啟蒙精神的辯證方法，由這事 實出發，「啟蒙辯證」絕對是比「啟蒙辯證法」精準的譯法。

總合以上，哲學術語可以說具有「滑溜性」或「不易掌握」之情形，譯者必 須窮盡其深義並多方直接間接推敲方能窺得其真面目。

雅 – 哲學語彙之工具屬性；哲學語境之邏輯性格

哲學之別稱既為形上學，即已預告了其書寫之抽象性，不同於其他智識分工當中 的學門，哲學具有學問架構之性格，換句話說哲學語彙在本質上應該具備泛用知 識討論工具的性格，亦即我們必須注意到哲學詞彙在風格上之要求(雅)，但這一 點卻又需要與上述言及哲學語彙之精確性(信與達)互相契合；一方面我們需要很 謹慎地推敲出哲學語彙的指涉方向，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得預留出哲學語彙之討論

適用範圍空間，以便於日後其他人將其作為哲學課題抑或社會學、美學或其他學 門之形而上討論之用，這點明了哲學是學問的學問，而哲學語彙非僅做為自身討 論之用的特性，由此我們必須注意到哲學語彙之指涉的輪廓與相容狀況；亦即哲 學語彙事實上具備有既精確又模糊的雙重性格，這說的是哲學語彙的指涉方向精 確而涵蓋範圍模糊。

如果說哲學的思考近似於可視為是邏輯的甚至於是數學性的，那麼每段哲學 論述就都可以視為是一則巨大的方程式，當中的詞彙就是陳述者所設定之變數，

變數如果有誤，不論是內容、形式或風格的誤差，都會導致整個方程式兜不攏。

就以下方這段有關啟蒙的段落為例：

這麼一來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口說「啟蒙」(enlightenment)是用以指涉所有 以懷疑為出發點從事「除魅」(demythologization)之活動，而阿氏與霍氏 認為這類活動中最重要者影響的正是語言本身，他們認為現代理性已逐漸限 制了語言至僅剩兩種同樣一面倒的功能：「作為一種符號系統，語言勢必得 降格投向計算的懷抱方能了解自然，同時必須放棄語言形似自然之宣稱；若 作為一種形象，語言則必須降格從事模仿，方能成為完全的自然，同時也必 須放棄語言了解自然之宣稱。」阿多諾的想法是這種分別尚未完全─的確這 分別若不自絕於思想本身則勢必無法完全；若欲解釋此一看法何以可能尚須 後繼有所討論，此刻我們先需指出如此討論陳述性(discursive)語言與模擬 性(mimetic)語言之逐漸分道揚鑣其實正可協助我們了解在西方理性─尤其 是現代理性─當中，藝術是如何漸次與科學勞燕分飛。科學研究工作若不自 我設限於陳述性語言，則不免將被視為子虛烏有之事；而藝術若不自限於模 擬性，亦難保不被看作是笨拙地想要僭越至科學之領域。（譯文第 20 頁）

在這一段落中阿多諾提及了啟蒙、除魅、語言二元性(陳述性、模擬性)等用 語，這些用語當中「除魅」兩字的原文為 demythologization，就其本意應為除卻 神話的意思，因為精簡的理由才將之縮成「除魅」，除字不是問題，但「魅」是 否適宜代替神話或所有啟蒙活動所針對的目標呢？而陳述性與模擬性這樣的譯

法又是不是能夠精準的反映出本段落所言及之語言二元性對立呢？

陳述性 科學 – 計算 – 了解自然 – 符號系統 模擬性 藝術 – 模擬 – 形似自然 – 形象系統

以上述段落所言及的兩組概念觀之，我們要檢查的是陳述性與模擬性這對譯 名是否在指向上符合這個段落的論述脈絡，另一方面則是檢查這樣的譯法是否在 指涉範圍上超過了段落內容所應允。

上述的問題必須在哲學翻譯的過程中不斷進行，亦即譯者面對一個術語，他 所考慮的必不得僅僅是這宗術語本身，還得加入其所處的上下文中仔細推敲方能 讓整個方程式達到平衡。

由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了解到哲學術語的翻譯需要，另外就是其所處語境特 重邏輯性，也是譯者必須留心的；這樣說雖並不表示只有哲學術語翻譯才需要這 樣的功夫，但哲學術語的確對譯者在這方面的要求較高且格外明顯。換句話說，

哲學語彙除求其「信」與「達」之標準甚高之外，還需注意到其做為一種工具是 否能夠稱職融入哲學討論特重邏輯性之語境之「雅」。

關於此一專屬哲學文本之「雅」，本論文再以同一性(identity)、非同一性 (non-identity)之翻譯為範例進行討論：

模擬本為一認知之嘗試，想要仿效客體之嘗試，因此正逐漸遭到「同一性」

(identification)之取代，須知所謂同一性便是思想嘗試要將客體加以安插 在某一分類項目之下，由此模擬便受限於藝術的範疇當中，不屈服變成某 種分類同一性思想則會被打成虛構之事。沒有什麼可保持神聖之身，因

此所有的事都可以拿來作實驗、拿來消費、拿來交換；沒有什麼事可以超越 思想、沒有什麼事沒有個價。(譯文第 21 頁)

同一性與非同一性指的是概念與世事、範疇與實物、整體與獨特間的同一與 非同一；其實這兩個說法乍聽之下可能都會令人感到有些突兀，然如今都已是討 論阿多諾哲學時反覆出現的台柱了。這同一性或非同一性的兩造其實可說就是中 國哲學裡頭的「名」與「實」、「天理」與「人欲」，或者更進一步來說：

非同一性作為阿多諾哲學論述與社會理論的重要術語之一，指涉的是「認識 論中主體與客體間關係的不一致性。主體設立的概念與其指涉的對象(客體)在事 物的具體面前必然無法符合一致；亦即概念、概念的指涉物、具體的事物自身處 在三條不平行的運動規律線上」。¹¹ 同樣的非同一性也已是大多哲學觀念討論者 之共用語之一，但是筆者仍須提出質疑的是「非同一性」之含意其實雖然抽象但 不算難以了解，何以選擇使用這麼如此特立獨行之譯法？將概念呈現為比較讓人 難以掌握並不會使得概念本身出落的高人一等，更何況讓人不易接近難道是做學 問本身的內涵目的嗎，這一點由譯者的角度觀之才真正令人難以理解。其實大可 譯為「一致性」與「不一致性」即可，如此不但可以滿足叫符合中文固有用法之

「達」，也不會損及哲學語境中使用之「雅」。

有人可能會問這樣的區別在意義上差別不大，究竟有無必要冒大不幃形式上 斤斤計較，但正如阿多諾曾經指出，形式不僅僅是形式，形式本身也是內容的一 部份，因為外在形式也在讀者閱讀時的解讀對象之列，換句話說，同樣的外延意

11黃聖哲，〈美的物質性——論阿多諾的藝術作品理論〉，載於《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類—藝術 專刊》47(1)，2002，頁 3。

義採取不同的外型即可傳達出不同的內涵意義，就好像有人會用了非同一性就會 有人問為什麼不用「不一致性」，難道當中另有蹊蹺嗎？亦即，「說了什麼？」往 往也會受到「怎麼說？」與「什麼沒說？」或「為什麼是這樣說而非那樣說」的 牽連影響。

身為譯者需要對術語譯名不斷進行思索，並與其他先行譯者或與自身不斷進 行辯證過程的原因在於其影響所及決非僅是一個術語而已，須知一則術語的難解 影響層面甚廣，因為正如本章先前所提及者，哲學術語翻譯之「雅」需考量其非 僅一術語本身意義之轉換，而亦為一哲學討論工具之身分，就像方程式當中的變 數，所以術語翻譯的錯誤或不夠精準或不夠理想往往禍延往後之討論，造成讀者 在理解上與使用上的困頓。

比方說上述有關同一性譯法的討論，就會影響到後方有關臆測形同一性

(speculative identity)/應為(ought to be)/實為(is)之討論：

何謂「臆測型同一性」？黑格爾作品當中最著名的範例要算是《法政學》

(Philosophy of Right)前言當中所堅稱之「凡是若理性即真實；凡是若真 實即理性。」這種說法經常被解讀為一種抽象之等同性思想，意欲發揮出 政治上保守之作用來就地合法現有的一切存在。然而黑格爾同時也強調此一 命題只是一臆測而非一抽象同一性思想。臆測形同一性之行進乃源自於根本 分割嘗試之崩解；在上述所舉的例子中，黑格爾主要透過重讀康德與費希特 主張任何嘗試要將純粹理性的「應為」(ought)與純然非理性的「實為」(is) 作根本上的區隔僅會產生一缺少內涵之「應為」與一難以理解…。（譯文第 133 頁）

臆測形同一性指的是黑格爾對理性「應為」與實際「實為」間的一種推測性 等同，亦即不同於康德與以往形而上哲學家排斥理性與實際間「矛盾」的作法，

黑格爾已經承認矛盾確實存在，但他還是認為「應為」與「實為」間應該可以克 服矛盾達成「一致性」，由此他提出了「臆測型」的同一性。事實上「同一性」

與「非同一性」之運用是貫穿了阿多諾幾近全數的哲學、美學探討，由此我們可 知同一性作為一討論工具其影響層面絕非止於自身，而大多數的哲學術語也有這 種現象。

不過由另一個角度觀之，「同一性」與「非同一性」已經是這部分討論通用 的說法，同時「一致性」之譯法也較不易凸顯此一概念作為一哲學特有概念的身 份，由此譯文當中筆者仍沿用「同一性」與「非同一性」的譯法。

哲學語彙探源

事實上在本譯作中所出現的哲學用語各自有著不同的起源，甚多我們今日已經習 以為常而不疑有他之詞彙，其實都歷經了一番轉折或擊退眾家對手才取得今日的 地位；比方說由傳教士帶入概念，再由中國以固有詞彙賦予新意而成的「民主」

(democracy)、「判斷」(judgment)、「推理」(reasoning)、權利(right)、實體(substance)；

與歐洲語言有關之日語漢字如「抽象」(abstract)、「目的」(objective)、「共產」

(communize)、「辯證」(dialectics)、「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意識型態」

(ideology)、個體(individual)、「客體」(object)、「客觀性」(objectivity)、「哲學」

(philosophy)、「心裡學」(psychology)、「象徵」(symbol)；與歐洲語言無涉之日語 借字如「聯想」(association)、「但書」(proviso)；由文言文進入日語，最後又回歸

中文的「絕對」(absolute)、「活動」(activity)、「自治」(autonomy)、「資本」(capital)、

「階級」(class)、「意識」(consciousness)、「批判」(criticism)、「文化」(culture)、「演 繹 」(deduction)、「倫理」(ethics)、「經驗」(experience)、「自由」(freedom)、「唯心 論」(idealism)、「形而上」(metaphysical)、「命題」(proposition)、「理論」(theory)、

「主體」(subject)、「思想」(thought)、「真理」(truth)、「意志」(will)、「世界」(world) 等都是範例。¹²

我們對於哲學語彙的翻譯除了就字彙本義進行深究之外，對其過往的各種起 源進行瞭解也有助於我們觀察、掌握此後的哲學語彙生成。事實上馮天瑜在《新 語探源 – 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¹³一書的導論開端就曾引用杜 勒魯奇之言說「從起源上理解事物，就是從本質上理解事物」，由此我們不論是 面對尚處於競爭狀態之一組譯名進行抉擇，抑或使用已然確立為勝出者之譯名，

都不應只是被動地應用，而應對其起源與發展之來時路有所瞭解，如此方能確實 掌握其在文中的指涉與牽連。

就以本譯書過程中曾出現的數語為例¹⁴：

範疇(category)典出《書經‧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其中范即是「法」

之意而疇則即「類」也，範與疇的組合指的是治理國家社會的各類法則。後來《哲

12 Liu, Lydia He. Translia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1995.

13 馮天瑜，《新語探源 – 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14 馮天瑜，《新語探源 – 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360-361

學字匯》¹⁵以「範疇」作為「Category」之翻譯，詞義於是移轉為：人的思維對於 客觀事物本值之概括反映。各門學科都有基本範疇，如哲學中的矛盾、質與量、

本質與限向；政治經濟學當中的商品價值、抽象勞動、具體勞動，以及化學中的 化和、分解等。自此範疇會回傳至現代漢語而成為固定用語。

唯心論(idealism)典出《華嚴經：十地品》：「三界所有，唯是一心。」《楞伽 經》：「由自心執著，心似外境轉，彼所見非有，是故說唯心。」意味一切諸法(即 萬事萬物)，唯在內心，無心外之法。井上哲次郎等乃以「唯心」為主軸組成「唯 心論」一詞來對應西方之「Idealism」，其內含經定義為「一種以意識、精神為第 一性，客觀世界是主觀意識體現的哲學觀」，由此「唯心」一語乃自普通語詞轉 變為重要的哲學術語。

形而上學(metaphysics)典出《易經‧繫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形而上」意味形器之上的規律、道理。《哲學字匯》以之翻譯 Metaphysics，

內涵規定為「玄學、深奧莫測之推理」，或具體指涉亞里斯多德學說中排列在物 理學(即形而下之器學)之後的學問，自此「形而上」遂成哲學術語要角。

術語翻譯的積極作用

余伯泉曾在《限定譯名法與語料庫詮釋法》¹⁶當中提及：

15 日本東京大學副教授井上折次郎與東京大學畢業同窗計田垣謙三、國府寺新作、有賀長雄合 作，以英國哲學家福萊銘(Fleming)的《哲學字典》第二版(1858)為原本，譯編出《哲學字匯》於 明治十四年(1881)初版；該書為日語以古漢語語彙翻譯西洋概念(即所謂雙重借用)之範例。

16 余伯泉，〈限定譯名法與語料詮釋法〉，載於《翻譯學研究集刊》第二輯，台北：中華民國翻 譯學學會，1997，頁 1-14。

華文社會如何翻譯外來名詞是一個相當重要卻被忽略的問題，本文之目的是 提出研究名詞翻譯的方法模式，以作為未來研究之基礎。研究者採用「限定 譯名法」發展標準的「限定譯字」，並以此為基礎建立「限定式英漢音譯表」， 研究結果可望解決臺灣地區英文人名的音譯問題，並且能夠與大陸地區的譯 字相容，有利於未來華文社會的會通。本研究亦建議採用「語料庫詮釋法」

解決術語翻譯問題，並從而導出一門「文化翻譯學」，整合本土化研究與知 識移轉型研究之間隙。準此，翻譯不應是受人輕視沒有研究績效的工作，而 是堅實的基磐研究，也是本土文化向前發展的重要契機。¹⁷

筆者需重申以此為例並不象徵本論文對於特定名詞翻譯主張的臧否，但是黑體部 分的論點筆者則甚為認同，上述方向之工作若有所成，則必然有助於而哲學翻譯 以致於其他領域翻譯之資訊流暢通。

須知名詞的翻譯精準程度與流通因子都會影響到一個地區的文化發展，如利 用課餘從事英文科幻小說中譯以及科普寫作清華大學教授葉李華就在其個人網 站中撥出一空間來討論目前流通中科學術語譯名之良窳¹⁸，就是名詞翻譯重要性 的另一項明證。事實上各個領域都應該持續對新進或尚未有定論亦或後來發現在 意義上有所缺漏之譯名進行不斷之改善。挑戰以往的譯法雖然容易招致批評，但 卻是身為譯者較為負責，也是較符合「辯證」精神的作法。

17 同上，頁 12。

18 葉李華個人網站(http://sf.nctu.edu.tw/yeh/)：在天文學中除非是泛稱，star 專指會發熱發光的天 體，翻譯成「恆星」才能得一百分。很多人看到 star 便直覺地寫成「星球」，從未想到那是個很 不精準的通俗用詞。至於連 planet （行星）都翻譯成星球的譯文，則無論如何是不及格的。 「星 球」應該留給通俗語言，科技中文裡最好只用嚴謹的「恆星」與「行星」。即使是泛稱也該用「星 體」取代「星球」，因為有些小行星（asteroid）根本不是球形。如這般對於譯名的重視是所有專 業翻譯都應效法的。

工具書的運用

哲學翻譯其實大抵即為術語翻譯，但欲對哲學術語之翻譯有所掌握，單是查得其 中文對應的一個或數個譯名並不足夠，因為光從譯詞甚至原文譯者往往無法瞭解 其核心意義，由此譯者仍難決斷何種譯名較佳抑或現有譯名是否理想，換句話 說，查得中文譯名(群)不難，難的是譯者若無背景如何窺知哲學語彙之真義；由 此筆者認為哲學翻譯需要的工具書必須具備的特性是非僅提及重要術語，還需要 對其來龍去脈、相對概念、時代背景、運用範疇、所出哲人等給于較為詳細且全 面性的說明，同時在說明的過程中不可陳義過高，讓原本已經顯得隱誨之哲學概 念與術語更加拒人於三尺之外，必要時應輔以插圖或圖像讓讀者易於吸收。

大致符合以上筆者自訂標準，而在本書翻譯過程中發揮效果的工具書包括有

《 圖 解 社 會 學 》、《 圖 解 哲 學 》、《 圖 解 哲 學 入 門 》、《 西 洋 哲 學 三 百 題 》 與

《Philosophy – History & Problems》，均列出於本論文的書目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