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們的島製作群環境觀的發展歷程
第一節 「我們的島」成立的背景
「我們的島」是公共電視成立該年即創製的電視節目，也是台灣電視史中唯 一以環境議題為對象的深度報導式電視新聞雜誌。她為什麼是在公共電視出現，
而又為什麼能在 1998 年開播後毫不間斷地延續至今？瞭解公共電視的背景及成 立過程，將可對「我們的島」的出現和能持續播出的理由做出解釋。
一、公視成立的背景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簡稱「公共電視」或「公視」)於 1998 年 7 月 1 日開播，是一個獨立營運於民間的無線電視組織。公視開台歷經 18 年 的奮鬥，和台灣社會公民發展軌跡，有著強烈的互動關係(張其錚，2002)。
1976 年廣電法三讀通過後，三家電視台形成瓜分市場的壟斷，節目品質不 佳、收視率數值不具公信力、抄襲低俗品味，而且劣幣驅逐良幣(程宗明，2003)。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當時身任行政院長的孫運璿於 1980 年 2 月 6 日在「中小 學教師自強愛國座談會」上公開表示：「應在目前三家電視台之外，再成立一家 公共電視台」，負責製作沒有廣告的社會教育節目，以配合國家政策與教育的需 要，並以「今日不做，明日會後悔」，表達行政院支持公共電視成立的立場(陳右 果，2004)。1982 年 3 月，行政院函知新聞局：「請立即成立『公共電視節目製 作機構』，積極策劃公共電視節目製作及有關事宜。而在「超高頻」(UHJ)電視台 未開播前，可先在台視、中視及華視等三台分別利用社教時間播放。」至 1984 年，行政院核定「行政院新聞局公共電視節目製播小組」(簡稱公視小組)成立後，
該年 5 月 20 日，第一個公共電視節目「大家來讀三字經」正式在台視頻道播出。
這時公視的節目還是停留在向三台徵收時段的階段，開播之初公視小組提供 給三台每週 12.5 小時的節目，到了 1985 年 7 月後增至 15 小時，播出時段則分 配在週一至週五下午 5:00 至 6:00、晚間 9:00 至 9:30、11:00 至 11:30，及週日早
上 9:30 至 11:00、晚間 11:00 至 12:00。
然而這種長期借用三台時段播出的方法畢竟不是常態，一個星期 15 小時的 內容並無法滿足真正電視公共化的需求及精義，一個完整的公共電視台的成立仍 是新聞局想達成的目標。但是成立公共電視台的構想在當時仍是弱勢，原因在於 成立資金的籌措問題，經費來源有從商業電視台提撥盈餘的建議，也有向商業電 視台徵收電波頻率使用費或頻道使用特許金的主張，然而無論是何種形式，三家 商業電視台勢必要為公視的誕生付出成本，而當時的商業電視台權勢足以影響政 治氛圍，使得行政院關於公共電視台成立的提案在立法院處處受到侷限。1986 年，公視小組脫離新聞局掌控，轉由「財團法人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接手，
新聞局一躍成為監督角色。然而公共電視的本質未改，仍舊以徵用三家商業電視 台的少數時段播出節目、無法建台，如此一來長期造成了民眾視公視為「政令說 教」、「國家宣傳教化工具」、「嚴肅」、「知識分子喜歡」、「小眾」，甚至「一般人 的關機時段」(程宗明，2003)。
從 1984 年開始公共電視在三家商業電視台中捉襟見肘播出的情形，到了 1991 年出現新的契機。行政院核定公共電視籌備委員會在該年成立，並聘請籌 委 22 人擬訂公共電視法草案。但該年卻爆發籌備委員醞釀請辭風波，原因在於 對公共電視「定位」、「財源」、「領導人物組成」及「主管機關」等的爭議(馮建 三，1998)。
1993 年行政院正式將幾經修訂的公共電視法草案送交立法院審查，由傳播 學者馮建三組成的「公共電視民間籌備會」適時在立法院游說，使公視法在激烈 辯論下於該年 12 月通過一讀(翁秀琪，2000)。民籌會將公共電視的管理制度、
經營原則、節目政策、任命方式等一一提出批判，其中最重要的修正在於開發公 共電視財源。民籌會認為，三家無線電視台(台視、中視、華視)應提撥每年 10%
的營業額作為公共電視的主要收入，此舉造成三家無線電視台強烈反彈，並發生 三百多名電視台員工赴立法院舉白布條抗議的事件，因此在當時黨政軍勢力仍深 植無線電視台的年代，國民黨為保障三家電視台獲利，將公視法審議延宕(馮建
三，1998)，直至 1994 年 8 月才進入二讀，且遲遲無法完成二讀程序。1996 年 由瞿海源組成的「公共媒體催生聯盟」，匯集了澄社、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民間 司法改革委員會、四一○教育改造聯盟等市民社會的力量，多次走上街頭，並發 表社論、投書、學術文章表明支持公視的立場，他們並多次進出立法院與黨團周 旋協商並取得輿論支持(陳右果，2004)，加上新聞局也在此同時推出「小而美」
的公共電視建台方案，一時間公共媒體議題廣受社會各界關注。
1997 年 4 月 16 日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對公視問題召開協調會，做出公視廢台 的原則性共識，造成社會輿論一片譁然，反而激怒民眾，要求政府明確執行公視 的立法(程宗明，2003)。在民氣可用之下，加上前行政院長孫運璿親至立院遊說，
公視法終於在 1997 年 5 月 31 日完成三讀程序。1998 年 1 月公共電視台正式成 立，經立法院審查委員會推舉 18 位董監事。同年 3 月，董監事召開第一次大會，
選出吳豐山為董事長，同年 7 月 1 日，成立「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公視建台宣告完成。
經過相關人士 18 年來鍥而不捨地爭取，公視終於建台。茲將公視成立重要 紀事整理如下頁表 2-1。
公視法雖然三讀通過，中間仍存在許多問題，尤其是公視法第二條，關於公 共電視經費來源的逐年變動比率：
「公視基金會由政府依本法編列預算捐贈部分之金額應逐年遞減，第一年金 額百分之十，至第三個會計年度為止。」(公視法第二條第三項)
這個「預算逐年遞減」條款，規定政府第一年補助十二億給公視，但此後每 年須逐年遞減第一年金額的百分之十，不足的金額要靠公視自籌款項，然而公視 依規定不能有任何廣告商業收益。如此條款被公事董監事會譏為「植物人條款」， 逐年萎縮的編列經費將無法和商業媒體達到一個恐怖平衡(翁秀琪，2000)。2001 年 10 月 3 日立法院「公共電視評估小組」給予公視績效上的肯定後，這個「植 物人條款」始被摘除，公視每年反而可以獲得政府補助九億元，然而公視仍需要 每年自籌三億元始能維持基本開銷。每年固定的經費反映出公共電視「小而美」
的特色，但是經費的限制及對其下各部門的分配不均，所造成節目品質向上的侷 限卻也成為不爭的事實。
表 2-1 公共電視成立大事紀
時間 記事
1980/2/6 行政院長孫運璿提出興辦公共電視的想法 1984/5/20
「行政院新聞局公共電視節目製播小組」成立後，在台視頻道推 出公視第一個節目「大家來讀三字經」 ，公共電視開始在三台徵收 時段播出
1986
公共電視製播工作由「行政院新聞局公共電視節目製播小組」轉 為「財團法人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接手，公共電視仍用三 台徵收時段播出
1991 行政院成立「公共電視籌備委員會」 ，由 22 位委員擬定公共電視 法草案
1993 公共電視法草案送交立法院審查，民間學者組成的「公共電視民 間籌備會」說服一讀通過
1996 「公共媒體催生聯盟」要求儘速通過公視法立法，新聞局也在此 同時推出「小而美」公視建台方案
1997/4/16 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做出公視廢台共識，造成社會輿論譁然，反激 起公視立法怒火
1997/5 美國華府公共電視台(WETA)總裁洛克斐勒夫人訪台，面見總統並 舉辦座談會
1997/5/20 前行政院長孫運璿親至立院遊說 1997/5/31 公視法三讀通過
1998/1 公共電視台於內湖成立，由董監事執掌，脫離新聞局成為全國唯 一獨立非商業性電視台
1998/7/1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成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公共電視的本質
我國公共電視法第一條第一項即明白指出公共電視是「為公眾服務之大眾傳 播制度」，而第十一條更明白闡釋公共電視之「公共服務」內涵(公共電視，2005)：
(一)完整提供資訊，公平服務公眾，不以營利為目的。
(二)提供公眾適當使用電台之機會，尤應保障弱勢團體之權益。
(三)提供或贊助各種類別之民俗、藝文創作及發表機會，以維護文化之均衡發展。
(四)介紹新知及觀念。
(五)節目之製播，應維護人性尊嚴；符合自由、民主、法治之憲法基本精神；保 持多元性、客觀性、公平性及兼顧族群之均衡性。
為達服務公共利益，公共電視是以非營利組織的形式經營。公視法第二條規 定，公視成立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公視基金會的成立、組織與營 運，除公視法另有規定外，適用民間財團法人之規定。公視的收入來源部分雖有 自籌款的結構，但公視的存在的目的與製播節目的目的是為了服務社會之公共利 益，不為賺取利潤而存在，其盈餘、資產需投注在公視本體的營運節目與製播上，
不得劃歸任何私人所有(何玉婷，2000)。因此，公視在本質上是個非營利組織，
它無需擔負國家政令宣導的包袱，更與一般以收視率為導向的商業電視台迥異。
三、公共電視台的使命、經營理念及節目製作宗旨：
除了以「公共服務」為媒體本質，在歷經了 18 年官方和民間的催生，公共 電視亦肩負了學者及民眾對於非商業電視台的期待，而這樣的期待直接表現在公 視的建台使命、經營理念，以及節目的製作宗旨上(何玉婷，2000)：
(一)使命：
1. 建立傳播公共服務的電視節目，提供以人為本、有別商業電視市場邏輯 的節目觀點。
2. 主動提供多元的公共領域，使民眾享有表達的自由與知的權利。
3. 善盡民主社會媒介的第四權責任，監督政府施政。
4. 提高全民教育與文化水準。
(二)經營理念：
1. 強調非商業的公眾服務：不以營利為目的，重視公眾的意見與需求。
2. 秉持獨立自主的專業精神：堅持營運、節目製播與新聞編輯室的獨立自 主，絕對避免政治力量及利益團體的干預，確保全體大眾的利益。
3. 追求卓越的服務品質：提供全民完整、高品質的電視節目服務與收視機 會，並介紹各種新知和觀念，使公視能夠與時並進，並藉由多元節目呈 現豐富文化；充實本土及國際文化的互動交流與融合。
4. 致力於多元性的均衡發展：節目製播保持多元、客觀、公平並兼顧弱勢
族群之權益，提供公眾適當使用電視台的機會，尤其保障弱勢團體之權 益，提供或贊助各種民俗、文化創作和發表的機會，幫助觀眾跨越種族、
階級、立場的界線。
5. 提供終身學習的服務：對每一個學習階段的個體提供服務，從學齡前幼 兒到成人，都提供豐富的資訊。
6. 主動拓展服務的承諾：公共電視台對大眾的服務超越單純的節目服務，
同時也包含教育、告知以及主動結合社會資源來實踐公共服務的承諾。
7. 注重研究與發展：定期進行科學化和深入的調查研究，以偵測環境瞭解 公眾與社會需求，進而在營運、節目製播上因應時空變化。
(三)節目製作的宗旨則有：
1. 提供全民終身學習的管道。
2. 增進人民對新聞事件和公共事務的瞭解，善盡媒體監督政府的第四權責 任。
3. 提供重要議題和觀念的分析和解釋。
4. 提供人民對本國和他國豐富文化、 歷史的認知，並培養本土關懷和國際 視野。
5. 增進國際社會對台灣風土人情的瞭解。
6. 使人民接觸多元的表演藝術。
7. 提供各種社會團體如少數民族、弱勢團體，公平參與的機會與表達藝術 和政治上的意見空間。
8. 播映和典藏重要的影視經典作品。
在公共電視排除政治干預和利益團體的操控、擁有獨立自主的新聞編輯台的 前提下，「我們的島」如此具政治批判色彩的節目，才能在這個場域有較好的發 揮，如「我們的島」創始人所言：
「我當時有點嚇一跳，公視它完全不干涉，你做出來的東西就是出去了，完
全沒有做任何過濾，這對我來說很有吸引力、有很大的舞台。這是我後來會一直 投入在這邊，是很大的因素。」(A)
許多市場接受度低的議題性節目，一般較難見於以市場導向馬首是瞻的商業 媒體，公視以提升全民教育、培養本土關懷為宗旨，排除收視率為唯一製播節目 之考量，因此能提供給特殊屬性的節目較多的空間。「我們的島」創始人就指出：
「我們在那一兩年就有想開這樣的環境新聞雜誌的節目，那時有提案子給三 家無線台，但這樣的企劃案並沒有被採納，後來這概念一直留著，就拿到公視來 做。」(B)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基金會已經過兩次改組，目前董事會設董事長 1 人，
董事 11 人，常務監事則有 3 人。總經理管轄所有行政事務，下設節目製播中心 及服務行銷中心；節目製播中心負責公視所有自製節目的產製及管控，下有新聞 部、節目部、企畫部、製作部、工程部等平台，服務行銷中心底下的行銷部及公 共服務部，則分別負責節目影帶的販售及活動規劃舉辦。公共電視台內部組織結 構參見圖 2-1。
圖 2-1 公共電視組織圖(公共電視，2005)
四、「我們的島」的誕生
公共電視雖在創台之初設有新聞部，然而在立法院以有政治力介入報導公正 之虞而加以限制的情況下，公視無法製播每日新聞。於是公視新聞部嘗試以「導 引性新聞主義」(orientating journalism)的新聞雜誌類形式，取代「工具性新聞主 義」(instrumental journalism)的每日新聞報導模式(程宗明，2000)，推出一系列塊 狀深度報導節目，包括原住民新聞雜誌、客家新聞雜誌等。加上公共電視一向以 關懷弱勢及環境為基調，因而在「原住民新聞雜誌」推出而填補了公視關懷弱勢
服務行銷中心
公視基金會
董事會 董事長 監事會 常務監事
總經理 管理部
節目製播中心 公視諮詢委員會
研發部
資訊部
法制部
秘書室 新聞部 節目部 企畫部 製作部 工程部 公共服務部 行銷部
的訴求後，環境領域的關懷自然成為下一個要著手的目標，誠如「我們的島」創 始人所言：
「因為立法院有強調說公視不能拍 DAILY NEWS，因此他們朝新聞雜誌去
拍，像弱勢族群或是紀錄片那類的新聞雜誌，那時就缺了一塊，因為他們成立的 宗旨是要重視弱勢和環境，就是缺了一個環境類的新聞雜誌。」(B)
再就當時政治與媒介互動氛圍的角度論之，許多社會不義在政府與媒體連 手操縱下隱晦不見，環境問題也常是遭粉飾的其中之一。林子儀及劉靜怡(1993) 就認為，台灣社會在長期的威嚴體制之下，廣播電視媒體所呈現的內容，不是過 於單調貧乏，便是透露出固定的意識型態，未能提供充分及多元的訊息。而邱育 慈(2002)也指出，在 1990 年代，面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間的衝突時，部分記 者受制於媒體經營者之政治立場，呈現「假環境科學之名，行服務政治立場之實」
的偏頗報導，讓讀者無法取得充分的資訊以建立自身對環境問題的價值判斷。許 多媒體不僅無法在報導中傳達正確的科學知識及多方意見給讀者，甚至為了避免 困擾，在報導中略而不提環境議題爭議背後的政治、法律、族群、勞工等面向。
此時公共電視的適時出現給予長期以來遭漠視的環境問題一個發聲的機會，「我 們的島」製作群積壓已久的環境訴求能量也在這時候爆發：
「在 87 年之前政治氛圍是屬於一黨獨大、環境權受到忽視的那個年代…主
流媒體通常會為執政者去美化，或刻意忽視現有的一些環境議題…我們長期拍攝 東西是從環境現存的問題出發，如果從執政者的角度來看，就是負面報導，去挖 掘有哪裡被破壞、哪裡可能產生人跟環境的衝突，我們從這幾個面向去找題材…
從弱勢基層的聲音出來去批判當權的一些環境問題…我們對當時的政治有比較 多的批判。」(B)
因為對環境問題遭媒體忽視而產生的反動，加上標榜關懷環境和弱勢的公共 電視適時給予場域，讓「我們的島」得以於 1998 年 11 月 1 日在公視頻道與觀眾 見面。然而回顧「我們的島」播出的六年，無論在取材及影像呈現上皆有分期不 同特色，節目製作人的不同領導風格，實左右了「我們的島」呈現方式的偏好傾 向。
第二節 「我們的島」的組織轉變
「我們的島」從 1998 年 11 月 1 日開播以來，先後經歷四個不同製作人主導，
也曾經歷過從新聞部調至節目部，再從節目部轉回新聞部的變動，每時期節目的 取材與呈現風格皆有差異，茲就草創期、節目部時期、新聞部時期，及各製作人 領導時期，節目內外部的組織與取材和呈現風格，做個別分析描述。
一、草創期 (一)組織
從 1998 年 11 月 1 日開播至 1999 年 8 月 23 日，節目隸屬於新聞部，此時期 組內成員包含執行製作共五人，總共推出 43 集節目，一個節目為一個單元。在 草創期，製作群往往一人要身兼數職，包括拍攝、撰稿、剪接及過音，工作量龐 大，也是由於人力無法負擔的關係，節目畫面的提供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委由外 製。一開始節目長度為 30 分鐘，原先的規劃是節目播出一季後，次季再重播，
而製作人員則是趁重播的時間再去尋找、拍攝題材。然而之後受到公視上層指 示，在 21 集後一舉增為 60 分鐘，且不再重播，人員也在這時候開始擴編。在此 時期並沒有固定的製作人，先是新聞部經理袁乃娟，後是蘇志宗，最後是劉美玲 接手。
(二)題材
首季的題材都是以海洋為出發，包括海洋污染、海岸環境變遷、海洋資源枯 竭、海灘流失、溼地棲地破壞等議題。在節目正式播出之前，「我們的島」就是
以「為海洋請命」的形象被介紹給觀眾。1998 年 11 月 8 日製作群在台北誠品敦 南店舉辦「再見。海洋，重回我們的島」試片會，會中邀請詩人蕭蕭譜作詩歌「白 化的海底花園－哀珊瑚」，及原住民作曲人胡德夫為「我們的島」譜主題曲－「記 憶」，從題材的選擇、主題曲的文字內涵，在在都看得出來「我們的島」與海洋 有深厚感情。而以海洋議題為主要報導取向，則和當時組織成員的偏好有密切關 係。
「一開始沒想這麼多，我那時的東西有山有海，有很多，裡面最齊全的就是 海岸的部分，所以就做海岸。當時有關常態性塊狀的新聞雜誌不多，可以說沒有，
尤其專注在海岸議題的更少，因此那時把焦點鎖定在這區，比較少人能照顧到 的。」(B)
在首季推出「再見海洋系列」後，次季再把焦點轉向山林，而推出「台灣山 林系列」。在草創期，每周長三十分鐘或是一個鐘頭的節目幾乎是以紀錄片的形 式呈現，整體而言步調較沉慢，往往一個鏡頭直拍到底，少了靈活生動的剪接，
較不易引起一般大眾的共鳴，誠如某製作成員所言：
「我看到的是冗長、沉悶、低調…我不是說這樣不好，只是論氣勢磅薄不像 discovery 那樣，也看不到太多的深度關懷。」(C)
二、節目部 (一)組織
從 1999 年 9 月 6 日
1
至 2001 年 1 月 29 日，是「我們的島」隸屬於節目部的 時期，然而在「我們的島」移至節目部的前四個月，也就是 1999 年 9 月 6 日至 1999 年年底，「我們的島」是以重播前期精華選集的形式播出，直到 2000 年 11
1999/8/30 因組織人員調動，節目停播乙次。
月 17 日才以節目部的資源推出全新單元，一集 30 分鐘。在前期劉美玲接手「我 們的島」製作人後，因為公視人事變動的關係，使得她由新聞部調往節目部當經 理，連帶的她也把手下的「我們的島」小組移往節目部，而原先一起共事的柯金 源、蘇志宗等人則留在新聞部。
節目部人員的編制與前期在新聞部時有很大不同，在節目部時組內有一名製 作人、一名執行製作，四名企劃、兩名攝影、兩名攝影助理及一位專屬剪接師，
而整個單元呈現的方向是以節目的型態來思考，原先的文字記者也改名為企劃，
而在推出任何一個單元前都要先寫企劃書，另外拍攝的時間、人物的對話都要事 先以劇本的方式來進行。
「那時一個單元的推出是要事先寫文案的，要拍什麼人、講什麼話，甚至走 位怎麼走都是企劃之前就要寫好，甚至連 OS 都是，完全是以節目的型態去處 理。」(E)
(二)題材
「我們的島」在節目部時，選取題材完全以系列規劃的方式，由製作人提 出大方向及細目，再分配給手下的企劃去認領。44 至 62 集推出「百年大震後的 大甲溪－環境紀錄系列」，63 集至 76 集推出「濁水溪環境紀錄系列」，77 至 81 集推出「反核風雲十年系列」，82 至 85 推出「留住台灣原貌系列」，87 至 89 集 則以「吃掉大台灣系列」作收尾。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期的題材選擇完全不以時 效性為考量，亦即擺脫新聞報導的思考方式，純粹就節目的眼光和包裝去選擇、
規劃題材。
三、回歸新聞部
「我們的島」在節目部度過一年後，從 2001 年 2 月 5 日再次回到新聞部，
節目時間也從原來的 30 分鐘改為一個鐘頭，且一改之前一集一單元的形式，而
以一集二至四個不同單元來填充，如此模式一直持續到現在都沒有大的變動。在 這個階段中，「我們的島」經歷了三任製作人，每一任製作人的領導風格及對節 目的要求都有相當差異，這也影響到了組織文化的運作及各時期節目所呈現風格 的不同。
(一)蘇志宗時期(2001 年 1 月 30 日至 2002 年 5 月 27 日)
蘇志宗是「我們的島」的創始元老，在節目重回新聞部之後，他接下製作人 的工作，並對「我們的島」的節目呈現型態做大規模的調整。首先是將之前一集 一單元的型態改為一集二至四個區塊，每個區塊依循五大主題：
1.「我們的島」：保有原節目紀錄報導之特色，著重環境新聞或議題的解析，
是新聞雜誌的封面故事。
2.「山水的故事」：因應周休二日，介紹台灣各角落的生態及人文特色，並適 時引導正確的生態旅遊觀念。
3.「人與自然」：重建生態哲思與土地倫理，呈現默默為環境付出的一群人，
藉由一則則發人深省的故事來引發觀眾的共鳴。
4.「全球觀點」：對比國內外相關的環境議題，激盪出更具建設性的環境觀點。
5.「看守台灣」：導入「公眾近用」的精神，提供民眾一個共同關心環境的 媒體空間。
其中「我們的島」及「看守台灣」兩個單元是每集固定出現，其它三個單元 則是依實際情形穿插，而單元間也會做適當聯結。較特別的是「看守台灣」的呈 現態樣較以往的紀錄報導有很大不同，它是以調查報導的方式，由柯金源擔任幕 前看守人，以一個記者及田野工作者長期記錄觀察的角度，帶領製作群去挖掘台 灣各角落的環境污染異象。
「看守台灣剛推出的前幾集，他們(記者)較不容易抓到問題的核心，後來我 就直接帶著他們去看、去挖，而且還在鏡頭前面講解。後來想說島要有更多的可 能性，我就盡量少出點子，涉入的時間也少了。」(B)
柯金源以「母雞帶小雞」的方式帶領當時的製作群關心環境問題，對之後「我 們的島」記者切入議題的角度及環境觀的養成產生不少影響。然而隨著他日漸地 減少涉入，「看守台灣」的單元也就逐漸減少調查報導的色彩。
此外，就此時期節目的內容而言，題材分為五個區塊的方式，已較之前一集 一單元的形式有很大突破，每集的內容都較之前更富多樣性。不止是題目取材的 多樣，影片呈現的風格也在這時候有諸多嘗試。
「我當初在管理的方式向來是走比較模糊的策略，我只是大概分一下路線，
這樣一來大家會互相支援。在影像方面，當時大家玩得比較瘋一點，每個人有奇 怪的想法想去呈現時，我就會鼓勵他們去嘗試。」(A)
「他不會限制你什麼能寫、什麼不能寫，他也不會有固定的規範…我們幾乎 都是每個禮拜六禮拜天工作到很晚很晚，或一次上山很長的時間。」(D)
許多攝影記者及文字記者都是當初由蘇志宗的引薦下而來到「我們的島」， 雖然經過節目部時期有少數組員離職，但節目重回新聞部，而改由蘇志宗接手 後，他便積極地尋找以前離職的記者重回組內。因為這層關係，再加上蘇志宗對 人事管理的自由風格，以及對採訪方式及時間的容忍，使得此時「我們的島」在 節目的呈現上具更多可能性。然而也是因為這樣的管理方式，使得「我們的島」
在當時似乎成為新聞部體制外的獨立單位，紀律管理也成為問題。製作群在回憶 當初的組織狀態時就有這樣的描述：
「新聞部的其它人會覺得說島在行政管理、紀律上比較奇怪，常常是日夜顛 倒，雖然說這樣滿有機動性，但不確定性也很高。」(F)
「這對一個搏感情的 team 來說是好的，但對一個專業的 team，在紀律上是 一個很大的阻礙。」(C)
蘇志宗因個人因素請辭「我們的島」製作人後，公共電視向外徵人以接替他 的位置。
(二)劉世傑時期(2002 年 5 月 28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
劉世傑是八大電視台「台灣全紀錄」的前製作人，商業電視台出身的背景使 他對「我們的島」的議題取材或是影像呈現的要求，都跟前期有很大的區別。而 公共電視當初找他來接手「我們的島」，亦是想借重他在商業電視台的經驗，讓 節目的呈現更符合觀眾口味。基於市場導向的背景及公視的期待，劉世傑在接手 製作人後展現旺盛的企圖心，首先他強調影片的呈現步調須明快、須符合一般大 眾可接受的剪輯風格，再來是對報導題材的挑戰，他認為「我們的島」無須沉浸 在「純」環境議題，一些與民生社會有關的題材也可以製作，例如自殺議題。然 而，以收視率為導向的改革訴求未必能引起多數人的共鳴，尤其「我們的島」以 環境關懷起家，製作群一路走來皆以台灣環境的守護者自居，主事者突然風格的 轉變造成部分成員的不適應，組織氣氛也較前期來得緊張。誠如製作群所言：
「他從商業電視台來的經驗是想讓節目更好看、更可口，而不是一直很沉悶。
可是他企圖心很大，進來時跟島成員有很大的互斥，造成兩邊都變成不愉快。」
(K)
「他不希望一個畫面停太久，讓觀眾不會說看了要睡著這樣。可是他對環保 方面就比較沒那麼熟悉。」(F)
在此時期公視引進非線性剪接技術，並由「我們的島」作為實驗對象。非線 性剪接技術對「我們的島」的組織生態造成相當影響，也就是剪輯的工作由剪輯
師轉為攝影記者，攝影記者要從事拍攝工作、也要剪接，而文字記者也有獨立的 看帶機可以寫稿。這樣技術的引進造成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成為固定的配對，而 攝影記者在整個採訪、後製呈現的過程中，不再扮演被動決定的角色，而有很多 可以與文字記者互相討論的空間。
(三)屠乃瑋時期(2003 年 7 月 1 日至今)
屠乃瑋有十多年環保電視記者的經驗，對環境議題的認識有相當厚度，曾以
「鎘污染」、「廢土何處去」、「綠牡蠣」等專題報導獲得金鐘獎及曾虛白新聞獎。
屠乃瑋先前任職於中視，她以商業電視台的背景與環保專業獲得領導「我們的島」
的機會，這也意謂著公視希望「我們的島」能在市場口味與報導深度兩個衝突點 上取得平衡。而屠乃瑋的領導風格也取折衷方式，對於人員管理她要求紀律，但 對於記者們題材的選擇她則給予相當空間。雖然屠乃瑋在接手「我們的島」製作 人不到半年，就因公視內部的人事運作而身兼新聞部代經理，但製作群對於屠乃 瑋的領導仍多持正面肯定的態度：
「她一開始是很保守的做法，沒有一開始就想改變，而是站在一個怎麼樣去 幫助大家的角色，只是說怎麼樣讓大家在現有的環境下更順暢。」(K)
「屠姐算是蘇和劉的綜合體，我覺得滿好的，因為她兩邊都兼具。屠姐有管 理，對環保又熟悉，可以跟他討論。」(F)
影像方式呈現的不同，造成收視率及觀眾喜好的程度高低，一直是「我們的 島」不斷在面臨的課題，亦即，「我們的島」從創始期即形成的紀錄片拍攝手法，
為求真、求實，所給予人的「沉悶」、「冗長」印象，仍有部分遺留至今。這是劉 世傑以商業電視眼光所無法容許的影片調性。而這樣的衝突也將是屠乃瑋卸下代 經理一職而專心帶領「我們的島」後，所要面對的課題：
「我們是不是太強調自己的深度厚度而不好看？別人如果覺得不好看，你 自己為什麼又會覺得好看？是不是太自以為是？很多人是看不下我們的島的，看 了十分鐘就關掉。島確實到了一個瓶頸。」(C)
「為什麼我們公共電視會讓人家感到很冷？因為不親近人嘛！覺得自己很 孤芳自賞啊！顧影自憐，但是人家根本不 care！」(C)
「我們的島」在經過新聞部－節目部－新聞部的變動，及前後四任製作人的 領導，在每個階段的報導風格呈現及組織管理層面皆呈現不同特色。由蘇志宗及 柯金源一手建立的環境守護形象歷年來始終如一，然而以紀錄片形式拍攝的冗長 手法卻遭到極大挑戰。在「深度」與「好看度」的拉扯下取得適度平衡，將是「我 們的島」在未來會不斷遭遇的難關。
第三節 組織成員生命經驗的探索
重要生命經驗的探索，是環境教育學科裡新興的一環知識，它的目的是在探 討那些具備有環境行動的人，是受了生命中哪些經驗的影響，以致使他會從事這 樣的工作。許世璋(2003)認為，如果能夠瞭解什麼樣的生命經驗，有助於養成一 個能積極採取環境行動(environmental action; 又稱負責任的的環境行為,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的公民，再嘗試將這些生命經驗的啟示融入精 心設計的環境教育課程或計劃中，對於如何培養出能有效解決環境問題的公民，
將有大助益。黃建榮(1999)亦對重要生命經驗的研究提供了三項重要的意義：(1) 從解構的觀點進行負責任環境行為的研究；(2)為環境教育研究提供質性取向的 道路；(3)為環境教育課程與教學方法的發展奠立深厚的基礎。
本研究援引重要生命經驗的研究方法，來探索「我們的島」製作群從事生態 保育及環境紀錄工作的重要影響因素，除了可提供給後續研究者關於環境教育課 程設計與發展的參考外，從質性取向的手法來拆解「我們的島」製作群的重要生
命歷程，亦可對他們環境觀建立的脈絡提出更完整的解釋。
本研究共調查「我們的島」製作群共 17 人，其中包括 1 名製作人、6 名現 職及 1 名甫離職的文字記者、6 名攝影記者、1 名執行製作，以及 2 名創始人。
製作群的年齡分配以 30 至 35 歲最多，共有 8 人，其次是 35 至 40 歲，有 4 人，
再接著是 25 至 30 的 2 人及 40 至 45 歲的有 3 人，統計如表 2-2。由此可看出「我 們的島」製作群年齡分布集中，且皆是青壯年齡階層。學歷分配統計則如表 2-3，
研究所 6 人，大專學歷者有 7 人，改制前的專科畢業者有 4 人。
表 2-2 我們的島成員年齡分配
年齡 人數 占總人數百分比
25-30 2 11.8%
30-35 8 47.1%
35-40 4 23.5%
40-45 3 17.6%
表 2-3 我們的島成員學歷分配
學歷 人數 占總人數的百分比
研究所 6 35.3%
大專 7 41.2%
專科以下 4 23.5%
在個人生命經驗的部分，本研究以半結構式的訪談後發現，最常被製作群提 及影響環境觀建立的是職業，共有 13 次，社會正義 2 次，學生社團 2 次，教育 1 次，心愛地方 自然棲地的消失 1 次。依據許世璋(2003)對於重要生命經驗個 別項目的定義，配合本研究發現，整理如表 2-4：
表 2-4 我們的島重要生命經驗影響因子
重要生命經驗 定義 提及次數 職業 一份有給職，能提升環境關懷的工作 13 教育 藉由學校對學生所提供的正規教育機會，包括課程、
戶外教學、老師的言行、學校重視環境保護的校風等。
1
心愛地方 自然棲地的消 失
自己原本心愛的熟悉環境，或很喜歡的一處自然棲地 因環境破壞而消失，因而感到悵然。
1
環保團體 透過環保團體的活動或人際網絡 1 學生團體 透過學生社團(如登山社、環保社)的活動或人際網絡 2 社會正義 對於違反社會正義的污染者或開發者的不滿 2
一、職業
在對於「我們的島」記者重要生命的探索中，最常被製作群提及的就是「職 業」。換言之，大部分的受訪者是因為先前從事生態保育拍攝工作，或是進入到
「我們的島」之後，因為職業的關係而對環境問題有更多認識，或是因為職業的 關係受到同儕刺激，進而培養出更深厚的環境素養，因此這裡面又分為三個不同 的類項：
(一)受之前職業的影響
在還沒進入「我們的島」以前，本身就是從事生態保育或環境議題相關的媒 體工作，因為先前職業的關係，他們對環境問題已有先備的瞭解與認知，而來到
「我們的島」之後則繼續延續對環境的關注，甚至加強對環境的識覺。
「之前我是拍自然生態的，在傳播公司。像是花、鳥，及動物、昆蟲的東西 有比較多的接觸。」(F)
「就業時整個社會是環境運動方興未艾，反對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於是我 決定跑醫藥環保，一路跑下來就跑出了竅門，一路對環保議題有愈來愈多的關 切。我之前得到的獎項，無論是曾虛白新聞獎或是金鐘獎都是環保相關。」(C)
(二)因「我們的島」工作性質的影響
因為「我們的島」工作性質的關係，使得成員較容易接觸到環境議題或污染 公害事件，進而激發他對環境保護的重視。
「來這邊大概半年以後我才對環境比較有概念。我想一般人不是對環境說完 全不關心，而只是比較沒機會接觸到，沒有親臨到現場，直到慢慢接觸了，碰到 相同的事件、類似的事件的時候，就會知道它是怎麼樣產生的。」(H)
(三)因「我們的島」同儕影響
Chawla(1998)對同儕影響下的定義是：(1)經由朋友介紹而進入一個環境團體 或從事環境工作；(2)透過朋友而發現環境議題，及(3)志趣相投的朋友所引起的 強化。「我們的島」多數成員是因為同儕的影響而建立或加深他們的環境意識，
他們透過同事間彼此的討論，或是經由資深從業人員(如蘇志宗、柯金源)的指 導，而去發現環境問題、瞭解環境問題。
「我自己本身過去對環保沒有那麼投入，但是來這裡後是種環境的感染，透 過我們這組人、在島待比較久的人，我就向他們學習、向他們討論。」(N)
「一開始所看的問題並不是那麼深入，也不會思考到那麼多，是不斷地跟蘇 大哥討論，也常常會去柯師父那邊，從他們兩個那邊學到很多環境的東西。」(L)
二、受教育影響
Chawla(1998)認為受教育影響的定義有：(1)正式的課程或是課外活動，像是 實習或野外考察；(2)一位激勵人心的老師，以及(3)學校具有環境激進主義或社 會服務的背景。在「我們的島」的成員中，有一位是因為受到學校正式課程，以
及指導教授的影響，使他接觸到環境保育議題，進而立志從事環境相關工作。
「考上海洋所之後，剛好我們老師邱文彥做的東西我很喜歡，他做的是環境 規劃的東西，像是海岸、溼地、公園等規劃案的東西，剛好跟自己喜歡的東西很 像。」(J)
三、心愛地方 自然棲地的喪失
在 Chawla(1998)及她後續的研究中，幼時生活區域或心愛的地點被開發，或 是自然地區、物種及棲地的滅絕，往往是最常被那些立志從事環境保護工作的人 們所提及的要素。在「我們的島」製作群中，有 1 位是因為小時候常去的溪邊遭 工程開發，造成當地的蝴蝶棲地遭破壞，而對開發產生厭惡，並進而影響她日後 選擇以環境保護為職業。
「過了好久好久再去的時候，那地方就完全不一樣了，好像是做個攔砂壩，
有一條道路從溪床那邊穿過去，又做了一條截水溝，然後那個礫石灘就沒有了…
那個是在我印象裡面，對於「工程」這個東西，潛意識裡面就厭惡，這對我人生 真的很重要，因為我常常會想到這個事情。」(Q)
四、環保團體
所謂環保團體的意思，是自願性質地參與環境組織或社區聯盟，而透過組織 的活動或人際網絡的運行，進而影響其環境觀的養成。「我們的島」製作群中有 1 位曾經加入過環保團體，經由環保團體間橫向的聯繫，他也因而接觸其它環境 組織及人士。
「我在花蓮時就有加入台灣環境保護聯盟，也認識花蓮分會長熊寶珠。畢業 之後有接觸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像是環境電子報的陳瑞賓。」(K)
五、學生社團
學生時代加入的社團或其人際網絡，引導環境意識的培養及形成。在「我們 的島」成員中有 2 人受到學生社團的影響，其中一人是在大學的時期隨著社團指 導教授參與社會運動。
「我大學時加入台大環保社，而我們社團的指導老師是高成炎，還有施信 民，是台灣環保聯盟會長。他們那時積極在做反核運動，我在大學四年就跟著他 們。」(K)
「大學時選的是服務性社團，做原住民方面的東西，從那時就開始對土地文 化產生興趣，也就是對台灣這片土地的關懷。」(J)
六、社會正義
Chawla(1998)對社會正義下的定義是：(1)對於污染者或開發者施於某個人、
某個家庭、某個社區，或是貧苦及弱勢的族群的不平等對待，而產生憤怒；(2) 相信擁有一個健康的環境是每個人基本的權利。
「基於我政治學的訓練是說，我必須要在一個借力使力的操作上才能伸張我 相信的社會正義，我很清楚地知道要伸張社會正義，必須要在我還沒死掉之前能 夠做到，如果今天你栽到一個像政治的泥淖裡面，你自己可能會出師未捷，根本 無法伸張社會正義，而環境議題對我才能有所發揮。」(C)
「有次我經過嘉義縣一個叫網寮的地方，那是在民國 79、80 年間，剛好有 一個颱風侵襲，造成當地淹水達三十九天。那時給我相當震撼的是：為什麼這個 地方淹水這麼久了卻還沒受到公部門的關心？偏遠地方的居民難道沒有和都市
中的人民有相同的生存權利嗎？這事件對我日後從事環境紀錄，以及追求環境正 義具有相當影響。」(B)
綜言之，「我們的島」的成員在形成環境觀的重要生命經驗探索上，是以「職 業」的選項最多，尤其是以之前沒有任何接觸、而是到了「我們的島」之後，才 開始因為受到採訪經驗的累積或同儕的影響，而形成環境觀的人為最多。而在訪 談的過程中，可以發現蘇志宗在成員環境意識的形成與偏向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是因為多數的組織成員是由他一手帶領出來，一方面也是由於他至今仍不 定期幫公視接案子，與「我們的島」成員間的聯繫不斷持續。而柯金源以資深環 境影像記錄者的身份為公視拍攝記錄觀點，更是公視新聞部編制內的一員，鄰近 之便也常成為「我們的島」成員諮詢的對象。這意謂著，在「我們的島」的製作 群的環境觀建立上，這兩個人所居處位置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接著比較 Chawla(1998)、許世璋(2003)及本研究的發現(參見表 2-5)，「接觸 自然的經驗」提及的比率，在美國、挪威，以及台灣環保團體成員的生命經驗裡 排行居首，然而在「我們的島」組織成員的生命經驗中卻是從缺。這意謂在「我 們的島」這個組織中，絕大部分的成員在從事這份工作前未有深刻的自然體驗，
亦沒有受到家人、親友甚或書籍的影響而對環境有特別的情感或認知。相反地，
在 Chawla(1998)及許世璋(2003)的研究中都發現，無論是外國或本國，環保組織 成員之所以投身環境保護工作，擁有接觸自然的經驗(尤其是幼時)是最常被提及 的原因，環保團體成員在進入這個領域前就已對自然環境或多或少有些體會。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這個選項，在許世璋(2003)的研究中僅有 19%的受訪 者提及他們曾受到家庭教育，即父母或親人愛護自然的榜樣或教導，在本研究中 甚至無人提及。然而 Chawla(1998)針對歐美環保組織成員的研究中卻顯示，77%
的人會提到家庭教育是影響他們日後從事環保工作的原因之一。
表 2-5 重要生命經驗研究比較分析
經驗 提及比率(％) Chawla(1998) 許世璋(2003) 本研究(2005) 接觸自然的經驗 77 84 0
家庭 77 19 0
組織(環保、學生團體) 55 47 18 負面經驗(棲地消失) 39 33 5
教育 38 19 5
朋友 32 24 0
職業 27 19 76
社會正義感 25 7 12
書籍或作者 20 10 0
原則或信仰 15 28 0
第四節 媒介性格與新聞專業意理 一、「我們的島」的媒介使命
環境教育可以透過社會教育的管道實施，而大眾傳媒更是社會教育最有利的 一種工具。楊月蓀(1990)曾以五個面向來探討大眾傳播媒體應扮演的環境教育功 能，她認為大眾傳播媒體在報導環境事件時應該：
(一)更具全國性：有系統地、經常地作有關整個台灣地區的環保問題與國家的整 個環保政策的探討、介紹與評析的系列專題報導。
(二)增加自下而上的報導：傳播者應發揮的功能是反映環保措施對社會大眾造成 的福祉與影響，而不是只是宣導政府的德政。
(三)更具代表性：應顧及社會各種年齡、性別及職業等不同階層的利益，反映他 們因利益立場的不同而發出的不同心聲。
(四)更具結果性：應不斷地對環境議題或環境意識的培養與發展作長期且不中斷 的後續追蹤報導，具體突顯它們正面與負面的結果，直到整個社會能產生 一種正確且落實的共識為止。
(五)更具服務性：監督政府的環保政策與公民營企業對環境法規的遵循，以及提 高全民的環保意識，以及在報導的方式與技術上，充份了解社會大眾，特 別是平凡受眾對媒體所提供的資訊、對問題的解釋與評析，所能了解、接 受與消化的程度。
大眾傳播媒體肩負社會教化的功能，尤其公共電視作為大眾共享的媒體資 源，更有提升全民教育的義務。「我們的島」作為公共電視唯一與環境議題相關 的節目，更是全國唯一以環境為主要報導對象的電視節目，他們的使命感顯得特 別強烈。
「島這邊有許多記者是非常有使命感的，我是其中一個… 一個所謂的「環 境正義」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基礎的、根本的東西，不可以撼動，它是最高的，
最基礎的，也就是我的信仰…島當然有立場，但我們的立場站得住腳」(L)
「這個節目本身就帶有某種使命感，因為環保在主流媒體其實算是滿弱勢 的，並沒有一個發聲的管道，我們的島過去是基於這樣的一個立場，所以才創了 這樣一個節目，希望可以讓環境議題、關心環境的人有一個管道可以發聲」(N)。
「方向是所謂的「環境正義」跟「土地倫理」，這是最後重新回到新聞部時 我就很明確地跟他們申張的東西、跟記者講就是要這樣的東西」(A)
由此可看出「我們的島」製作群的理念與使命，他們強調自己是為弱勢發聲、
為環境發聲，他們強調「環境正義」，意圖為台灣人民重建「土地倫理」。這樣的 色彩一直是「我們的島」長期以來的風格，如同柯金源(2002)所指：「環境記錄 者要利用強烈的視覺語言，控訴人類對待生存環境的不公不義，成為挽救地球生 態的法門之一」，而這樣一個有「立場」的媒體，勢必要對新聞教育中關於專業 意理的要求有所詮釋及反思。
二、客觀報導
公共電視法第三十七條對於公視新聞報導節目的呈現方式，作出下列規定 (公共電視，2005)：(1)新聞報導節目應與評論明顯區分，不得加入報導者個人意 見；(2)新聞報導內容應確實、客觀、公正，不得歪曲或隱飾重要事實，不得以 暗示方法影響收視者判斷；(3)新聞報導應兼顧國際性、全國性及地方性重要事 件之資訊。
傳統的新聞學教育要求記者成為一個客觀、不摻雜任何個人意見的報導 者，一般的新聞記者也都嚴守「中立者」的新聞意理守門人角色，他們要求個人 評論與事實分開，而且要儘量做到「正反並陳」的平衡報導，他們認為，在陳述 完事實後，是非公正就交由觀眾去判斷。近年來環保意識日益高漲，環保記者揮 舞保護環境的大旗，在新聞報導中傾向保護環境的一方，而較不贊成破壞環境的 開發行為，已是顯見的事實。謝瀛春(1988)直指，環保記者主觀認定他們在新聞 報導中可以扮演社會改造者、促進者的角色，這種現象似乎與新聞理論所言「公 正、客觀、不介入新聞事件」的論點正好相反，而理論理念的背道而馳，正是新 聞事業的一大危機。許哲彥(1988)更以激烈言詞批評環保記者「替天行道」的思 想，他認為環保記者企圖感化那些與他們預設立場不同的人，如果有人的理念不 合其看法，難免會遭到「痛宰」。
環保記者在本質上已與「客觀報導」的要求有衝突之虞，加上解釋性報導、
調查報導與客觀性原則相互矛盾(彭家發，1994)，使得既以關懷環境為出發、又 以深度報導為手法的「我們的島」製作群，對於「客觀報導」有不同的解讀。首 先，他們都承認無論是因為傳統影響，或是個人意識形態作祟，這個節目都有「立 場」存在，這個立場就是環境正義，也是節目一直以來的使命。如張錦華(1994) 所言，「客觀」要求新聞工作人員價值中立，但是「社會責任」的使命感卻要求 記者要有價值及理想，兩者顯然有矛盾之處。
McQuail(2000)提出了大眾傳播媒體具有下列幾種角色意義：(1)作為一扇開 拓人們視野及經驗的窗戶；(2)作為一面公平地反映社會或世界的鏡子；(3)作為
守門人(gatekeeper)及過濾者(filter)的角色；(4)作為一個路標、指示牌或詮釋者，
指出並幫助大眾理解經驗社會中破碎及令人困惑的部分；(5)作為一個可讓閱聽 人的意見與想法得以展現的場域(forum)或平台(platform)；(6)作為一個對話者 (interlocutor)，不僅單方面地傳送資訊，更以一種半互動的方式回應問題。
從 McQuail 對大眾傳媒的定義可以看出新聞報導方式演變的歷史痕跡，從 十九世紀末美國報業興起的客觀性報導(媒體如鏡子)，至 1933 年出現的解釋性 報導(interpretative reporting)，一直到六○年代興起的新新聞學(new juornalism) 及調查性新聞報導(investigative reporting)，媒體在時代的演進下出現不同的功 能，也容納了更多的定義(羅文輝，1991)。投入式的新聞學(advocacy journalism) 在九○年代為 Kieran Matthew 所提倡，他認為新聞工作不但要有資訊的面向，
更要付出一份人文關懷。此外，投入式新聞是一種對新聞義務的覺醒，它並不試 圖站在善與惡、對與錯、受害者與壓迫者之間的中立地帶，而必須要認清，新聞 記者就是事件的一部分，而且能發揮一定的影響力(張培倫、鄭佳瑜譯，2002)。
Hindman(1998)則指出，投入式新聞報導通常以內在(inside)的視野，再現出低收 入戶的生活困境，他們同時也與女性主義者、同性戀、環保人士保持密切關係。
「我們的島」在報導的方向上比較傾向投入式新聞報導，他們立場顯而易 見，一名記者就認為：
「偏是一定會，因為這個節目的主旨就是為土地講話，已經有一個預設立場 了」(D)
「我們的島」製作群普遍認同報導需有觀點的存在，記者絕不只是執筆或扛 攝影機的機器，更非報導新聞事件的傳聲筒。然而如此鮮明的「立場」是否會因 為在選擇、安排、解釋事件時形成的盲點，造成事實的扭曲，甚至被牽扯進地方 利益派系的糾葛而遭利用？對此，製作群多數坦承有此憂慮，他們認為自身的立 場的確會影響對人喜惡的判斷，甚至下意識地將環境保護 經濟開發區分為好人
壞人，然而隨著涉入議題的時間愈久，也愈來愈能看清誰究竟是為環境還是為 自己發聲，而他們的立場也在這過程中不斷地被修正。
「我們的島」製作人認為這的確是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尤其在「我們的島」
被某些人稱為全台灣最大的環保團體後，立場是否過於偏頗、如何不被利益團體 操作、如何回歸到媒體的角色，製作群必須在過程中不斷自省。而她也坦白，目 前「我們的島」製作群在與消息來源維持新聞專業的互動上，仍有不足之處：
「媒體就是媒體，媒體要有一個社會的制高點，不可以做為環保團體的外圍 組織、第五中隊…如何去 check 他們真實的想法、真實的目的，以及又同時能夠 使用他們提供給我們的消息、而不被誤導，坦白講…目前還不夠。」(C)
第五節 小結
公共電視經過十八年的風雨飄搖後終於建台，背負了學者、民眾對公共媒體 的期待，公視以服務大眾為出發，創造出一個不受政治力、市場低俗口味干預的 媒體空間；1990 年是台灣環境權受忽視、政商盤據電視媒體的年代，「我們的島」
創始人多年累積而無法播出的環境破壞影像素材，在 1998 年公視開播後終於得 有揮灑的舞台。「我們的島」播出後，製作團隊從一開始五個人的通力合作，歷 經擴編、調至節目部，再回歸到新聞部，每個階段因製作人及單位屬性的不同而 在題材與風格上有明顯差異。回歸到新聞部的「我們的島」在蘇志宗的領導下建 立基礎，由原先的一集一單元轉變為一集數個區塊，創造了節目取材的多樣性與 影像呈現的實驗風格，也更加確立了「我們的島」以環境正義為主軸的基調。然 而，影片呈現的調性與觀眾口味不符的問題存在組織內，由商業電視台延聘而來 的製作人雖有改變影片沉悶步調的企圖心，但卻因與製作群環境理念不合而掛冠 求去。現今，關於報導厚度與觀眾接受度的問題，仍是現任製作人亟欲著手改進 的首要課題。
關於「我們的島」製作群重要生命經驗的研究，有一人提及是因為小時候心
愛地點遭破壞，內心了產生衝擊，進而培養出對環境的關懷；有兩人提到大學社 團中的人際關係或在當時參與運動，影響其環境觀的建立；而「正規教育」、「環 保團體」及「社會正義」則各有一人提及。「我們的島」多數製作群是因為進來 組內後，因為有較多的機會體驗環境問題，或是受前輩、同事的「社會化」影響，
進而建立環境意識，其中蘇志宗、柯金源等人對製作群的影響尤深。
「我們的島」製作團隊以看守環境、監督政府自詡，他們的使命感強烈，然 而這樣的使命感與新聞專業意理－客觀報導的要求產生扞格，尤其直接衝擊在對 於消息來源真實目的的判斷上。「我們的島」製作群雖認為立場會因為涉入時間 的延長而有修正的空間，但過頭的使命感所帶來的危險，仍被製作人所擔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