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與社會研究》 第二十四期（2012 年 06 月），頁 1-40
研究論文
台灣早期視障教育之歷史社會學研究
(1891-1973年)
邱大昕
邱大昕，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2年01月12日；採用日期：2012年03月08日摘 要
視覺障礙教育是台灣最早出現的特殊教育，過去西方學者多認為 特殊教育的出現，與工業化及國民義務教育的普及有關。工業化使得 障礙者無法依靠傳統方式謀生，而必須接受特殊教育的訓練；義務教 育為了能夠順利進行，將無法適應的學生送到特殊學校或班級。然而 西方特殊教育的發展過程，以及西方學者對特殊教育的批判，是否適 用於台灣的情況呢？為了從台灣本身的脈絡來思考與認識特殊教育， 本文以特殊教育中歷史最長的視障教育為研究對象。運用歷史文獻、 政府法規以及訪談資料探討與回答這個問題。結果發現台灣特殊教育 有其迴異於西方社會的發展軌跡，而非工業化和義務教育普及化的結 果。 關鍵字：視覺障礙、身心障礙、特殊教育史、教育社會學壹、前言
視覺障礙教育是台灣最早出現的特殊教育，為什麼會有特殊教育 的出現？過去西方學者多認為特殊教育的出現，是因為工業化以及國 民義務教育的普及而產生的需要。工業化導致社會關係與空間環境的 快速變化，使得障礙者無法依靠傳統謀生方式來生活，而必須接受特 殊訓練來適應新的生產模式。另一方面，當越來越多的學生納入強迫 教育之後，無法適應普通教育的學生也會被送到特殊學校或班級，以 便讓主流教育能夠順暢進行。因此特殊教育大量擴張的時期，通常也 是工業化以及普通教育急速擴充的時候(張恆豪，2007；Carrier, 1986; French, 1993; Howards, Brehm and Nagi, 1980; Kivirauma and Kivinen, 1988; Phillips, 2004; Richardson and Powell, 2011; Tomlinson, 1982)。然 而，西方社會的發展軌跡和台灣的發展過程是否相同呢？西方學者對 特殊教育的批判，是否適用於台灣的情況呢？為了從本土脈絡來思考 與認識台灣的特殊教育，本文將以台灣特殊教育中歷史最悠久的視障 教育為研究對象，運用歷史文獻、政府法規以及訪談資料探討與回答 這個問題。 本研究資料之蒐集依時間先後可分為教會時期、日治時期，及國 民政府時期三部份。教會時期的研究資料主要是教會體系所留下來的 文字記錄，像是甘為霖的著作以及教會史料。甘為霖在《台灣佈教之 成功》(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1889/2007) 和《台南府城教會報》中，談到許多當時盲人失明原因與 生活狀況的描述，《福爾摩莎素描》(Sketches from Formosa, 1915/2009) 則談到甘為霖在盲人教育上的工作與思考。雖然這些資料主要是教會 佈道宣教蹟記載為主，但透過同時期研究結果的整理與比對，仍有助 於捕捉當時臺灣盲人的生活型態與樣貌。此外，南部台灣教會的四套史料系統：《使信月刊》(The Messenger, 1850-1947)、《台南教士會議 事錄》(Handbook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South Formosa, 1910)、《台灣教會公報》(1885迄今)、《南部大會議事錄》(1896-1927)， 裡面可以找到盲生後來的出路以及在教會的發展。 日治時期資料種類較為多元，包括官方文獻檔案、政府法規、統 計調查、訪談資料、報紙、雜誌等。許多官方檔案資料目前都已數位 化可以直接透過網路取得：「臺灣總督府府官報資料庫」收錄日治時 期臺灣總督府公佈之法律或諭令等詳細資料，甚至包括當時入學的體 格標準。「臺灣法實證日治時期資料庫」收錄臺灣總督府治理臺灣時 期所做的各項統計書之調查數據，包括各項人口統計、不具(即現今的 身心障礙)人口統計、盲啞學校學生數等。「國立台中圖書館數位典藏 服務網」收錄許多日文古籍與日文報紙，可以找到盲啞學校招生廣告、 國勢調查、不具、盲人等相關報導。「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 則收錄日治時期期刊如《臺灣教育》、《臺灣教育會雜誌》、《臺灣 統計協會雜誌》等，裡面有許多和臺灣不具相關的研究。日本國會圖 書館已將明治、大正、昭和前期，可公開著作權的古籍數位化。歷年 各次戶口調查、國勢調查、國勢調查準備等，均可在此找到完整資料； 其他還有一些視力、眼科、不具相關研究的古籍，對瞭解當時視力測 量與體檢篩選方式會有幫助。 國民政府官方資料來源包括全國法規資料庫、政府公報資訊網、 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總統府公報影像系統(立法院國會圖書館)、臺灣省 政府公報等，可以釐清不同時期法規的內容與演變。此外，舊報紙資 料庫以及教育相關期刊如《師友月刊》、《台灣教育輔導月刊》等， 則有助於瞭解早期特殊教育的發展過程與經驗。為了彌補檔案資料之 不足，本研究另外採用過去訪問的35位曾在日治時期或國民政府來台 後接受過視障教育的視障者，以及12位曾經從事視障教育的巡迴輔導
老師和特教老師。雖然這些訪談資料並不是針對本研究所收集，但部 分與本研究有關的資料，對增加本研究背景瞭解有一定貢獻，因此也 放入本研究之資料分析中。
貳、台灣視障教育簡史
西方的視障教育史多是把法國人Valentin Haüy於1784年在巴黎設 立的青年盲校(L'Institut National des Jeunes Aveugles)視為盲人接受正 式教育的開始，隨後歐美諸國才開始設立類似的寄宿學校(Stiker, 1997)。西方史學家認為，在此之前盲人只是受慈善組織保護或救濟的 對象，或者以乞討維生。然而非西方世界其實很早就有自己的盲人訓 練制度或機構，比方中國周代宮廷可能設有「大師」、「小師」等樂 官，他們本身是盲人，專門訓練盲人從事祭祀音樂演奏的工作(陆德阳、 稻森信昭，1996)。日本德川幕府時期，師杉山和一於十七世紀創辦「杉 山流鍼治導引稽古所」來敎授盲人針灸、按摩等技術 (邱大昕，2011)。 這些機構並不是像西方歷史學家所說的只是把盲人當作「保護或救濟」 的對象而已，而是積極訓練並開發適合盲人的工作和器具。不過如果 把時空放在近代台灣，通常都把英國傳教士甘為霖(Rev. William Campbell)於1891年9月12日在台南所創立的「訓瞽堂」，當作台灣特殊 教育之始(潘德仁，1986；萬明美，2001)。直到1939年仍存在於台灣民 間的家塾、村塾等雖可能有障礙學生就學，但並不列在正式特殊教育 範圍之內。本節將以台灣盲校為主軸來回顧這段歷史，透過其招生方 式、招收對象、課程內容、訓練目的等來瞭解台灣特殊教育的發展。
一、訓瞽堂與慈惠院1891~1915
十九世紀英國宣教事業達到高峰，海外宣教師人數為歐美諸國之 冠。由於西方教會本來就有運用「盲人」傳播福音的傳統，聖經故事 中耶穌就是用讓盲人看見，來傳播仁慈博愛的精神。當傳教運動跟著西方國家帝國擴張及殖民主義前進，盲人便成為殖民地落後、可憐的 象徵，盲人教育也成為傳教士重要工作之一。這種對待盲人的態度， 和當時華人社會對身心障礙者的看法是相當不同的。一位十九世紀後 半長期生活在中國的傳教士明恩溥(A. H. Smith)，觀察當時的中國社會 看待身心障礙者的方式： 依照普遍的信念，跛子、瞎子，尤其是那些 獨眼龍、聾子、禿頭、鬥雞眼，所有這些人，都 是應該避免接觸的。人們常這麼推斷，一個人既 然身體方面有缺陷，品德也必定同樣如此。(郭衛 東，2001) 西方傳教士到台灣時，對待盲人的態度也是出自一種「社會秩序」 以及「經濟生產」的考量，不希望在路上看到乞丐 (Hurt, 1988)。他們 同時也是一種人道的關懷，比方 1900 年美國傳教士 Wellington White 在 Ecumenical Missionary Conference 描述她在中國所見到的盲人女 孩： 有十六個盲人女孩從街上走過，一個明眼老 年婦女手持樂器邊走邊唱引領著她們，每個盲女 都用手搭在前面的同伴肩上，魚貫而行。她們衣 著豔麗…臉蛋粉飾塗抹著，頭髮也經過精心裝束… 這些盲女走在街頭，時而演奏樂器，時而以淫蕩 的言辭大聲招攬路人到她們那兒去玩。(郭衛東， 2005) 類似的報導屢見於當時西方傳教士的記載(Turley, 1918)。甘為霖 於 1887 年回英國為盲人籌募教育經費，並研究歐美各國點字。甘為霖 認為羅馬拼音點字是台灣盲人初學時最容易的一種，後來採用 Braille
點字法製作《點字初學書》、《馬太福音書》和《廟祝問答》等廈門音 羅馬字浮凸刷書，作為盲人上課的教材。不久甘為霖獲得自由教會學 生傳道會(Free Church Students Missionary Society)及英國及海外聖經 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等的捐助，於 1891 年在台南市 二老街口(今衛民街北門路口)創立台灣第一所盲人學校—「訓瞽堂」。 1893 年的《臺南府城教會報》記載了當時的授課情形： 近來有加(多)設一項的法度來幫助這裡的艱苦 人，他們簡單(kan-ta，只有)識字是不夠額(不足)， 要緊著有什麼工作給他們通賺食(than-chiah，謀 生)，若是無，本地的青盲人差不多攏總得去做乞 丐或是學算命。好佳哉(Ho-kai-chai，幸好），余醫 生娘對祖家(cho-ke，祖國)轉來，獻出真體貼的心， 伊請青盲學生逐日到新樓，拇那(m-na，不只)教他 們讀冊寫字、算帳，擱教他們織(chhiah，編織)掩 頸帶(am-kun-toa，圍巾)。他們已經熟手，會快快學 織別物，親像帽仔、手束(chhiu-sok，手臂套)、袈 仔(kah-a，背心)、裳(sa，衣服）、襪仔。…現時那 間青盲學有八個學生，他們也在學幾那項(好幾項) 的手藝，像是打網(phah-bang，編織魚網)，索錢捲 (so chi-kng，搓製串銅錢的繩子)。(張妙娟，1999， 底線為本文作者所加) 當時訓瞽堂的學生不多，學校免費提供書本與住宿膳食，課程包 括聖經、點字、算帳、編織、製繩、作魚網、刻鑿凸字等手工訓練。 甘為霖給盲生安排的這些職業訓練課程，與當時傳教士在非西方社會 提供給女性或貧民的課程內容相仿(郭衛東，2005)。英國新教信仰認 為，盲人從事這些簡單、重複性的手工生產的目的，可以避免偷懶和
追求道德，最終才能夠認識神與被神所接納。這和由國家與貴族資助 的法國盲人教育，重視理性啟蒙與知識追求非常不同(Hayhoe, 2008)。 甘為霖在《福爾摩莎宣教之成功》中表示，「我個人確信在黎明來到 之時，中國盲人工作是我們必須優先關心的事，而不是去過問他們如 何變成寫作專家或是音樂家等」(潘稀祺，2004)。甘為霖在《福爾摩莎 素描》中也說： 讓這些盲人擅於讀、寫、算術，並不能完全解 決此時的問題。如果無法開拓一些方式讓盲人得以 謀生，我們只會讓他們停留在無望的依賴狀態。我 們在福爾摩莎已經做過許多試驗，但結果都相當令 人失望。像是編織、編草鞋、編魚網和小籃子等等， 這些鄉下婦女或其他人也能做的手工藝，所能獲得 的工資幾乎無法養活自己。(Campbell, 1915/1996:259) 1897年3月訓瞽堂因財務問題停辦，雖然前後總共不到6年。然而 這並不能全歸咎於甘為霖個人的失敗，而是因為當時英國的盲人職業 訓練也仍處於摸索階段。比方英國與海外盲人組織(British and Foreign Blind Association)在1884年也發現在英國，「盲人即使受了五、六年的 教育，仍無法靠訓練的工作來自給自足」(Phillips, 2004:270)。儘管如 此，訓瞽堂培養出的許多羅馬拼音台語點字的人才，繼續為後來台灣 的盲人教育做出貢獻。比方阿炎(A-iam)負責盲人書刊工作，基仲 (Ki-tiong)擔任盲校教員。林紅(又名林朝魁)曾赴中國泉州協助Lilias Graham創辦「盲光堂」，返台後也在台南的「訓瞽堂」敎授點字與鑿 成凸字技巧 (賴永祥，1990/2000)。日本佔領台灣以後，甘為霖募款讓 昔日訓瞽堂學生郭主恩、陳春、蔡谿等人於1897年前往日本盲校唸書， 學習音樂、西洋按摩等，郭主恩返台後也進入盲校任教。
在訓瞽堂結束之前的1896年，甘為霖前往東京度假時曾拜訪時任 台灣第一任總督也是文部省大臣的樺山資紀。甘為霖希望日本政府能 夠協助拓展盲人教育工作，於是樺山資紀寫封信給當時負責台灣事務 的兒玉源太郎，讓甘為霖帶回來給他。但是兒玉源太郎並沒有立即接 辦甘為霖創始的盲人教育，而是到1900年才由台南官方以縣令第二十 五號指定「台南慈惠院」(今私立台南仁愛之家)附設教育部接辦「訓瞽 堂」，並將學校移至於台南文昌祀(今岳帝廟)，改稱「盲人教育部」(吉 野秀公，1997) 。此時台灣盲人開始改用日文點字，郭主恩赴日留學返 台後便到「盲人教育部」任教。慈惠院盲人教育部第一任校長秋山衍 三(或稱秋山衍藏)本身也是基督徒，因此「該校學生可以自由參加教會 禮拜，或於課外時間接受基督教的教訓」(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 委員會，2000)。
二、盲啞學校 1915~1945
1905年日本政府在台灣進行第一次臨時戶口調查，將「不具」(即 現今的身心障礙)分為盲、聾、啞、白癡、瘋癲五大類。結果發現台灣 平均每萬人就有52名盲人，這個比例遠高過當時歐美國家。而且視障 人口越往南部越多，台南州海岸旁的村落查訪發現，2000到3000人的 村落中就有50到80位全盲人，準盲也有將近數百名。這或許可以解釋 為什麼台灣最早的特殊教育是以盲人為主，而且是設立在台南。許多 有關台灣特殊教育的報導或討論，都會提到台灣有高比例的盲人這個 問題。當時的就業調查主要調查有酬工作，因此只要是從事有酬勞的 工作，不論工時長短、酬勞多寡均屬就業人口(劉鶯釧，1995；劉鶯釧、 謝嘉雯，1997)。就業分為「本業者」與「無業者」兩項，「本業者」 指收入足以維持己身生計的工作，若有兩份以上工作則以收入較多或 工作經驗較久的為本業。根據1905年的戶口調查，盲人共有15582人， 其中有本業者有4181人(26.8%)。其中從事農業、牧畜、林業、漁業等者有1752人(11.2%)，從事工業者有1024人(6.6%)，從事商業及交通業 者252人(1.6%)，從事公務及自由業者723人(4.6%)。多數盲人都有從事 工作謀生，完全沒有職業的僅381人(2.4%)。 1915年，台灣第六任總督安東貞美撥款25000圓予台南慈惠院，在 台南壽町一丁目(今台南啟聰學校現址)闢地興建校舍，增設啞生部並更 名為「私立台南盲啞學校」。這種基於行政方便考量把「盲」跟「啞」 合併在一起，造成盲啞生之間許多的糾紛與衝突(如洪秋田，1999與多 名視障按摩師訪談記錄)。當時台灣社會對障礙者的態度仍然很不友 善，比方《台灣婦人界》對當時收容160名障礙者的「愛愛療」這樣形 容：「這裡有病人、精神病患、嗎啡中毒者、鴉片中毒者、身障者、 白痴。換言之，這裡是垃圾桶，集合了人間廢物中的廢物」(竹中信子， 2009)。不過根據1915年的戶口調查，當時盲人共有19110人，其中有本 業者有3955人(20.7%)。其中從事農業、牧畜、林業、漁業等者有1472 人(7.7%)，從事工業者有830人(4.3%)，從事商業及交通業者295人 (1.5%)，從事公務及自由業者883人(4.6%)。多數盲人也都有從事工作 謀生，完全沒有職業的僅451人(2.4%)。和1905年統計相較，有本業者 略為降低(從26.8%降為20.7%)，主要減少來自於農業、牧畜、林業、漁 業工作的減少(從11.2%降為7.7%)，從事工業者也略為降低(從6.6%降為 4.3)。完全沒有職業的盲人依然為4.6%，沒有改變。 1922年臺南州政府接辦後改名為「臺南州立盲啞學校」，這是台 灣第一個官方的特殊教育學校，比中國第一所公立特殊學校「南京市 立盲聾學校」早了五年(郭衛東，2001)。1917年日人木村謹吾醫師也於 台北大稻埕木村胃腸醫院內設立「木村盲啞教育所」，1922年改為「私 立臺北盲啞學校」，1928年又改為「臺北州立盲啞學校」。根據台灣 總督府報第3159號和第3460號記載，普通科招收對象是八歲以上盲 生，專修科為十五歲以上的學生，入學申請書必需附上戶籍抄本或是
戶口調查簿抄本。不過當時「盲生」的判斷並沒有統一的標準，有些 高度近視、弱視或亂視的「半盲」也可以進入盲校就讀。吉岡豐 (1929a) 曾引述了一則故事來說明這個情形： 有24、25歲的一位青年向A盲學校提出入學申 請。近視九度，若配戴眼鏡的話其實不礙讀寫，但 因為有綠色色盲故辭去了工作。因為該名青年擔任 的是車掌。但在A盲學校全體職員討論後的結果， 卻拒絕了該名學生的入學申請。理由為若使用眼鏡 便與一般人無不同之處，且只是色盲的程度無須就 讀盲學校較佳。但到了B學校，卻有不同的看法。B 學校認為該名青年眼睛確實有障礙，也因為眼睛的 問題不得不辭去工作，確有到盲學校就讀之必要。 1926年到1940年是台灣社會經濟急速發展的準備期。交通發達、 人民流動性提高，初等教育逐漸普及，砂眼防治工作也是從1926年開 始。根據臺灣總督府統計書，從1927年到1942年全台學齡兒童及盲童 人數如表一： 表一 學齡兒童就學人數與比例 年份 盲生就學人 數 學齡兒童中 盲者 學齡兒童中 盲聾啞者 全台就學人口 /全台學齡兒童人數 1927 135 484(6.18) 26(0.33) 196,229/672,513 1928 113 444(5.62) 27(0.34) 204,795/687,382 1929 112 413(5.80) 27(0.33) 218,221/711,316 1930 119 396(4.80) 31(0.38) 236,258/723,763 1931 130 364(4.19) 21(0.24) 258,184/754,998 1932 123 362(4.06) 18(0.20) 277,171/772,769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第三十一至四十六統計書 (括號為學齡兒童一萬中人數)
表一 學齡兒童就學人數與比例（續） 年份 盲生就學人 數 學齡兒童中 盲者 學齡兒童中 盲聾啞者 全台就學人口 /全台學齡兒童人數 1933 135 322(3.46) 29(0.31) 301,698/805,784 1934 132 279(2.00) 16(0.17) 326,722/830,653 1935 127 271(2.70) 23(0.23) 357,915/863,040 1936 123 289(2.76) 22(0.21) 394,946/901,841 1937 132 241(2.21) 26(0.24) 440,499/943,543 1938 138 261(2.28) 17(0.15) 496,514/996,694 1939 158 238(1.98) 18(0.15) 552,948/1,040,421 1940 222 252(2.00) 31(0.25) 629,392/1,093,227 1941 161 338(2.66) 32(0.25) 680,577/1,104,907 1942 149 418(3.24) 39(0.30) 739,856/1,124,068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第三十一至四十六統計書 (括號為學齡兒童一萬中人數) 由上述資料來計算「盲生就學比例」與「全台學齡兒童就學比例」， 前者是以「盲生就學人數」除以「學齡兒童中盲者」與「學齡兒童中 盲聾啞者」之和而得；後者則以「全台就學人口」除以「全台學齡兒 童人數」而得。結果如表二： 表二 學齡兒童與盲生就學比例 年份 盲生就學比例 全台學齡兒童 就學比例 1927 0.26 0.29 1928 0.24 0.30 1929 0.25 0.31 1930 0.28 0.33 1931 0.34 0.34 1932 0.32 0.36 1933 0.38 0.37 1934 0.45 0.39 1935 0.43 0.41
表二 學齡兒童與盲生就學比例（續） 年份 盲生就學比例 全台學齡兒童 就學比例 1936 0.40 0.44 1937 0.49 0.47 1938 0.50 0.50 1939 0.62 0.53 1940 0.78 0.58 1941 0.44 0.62 1942 0.33 0.66 不過，由於盲人實際入學年齡比一般學童晚，比方1915年出生的 楊月娥接受訪問時表示，她12歲才去讀小學一年級，班上最小的8歲， 最大的14或15歲。根據1930年的戶口調查，該年全台盲人共有18350 人，其中有足以維持生計的本業者有4181人(22.8%)，比1915年的20.7% 略高。其中從事農業者有1165人(6.4%)，水產業者55人(0.3%)，工業123 人(0.7%)，商業182人(1.0%)，公務及自由業者1161人(6.3%)。由於1930 年起不再調查「本業從屬者」人數，也就是不再調查沒有「本業」， 但仍有某種工作收入的盲人職業，因此無法知道當時完全沒有工作的 盲人人數。表三為吉岡豐(1929b)整理的1930年各國盲人數目、盲人比 例，以及盲人學齡兒童就學率之比較。其中學齡盲童就學率是由表二 而來，原文中該數據闕如。 表三 1930年各國盲人數、盲人比例與就學率比較 國名 盲人概數 一萬人中盲人數 學齡盲童就學率 美國 57,000 5.5 95% 英國 34,000 7.5 93% 法國 32,000 8.4 92% 日本 110,000 13 13% 臺灣 22,000 58.4 28% 資料來源：吉岡豐(1929b)
吉岡豐(1929b)認為，日本與台灣盲人的就學率比西方國家低主要 原因有兩個：一、尚未建立就學義務制度；二、學費補助以及其它相 關的保護設施的不完善。台灣到 1943 年，才開始實施六年制強制義務 教育。當時的盲啞學校是不分性別與年齡的混合教學，經濟狀況較富 有的學生須繳納全額學費，小康家庭可以有官費補助(室田有，1914)。 因此吉岡豐(1929c)認為，學費補助是影響盲生就學最重要的因素。不 過當時適逢世界經濟恐慌，因此即使日本國內的盲聾教育的擴展也都 陷入停頓(潘德仁，1986)。當時進入盲啞學校的管道有兩個，一個是 警察或老師主動從家裡找出來，另一個是普通學校轉介過來。1915 年 出生的楊月娥本來是自費生，但因有保正的家境清寒證明而得以減 免。她回憶當時入學經過說：「那個警察都找說，你看不到，你要來盲 啞學校讀書這樣。…日據時代那個管區的警察，如果他們那區如果有 看不見的，他就會叫盲啞學校的老師來鼓勵我們去讀書。」 (BF21-20060406)。1921 年出生於台北的陳天乞表示，他當時在普通學 校念了一年，後來因為看不見黑板，在國民學校的日籍老師轉介於 1931 年到台北盲啞學校就讀。 日治時期的盲人教育最大的貢獻，應該是訓練視障者從事針灸按 摩理療工作。1905 年台南慈惠院制定盲生教育分為五年制普通科和三 年制技藝科，普通科的課程包括修身、國語、算術、體操、唱歌等， 到第三年才開始學習日式按摩，技藝科則授予日本按摩術，此後盲啞 學校的盲生部課程都一直有針炙與按摩 (劉寧顏，1994)。當時甘為霖 認為當時來台定居的日本人不多，本地人對按摩也還陌生，因此台灣 盲人並無法靠按摩來獨立生存。因此甘為霖曾建議日本政府，讓受過 教育能說流利日語的盲人，在日本政府部門從事翻譯工作，不過並未 被當局採納(Campbell, 1915/1996)。不過後來日本殖民政府確實成功將 日本的按摩行業帶入台灣，許多盲人理療師的待遇也相當不錯(邱大
昕，2011)。此外，這時期盲校訓練出來的視障生，很多在後來台灣的 盲人教育與按摩訓練中扮演重要角色。比方蔡龍雄(2006)在「臺北啟 明史」中提到的高火是臺北盲啞學校第一屆畢業的學生，畢業後擔任 按摩專修科的助手。郭在於 1915 年到私立臺南盲啞學校就讀，後來至 日本盲校研習兩年後，回台成為臺北盲啞學校第一位台籍的視障女教 師。 1945 年日本戰敗後，國民政府來台初期繼續延續日本過去的教育 政策與課程內容。「臺北州立盲啞學校」改名「臺灣省立臺北盲啞學 校」，「臺南州立盲啞學校」則改名「臺灣省立臺南盲啞學校」。兩校聘 用畢業學生留校擔任教師，所使用的教材也主要由日文翻譯而成1。「臺 灣省立臺北盲啞學校」初期由日治時期的教師林文勝擔任第一任校長 2；「臺灣省立臺南盲啞學校」的第一任校長，也是由日治時期就在該 校任教的吳元參擔任。前面提到過留日返台的廖旺，離開臺南盲啞學 校後開設「台南鍼按院」收盲人為學徒；後來又創辦「鍼按組合」(類 似今天的工會)，並擔任組合長 29 年；廖旺同時也是「日本盲人會臺 灣分會」會長，國民政府來台後廖旺也曾擔任台灣省盲人福利協進會 理事 (潘稀祺，2006；廖明惠，2009)。郭在也繼續在台北盲啞學校教 書，一直到 1951 年去世為止。楊根盛由臺北州立盲啞學校畢業後，到 日本大阪府立盲校專科部就讀理療科兩年，來台後在後來的臺灣省立 臺北盲啞學校擔任教師，專門教授針炙電療課程。這時學校的點字課 程開始改為注音符號點字，但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盲人在日常生活中 仍繼續使用日文點字或台語點字。 1 王育瑜 (1994)。臺灣視障者的職業困境──以按摩業為例的分析，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 文。(未出版) 2 蔡龍雄 (2006)。九十年來臺北啟明史。(未出版)
三、強迫入學與走讀計畫 1945~1973
國民政府於1944年公布《強迫入學條例》，規定所有學齡兒童家 長均應主動讓子女就讀國民學校。對於不願讓子女就學的父母應先予 以口頭勸告，勸告期限屆滿五日內得將父母或監護人之姓名榜示警 告，榜示警告仍不遵行者，得於限滿七日內處以罰鍰。不過，身心障 礙學生是可以例外的。該法第十一條規定：「學齡兒童如因痼疾或肢 體殘廢，經指定醫師證明不堪入學，並經當地強迫入學委員會證明屬 實者，得准其免學。」當時盲啞學校裡的學生並不多，1952年台北盲 啞學校校長柯潮洲表示： 全省啞盲者的人數為一萬六千七百六十一人 其中學齡盲啞兒童有四千八百餘人，但事實上現 在在台北及台南兩家盲啞學校就學的學生總計不 上五百人，十分之九的盲啞兒童都是失學。 (聯合 報 1952 年7月 3日) 1957 年台灣省立師範大學籌設「特殊(聾啞)教育專修科」，開始培 養聾啞等特殊教育師資，此後「特殊教育」才逐漸與身心障礙者的教 育連結在一起。1965 年台北市先將盲聾分校施教，成立「台北市立啟 明學校」。兩年後臺灣省也將原來的盲聾學校分設為「省立臺南啟聰學 校」、「省立臺中啟聰學校」及「省立臺中啟明學校」。1967 年在聯合 國兒童基金會(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簡稱 UNICEF)經費援 助，及美國海外盲人基金會(American Foundation for Oversea Blind, 簡 稱 AFOB)技術協助下，台灣開始實施盲童走讀計畫。該計畫英文名稱 本來是 Integrated Project for the Blind Students，但是因為當時義務教育 僅限於國小階段的六年，因此翻譯為「盲生就讀國校計畫」，以「便利 盲生就讀國民學校，增進盲生就讀機會，普提國民義務教育」(王定有，1968；毛連塭，1967)。該計畫於省立臺南師範專科學校設立「臺灣省 教育廳試辦盲生就讀國民學校實施計畫師資訓練班」，培養視覺障礙教 育巡迴輔導師資，並要求各縣市政府應調查轄區現有學齡盲生人數。 1934 年生的古萬喜是師訓班的第一屆學員，他提到當時尋找盲生的過 程： 你要從事盲生的教育工作，你一定要有個教 育的對象啊！就是盲生啊！你這個盲生從哪來？ 你一定要去找這個盲生找出來啊！… 以前是比 較保守，家裡面假如說一個家庭裡面有一個盲 生，他就不會在外面去廣為宣傳嘛！都是不讓人 家知道。所以你要發現這個小孩子很困難！ (TM09-2006) 所以該計畫中有門「盲童之調查鑑定與甄選」的課程，來台負責 訓練的美方專家原本以為可以像在美國一樣，直接到醫療院所找到盲 童資料。結果他們到醫院、產科診所、產婆等拜訪，結果完全沒有任 何相關資料紀錄。後來他們又到戶政事務所、衛生處、鄉鎮公所、警 察局接洽也都沒有用(曾文雄，1971；潘德仁，1986)，逐一拜訪村里 長又不太可行。所以他們最後想到的辦法，就是直接到小學去問學生， 調查他們的親戚或鄰居有沒有失學的盲童。 所以後來我們就改變調查的方式，怎麼樣？ 直接到學校去！…因為學校小孩子多，小孩子的 家裡面有這樣的視障的盲人小孩子，或者是鄰居 有這個小孩子，小孩子比較了解啊！他會提供給 我們，那就我們就這樣到學校裡面去查。但是我
們的資料裡面都是從學校裡面查出來的。 (TM09-20060415) 去到學校裡面。當然低年級的我們沒有辦法 問，小孩子問不出所以然嘛！所以我們好像是從 四年級吧！四年級到高年級。…一班一班裡面 去，一個老師到毎一個班級裡面，打擾他們十分 鐘五分鐘的時間，簡單的說明一下，說明完了以 後把那個應該填的單子，交給級任老師去轉發。… 幾天以後…我們再來拿資料，我們再去複查。… 來的資料裡面，大大小小都有，五、六十[歲]的也 有，其實我們說我們要幾歲以前的，但是他們小 孩子[找]來的…五、六十歲的也有！…所以我們的 盲生就是這樣產生出來的。(TM09-20060415) 根據這種方式在八縣市調查結果，共有盲童 250 人，推估全台應 有盲童約 600 人(張紹焱，1968)。不過走讀計畫在台灣剛實施時，受 到許多盲生家長的反對。因為過去住宿型學校對家長有許多好處，比 方「以父母本身而言：減輕精神上的負擔，且減少了本身之罪惡感， 另方面因盲生之住宿學校，可以全力照顧其他小孩… 且由於盲校皆為 公費，減輕經濟上之負擔」(林三木，1979)。另外，交通與鄰居觀感 也是家長考慮的因素： 他們亦覺得家有盲童，每天走讀，由他人扶 持，突街過巷，讓人家指指點點，道是誰家子弟， 與體面有關。同時走讀國校，在交通上，在學校 裡，是否安全？父母心裡難安，因此一般家長的 反應，有欠良好。(張紹焱，1968)
這些都是過去美國實施混合教育時，所沒有碰到過的問題。台灣 過去家裡有身心障礙的小孩時，家人會把他們藏起來不讓他們出去， 怕被別人知道，所以巡輔老師到家庭訪問經常找不到人。不過，最後 同意參加走讀計畫的仍有 334 人，其中男生 182 人，女生 152 人(曾文 雄，1971)。當時參與該計畫的張訓誥(1971)提到盲校與普通學校視障 生的區分： 盲校與國小同樣能教育盲童，家長可根據家 庭環境、經濟等因素作一妥善衡量。盲校與國校 各有長短，國小所能招收的只限於視覺有障碍而 其他感官都正常的小孩… 靠點字與巡迴輔導員 之輔導在國小就讀。若盲童的障碍不止一種，根 本無法在國小受教育，則只有進盲校，因它有各 種特殊設備。 古萬喜則提到當時的工作內容： 這些小孩子在國中學校裡面上課的時候，我 們安排…所謂的復健課程…譬如說點字。…他的 生理上的發展到一個程度夠了之後，我們就開始 要教他知道怎麼樣寫字，寫的不是普通的文字… 盲人的點字嘛，我們所謂的指導點字點帖…另外 就是定向行動，定向行動你要怎麼樣開始從小動 作一直到比較複雜的動作，從室內的就要走到室 外的，從學校裡面的就要走到[外面]。 (TM09-20060415) 一個弱視的小朋友在同一班級裡面上課，他 要看黑板上面的老師的板書啊，他就坐在…他可
以看的到[地方]…[可是]個子高不好排在前面… 在前面的話…[會]影響到後面的小朋友嘛！所 以…他就必須靠什麼？望遠鏡啦…放大鏡早期對 學生就是一個鏡片一個把柄裝起來，就去觀察 嘛！但是那種放大鏡不容易操控，因為你要對焦 啊！對焦對不好的話，字體反而更模糊更看不清 楚嘛！所以你要知道小孩子怎麼樣來操縱，各種 的工具都要指導他啊，因為各種工具的使用方式 不一樣嘛！(TM09-20060415) 由此可知當時的巡輔導師的工作主要有兩方面，一是讓盲生學習 點字、定向行動等視障課程，這些通常是利用盲生不感興趣或跟不上 的課程(如藝能課)抽離來進行；另一個則是訓練盲生輔具使用以免影 響普通班上課的進行。因此普通上課方式和上課環境都不做調整與改 變下，盲生個人來做改變與調整。1960 年代台灣已經逐漸步入工業 化，1968 年開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1973 年「盲生就讀國校計畫」 則配合九年國教，改稱「視障兒童混合教育計畫」，師資培訓班名稱也 變更為「臺灣省視覺障礙兒童混合教育計畫師資訓練班」。此後，台灣 的視覺障礙教育才開始逐漸由機構式的隔離教育，轉變為以混合教育 為主的特殊教育型式。
參、為什麼出現特殊教育？
在回顧台灣早期視覺障礙教育之後，本節將把特殊教育放置在當 時的政治環境、經濟情況與社會脈絡下，來檢視當時教育制度實際運 作方式和目的。透過歷史資料與相關文獻的相互對話，來回答本文所 想要探討的問題：台灣特殊教育的發展軌跡，和西方的特殊教育的歷 史過程有何異同？西方學者對特殊教育起源的解釋與批判，是否適用於台灣的情況？最後，將以後殖民理論觀點來檢視台灣視覺障礙的起 源。
一、因應工業化的衝擊
西方國家的特殊教育學校，大多出現在開始工業化之後。比方美 國的盲人學校出現於美國十九世紀初開始工業化之際，社會關係與空 間環境的快速變化，使得盲人所面臨的問題是過去歷史上不曾碰到過 的，再也無法依靠過去傳統生活方式來生存下去(Scott, 1968)。工業化 也導致家庭結構的改變，傳統社會中家庭是最基本的經濟生產單位， 家庭中所有的成員都要投入生產活動。但是工業社會中工廠的勞動力 來自不同家庭的個人，個人在工廠所得不足以供應大家庭所需，而大 家庭結構的維持也已經失去經濟生產的意義。因此小家庭開始興起， 取代大家庭成為主要家庭結構。西方特殊教育者所擔心的身心障礙者 的「依賴」問題，其實是非常晚近的產物 (Berger, 2005)。傳統社會中 身心障礙者很小就可以加入生產行列，但現代社會中兒童被排除在勞 動市場之外成為家庭負擔。傳統大家庭比較不需要把有障礙的小孩送 到特殊學校，因為他們也可以為家庭提供生產力。但是現代小家庭中 的障礙兒童，對家庭造成的負擔大於對家庭的貢獻，這時才需要特殊 教育或社會福利機構來協助。因此，西方宗教團體和慈善組織多是在 工業化之際才開始廣設各類身心障礙機構，或提供以工廠生產為主的 職業訓練(Anderson, 2005)。 然而，台灣的特殊教育是出現在工業化之前。甘為霖創辦訓瞽堂 時，台灣社會尚未因工業化或都市化而產生遽變，大多數的盲人仍依 照傳統的生活方式謀生。甘為霖於 1871 年抵達台灣，當時台灣的盲人 有的做生意、從事小買賣，有的做踏水車、搗米等苦力工作，有的是 靠走唱、算命、乞食維生(Campbell, 1915/1996)。可能也因為如此，甘為霖估計當時台灣有一萬七千餘名盲人，但訓瞽堂招收卻不到十個盲 生，手工藝職業訓練並不是很成功。箇中原因可能和傳統與現代制度 與觀念的差異有關。傳統社會將身心障礙者視為家族的共同責任，但 西方近代社會受個人主義影響，不去強調如何加強盲人與原生家庭的 關係，而是重視如何讓盲人經濟上取得獨立。甘為霖未考慮到台灣當 時的生產關係與家庭模式，因此他的盲人教育才沒有成功。只有被家 庭遺棄的盲人，才會到訓瞽堂來接受教育。 日本佔領台灣後，甘為霖親赴日本拜訪文部省，希望能協助拓展 台灣盲人的教育工作。然而從 1905 年和 1915 年的戶口調查來看，台 灣盲人「無業」的比例一直很低。1915 年生於農家的楊月娥表示，她 未到台南盲啞學校就學前，每天都是在家幫忙農務「銼番薯簽 3 隻豬 吃、2 隻牛吃」(BF21-20060421)。日治時期的盲校訓練也不是以工廠 生產為主的職業訓練，而是類似服務業的針灸、電療、按摩課程。不 過當時台灣「掠龍」和娼女一樣屬於「下九流」的行業(片岡巖，1921)， 因此一般人並不喜歡從事這些工作，尤其女性視障者只有家庭經濟比 較困難的才會去從事按摩工作 (邱大昕，2011)。不過到了日本統治末 期，視障按摩已經非常普遍。換句話說，台灣的視覺障礙者尚未被排 斥在一級或二級產業之外前，他們便已被訓練進入三級產業。國民政 府來台後，台灣仍有許多地方尚未受到工業化的衝擊。比方 1926 年出 生於澎湖的石開璋，自幼全盲但從十多歲便開始上船打魚。他說： [坐在漁船上] 每個人有一池固定的範圍，在 釣的時候，有魚來吃餌就會感覺到了。如果是團 體的…就是用網子網…就是這樣了。… 一直到四 十幾歲[約1960年代] 別人都用機器化作業了，機 器化之後比較沒辦法再去討海了。…所以才拜人 為師學按摩。(BM13-20060418)
漁船機械化之前，視障者可以和其他人一同出海工作。漁船機械 化以後，一條船只需要少數明眼人操作機械即可。許多視障者的工作 開始因生產的機械化，與社會的現代化而消失(邱大昕，2009)。1960 年代台灣工業開始發展，加上「美援」的恢復，台灣經濟趨向穩定。 但是社會激烈轉型，也造成傳統價值觀受到巨大衝擊。國民政府乃於 1966 年開始推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強調的是恢復傳統家庭倫 理關係，而不是西方個人主義的獨立自主。教育部在 1967 年擬訂具體 實施計劃，「舉辦各種婦運活動，闡揚親慈、子孝、兄友、弟恭、鄰里 敦睦等修己善群的道理」(聯合報 1967 年 1 月 22 日)。在當時這種強 調家庭責任的社會氛圍之下，1967 年實施混合教育時主要考慮之一， 就是盲生的家庭關係與社會化問題 (杜木發，1968；張紹焱，1968； 陳君卿，1975；林三木，1979；杞昭安、黃成隆、文孟蓮、連素琴， 1980)。林三木(1979)在比較住宿學校與混合教育優缺點時提到： 和家人相處的時間減少，盲生不易獲得充分 的家庭生活之溫馨、親愛和悅納。…拉長了父母 子女兄弟之間的距離，而有隔閡存在，也可能因 得不到家人的關愛，形成異常的性格。… 父母子 女之間遙遙相隔，彼此掛慮，懸念在心。盲生難 得回家，家人或許抱著補償的心理而溺愛之。 走讀計畫實施後，盲校變成是多重障礙或家裡沒有人可以照顧的 視障者才來就讀。否則政府鼓勵盲生在家附近的學校就學，並由其家 人協助上下學。然而此時 1960 年代台灣已經逐漸步入工業化，家庭結 構已經大幅改變，並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足夠人力來照顧或協助視障 生，因此走讀剛實施時受到家長激烈反對。台灣的特殊教育學校比工 業化早了近 70 年出現，卻在逐漸走向工業化時要學生回歸主流。由此
可見，台灣特殊教育一直都不是因應工業化的衝擊而出現，有時甚至 是逆著工業化的方向來進行。
二、讓普通教育順利進行
西方特殊教育的出現，與現代學校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以 及義務教育的實施有密切關係。工業化資本主義社會需要擁有閱讀能 力、受過教育、可以接受工作場所裡的規訓的工人，而國民義務教育 的興起就是為了滿足這個需要。教師在有限的時間內，必須達到設定 的目標。影響進度的干擾就成為達到目標的阻礙，身心障礙學生於是 成為問題(Kivirauma and Kivinen, 1988)。現代發展心理學認為每個年 齡層有所謂的「正常發展」特徵，因此教材也根據這樣的理論來編製， 不同年齡有特定學習目標。對學生而言，同年齡的學生必須按照相同 的時間順序學到相同的東西。對老師而言，有一套所謂正確有效的教 育方式來達成上述目標。由於各年級的老師必須在有限的時間達成特 定的目標，因此任何的干擾都會成為教學目標達成的障礙。無法適應 普通教育的學生，就會被排除在正規教育之外，成為特殊教育的對象 (Richardson and Powell, 2011)。越現代的學校，「正常」的標準越嚴格， 評估與篩選越細膩，成為身心障礙的學生就會越多。這些人最後仍會 被排除在資本主義勞動市場之外，他們被分派到特殊教育只是為了讓 就學期間普通教育可以順利進行(Tomlinson, 1982)。台灣的義務教育一 直到 1943 年才出現，在此之前普通學校學生就學率逐年增高，盲生人 數與比例基本上沒有太大變化(見表一與表二)。工業社會重視文憑， 才使得進入學校完成學業變成一件重要的事情；但在傳統社會中職業 的成功、社會向上流動、名聲地位都不是靠學歷來達成的。因此，如 果盲啞學校需要自費又不見得能減輕家庭負擔，家長便可能較缺乏送 盲童就學的意願。國民政府來台後義務教育更為普及，可是《強迫入學條例》中身 心障礙學生是可以例外的，因此特殊教育學校學生人數並沒有大量增 加。如果進入普通學校無法適應時，普通學校可以用能力分班或留級 作為隔離機制，藉此將弱勢的原住民、貧窮家庭子女、身心障礙者等 學生加以區隔。一位已經退休特教老師表示，她在 1948 年念國民小學 時就已經有能力分班。當時初級中學數量不足，國校畢業生投考初中 時競爭激烈。因此國小高年級就區分升學班與就業班，升學班課後補 習盛行。當時許多媒體報導提到，智能障礙學生經常被留級處理。比 方 1959 年教育部舉行的「特殊兒童教育座談會」中，與會校長反對國 民學校把智力特殊遲鈍的低能兒童留級，因為「這些兒童在一般教育 情況下無法受益，不如使其早日畢業，可以利用勞力發揮其可以發揮 的能力」(聯合報 1959 年 10 月 20 日)。可是 1957 年開始試辦國中免 試升學之後，換成國中的能力分組或能力分班開始普遍起來。當時的 教育部長張其昀表示：「各校均採用能力分組或能力分班，因材施教」 (聯合報 1957 年 3 月 4 日) 。可見混合教育對當時國民教育仍造成一 定的衝擊，張紹焱(1970)討論到當時特殊教育的意義理念與目標時也 說，「今日本省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國民中學學生，學生素質參差不齊， 已發生相當困擾問題，由此可知實施特殊教育之如何有利於普通教育 之推展」。因此可見在義務教育實施之後，主流教育體系是藉由特殊教 育和能力分班兩種方式，來使普通教育可以順利進行。
三、達成「殘而不廢」的目標
從1891年甘為霖設立訓瞽堂開始，職業訓練就一直是台灣盲人教 育的重要工作。當時台灣尚未工業化，手工藝訓練無法讓視障者獨立 謀生。甘為霖曾嘗試引進專為盲人設計的紡織機器，但也沒有成功。 不過許多盲生學會羅馬拼音點字之後，便留在教會或盲校工作。1900 年日治時期的「台南慈惠院」設立「盲人教育部」，至少在1905年台灣的盲生便開始學習日式按摩 (劉寧顏，1994)。當時尚未有義務教育， 許多盲生的教育程度比當時平均水準高。因此甘為霖曾建議日本殖民 政府，讓受過教育能說流利日語的盲人，在日本政府部門從事通譯工 作，不過並未被當局採納(Campbell, 1915/1996)。隨著日人來台漸多， 台灣社會上按摩的需求也逐漸增加。1912年《台灣衛生要覽》顯示， 台灣視障者從事按摩術者有74人，其中有少數盲人開始從事鍼灸工 作。但到了1923年，全台從事按摩工作人數已達440人，其中台籍者占 絕大多數(邱大昕，2011)。根據1924年公佈的「針術、灸術營業取締規 則」，從事針術、灸術者必須「通過知事、廳長所實施的針術、灸術 考試者，畢業於指定校、講習所者或是依內務省令針術、灸術營業取 締規則而持有資格者」，當時的指定校為台北州立盲啞學校、台南州 立盲啞學校(佐藤會哲，1932；丸山芳登，1957)。由於當時盲校以理療 按摩人才為主，因此並非所有的視障者都適合就讀。丸山靜夫(1974) 曾表示： 提到盲校，大多數人均認為就是培養「按摩 師」、「針灸師」的學校。本校[埼玉縣立盲學校] 亦不例外，一直都以「不適於當理療師者不許入 學」的方式，不讓雙重殘廢兒童進盲校就讀。 由此可知，日治時期的盲校並不全是為了安置不適合普通教育的 學生，而會按照職業訓練的目的來挑選合適的盲生。因此像前面提到 過的「半盲」(高度近視、弱視或亂視)可以入學，多重障礙者反而不可 以。這和後來走讀計畫的目標就很不一樣，走讀計畫下單一障別的盲 生要到普通學校就讀，因而沒有按摩相關課程。混合障別的盲生才到 盲校就讀，但有些因為身體緣故也不太適合從事按摩工作。這和後來 台灣視障按摩技能難以提升有很密切關聯，許多受訪的按摩師，都認
為傳統盲校畢業的按摩師訓練比較扎實，普通學校畢業接受短期訓練 班的按摩師只能從事技術層次較低的快速按摩。 走讀教育開始實施以後，由於當時障礙者升學困難很多，因此如 果難以適應普通學校教學的可能都被編在就業班。不過當時的「就業 班」並沒有針對障礙者設計的課程，張紹焱(1968)討論盲校存廢問題時 說： 特殊教育不是要把身心異常者變成身心正常 者，而是要(充其量只能如此)把身心異常者變成完 美的身心異常者。它並不希望特殊兒童只學得一 些粗淺的一般性的知識為己足，而是希望使之各 具一技之長，以謀生活之獨立，而不成為他人的 累贅。所以小學部的課程，故可與普通兒童相同， 而其後自初中階段開始，則不應繼續雷同，而應 逐漸加重其生活教育，與職業教育課程。此則似 非走讀計畫之所能實現，而非盲校不為功了。 不過走讀計畫實施後，障礙學生的就業問題已經不是特殊教育主 要關心的議題。障礙學生畢業後的生活和工作問題，變成是由後來興 起的社會工作或就業輔導員來接手了。
四、回歸主流社會
Winzer (1993)認為特殊教育的發展是從孤立(isolation)、到隔離 (segregation)再到融合(integration)的進步過程。在沒有義務教育時期， 身心障礙的兒童只能經由家庭教育受教或是直接被送到療養院，機構 教養成為主要的受教方式。到現代化時期，教育權利的興起，開始有國家以特殊學校、班級提供身心障礙者教育機會。台灣推動走讀教育 時也有類似看法： 我國盲生教育，一向採取「隔離制」，耶將所 有盲生集中在幾所專門學校中，施以教育，近年 來，教育界人士認為這種行之多年的「隔離式」 教學，效果雖然不錯，但其最大缺點是不能普及， 且使盲人與正常社會人群間的隔閡不能消除。(聯 合報1967年3月 26日) 然而，障礙學生與正常社會的隔閡是特殊教育學校造成的嗎？特 殊教育機構的出現，確實對「障礙者認同」的形成扮演重要角色。原 本分散各地的盲人因為學習職業技能的關係彼此產生關連，他們的聚 集讓這些身心障礙者學到社會如何看待他們，機構同時也再教育他們 以新的觀點來看待自己。Scott(1968)認為盲人的許多態度、行為模式、 性格特質都是社會化的結果，而對這社會化過程扮演最重要角色的就 是這些介入的方案或機構。特殊教育學校的出現，也影響大眾對於身 心障礙者的看法。透過參觀活動和媒體報導，社會上形成對「盲」以 及「盲人」的集體性看法。原本對盲人平凡無奇的行動和學習，在參 觀者眼中成為一種了不起的成就。在這過程中，盲人也逐漸學到社會 對他們的理解與看法，以及盲人與社會上非盲人間的關係。這過程中， 他們也同時形成自己對自己的看法，知道自己與社會上其他不同，而 且應該是「無用的」，所以才會連簡單的事情也被當作了不起的成就。 視障生在特殊教育學校裡面建立他們自己的世界，形成「視障」的知 識客體，進而改變他們的自我認知。將盲人從原生家庭中移開，到特 殊教育學校中生活，在特教學校中創造出屬於視障者的世界。因此許 多從盲校畢業的視障者，會終身保持聯繫與友誼。比方高雄有一條街
便居住了許多從同樣盲校畢業的老校友，彼此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相 互照顧與支持。因此，Kauffman (1999b)來台灣演講時曾問： 假如特殊教育現在做的沒有「融合」 (inclusive)，並因而令人不滿的話，那麼「排除」 (exclusion)是怎麼產生的？什麼原因造成「排 除」？原先的「融合(教育)」為何失敗？… 現在 的情形和當年剛發展特殊教育的時候有不同嗎？ 不過，Kauffman的提問也許並不適於台灣的視障教育發展脈絡， 因為台灣的視障教育並不是因為「融合」失敗才走向「隔離」，也不 是「隔離」讓人不滿才走回「融合」。日治初期台灣尚未工業化也沒 有強迫教育，當時要說服父母讓盲童到學校念盲校並不容易。走讀計 畫實施時，台灣的家庭結構與社會關係都已因工業化而改變，這時要 說服家長不要唸盲校反而有困難。西方特殊教育的融合教育部分是受 到人權運動的影響。人權運動原本是在打破白種人和非白種人間的隔 離，爭取相同的公民權利。後來身心障礙運動者受此影響，認為特殊 教育的隔離也是一種歧視(Kauffman, 1999a)。但是台灣盲生到盲校就讀 的比例一直很低，所以視障者一直沒有大規模的機構化經驗，也未曾 出現過反機構化的運動。台灣的特殊教育的發展，並不全是因應社會 變化或障礙者需求來調整，從「隔離」到「融合」也不是因為障礙者 本身的不滿與要求，而是由教育政策制定者發動的計畫。
肆、結語
由上述討論可以知道，台灣特殊教育有其迴異於西方社會的發展 軌跡。首先，台灣特殊教育一直都不是像西方學者所認為的因應工業 化的衝擊而出現，有時甚至是逆著工業化的方向來進行。工業化之前 家庭關係較為緊密的時候，特殊教育是採取隔離的方式進行；等到開始步入工業化社會，小家庭缺乏人手照顧時卻開始推行走讀教育。其 次，台灣的特殊教育也不像Tomlinson (1982)所認為，將「殘障學童」 隔離是為了讓主流教育可以順暢運作。台灣義務教育開始實施時由於 障礙兒童並沒有強迫入學，因此盲啞學校並不是因為義務教育的普及 而出現。即使障礙學童進到主流體系，如果無法適應普通教學方式時， 主流教育體系可以藉由能力分班來加以排除，而不一定要靠特殊教育 來排除障礙學生。第三，視障障礙學生的職業訓練與就業準備，是台 灣特殊教育早期的主要目的。但是走讀計畫實施後，障礙學生的就業 問題比較不是特殊教育主要關心的議題。以致於後來障礙學生畢業後 的生活和工作問題，必須由後來興起的社會工作或就業輔導員來接 手。最後，台灣的視覺障礙者過去並沒有大規模的機構化隔離經驗， 因此也未曾像西方一樣出現過反機構化的運動。台灣的特殊教育的發 展，不論從「孤立」到「隔離」，還是從「隔離」到「融合」，基本 上不是出於障礙者本身的不滿與要求，而是由教育政策制定者所推動 的計畫。 台灣過去對特殊教育的歷史想像，有時把它當作是一種人道或理 性趨勢的結果或演變，建立在一種「進步」的假設和思考上，最近教 育部(2011)出版的「台灣特殊教育百年史話」也是用這樣的角度來書 寫。比方該書第16頁認為，甘為霖的點字聖經讀物「讓當時仍處於民 智未開之台灣民眾認識到原來盲人可以經由觸覺來閱讀」。這種以今 論古的「輝格史觀」並沒有考慮到當時台灣盲人從事的主要工作，都 是不需要閱讀文字的工作。有關日治時期的視障教育，該書僅有簡單 幾頁用編年的方式記載創立時間、地點、課程。將日治時期引進台灣 的按摩教育，視為提供盲人「生活所必須之技藝，俾能獨立謀生」 (p.17)，而未考慮到當時台灣盲人無職業者的比例非常低。1960年代之 後的美國海外盲人基金會，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協助下進行的「盲生
就讀國校計畫」。該書也僅說是為了避免視障學生「缺乏家庭的愛」 和「缺乏歸屬感」，而沒有提到當時尋找視障學生的不易，以及家庭 照顧的困難。
Edward Waefie Said (1978/2002)指出殖民者為了自我定位和身份 認同，常需要襯托「優越的」殖民者與「卑下的」被殖民者的文本再 現。透過這些文本對「東方」的定義，然後再把這些都放到東方來實 際運用。學者、傳教士、商人、軍人、教師等先鋒部隊對被殖民者提 供指導，甚至強迫地把西方的制度施行於非西方社會。殖民主義者在 引進教育制度時，經常是按照殖民母國的社會來想像和建立殖民地應 有的模樣。比方訓瞽堂當時所提供的編織、製繩、作魚網、刻鑿凸字 等課程，都與當時傳教士在非西方社會提供給女性或貧民的課程內容 相仿。而日本統治時期，由於針灸和按摩在日本盲人的傳統行業，因 此也在台灣的盲人教育中安排這些課程。美國從1900年開始有混合教 育，隨著美國國力的影響日增，才開始將混合教育推廣到亞、非洲國 家。誠然國外引進的教育理論、制度或方法不見得能夠簡單套用，但 我們也不宜堅持想像的「東方文化」或「儒家傳統」，來作為避免過 度向西方傾斜的手段。歷史演進有其連續與斷裂，台灣的特殊教育有 其極為特殊的歷史發展脈絡。特殊教育者必須瞭解自身工作與歷史社 會脈絡之間的關聯，才能對特殊教育的目標和方法有更多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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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ing Chi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ed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Why and how did the special education for the blind start in Taiwan? Industrialization and mandatory education have been considered two main reasons leading to the emergence of special education in the West. The disabled were unable to make a living in traditional ways due to the changes followi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us needed to be reeducated in a special educational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who were unfit for the regular education system were also sent to special education to keep mass education running smoothly. This study uses documentary sources, government legislation, and oral histories to explore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in Taiwan from 1891 to the 1970s. Results show that special education in Taiwan does not follow the path of the West, but has its own unique practice rooted within particula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texts.
Key words: visual impairment, disability, history of special educati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