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時期的蔣介石與日本：從合作反共到兵戎相見的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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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 2008年12月，頁169-214. 北伐時期的蔣介石與日本：從合作反共到兵戎相見黃自進∗. 北伐是中華民國建立以來再度結束政府分裂狀態邁向統一的關鍵，也是蔣介石畢生軍政之功的第一座里程碑。從現代中日關係的歷史脈絡來說，北伐卻是蔣介石與日本關係從友變敵的分界線。蔣介石早年留學日本，對日本的現代化有成，素有仰慕之心。再則，他師承孫中山所倡導的「大亞洲主義」，衷心期盼中日兩國能相互提攜共謀亞洲大局。是以，北伐之初，蔣介石與日本政府保持密切聯繫，始終渴望得到日本相助之力。可是，日本政府對北伐所持的基本態度，卻以北伐軍是否會進入華北領域為依歸。北伐初期，因興起於華南地區，非日本勢力範圍區，日本政府並未特別重視。日本政府開始注意北伐，是北伐勢力從華南地區進入華中地區以後。如何挑動北伐軍內部反共勢力與親共勢力的矛盾，誘導反共勢力與親共勢力劃清界限，則為日本政府面對北伐新情勢的對應方略。因此，蔣介石在上海實施全面清黨，日本政府則全力配合，對於南京政府的成立更是傾力支援。可是，一旦北伐軍進入華北領域以後，日本政府不僅反對，甚至還不惜以護僑為藉口，三度出兵山東省，企圖以武力公然阻礙北伐。關鍵詞：蔣介石、日本、北伐運動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2) ．17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 一、前言北伐是中華民國建立以來再度結束政府分裂狀態邁向統一的關鍵，也是蔣介石畢生軍政之功的第一座里程碑。從現代中日關係的歷史脈絡來說，北伐卻是蔣介石與日本關係從友變敵的分界線。蔣介石早年留學日本，對日本的現代化有成，素有仰慕之心。再則，他師承孫中山所倡導的「大亞洲主義」，衷心期盼中日兩國能相互提攜共謀亞洲大局。是以，北伐之初，蔣介石與日本政府保持密切聯繫，始終渴望得到日本相助之力。可是，日本政府對北伐所持的基本態度，卻以北伐軍是否會進入華北領域為依歸。北伐初期，因興起於華南地區，非日本勢力範圍區，日本政府並未特別重視。日本政府開始注意北伐，是北伐勢力從華南地區進入華中地區以後。如何挑動北伐軍內部反共勢力與親共勢力的矛盾，誘導反共勢力與親共勢力劃清界限，則為日本政府面對北伐新情勢的對應方略。因此，蔣介石在上海實施全面清黨，日本政府則全力配合，對於南京政府的成立更是傾力支援。可是，一旦北伐軍進入華北領域以後，日本政府不僅反對，甚至還不惜以護僑為藉口，三度出兵山東省，企圖以武力公然阻礙北伐。因是，從整體脈絡出發，釐清主線，則北伐發動以來，蔣介石與日本政府關係的演變，大致可以區分為以下 5 個主題：第一、北伐初期蔣介石與日本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如何，特別是蔣介石為何會成為日本政府眼中可資培養的反共領袖。第二、蔣介石何以認為只要反共，就可取得日本政府的支持。1927 年 4 月 12 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的「清黨」運動和日本政府的支持，有什麼樣的互動關係。第三、1927 年 9 月蔣介石赴日訪問，42 天旅日期間，遍訪日本軍界、政界、實業界大老，更得與田中義一首相舉行會談。蔣介石的此次旅日，對往後中日關係的發展，又有何等具體影響。第四、反共既然被日本政府宣示為中日兩國共享的普世價值，對已宣示.

(3) 黃自進．北伐時期的蔣介石與日本. ．171．. 反共的蔣介石，日本政府對蔣的態度，為什麼還會從支持轉變為反對。第五、1927 年 5 月至 1928 年 4 月，日本政府三度出兵山東，對蔣介石的個人事業、北伐的走向以及近代中日關係的發展，有哪些具體影響。本文即針對上列 5 個主題，逐一論述，企求能對雙方關係的演變過程，做出比較清楚的分疏。. 二、北伐初期的相互觀測「必與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決戰，絕無調和餘地」，乃是蔣介石於 1926 年 7 月 9 日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令職位時的三大誓詞之一。1對被認為處於次殖民地狀態的中國而言，列強在中國的利益無所不在，影響無遠弗屆。尤其是軍閥的割據，和列強在中國的特殊勢力範圍已成一體兩面，兩者之間已建構成一個利益共生體之時，任何企圖打破中國現狀的嘗試，皆會遭遇列強的牽制。這也是蔣介石在誓師北伐時，將打倒帝國主義與打倒軍閥並列的緣由所在。不過，在具體發動北伐之際，蔣介石並沒有將所有的帝國主義與軍閥，皆列為同時打倒的對象。「打倒吳佩孚」、「聯絡孫傳芳」、「不理張作霖」是當時北伐軍所揭示的三大軍略目標，2從此三大目標來看，吳佩孚才是北伐軍的主要敵人，對孫傳芳及張作霖則採不同的對應方式，前者是採監視態度，後者則不予理會。3 就北伐軍設定的假想敵順序以擬定作戰策略來說，張作霖既然被排為三者之末，與張作霖有密切關連的日本，自然也不會被列為首要的對決目標，相反的，吳佩孚以及長江流域為勢力範圍區的英國，才是北伐軍的首要戰鬥 1. 其餘兩大誓詞分別為「求與全國軍人一致對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義早日實現」以及「必使我全軍與國民深相結合，以為人民之軍隊，進而要求全國人民共負革命之責任」。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台北：曉園出版社，1994)，頁641-642。. 2. 李又寧、王正華，〈國民政府成立與出師北伐〉，收入中華民國建國史編纂委員會編，《中華. 3.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2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頁754。. 民國建國史》，第3編第1冊(台北：國立編譯館，1989)，頁432。.

(4) ．17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 目標。是以如何籠絡日本，4如何安撫張作霖，5讓北伐軍與兩者之間皆能維持一種非敵即友的中立友好關係，反而成為北伐初期北伐軍設定政略及軍略時用力最深的課題。相較於北伐初期北伐軍對日本政府的積極友善態度，日本政府對北伐軍的反應，則可謂是異常低調，從日本政府駐總廣州領事館對北伐的一連串評估報告以及外務省對北伐所持的基本態度，便可一窺其究。早在 1926 年 5 月 24 日，日本政府駐廣州總領事森田寬藏向東京外務省總部提出的報告中，就言及國民政府已決定軍援唐生智，而部分廣東及廣西省的軍隊也為此動員。6按唐生智原本為湘軍第 1 師師長，因擬取湖南省長趙恆惕自代，分向廣東、廣西請兵。7方始定基於廣西省的李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等桂系領袖，一則有意投靠國民政府，共舉北伐，二則與唐生智為舊識，有意援湘。8對國民政府而言，所謂援湘，可以帶來雙重的政治效果，一則可乘湖南內變伺機北進，二則也可因應桂軍所願。95 月 21 日，國民政府通過北伐案，首先入湘的部隊，就是原先粵軍改編的第 4 軍及桂軍改編的第 7 軍。 10 北伐案通過的第 3 天，廣州總領事森田寬藏就可掌握國民政府援唐之資訊，具體展現廣州總領事館對中國事務情報資訊掌握的優越能力。可是，廣州總領事館對北伐事務資訊的精心掌握，並不代表他們就能充分其理解北伐. 4. 例如1927年2月8日國民政府為了表達擬改善雙方關係之誠意，特經由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以黨部名義派遣戴季陶赴日本訪問一個半月，就是一明顯例證。陳天錫，《戴季陶先生編年傳記》(台北：文海出版，1967)，頁82-83。. 5. 在北伐軍所擬定的軍事作戰計畫中，東北地區從未如列，代表東北問題的解決並不是以武力方式為惟一選項，北伐軍與張作霖之間的矛盾，並非沒有轉寰餘地。再者，1926年8月，北伐軍在進軍長沙後，還特地派遣湖北宣撫使蔣作賓為密使，赴瀋陽與張作霖達成共同對抗吳佩孚之決定。蔣作賓，《蔣作賓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1976)，頁43-44。. 6.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5年》，第2冊上卷(東京：外務省，1985)，頁237。. 7.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641。. 8. 新貴白崇禧、黃紹竑與唐生智為保定軍官學校同學。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641。. 9 10.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2編，頁745、756。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2編，頁756。.

(5) 黃自進．北伐時期的蔣介石與日本. ．173．. 蘊含的時代精神。例如同年 8 月 13 日，廣州總領事館向東京提出報告，認為此次北伐與孫中山生前所領導的多次北伐在本質上沒有任何差異，不了了之將會是最後的結局。導致此次北伐無法有成的兩大原因，一為軍事力的薄弱，另一為財政之困難。在認定北伐不易有成之際，廣州總領事也提出此次北伐有兩大特色：一、有蘇聯顧問隨行；二、注重政治宣傳。指陳這兩大特色，是往年北伐運動中未曾出現的現象。11 國民政府以討伐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做為發動北伐的三大軍略目標。可是，若與這三大軍閥相比，無論以軍力或以所可掌控的地域面積而言，國民政府皆不足以相提並論。例如，國民政府只掌握廣東及廣西兩省，兵力只有 10 萬左右。相較而言，吳佩孚以湖北及河南為根據地，兵力則有 20 萬；孫傳芳盤踞江蘇、浙江，兵力也有 20 萬左右。至於張作霖以東北為根據地，軍勢則為三者之最，約有 35 萬左右。12 除了軍事力量相對薄弱以外，與各方勁敵相較，國民政府的財政資源也最為困窘，瞠乎其後。例如北伐時期的國民政府，名義上雖據有廣東、廣西兩省，實際能享有稅收的部份，只限廣東一省。以 1925 年 10 月至 1926 年 9 月廣東省的稅收為例，全年總收入約為 8020 萬元。可是，這一年的軍費支出，就高達 6128 萬元，佔政府總支出的 76％。在入不敷出的情況下，僅憑日常稅收，國民政府的收支是無法維持平衡，政府的運作只得依賴籌餉、公債庫券、禁煙13及蘇聯政府援助14等特別財源才得勉強維繫。在正常稅以及綜 11.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5年》，第2冊上卷，頁248。. 12. 狹間直樹，〈國民革命の舞台としての1920年代の中國〉，收入狹間直樹編，《1920年代の中. 13. 賴澤涵，〈北伐期間之外交、財政與民運〉，收入中華民國建國史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 國》(東京：汲古書院，1995)，頁14。建國史》第3編第2冊(台北：國立編譯館，1989)，頁691。 14. 根據余敏玲之研究，為了資助黃埔軍校的創辦與新編黨軍所需，蘇聯政府自1923年起至1925 年止，曾多次撥款給國民政府，總金額達305萬盧布，折合當時中國國幣約270萬餘元。從黃埔軍校的創設基金，到訓練學生所需的軍備教材，無一不是來自蘇聯援助的情況之下，黃埔之所以能建校有成，蘇聯的援助實扮演關鍵性之角色。再者，以黃埔畢業生為骨幹的黨軍初建過程中，武器配備也皆是來自於蘇聯的情況之下，沒有蘇聯的援助，自然談不上國民政府的中興。不過，隨著國民政府管轄範圍的擴大以及軍隊的不斷擴編，蘇聯政府的援助，已成為杯水車薪，.

(6) ．17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 合外來的資助都不及總支出的一半情況之下，國民政府應沒有能力長期支援北伐戰爭，可謂是廣州總領事森田寬藏不看好北伐的緣由所在。廣州總領事館對國民政府的評價既然不高，外務省對國民政府自然不會高度重視。例如，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於 1926 年 1 月 21 日，在眾議院第 51 屆議會的年初演講中，列舉以下四大事件，為當年度中國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其中可分類為九國公約的完成簽訂手續、五卅慘案、上海爭奪戰、郭松齡的反叛事件。15至於國民政府的動態，隻字未提。九國公約原本是 1921 年華盛頓會議(Washington Conference)的產物。由參與的 9 個國家，共同約定尊重中國主權獨立，領土完整以外，並同意在中國推展門戶開放以及機會均等之政策。16不過，因參與國之一的法國，拒絕批准九國公約，17使得九國公約雖在 1922 年 2 月 6 日於華盛頓達成協議，至 1925 年 7 月，才因法國國會通過審查程序，九國公約得以成立。幣原喜重郎特別將九國公約的成立，列為中國年度大事之一，無非代表身為九國公約正式成員之一的日本，今後處理中國事務時，將以遵奉九國公約的宗旨為原則。18 五卅慘案原起源於青島及上海的日本棉紗工廠之罷工事件。後又因學生聲援，在上海公共租界發動示威遊行時，遭英國巡捕暴力干涉，開槍射擊結果造成死者 11 人，重傷 20 餘人。為此，全國各地掀起抗英浪潮，香港地區甚至發動長達 16 個月的全港大罷工。19全國民眾參與之熱烈及動員之徹底，皆為近代以來之「最」。上海爭奪戰，是指奉軍於 1925 年 6 月進駐上海，為此，遭致浙江省督重要性是逐日逐月的降低。余敏玲，〈蘇聯對中國的軍事援助：1923-1925〉，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18輯(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96)，頁638-644。 15.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卷(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65)，頁83-85。. 16. 參與的9國，分別為美國、英國、日本、法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葡萄牙及中國。. 17. 法國因戰後法郎貶值過鉅，因而要求北京政府在支付庚子賠款時，以美金做為匯率的決算標準，也就是所謂「金佛郎」。不過由於北京政府拒絕，法國政府則以拒絕批准九國公約做為抵制。. 18. 池井優，《增補日本外交史概說》(東京：慶應通信，1982)，頁149。. 19.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621-623。.

(7) 黃自進．北伐時期的蔣介石與日本. ．175．. 辦孫傳芳之抵制，於 10 月發動反奉戰爭，在順利奪回上海之後，也讓奉軍勢力從長江流域一路退回到山東境內。20 郭松齡原屬奉軍第 10 軍軍長，於 1925 年 10 月直奉戰役剛落幕，奉軍精銳盡出關內遍佈華北各地之際，從灤州起兵，沿京奉線北進。一路勢如破竹，瀋陽之陷，指日可待。此刻張作霖幸得日本關東軍資助，以郭軍不得進入南滿鐵路附屬地為藉口，以軍事武力阻止郭軍不得北進。張作霖也因關東軍的適時出動，得以以逸待勞，在吉、黑兩省援軍到達後，重開戰端，痛潰郭軍，確保政權。21 從以上幣原喜重郎所列舉的當年度中國所發動的四大重要案例中，可知日本政府對中國事務考慮的重點，可分為以下三點：第一、在九國公約的基礎上，日本今後應如何與列國建構有效的協調體制；第二、在中國民眾反帝思想蓬勃高漲之際，日本應如何維護在中國既有的經濟利益；第三、如何讓奉軍能滿足現狀，專注於在中國東北的既有地盤，不再向關內發展。然而北伐初期在軍事上的成功，也扭轉了列強對國民政府的認識。北伐軍自入湘作戰以來，一路「勢如破竹」。在兵分三路的情況下，左翼軍首先於 10 月 10 日攻下武昌，吳佩孚的軍隊一敗塗地，北走河南。正面軍於 11 月 7 日克南昌，孫傳芳軍大潰。右翼軍也於 12 月順利進佔福州。計自北伐出師，半年內，擊潰吳佩孚、孫傳芳兩大軍閥，國民政府的統治區由兩廣擴大至湖南、湖北、江西、福建四省，名義上及於四川、貴州。22這等順利進擊的結果，列強對國民政府遂乃刮目相看。例如 1927 年 1 月 18 日，日本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在第 52 屆眾議院會議中的年初演說中，就將北伐列為當年度在中國發生的最重要事件。幣原的演說，雖然仍以傳統中國社會的南北紛爭來觀測北伐，因此使用「南軍」一辭來形容北伐軍。不過，他的演說已然特別指出「南軍高舉改革政治及社會之旗幟，和歷年在中國發生之內亂性 20.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625-626。. 21. 黃自進，〈關東軍與九一八事變：政治背景與戰略設計為中心的探討〉，《思與言》，第44. 22.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644-645。. 卷第4期(台北，2006.12)，頁104。.

(8) ．17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 質迥然不同」。23從此一陳述，也可理解幣原在觀測北伐時，雖一時仍無法跳脫傳統南北勢力對抗窠臼的舊觀念，但已能注意到國民政府在政治上的新訴求，也認為不應將國民政府和傳統的軍閥等同視之。只是，他對國民政府的肯定只限於口頭的評價，卻無意在實際行動上有進一步的表示。他的中國事務報告，卻是以「南北勢力的對抗，無論在兵力上或政策上，仍是相互僵持難分高下的情況……今後中國政局會朝何種方向發展，至今仍難下斷語」24做為結語。 1926 年 11 月 20 日，日本駐中國公使館武官本庄繁少將，向陸軍次官畑英太郎中將提出一份「向中國開戰動機之研究」的報告。這是一份來自陸軍參謀本部的委託研究，前後耗時一年。這份研究報告首先開宗明義，指陳對日本而言，「中國是一個既能提供資源又能提供市場的國家，是否能有效掌控中國，攸關日本生存」。25其次，既然日本不能一日無中國，為確保能掌控中國，日本必須隨時要有一戰之決心。至於作戰的範圍，本庄繁提出以下的建言：依帝國的國防的觀點來觀測，如何早日開發東北及華北，應列為首務。若能在此一區域增加糧食開發以及提升產品的經濟開發價值，將使此一區域，無論是戰時或平時皆能滿足我等需求。……除此等區域以外，例如長江流域或華南沿海地域，雖與帝國有密切的商務往來，不能輕言否定其重要性。但此等區域的發展，並不會攸關帝國的生死存亡。與滿蒙及華北地域相較，此等地域只能居於次要地位。26 這份日本駐中國公使館武官的研究報告，很清楚地展現了，在日本陸軍對中國政策考量上，地緣觀點是一個很重要的衡量標準。對日本陸軍而言，在中國的各區域中，首重東北，其次為華北，再其次為華中。也由於此一地 23.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卷，頁88。. 24.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卷，頁88。. 25. 本庄繁，〈對支作戰ハ如何ナル動機ニテ勃發スルヤノ研究〉，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陸. 26. 本庄繁，〈對支作戰ハ如何ナル動機ニテ勃發スルヤノ研究〉。. 軍省密大日記．昭和2年》，第6冊，原件。.

(9) 黃自進．北伐時期的蔣介石與日本. ．177．. 緣觀點為主軸的戰略佈局，使得陸軍對北伐的初期政策，堅守旁觀中立，認為一切應以保衛日本在北方的權益為出發點。日本陸軍參謀本部第二部長松井石根少將，就是持此一觀點的重要擁護者。就日本參謀本部編制而言，第二部主管情報，松井的建言，可謂是代表陸軍情資系統。松井少將於 1926 年 8 月 2 日，向陸軍當局提出一份「對中國政策的建言」。在這份建言中，他首先指出自本年 5、6 月以來，蘇聯政府已加速援助馮玉祥的國民軍以及國民政府。如果漠視此一情勢的發展，將可能引爆中國「全國的赤化革命，此一革命的浪潮勢必也會傳播到東北地區」。27為預防中國情勢的持續惡化，他認為日本政府應分三個步驟，全面壓抑革命勃發的可能性。首先，他認為：帝國政府應用非正式的手段警告張作霖，要求他儘快與吳、閻取得和解，以便結束與國民軍之間的軍事作戰。此外，張作霖今後應專心致力於東北三省的內政，對外採守勢。再者，我國朝野人仕也應代為出面，以非正式的方式探索張作霖與國民軍中的溫和派領袖達成和解的可能性。28 其次，「帝國政府應鼓動英美等國出面，誘使張吳結盟」29合組新政府，日本則對新政府給予援助。30最後，日本應聯合中國、英國以及其他國家，在外蒙古的庫倫設監視站，逼使蘇聯無法再偷運武器援助國民軍。31 整體而言，可以將松井的中國政策歸納出以下三點：第一、他視蘇聯為敵。在這前提下，他將接受蘇聯援助的國民軍與北伐軍歸類為非友好的軍事勢力。第二、他將東北視為日本的首要勢力範圍區，華北其次。在這優先順序下，他希望代表親日勢力的張作霖，今後能全力致力於東北的地區開發，. 27. 本庄繁，〈對支作戰ハ如何ナル動機ニテ勃發スルヤノ研究〉。. 28. 松井石根，〈支那時局對策二關スル意見〉(1926年8月2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內亂關係一件‧國民軍ノ北伐關係‧帝國ノ態度及政策關係》，原件。. 29. 松井石根，〈支那時局對策二關スル意見〉(1926年8月2日)。. 30. 松井石根，〈支那時局對策二關スル意見〉(1926年8月2日)。. 31. 松井石根，〈支那時局對策二關スル意見〉(1926年8月2日)。.

(10) ．17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 不要再向關內發展。換言之，日本政府並無意擴大在中國的影響力，反而以堅守東北為念。此外，他也希望在誘使張作霖不再往關內發展的基礎上，從而能為張作霖與吳佩孚創造化敵為友的合作空間。他期盼張吳合作體制的建立，不僅有助於防止中國的赤化，更期許親日勢力的張作霖與親英勢力的吳佩孚之結合，可為列強在中國建構一個對抗蘇聯的合作體制。針對松井少將的建言，陸軍省次官畑英太郎於同年的 8 月 17 日傳達這樣的訓令：依大局來論，利用孫吳以謀抗衡南軍，本為上上之策。只是帝國與孫吳之間素無往來，即使此刻想對其等伸出援手，無論是直接或間接手段皆屬不宜。萬一不幸，爾後孫吳皆以失敗收場，我等也只能隨機應變，屆時再謀對策。32 可以將畑次官的想法，歸納出以下三點結論：第一、和松井部長一樣，將北伐軍歸類為非友好的軍事勢力，不樂意看到北伐有成。第二、堅守陸軍的既定想法，認為華中地區非日本的勢力範圍區，對於北伐軍進入華中地區，應採旁觀中立政策。第三、認為日本與吳佩孚之間，沒有互信基礎，因而對松井部長提議的「張‧吳」結盟，持否定意見。不過，當北伐軍大敗吳佩孚，國民政府的勢力正式進入華中地區以後，原本堅採旁觀中立政策的日本陸軍，也開始有一些新的變化。1927 年 1 月 17 日畑英太郎次官向北京政府軍事顧問坂西利八郎中將、奉天軍軍事顧問松井七夫少將傳達了以下的訓令。首先，「冀望北方各實力派領袖能從大局著想，並兼包容精神一掃過去與馮玉祥間的種種怨恨，務必尋求團結以免被各個擊破以外，也應唾棄私利以實施民主善政為念」。33其次，「對南方表示同情，尤其是對南方某些合理性的主張，表示肯定。只因共產主義將會帶給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傷害，為此日本只得要求南方政府斷絕與蘇聯的關係，並逐 32. 〈次官ヨリ松井少將宛電報案‧密第四五五號〉(1926年9月17日)，《陸軍省密大日記．昭和2. 33. 〈次官ヨリ坂西、松井、小野顧問ヘ電報‧密受第33號〉(1927年1月17日)，《陸軍省密大日記．. 年》，第6冊。昭和2年》，第6冊。.

(11) 黃自進．北伐時期的蔣介石與日本. ．179．. 漸清算內部，將內部的危險份子徹底清除後，再團結純國民黨同志重整山河實施穩健政治。」34最後，「開拓南北溝通管道，降低南北對立情勢，本為日本所願，只要南北雙方不走極端放棄激進主義，日本對南北雙方將一視同仁，對今後雙方和談產生新領導者一事，也將樂觀其成採不干涉態度」。35 這分訓令，具體呈現了畑次官於局勢改變後的想法。他在面對北伐軍正式進入華中地區以後，為求能主導新的變局，企圖利用日本陸軍在中國北方各軍系中的人際網路進行以下的嘗試。首先，企圖利用中國傳統南北對立的矛盾，破壞北方國民軍與南方北伐軍之間的結盟關係，為達到此一目的，日本政府除了積極尋求與國民軍改善關係以外，也樂意為國民軍與其他北方軍閥之間的和解，扮演斡旋的角色。其次，企圖與國民政府內部的舊國民黨系統建立合作關係。期盼利用此種合作管道能進一步號召舊國民黨系統的反共派勇於與親共派鬥爭，在全面剷除蘇聯影響力以外，也進一步為反共政府催生。最後，在日本政府的主導斡旋之下，謀求南北和解。. 三、北伐中期的合作反共既然為反共政府催生，已成為日本軍方在面對北伐軍進入華中地區後的新對應政策，如何激發北伐軍中反共勢力與親共勢力之間的矛盾，如何誘導反共勢力與容共勢力劃清界線，自然就成為日本軍方以及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首要。當日本政府對北伐軍的態度，從全面的敵視，轉換成對部份勢力的友好，甚至還有意參與北伐軍內部的權力鬥爭之時，其對北伐軍所造成的衝擊，是顯而易見的。首先是日英統一陣線的面臨瓦解，其次是北伐軍內部鬥爭的白晝化。這其中的緣由，自然和當時的時代背景以及北伐軍的內部矛盾有密不可分的互動關係。. 34. 〈次官ヨリ坂西、松井、小野顧問ヘ電報‧密受第33號〉(1927年1月17日)。. 35. 〈次官ヨリ坂西、松井、小野顧問ヘ電報‧密受第33號〉(1927年1月17日)。.

(12) ．18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 「革命外交」是時人對北伐時期國民政府外交政策之總稱。 36由於中國的處境微妙，世界主要強權皆在中國各自佔有勢力範圍，彼此權力犬牙交錯，因此，任何企圖打破現狀的嘗試，不僅會遭遇到既有的政治勢力反抗，更要面臨到列強的阻礙。是以，北伐對國民政府而言，蘊含兩層不同的意義。對國內政治而言，是追求國家統一；對國際政治而言，是追求國家主權獨立平等。所謂追求國家主權獨立平等，就是指中國要從分屬不同列強束縛的次殖民地身份中尋求解放。具體的訴求，就是廢除不平等條約、廢除領事裁判權、收回租界、收回關稅自主權。37「反帝廢約」之所以會成為北伐時期高唱雲霄的口號，正是時代精神的充分反映。38帝國主義在中國數十年來的橫行霸道，對中國民眾的凌虐所積累的民怨，則是民眾願響應北伐號召共赴國難的緣由所在，39北伐之有成，實賴革命的武力與民眾運動的結合。40 1927 年 1 月 3 日，民眾在漢口英租界附近宣傳，與英水兵衝突，第 2 天數十萬民眾強入租界，英水兵及巡捕被迫撤退，租界由中國接管。1 月 6 日九江英租界亦以相同方式收回。時稱為「革命外交的經典之作」。41此等事件的發生和其結果，當然和民眾敵愾同仇，人人皆有不惜與英國一戰之決心，密切相關。針對漢口事件的起因，同年的 1 月 7 日，日本駐漢口總領事高尾亨向幣原外務大臣提出以下的報告： 1 月 3 日職因偶然路過現場，幸而有機會目睹整個事件的發展過程。. 36. 李恩涵，《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1925-193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37. 横山宏章，〈中国国民革命と『革命外交』」〉，收入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変動期におけ. 38.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台北：聯經出版社，1998)，頁160-161。. 39. 山田辰雄，〈橘樸の中国国民革命論〉，收入山本秀夫編，《橘樸と中国》(東京：勁草書房，. 40.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654。. 41. 横山宏章，〈中国国民革命と『革命外交』」〉，頁44-46。. 頁6-13。る東アジアと日本：その史的考察》(東京：有斐閣，1980)，頁36。. 1990)，頁84-91。.

(13) 黃自進．北伐時期的蔣介石與日本. ．181．. 原本是租界周邊的例常性反英示威運動，卻因英國方面的過度干預刺激群眾，最後反而造成群眾失控，租界失序的意外結局，整個事件不似有預謀成份。42 如據高尾亨的報告，漢口事件純係出於群眾的自發行動，國民政府只是扮演追認及善後的角色。可是，對當事國之一的英國而言，卻將整個事件視為是有預謀、有組織的行動。43因而，英國將漢口及九江的租界回收視為是國民政府對英國的挑釁。放棄次戰場，堅守主戰場，是英國在面對北伐軍勢力進入華中地區後的主要對策。所謂放棄次戰場，是指英國政府接受既定事實，並透過與國民政府談判簽約的方式，正式將漢口、九江租界的主權交還給中國。可是，另一方面，英國開始合縱連橫，以號召各國出兵上海的方式，表達英國為維護上海英租界，決心不惜一戰。44 上海原本就是各國在中國的商業利益總匯之地，是以，不能失去上海，不僅是英國對華政策的底線，45也是各國極力要維護的既有利益。是以，當 1926 年年末北伐軍勢力逐漸滲入華中地區以後，上海工部局與各國領事的聯席會議，接連不斷召開，商議因應之道。首先，工部局與各國領事的聯席會議，達成要 4000 兵力才足以保護上海租界安全的決議。其次，翌年 1 月 6 日及 7 日的聯席會議，又達成如何填補兵力不足之決議。決定在原有的上海 2000 兵力以外，由英國負責補足 1300 名，美國負責 1400 名，日本負責 300 名。46列國達成共同防禦上海的決定之後，英國因受漢口、九江租界收回事件之刺激，決定在共同分攤的 1300 名以外，再增派 2000 名海軍趕赴上海。此外，英國政府又向日本政府提議，期盼兩國能各再增派 1 個旅團兵力加強 42.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2年》，第1部第1卷(東京：外務省，1989)，頁374。. 43. 呂芳上，〈北伐時期英國增兵上海與對華外交的演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44.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2年》，第1部第1卷，頁388。. 45. 牛大勇，〈英國對華政策與國民革命的危機〉，《歷史研究》，1991年第4期(北京，1991.08)，. 第27期(台北，1997.06)，頁200。. 頁68。 46. 〈最近支那関係諸問題摘要(第54議会用)：第二巻時局ニ対スル政府ノ措置：亜細亜局第二課(昭和二年十二月調)〉，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原件。.

(14) ．18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 上海的防禦。47 對於英國再增兵的提議，日本政府持否定意見。按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的說法，首先，他不認為北伐軍會甘冒與列強的聯合軍作戰之大不韙，進攻租界。其次，按現有的 4-5000 兵力已足夠維護上海治安，因而他不認為有再增兵的急迫需要。48 針對上海防禦，是否還應增兵，主要是取決於對國民政府的對外政策之認知不一而定。日本政府認為漢口、九江租界的收回，是英國政府過度反應所造成的意外，因此面對上海防禦，反而應該以不刺激中國民眾為首要。至於英國政府，因認為漢口、九江租界的收回，是一件有預謀、有組織的行動，為避免在上海重蹈覆轍，認為惟有加重防衛，才能防範於未然。49 英日兩國既然對中國政情的判斷不一，自然無法在出兵政策上取得一致共識。最後英國政府於 1 月 21 日，單獨宣佈增兵，遣派 3 個旅團的陸軍，合計 3000 士兵，前往上海。50英國政府的不斷增兵，不僅反映英國政府對國民政府的不信任，更凸顯出其在列國中的被孤立現象。當列強皆冷眼旁觀，讓英國一國單獨面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回應之際，不料，南京事件的爆發，反而使得英國又有重新整合列強之機會。 1927 年 3 月 24 日，亦即革命軍佔領南京的次日，英、美、日領事館及外國教堂、學校、醫院、商店、住宅被劫，金陵大學副校長美人文懷恩(John E. Williams) 被殺，英國領事受傷，長江英、美軍艦向城內開砲，中國兵民死傷. 30 餘人，是為南京事件。51 原本就對國民政府極端不信任的英國政府，自然又將南京事件視為是一連串有計畫有組織的排外運動，認為英、美、日 3 國應結同盟體制，一致面. 47.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2年》，第1部第1卷，頁425。. 48. 〈最近支那関係諸問題摘要(第54議会用)〉。. 49. Public Record Office, Foreign Office File, FO262/1676, January 26, 1927, pp. 125-126. 〈最近支那関係諸問題摘要(第54議会用)〉。. 50 51.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650。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2年》，第1部第1卷，頁524。.

(15) 黃自進．北伐時期的蔣介石與日本. ．183．. 對國民政府之挑釁，是英國政府於第一時間內所做的決定。在串聯美日兩國駐華公使後，英國政府主張，應向國民政府要求，在一定期限內懲兇、賠償及書面道歉。52 相較於英國政府的強勢要求主張，日本政府卻認為應從長計議，不主張立刻採取行動，雙方的主要差距，還是來自於對南京事件發生的來龍去脈，有不同的認知。南京事件爆發後的第 5 天，亦即 3 月 29 日，日本駐上海矢田七太郎總領事，向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發出以下電報：此次南京搶劫事件為第二軍、第六軍及第四十軍(魯滌平、程潛、賀耀組)中的黨代表、基層的共產黨派軍官及南京地區的共產黨黨員合謀設計的組織性行為。執行時有當地的共產黨黨員專為嚮導，執行對象與場所都有事先規劃。前者只限外國人；後者則選定領事館、教會、學校等外國人集中之處。受害者中沒有中國人。53 在認定南京事件為共產黨所設計的陷阱以後，幣原反對英國政府的主張。認為英國政府的主張只會滿足共產黨的期望，無端製造北伐軍總司令蔣介石的困擾而已。依幣原而言，共產黨徒設計南京事件，目的就是要藉以打倒蔣介石。當列強愈高姿態要求蔣介石懲兇、賠償、道歉，就愈會陷蔣介石於兩難。也就是說，在列強的強勢要求下，若蔣介石妥協，足可讓蔣介石頓失民心，也可使國民政府內部的親共勢力，趁機利用民族正義的大旗整肅蔣介石，反而言之，若蔣介石不妥協，自然也會造成列強與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兵戎相見的結果，更能達到摧毀蔣介石的目的。54 日本政府面對南京事件的對策，在維護列強在華權益與維護蔣介石在北伐軍中的地位之間，選擇以維護蔣介石地位為要。既然日本政府以保護蔣介石做為北伐時期日本重建對華政策之軸心，探討日本政府如何評價蔣介石，自然也是瞭解日本政府制訂對華政策的重要線索。. 52.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2年》，第1部第1卷，頁524。. 53.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2年》，第1部第1卷，頁527。. 54. 衛藤瀋吉，《衛藤瀋吉著作集》，第3卷(東京：東方書店，2004)，頁89。.

(16) ．18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 日本政府開始注意蔣介石是在 1925 年的 4 月下旬。在汕頭的代理領事內田五郎在致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的報告中，對蔣介石做了以下的介紹，認為孫中山過世後，廣東政局是三分天下，革命派、聯治派、統一派各佔其一，聯治派的代表為楊希閔、劉震寰，統一派的代表為鄧本殷，而許崇智、蔣介石則是革命派的代表人物。55聯治派中的楊希閔原為駐粵滇軍總司令，劉震寰為駐粵桂軍總司令，56兩者皆是當時西南軍閥的代表勢力。鄧本殷因受命於北京臨時執政段祺瑞之特區督辦，以統一中國為名，對國民政府採對峙之勢。57至於革命派則可謂是孫中山的嫡系代表。許崇智為當時粵軍總司令，蔣介石是黃埔軍官學校校長兼訓練部部長。換言之，蔣介石因身為孫中山嫡系以及軍事系統中的第二號實力派人物，故開始為世人重視。 1925 年 9 月 10 日，日本駐廣東代理總領事清水亨在致幣原外務大臣報告中，就指稱蔣介石以國民黨軍的新領導者身份不斷在擴張勢力。589 月 22 日，清水在致幣原另一份報告中，更指稱粵軍總司令許崇智已被迫離粵，而許的部隊也已被蔣介石的部隊繳械。59 蔣介石在國民政府內部的聲勢不斷在看漲，不僅外務省的駐外使館有此報告，日本軍部的駐外管道，亦持同樣見解。日本駐廣東省的第 25 驅逐艦隊司令在致財部彪海軍大臣的報告中，也指出在國民政府的體系中，汪兆銘雖以中央執行委員會首席委員身份負責處理政務，但因汪本人無軍權，國民政府的實權反而由國民黨黨軍司令蔣介石掌握。60 除了報告蔣介石在國民政府內部聲勢看漲以外，肯定蔣介石政績之報導也開始陸續出現。例如 1925 年 12 月 25 日，日本駐汕頭代理領事內田五郎就在致幣原外務大臣的報告中，介紹蔣介石除在統一廣東省逐漸有成以外，. 55.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4年》，第2冊上卷(東京：外務省，1983)，頁664。. 56.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2編，頁379。. 57.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2編，頁648。. 58.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4年》，第2冊上卷，頁688-689。. 59.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4年》，第2冊上卷，頁697。. 60.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4年》，第2冊上卷，頁698。.

(17) 黃自進．北伐時期的蔣介石與日本. ．185．. 對蔣在維持黨軍紀律上的貢獻也是多加肯定。61此外，同年的 12 月 19 日，內田在致幣原外務大臣報告中，除介紹蔣介石進軍福建的情況以外，也對蔣介石在軍隊的整編訓練及重建軍政制度上的成就讚譽有加。62 除了觀測蔣介石的崛起及政績以外，探索蔣介石與日本友好的可能性，自然也是日本駐中國領事館的亟欲掌握之課題。其中，評估蔣與蘇聯的互動關係是他們的切入重點。1926 年 4 月 9 日，日本駐廣東總領事森田寬藏在致幣原外務大臣的報告中，就針對蔣介石與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兩人和蘇聯之間的往來模式做了一番對比。在世人的所謂左派中，實際上還可細分為兩派，一種為全面接受蘇聯顧問擺佈者，另一種則自有定見對蘇聯顧問的頤指氣使持排斥態度者。蔣介石可謂是後者代表，汪兆銘則被歸類為前者代表。63 在介紹蔣介石是不會隨意接受蘇聯政府擺佈的國民政府政要以後，森田總領事於同年的 4 月 24 日在致幣原外務大臣的報告中，更指稱將蔣介石定位為左派之傳統說法已不合時宜，今後應將蔣介石定位右派的領導人。64 「必與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決戰」，雖是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令時的誓詞之一，但日本帝國主義並非他首要對決目標。相反的，隨著北伐軍軍事的順利進展，蔣介石期盼能和日本政府修好的動作，愈加明顯。例如， 1926 年 9 月 20 日，北伐軍總司令部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就代表蔣介石，拜訪日本駐漢口總領事，傳達北伐軍絕不赤化以及期盼能與日本締結親善友好關係之訊息。65此外，北伐軍東路總司令何應欽的代表，也在同一天拜訪了日本駐汕頭領事，表達了北伐軍對接受日本援助的期盼。再者，也向日本領事強調，若北伐勢力能順利進入華中地區，將有利於日本在此區域的商機拓. 61.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4年》，第2冊上卷，頁702。. 62.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4年》，第2冊上卷，頁702-705。. 63.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5年》，第2冊上卷，頁225。. 64.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5年》，第2冊上卷，頁229。. 65.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5年》，第2冊上卷，頁281-282。.

(18) ．18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 展。66 藉由代理人的幾次試探接觸，蔣介石認為已達到階段性要求。自 1927 年起，蔣介石認為自己直接和日本接觸的時機已趨成熟。首先，他於 1927 年 1 月 25 日，接見日本駐九江領事大和久。在會談中，蔣向大和保證，北伐軍絕不採激烈手段對付列國，對既有的條約也持絕對尊重立場，此外，對幣原外務大臣在年初日本國會演講中，所強調的對中國事務採內政不干涉原則，表示歡迎。67 同年 2 月 8 日，派遣戴季陶赴日本訪問一個半月以外，68同年 3 月 10、 11 日，蔣介石又在南昌接見了政友會的眾議員山本條太郎。對這次面會，雙方都留下文字記錄，在蔣介石的日記中，第 1 天的記載是「以中日俄三國同盟之意探之，彼甚絕於蘇俄今日之政府也。」69次日為「告其日本如欲與中國親善，須從根本上著手，即對高麗、台灣應許其獨立。誠能扶助弱小民族獨立，則豈將中華民族一國對日親善而已。」70至於山本在給日本外務省的報告中，卻只提到蔣向他坦承，中國革命的有成是因得力於蘇聯的援助，按中國的初衷，是期許此一援助來自於日本。如今，事與願違，只能遺憾。今後中國革命將以遵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座右銘，與日本更是期盼能肝膽相照結為良友。71相較於兩人所留下的記錄，雖然強調的重點不一，但蔣有意與日本親善之陳述，卻是一致的。認為惟有蔣介石才能有助於中日兩國友好之呼籲，除了蔣介石本人的自我宣示以外，在中國生活的日本社團也持同樣意見。例如 1926 年 12 月 24 日，在上海的日本企業家時局研究會，就以對「時局之建言」為題，分別向 66.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5年》，第2冊上卷，頁285-268。. 67. 〈最近支那関係諸問題摘要(第五十四議会用)：第二巻政治、軍事、山東、武器等関係事項；. 68. 陳天錫，《戴季陶先生編年傳記》，頁82-83。. 69. 《蔣中正日記》，1927年3月10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原件。. 70. 《蔣中正日記》，1927年3月11日。. 71. 〈最近支那関係諸問題摘要(第五十四議会用)：第二巻政治、軍事、山東、武器等関係事項；. 亜細亜局第一課(昭和二年十二月調)〉，頁222-223。. 亜細亜局第一課(昭和二年十二月調)〉，頁224。.

(19) 黃自進．北伐時期的蔣介石與日本. ．187．. 外務大臣、陸海軍大臣致電，強調若上海落入以共產黨勢力為軸心的國民黨左派政府，則日本在上海的經濟基礎將會遭致破壞，為維護兩國利益起見，惟有支持蔣介石及他所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勢力。72 根據以上陳述，可以理解日本政府對蔣介石的觀測角度，對蔣有意與日本友好之肯定，以及在中國生活的日本社團對蔣肯定的緣由。不過，以上所列舉的具體事實雖有助於理解日本政府在南京事件中何以對蔣持有一定程度之信賴關係，可是對於為何會發生南京事件，南京事件為何又成為蔣介石決定清共的導火線，以及當蔣介石發動的清共之際，日本政府為何會成為影響蔣事業成敗的關鍵因素等問題，顯然尚待追索。要解答這些疑問，似乎只得從蔣介石在國民政府中所扮演的角色中著手。蔣介石一生的事業，始於黃埔軍校。而黃埔軍校既然是經由蘇聯政府的建議而設立的學校，與蘇聯的關係自然是密不可分，況且學校的經費是來自於蘇聯，訓練的武器是來自於蘇聯，訓練的課程也是由蘇聯顧問擬定，可謂是蘇聯紅軍軍官學校在中國的翻版。換言之，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的治校有成，不僅是因他汲取了蘇聯紅軍的成功經驗，也因他與蘇聯政府合作關係愉快。這也是他早年被定位「左派」，人稱「紅色將軍」的緣由所在。73 不過，蔣介石畢竟不是一個能接受蘇聯顧問頤指氣使的革命黨領袖。尤其是當國民政府在廣東的統治日趨穩定，黃埔建軍已有一定成效以後，觸目所及的，反而是蘇聯顧問的影響力無所不在，中共的勢力更是與日俱增，已有喧賓奪主之勢，對堅持國民黨主體性的蔣介石而言，自然不能容許蘇聯及中共的影響力無限制的擴大，因而謀求反制。例如 1926 年 3 月 8 日，在中山艦事發的 11 日前，蔣在日記中云「與季新兄商決，以為中國之國民革命未成之前，一切實權當不宜旁落，而與第三國際亦能一致行動，但須不失自動地位也。」 74可是，對黨內親共派而言，蔣介石的所思所為，無疑的是向. 72.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5年》，第2冊上卷，頁357-358。. 73. 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上冊(台北：商周文化，1995)，頁132-142。. 74. 季新是指汪兆銘。《蔣中正日記》，1927年3月8日。.

(20) ．18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 黨挑戰，向政府挑戰，認為蔣挾軍自重，已有尾大不掉之勢，排蔣之心，自然興之而起。 1926 年 3 月 19 日中山艦事件，75是蔣謀求反制的第一步。76由於蔣將反制的層面限定於少數個人，而非蘇聯的政策層面，例如同年 3 月 22 日，蔣介石的日記中，記載了他與蘇聯政府的初步交涉。「上午俄使館參議來見，問余以對人問題抑對俄問題，余答以對人問題，彼言祇明此語此心安全，今日可令季山嘉、羅茄覺夫各重要顧問回國。」77 從此一日記可知蔣的反制行動，雖逾越常規，但與蘇聯的關係尚能預留可轉圜之空間。這其中的關鍵，自然和當時的蘇聯政府也不願與蔣介石全面決裂有密切關連。換言之，認為僅憑中共尚無法獨挑中國革命的大樑，中國革命瓶頸的突破仍有賴蔣對傳統右派的制衡， 78 是當時蘇聯政府的顧慮所在。是以，事件以中共過於攬權，蘇聯顧問行為失當為結論以外，蘇聯政府也根據蔣的要求，同意做了以下調整。首先是蘇聯軍事顧問團長季山嘉(V. V. Kuybyskev)及軍務處長兼總參謀長羅茄覺夫(V. P. Rogachev)回國，由前任團長加倫(Galen)將軍回華繼任；其次，同意蔣提出的國民黨整理黨務方案。具體內容為組織國共聯席會議，審定兩黨黨員言論行動，中共對於中共黨員訓令應先交聯席會議通過，中共黨員在國民黨各高級黨部的委員人數不得佔三分之一以上，不得充任國民黨中央機關 75. 中山艦為蔣介石往返廣州黃埔的坐艦。代理海軍局長李之龍為中共黨員，3月19日，蔣發覺該艦行動可疑，有劫持蔣之意圖，故採斷然處置。21日，宣布戒嚴，逮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圍剿省港罷工委員會糾察隊武器，監視蘇聯顧問住宅。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 638。. 76. 中山艦事件為何會發生，至今仍是撲朔迷離，各方解讀不一。認為自始就是蘇聯與中共黨員共同策劃者是其中一說，以李雲漢為代表；認為是國民黨右派孫中山主義學派所設計的「把戲」者是其中另一說，以楊天石為代表；也有認為是蔣介石自導自演者，以汪榮祖、李敖的論述為代表。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2編，頁717-728。楊天石，〈中山艦事件之謎〉，收入楊天石，《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02)，頁121-127。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上冊，頁159-170。. 77. 《蔣中正日記》，1927年3月22日。. 78. 楊天石，〈中山艦事件之後〉，收入楊天石，《楊天石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338。.

(21) 黃自進．北伐時期的蔣介石與日本. ．189．. 部長，國民黨員不得加入中共。79 1926 年 5 月 20 日，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行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所通過的整理黨務方案，最直接的結果莫過於一連串中共黨政大員的紛紛離職，其中包括組織部長譚平山，中央執行委員會秘書處書記長劉伯垂，宣傳部代理部長毛澤東，農民部長林伯渠等大員。80從中共黨政大員的離職，到國民黨員的重新接任，這一進一退之間所造成的結果，當然是國民黨主體性的重新確立。中山艦事件的發難，讓蔣介石覓得良機力挽狂瀾，以一己之力為國民黨奪回中國革命的主導權，這等護黨有功之舉，自然讓他儼然成為反共派眼中的國民黨再造英雄。再則，中山艦事件，所造成國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汪兆銘的稱病請假，也使得國民政府內部再也沒有可牽制蔣介石的實質領袖。是以，當蔣介石接任軍事委員會主席，與蔣素稱友好的張靜江及譚延闓分別接任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及國民政府主席之後，81 由蔣主導的國民黨體系至此開始揭起序幕。北伐勝利實賴革命的武力與民眾運動的結合。武力握於國民黨之手，民眾運動大都由中共領導。中共在湘、鄂的活動原已有 6 年的歷史，北伐軍到達以後，民眾運動更是蓬勃發展，其中湖南是以農民運動為主軸，武漢地區則以工人運動最為激烈。鑑於共產國際，將中國革命的反帝鬥爭，不侷限於取消不平等條約、收回租界，甚至將打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基礎也列為鬥爭範圍，使得排外運動也成為兩湖地區民眾運動之一環。82 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自廣州遷往武漢，原本是蔣介石之意，83可是當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陸續遷往武漢，這些先行到武漢的黨政要員，在顧問鮑羅廷(Michael Borodin)的組織下，於武漢成立「中國國民黨中央執行委員暨國民 79.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638-639。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2編，頁728-743。. 80. 劉紅，《蔣介石大傳》，上冊(北京：團結出版社，2001)，頁237。. 81. 劉紅，《蔣介石大傳》，上冊，頁204。. 82.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646、頁654-655。. 83. 萬仁元、方慶秋主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頁754。.

(22) ．19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 政府委員臨時聯席會議」後，更以擴大農民運動、排外運動為能事。影響所及，當然是社會動盪不安，與列強的關係更是愈加嚴峻。84眼看蘇聯顧問及中共政要，藉著「臨時聯席會議」借屍還魂，又重新掌握政治主導權以後，蔣介石為求反制，一改初衷，不僅不願國民政府遷設武漢，反而希望能將首都暫訂在南昌。由於蔣介石不按約定，如期將政府遷設武漢，自然引起「臨時聯席會議」的不滿。「提高黨權」、「反對軍事獨裁」、「打倒新軍閥」就成為國民黨內親共派追究蔣介石政治責任時的新口號，營造黨內公論可謂是親共派在逼使蔣介石就範時所使用的第一招。85 在黨內公論的強大壓力以及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的斡旋下，1927 年 2 月，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終於遷設，但蔣介石並未隨行，反蔣運動也因此益為激烈。3 月 10 日，中央執行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漢口舉行，通過「統一黨的領導機關案」、「統一革命勢力案」、「中央執行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等一連串牽制蔣介石的方案。按這一連串的組織改革方案，中央執行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政治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主席等原本各負黨、政、軍的執行機構全部廢除。取而代之的是國民黨、共產黨兩黨組織聯席會議，共同指導民眾，共同擔負政治責任。86 因軍事進展順利，而大權獨攬的蔣介石，也因革命軍總司令職位的廢除以及組織部長職位的異動，被奪去黨內的職位以外，軍權也大部遭受削減。從獨尊一時的總司令，而淪為軍事委員會 7 人之一的主席團成員，87更具體展現蔣介石在國民政府權力鬥爭過程中的困窘。南京事件，正是共產黨徒在爭回對國民政府的主導權以後，為了更進一步困擾蔣介石，而特地設計的排 84.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176。. 85.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648。. 86.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648。. 87. 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除蔣介石外，尚有汪兆銘、徐謙、譚延闓、鄧演達、唐生智、程潛等6 人。按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委員會雖設總司令，但總司令只是軍事委員會委員之一，須軍事委員會提名，由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才能任命。張憲文、方慶秋主編，《蔣介石全集》，上冊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頁170-171。.

(23) 黃自進．北伐時期的蔣介石與日本. ．191．. 外事件，目的就是要讓蔣動輒得咎寸步難行。對蔣介石而言，打倒軍閥順利統一中國，本是北伐之宗旨，自然不願因南京事件而橫生枝節與英國為敵。可是，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情緒之下，尤其是南京事件中，英美兩國無差別性的報復砲擊，所造成眾多無辜民眾死傷的民怨，尚未撫平之時，接受英國嚴懲肇事者、賠償損失等等之要求，如同簽署城下之盟，必然會遭受民眾反彈。南京事件如何解決，錯綜複雜，實以雙方皆處於騎虎難下之勢，皆有不得退讓之苦衷。如前所述，蔣介石的困窘，在於腹背同時受敵，無論是英國或中共，皆是不能輕視的強敵，如何不致雙面同時迎敵，自然就成為首要的難題。而英國政府之難處在於被逼放棄漢口、九江租界，本已是奇恥大辱。接著而來的南京事件更被視為對英國主權的挑釁。若不能在南京事件的善後處理上，對國民政府施與十足的壓力，則今後類似漢口、九江、南京等事件恐將層出不窮，英國在中國的種種特權也將一一面臨嚴峻考驗。為表達英國在維護既有權益上不惜一戰之決心，77 艘軍艦，17000 名士兵，開始陸續進駐上海及香港。88 南京事件爆發後，日本政府除立即表達抗議以外，也曾善意的提醒蔣介石，應於第一時間內主動出面負責善後。89對此，蔣介石從善如流，在接到日本政府提醒的訊息後，即刻派出外事辦事處人員分別拜訪列國駐上海總領事館，表達慰問之意。90除此之外，也特別向日本政府致意，希望在南京事件處理上能得到日本的協助。換言之，南京事件的爆發，反而使得蔣介石與日本政府之間開拓了合作的平台。蔣介石既然決心要反共，要另立中央，自然要有周全布署。尤其得確保在進行清黨運動之前，不能腹背受敵，與英國軍隊有擦槍走火的意外發生。為此，1927 年 4 月 2 日，黃郛以蔣介石的私人代表之身分，拜訪日本駐上海. 88. 〈最近支那関係諸問題摘要(第五十四議会用)：第二巻時局ニ対スル政局ノ措置〉，頁116。. 89.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2年》，第1部第1卷，頁517。. 90.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2年》，第1部第1卷，頁517-519、523。.

(24) ．19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 總領事矢田七太郎，正式傳達「蔣已準備在國民政府內部執行清共政策。現正召集將領研議執行細節，可望於四、五日以內行動；南京事件的善後則在清共政策執行完畢以後，才能著手」等信息，同時也對日本政府表達了以下的期許：希望日本不要參與針對南京事件列國的共同抗議行動，日本最好是單獨行使抗議權，若不得不與列國共同行使抗議權，日本是否可不要與英美兩國共同行動，而只選擇與不曾參與砲擊南京行動的義大利、法國等國一起為伍。91 黃郛向日本政府傳達的訊息，正明白顯示，蔣介石在準備清共以前，實無餘力去為南京事件善後，可是在南京事件上若無法立即給英國一個交待，又怕英國會立即動手，希望日本政府能夠出面，能為蔣介石多爭取些緩衝的時間，再者，也希望日本政府在抗議南京事件上不要與英國合作，92好讓國民政府有更大的空間和英國政府斡旋。日本政府全力配合蔣介石的請託。雖然日本政府在表面上，沒有如蔣介石所願，不參與列國的共同抗議行動，可是，日本政府的所作所為卻完全達到了蔣介石所願。日本政府首先將原本只有日、英、美 3 國參加的共同抗議活動，擴大成為 5 國的共同抗議活動，讓在南京事件沒有實際損傷的法國、義大利也參與列國的共同活動，藉此沖淡列國與國民政府之間的對抗意識。其次，日本政府再聯合美、法、義 3 國，逼使英國政府放棄封鎖、定點攻擊等武力報復措施。93最後，再勸說英國放棄要有期限回答的最後通牒。94 由英、日、美、法、義 5 國駐華公使所提出的通牒，因不包括具體的恐嚇信息，又沒有設置期限回答條款，顯然，此一通牒並不具軍事威脅，國民. 91.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2年》，第1部第1卷，頁548-549。. 92. 希望英日兩國可秉持往年英日同盟的合作精神，共同面對北伐所帶來的中國之變局，一直是英國對華政策的主軸，在這思維下，英國當然希望日本能堅守與英國為伍的立場。Public Record. 93 94. Office, Foreign Office File, FO262/1678, April 7, 1927, p. 297.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2年》，第1部第1卷，頁563-564。衛藤瀋吉，《東アジア政治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8)，頁149。.

(25) 黃自進．北伐時期的蔣介石與日本. ．193．. 政府與英國的軍事衝突危機也得以一時解除。特別是因為日本政府的斡旋，此一通牒拖延到 4 月 11 日才提出，95距南京事件發生後已有 17 天，讓蔣介石有充分時間優先處理黨內鬥爭。 4 月 12 日上海的清黨活動、4 月 18 日南京新政府的成立，既是蔣介石的反共事業的里程碑，也顯示日本在蔣介石反共鬥爭的活動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不過，主政的憲政會若槻禮次郎內閣，因在對中國的政策上，堅守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所標榜的「不干涉內政」的外交政策，在維護日本在中國的權益上並沒有明顯積極作為，而被日本輿論界譏評為「軟弱外交」。96在面對輿論的不滿以及內閣所擬訂的台灣銀行緊急救濟方案又被樞密院否決的雙重打擊之下，遂於 4 月 17 日被逼辭職。97. 四、北伐末期的兵戎相見繼若槻內閣而起的是政友會田中義一內閣，田中一向主張擴展大陸政策，在野期間，就宣稱北伐之舉已不是單純的內爭，而是造成東亞危機，進而影響世界和平。他表示「以不干涉內政為藉口而袖手旁觀，無非是放棄我帝國在東亞之地位，也是坐視東亞大局秩序崩潰於不顧。身為東亞盟主的日本帝國應以保全大局的立場，更改對支外交，維護我帝國權益。」98從這段宣言，可知田中的中國政策將不會以墨守成規為目標，反而會以凸顯東亞盟主之地位為能事。田中義一組成內閣後，田中自兼外務大臣，他對蔣介石的態度，首見於 1927 年 5 月 20 日發給上海及瀋陽總領事的訓令。在這一訓令中，他談到對「近日中日政局」之看法：在南京的蔣介石一派，目前正在積極清共，為恢復國內秩序而努. 95.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2年》，第1部第1卷，頁575。. 96. 池井優，《增補日本外交史概說》，頁155。. 97. 白鳥令主編，《日本の內閣》(東京：新評論社，1982)，頁162-163。. 98. 菊池悟郎，《立憲政友會史》(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0)，卷6，頁276。.

(26) ．19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 力……若蔣介石能夠持續此一態度，幫助他完成心願，自然是最能符合我方之利益。假設蔣介石下決心要領軍西進，我等要助蔣一臂之力，不僅不能讓張作霖或其他北方派系牽制蔣，反而應主動出擊，為雙方營造和解的空間。99 從此一訓令觀之，可知田中對中國的思維方式，仍未脫離南北對立的窠臼。在這樣的思維模式下，他對蔣介石定位為在中國南方的友好勢力，將張作霖定位為在中國北方的友好勢力。以此為前提，假設蔣介石與武漢政府開戰，支持蔣介石，則為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再則，為了鞏固蔣介石在南方的地位，在蔣與武漢政府決戰過程中，絕不容許張作霖南下，特別是不允許張作霖有任何妨礙蔣軍事行動之作為。除此之外，他也希望蔣介石能專注於在南方發展，與北方的張作霖之間能達成南北分治的妥協默契。這份訓令雖然不是以武漢政府為主題，但是言下之意，將武漢政府視為非友好勢力的態度，卻非常明顯。換言之，將中國視為三分天下之日本政府，其首要政策是以打倒武漢政府為目標，為了達到此一目的，他樂意支援蔣介石。不過，此一支援政策不是沒有限制，底線則是以山東為界，日本將華北及東北地區視為禁臠，視張作霖為日本的嫡系，對蔣介石的支持，則以不侵犯華北為準則。反映田中義一對中國政策的最佳實例，莫過於他於 1927 年 5 月 28 日宣佈的山東出兵政策。為了更具體掌握他出兵山東的動機，擬先引用日本外務省的資料，對出兵前夕的華北情勢，稍做瀏覽。（一）沿津浦鐵路線上的山東軍已於 1927 年 5 月 21 日在蚌埠附近被蔣介石軍擊潰，全軍士氣低落已達大局無法挽回之勢，……（二）河南方面的東北軍因受困於馮玉祥、唐生智等大軍的壓制，已難有作為……（三）原本態度不明的閻錫山在眼見東北軍大勢已去的情況之下，現已開始動員，準備在截斷東北軍後退之路的同時，也擬從西北 99. 〈田中大臣ヨリ上海及奉天各総領事ニ転電アリタシ〉(昭和2年5月20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東方会議関係一件：松本記録》，原件。.

(27) 黃自進．北伐時期的蔣介石與日本. ．195．. 方面進軍北京。100 從這份日本政府的情勢分析報告，可知張作霖已陷於四面楚歌之窘境。首先北伐軍從南面進攻，李宗仁的部隊從 5 月 22 日先克蚌埠、臨淮，其後是一路勢如破竹，於 6 月 2 日直下徐州，迎敵的直魯聯軍張宗昌、褚玉璞等部是節節敗退。其次，位處於西北邊陲馮玉祥的西北軍則是一路南下，從 5 月 20 日入潼關、5 月 26 日克洛陽，於 6 月 1 日在鄭州與武漢政府的唐生智部隊會師，讓整個河南已盡入北伐軍之手以外，也使得奉軍在西、南兩側皆有大軍壓境。而原本處於觀望態度的閻錫山，於 6 月 6 日接受南京政府任命為北方革命軍總司令，正式對外宣示參戰。101 閻錫山位處山西，他的部隊原本在奉軍的北側，若他領軍東進，猶如甕中捉鱉之勢，必將會成為奉軍的夢魘。認為張作霖已呈困獸之局，是日本政府在出兵前夕對中國政局的基本認知。當時日本在華北地區的僑民共有 23000 名，其中濟南有 2230 名，天津 6740 名，青島 13621 名。投資金額約 2 億元左右，田中義一即以保護山東地區日本僑民安全的名義出兵。102在南京事件、漢口事件等北伐軍騷擾外國人的記憶仍鮮明留在日本民眾之際，田中內閣的僑民保護政策，和日本輿論的期待，深具相互呼應的作用。只是出兵此一決定，引發的最直接之後果，莫過於華北戰局走向的逆轉。根據擔負出兵任務的第 10 師團發行的內部文件，其間透露的出兵動機和出兵成果的評估，與日本政府專注於保護僑民的宣傳，迥然不同。例如，第 10 師團於 1927 年 8 月所發行的第 1 期「旬報」就提到：省境之內的南北兩軍對決，戰況已朝向北軍有利之情勢發展，孫軍是意氣軒昂，於徐州大破南軍，為此南軍雖欲圖重振，但已力不從心。原本向朝寧進軍的馮玉祥軍，因山東軍的增援不斷，現只得退卻曹 100. 〈最近支那関係諸問題摘要(第五十四議会用)：第二巻政治、軍事、山東、武器等関係事項〉，. 101.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177-178。. 102. 升味準之助，《日本政党史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9)，第5卷，頁137。. 頁7-8。.

(28) ．19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 州。103 8 月所發行的第 2 期「旬報」，則提及「因北軍在徐州的大勝，已在南京政府內部掀起強烈追究戰事失利的風暴，蔣介石也為此宣佈下野」。104到第 3 期的「旬報」時，則記載「孫傳芳的南方作戰頹勢已逐漸挽回，山東省之危機也已解除，本師團之任務圓滿達成……8 月 30 日下達山東撤兵之命令」。105 誠如第 10 師團所發行的內部文件之報導，出兵的效果顯而易見，既讓已節節失利的安國軍轉敗為勝以外，更讓原本戰無不勝的北伐軍自此節節失敗，從山東境內一路潰敗到淮河以南。不過，北伐軍在徐州會戰的大敗，反而讓原本對立相互僵持不下的南京政府與武漢政府創造了和解的契機。首先，在徐州會戰之前，武漢政府就因境內農民運動日趨激烈，要求反制的軍方行動也相繼的層出不窮，在不反共就無法說服軍方的情況下，只得於 1927 年 7 月 15 日召開國民黨中執會，通過取締共產黨之議案，驅逐蘇聯顧問。106 由於武漢政府已決定斷絕與共產黨之關係，也使得與南京政府之間已無意識形態的對抗問題，雙方的歧見主要還是集中於人事問題。所謂寧漢分立，主要還是在於蔣介石在沒有得到黨的共識之前，擅自發動清共行動，進而在南京另立黨中央、另立國民政府之故，對蔣的所作所為，武漢方面自然視為是叛亂，因此開除蔣的黨籍，免去蔣的本兼各職，下令討伐，107武漢政府既然將蔣視為頭號叛亂者，蔣的存在，自然就成為南京政府與武漢政府之間的障礙。徐州得而復失，蔣介石反攻無功，長江以北要地盡失，處於這等局面之下，南京政府為求突破困境，與武漢和議之聲頓起。其中，尤以李宗仁、白崇禧主張最力，蔣也在李、白脅迫之下，只得於 8 月 12 日，辭職出京，翌. 103. 〈陸軍省昭和二年山東出兵綴〉，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收錄於《昭和二年密大日記附属. 104. 〈陸軍省昭和二年山東出兵綴〉。. 105. 〈陸軍省昭和二年山東出兵綴〉。. 106.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658-659。. 107.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652。. 書類》，原件。.

(29) 黃自進．北伐時期的蔣介石與日本. ．197．. 日武漢政府宣佈遷設南京，國民政府自此再度合併為一。108 下野後的蔣介石，於 9 月 28 日赴日考察，前後在日本逗留 42 天，舊地重遊之際，晉接舊友新知，為下一階段之復出暖身，自然更是重點所在。其中尤值得特書之處，即是他於 11 月 5 日見到了田中義一總理。對於此次會談的內容，中日兩國都有完整的文字記載，相較之下，中文方面較凸顯蔣介石對中日兩國遠景的陳述，日文方面則對當時的現勢及日本的政策有更細膩的記載。有鑑於蔣介石的原始日記中，對兩人見面，只是一筆帶過，109中文檔案中的相關陳述，110應是蔣的事後補述，為求更完整的呈現當時的情境，本文引用日本文獻。兩者會談時，田中的談話內容可歸納為以下三點：第一、對國民黨而言，上上之策莫過於先鞏固長江以南，爾後再圖北伐，今日中國能達成此項任務者，非閣下莫屬。第二、日本無意干涉 108.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659-660。. 109. 蔣在當日的日記中，對此次會談只有以下寥寥數語：「下午往訪田中首相約談二時，其人體格與精神皆較其他政治家為佳也。」《蔣中正日記》，1927年11月5日。. 110. 「公今日往訪日首相田中義一，在其私邸會談三小時。公以中日將來之關係，可為決定東亞前途之禍福，謂田中以為如何。田中即問公以此次來日之抱負，公乃侃然以三事告之，曰：余之意第一、中日必須精誠合作，以真正平等為基礎點，方能共存共榮，此則胥視日本以後對華政策之改善，不可再以腐敗軍閥為對象，應以求自由平等之國民黨為對象，換言之，不可在中國製造奴隸，應擇有志愛國者為朋友，如此中日乃能真正攜手合作。第二、中國國民革命軍以後必將繼續北伐完成其革命統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第三、日本對中國之政策必須放棄武力而以經濟為合作之張本。余此次來貴國，對於中日兩國之政策，甚願與閣下交換意見，且期獲得一結果也，希有以明教之。田中則曰：閣下蓋不以南京為目標統一長江為宗旨，何以急急北伐為。公曰：中國革命志在統一全國，太平天國失敗之覆轍，詎可再蹈乎。故非從速完成北伐不可，且中國如不能統一，則東亞不能安定，此固為中國之大患，而亦非日本之福利也。田中每當公談及統一中國之語，輒為之色變。後談蘇俄問題，則詳詢中蘇外交之經過，而不涉論斷。公乃辭出。曰：綜核今日與田中談話之結果，可斷言其毫無誠意，中日亦決無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許我革命成功，而其後必將妨礙我革命軍北伐之行動，以阻中國之統一，更灼然可見矣。又曰：日本嘗以中國北洋軍閥為對象，自滿清甲午以來，凡與日人交涉者，類皆腐敗卑劣，暴棄自私之徒，故使日人視我中國人為可輕侮，亦積漸之勢然也。余此行之結果，可於此決其為失敗，然彼田中，仍以往日之軍閥官僚相視，一意敷衍籠絡，而相見不以厥誠，則余雖不能轉移日本侵華之傳統政策，然固已窺見其政策之一般，此於余不特無所損，實亦未始無所得矣。」《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冊(台北：國史館，2003)，頁109-112。.

(30) ．19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 中國內政，但對共產黨在中國的橫行霸道也不能袖手旁觀。因此一考量，一向堅持反共的閣下若能在中國南方奠下基業，自然是最能符合日本政府所願。第三、日本政府無意支援張作霖……日本政府之所願僅止於維護東北地區的治安。111 田中以上的談話，可以展現他意欲傳達的訊息：第一、希望北伐軍以華中地區為界，以不進入華北地區為要。第二、反共為日中兩國共享的普世價值，日本支持蔣介石的反共政策。第三、中國東北是日本的勢力範圍區，中國必須尊重日本在東北的特殊權益。對於田中的建言，蔣介石的回答，可簡略概括為以下 2 點：第一、若不持續推展北伐政策，南方內部反而會有發生內亂的隱憂；第二、中國之所以會有排日行為，是因日本政府支持張作霖……，為消除中國民眾之誤解，日本有必要幫助我等，讓革命早日完成，若能如此，東北的問題也容易解決，排日的現象當也可絕跡。112 蔣介石的回答所要傳達的兩個訊息，一是他將繼續推展北伐政策。另一是他希望今後日本政府不再支持張作霖，將支持張作霖的力量轉而支持國民政府。蔣介石是在與田中會談 3 天後，於 11 月 9 日啟程回國。誠如會議記錄所顯示，雙方的會談，沒有交集也沒有針鋒相對，各行其是各自保留行動空間，似乎是此次會談的最大共識。在與蔣介石會談之前，田中義一為了凝聚日本國內之共識，早就於上任後的 2 個月，在東京召開了「東方會議」，將日本駐中國的公使及駐中國各地的總領事，外務省的次官及各相關部門的局長、關東軍及朝鮮總督府代表、陸海軍次官及各相關部門的局長全部聚集一堂，113在分析國民黨崛起後的中國變局之際，也為今後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培養共識。東方會議於 6 月 29 日召開，7 月 7 日結束，歷時 9 天。以總理及兼任外. 111.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卷，頁103-104。. 112.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卷，頁104-106。. 113.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2年》，第1部第1卷，頁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