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幽靈，日本殖民主義的幽靈，在台灣遊蕩。

(1)

第一章緒論

一個幽靈，日本殖民主義的幽靈，在台灣遊蕩。

¹

2004 年 2 月 9 日，一則來自北鄰日本的新聞吸引了筆者的目光，報導中指出，日本東京高等法院針對台灣慰安婦要求日本政府國家賠償的訴訟案進行判決

，短短數秒鐘，承審法官只留下「本案全部駁回，有關判決理由和事實會在判決書面說明，一切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等短短數語即退庭離去，連讓口譯員翻譯給原告瞭解判決內容的時間都沒有，留下了一臉愕然的台灣阿嬤和在場旁聽的支援者，台灣阿嬤飽經殖民者與歲月摧殘的表情，透過越洋傳送的電視畫面令人不忍卒睹……。²判決書中但見日本法院對台灣原告過去被害的歷史與事實完全不願承認，而留下了一團疑惑。

猶記得同樣是慰安婦事件風波，5 年多前，2001 年 2 月，當日本右翼作家小林善紀的一部《台灣論》漫畫，因引用蔡焜燦、許文龍先生那些關於慰安婦的談話，³一時之間，挑動了統、獨雙方人士不同史觀「民族認同」的敏感神經，激烈的言詞交鋒、論戰持續在台灣政壇及社會上掀起不少漣漪。⁴

統、獨雙方的敏感神經，同時也是過去執政者所列為談論禁忌的根源，這就

1 這句話的原文出自「共產黨宣言」，原文應為：「一個幽靈，共產主義的幽靈，在歐洲遊蕩」，

參見馬克思，「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5 年），頁 271。

筆者在此做個轉引用。

2 「慰安求償二審宣判三句話：敗訴」，中國時報，民國 93 年 2 月 10 日。

3 蔡焜燦先生的證詞，包括「當慰安婦問題浮上檯面時，…結果發現根本沒有『強迫前往』這回事！」；許文龍先生的證詞，包括「能成為慰安婦對這些婦女而言，反而是出人頭地。每個人都抱著希望進入軍隊，哪是被『強迫從軍』？」、「成為從軍慰安婦…對她們而言簡直再好不過」等，

參見小林善紀著，蕭志強等譯，台灣論（台北：前衛出版社，2001 年），頁 102、203-204。

4 統、獨雙方人士的論戰，各自以《三腳仔－『台灣論』與皇民化批判》與《台灣論風暴》兩論文集的相繼出版，而達到最高潮。參見三腳仔－「台灣論」與皇民化批判（台北：海峽學術出版社，2001 年）；以及台灣論風暴（台北：前衛出版社，2001 年）。

(2)

是台灣曾經遭受日本帝國殖民統治的事實。日本帝國及其諸多的亞洲殖民地，隨著帝國在二次大戰的無條件投降，早已灰飛湮滅，但其殖民文化遺產──在被殖民者心理、精神深層之間，所遺留下的「痛苦傷痕」或「美好記憶」，直至 60 餘年後的今日，依然鮮明對立，相關的論者在論及「日本殖民統治的正當性」、「

殖民者的歷史功過與真相」、「發動殖民戰爭的目的與責任」、「殖民受害者的賠償

」、「殖民地內部民族情感的融合或撕裂」等諸問題時，常出現「咬牙切齒」或「

拍案叫好」兩種截然不同的反應，儼然形成「一個日本殖民帝國，兩種評價」的分歧性詮釋，放眼曾遭日本帝國主義鐵蹄蹂躪或殖民的國家或地區，此種分歧性詮釋在台灣似乎表現的格外明顯。

而殖民地出現這種「兩種評價」的分歧詮釋原因，似乎在於殖民情境中被殖民者特有「創造性矛盾」（creative ambivalence）的複雜情感，意即它同時體現了

「本土化的顛覆、抵抗策略」，以及「與統治者同化相當的模仿」的兩種過程。⁵ 對此，法國的殖民心理學家梅米（Albert Memmi）亦曾作出類似分析，他認為被殖民者可能會陷入一種兩難困境，亦即不是試圖重建殖民化所奪走的一切，就是試圖把自己變成另一種人，⁶但這樣的解釋與分析是否充分呢？前蘇聯馬克思主義者普列漢諾夫（Georgy Valentinovieh Plekhanov, 1857-1918）曾說過：「在歷史與現實的一團疑惑面前，不哭，也不笑，而是去理解」，在此，本文也將本著去

「理解」的精神，試圖在「真假難辨」與「百家爭鳴」之間，為解開這團疑惑做些個人的嘗試與努力。

第一節問題的提出

順著上述的理路，從英國、法國、德國等老牌殖民帝國，到被西方視為殖民主義一個「異例」（anomaly）的日本帝國殖民統治歷史發展脈絡來看，⁷帝國遂行殖民統治的方式總不脫其兩面性，亦即負面的對被殖民者進行屠殺、鎮壓、榨取、掠奪、歧視、欺辱等手段下，同時也摻雜些許對殖民地正面的啟發、教育、

法治、建設、衛生等「現代化」貢獻。正因為有此正、反兩極的殖民遺產，因此

5 Bart Moore-Gilbert, “Postcolonial Criticism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The Postcolonial Theory:

Context, Practices, Politics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7), p.182.

6 梅米，「殖民者與受殖者」，許寶強、羅永生選編，解殖與民族主義（北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4 年），頁 33-37。

7 「異例」一語出自Mark R. Peattie。參見Mark R. Peattie, “Introduction,” in Mark R. Peattie and Ramon H. Myers eds.,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6-15.

(3)

給予後人分歧性解釋，側重正遺產者，對殖民統治有較正面的評價，反之，側重負遺產者，自然對其大加撻伐而不遺餘力。後殖民理論大師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在其《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al and Imperialism）一書中，

以英國殖民印度的評價為例，亦曾作出如此相同的分析：他認為就英國殖民主義的遺產方面，在英國有許多人或許對他們國家的印度經驗感到某種悔意或遺憾，

但也有許多人懷念美好的往日；而就英國殖民主義的實踐方面，不少人士相信，

幾近奴役的經歷加諸於印度人民的痛苦和恥辱，卻也帶來各種利益，久而久之，

似乎使帝國主義並不全然可憎。⁸此種被殖民者對殖民者及其施政產生「並不全然可憎」的觀感，在筆者用來反思仇日、反日者與親日、媚日者，以及對日本殖民帝國的歷史評價上，似乎亦能得到類似的答案。

回到那位因言賈禍，撩起前東亞日本殖民地區人民歷史傷痕的小林善紀身上

，小林在探討此種分歧性解釋的原因時，以台、韓兩國對日情感為例，認為韓國的「多桑世代」因為受到左翼運動家煽動影響，至今無法講出自己親日的內心真正感受；而台灣則是在民主化後獲得言論自由，並著手客觀回顧歷史，對日評價相當正面。當然，小林也坦承，由於戰後國民黨政府以北京話作為國語及對年輕世代實施「反日教育」，目前的台灣人並不完全像多桑世代般那樣親日。此外，

被小林視為日本保守派學者的西尾幹二，提出對「台灣人親日情感」的質疑，認為台灣在戰後受蔣介石高壓統治，促使台灣人懷念起日據時期；朝鮮則受美國統治，因而形成批判日本統治的氣氛，因此說台灣人親日，不過是一種「美麗的歷史偶然」。⁹無論得出何種評價，筆者認為都應該先掌握以下 2 個問題的提出，而這也正是本文所據以關注與探討的焦點所在。

一、問題一：如何正確評價的問題

首先，不僅是小林也好，西尾也罷，許多論者在評價被殖民者的親日／反日遺產時，都無法避免地犯了對殖民主義的根本或本質認同論。然而，對被殖民者的本質認同論的批判，後殖民理論批評的先驅者法農（Frantz Fanon, 1925-1961

）在其名著《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中，曾有這麼一段反諷 性的話語：「黑人的經驗不是一個整體，因為並不只有一種黑人，而是有各種黑

8 Edward W. Said, “Images of the Past, Pure and Impure,” Cultural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3), p.17.

9 小林善紀著，蕭志強譯，第二波台灣論（台北：前衛出版社，2001 年），頁 38、98-100。「多桑世代」則是指曾經歷日本統治時代的老一輩男性，「多桑」即日語「とうさん」。

(4)

人」，¹⁰而巴巴（Homi K. Bhabha）則由此認為「法農摧毀『人的本體論』（ontology of man）」，並進一步點出了認同是有差別的。¹¹因此，在正確評價相關問題時，

對戰前或戰後的台灣人而言，是否也應先瞭解「並不只有一種台灣人，而是有各種台灣人」，而正因為有「各種台灣人」，因此許多人在進行評價時，也往往容易犯了「以偏概全」、「以管窺天」，或以「菁英」代替「庶民」（subaltern）觀點的毛病。¹²同理，在探討日本人的「台灣論」之時，為避免出現上述的毛病，亦應抱持「並不只有一種日本人，而是有各種日本人」的立場來從事研究。

其次，對形成日本殖民統治看似留下親日／反日遺產涇渭分明的觀點上，

美國杜克大學副教授荊子馨（Leo T. S. Ching）研究指出，其根源就在於日本殖民帝國在二次大戰後的瞬間消失，使得日本人本身避免了政治與文化上「解殖」

（decolonialism）的痛苦過程與行為，以致於日本迄今仍無法正視過去的殖民主義史，也使得日本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雙方，不能強調與面對存在於他們之間的一種特殊殖民關係，以及全部的日本殖民「遺產」。¹³同時，1949 年國府遷台之際

，作為敏感問題的日本統治台灣的這段歷史，在 80 年代解除戒嚴之前，都長期被視為是禁忌的話題之一，這也使得被殖民台灣的「解殖」過程同樣地無法順利

、完全。由於缺少了正常化「解殖」的過程與行為，使得戰前彼此之間的這種具體表現在作為日本殖民者「主體」（subject），相應於作為被殖民台灣「他者」

（other）之間的不平等殖民關係，在戒嚴之後重新獲得了想像（imagine）與再現（representation）的操弄空間。¹⁴

第三，台、日雙方長期「遺忘」過去被殖民與殖民的歷史，換來的是以為

10 Frantz Fanon, “The Fact of Blackness,” Black Skin, White Mask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 p.136.

11 Homi K. Bhabha, “Conclusion: ‘Race’, Time and the Revision of Modernity,”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238.

12 「庶民」一詞出自於義大利馬克思主義者葛蘭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的獄中札記（The

Prison Notebooks），它是用來描繪那些身處於邊緣位置的社會集團，除有從屬、低一等的意思外，

還特指被壓迫、剝削，但又不擁有一般「階級意識」的團體。參見葛蘭西著，曹雷雨等譯，「義大利歷史隨筆」，獄中札記（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年），頁 34-7。

13 荊子馨認為由於日本帝國被來自以美國為首的盟國命令解散，缺少一種像英、法等老牌殖民帝國通過與其殖民地延長的鬥爭與磋商的「去殖民化」過程，使得日本能夠欺瞞與否認它的殖民問題，全力加速它的經濟復甦。參見Leo T. S. Ching, “Colonizing Taiwan: Japanese Colonialism, Decolon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olonialism Studies,”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1), p.20.

14 無獨有偶地，如同前述西尾幹二的見解一樣，荊子馨也認為台灣的「親日」源自於戰後日本殖民者所遺留的權力真空，為國府從大陸而來的接管所填補，而國府在台初期的貪污與腐敗，逐漸在台灣人中間醞釀出一種「反中」的深層怨恨，間接造成彼等經常地重構與重新想像他們與日本的殖民關係。參見Leo T. S. Ching, “Colonizing Taiwan: Japanese Colonialism, Decolon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olonialism Studies,” p.20.

(5)

超越了舊的殖民狀況，只是這並非屬於一種深刻的、全民的反思，而僅僅是少數

、菁英人士的思維，它最終只能延續而非真正結束殖民歷史的過去。「解殖」過程與行為的順利、完全，在於重新喚起對殖民歷史的記憶，也就是「抵抗遺忘」

。「抵抗遺忘」之意，如同拉扎魯斯（Neil Lazarus）所說的「否認解殖」（disavowing decolonization），他認為只有深刻地反思殖民文化的後果、否認解殖民化的任務已經宣告完成，民族才能獲得完全的重生與再生；¹⁵或是如同巴巴所說，記憶（

memory）是殖民主義與文化身分問題之間的橋樑，「記憶絕不是靜態的內省或回溯行為，它是一個痛苦的組合或再次成為成員的過程，是把被肢解的過去組合起來以便理解今天的創傷」；¹⁶吉爾伯特（Bart Moore-Gilbert）更直接挑明，認為文化的去殖民化若要成功的話，向帝國主義的知識與再現模式挑戰，是一個不能跳過或過早結束的階段。¹⁷因此，「抵抗遺忘」或「否認解殖」，不論是對今天的台灣及台灣人，或是對日本及日本人而言，就是重新補上「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期

」的課，這或許是我們追尋台灣主體性，重塑文化心理上「正常國家」的「帕累托最優」（Pareto superior）策略。

二、問題二：有關文化他者的問題

回過頭來思考「主體」與「他者」之間的問題。首先^{，以小林畫的漫畫《}

台灣論》為例，他宣稱其目的主要是為了想解開日本「反日、自虐」史觀的枷鎖

，進而徹底瞭解「日本」、「日本人」及「日本國家定位與自我認同」等問題，之所以會牽扯到台灣，則是因為台灣目前還保有日本的「遺產」，特別是「精神方面」的遺產（即所謂的「日本精神」）。¹⁸由此可知，小林是希望藉由台灣這個「

他者」來促使日本人瞭解日本自己這個「主體」；同時，也希望刺激台灣人藉由日本這個「他者」來建立台灣自己的「主體」認同。¹⁹這就如同薩依德論及「東方主義」（Orientalism）時所說的，每一個文化的發展和維護，都需要一種與其相異質，並且與其相競爭的另一個自我（alter ego）的存在，而這種自我身分的

15 Neil Lazarus, “Disavowing Decolonization: Nationalism, Intellectuals, and the Question of Representation in Postcolonial Theory,” Nationalism and Cultural Practice in the Postcolonial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 Homi K. Bhabha, “Interrogating Identity: Frantz Fanon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rogative,” p.63.

17 Bart Moore-Gilbert, “Postcolonial Criticism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p.157.

18 小林善紀著，蕭志強譯，第二波台灣論，頁 101、129-130。

19 事實上，小林善紀在《台灣論》、《第二波台灣論》中，經常使用「他者」一詞，並宣稱將以自己作為「他者」的角色，質疑「台灣人」能否形成自我認同，以及切斷「中國魔掌」的決心等深刻問題。參見小林善紀著，蕭志強譯，第二波台灣論，頁 101。

(6)

建構，牽涉到與自己相反的「他者」（others）身分的建構，且總是牽涉到對與「

我們」不同特質的不斷解釋和再解釋，因此他論斷每一個時代和社會都重新創造自己的「他者」。²⁰因此，這種主體（自我）／客體（他者）之間的關係總是相互依托的，其再現與想像並非全然是單一自利的，而是雙向互惠的，換言之，「

主體」藉由通過「他者」而來證成自己的角色；同樣地，「他者」也藉由「主體

」來確定自己的身分。此即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山室信一所說「看即被看」、「言他即言己」的我／他之間的相互關聯性。²¹

其次，基於「眾所皆知」的共同糾葛纏繞之歷史因素使然，在論及台灣或日本分別作為的「主體」或「他者」問題，總不免牽涉到對中國這個「主體」或

「他者」的再現與想像。前述統、獨雙方人士的論戰，雖說爭論的焦點大部分集中在「慰安婦事件」、「歷史教科書修改風波」、「日本在台殖民統治的歷史功過」

等問題上，然而在這些問題的深層背後，更多的是圍繞在東亞兩大帝國的「中華秩序」（中國）對「東洋霸權」（日本）的一套「自我東方化」的「東方論述」之文化霸權（hegemony）詮釋爭論上，²²所相互形成一種對自我／他者之間，關於中心／邊陲、文明／野蠻、優勝／劣敗的二分想像（dichotomizing vision）。而站在「中華秩序」與「東洋霸權」歷史持續迄今的對決上，台灣相對於中國、日本而言，往往受制於兩大帝國背後更為強大的知識權力，以及包含權力、學術與想像體系在內的文化植入之督導與指揮，以致於形成命運最為乖桀多變的「他者」

。

第三，就台灣成為日本的「他者」而言，本文希望初步探討的問題，還包括台灣住民的「精神異化」問題。法農曾經說過，只要黑人還處於自己的群體之中，他便不會體驗到自己那他為的存在（his being through others）。²³借用此一情境作為觀看殖民地台灣的參考框架，同樣也能發現異曲同工之處，那就是在正常家庭成長的台灣住民，當他步出家庭、走進學校、接觸社會，總之，只要與「日人世界」稍作接觸就不正常起來，那時他會發現自己其實只是個「本島／台灣人

」，甚至還被視為「支那／中國人」的一部分。即便已完全接受日本殖民帝國強

20 Edward W. Said, “Afterwor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p.331-332.

21 山室信一，「面向未來的回憶－他者認識和價值創建的視角」，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編，中國與日本的他者認識：中日學者的共同探討（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年），頁 17。

22 小林善紀認為日本屬單獨文明圈，與大陸、韓國文明並不相同，不能忽略，更不能破壞祖先們擺脫「中華秩序」，確立「日本」的努力，換言之，就是強調與「中華秩序」對決。參見小林善紀著，蕭志強譯，第二波台灣論，頁 135、167。

23 Frantz Fanon, “The Fact of Blackness,” p.109.

(7)

大經濟與高壓社會的現實優勢，而口說日語、身穿和服、溫飲清酒、冰啖生魚，

最重要的是，在本質上凝結出一種濃濃的日式思考與觀看事物之態度和習慣，認為自己已是「內地／日本人」了，然而，他終究還是個「本島／台灣人」，甚至還是「支那／中國人」，一旦到了東京、面對職場陞遷機會或接觸日人眼光時，

他就會明白這一點。這時倘若心理、精神結構脆弱的話，那就會出現自我意識的坍塌，甚至誤認唯有參加「志願兵」，向崇高的天皇上繳「血稅」，²⁴以藉此獲得與「天生的日本人」在血緣上「融合」之機會，如此，也就產生了真正的「精神異化」。

綜上所述，本文將不以探究中、日兩國傳統歷史上或自明治時期以來，對「

中華秩序」與「東洋霸權」在文化霸權詮釋的爭論為主要目的，而所試圖解答的

，即為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相對作為文化弱勢上的「他者」之相關問題。正因為如此，筆者認為必須重新補上「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期」的課，填補那段逝去的

、苦悶的歷史空白，換言之，就是必須重新再現日本殖民台灣時期台、日之間的不平等殖民關係，以及日本眼中對「他者」台灣的想像。

第二節文獻的回顧

殖民主義在人類的歷史長河中，雖曾擅場過數世紀的時光，但無論在世界何處，隨著 20 世紀的消逝，幾乎已完全被拋入歷史的灰燼之中，然而，關於殖民主義的本質，及其對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雙重影響，迄今仍少有令人滿意的分析之作。就研究面向而言，過去一段漫長時期，殖民研究的開展，雖以政治、經濟、

軍事面向上的分析為主要目標，然其研究成果及精確與否又見仁見智。近年來在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y）領域上，雖興起一股所謂的「後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後殖民理論」（postcolonial theory）浪潮，使得過去較受忽略的殖民主義文化面向開始引起研究者的重視，只是在文化上，如何分析殖民主義所造成的深層影響卻又更加複雜難解。此外，倘若就西方、日本與台灣三地的研究概況而言，由於受到各自不同的制約因素限制，亦影響到相關研究的開展。

24 宮田節子，朝鮮民眾と「皇民化」政策（東京：未來社，1985 年），頁 107。

(8)

一、就西方之研究概況言

倘若以後殖民理論興起的 1980 年代，作為檢視西方所出版研究日本殖民帝國專題論文的時間點，其中相對而言較具特色、較有系統，以及最重要的是與本文探討有關的專書，包括美國麻薩諸塞大學助理教授Mark R. Peattie與史丹福大學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馬若孟（Ramon H. Myers）編著的《

1895 年至 1945 年的日本殖民帝國》（1984）彙集了 13 篇專論，對日本帝國從 1895 年建立至 1945 年覆滅的原因提供了廣泛觀點，並且提出先前為歷史學家所忽略的種種面向，即包括對正式帝國（formal empire，包含了朝鮮、台灣、南庫頁島與廣州租界地，以及南海託管地）的起源與演化、它的統治機構與政策，以及驅使它的經濟動力等的研究；²⁵美國哥倫比亞大學教授顧拉克（Carol Gluck）的《

日本的現代神話：晚期明治時期的意識形態》（1985），探討意識形態在現代日本歷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²⁶英國倫敦大學榮譽教授W. G. Beasley的《1895 年至 1945 年的日本帝國主義》（1987），對日本帝國主義從 1894、1895 年的甲午戰爭

，至 1945 年覆滅的起源與性質進行探討；²⁷美國紐約大學助理教授楊格（Louise Young）的《日本的總帝國：滿洲與戰時帝國主義的文化》（1999），從「總帝國

」（total empire）的觀點來修正日本與滿洲的關係，並考察滿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等面向，所帶給日本的社會機構及各階層之影響；²⁸英國諾丁罕大學講師 Susan C. Townsend的《矢內原忠雄與日本殖民政策》（2000），首次對有關矢內原忠雄所撰的日文與英文殖民政策著作進行廣泛探討；²⁹荊子馨的《成為日本人：

殖民地台灣與認同形塑的政治》（2001）等，而這些專書若以其在西方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甚至後殖民主義等如雨後春筍般的相關研究中，所佔的比例與份量其實並不算多。

就荊子馨的研究顯示，西方有關殖民論述研究與後殖民理論的論文集中，日本之所以總是「缺席」的原因，並非是日本殖民主義沒有成為學術分析的目標，

而是被「分離化」，未被收入在日益形成顯學的「文化研究」範疇之內，而被不恰當地歸類在「亞洲研究」或其他歷史科系的專門研究上。他更進一步發現，似乎西方總是將「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僅僅作為歐美學界的一種「西方的

」問題設定（problematic）。而這種對唯一的非西方殖民經驗的漠不關心，強調

25 Mark R. Peattie and Ramon H. Myers eds.,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26 Carol Gluck, Japan’s Modern Myths: Ideology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27 W. G. Beasley, Japanese Imperialism, 1895-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8 Louise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9).

29 Susan C. Townsend, Yanaihara Tadao and Japanese Colonial Policy: Redeeming Empire (Curzon Press, 2001).

(9)

了西方堅持其自身權威去建構它自己作為一種知識主體，同樣也是一種應受譴責的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殖民暴力的行徑。³⁰同時，也正是由於西方對東方長期以來的歐洲中心主義及其衍生物「東方主義」的優越心態作祟，在日本殖民帝國戰敗之前，雖然日本攫取了多處海外殖民地，意欲成為殖民輸出大國的心態昭然若揭，也成為二次世界大戰中「邪惡軸心」的一員，對世界和平造成極大的威脅與影響，然而西方卻不認為日本足以名列殖民強權之林，加上戰敗之後

，隨著日本殖民帝國的瞬間覆滅，對於日本殖民主義及其遺產的相關研究，自然相當欠缺，並且充其量只能被西方學界當作是殖民主義的一個「異例」來研究。

31連帶地，對於向為日本人所誇耀帝國第一個「模範殖民地」──台灣的研究上

，也同樣只能被視為是殖民地發展模式的一個特例。

從上述專書中，筆者可以發現，即便在後殖民主義已經風行草衍學界的今日

，多數西方學者在探討日本殖民主義及其遺產問題之時，仍多習慣性從比較殖民地學的視角，以傳統的政治、經濟、法律等發展面向作為切入點，例如加拿大英屬哥倫比亞大學教授何寶山（Samuel Pao-San Ho）、馬若孟與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山田三郎（Yamata Saburo）等人，即慣常以日本殖民地的經濟發展，作為西方熱帶殖民地常見的落後停滯與不平等之對比參照；³²美國華盛頓大學助理教授康明思（Bruce Cumings），強調日本殖民主義對戰後台灣與南韓經濟發展的影響，並著重在其有別於西方式殖民主義的歷史特殊性及其遺產之影響；³³美國史丹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所Lewis H. Gann，從殖民統治的動機與模式、殖民菁英、

殖民宰制的內容與形式等方面，對西方與日本的殖民主義進行某些基本的比較；

34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柯志明，從日據時期台灣米糖部門之間的關係，以及階級結構的脈絡，來探討殖民主義下的「發展」（development）與「從屬」（dependency

30 Leo T. S. Ching, “Colonizing Taiwan: Japanese Colonialism, Decolon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olonialism Studies,” p.30.

31 Peattie與荊子馨都抱持相同觀點，認為此種「異例」並非表現在日本帝國殖民主義的形式與內容上，異於一般所接受從霍布森（Hobson）到列寧（Lenin）而來的殖民主義類型學，即帝國主義應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日本帝國卻是「沒有資本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 without capital），而應是表現在位於與決定日本帝國主義在世界體系中特殊形式的非固有、帝國主義者之間的關係；其次的差異為日本帝國的「亞洲性」，以及它與台灣與朝鮮兩殖民地民眾，在種族上相類似，並且與日本人共有一種共同的文化繼承物。參見Mark R. Peattie, “Introduction,” in Mark R. Peattie and Ramon H. Myers eds.,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pp.6-15; Leo T. S.

Ching, “Colonizing Taiwan: Japanese Colonialism, Decolon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olonialism Studies,” p.24.

32 See Samuel Pao-San Ho, “Colonialism and Development: Korea, Taiwan, and Kwantung,” and Ramon H. Myers and Yamada Saburo,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Empire,” in Mark R. Peattie and Ramon H. Myers eds.,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pp.347-386, 420-452.

33 See Bruce Cumings, “The Legacy of Japanese Colonialism in Korea,” in Mark R. Peattie and Ramon H. Myers eds.,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pp.478-496; Bruce Cumings, Parallax Visions: Making Sense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4 Lewis H. Gann, “Western and Japanese Colonialism: Some Preliminary Comparison,” in Mark R.

Peattie & Ramon H. Myers eds.,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pp.497-525.

(10)

）問題。³⁵

所幸，後殖民研究風潮興盛以來，已有越來越多學者注意到殖民主義及其影響的文化面向，相關的論文或專書亦將此作為研究方向與探討焦點。例如荊子馨的《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形構的政治》，其主要焦點即置於日本殖民主義及其遺產的文化面向，並提出一連串圍繞在台灣認同形構（identity formation）問題設定中的日本殖民主義，以及在這種所謂後殖民情境中分析的位置與政治；³⁶加拿大維多利亞大學助理教授鶴見（E. Patricia Tsurumi）的《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參酌了英

、美、法等國的殖民政策，以及各國殖民地教育的概況，而對日本當年在台推動的殖民教育及其所面對的問題進行探討等等。³⁷

二、就日本之研究概況言

與前述荊子馨批判歐美文化研究中，未納入日本作為分析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樣本相較，同樣令人弔詭的是，阻止建構日本作為殖民主義研究的目標，甚至也包括日本自己本國。³⁸對此，日本當代著名的歷史學者井上清曾謂，在日本對帝國主義研究當中，最大弱點便是殖民研究，其分析原因即是戰敗之前，此一部分被視為觸及日本帝國主義的要害，而與觸及天皇及天皇制的問題一樣都被禁止研究；戰敗之後，又因為日本失去了昔日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因此研究者也未予關心注意，加上最致命的缺陷，就是在史料上，殖民研究幾乎全部依據身為壓迫者、掠奪者的日本，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方面的史料，而不能利用殖民地民族方面的研究與史料，³⁹因此相關領域的研究並未獲得突破性進展。

而馬孟若更進一步分析，日本學者直到 1960 年代，並未開始研究與評價日本的現代殖民歷史，而自 1945 年至 1960 年代，所產生殖民研究的「空窗期」，

主要是因為相關研究勢必要連結到日本的侵略與戰敗，而就必須處理日本人昔日的痛苦回憶、罪行與恥辱所致。60 年代以後，由於受到那些在日本統治下度過

35 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台北：群學出版公司，2003 年）。本書為其美國紐約大學博士論文。

36 Leo T. S. Ching,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37 參見鶴見著，林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宜蘭：仰山文教基金會，1999 年）；以及E. Patricia Tsurumi, “Colonial Education in Korea and Taiwan,” in Mark R. Peattie and Ramon H. Myers eds.,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pp.275-311.

38 Leo T. S. Ching, “Colonizing Taiwan: Japanese Colonialism, Decolon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olonialism Studies,” p.31.

39 井上清著，宿久高等譯，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台北：華世出版社，1986 年），頁 305。

(11)

孩提時代的台灣、朝鮮等亞洲人，前往日本求學與開始撰寫有關日本殖民統治為主題的博士論文所刺激與鼓舞，使得日本學者本身也再度點燃對殖民歷史的興趣

，而且能從某些不同的觀點，去檢視他們自己的現代歷史。⁴⁰

檢視日本的殖民研究，筆者以 1945 年作為切入點，將其區分為戰前（明治時期至 1945 年）與戰後（1960 年代以後）2 個階段。戰前階段的研究重心，主要以日本殖民地台灣的實際治績、歷史經驗與個人傳記，以及各種殖民政策理論的探討為焦點，前者的代表性「著作」，除了直接代表殖民主體的台灣總督履新後宣布之「施政方針」外，尚包括：曾任記者的竹越與三郎（1865-1959）之《

台灣統治志》（1905 年）、曾任總督府參事官的持地六三郎之《台灣殖民政策》（ 1912 年）、曾任總督府調查課長東鄉實的《台灣農業殖民論》（1914 年）、東鄉實與佐藤四郎的《台灣殖民發達史》（1916 年）、曾任蘇澳郡守藤崎濟之助的《台灣史與樺山大將》（1926 年）、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1933 年）、曾任總督府翻譯官井出季和太的《臺灣治績志》（1937 年）、台灣總督府編纂的《台灣統治概要》（1945 年）等；後者的代表人物則包括福澤諭吉

（1834-1901）、後藤新平（1857-1929）、新渡戶稻造（1862-1933）、泉哲（1873-1943

）、細川嘉六（1888-1962）、矢內原忠雄（1893-1961）等殖民地行政官僚或殖民政策學者，此外，佐藤春夫（1892-1964）、庄司總一（1906-1961）、西川滿（

1908-1999）、濱田隼雄（1909-1993）等文學作家的小說敘事，也對當時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作了不同程度的寫實描繪，而關於渠等的研究論點、敘事內容，本文將在第三章作進一步探討。

戰後階段的日本殖民研究，如同馬孟若的分析一樣，日本學者柳沢遊、岡部牧夫也將日本重新檢視殖民歷史的研究，時間點定在 1960 年代，他們認為戰後的日本殖民研究，迄今已囊括了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領域的史料，主要的論文、專書也將近 1 千種，並且對相關研究的過程概分出 5 個時期

：⁴¹

(一) 1960 年代後半期：為殖民研究的出發點

日本戰後殖民研究的理論出發點，為井上晴丸與宇佐美誠次郎的《國家獨占資本主義論》，該書是以帝國主義史的觀點為視角，描繪日本本國與殖民地之間的經濟關係與理論，但相關的實證研究，卻遲於 60 年代後半期才出現，例如安

40 Ramon H. Myers, “Post World War II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of Japan’s Formal Colonial Empire,”

in Mark R. Peattie and Ramon H. Myers eds.,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p.455.

41 柳沢遊、岡部牧夫，「解說．帝國主義と植民地」，柳沢遊、岡部牧夫編，帝國主義と植民地

（東京：東京堂，2001 年），頁 2-12。

(12)

藤彥太郎主編的《滿鐵》、淺田喬二的《日本帝國主義與舊殖民地地主制》等專書，即繼承了井上、宇佐美的觀點，而戰後的殖民地實證研究，也正是從對「滿鐵」的研究為起點，與此同時，也設立了與韓國有關的「朝鮮史研究會」，並陸續出版了《朝鮮史研究會論文集》、《日韓合併小史》、《日本的韓國合併》等專書

。

此外，本時期與日本舊殖民地有關的著作與回憶錄陸續出版，包括對殖民統治的「反省」，而這種「反省」也包括了對殖民地經營「主觀而善意」的強調，

例如《滿洲國製造業開發者的手記》、《滿洲國史》等專書，而以上相關史料的公開、對異民族的壓迫與描述的回憶錄等，均深化了 70 年代的實證研究。

(二) 1970 年代前半期：為實證研究的深化與方法論的活化

本時期有關殖民地滿洲、朝鮮的研究仍是重要課題，例如山边健太郎的《日本統治下的朝鮮》、朴慶植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朝鮮統治》、中塚明的〈朝鮮統治的矛盾與「九一八事變」〉等專書或文章，描繪了殖民地時期全部政治、經濟掠奪的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關於殖民地台灣部分，自從戰前被視為日據時期最同情台灣人的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在 1929 年出版《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一書以來，有關的研究即呈現空白狀態，但本時期在政治史的研究上，卻陸續出現了台籍人士黃昭堂的《台灣民主國之研究》，闡釋了甲午戰爭後的抗日運動樣貌

；以及許世楷的《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對當時的抗日民族運動展開了考察。而在經濟史的研究上，則有江丙坤的《台灣地租改正的研究：日本領有初期土地事業調查的本質》，對土地調查進行了分析；以及凃照彥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對日本資本內的土著資本之改造過程作了進一步研究。

本時期殖民統治史研究相當盛行的原因，不外乎與相關資料集、文獻目錄的陸續出版，使得史料條件逐漸完善有關。而與實證的殖民研究同時進展的是方法論上之活化，例如淺田喬二曾在〈日本殖民史研究的現狀與問題點〉一文中，將殖民地的「土地支配」、「金融與財政支配」與「鐵路支配」，視為帝國主義基礎政策的「三個支柱」，並以此來作為殖民研究的方法論。

(三) 1970 年代後半期至 80 年代前半期：為殖民研究的多面向開展

自 1970 年代後半期開始，日本的殖民研究是對資本輸出、金融、居留人士

、鐵路、經濟「開發」、民族運動、殖民政策等部分，進行多方面的實證研究，

(13)

同時，與法西斯主義史、移民史、國際關係史、外交史、都市計畫史、思想史等相關領域的交流也相當盛行，例如從日本帝國主義史視角所進行的實證研究，包括了小林英夫的《「大東亞共榮圈」的形成與崩潰》、淺田喬二主編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中國》、溝口敏行的《台灣、朝鮮的經濟成長》等專書。另外，70 年代前半期興盛的滿鐵研究，也是本時期研究的高峰，而從史料上一直處於空白的中日戰爭各項問題之探討，基本上也都充實具備了。

此外，在專業或對象地域部分上，80 年代的研究方法大致以村上勝彥的《

日本帝國主義與軍部》研究史之整理為基礎，並從帝國主義史研究的側面，包括歐美列強與帝國主義之間的同盟關係、以殖民地主義為基礎的支配與從屬關係之創造、以「極東的憲兵」為主的物質上之基準，以及與獨占資本的過剩資本化無關之日本特色的資本輸出等面向，來考察日本帝國主義的轉化。而村上的〈日本資本主義與殖民地〉一文，係以 70 年代至 80 年代豐富的個別研究為主，將殖民地問題在日本資本主義各階段上賦予有機位置並予體系化，有關殖民地的實質內容與矛盾也清楚展現。村上也整理了各界對於前述淺田「三個支柱」論的批判，

在此基礎上，讓 70 年代以來急速深化的殖民地金融史研究，進入日本資本主義史的範圍之中，而他也指出日本殖民研究的弱點，在於對其他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研究，以及從屬經濟研究等交流不足的問題，認為應重視殖民地的傳統社會經濟的本質轉變，以及在被殖民社會中顯示出的階級矛盾。只是，村上的理論、方法

，並未在日後的殖民研究中佔有一席之地，在 1990 年代初期，隨著研究重心的轉變，此一議題也逐漸退出主流學術圈。

(四) 1980 年代後半期：為新研究潮流的抬頭

1980 年代後半期，在個別研究相繼發展的同時，殖民研究的組織也朝著大型化方向前進。特別是由於台灣、韓國與東亞的一部分以「東亞新興產業經濟地域」（NIEs）之姿促進經濟成長，更在由獨裁走向民主化的政治情況變化下，以上述國家現代史的「前史」，亦即殖民地時代為觀點的研究正式登場，研究重點則包括亞洲社會是否在殖民統治下有所改變、殖民地時期的變化是否與「東亞新興產業經濟地域」的形成有關等問題。殖民時期的歷史，也不只從「支配」與「

抵抗」的視角來描述，而是從當時各殖民地的社會全體，到長期經濟變動的趨勢之中，都努力給予一定的位置。

此外，東歐與蘇聯所謂「社會主義圈」的體制崩潰，也加大了各界對戰後影響日本社會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方法之懷疑，特別是馬克思的「發展階段論」。在此種情況下，研究人員的研究方法，從「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傳統歷史認識開

(14)

始，產生了世界體系論、帝國論、國民國家論、文化帝國主義論、社會史、性別論等多樣的組合。而 70 年代的薩依德、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人所帶來歐美新社會科學的影響，都導致研究方法的多樣性開展。這個結果也使得 1980 年代後期以降的殖民研究，呈現出新舊潮流的交錯，並且在成果上有飛躍的進步

，除了持續進行的實證研究，包括宮田節子的《朝鮮民眾與「皇民化」政策》、

淺田喬二與小林英夫主編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滿洲統治》等專書外，同時，在研究方面也有組織化的趨勢，例如 1986 年成立了專門學會性質的「日本殖民地研究會」（首任會長為淺田喬二），該研究會並於 1988 年創刊了機關誌《日本殖民地研究》的年刊等。其中，將研究焦點置於「移民」的《膨脹帝國的人流》、針對「在日本國民心中被內地化的殖民地」多面向考察的《文化之中的殖民地》等專書，都反映出新潮流的趨勢。

最後，殖民統治對偏遠地區發展的「負遺產」之否定評價也普遍存在。例如松本主張要從亞洲近代化的脈絡來修正對殖民時期的觀點，並要確認殖民地近代化促成的主因，同時主張這些主因與肯定殖民地主義有所不同，此一觀點也對長期以來研究人員注重政治、軍事侵略與經濟開發之間關聯性的內在分析，給予一定程度的衝擊。而不僅是日本，還有美國與舊殖民地各國，也對殖民地發展抱持否定評價的近代化觀點，產生客觀、積極的研究熱潮。例如艾卡特（Carter J. Eckert

）分析朝鮮民族資本代表的京城紡織經營模式，進而確認戰後韓國資本的歷史起源係從殖民時期開始；安秉直提出要把韓國近代史中，殖民時期的掠奪面與開發面並列；吳密察強調殖民政策進一步將台灣推向一體化，並促成台灣國家主義的形成。在 80 年代末期的時代環境之下，戰爭時期的殖民研究，雖然確實為 90 年代的研究提供更廣泛視野，但是同時「侵略與開發」的問題也相對浮現。

(五) 1990 年代起：為問題關心的多樣化與戰爭時期的實證分析進展

80 年代後半期殖民研究的「地殼變動」進入 90 年代後，後殖民主義、政策史、社會史等研究動向產生共鳴，擴大地殼變動的研究範圍，更帶來多樣方法的探討。而「殖民地」的概念在國民國家形成期之時，被週邊地區與少數集團所援引，對愛奴人、沖繩人、在日本與在滿洲的朝鮮人、台灣原住民等，也開始吸引社會學、語言學及人類學等學者的關切。此外，殖民者將自己的文化強加於被殖民者之上，去殖民化後，再度產生「支配」與「從屬」關係，對此後殖民主義提供良好的詮釋，並進一步用「論述」的分析方法，來考察殖民地文學、語言、「

日本人」論、醫療、禮儀等社會現象。而殖民研究受到前述的刺激，也跳脫出長

(15)

期以來傾向經濟史、政治史的重點方向，開始重視教育、社會福祉、醫療、衛生等政策史的研究，各階層日本人對亞洲的認知、殖民地經驗、殖民地的社會變化等研究也發達起來。

在這些新興研究潮流中，特別有影響力的，是從「（殖民地）帝國」的觀點出發，進而掌握日本殖民體制的方向，例如 1999 年「日本史研究會」年會的近代史部分，係以「日本帝國的統治秩序：以 15 年戰爭期（1930-1945）為中心」

為題，駒込武對此提出帝國史的特色為：1、切斷與數個殖民地、佔領地及日本本國構造上的關聯；2、殖民地狀況給予日本的震撼；3、對政治史、文化史的重視；4、「日本人」、「日本語」、「日本文化」的形成與變化過程等 4 點，也指出包含在殖民政策的內部矛盾，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接觸等衍生的各種問題。這些代表作包括富山一郎的《近代日本社會與「沖繩人」》、山室信一的《日本殖民帝國的構成與滿洲國》、駒込武的《日本殖民帝國的文化統合》、北川勝彥與平田雅博編著的《帝國意識的解剖學》、淺田喬二的《日本知識分子的殖民地認知》及《

日本殖民地研究史論》等專書。其中淺田的二本著作，可以說著重於殖民政策系譜的整理，或對整體殖民政策學進行研究，前者特別針對 15 年戰爭期間日本知識分子的殖民地認知進行剖析與檢討，特別是置於當時參與「中國統一化」論戰的主要人士尾崎秀實、中西功、大上末廣等人身上，美中不足的是，淺田雖認為戰前的日本帝國，無法將包括台灣在內的各殖民地排除在外而單獨存在，惟該書卻僅對該等知識分子的滿洲以外之「中國論」進行檢討，「台灣論」的部分則甚少著墨；⁴²後者則補強了上述不足之處，選取了新渡戶稻造、泉哲、矢內原忠雄

、細川嘉六等 4 人，作為研究戰前殖民政策、帝國主義研究的代表人物，並以對 4 人主張的殖民理論（包括「殖民政策論」、「殖民地統治論」、「民族政策論」）

與日本殖民地論（包括「殖民地台灣論」、「殖民地朝鮮論」、「殖民地滿州論」、「半殖民地中國論」、「東亞共榮圈論」）之批判和檢討，作為該書的主要課題。⁴³如此而言，繼承「帝國主義與殖民地」舊議題的實證研究不會衰退，特別是在殖民地、佔領地的日本經濟工作動態、「皇民化」政策的實施過程、戰爭動員的機構

、殖民地的企業，以及日本戰敗後的統治機構崩毀等長期以來無法徹底研究的問題，都能提出檢討改進。總之，90 年代雖然議題與地域朝向多樣化發展，但是這些共同的特徵，是日本殖民佔領政策的發展過程並非單線進行，而是小地域個別、具體的分析，特別重視戰爭時期殖民地、佔領地相關實證的深化。

綜觀戰前、戰後階段的日本殖民研究，大多數仍集中在傳統的政治、經濟、

42 淺田喬二，日本知識人的植民地認識（東京：校倉書房，1985 年）。

43 淺田喬二，日本植民地研究史論（東京：未來社，1990 年）。

(16)

軍事等研究範疇，而且在比較上，戰前階段以日本殖民地台灣的實際治績、歷史經驗與個人傳記，以及各種殖民政策理論探討的研究重心，雖涉及些許對殖民地台灣的研究，然其主要目的仍不脫是屬於日本殖民政府進行殖民統治的工具性研究；而戰後階段的研究史料上，亦如同井上清所說，絕少利用被殖民者方面的研究與史料，除了黃昭堂、江丙坤等少數台籍人士肯貢獻心力外，對自己所誇稱「

模範殖民地」台灣的相關研究，可以說更非日本殖民研究的主流。當然，90 年代以降的日本殖民研究，因為後殖民理論所展現新的視野與詮釋，因此對於本文研究所深切關注的日本眼中如何對「他者」台灣進行再現與想像之課題，還是能從鳳毛鱗爪的著作中尋獲一些令人激賞的珍寶，例如前述淺田的《日本殖民地研究史論》、《日本知識分子的殖民地認知》2 本著作，便提供了良好的研究素材，

而他認為研究戰前階段的日本殖民研究學說史，除為了從這段研究的批判與繼承過程中出發，作為當代日本殖民研究的起點與論點外，更希望從過去日本知識分子的殖民地意識中大量擷取資料，藉以進一步建立日本殖民研究的「方法論」，⁴⁴ 筆者對此深表贊同，亦認為戰前日本帝國行政官僚、殖民政策學者的各種不同理論與觀點，或多或少在一定程度上，提供了作為當時主政者在對各殖民地施政與對被殖民者「想像」上的參考座標。

此外，論及從文化研究、後殖民理論的向度，來觀察日本殖民台灣時期，對於台灣的語言、文化、文學、教育等方面的影響，亦不該忽視日本自 90 年代起

，針對曾經來台或在台日本人，或接受日語教育的被殖民地作家所創作的「日本語文學」，⁴⁵也先後出現單篇論文或專書的刊行，其中涉及台灣的，包括白川豐的〈殖民地時期朝鮮與台灣的日本語文學論：以 1930 年至 1945 年的小說為主〉

文章；⁴⁶垂水千惠的《台灣的日本語文學》，對日據時期的台灣「皇民作家」作出不同的解讀與定位；⁴⁷黑川創選編了《「外地」的日本語文學選》（3 卷本），其中第 1 卷（南方‧南洋／台灣）的台灣部分，收錄了佐藤春夫的〈魔鳥〉、王昶雄的〈奔流〉等 11 篇；⁴⁸下村作次郎的《從文學讀台灣》，兼顧了百年來台灣文學的滄桑歷程，試圖透過包括日據時期在內的台灣文學來解讀台灣史的演變，並

44 參見淺田喬二，日本知識人的植民地認識，頁 2；以及日本植民地研究史論，頁 5。

45 關於曾經來台或在台日本人，或接受日語教育的被殖民地作家所創作的文學，論者各給予不同解釋與稱謂，例如李郁蕙、垂水千惠稱為「日本語文學」；尾崎秀樹名曰「舊殖民地文學」；河原功歸納為「日本文學」；藤井省三則以「台灣文學」視之；亦有林柏燕採「移民文學」待之。

參見以下各書。本文為統一計，在此採納「日本語文學」一語。

46 白川豐，「殖民地時期朝鮮與台灣的日本語文學論：以 1930-1945 年的小說為主」，日本九州大學朝鮮學研究會編，朝鮮學（九州），第 2 號（1992 年）。

47 垂水千惠著，涂翠花譯，台灣的日本語文學（台北：前衛出版社，1998 年）。

48 黑川創選編，「外地」的日本語文學選(全 3 卷)（新宿：新宿書房，1996 年）。

(17)

描繪台灣知識分子內在的精神世界；⁴⁹河原功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探討了日本殖民時代日本作家眼中的台灣，並清楚論述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過程及其影響；⁵⁰藤井省三的《台灣文學這一百年》，選取了從讀書市場到公共領域，從西川滿到龍瑛宗，從呂赫若到周金波等文學作品，對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文學文化界，尋找主體定位的複雜動機與結果進行探討；⁵¹ 尾崎秀樹的《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以嚴肅深刻的反省批判，凝視日本帝國殖民主義對殖民地台灣、朝鮮與滿洲文學中的心靈和精神上，所留下的深層傷痕等等。⁵²

三、就台灣之研究概況言

由於台灣的政治環境因素使然，在 80 年代後期之前，殖民問題，乃至後殖民反思到文化主體性、國家認同的建構，仍如日據時期般，隱藏於各類文學文本的背後，⁵³然而隨著 1987 年政治上的解嚴、社會上的改造與多元化，加上理論上的後現代、後殖民理論引進，在 90 年代促發了多學科、多領域的知識重構，

連帶地也使得包含殖民、後殖民問題在內的「台灣研究」（Taiwan Studies）獲得了正名，不必再側身於文學文本的名義之下。近年來隨著「主體」或「本土」意識的強化，除中央研究院設立的「台灣史研究所」外，自 1997 年後有關台灣的人文學科相關系所相繼成立，迄今國內各大學院校已有台灣的文化、文學、語言與歷史等 4 大類近 25 個相關系所，雖然特殊的「歷史背景」曾使得台灣研究之資歷短淺，⁵⁴但知識（學術）與（台灣）土地的重新結合，也使得「台灣研究」

深具成為未來國內人文社會科學「顯學」的願景。

筆者檢視台灣對日本殖民時期的相關問題研究，亦可以 1945 年作為切入點

，而大略區分為戰前（1895 年至 1945 年）與戰後（1987 年以後）2 個階段：

49 下村作次郎著，邱振瑞譯，從文學讀台灣（台北：前衛出版社，1998 年）。

50 河原功著，莫素微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台北：全華科技圖書公司，2004 年）。

51 藤井省三著，張季琳譯，台灣文學這一百年（台北：麥田出版公司，2004 年）。

52 尾崎秀樹著，陸平舟、間ふさ子譯，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台北：人間出版社，2004 年）。

53 盧建榮，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1950-2000）（台北：麥田出版社，2003 年），頁 9。

54 教育部長杜正勝在 2005 年 1 月 8 日參加教育部主辦的「大學台灣人文學門系所之現況與展望」

研討會時曾表示，歷史背景使得台灣學研究的資歷短淺，其分析目前台灣學研究的 4 大缺點是資歷短淺、人力薄弱、資源不足與規劃不豐，並認為台灣學研究應「走出悲情」，整合開拓資源，

建立專業的學術研究組織。參見中央社，2005 年 1 月 8 日。

(18)

(一) 戰前階段

自日本據台以來，台灣住民大大小小自發性的抗日運動便層出不窮，然而為避免無謂遭受日本人的殘酷屠殺，加以受到當時全世界正風起雲湧的民族自決、

民主政治、社會主義思潮的衝擊，大規模武裝流血抗日運動在 1915 年的西來庵

（噍吧年）事件後已較前漸歇，「順從」殖民者，在「體制」內進行抗爭，成為台灣住民的多數選項，因此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新的政治、社會及文化上的抗日運動型態。然而，殖民地住民謙卑的、理性的、平和的政治性、社會性之請願活動，在殖民者帶有些許高傲、尊貴，同時又摻雜著疑懼、驚恐的凝視（gaze）中

，卻被認為是洪水猛獸，深怕一舉而為台灣住民所「和平演變」，其結果是遭到日本官憲完全的彈壓與驅散。但另一方面，文學反映著現實，表現在語言與文學上的文化性抗日運動，從 1920 年《台灣青年》創刊號的誕生，到 1945 年的台灣光復為止，這段時期對於後人研究台灣住民如何面對、抵抗，甚至「被迫迎合」

日本殖民者、殖民統治的壓迫上，倒是留下許多值得反思與探討的文學文本。尤其在台灣總督府全面禁用漢文的 1937 年 4 月 1 日前後，因為日語作為唯一高階及強勢的語文，也是殖民政府官定殖民地住民「飛黃騰達」的必經學習的過程，

55因此台灣中、上階級的民眾被迫捨棄母語、接受異族語言的教育，此舉也造成台灣文學文本寫作上的「變異」──即「日本語文學」的肇始，在台灣研究越來越受到重視的今日，更是後人研究的珍稀資產，關於這些文學文本的研究論點、

敘事內容，本文將在第四章作進一步探討。

就文學文本而言，大量刊登在《台灣青年》、《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或

《台灣文藝》等饒具抗拒日本殖民統治壓迫象徵的雜誌、刊物上之作品，⁵⁶或多或少揭露出殖民地住民精神層面遭受「異化」的問題。例如無知的〈神秘的自制島〉一文，所諷喻的除了台灣在帝國主義與封建餘孽的壓迫下已變成奴隸社會，

也道出台灣民眾自甘為奴隸的無知；楊雲萍〈光臨〉一文中的保正，幻想著日本

「大人」光臨家中喝酒，將帶給他無限榮耀，但實際上卻落空的失落心情；朱點人（1903-1947）的〈脫穎〉一文，描寫日據時期部分台灣民眾認同日本人，睥睨自己同胞的心態；張深切（1904-1965）的〈鴨母〉一文，敘述封建勢力與殖

55 葉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 年），頁 25。

56 《台灣青年》創刊於 1920 年，是東京的台灣留學生以蔡培火為發行人所刊行的中（文言文）、日文並用的綜合雜誌，其刊行的主旨在於喚醒台灣民眾的民族意識，以建立新思想、新文化的台灣社會，同時暗地鼓吹台灣民眾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壓迫；後於 1922 年改組成為台灣文化協會的機關雜誌，並更名為「台灣」，在島內普遍刊行；1923 年 4 月為以白話文創刊的《台灣民報》

所取代；1930 年改稱《台灣新民報》，參見葉石濤，前引書，頁 21-2。另外，以下關於這些作品的討論，亦見同書，頁 33-48、64-66。

(19)

民者的勾聯，欺凌窮苦善良台灣民眾的史實；林越峰的〈紅蘿蔔〉一文，則有力地指出了台灣人在日本帝國殖民統治下被扭曲的心靈等。

此外，在號稱「內地」的日本，也陸續出版了不少「本島」台籍人的優異文學作品，這些包括楊逵（1905-1985）的〈送報伕〉一文，描寫在台灣的日本財閥強奪、豪取土地，導致家破人亡的台灣留學青年，在東京充當送報生的經歷，

並希冀聯合弱小民族來打破資本家的壟斷；呂赫若（1914-1951）的小說〈牛車

〉一文，敘述失去土地的農民，在「日本天年」下過著悲慘的生活，並真實地反映了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農村社會與農民生活；龍瑛宗（1911-1999）的〈植有木瓜的小鎮〉一文，描寫台灣知識分子的動搖、抵抗與妥協，呈現了渠等心理與精神層面的蒼白和墮落；張文環（1909-1978）的〈閹雞〉一文及《在地上爬的人

》長篇小說，特別關懷台灣農民在「沒有做人條件」的殖民統治下度過之被虐生活，深刻地傳達了日據時期台灣民眾受壓迫、污辱的真實生活；吳濁流（1900-1976

）的《亞細亞的孤兒》，藉由故事主人翁徘徊在中、台、日三方現實關係之間的認同混淆，來突顯殖民地人民的悲哀與扭曲的心理等。當然，另一種的時代傷痕與悲情，也發生在日本軍閥日益身陷戰爭泥沼，文化活動箝制日趨激烈，以及「

皇民化」運動鬧劇愈演愈烈之際，那些受到不同理由「被迫」迎合殖民政府的理念，以文學文本充任意識形態的工具，發表在《文藝台灣》或《台灣文學》等刊物上，⁵⁷宣傳「親日」、「皇民」、「志願兵」、「東亞共榮」或「八紘一宇」政策的道路，而造成後世兩極評價的作家也類如：周金波（1920-1996）的〈水癌〉、〈

志願兵〉等文章，探討了戰爭下台灣人的靈魂出路與扭曲心理；王昶雄（1916-2000

）的〈奔流〉小說，經由知識分子間的衝突、對比，而點出了「皇民化」運動所帶給台灣民眾的精神扭曲與痛苦；陳火泉（1908-1999）的〈道〉小說，清楚地指出台灣這個苦悶島民的靈魂出口，就是利用戰爭時機重新洗牌，只有為天皇戰死、以身殉國、以血換血，才是島民唯一的「道」。

(二) 戰後階段

戰後的台灣研究，在 70 年代以前，有關撰寫日據時期被日本殖民統治經驗的「後殖民書寫」蔚為風氣，這固然受到當時的政治與文藝政策雙重壓迫下所形成之現象，但多半也是作家從自身經驗出發的結果，希望為經歷過的時代留下見

57 《文藝台灣》係「台灣文藝家協會」於 1940 年 1 月 1 日創刊的機關雜誌，由日本作家西川滿擔任主編兼發行人；《台灣文學》則是張文環自 1941 年脫離《文藝台灣》，另行成立啟文社所出版的刊物。惟以上兩刊皆於 1943 年同時廢刊，旋自 1944 年開始由日本「文學奉公會」刊行的《台灣文藝》所取代。

(20)

證，⁵⁸當然這樣的小說敘事及文學作品，同時也為初步反思日據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影響，留下相對重要的參考座標，其中較引人注目的有：⁵⁹廖清秀的〈恩仇血淚記〉一文，描述了台、日人之間摻雜著恩情與仇恨的複雜人際關係；鍾肇政的《濁流三部曲》及《台灣人三部曲》等書，前者生動地描寫了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加緊對殖民地住民壓榨迫害，住民的未來也因政治大動盪而迷惘不安，後者則從敘述 51 年的日本殖民統治，試圖重塑台灣人形象；⁶⁰李喬的

《寒夜三部曲》，活脫了日據時期台灣住民爭取民主、自由的抗日活動，以及在日本侵略戰爭中充當砲灰的苦難生涯，並以「殖民」、「苦難」與「反抗」的意涵

，定義了「台灣人」的原型。⁶¹

伴隨著解嚴而來的台灣政治開放、社會多元，加上 1992 年以來西方後殖民理論引進台灣的文化論述界之後，也對台灣文化研究的思考帶來了新的衝擊，⁶² 一股股探索台灣「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思潮湧現，也帶動新一波台灣研究

「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風潮，只是從中也不免摻雜些許對「統獨議題」、「國家認同」與「國族運動」之間的一種統獨史觀式意識形態論戰的煙硝味，例如台灣大學副教授陳昭瑛於 1995 年 4 月在《中外文學》上發表的〈論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一文，從台灣文化史的脈絡來詮釋「本土化」意涵

，用以證明中國文化與原住民文化才是台灣真正的本土文化，但卻引發了繼 70 年代「鄉土文學」之後的另一場文化論戰，⁶³此外，1999 年針對「台灣文學史」

的屬性與定位，也引起作家陳映真與政治大學教授陳芳明之間的歧見論戰。⁶⁴ 筆者姑且跳脫敏感的統獨爭議陰影，僅論及年輕一輩的台灣知識分子，包括學者、作家們在前人的基礎上，撰寫更深層、廣泛性、多面向地反思日據時期殖民影響的論文、專書，已有一個新的「飛躍」，除成果日趨多元、豐碩，也各有特點，例如台灣大學副教授吳密察的《台灣近代史研究》（1991），對日據時期有

58 彭瑞金，「歷史文學的掙扎與蛻變－拒絕在虛構、真實間擺盪的『埋冤 1947 埋冤』」，

http://www.tyhs.edu.tw/campus/tyhsj0101.htm。

59 葉石濤，前引書，頁 95。

60 鍾肇政，濁流三部曲（全 3 部）（台北：遠景出版公司，2005 年）；台灣人三部曲（全 3 部）

（台北：遠景出版公司，2005 年）。

61 李喬，寒夜三部曲（全 3 冊）（台北：遠景出版公司，1991 年）。

62 陳昭瑛，「論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台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台北：正中書局，1998 年），頁 101-167。另相關的文化論戰，參見邱貴芬，「『後殖民』的台灣演繹」，後殖民及其外（台北：麥田出版公司，2003 年），頁 263。

63 這次的論戰還廣泛涉及了「身分認同」、「民族建構」、「語言問題」、「福佬沙文」，以及「族群融合或抗爭」等問題，參見邱貴芬，「『後殖民』的台灣演繹」，頁 101-190。

64 陳建忠，「陳映真與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論爭」，

http://www4.cca.gov.tw/2001/discuss/DiscussShow.asp?Bno=2。

(21)

關「台灣民主國」成立、殖民地教育學制發展等重要課題進行了探討；⁶⁵陳芳明的《探索台灣史觀》（1992）、《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論》（1998）、《後殖民台灣：文學史論及其周邊》（2002）、《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2004

）等書，致力於殖民地台灣的歷史與文學研究，進而探討「現代性」對於台灣知識分子的心靈究屬進步或傷害等問題；⁶⁶台灣大學教授黃俊傑的《台灣意識與台灣文化》（2000），梳理了百年來「台灣意識」的流變，並用以分析戰後台灣文化變遷的方向；⁶⁷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副研究員方孝謙的《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索：

從善書到小說的敘事分析，1895-1945》（2001），述說不同「民族」位置的認同分歧，特別是日據時期庶民與知識分子之間對日本認同的兩極化；⁶⁸清華大學教授呂正惠的《殖民地的傷痕：台灣文學問題》（2002），從「文學社會學」的角度來探討台灣的現代文學；⁶⁹聯合法律事務所律師黃靜嘉的《春帆樓下晚濤急：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及其影響》（2002），除以一般殖民地理論的典型來論述台灣的殖民地屬性外，並以政治經濟學的觀點，來探究台灣殖民地化的歷程與意義；⁷⁰ 清華大學教授邱貴芬的《後殖民及其外》（2003），持續以後殖民女性主義的觀點

，探討台灣文學與文學現象；⁷¹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周婉窈的《海行兮的年代：

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論集》（2003），透過史實重建、比較研究等方式，試圖再現日據末期台灣人的集體精神面貌；⁷²文化大學教授盧建榮的《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1950-2000》（2003），以俗民文學及文化菁英的小說敘事當成分析的材料，來探討台灣存在已久的國族認同問題；⁷³交通大學教授劉紀蕙的《心的變異

：現代性的精神形式》（2004），試圖對於台灣文學與文化進行精神分析式的探討

；⁷⁴政治大學副教授黃美娥的《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2004），剖析現代性對傳統文人的政治魅惑，以及與日本官方意識共構的另類啟蒙論，以呈現出現代性在台灣，有著傳統／現代、本土／世界

65 吳密察，台灣近代史研究（台北：稻鄉出版社，2001 年）。

66 參見陳芳明，探索台灣史觀（台北：自立晚報出版社，1992 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北：麥田出版社，1998 年）；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北：麥田出版社，2002 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北：麥田出版社，2004 年）。

67 黃俊傑，台灣意識與台灣文化（台北：正中書局，2000 年）。

68 方孝謙，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台北：巨流圖書公司，2001 年）。

69 呂正惠，殖民地的傷痕：台灣文學問題（台北：人間出版社，2002 年）。

70 黃靜嘉，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及其影響（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2002 年）。

71 邱貴芬，前引書。

72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台北：允晨文化公司，2003 年）。

73 盧建榮，前引書。

74 劉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台北：麥田出版社，2004 年）。

一個幽靈，日本殖民主義的幽靈，在台灣遊蕩。

第一章 緒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