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臺灣文人魏清德 的鄭成功譯寫與歷史再現 *
王韶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 臺灣現代詩人協會編輯委員
摘要
「鄭成功」多重的身分角色與文化背景，一直是有力的論述符碼，作為 創作題材的出現亦有其歷史源流與重要性，現有研究也都呈現了這項特點。
然而，不同於以往的鄭成功書寫，日治時期臺灣文人魏清德（1886-1964）
分別在1915 年和 1930 年以《八重潮》與《被閑却之臺灣》進行翻譯，並重 新對「鄭成功」進行了譯寫與再現。這個現象一方面顯示作者個人在歷史閱 讀與翻譯上的喜好與想像。另一方面則是呈現臺灣文人在帝國語境下，對於
「過往」臺灣的詮釋與再現，以及對於殖民權力所提倡的東亞概念的回應。
本論文期能透過魏清德對「鄭成功」故事與歷史的譯寫與再現，觀察日治時 期臺灣人在帝國語境下的文化活動，以及如何對自我與他者進行觀看與詮 釋。
關鍵字：鄭成功、八重潮、被閑却之臺灣、文化譯寫、歷史再現
壹、前言
「鄭成功」在臺灣研究上一直是極具豐富性的研究議題，與鄭成功有關 的傳說故事、民間信仰、歷史考據，甚至是鄭成功在公共史學論述上的意涵 等等研究成果，1都顯示了「鄭成功」的歷史效應始終存在著，並且在不同 時空情境下發生作用。然而，以「鄭成功」為題材的著作類型極多，無論是 何種形式的創作，在內容與結局上大致上無太大的差異。
日治時期的「鄭成功」敘事亦有其時代氛圍，然而，不同於以往常見的 鄭成功書寫，日治時期臺灣文人魏清德（1886-1964）分別在 1915 年和 1930 年以《八重潮》與《被閑却之臺灣》進行翻譯中，並重新對「鄭成功」進行 了譯寫與文化再現。這兩部作品雖翻譯於不同時期，並且文類不同，也僅擷 取片段進行譯寫，卻呈現出一項共同關心的議題：荷蘭統治時期的臺灣與鄭 成功歷史的關係，而這項議題所隱含的一個更重要的目的是：對過往臺灣歷 史的解釋。
目前與日治時期鄭成功作為創作題材的相關研究，多集中於日本本土
* 本論文初稿宣讀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主辦「2014 文史與社會國際論壇：全球視野下的亞太」。感謝兩 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建議，讓本論文更臻完整。
1 與鄭成功有關的研究成果極為豐碩，從民間信仰到史學論述，都可以其作為言說對象的研究。與本論文有關的 研究，可回溯至1948 年 10 月發刊的《臺灣省通志館館刊》為代表，該刊物雖僅出版 3 期，但也重刊了魏清德 翻譯於日治時期的舊作〈荷人舊著「被閒却之臺灣」（一）∼（三）〉。其後，在1952 年 12 月的《文獻專 刊》上亦再次刊載該譯作。又如1955 年 3 月左右發刊的《臺灣文獻》也有許多以鄭氏事蹟中心的研究。唯這 些刊物上的研究議題與當時的時代氛圍有關，除了多著重在鄭氏事蹟的歷史考證，多數有帶有將鄭成功歷史導 向附和「中國國族主義」的架構。之後的研究，則較能以多元觀點論述鄭成功在歷史研究上的意義，如：江 仁傑討論鄭成功形象從民間神話到國家英雄形象塑造在不同階段的面貌見江仁傑，《解構鄭成功：英雄、神 話與形象的歷史》（臺北：三民書局，2006 年）。張隆志以公共史學論述的觀點提出鄭成功的混血身分為歷 史詮釋所帶來的多元性，見張隆志，〈國姓爺在臺南：走讀鄭成功文化節〉，《歷史臺灣》，第5 期（2013 年），頁173-185。周婉窈教授主持的「臺灣與海洋亞洲」網站及其撰寫的〈海洋之子鄭成功〉（連載），亦 為鄭成功及其歷史提出多元的詮釋。見周婉窈，〈海洋之子鄭成功〉，收入「臺灣與海洋亞洲」網站：tmantu.
wordpress.com/category/ 學術集錦 / 敘事史學：海洋之子鄭成功（2016 年 7 月 18 日點閱）
的鄭成功書寫對臺灣的影響，或是在臺日人的鄭成功書寫所顯露的殖民地想 像，主要呈現出鄭成功在權力關係（上對下）中被書寫的情況，這項情況提 醒我們，日治時期在臺日人運用鄭成功歷史所進行創作時，象徵帝國權力對 於南方殖民地臺灣的「異化」與慾望投射，2也顯示出日本帝國敘事脈絡下 的鄭成功歷史在臺灣「延續」的可能性。張文薰觀察1937 年以後，臺、日 雙方以鄭成功做為歷史小說寫作的題材，在版本類型的抄寫、互文性上所展 現出的「在地化認同」，3涉及在臺日人對鄭成功與臺灣歷史的解釋權之爭 奪。
上述研究都再次指出了「鄭成功」在歷史書寫上可提供多樣性的詮釋，
然而，除了歷史題材本身的意義，本論文也將碰觸到另一項重點，即臺灣文 人的翻譯活動。「翻譯」本身涉及了語言詞彙、寫作技法、美學風格、文化 再現、知識與權力等多面向之間的相互作用關係。以往，臺灣文學研究中多 關注在新文人的翻譯活動，近年來，臺灣文人以翻譯的方式介紹外來思潮、
摹寫西方文學等行動亦漸受到重視。有關日治時期臺灣文人的翻譯研究中，
黃美娥從現代性視角觀察臺灣文人對世界文學的閱讀、在報刊中的中介角 色、對世界文學的翻譯與摹寫等情況，呈現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吸取世界文學 並與之對話的歷史脈絡。4林以衡在博士論文中，討論臺灣文人翻譯西洋文 學作品的經驗、借鏡西洋文學技巧對創作的影響，以及透過翻譯所帶來的增
2 邱雅芳，〈荒廢美的系譜：試探佐藤春夫「女誡扇綺譚」與西川滿「赤崁記」〉，《文學與社會學術研討會：
2004 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 年，頁 137-164。
3 張文薰，〈歷史小說與在地化認同：「國姓爺」故事系譜中的西川滿〈赤崁記〉，《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4 期（2012 年），頁 105-131。
4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2004 年），頁 285-342。
廣見聞與娛樂效果。5
不過，研究者卻鮮少注意到，魏清德於1915 年 4 月發表在《漢文臺灣 愛國婦人》上的譯作〈八重潮〉，以及1930 年 11 月發表在《臺灣日日新報》
（以下簡稱《臺日報》）上的譯作〈被閑却之臺灣〉中，對於荷治時期鄭成 功事蹟的譯寫。這兩部譯作皆取材連載於《臺日報》上的作品，前者是取自 1912 年 9 月「報知新聞社」記者鹿島櫻巷的連載小說《八重潮》，後者則 是取自1930 年 6 月由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谷河梅人（號黃鳥）譯成日文的 臺灣史料《閑却されたる臺灣》。
魏清德的兩篇譯作雖取材自不同文類，並翻譯於不同時間點，但其共 同之處都是以臺灣在荷治前後與鄭成功有關的段落進行翻譯，以貼近原著語 意、譯意方式進行。特別是，魏清德在譯作中，對於原著內容的濃縮譯寫，
展現出敏銳的文字能力與翻譯功力。更重要的一點是，魏清德在譯作中自行 添加與刪改的段落，則是提示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對於日本、中國甚至 是臺灣的歷史與身分之多重詮釋，顯露了圍繞在臺灣人與日本人之間、在帝 國語境下對於臺灣歷史及定位的解釋問題。
因此，本論文所關注的重心，便是要透過臺灣文人魏清德對象徵臺灣歷 史的鄭成功之譯寫與再現來進行觀察。本論文將以魏清德的這兩篇譯作〈八 重潮〉與〈被閑却之臺灣〉為中心文本，討論在原著和譯作之間所存在的差 異與改寫問題，呈現帝國文本「鄭成功」形象的多重複寫情況。其次，由於 這兩篇譯作也共同碰觸了3 項議題，即：以中國作為工具性對比的書寫、東 亞概念的援引與再詮釋、關於臺灣身分的現身與再思考。因此，在論述過程 中，筆者將會以歷史譯寫的研究路徑出發，並著重在這3 項議題上的討論，
5 林以衡，〈東、西文化交錯下的小說生成：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東亞 西洋小說的接受、移植與再造〉
（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 年）。
期能透過聚焦在魏清德的「鄭成功」譯寫，輔以當時的時空背景之影響，呈 現日治時期臺灣文人以「鄭成功」進行譯寫與歷史詮釋的時代義涵。6
貳、從「八重的潮路」向世界出發
日文原著《八重潮》的內容是以日本為中心、向海外發展的雄心壯志，
也改寫了鄭成功父子分離的命運。而魏清德則是在譯作〈八重潮〉中接續這 項「改寫」，並加了他個人的中國觀察，而這同時也觸及了1910年代關於「東 亞」概念援引與詮釋等問題。
一、鹿島櫻巷與《八重潮》
魏清德於1915 年發表的譯作〈八重潮〉，是取自 1912 年，由日本「報 知新聞社」記者鹿島櫻巷發表在《臺日報》上的連載小說《八重潮》，共 145 回。目前有關日治時期鄭成功書寫的研究，多關注的是「愛國婦人會臺 灣支部」於1914 年 1 月出版的《國姓爺後日物語》中，收錄鹿島櫻巷所寫 的〈國姓爺後日物語〉與〈臺灣紅淚史〉兩篇作品。張文薰認為該書「如其 書名『後日物語』所示，此後國姓爺故事的敘事重點為鄭成功將主力移往臺 灣的生涯後期，以及其死後的後繼臺灣統治者之事蹟。」7然而，研究者較 鮮少注意到鹿島櫻巷在此之前所發表的《八重潮》及該小說中對於鄭成功歷 史的運用與改寫，當我們將時間回溯至其在1912 年發表的《八重潮》，可
6 要特別說明的是，本論文在指稱魏清德的漢譯時將以〈八重潮〉和〈被閑却之臺灣〉（全名為〈蘭人舊著被閑 却之臺灣 書中備述當時喪地顛末及國姓爺軍來襲〉）行之，而日文版原著則以《八重潮》和《閑却されたる 臺灣》行之。特此說明。
7 同註 3，頁 114。亦可參閱：江仁傑，《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頁 76-83。
以更加清楚看見鹿島櫻巷在描述「後日」以前，如何運用鄭成功的歷史進行 書寫系譜的編排與安置。
鹿島櫻巷（1878-1920），本名淑男，是日本「報知新聞社」記者。父 親為日本明治幕府時期著名的神道家與藏書家鹿島則文（1839-1901）。鹿 島櫻巷為家中次子，從髻童時期便具天賦，幼時曾事師日本國學者渡邊重石 丸（1837-1915），8並和與謝野鐵幹（1873-1935）、9宮崎來城（1871-1933）、10 大町桂月（1869-1925）、11阪井久良岐（1869-1945）12等日本著名的歌人、
詩人、漢學者多有往來。亦師依田學海13學習漢籍、師佐佐木信綱14學習國 文（日文），展現他深厚的學養造詣。鹿島櫻巷特別專精於國史，著述豐碩，
尤以《儒家人名辭書》廣為人知。友人尾崎秀真（1874-1949）15讚賞鹿島櫻 巷的才華在報知新聞社中無人能及，且其性格風流灑脫，頗有古隱士之風。
正岡子規（1867-1902）16亦愛其才，當子規在病中，亦屢屢引見鹿島於病榻
8 渡邊重石丸（1837-1915）。號鶯栖園隱士、捫虱庵主人。幕末時期為中津藩士、國學者、神道學者。明治初 年擔任制定新政府的神道政策，乃木希典曾師事其門下。
9 與謝野鐵幹（1873-1935）本名寬，號鐵幹。日本歌人。曾任慶應義塾大學教授、文化學院學務長。是日本著 名的明星派抒情詩人。其夫人是著名文學家與謝野晶子（1878-1942），同時也是日本歌人、作家、思想家。
10 宮崎來城（1871-1933）。本名繁吉，字子寔，號來城、柳溪。自幼事師山下桃蹊、江崎巽菴等人習漢學。
1897 年 12 月末曾來臺擔任「臺灣新報社」編輯，著作含括漢詩、小說、評論等，為「玉山吟社」成員之一。
11 大町桂月（1869-1925）。出生於日本高知縣，是近代日本的詩人、歌人與評論家。
12 阪井久良岐（1869-1945）。又作阪井久良伎，本名辨。生於日本神奈川。學生時期便以筆名石城、徒然坊，
投稿漢詩、和歌。1896 年入「報知新聞」，翌年入「日本」新聞社。1904 年創立久良岐社，並創刊川柳雜誌
《五月鯉》，該雜誌發刊至1907 年止。1914 年創刊《川柳文學》。
13 依田學海（1834-1909）。號學海、柳蔭。為日本知名漢學者、文藝評論家、小說家、劇作家。森鷗外曾事師 其下。著有《譚海》等著。
14 佐佐木信綱（1872-1963）。生於日本三重縣。日本歌人、國文學者。
15 尾崎秀真（1874-1949），字白水，號古村，日本歧阜縣人。1901 年來臺擔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兼漢文版 主筆。1922 年轉任「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纂至 1929 年。1932 年 3 月與谷河梅人共同受聘為「史 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會」委員。1935 年出版《臺灣文化史說》。其子尾崎秀樹（1928-1999）為知名文藝評 論家。
16 正岡子規（1867-1902）。原名常規。為日本俳人、歌人與國語學研究者。有俳句、短歌、新體討、小說、評論、
隨筆等多方面的創作，對日本近代文學影響極大，是明治時期的代表文學家之一。因患結核病殁。
前，並書予「徒然，病中折荊」（原文：徒然や病床につくしの袴取る）之 句。1918 年，鹿島櫻巷同樣因患肺病而辭去新聞工作，於 1920 年過世，尾 崎秀真便曾著文對鹿島之病逝表示婉惜。17
鹿島櫻巷的文學創作多偏向通俗類歷史小說，除1912 年 9 月 15 日起在
《臺日報》上連載日文小說《八重潮》之外，後亦陸續於該報發表《首梱》、
《三人女賊》、《天狗嵐》、《比翼塚燈臺》、《暗い影》等長篇小說。18 其他尚有如：1917 年出版的《梨園情話》、《維新秘録義賊團》等小說。
1912 年在《臺日報》上連載的《八重潮》也屬歷史通俗小說文類，小 說名稱的意義可由小說中關於「八重潮」的解釋得之，「八重潮」一詞指的 是「廣大的海洋」（八重の潮路），內容是以日本在鎖國之後、重新前往海 外發展為主題的長篇歷史小說。文本時序是以日本寬永年間（1624-1643）
為中心加以回溯與編排，故事背景是以「筑前浪人濱田彌兵衛」從暹羅帶回 國書、與長崎船主「末次平藏」會面之後，所展開一連串以日本海外發展為 中心的歷史敘事。
鹿島櫻巷以日本從鎖國之後，日本人從海外返國所開啟的敘事，作為故 事情節的基礎，地點跨越南洋諸島（呂宋、暹羅、菲律賓等）、中國、臺灣、
日本等地。因此，許多篇幅著重在描寫海外發展的謀略、海洋光景、海戰場 面、與荷蘭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等等，並加入住在暹羅的日本人、鄭成功 歷史作為素材。薛建蓉在討論魏清德翻譯鹿島櫻巷的《八重潮》時，說明濱 田兵衛事蹟的運用，「是日本與臺灣的一個重要連結，其不僅可以見到日本
17 〈新小說揭載〉、〈附記〉，《臺灣日日新報》，1920 年 12 月 9 日，版 3。
18 鹿島櫻巷連載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小說有：《首梱 一∼一○八》：1913 年 5 月 20 日∼ 1914 年 1 月 1 日）；
《三人女賊 一∼八十》：1914 年 2 月 19 日∼ 1914 年 5 月 13 日；《天狗嵐 一∼一五四》：1915 年 9 月 20 日∼ 1916 年 3 月 2 日；《比翼塚燈臺 一∼二二六》：1917 年 10 月 2 日∼ 1918 年 5 月 22 日；《暗い影 一∼一九二》：1920 年 12 月 9 日∼ 1921 年 6 月 20 日。
人捍衛自己權益的英勇，也可以讓讀者對日本歷史與日人性格有進一步的認 識，甚至從小說內容參與了日本德川時期征戰歷程。」同時，也提出「濱田 事件與鄭成功來臺相隔20 幾年，因此鹿島櫻巷的小說，有部分史實發生的 時間為虛構。」19不過，經筆者比對原文，小說中雖然一直強調鄭成功的「國 姓爺」身分、明朝與清朝的對抗、臺灣與支那等關鍵性人物、事件、地點，
但小說並未提到鄭成功來到臺灣的事蹟，而是著重於突顯鄭成功與日本血緣 的親近性、鄭成功等明朝勇士與日本武士的友好往來等，小說中的鄭成功當 時尚未到臺灣，而是鄭氏父子剛離開被滿清政權取代的土地（中國），以思 明州（廈門）為重心，20鄭成功尚未到臺灣與當時的荷蘭軍隊對戰（荷治時 期為1624-1662 年），若從日本歷史來看，指的應是鄭成功與德川幕府密切 往來的那段期間，約在1630 至 1660 年左右。有關於魏清德增寫的部分留待 下一部分討論。
從小說來看，在第1 回中就出現了臺灣、支那等名詞，21但通篇主要是 以日本開港以後向海外圖南作為背景，以濱田彌兵衛、末次平藏為首的日本
「豪傑」向海外發展為敘述重心，鹿島櫻巷自百十二回開始，22加入鄭成功、
陳友郎等與中國有關故事，既呈現鄭成功的「支那」身分，也強調他的「日 本」血緣，當鄭成功從父親之土「支那」出走後，與象徵母親之血的日本往 來、合作，突顯出鄭成功與日本的親近性與日本的重要性。同時，更值得注 意的一點是，鹿島將原本已為人知的鄭氏父子生離後、各事其主（明與清）
19 薛建蓉，《重寫的「詭」跡──日治時期臺灣報章雜誌的漢文歷史小說》（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5 年），
頁224。
20 比如：鹿島櫻巷，〈百十九回 胡虜の譎詐〉，《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1 月 24 日，版 1；〈百二十二回 安平落城〉，《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1 月 27 日，版 1。
21 鹿島櫻巷，〈一回 海賊襲來〉，《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9 月 5 日，版 1。
22 與鄭成功有關的敘述約至百四十三回止。詳請參：鹿島櫻巷，〈八重潮 百十二回豪骨埋處の跡〉∼〈八重潮 百四十三回 湄南の河上〉，《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1 月 17 日∼ 1913 年 2 月 18 日。
的「歷史」，改寫成鄭氏父子在分離之後，鄭芝龍受日人幫助、父子再相見 等情節。23這樣的改寫，不僅與現有的鄭功成研究不同，臺灣文人魏清德更 是在漢譯此段落後，自行加入了大量與中國人物、歷史有關的敘事，形成有 趣的歷史「譯 異寫」與想像。
《八重潮》的故事最末進入鄭成功軍隊與以濱田小左衛門為首的日本軍 隊，彼此相互幫助在暹羅的日本人（「山田長政」及其子「阿伊牟」，建「六 昆城」）對抗「暹羅大王」（建「逸比留城」），當鄭成功與濱田小左衛門 在與敵方陷入苦戰、幾近潰敗之際，因日本本國大批援軍到來始勝，而日本 人「阿伊牟」成為暹羅的新王，八重潮的故事就在「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 音、八重潮路的梵音」中結束。而這部由鹿島櫻巷以日本為主向海外發展所 開啟的敘事，以及對鄭成功父子命運所改寫的小說，在魏清德所譯寫的〈八 重潮〉中又有什麼樣的發展呢？以下，將關注魏清德如何以中國作為工具性 觀察的書寫，以及東亞概念的援引與再詮釋來進行討論。
二、魏清德〈八重潮〉的鄭成功敘事與東亞續寫
有關日治時期臺灣的東亞概念的出現，現有研究多關注在1937 年以後 的「大東亞共榮圈」，研究者鮮少關注臺灣文人在1910 年代已接收到由日 本所傳播的東亞觀點，並融入小說翻譯與書寫的情況。筆者在此想再加入
「以東亞作為發言媒介」的思考路徑，作為討論臺灣文人魏清德在1910 年 這股東亞風潮下，運用東亞來連結、傳達或譯 異寫了哪些概念？如果說日 文原著《八重潮》的作者鹿島櫻巷改寫了鄭氏父子分離後再相會的歷史事 實，那麼，魏清德的譯寫之舉所顯示的重要性便不只在於文本的翻譯，而是 其如何將原著限定於日本自鎖國開港通商後、往海上開拓的日本敘事，接續
23 鹿島櫻巷，〈百三十三回 父子の對面〉，《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2 月 7 日，版 1。
在自己的東亞想像上。
有關於日本對「東亞」內涵的描繪及自身在「東亞」中的定位有時間點 上的變化，薛建蓉在討論漢文歷史小說時，提出「最早『東亞』的概念，與 日本的亞洲主義有關」，並歸納出1920 年代以前東亞概念的 3 大特質：一 是地域的概念，二是建構在同文（漢文）同種的基礎下，三是結合東亞各國 勢力以對抗西方侵略。24關於魏清德對於東亞想像的「續寫」及可能的「用 意」，可以從他對於鄭成功與中國敘事的運用來進行觀察。魏清德依鹿島櫻 巷的《八重潮》（1912）為文本，自原著的第 100 回開始翻譯，漢譯後的〈八 重潮〉於1915 年 1 月連載在《漢文臺灣愛國婦人》。25原著自百十二回開始 加入了鄭成功、陳友郎等人物以及與中國有關的故事，26並使鄭氏父子再相 見。27魏清德選擇自第100 回開始翻譯的用意應該在此。28雖然鄭成功是重 要的人物角色，不過，譯作與原著卻都共同呈現了以濱田彌兵衛等日本人為 中心人物的重要性，兩位作家雖皆以濱田彌兵衛等人進行書寫，卻各有不同 的目的：這批日本人對鹿島櫻巷而言是實踐了日本向海外圖南的日本勇士，
對魏清德而言則是代表著串聯日支親善的功能與角色，可以透過這些日本人
24 薛建蓉，〈烽火下的理想家國造象：從謝雪漁戰爭小說看東亞論下理想家國形塑及其認同問題探討〉，《臺 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4 期（2012 年），頁 39-78。亦可參氏著：《重寫的「詭」跡 日治時期臺灣報章 雜誌的漢文歷史小說》，頁76-91。
25 魏清德譯，〈八重潮 第三章（上之一∼下之下）〉，《漢文臺灣愛國婦人》，第 74 號（1915 年）∼第 82 號（1915 年）。
26 與鄭成功有關的敘述約至百四十三回止。詳請參：鹿島櫻巷，〈八重潮 第百十二回豪骨埋處の跡〉∼〈八重 潮第百四十三回 湄南の河上〉，《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1 月 17 日∼ 1913 年 2 月 18 日。
27 鹿島櫻巷，〈百三十三回 父子の對面〉，《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2 月 7 日，版 1。
28 同時，我們也必須了解，魏清德選擇這些文本進行翻譯的考量，有可能受限於雜誌篇幅，或是此類題材在臺 灣閱讀市場的接受度，這與日治時期臺灣人的閱讀經驗和圖書流通有關，所以，以鄭成功進行翻譯，不全然 直接與政治意識或是書寫權力的爭奪有關。也因此，本論文的研究目的除了討論魏清德撰擇這些本文之後，
對於鄭成功及其所延伸的臺灣歷史進行了哪些詮釋，目的也在用以觀察這類無明確政治主張的臺灣人，對於 臺灣歷史身分與文化身分的譯 異寫所延伸出的無意識政治思考。關於這一點的思考，感謝匿名審查人的細 心提醒。
與鄭成功的相遇去訴說更多（隱而未顯的）「故事」。
在魏清德所譯寫的文本中，鄭芝龍出現後，有極長的篇幅都在描寫鄭氏 父子與中國。29從一開頭的故事來看，由於日人「山田德兵衛」在載滿支那、
臺灣土人等人的奴隸船上治退海魔，向荷蘭船長爭取到解放船上奴隸後，這 些人始脫奴隸之命運，這些人「若輩多係有明亡命勇士。不肯臣事犬羊韃靼 異旅者。一行又感德兵衛救命之恩。爭願隸屬麾下。效致死力。」30這段描 述呈現了兩個問題：一是明朝與清朝的異族關係，二是日人與明朝勇士之間 的親善關係。對於前項問題，魏清德透過穿插對東亞歷史政局的描述，偷渡 其對中國「現狀」的看法。
看官爾看自古及今。世無恆治之國。物極必衰。衰極又反。當 夫支那有宋一代積弱。遼金跳梁。蒙古韃靼民族。起於東亞一大山 脈亞爾泰山之麓。其民以牧畜為業（按：原文誤植為「其民以牧畜 為牧畜為業」）。逐水草。天幕轉移。其俗不築城郭。不設都府。
不解文字。不有書契。幼時即練習武藝。跨駿馬。執強弓。馳逐飛 禽野獸。性好刼掠殺伐。有大英雄鐵木真出。叱吒亞歐二洲。鐵騎 所向。靡不齎粉。於是自滿洲之野。轉攻土耳其。入西部亞細亞。31
在這段文字裡，魏清德試圖從過往由鐵木真所開創出叱吒亞歐二洲的歷 史，對比昔日的支那，並連結「東亞」、「亞歐二洲」的概念，呼應當時的
29 魏清德譯，〈八重潮 第三章（上之三）〉∼〈八重潮 第三章（下之二）〉，《漢文臺灣愛國婦人》，第 76 號（1915 年）∼第 81 號（1915 年）。
30 魏清德譯，〈八重潮 第三章（上之一）〉，《漢文臺灣愛國婦人》，第 74 號（1915 年），頁 36-37。鹿島 櫻巷，〈百四回 奇怪の海魔〉，《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1 月 9 日。
31 魏清德譯，〈八重潮 第三章（上之三）〉，《漢文臺灣愛國婦人》，第 76 號（1915 年 3 月），頁 42。
東亞論述，呈現魏清德不是只停留在史籍上的支那認識，而是帶有以現代社 會的世界觀點去看待這項歷史。這項思考方式也可以由魏清德在1910 年 12 月的南清之旅作為觀察，他在該此的行旅中便實地感受到中國在政治、社 會、國際地方等方面皆存在著急迫善的問題。32固然他的批判性觀察可能被 視為站在殖民者的一方，但他對於中國的看法卻不是空想式的批判，他試圖 將「過往的」中國與「最近」「文弱的」中國相比，看似對中國的負面批判 裡，所顯示的卻是文字背後對中國能夠進步的期望。他甚至將「最近」（小 說連載的1915 年間）的中國與 17 世紀鄭成功時期的中國並置比較，呈現的 是魏清德對「最近中國」的觀察，以及他一向反對君主專制以及崇尚文武兼 備等態度。
嗟夫！支那最近文弱之稱。出於專制君主政策。實則志士仁 人。何嘗輕武。漢唐之世。桓々將軍。矯々虎臣。非不官威於異域 也。彼一木欲支明室將傾之大厦。如成功以下。其將士類羣拔萃。
非如朝廷所素養。專事弄文數墨。儒弱之迂儒也。33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從臺灣日日新報社在1911 年所舉辦的南清遊覽 中看見關於東亞的宣傳。報社便認為該次遊覽是為了「日清關係。此後宜和 睦邦交。以維東亞大局。」34當時報導更記載魏清德擔任了翻譯的工作，由 於魏「和漢兩文均精通。故所譯者。極為詳細明瞭。而其旨趣又能切合局。
32 潤菴生，〈南清遊覽紀錄（一）〉∼〈南清遊覽紀錄（廿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1 月 15 日∼1911 年 2 月 22 日。潤菴生，〈旅閩雜感（其一）〉∼〈旅閩雜感（廿八）〉，《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1924 年 1 月 29 日∼ 1924] 年 3 月 22 日。
33 魏清德譯，〈八重潮 第三章（中之一）〉，《漢文臺灣愛國婦人》，第 77 號（1915 年），頁 42。
34 〈到處歡迎〉，《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1 月 20 日，版 3。
是以在與會百餘氏。無不拍手至無量數。聲振堂壁。」35這段文字揭示了魏 清德的翻譯功力，也佐證了時任該報社記者的魏清德應當也接收到當時由日 本傳入臺灣有關東亞的資訊。
也因此，關於第2 項日支親善的問題，可以從鄭氏父子與日人往來互動 作為觀察。在原著和譯作的最末，只片段描寫鄭芝龍被囚禁在「臺州」（中 之二），故事最後，鄭氏父子幫忙了日本人一起在暹羅擊退敵人。唯兩者不 同之處在於，原著中的鄭氏父子與日人分別後返回「思明州」（廈門），譯 作中的鄭氏父子不僅未交待去處，反而添加了多位中國人物的描寫，如：藍 天蔚、藍天定、張彪、薛旺、何斌，甚至是郭必昌、郭乃顯父子的事蹟。以 郭氏父子為例，原著只寫芝龍遭「苾昌」所害而被囚禁，36相較於「苾昌」
（郭必昌）的險惡，魏清德增寫了其子郭乃顯幫助芝龍越獄的義行：「此人 生成。素有義俠。與父大異。最愛結交的是英雄好漢。時常偷饋酒食。饗應 芝龍。勸芝龍候機破獄。重興明室。芝龍驚異。明問履歷。始知為仇人郭必 昌之子。」37在魏清德的譯作中，乃顯在幫助芝龍逃獄後，在打鬥中被日人 殺害，爾後，鄭芝龍在日人的協助下與鄭成功相見。38
在小說最後，魏清德使用「八重潮諸壯士」指稱這批往海洋開拓的戰 士，這些戰士不只是鹿島櫻巷所針對的日本人（八重潮の勇士），在魏清德 譯 異寫的敘事下，更包含了參與其中的支那勇士（鄭成功等人）。而無論 是在原著或譯作之中，鄭成功敘事都是作為描繪日本在南洋擴張的勢力，不 同之處在於，鄭成功的敘事對鹿島櫻巷而言是日本往南洋中的一段過程，但
35 同上註。
36 鹿島櫻巷，〈百二十五回 短檠燭暗し〉，《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1 月 30 日，版 1。
37 魏清德譯，〈八重潮 第三章（中之二）〉，《漢文臺灣愛國婦人》，第 78 號（1915 年），頁 39。
38 鹿島櫻巷，〈百三十三回 父子の對面〉，《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2 月 7 日），版 1；魏清德譯，〈第三章（中 之三）〉，《漢文臺灣愛國婦人》，第79 號（1915 年），頁 37。
對魏清德而言，卻是有意以鄭成功作為媒介，使中國能與日本平行對話。雖 然小說中是因為有濱田彌兵衛等日人的協助，鄭氏父子始能相見、參與日本 的「海外圖南」活動、回到「思明州」，但魏清德也透過這些描述間接偷渡 了他的中國觀察，並進一步以「同文同種」的方式包覆以中國文明發言的合 理性。在小說最末，魏清德增寫了一段篇幅頗長的描述，但卻有趣的段落，
因含蓋面豐富茲引述如下：
然因是暹羅一帶，日本人、支那人勢力扶殖。至今堅牢隱然有 不可侮之勢。未嘗非先先哲艱難締造。冒險之功勳也。…（略）…。
日支志士之在暹羅者。恒聯絡一帶南洋僑居之民。倡大東亞主義。
憤慨西力東潮。白人橫行於世界也。白人有云。我人種發明蒸氣。
發明輪船。發明羅針盤。彈藥及印刷術等。蒸氣輪船。用以蹴萬頃 之洪濤而不驚。羅針盤用以越萬里之大海而不迷也。微彈藥則少收 之冒險者。何以威壓土人。而使之恐懼聽命乎。微印刷術。則多數 之有志者。何以易得報告。而使之先後競起乎。…（略）…。39
這段文字提到了幾個層面：一是日支合作親善關係，由於日支合作始能 在暹羅立下「堅牢不可侮之勢」，聯絡南洋僑民、倡大東亞主義。二是西方 與東方的對抗，魏清德將白人對「我人種」的發明之批評，重新予以肯定。
三是對來自西方對「我人種」的論述，在此論述下，提供魏清德在日、支是 同文同種的基礎，進行以中國文明發言的正當性。四是在東方與西方之間所 形成的世界的概念，形成因擁有文明的發明，更勇於向外冒險的精神。因此，
漢譯版小說結尾所書寫的這個段落，不僅顯示了魏清德多元的「東亞」想像，
39 魏清德譯，〈八重潮 第三章（下之下）〉，《漢文臺灣愛國婦人》，第 82 號（1915 年），頁 34。
也顯示了魏清德將中國安置 隱身在日本的東亞架構下，用中國的文化為中 國發聲，尋求的是中國得以與日本並行前進的位置。
最後，無論鄭成功與中國的敘事，或是東亞想像，在這些書寫還有一項 讓人無法忽視的是臺灣身分的存在。相對於魏清德與鹿島櫻巷對日、支關係 的注目，在兩篇著作之中，「臺灣」身分也悄然現身。無論是原著或譯作皆 未（刻意）描寫臺灣，不過卻也透露了些許差異：在日文原著中，著重的是 以鄭成功為中心的中國形象與作為陪襯角色的臺灣。在漢譯本中，臺灣作為 陪襯的角色更為減少，中國敘事卻增強了。魏清德依著原著中濱田彌兵衛等 人荷蘭船艦對戰的景況，翻譯了許多與海洋有關的描寫，然而此際的「臺灣」
卻不是以被注視者的姿態出現。無論原著或譯作中的臺灣，多數出現在作為 地理方位的指涉對象（海洋位置上的臺灣航路，或是作為囚禁鄭芝龍之異域
「臺州」，或是日本往南洋諸島征伐時用以與其他國家勢力擴張範圍的比較 基礎（特別是與荷蘭的比較），甚或是魏清德自行加入臺灣有鮎魚稱為「國 姓魚」的說明作為連結臺灣與鄭成功的歷史淵源，除此之外，兩位作者皆未 直接描寫當時的這群日本人、支那人、荷蘭人是否確實登上過臺灣。儘管此 時的臺灣身分並非不存在，但卻非常模糊，彷彿不受關注。然而，這項書寫 也提醒了我們，日治前期（1895-1915）臺灣人以臺灣作為自我認識主體的 過程，可能不是一開始就存在，而是不斷透過對他者的觀看、與自我的對話 而逐漸出現。
透過上述的討論可以得知的是，1910 年代臺灣文人魏清德的東亞想像 與歷史續寫，以鄭成功作為媒介取得發言位置，並企圖在日本的東亞概念下 安置 隱身中國的位置，用中國的文化為中國發聲，尋求中國得以與日本並 行發言的位置。在許多由魏清德自行增寫的段落中，也顯示了他對中國歷史 與當時現況的了解與觀察。而上述是1915 年由魏清德對於鄭成功的譯寫、
對東亞的續寫，以及1910 年代日本對海外雄飛的營造，以下，將進一步觀 看1930 年的臺灣如何在帝國權力所打造的文化氛圍中發聲，魏清德又譯寫 出了何種樣貌的鄭成功、東亞與臺灣。
參、被誰閑却的臺灣？以鄭成功之名向世界發聲
魏清德在1930 年 10 月發表的譯作〈被閑却之臺灣〉，是取材自谷河梅 人於同年（1930）6 月連載於《臺日報》的《閑されたる臺灣》。魏清德僅 以荷治時期鄭成功事蹟的段落進行，譯作和原著之間的差異，顯露的是臺灣 人與日本人雙方在帝國語境下進行著對臺灣歷史與定位的各自解釋。
一、谷河梅人與《閑されたる臺灣》
1930 年 6 月１日起在《臺日報》上，連載近 300 年前、與荷治時期臺 灣歷史有關的史料《閑されたる臺灣》。這部臺灣史料原為荷蘭文，寫於 1675 年，名為 ’t Verwaerloosde Formosa （英文為：Neglected Formosa）。
作者C.E.S.，漢譯為揆一或古易得（フレデリツク．コイエツト、Frederick Coyett），目前臺灣亦有《荷據下的福爾摩莎》、《被遺誤的臺灣》40等數 種譯本。日治時期該書主要有兩種英譯本，兩種日譯本。英譯本方面，一是 1903 年英國傳教士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1841-1921）將此書英譯、收 錄於《荷蘭統治下的臺灣》（和蘭治下の臺灣）。二是1922 至 1924 年間，
臺灣總督府委託荷蘭人蘭八哈（ラムバツハ，Pierre Martin Lambach）譯成
40 Frederick Coyett 著，甘為霖（Rev. William Campbell）英譯，李雄揮漢譯，《荷據下的福爾摩莎》（臺北：前 衛，2003 年）；Frederick Coyett 著，甘為霖（Rev. William Campbell）英譯，林野文漢譯，《被遺誤的臺灣：
荷鄭臺江決戰始末記》（臺北：前衛，2011 年）。
英文，但未出版。41而日譯本之一便是由臺灣日日新報社委託該社主筆谷河 梅人翻譯的日譯版，該版是依此甘為霖的英譯本，截取與鄭成功有關的段 落，再加上以Lambach 的英譯本為底本進行日譯，並在 1930（昭和 5）年 6 月1 日（第 10821 號，1 版）起連載於《臺日報》上，止於同年 8 月 22 日（第 10903 號，1 版），共 70 回，後由該報社集結出版。42而另1 本日譯本是由 平山勳以甘為霖的英譯本，日譯為《等閑に附せられたるフオルモサ》，並 參照荷蘭文原著所編著而成。43
日譯本的作者谷河梅人（1874- ？），號黃鳥、谷河黃鳥生，生於日本 盛岡市。1897（明治 30）年 12 月自慶應義塾大學部文科畢業後，擔任宇都 宮中學教師，後又任水戶中學教師。曾在陸實（1857-1907）44領導的「日本 新聞社」任職。1921 年 9 月入臺灣日日新報社擔任編輯員，45有多次被派往 英、美等西方國家採訪報導的經驗。461930 年 12 月受「臺灣史蹟名勝天然 記念物調查委員會」委託，與尾崎秀真、連雅堂等人共同擔任民間委員代 表。47
41 谷河黃鳥生，〈閑却されたる臺灣（二）〉，《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6 月 3 日，夕刊版 1；許雪姬，〈導讀〉，
《被遺誤的臺灣：荷鄭臺江決戰始末記》（臺北：前衛，2011 年），頁 7。但在魏清德譯序中寫 1925 年由臺 灣總督府囑託英譯。
42 谷河黃鳥生，〈閑却されたる臺灣（一∼七○）〉，《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6 月 1 日∼ 1930 年 8 月 22 日，
版1。Frederick Coyett（和蘭臺灣太守コイエツト）原著，谷河梅人譯編，《閑却されたる臺灣》（臺北：臺 灣日日新報社，1930 年）。
43 平山勳，《等閑に附せられたるフオルモサ》，臺灣社會經濟史全集第八分冊（臺北：臺灣經濟史學會，
1934 年）。
44 陸實（1857-1907），原姓中田，名實，號羯南。1888 年受谷干城（1837-1911）等人的援助，創刊《東京電報》，
翌年改名《日本》，擔任社長兼主筆至1906 年，期間貫徹國民主義。著有《近時政論考》、《原政及國際論》
等書。
45 〈人事〉，《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9 月 30 日，版 2。
46 〈本社の新計畫〉，《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5 月 1 日，版 2。〈派員赴歐美〉，《臺灣日日新報》，
1924 年 5 月 2 日，漢文欄版 6。
47 該委員會的官方代表以村上直次郎為共 12 人，民間代表有谷河梅人、尾崎秀真、稻垣騎兵衛（該報記載為「稻 垣騎兵衛」，又有一說為「稻垣孫兵衛」）、小林準、連雅堂等5 人。〈史蹟調查委員會民間五氏去二日囑託〉，
《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12 月 5 日，漢文欄版 4。
《閑されたる臺灣》的出版，由時任臺北帝國大學總長幣原坦（1870- 1953）48題字，由村上直次郎（1868-1966）、49山中樵（1882-1947）、50河 村徹（1884- ？）513 人撰寫序文。日譯本只譯了甘為霖英譯本的第 3 篇「支 那人的臺灣征服」（支那人の臺灣征服），著重在荷蘭東印度會社所建的熱 蘭遮城（ゼーランヂヤ城，Zeelandia），因東印度會社閑却臺灣致使臺灣被 國姓爺所奪取這些事情上的翻譯。該書的前半部記載爭奪熱蘭遮城當時的海 陸大戰。52同時，該書連載、出版後，於同年（1930）10 月 25 日由臺灣日 日新報社出版發行。同月26 日，臺灣總督府在臺南南門國小舉行「臺灣文 化300 年記念會」開幕式，期間並分史料展、產業展、教育展、衛生展 4 類，
展開與臺灣文化有關的演講與展覽會等活動。53相關新聞報導也記載該書是 探究臺灣文化的好材料，臺灣文化300 年記念會也購入作為贈予參與開幕式 約400 名的來賓。報導中並介紹該書是由荷蘭（和蘭）治臺時期的臺灣太守 揆一所寫，因內容使用了大量的公文資料而顯珍貴。
從上述的翻譯連載、出版以及相關紀念活動的舉行，可以得知《閑され たる臺灣》本身不只是單純的在了解臺灣過往的歷史，而是帶有強化殖民者
（日本）訴說被殖民者（臺灣）歷史的正當性，而我們可以從村上直次郎等
48 幣原坦（1870-1953），曾任臺北帝國大學總長、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臺北帝大名譽教授等職。
49 村上直次郎（1868-1966），1896 年受拓殖務省之聘來臺，從事臺灣史的調查研究。1928 年成立臺北帝國大學，
擔任文政學部史學科教授。1929 年至 1932 年擔任文政學部長。1935 年辭臺北帝大教職，返回日本。
50 山中樵（1882-1947），曾任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長、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調查會委員、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囑 託等職。《閑却されたる臺灣》與新聞記載中皆記為「山中礁」。《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1934 年），頁 174。
51 河村徹（1884- ？），曾任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臺灣日日新報社長、臺北州協議會員等職。參見《臺灣人士 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 年），頁 28-29。
52 〈谷河主筆譯「閑却された臺灣」本社より出版〉，《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10 月 27 日，版 2。
53 〈文化三百年記念 各種展覽會狀況〉，《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10 月 25 日，夕刊版漢文欄。〈文化 三百年 二十六日開會式 在臺南々門小學校舉行〉，《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10 月 28 日，夕刊版 4。〈臺 日漫画〉，《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11 月 3 日第，夕刊版 4。
人所寫的序文看見這種「正當性」的出現。首先是展現在對於荷蘭與鄭成功 的交涉、對戰狀況的「說明」，突顯荷蘭（異己）的負面形象，尤其，以鄭 成功作為開啟對於臺灣歷史的討論，形成了連結臺、日之間親近性的媒介，
其所顯示的不在於鄭成功與日本的血緣關係，而是鄭成功在臺灣人情感上的 有效性。
其次是，為何需要翻譯這本著作的理由與目的。在理由上，共同指向了 研究荷蘭時期臺灣史料與臺灣史研究者的缺乏。村上直次郎認為有必要說明 荷蘭援軍到臺後，為何未對鄭軍進行抵抗之緣由，該書可作為臺灣史研究者 的珍貴史料。山中樵認為由該書可見臺灣當時的土俗一斑、統治狀況、東印 度會社的實際情況等面向，加上有關荷治時期臺灣的情況，在中國史籍中極 為缺乏，以往深入研究該時代的研究者亦少，因此該書可作為敘述當時臺灣 的情況最有力的史料。河村徹則認為需要說明「荷蘭的臺灣」變成「鄭成功 的臺灣」之原委，但因從來正確的史料全部堙滅，而該書引用政廳公文書作 為論 證，可作為研究荷治時期臺灣情況最好的文獻。54
透過理由的陳述，可以看見出版的目的被設定為研究臺灣島史、臺灣 文化、鄉土研究的史料。然而，這項目的背後所顯示出更關鍵的重點是：由 誰來寫。由於中國缺乏史籍、研究者亦少的理由，因此有必要由日本人來進 行史料的蒐集與補充、為臺灣歷史進行發言。再者，作為日本「鄉土」之一 的臺灣，更有必要由日人為臺灣進行史料編纂與史蹟名勝的調查。更重要的 是，日本人藉由觀看與評價異己（荷蘭人）過往治臺的缺失，展示殖民者日 本對於殖民地臺灣的發言權，突顯「自改隸以來。於茲三十有六年。當初四 域騷然民眾不安。窮於布化。施理之途。其後幸撫有勸化得宜。今也。異常
54 詳請參：村上直次郎、山中礁、河村徹所作之序，收錄在コイエツト著，谷河梅人譯，《被閑却之臺灣》（臺 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0 年）。
發達。全島平和。」之景況。55
同時，關於鄭成功歷史的譯寫問題，可再分別與1912 年和 1914 年、由 鹿島櫻巷所寫的《八重潮》和《國姓爺後日物語》兩本小說來進行對話，亦 可延伸至日本對鄭成功與臺灣歷史解釋的情況。張文薰曾著文提出鄭成功書 寫在1940 年代出現多種版本，更指出日本在江戶時期以國姓爺為題材的書 寫中，「臺灣」時代的鄭成功事蹟從未成為重心。1874 年的「征臺之役」（牡 丹社事件）至1894 年清日甲午戰爭，使在「『國性爺和唐內』時期中從未 被提及的『臺灣』以『奪下』與『回歸』的兩種模式，進入日本近代的國性 爺書寫脈絡中。」56同時更指出了「鄭成功」作為建立在臺日人「在地認同」
的策略性書寫，從明治時期日本到1937 年臺灣的變化歷程，特別是其中所 顯現的由弱而強的「臺灣」問題，以及交混在「中國 臺灣 日本」之 間的複雜關係。
在這一部分中，我們可以看見殖民者站立在發聲的位置，對「過往的臺 灣」進行言說與建構，對「現在的臺灣」宣示（歷史）解釋權。亦即透過訴 說臺灣的歷史與文化，反身確立了發言者的位置與立場，透過書寫臺灣，為 臺灣過往的歷史與當下的身分進行定義，突顯並強化了日本的地位與權力。
以下，將進一步以魏清德漢譯的〈被閑却之臺灣〉來觀察，臺灣人如何解讀 殖民者翻譯的臺灣歷史，又在此中「閑却」了哪些歷史。
55 〈文化三百年 二十六日開會式 在臺南々門小學校舉行〉，《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10 月 28 日），夕 刊版4。
56 張文薰，〈歷史小說與在地化認同：「國姓爺」故事系譜中的西川滿〈赤崁記〉〉，《臺灣文學研究學報》，
第14 期（2012 年），頁 112-113、122-123。
日治時期有「國姓爺」和「國性爺」的兩種用法，很有可能「姓」誤為「性」，如鹿島櫻巷的小說中便兩者混用，
請參閱氏著：〈八重潮 百十二回 豪骨埋處の跡〉，《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1 月 17 日），版 1。〈八 重潮百十三回大明の勇士〉，《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1 月 18 日），版 1。〈八重潮 百十五回 日本相 傳の力〉，《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1 月 19 日），版 1。
二、魏清德〈被閑却之臺灣〉的臺灣歷史書寫與再現
魏清德在〈被閑却之臺灣〉這篇譯作裡，同樣採用節取的方式進行翻譯。
日譯本在1930 年 8 月 22 日連載完後，魏清德在於同年 10 月 24 日開始發表 漢譯本，止於1931 年 1 月 11 日，共 41 回。57此際，魏清德再次與殖民者同 步對荷治時期的臺灣史進行翻譯，彷彿透露了有意參與臺灣總督府對「過往 臺灣」的詮釋與再現的。雖然，目前從筆者蒐集到的資料中，無法得知魏清 德翻譯該書的動機，不過，卻可以從漢譯本與日譯本之間的差異、截取譯寫 的段落內容、語言名詞的使用等面向，來窺探魏清德譯寫出的言外之意。
承如上一個段落中對谷河梅人及其所日譯的《閑却されたる臺灣》一書 之討論，該書出版後，隨即成立「臺灣文化300 年記念會」，並舉行相關紀 念活動，相關報導也讚賞該書是研究臺灣歷史、臺灣文化的最好材料。那麼，
在這種文化氛圍下的臺灣文化與臺灣歷史是什麼？為什麼需要被研究與出 版？首先，可以從文本發言者的視角來進行觀察。荷治時期的臺灣形象，一 開始便是由臺灣原住民的風俗習慣與自然風土被開啟。日譯本的首段，先是 以日本人的角度說明翻譯此書的理由、鄭成功奪取臺灣之前與日本的關係，
其次才進入有關臺灣原住的翻譯。同時，日譯本中大量翻譯了對支貿易、滿 清政體與軍隊等等的敘述。有時，谷河梅人也會現身在內文對中進行「說明」
（如1 ∼ 4、21 等段落），特別是，在翻譯荷蘭人的治臺方式時，經常會流 露出一種帶有評價與說明的觀看方式。
不同於谷河梅人譯法，魏清德在一開始是以臺灣原住民的段落進行漢 譯，雖然也翻譯了鄭成功來臺、與荷蘭人對戰的歷史，但是，並未譯出鄭氏
57 潤，〈蘭人舊著被閑却之臺灣 書中備述當時喪地顚末及國姓爺軍來襲（1 ∼ 41）〉，《臺灣日日新報》，
1930 年 10 月 24 日∼ 1931 年 1 月 11 日。
父子與日本幕府時期的往來，也未翻譯日譯本中許多與中國負面形象有關的 段落，而是專注在臺灣風土、原住民與社會狀況、荷蘭人好猜忌、鄭成功軍 隊即將來襲，以及鄭成功如何智取臺灣等篇章進行翻譯，彷彿有意忽略書中 的日支關係與日治當下的日支問題，這一點與〈八重潮〉中關注日支關係的 情況已有不同。
無論日譯本或漢譯本，有關原住民的描寫僅佔全篇的四分之一，不過，
而這種觀看除了反映著書中的觀看，也反映出譯者所選擇的觀看方式。谷河 梅人的「關注」與魏清德的「忽視」，恰好顯示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在詮釋 臺灣歷史時的兩種論述方式。對日人而言，翻譯這部由荷蘭人所書寫的臺灣 史籍，不只是為了要增補伊能嘉矩在《臺灣文化志》中未完成的臺灣史調查，
更重要的是，研究這段過往的臺灣史，可以讓日本以東洋的殖民者姿態去關 心殖民地臺灣過往的歷史。58一方面將鄭成功串聯並置放在日本早期向海外 發展時的這段歷史，另一方面則是可以向西方荷蘭人宣示其治理臺灣的成就 與現狀。
異於上述谷河梅人在日譯版中的主張，對魏清德而言是，描寫這段鄭軍 即將來襲的歷史，有其正當性，魏藉由過鄭成功的立場說明臺灣：「固我華 人之版圖也。蘭人據而有之。殊不合理。臥榻之上。豈容他人閒睡。」而除 了這樣帶宣稱對臺灣的主權之外，59也隱含著「光我漢族」、60「鄭軍來襲，
58 谷河黃鳥生，〈閑却されたる臺灣（一∼二）〉，《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6 月 1 日∼ 1930 年 6 月 3 日，版 1。
59 潤，〈蘭人舊著被閑却之臺灣 書中備述當時喪地顚末及國姓爺軍來襲（二七）〉，《臺灣日日新報》，
1930] 年 11 月 30 日，漢文欄版 4。日譯本出現在：谷河黃鳥生，〈閑却されたる臺灣（四五∼四六）〉，《臺 灣日日新報》，1930 年 7 月 24 日∼ 1930 年 7 月 25 日。
60 潤，〈蘭人舊著被閑却之臺灣 書中備述當時喪地顚末及國姓爺軍來襲（二二）〉，《臺灣日日新報》，
1930 年 11 月 22 日，漢文欄版 4。日譯本出現在：谷河黃鳥生，〈閑却されたる臺灣（三八）〉，《臺灣日 日新報》，1930 年 7 月 16 日。
沿海華人助之」61這類帶有漢族身分的人們，互相幫助的意味。尤其，魏清 德也自行增加了一段對於鄭氏軍力的描寫：「陣中有重砲火藥。國姓爺之火 藥。雖不及蘭人精巧。然華人之發明火藥。比泰西人。早數紀。效力亦自相 當猛烈。外且編成力執銃之烏鬼二。」62這一段的描寫跟他在〈八重潮〉中，
以東亞的概念、同文同種的方式包覆為中國文明發言的合理性之段落極為相 似，顯示的是將中國安置 隱身在日本的東亞架構下以進行發聲。只不過，
在這裡，魏清德迴避了對於古代中國的譯寫，而是只關注著臺灣在荷、鄭交 戰時的處境。
其次，這樣的差異也表現在臺日雙方對於「支那」一詞的使用上。雖然，
相關研究者透過早期文獻資料，也已考證日治時期使用「支那」一詞並無貶 意，63但卻無法解釋日治時期臺灣人聽到日本人稱自己為「清國奴」、「支 那人」時，何以心生不平，64以及臺灣青年們對日本使用支那、不使用中華 民國的抗議。65筆者在此想要突顯的是，或許我們可以歸結出，「支那」名 詞本身在歷史演變中或許沒有負面義涵，但對日治時期的臺灣人而言，確實
61 潤，〈蘭人舊著被閑却之臺灣 書中備述當時喪地顚末及國姓爺軍來襲（二四）〉，《臺灣日日新報》，
1930 年 11 月 26 日，漢文欄版 4。日譯本出現在：谷河黃鳥生，〈閑却されたる臺灣（三九∼四○）〉，《臺 灣日日新報》，1930 年 11 月 26 日∼ 1930 年 11 月 27 日。
62 潤，〈蘭人舊著被閑却之臺灣 書中備述當時喪地顚末及國姓爺軍來襲（二九）〉，《臺灣日日新報》，
1930 年 12 月 4 日，漢文欄版 4。日譯本出現在：谷河黃鳥生，〈閑却されたる臺灣（四八∼四九）〉，《臺 灣日日新報》，1930 年 7 月 27 日∼ 1930 年 7 月 29 日。
63 連橫，〈支那考一〉、〈支那考二〉，《雅堂文集》（臺北：臺灣銀行，1964 年），頁 12-13。林莊生，〈「中國」
與「支那」兩個名詞在日據時代的意義〉，《臺灣文學評論》，第2 卷第 3 期（2002 年），頁 47-50。陳慧先，
〈華麗島看中國：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歷史、地理科的支那意象〉，《臺灣文獻》，第62 卷第 3 期（2011 年），
頁98。
64 在李春生（東遊六十四日隨筆）、張深切《里程碑》、鍾理和〈原鄉人〉等人的作品中皆可見類似的心理描述。
65 黃朝琴，〈中華民國に就て〉，《臺灣》第四年第 7 號（1923.7.10），頁 38-42；登仙，〈几上談天〉，《臺 灣民報》，第109 號（1926 年），頁 14；〈大中華民國禁稱支那〉，《臺灣新民報》，第 316 號（1930 年），
頁5；〈本來就是中華民國〉，《臺灣新民報》，第 338 號（1930 年），頁 2。
是帶有衰敗、落後、動亂等負面形象。66因此，當谷河梅人在《閑却された る臺灣》中以「支那」指稱中國與中國人，以「支那語」稱中國話時，魏清 德則在〈被閑却之臺灣〉中將「支那人」譯為「華人」，將「支那」譯為「中 華」，將「支那語」譯為「華語」。這些名詞並不是到了1930 年才出現在 魏清德的書寫中。早在魏清德寫於1924 年的漢文小說〈古體聖文〉中，便 清楚的使用了這些名詞，作為小說人物種族、地理疆域、國家概念上的區分。
小說中的「中華」指的是地理空間，「華人」、「華語」指的是中國人使用 的語言，因此，可以推斷魏清德對於中華、華人、華語等名詞的使用是有概 念的。67筆者在此特別指出名詞的使用問題，是想要說明，臺灣文人對於支 那與中華這兩個名詞是有所區分的，當然，我們不能因名詞的使用便斷定魏 清德具有中國認同，可是，透過魏清德所譯寫的名詞，卻可以看見日治時期 臺灣人在文化認同與身分認同上迂迴的一面。
因而，如同〈被閑却之臺灣〉（《閑却されたる臺灣》）之標題，將臺 灣視為該書的重點對象，那麼，這時的臺灣身分又如何被塑造呢？谷河梅人 在書中一開始，便以臺灣持有者的姿態發言、強調鄭氏父子在日本幕府時期 便與日本友好的關係等論述，作為開啟書寫過往臺灣歷史的理由。這樣的基 調與鹿島櫻巷在1912 年發表的日文小說《八重潮》中的態度是相同的，雖 然文類不同，但兩位作者的書寫意識都是以日本說話主體，在1910 年代將 中國納攝在以日本為主體的東亞場域中，吸納鄭成歷史、以臺灣作為陪襯，
書寫日本治理臺灣以前的那段歷史。到了1930 年代轉以臺灣為對象，雖然
66 這項研究從吳濁流、吳新榮、黃旺成等人的相關史料與研究中，已有論證。同時，由《臺灣民報》、《臺灣 新民報》上轉載的中國文藝作品，或是從謝雪漁、李逸濤、魏清德等臺灣文人的小說中，也有許多對於中國 衰敗、落後、動亂等面向的書寫。
67 又如另 1 位臺灣文人李逸濤，在更早時期，即 1910 年發表的〈亡國志士〉中，也使用「華人」一詞，指的是 相對於越南人的概念，其他的「華族」、「華友」或者是1914 年發表的〈蠻花記〉中，亦使用了「華語」一詞，
出現的情境是用以區別漢人與原住民，以及呈現了臺灣與中國臨海省分在語言上的相似性，都是類近的概念。
主要重心不是中國，但透過對中國的負面書寫，暗示日治下的臺灣已與中國 不同的事實，並同時向西方荷蘭勢力進行殖民地主權的宣示。
而臺灣文人魏清德卻是一開始便選擇以臺灣原住民的形象，作為回溯臺 灣過往歷史的面貌，關注在荷蘭人筆下的臺灣原住民，以及鄭成功即來襲時 的荷蘭人心情、荷鄭兩軍隊對戰時的景況。不同於魏清德在1915 年翻譯的
〈八重潮〉中，對臺灣身分的無視、以東亞概念和鄭成功敘事包覆為中國發 言的意圖。在1930 年的這篇譯作中，他選擇以忽視中國問題與日支關係的 方式，僅專注以荷蘭與鄭成功敘事，代表的是對臺灣的直接關注，譯寫出臺 灣長久以來受外力殖民、介入的處境。尤其，當魏清德翻譯鄭成功與荷蘭人 締結講和條約的最後，突然出現原著所無的「感觸」：「著者書至此。不禁 抱恨終天。幾於擱筆而流涕者也。」68這些段落暗示的是魏清德與日人同樣 在面對鄭成功與臺灣的歷史時，不同的情感態度。究竟這段感觸背後代表著
「誰的抱恨終天」，或許可以從以鄭成功為媒介所開展的、這段充滿變動的 臺灣歷史來尋得譯著的言外之意。
戰後，在1948 年 10 月發刊的《臺灣省通志館館刊》上，曾重刊魏清德 於日治時期漢譯連載的〈被閑却之臺灣〉（一）∼（三）〉，改題為〈蘭人 舊著「被閒却之臺灣」〉，69當時，這篇譯作的連載因該刊物停刊而中止。
之後，再改題為〈被忽視之臺灣〉，刊載於1952 年 12 月的《文獻專刊》。70 戰後再刊的內容和日治時期的版本大致相同，但在前言的部分已作了修改和 補充，這樣的差異所反映出的是時代情境的改變，從荷治、日治到戰後國民
68 潤，〈蘭人舊著被閑却之臺灣 書中備述當時喪地顚末及國姓爺軍來襲（三八）〉，《臺灣日日新報》，
1930 年 12 月 30 日，漢文欄版 4。日譯本出現在：谷河黃鳥生，〈閑却されたる臺灣（六二）〉，《臺灣日 日新報》，1930 年 8 月 13 日，版 1。
69 魏潤庵譯，〈蘭人舊著「被閒却之臺灣」（一）∼（三）〉，《臺灣省通志館館刊》，創刊號（1948 年）∼
1 卷 3 號（1948 年）。
70 魏清德編譯，〈被忽視之臺灣〉，《文獻專刊》，第 3 卷 3、4 期（1952 年），頁 743-757。
黨政府時期，因不同政權的影響，使得「鄭成功」歷史的詮釋與編寫也有了 不同的目的與意義。其中，有趣的是，魏清德在戰後發表的譯作中增加了一 段譯者的話，其中提到了「臺灣豈獨被一巴達維亞東印度公司閒却？澎湖自 唐以來，即被我先民閒却。」並細數了自荷治以來至馬關條約簽定後，「臺 灣被閒却」的命運，並曰這篇舊著「讀之使人興起民族英雄觀感，固知西 力東漸，有所自來。我臺灣延平郡王，實開防遏西力東漸先河。無滋他族，
臥榻鼾睡，放荷人於我美麗島外，鋤庭掃穴，西力之東漸，非不可防遏者 也。」71其後，在1955 年 3 月發刊的《臺灣文獻》也刊有許多以鄭氏事蹟為 中心的研究。這些刊物上的研究議題，或許與當時的時代氛圍之需有關，除 了多著重在鄭氏事蹟的歷史考證，多數有帶有將鄭成功歷史導向附和中國國 族主義的架構。究竟，臺灣被誰閒却，在魏清德的歷史譯寫中，為臺灣身分 開啟了可以繼續討論的思索。
肆、結語
在魏清德所翻譯的〈八重潮〉（1915）與〈被閑却之臺灣〉（1930）
這兩篇譯作中，共同涉及對於荷蘭時期臺灣歷史的定位、對鄭成功歷史的詮 釋、從「日 支」關係逐漸轉變成「支那 臺灣 日本」的三角關係，
這些變化所呈現的是臺灣文人在日本殖民語境下接收到東亞概念的情況。透 過魏清德的翻譯活動則可以看見他在1910 年代對東亞概念的詮釋與續寫、
以鄭成功與中國歷史安置發言位置的正當性，以及間接的、無意識的呈現了
71 魏潤庵譯，〈蘭人舊著「被閒却之臺灣」（一）〉，《臺灣省通志館館刊》，創刊號（1948. 年），頁 42、
43。
關於「臺灣」身分與歷史「定位」等課題的思考。
有關於東亞內涵的詮釋與援引，對日本人而言，在1912 年鹿島櫻巷的 小說中所架設的東亞，是為了日本人向海外發展，此際運用鄭成功歷史，並 將之改寫，在於加強日支關係。而1930 年谷河梅人所翻譯的、荷蘭時代的 臺灣史籍，則是展現了東亞日本向西方荷蘭證明日本擁有對「過往的臺灣」
進行言說與建構的能力，也有對「現在的臺灣」解釋的權力。對魏清德而言，
其在1915 年發表的譯作〈八重潮〉呈現的是他對「東亞」概念的接受與援引，
透露著臺灣文人在1910 年代裡的東亞想像，偷渡了對於鄭成功歷史與中國 敘事，呈現出其將中國視為觀察與思考媒介的方法。而1930 年譯寫的〈被 閑却之臺灣〉所顯示的則是他對於殖民者筆下的中國敘事的「忽視」，以及 以譯者身分「介入」重層自我與他者的「再書寫」情況。
也因此，在這項翻譯活動中，也包含著魏清德有意在東亞架構下，以中 國歷史、中國文明的敘事進行發言的用意。在兩部日文原著《八重潮》和《閑 却されたる臺灣》中，都表現出兩位日人作者對中國的直接關注。而魏清德 在譯作〈八重潮〉和〈被閑却之臺灣〉中卻分別展現出對中國敘事的偷渡與 忽略。這裡所顯示的不是日本對中國的期待，更不是臺灣文人對中國情感的 依存，而是來在於希冀透過中國進行發聲的目的，亦即，作為一個無法迴避 的他者 中國，日本和臺灣可以說什麼。因此，無論在原著和譯作裡的「中 國」，都帶有一種被觀看、被論述的工具而作為存在的功能性意義。
同時，這裡也突顯的另一項不能忽略的課題便是臺灣身分。無論是作為 陪襯角色的臺灣，或是被閒却的臺灣，以鄭成功作為譯寫媒介，都再次說明 了臺灣無法被忽視的重要性。無論是作品或現實中的臺灣、無論臺灣以何種 方式現身，都是在日本的框架下進行論述，不管是1910 年代被遺漏在日本 向海外發展版圖中的臺灣，或是1930 年代被納入日本鄉土史以作為向西方
荷蘭宣示歷史解釋權的臺灣，這些都顯示逐漸提高了臺灣地位的重要性，同 時也呈現了日本在構築東亞版圖時的變化與進程。而魏清德在1915 年的譯 作〈八重潮〉中，以中國連結日本。在1930 年〈被閑却之臺灣〉中，以日 本區隔了中國，直接關注臺灣身分。無論是從外文或漢文，我們皆可以看見
「臺灣」在世界、亞洲、東亞視野下的不同身分內涵。
由於「翻譯」本身也是知識的閱讀與再編寫，透過《八重潮》（〈八重 潮〉，日文→漢譯）與《閑却されたる臺灣》（〈被閑却之臺灣〉，荷蘭文
→英文→日文→漢譯）所呈現出的語言翻譯進程，更顯示出不同權力之間對 於「歷史解釋權」的爭奪，以及臺灣在此間「被現身」的意義。而這些在不 同時局氛圍下的「鄭成功」譯寫，恰好都呈現了鄭成功所投射出的多重身分 文化，在不同時局下皆可資運用的歷史價值。
參考書目
一、專書
平山勳，《等閑に附せられたるフオルモサ》，臺灣社會經濟史全集第8 分 冊。臺北：臺灣經濟史學會，19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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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連橫，《雅堂文集》（臺北：臺灣銀行，1964 年），頁 13。
薛建蓉，《重寫的「詭」跡 日治時期臺灣報章雜誌的漢文歷史小說》。
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5 年。
臺灣日日新報社調查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 年。
FrederickCoyett 著，甘為霖（Rev.WilliamCampbell）英譯，李雄揮漢譯，《荷 據下的福爾摩莎》。臺北：前衛，2003 年。
FrederickCoyett 著，甘為霖（Rev.WilliamCampbell）英譯，林野文漢譯，《被 遺誤的臺灣：荷鄭臺江決戰始末記》。臺北：前衛，2011 年。
FrederickCoyett（コイエツト）著，谷河梅人譯，《被閑却之臺灣》。臺北：
臺灣日日新報社，1930 年。
二、日治報刊文章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3 年至 1931 年。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1 年至 1924 年。
不著撰者，〈大中華民國禁稱支那〉，《臺灣新民報》，第316 號（1930 年），
頁5。
不著撰者，〈本來就是中華民國〉，《臺灣新民報》，第338 號（1930 年），
頁2。
登仙，〈几上談天〉，《臺灣民報》，第109 號（1926 年），頁 14。
黃朝琴，〈中華民國に就て〉，《臺灣》，第4 年第 4 號（1923 年），頁 38-42。
魏清德譯，〈八重潮 第三章（上之一∼下之下）〉，《漢文臺灣愛國婦人》，
第74 號（1915 年）∼第 82 號（1915 年）。
三、單篇論文
王溪清，〈日據時代在府城臺南所舉行的規模最大活動〉，《臺南文化》，
第48 期（2000 年），頁 9-23。
周婉窈，〈海洋之子鄭成功〉，收入「臺灣與海洋亞洲」網站：tmantu.
wordpress.com/category/ 學術集錦 / 敘事史學：海洋之子鄭成功（2016 年7 月 18 日點閱）。
林莊生，〈「中國」與「支那」兩個名詞在日據時代的意義〉，《臺灣文學 評論》，第2 卷第 3 期（2002 年），頁 47-50。
邱雅芳，〈向南延伸的帝國軌跡：西川滿從〈龍脈記〉到《臺灣縱貫鐵道》
的臺灣開拓史書寫〉，《臺灣學研究》，第7 期（2009 年），頁 77- 96。
邱雅芳，〈荒廢美的系譜：試探佐藤春夫「女誡扇綺譚」與西川滿「赤崁 記」〉，《文學與社會學術研討會：2004 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臺 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 年），頁 137-164。
邱雅芳，〈殖民地的隱喻：以佐藤春夫的臺灣旅行書寫為中心〉，《中外文 學》，第34 卷第 11 期（2006 年），頁 103-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