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敘事中的身體論述與陽剛主體形構─以《從黑夜到天明》與《小英雄與老郵差》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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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一期 2012 年 12 月頁 65-94. 戰爭敘事中的身體論述與陽剛主體形構 ─以《從黑夜到天明》與《小英雄與老郵差》為例吳玫瑛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中文摘要本文以少年小說戰爭敘事的經典作品《從黑夜到天明》（1968）和《小英雄與老郵差》（1993）為研究文本，聚焦探討戰爭敘事中的身體論述與陽剛主體形構兩者密合交織或另類呈顯的錯綜關係。研究指出兩書男童主角陽剛主體的塑型，雖仍可見忠勇愛國的正規形象，實則滿布流動的性別符碼與意涵。若將傷殘的身體、弱化的陽剛之軀，以及充斥在文本之中殘破的身體意象納入觀察，則這兩部少年小說的戰爭敘事，明顯可見陽剛主體形構的矛盾曖昧與複雜多變。其中，《從黑夜到天明》男童主角兼具陽剛與陰柔的雙重性別意象，以及《小英雄與老郵差》男童主角頑童角色與英雄身分的糾結互涉，以及兩書關於身體行動力與身體異化的對比描寫，皆使少年小說戰爭敘事以身體為論說場域的陽剛主體形構，呈顯繁複多元的辯證關係。. 關鍵詞：身體論述、陽剛主體、戰爭敘事、少年小說. 2012 年 9 月 15 日來稿；2012 年 11 月 12 日審查通過；2012 年 12 月 3 日修訂稿收件。.

(2) 6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一期. Imagining the Body and Constructing the Masculine Subject in the War Narratives of Cong Hei Ye Dao Tian Ming and Xiao Ying Xiong Yu Lao You Chai Wu, Mei-Ying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Drawing on Judith Butler’s body theory and R. W. Connell’s theory on men’s bodies, among other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omplex and dynamic discourse and representation of body images,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sculine subject, in the war narratives of Cong Hei Ye Dao Tian Ming (From Darkness to Dawn, 1968) and Xiao Ying Xiong Yu Lao You Chai (The Little Hero and The Old Mailman, 1993). It is argued that the masculine subject constructed and/or negotiated in and through the textual discourse, in particular, in the representations of various body images, in the two paradigmic texts of the war narratives for young readers is replete with multiple significations and sometimes contradictory and/or ambivalent implications. To be more specific, the masculine subject constructed in the juvenile fiction of war is not to be taken as unitary, static, and in a state of naturalness and obviousness, but possibly.

(3) 戰爭敘事中的身體論述與陽剛主體形構─以《從黑夜到天明》與《小英雄與老郵差》為例 67. dubious, ambiguous, contradictory and multi-faceted. For instance, the boy protagonist in Cong Hei Ye Dao Tian Ming is framed in a double image of toughness and tenderness; whereas, the boy protagonist in Xiao Ying Xiong Yu Lao You Chai is one oscillating from the image of a wild, naughty, and delinquent boy to a model hero worthy of respect and praise. Another example is the substantial contrast between the masculine body in valiant action and the demised, deformed, disabled, and thus alienated male bodies. In a word, the mobility and the complexity of gender significations of the masculine subject are operative and significantly constructed in and through the body discourse of the war narratives for the young. Key words: Body discourse, the Masculine subject, War narrative, Juvenile fiction.

(4) 6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一期. 戰爭敘事中的身體論述與陽剛主體形構 ─以《從黑夜到天明》與《小英雄與老郵差》為例1. 一、前言在台灣出版的少年小說中，以戰爭為書寫題材的經典作品，可以張劍鳴的《從黑夜到天明》（1968）以及馬景賢的《小英雄與老郵差》（1993）為代表 2 。這兩部作品雖寫成於不同年代，然而兩書作者皆由大陸遷台，或因歷史記憶的交疊，或受國外童書創作的影響 3 ，兩者的戰爭敘事皆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戰爭為 1. 2. 3. 本文承蒙三位匿名審查人詳細審閱，並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特此致謝。本文部分內容曾以 “The Representations of Childhood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Taiwan Children’s Tales of War”為題，發表於美國兒童文學學會第 35 屆國際學術研討會（Reimagining Normal: The 3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Bloomington-Normal, Illinois, U.S.A., June 12-14, 2008）。本文為國科會計畫「跨界（書寫）、國族（想像）、身分（認同）、與陽剛主體（建構）：臺灣六○年代少年小說研究」（NSC 98-2410-H-143 -014）部分研究成果。其他在台灣出版關於戰爭書寫的少年小說包括：林方舟的《寒梅》（1980）、管家琪的《小婉心》（1992）、周姚萍的《臺灣小兵造飛機》（2005），以及同為馬景賢所作，可視為《小英雄與老郵差》續集的《小英雄當小兵》（2005）。其中除了《臺灣小兵造飛機》側寫台灣少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前往日本從事飛機生產製造的特殊經歷外，其餘皆是以「中國」為視角框架，描寫中日戰爭期間少男少女逃亡到中國內陸的生活情景，或是因戰爭而移居到台灣之前或之後的生活經歷。然而，誠如周婉窈在〈歷史的記憶與遺忘：「台籍日本兵」之戰爭經驗的省思〉一文指出的，關於「中日戰爭」的記憶，對於當時居住於台灣島上的人民而言，因身分認同之差異，其實有著迥然不同的歷史記憶。《從黑夜到天明》（1968）的作者張劍鳴曾翻譯美國作家 Meindert DeJong 的《六十個父親》（The House of Sixty Fathers, 1956），於 1972 年由國語日報社出版。這部小說作品同樣描寫中日戰爭下一名男童與家人失散後的逃難經驗，以及在逃難中意外搭救美軍飛行官，並巧遇中國游擊隊等，故事內容與《從黑夜到天明》部分相似（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資料）。至於張氏寫作《從黑夜到天明》是否受到《六十個父親》原著的影響，雖難定論，仍有跡可循。若以在台出版時間先後而言，張氏的小說顯然比《六十個父親》的中.

(5) 戰爭敘事中的身體論述與陽剛主體形構─以《從黑夜到天明》與《小英雄與老郵差》為例 69. 背景。《從黑夜到天明》於二十世紀六○年代問世，是首部描寫中日戰爭題材的少年小說，也是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兒童讀物編輯小組」所籌劃出版的「中華兒童叢書」第一期小說作品。於二十世紀末出版的《小英雄與老郵差》，則曾獲國家文藝獎以及中興文藝獎，並獲選為文建會主辦的「臺灣（1945-1998）兒童文學 100」小說評選好書。一如大多數的戰爭書寫，這兩部少年小說的敘事主軸皆是以男性為中心，書中主要角色也清一色為男性和男童，這類以男童為主角並以戰爭為敘事背景的小說，誠如劉鳳芯所言，可說是「典型的男童戰爭小說」 4 。戰爭敘事經常環繞男性主體經驗，強調軍人「陽剛豪邁，雄赳赳氣昂昂，沙場上拋頭顱灑熱血」的勇者形象 5。戰爭敘事於是經常被認為是關乎「男人」的故事，是建構男性氣概，型塑陽剛主體，以教化男童並確立其男性認同的重要場域 6 。然而不同於一般戰爭小說經常以男性的戰場殺戮經驗為描摹重心，或是側寫兒童士兵荷槍實彈出入戰場的真實經歷（如 David Rosen 的 Armies of the Young），這兩部少年小說的戰爭敘事所呈顯的是男童如何在戰亂流離的困境中，歷經身心的磨練，逐步脫胎換骨由稚嫩小子或頑童身分蛻變成為具備英雄形貌的理想少年典型。無論是《從黑夜到天明》的男童主角王立勤，還是《小英雄與老郵差》的男童主角趙國強，兩人的成長經歷和個性樣貌縱然有別，在戰爭敘事的催化下，皆. 4. 5. 6. 譯本還早問世。然而，無可否認的，DeJong 的《六十個父親》早在 1957 年即獲得美國紐伯瑞文學獎（Newbery Honor），DeJong 本人更於 1962 年獲得素有「小諾貝爾獎」之稱，象徵國際兒童文學最高榮譽的國際安徒生大獎（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s），是美國首位獲此殊榮的兒童文學作家。張氏於 1964 年從空軍退役後，旋即擔任《國語日報》兒童版主編，並著手翻譯西方童書，是台灣兒童文學發展之初大量譯介西方經典童書作品的關鍵人物與重要推手。其間，經張氏翻譯並於 1972 年由國語日報社出版的西方童書，尚有美國知名作家 Beverly Cleary 的《小排骨》（Ribsy, 1964），以及英國家喻戶曉由 Kenneth Grahame 所著的經典童書《柳林風聲》（The Wind in the Willow, 1908）。由此可見，張氏深具國際視野，對於 DeJong 的《六十個父親》應不陌生。然而，DeJong 的《六十個父親》雖以中國為場景並以中日戰爭為敘事背景，書中男童主角天保個性獨立、行事果決、深具反叛精神，其所彰顯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與英雄主義（heroism），與其說是典型中國男孩的象徵，不如說是西方理想男童的再造，其與《從黑夜到天明》男童主角王立勤剛柔並濟的構型（見下文討論）顯然極為不同。劉鳳芯，〈兒童教戰守策─以台灣當代兒童戰爭小說《小英雄與老郵差》及《小婉心》為例〉，《中國現代文學》第 13 期（2008 年 6 月），頁 92。許俊雅，〈記憶與認同─台灣小說的二戰經驗書寫〉，《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2 期（2006 年 4 月），頁 61。參見 David Glover 以及 Cora Kaplan 合著的 Genders 專書中第二章關於男性氣慨（masculinities）的討論；另見 Frank J. Barrett 在“The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of Hegemonic Masculinity: The Case of the US Navy”一文開頭以經典戰爭影片，如《捍衛戰士》及《藍波》中所勾勒的理想男性典範為例所做的探討。.

(6) 7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一期. 不免指向或凝結於英雄式的刻劃與歌詠中。在看似「單純」為孩童而寫的戰爭敘事中，兩者所強調的無疑是男童英雄氣概的建造以及陽剛身體的馴化與展演。論說「身體」，近年來已成為文學與文化研究領域關注的焦點。無論是以身為度，注重觀測個體個別的身體差異，以微觀個人與所處社會環境的牽連互動；或是聚焦於身體的實際或實感經驗的認知與闡發，據以勾勒身體的演化歷程與人類社群發展的軌跡；或是將身體視為變動不居的客體或不斷形構的主體，以展開抽象性的哲學思辨與詰問；或是採後結構主義的觀點，企圖質疑、抵拒、翻轉、重構、或是消解身體的固置想像與傳統疆界；或是將身體視為社會與文化的實踐場域，是（多重）知識和權力的反覆辯證與相互角力、協商、折衝的具體呈現；還是著重於身體的「動感」層面（或謂「身動力」），將身體（以及與之相關的概念）視為連綿不絕的動態生成的過程。凡此種種皆指向身體論述的繁複多元與思考向度的多方延展。因此，如何觀看、思考、言說、詮釋，進而論辯身體的種種意涵與可能，毋寧是十分值得探究的議題。此外，在性別相關的研究領域中，以身體為關注焦點，側重女性意識與女性主體的多重想像與形構的分析探討，可謂所在多有 7。然而，以身體為觀測及思考維度，並以男童陽剛主體形構的多方思辨為探究焦點，近年來雖已日漸受到重視 8，相關研究仍屬寥寥。因此，本文擬以《從黑夜到天明》以及《小英雄與老郵差》兩部少年小說戰爭敘事的代表作品為關注焦點，探析其中身體的流動符碼與陽剛主體形構兩者密合交織或另類呈顯的錯綜關係。. 二、身體論述蘿絲‧郝樂迪（Ruth Holiday）以及約翰‧哈薩德（John Hassard）在兩人合編的《身體論辯》（Contested Bodies）的導論中，將身體視為多重論述交鋒與 7. 8. 參見 Moira Gatens, “Towards a Feminist Philosophy of the Body”; Elizabeth Grosz, “Notes Towards a Corporeal Feminism”，以及 Dorothy Smith, “A Sociology of Women”。三篇文章分別收於 Andrew Blaikie 等人合編的 The Body: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Vol. I & II (New York: Routledge, 2004)。例如，Michael Messner, “Boyhood, Organized Spor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ies” 以及 David Whitson, “Sport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兩者以運動為觀察核心，探討男童的陽剛氣質建構。.

(7) 戰爭敘事中的身體論述與陽剛主體形構─以《從黑夜到天明》與《小英雄與老郵差》為例 71. 不斷辯證的場域，尤其強調身體兼具「物質」（ material）與「再現」（ representation）雙重意涵 9。他倆指出身體雖然具有物質條件，卻不能簡單化約為單一或特定個體，因為身體的物質化經常是透過再現模式予以「賦形」（embodiment），身體與其說具有固定樣態，自然可知，不辨自明，毋寧是透過「再現」的機制與模式（例如，透過言說），不斷型塑特定樣貌，以形成可見／可知／可辨／可感的實體。循此觀點，則身體的再現往往涉及權力的協商與糾結。試問，身體由何再現？誰可作為身體再現的媒介？誰又可以成為（被）再現（因而可以被識見）的對象？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什麼樣的身體具有可視性（visibility）？什麼樣的身體又被排除於社會文化的可見範圍之外？諸如此類的提問與思辨，皆關涉「身體」與「再現」模糊曖昧以及複雜糾結的權力問題。同樣的，性別研究學者康乃爾（R. W. Connell）採擷社會建構理論的分析視角，在論述男性身體時，也強調身體的「物質性」（materiality）其實滿布社會實踐的權力作用與印記。她認為「身體並非社會實踐的中立媒介（natural medium），其物質化的過程可謂至關緊要，往往開顯事物的某些樣態，而消抹其他可能」 10 。她並舉運動、勞動、以及性等社會實踐層面為例，說明身體在物質化過程中所具顯的權力運作關係。若說，運動的身體和勞動的身體明顯承載身體的社會化實踐意涵，那麼戰爭作為身體實踐的特殊場域，其中所關涉的身體的馴化與武化，以及其他種種權力的交相作用（與排除）毋寧也是值得關注的面向。茱蒂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攸關身體》（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中對身體的「物質性」則提出另一層面的思考。巴特勒指出身體的「物質性」無可否認是權力交相運作的結果，是「權力最具生產力的果效」11。然而，她認為論及身體的「物質性」，不應單只聚焦於可見的權力運作範疇，或只在意話語論述如何對身體進行物質性的建構，更應將關注焦點移轉至潛藏或存處於論述場域之外的「化外之地」（the outside），留意那些. 9 10. 11. Ruth Holiday and John Hassard, eds. Contested Bo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1)，p.3。 R. W. Connell, “Men’s Bodies”，收於 Andrew Blaikie 等人合編的 The Body: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Vol. IV (New York: Routledge, 2004)，p.238。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p.2。.

(8) 72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一期. 遭排除、忽視、賤斥、或斷然封殺的不可見之力的徘徊遊蕩，因為這些被排擠在主流論述之外的隱藏力量，仍會如鬼魅般不斷回返，頻頻挑戰、詰問、撼動、或衝撞權力論述的疆界。她因此在《攸關身體》中，不再側重觀看身體表象（surface）的型塑，或將身體純然指向權力的實踐場域（site），而是著眼於身體的「物質化過程」（a process of materialization）12，尤其關注其中所含藏及相互交涉的頡頏力量。她指出身體的物質化過程往往在日積月累之中穩固了疆界，呈現事物的固定樣態，並強化了事物表象的生成作用。身體的物質化過程與其說開顯事物的本質或本來樣貌，毋寧說是對事物特定樣貌或特定作用的不斷型塑。巴特勒此一論點雖然仍與傅柯透過身體規訓所闡釋的權力規範作用相互呼應，但她強調我們在注重觀測身體的定型化作用時仍不可忽視其他潛藏或可能形成的反制力量（deconstituting possibility，斜體為原文所強調） 13，因為權力建構本身仍屬暫時性的過程，而身體在一再重覆建構的過程中雖然型塑了事物的固定樣貌，但也可能在不斷的重構之中促成了「變易」（instability）的開展與生成。巴特勒此一觀點突顯了身體再造與身分流動的可能性，提醒我們在理解、觀看身體的物質化與權力的運作過程時，對於建構理論所依憑的決定論（determinism）觀點宜有所保留，以免完全抹煞或漠視了個體的能動與其他可能。基於此，本文除了聚焦於戰爭敘事所形構的理想男性及男童氣質以及男童陽剛主體的生成與演化，也擬採擷巴特勒的身體論述為分析視角，將「老化」及「弱化」等（男性）異化身體納入研析範疇，以探討戰爭敘事中陽剛主體的不同呈顯。以下將分別以「身體的馴化與武化」以及「身體的展演與游移」為兩個主要觀測面向，逐一論析少年小說文本以戰爭為書寫場域，如何透過身體的多重演繹，呈顯陽剛氣質與陽剛主體的多元面向與複雜辯證。. 三、身體的馴化與武化張劍鳴的《從黑夜到天明》以第二次大戰中日戰爭為書寫背景，對於中日戰爭的勾勒，主要側寫日軍偷襲珍珠港後在中國領土發生的一段歷史。「珍珠港 12 13.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p.9。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p.10。.

(9) 戰爭敘事中的身體論述與陽剛主體形構─以《從黑夜到天明》與《小英雄與老郵差》為例 73. 事件」引發美國對日宣戰，並派遣飛機轟炸日本國土，但美軍飛機在一次出航中，因油料不足，在返航途中紛紛墜落於中國沿海一帶。《從黑夜到天明》以這段歷史為材料，描寫男童主角王立勤因逃難避居鄉下，在因緣際會之中拯救了跳機受傷的美軍飛行員，為此他成為中國游擊隊眼中的英雄人物與得力助手，最後並在臨危受命之下擔負起艱鉅重任，在暗夜中帶領包括美國傷兵在內的一行人逃往指定地點，以便轉往大後方。《從黑夜到天明》固然是以男童主角王立勤的戰時生活與成長為敘寫核心，描寫他如何從懵懂無知的小男孩逐步成長蛻變為英勇少年，但值得關注的是小說文本如何透過情節的交叉安排，從男童的日常遊戲、鄉野生活、父兄人物的身教言教、以及實際的救援行動等與身體相關的論述，逐步再現並型塑男童的「武化」身體，並以此開展、構築其陽剛主體 14。《從黑夜到天明》在故事一開始，有這麼一段敘述：三年以前，他還只有九歲，正在小學四年級讀書。……沒有功課的時候，立勤總是跟妹妹一塊兒在草地上玩兒，或是邀些同學來玩兒打仗的遊戲。每一次，他都要做首領，當英雄。他過的日子很快樂，從來沒有想到會有甚麼不幸的事發生。 15 這段敘述是立勤因戰亂與家人失散後，暫居山中小村落，在一次午夜夢迴中，回想起自己從前在城裏過著無憂無慮幸福生活的片段畫面。這段敘述可視為作者為戰爭敘事揭開序幕的一段小前奏，原本輕巧平淡，無足為奇。然而，就在這輕巧簡短的敘事中，卻清楚可見男童陽剛身軀教化與武化的重要一課：玩「打仗的遊戲」。「打仗遊戲」這類以戰爭為名的兒童遊戲，簡單看來，似乎是男童在日常生活中進行的身體活動或與友伴戲耍的娛樂方式之一。然而，正如道森（Graham Dawson）在討論玩具士兵對男童文化型塑的研究中所指，這類以戰. 14. 15. 身體的「武化」，簡言之，即為身體的「軍事化」，是「為了國族生存而進行的身體改造」，也因此，身體的武化常可見於戰爭敘事中，其與國家認同與國族發展可謂緊密相關。參見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2009 年），頁 35。張劍鳴，《從黑夜到天明》（台中：台灣省教育廳，1968 年），頁 2。.

(10) 7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一期. 爭為依歸的男童遊戲，經常用以教化男童使其在潛移默化之中認同「突顯男性氣概的愛國情操以及道德意識」16，其實深具身分認同與身體政治（body politics）的積極建構意涵。在戰爭遊戲之中，孩童置身一想像空間，模擬交戰雙方的格鬥行為與武力對抗，在敵我勢不兩立的意識型態作用下，各個想「做首領、當英雄」奮勇殺敵，看似再自然不過了。然而，戰爭遊戲的浪漫化對男童身體的馴化以及武化其實具有隱微而強大的建構力量。在戰爭遊戲中，在敵我二分的前提下，擊敗敵人、消滅敵人、殲滅敵人等原屬暴力的行為皆可以合理化為英勇的表現，戰爭遊戲因而往往激發男童的浪漫想像，驅使男童將其視為實現「英雄主義的青春夢想」以及展現「愛國精神、責任、勇氣、犧牲小我以完成大我」等備受社會文化肯定的實踐場域 17 。戰爭遊戲因此可以說是教化男童，使其身體進行武化訓練最為直接有力或間接有效的媒介。若說戰爭遊戲提供男童一個建構理想陽剛主體的絕佳想像空間，那麼鄉野生活則是促使男童褪去羸弱之軀，轉為剛強少年的另一重要實踐領地。故事主角王立勤在逃難中與家人失散後，原本孤伶伶地既膽怯又無助，幸遇濟民醫院趙大夫的援助，帶領他逃往位於山區的小村落陳家莊避難。書中強調「立勤從來沒走過遠路」，這一趟路走下來，立勤不時感到「筋疲力竭」（張劍鳴，頁 19） 18，趙大夫雖然是上了年紀的人，但有著魁梧壯碩的身材，他總是催促立勤快步前進，以免被敵人趕上。立勤的體弱乏力對比於趙大夫的身強體健，在小說文本開頭幾頁的鋪陳下，可謂十分明顯。然而，立勤在小村莊居住一段時日後，漸漸轉換了身分，也擺脫了城市小子的瘦弱形象，書中如是描寫：立勤在這三年裡，倒是變了很多。由於他習慣了鄉下的生活，常常幫忙做粗活的緣故，他長得又高又壯。在以前，他走一點點路就會累，現在他能扛著一二十公斤重的東西，走好幾里路。他媽媽給他做的那一件棉. 16. 17. 18. Graham Dawson, Soldier Heroes: British Adventure, Empire and the Imagining of Masculin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4)，p.235。 Kimberley Reynolds, “Words about War for Boys: Representations of Soldiers and Conflict in Writing for Children before World War I,” 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 34.3 (2009)，p.256。應為「精疲力竭」，此乃原著小說之誤植。.

(11) 戰爭敘事中的身體論述與陽剛主體形構─以《從黑夜到天明》與《小英雄與老郵差》為例 75. 袍，小得不能穿了……。他穿上短褲掛以後，走路和做事的樣子，完全像鄉下人；即使他媽媽看見，也不一定能認出他就是三年前什麼事都不懂的立勤。（張劍鳴，頁 33）立勤因逃難避居鄉下，使他不得不脫離城市舒適的生活，在鄉野間靠幫忙「做粗活」鍛鍊出一身強健的體魄。他不但能扛重物，還可以走遠路，這段敘述似乎明白揭示，身體的鍛鍊是男童成長的首要目標，也是型塑陽剛之軀的必要條件，如此方能脫離稚嫩懵懂，轉為成熟長大的個體。令人玩味的是，少年小說的戰爭敘事經常並非以戰場作為轉化以及馴化男童身體的主要場域，以《從黑夜到天明》為例，促使男童主角「轉大人」的關鍵並不在於使男童奔赴沙場以身體武力與敵人對陣戰鬥，而是藉由戰爭衝突經常伴隨的逃難經驗，將男童移置鄉野或他處，使其具備「擬孤兒化」的身分想像，以便脫出原生家庭，成為獨立個體，進而開展男孩「脫胎換骨」成為陽剛主體的「英雄述事」 19 。換句話說，在《從黑夜到天明》這部少年小說的戰爭敘事裡，男童陽剛身體的構築，明顯可見，主要是形之於「野地」，而非「戰場」，是在日常的磨練，而非武打，中逐步鍛鍊、建造剛強的體魄與體能。諸如此類以「鄉野」作為型塑男童陽剛之軀的主要場域，也可見於大多數的經典男童冒險故事；例如，美國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筆下的《頑童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以及英國作家波特女士（Beatrix Potter）所寫的《彼得兔的故事》（The Tale of Peter Rabbit）。男童需走出戶外，在「鄉野」的物質環境中進行體能的訓練與鍛鍊，以此雕琢、演示、展現可供辨識的陽剛身軀。然而，關於男童身體的教化與陽剛氣質的衍成，除了須透過有形的物質環境予以琢磨使之成形，經常也不可免地在日常生活中藉由與父兄人物（male mentors）的接觸互動，亦即在其身教與言教的馴化下，強化男性認同與陽剛氣質的建造。舉例而言，在《從黑夜到天明》中，年邁的趙大夫與年輕的游擊隊長陳明哲可謂是協助、引領、促使立勤逐步轉化為剛強、英勇少年的關鍵人物，兩者或是透過身體行動的具體實踐，或是 19. 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男童「擬孤兒化」以便成就「英雄述事」的見解。.

(12) 7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一期. 藉由故事說演的言說方式，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或間接為男童主角樹立起「陽剛」典範。可以說，男童主角和趙大夫以及陳明哲的相互依存或巧妙互動明顯建立了「擬父子關係」，這般父子相承的關係，一方面強化或再現了傳統儒家「父慈子孝」的倫理精神，另一方面或可援引美國男性運動風潮人物布萊（Robert Bly）在《鐵約翰》（Iron John, 1992）一書所強調的「成男之道」的論點進行解析。他認為在男童成長的過程中必需有男性典範人物（male role model）作為男童性別認同的啟蒙者、教導者、以及馴化者，以此確立男童的性別身分與陽剛認同。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先前所提，戰爭敘事的核心人物大多是男性，因此諸如此類以「男人型塑男人」（men make men）的論述，在戰爭敘事中不免經常可見，因此也是少年小說戰爭敘事中男童主角陽剛構型的重點之一 20。在《從黑夜到天明》中，趙大夫無疑扮演對男童主角進行陽剛啟蒙與教化的關鍵角色。趙大夫除了協助立勤在戰亂流離中覓得一安身之處，為他提供了物質生活的基本需求與滿足，也在閒暇之餘教他讀書識字，並教以簡單的護理常識。對立勤而言，趙大夫宛如慈父，是他經歷身心變化，由童騃懵懂轉變為成熟少年，至為重要的精神支柱與嚮導。然而，趙大夫對立勤的陽剛教化最具體的實踐，弔詭說來，並非平日知識的灌輸與體能的建造，而是在他遭受日軍嚴刑拷打後，在遍體鱗傷羸弱不堪的情況下，仍以堅決但不失關切的口吻殷殷告誡立勤「男孩不哭」的精神信念與原則，徹底展現「男兒有淚不輕彈」的勇者形象。趙大夫因日軍急欲追查失蹤的美國飛行員下落而受到池魚之殃，在出診時突然被日軍抓走，並且遭到嚴刑拷問，最後在陳村長的奔走救助下，終於回到陳家莊。書中如是描述： [立勤]看到趙大夫背上橫一道、豎一道的血印子，想到趙大夫年紀這麼大了，還要遭受這種折磨，忍不住哭了起來。趙大夫很關心地望著立勤。「孩子，孩子」他斷斷續續地說，「別，別哭，男男，男孩子，是不掉眼淚的！」. 20. 關於《鐵約翰》的相關討論可參考 Nick Manfield, Subjectivity: Theories of the Self from Freud to Harawa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pp.102-103。.

(13) 戰爭敘事中的身體論述與陽剛主體形構─以《從黑夜到天明》與《小英雄與老郵差》為例 77. 立勤點點頭，轉過臉去，忙著用手巾輕輕地給趙大夫擦傷。他把傷口擦乾淨，又擦上了紅藥水，用一塊白布從背後纏到胸前，裹好，再很細心地把趙大夫鬍子上和嘴角上的血擦掉，拿了一件袍子給他換上。（張劍鳴，頁 60）從這段敘述明顯可見，除了體格的鍛鍊，情感的壓抑也是男童（主角）免除陰柔化，消弭軟弱的（負面）形象，以步入男性認同並彰顯陽剛氣質的必要之舉。立勤目睹趙大夫老邁的身軀因遭受毒打而留下斑斑血跡與條條傷痕，心生不忍而難過落淚，男孩的真摯情感在此可謂充分流露。然而，情感流露並非中國傳統社會文化對男童成長的期許，趙大夫此時雖然全身是傷，言語困難，仍奮勉以身作則，以具體的身教和言教，強調「男孩不落淚」的基本文化信念，以其「老當益壯」的身體實踐為立勤示範了男性成長的重要一課。值得一提的是，身體的凌虐在戰爭敘事中是常見的橋段，身體在武裝衝突的爭鬥中，往往成為敵手施展暴力與進行懲罰的標的物。身體的傷殘與受虐等身體的異化，一如奮勇殺敵、驍勇善戰的身體意象，是戰爭敘事中經常可見的畫面，身體於是成為戰爭敘事中多重論述力量交鋒的展演場，或藉以表彰戰士的英勇行徑，或是用以銘刻、承載、再現敵軍的惡行與暴力。身體作為戰爭敘事的論述場域，除了可見暴力印記，在上述橋段中，不意也突顯了戰爭暴力下至關緊要的身體照護工作。傳統上，照護工作大多被認定為女性的職分，其所需的細心與柔和動作，顯然不同於沙場上格鬥所強調的剛猛暴力。在上述橋段中，趙大夫受傷的身軀，雖讓立勤看見「英雄不落淚」的勇者行徑，對立勤的陽剛教化起了重要的示範作用，卻也因此促使立勤隨即投入照料工作，從他逐步為趙大夫擦拭傷口、上藥、包紮傷口、並貼心地為他擦掉鬍上和嘴角的血跡等細微動作看來，立勤的體貼和細心也分明可辨，再次彰顯他溫柔善感的一面。這個橋段正好說明了男童的陽剛氣質雖難脫社會文化的（一再）建構，但其性別表現，或說其理想陽剛氣質的呈顯，並非固置不變，而是頻頻指向性別意象的流動與性別意涵的曖昧游移 21。 21. 誠如匿名審查人所指，從文本的描述以趙大夫對男童主角提供庇護、供食、衛生教養等.

(14) 7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一期. 如果說趙大夫對於立勤的男性認同教化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是建構其陽剛主體不可或缺的父職角色，那麼身為游擊隊隊長的陳明哲，則是進一步協助立勤轉化為獨立自主個體的長兄人物。身為游擊隊長，可以想見，陳明哲是個「個子高大，身體結實」的青年人（張劍鳴，頁 37）。關於陳明哲的形貌特徵，書中有以下的描述：陳明哲是一個堅毅沉著的人，做起事來非常快，而且說做就做，一定要做好了才肯住手。他那一對亮閃閃的眼睛，教人一看就覺得他很聰明，很機警。他最會講打仗的故事，尤其愛講游擊隊和日本人打仗的故事，講到精彩的地方，好像他就是那個故事的主角。立勤經常像個影子似地跟在他後面，希望聽到他講故事。（張劍鳴，頁 39）陳明哲個性沉穩，身手矯捷，做事明快，負責盡職，雙眸炯炯，既聰明又機智，由這段關乎個人身體與行動力的描述，可以看出，陳明哲是個典型的英雄人物，是小說文本所形構的理想陽剛典範。對男童主角而言，陳明哲令人心儀之處，除了他具有完好的外表與性格，最重要的，還是他擅長講「打仗的故事」 22 。戰爭故事對男童深具吸引力，在立勤身上可見一斑。值得注意的是，「打仗的故事」如同先前提到的「打仗遊戲」，也是教化男童使其步入陽剛化的重要媒介，是型塑男童陽剛氣質與男性認同的利器。這類游擊隊的戰鬥故事，借用黃金麟的說法，其實布滿「意識型態與紀律空間的塑造」，可以視為「武化身體的日常養成與鑲嵌實踐」的一環，也是「戰鬥性身體養成的必要精神基礎」 23 。男孩愛聽「打仗的故事」，正如男孩愛玩「打仗遊戲」，兩者皆提供男童身體實踐的. 22. 23. 實質內容而言，趙大夫的陽剛塑型偏屬陰柔，這點若與書中所形構的另名父兄人物，即身手矯捷的游擊隊長陳明哲兩相比較，更可見其中差異。由此，男童主角陽剛主體的塑形在兩者的交相影響下，也必然呈顯雙重（流動）意涵。哈斯（Donald Hasse）在“Children, War, and the Imaginative Space of Fairy Tales.”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vol.24 no.3 (2000), pp.360-377.一文中曾指出，「說故事」（storytelling）本身往往提供了一個「庇護空間」（space of refuge），其所連結的並非戰爭的創傷與痛苦經驗，而是關乎「保衛、安全感、以及回歸有意義的生活」這類較具理想性色彩的訊息與意涵（頁 365）。循此觀點我們或可進一步指出，在上述敘事橋段中，以戰爭為背景的故事說演除了傳遞敵我概念，深化愛國意識，對敘事者（以及閱聽者）本身而言，也有著自我催化以及建立（國族）認同的積極作用。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頁 90。.

(15) 戰爭敘事中的身體論述與陽剛主體形構─以《從黑夜到天明》與《小英雄與老郵差》為例 79. 想像空間，或在戲仿之中，或在言說之中，一再構築男童的陽剛主體與男性認同。除了戰爭故事的潛移默化，陳明哲也是鼓勵、協助（例如說服趙大夫同意讓立勤外出）、帶領立勤首度走訪海邊小村子的行動派人物。這次的外出經驗開啟了立勤出外冒險的契機與信心，也間接促使立勤在一次獨自行動中勇敢面對日本士兵的盤問，並成功搭救跳機受傷的美軍飛行員。立勤在這次意外搭救並設法照料美軍傷兵的行動中，再度展現其兼具勇敢、機智、冷靜、溫柔的多元面貌。立勤在經歷父兄人物的教化後，知識與能力逐漸增長，然而，他真正成為勇敢有為的少年英雄，則要到故事末了，在臨危受命之下帶領包含受傷的美軍飛行員一行人趁夜離開陳家莊，安全抵達目的地的過程中才充分彰顯。這份「領隊」任務原本應由游擊隊隊長陳明哲負責執行，但是就在眾人準備出發前，日軍突然進入陳家莊搜查，陳明哲為了引開日軍，而臨時決定將這份任務交付立勤，因為他是唯一到過指定地點的人。故事如是描述：立勤在陳家莊住了這麼久，從來沒有在晚上出過村子。他本來很怕黑，可是這時候不知道從哪兒來的勇氣，使他的膽子大起來。他領頭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著，覺得自己突然長大了，不再是一個孩子了。他們五個人是否能平安到達目的地全靠他，一切的責任都在他身上。他知道隨時隨地會有危險，因此，他的眼睛特別亮，耳朵特別靈。（張劍鳴，頁 85）這次的行動使立勤有機會獨當一面，在敵軍迫近的危急情況中，以「大人」之姿負責帶領傷殘老弱的一群人展開逃亡之路。他雖未親赴戰場，與敵人周旋戰鬥，但他在暗夜中憑著勇氣與毅力帶領眾人前進，在敵軍逼臨的險境中，突破個體經驗與環境限制，勇敢前進，透過故事的交織鋪陳，立勤的陽剛典型分外鮮明。這段敘述所形構的男童陽剛主體，所強調的不外是男童（主角）身體行動力的展現，以此突顯其剛強沉穩的一面，以及獨立自主的成熟表現。在這次行動中，立勤清楚意識到他「不再是一個孩子了」，而是擔負一群人生命安危的重要人物。換句話說，透過這次行動，立勤不但確立其陽剛主體身分，更具「父子相承」的重要象徵意義，可視為其與陳明哲「擬父子」關係的儀式化連結。.

(16) 8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一期. 這次的行動也可說是立勤身體武化最具體的實踐。然而，不同於一般戰爭敘事中武化的身體總少不了刀劍槍砲等武器的實際操演，在《從黑夜到天明》的敘事中，男童身體的武化並未與兵器的操作相關連，文本聚焦描繪的反而是身體細部器官的功能及作用，以「眼睛特別亮，耳朵特別靈」強化男童主角的身體行動力。「耳聰目明」在這段敘述中，遂成為男童在（軍事）行動中展現身體動能的關鍵所在。這點或可與王德威所謂的「體魄的美學」（ aesthetics of corporeality）並置觀看，他指出不少歷史小說中的男性主角大多具有「堅實強壯的身體」，這無非是「充實國家民族想像的重要依歸」24。值得注意的是，在《從黑夜到天明》這部少年小說中，男童（主角）所展現的「堅實強壯的身體」並非一味強調身形的壯碩，而是以「明眼」與「靈耳」作為最終刻劃的重點，可以說，其陽剛主體的型塑，在此並非以「武力」取勝，而是以「靈敏」為要，這點與前述關於陳明哲外貌的描述有幾分神似，或可謂得其真傳，也可視之為與陳明哲「擬父子」關係的（再度）強化。然而，在另一方面，這段敘述的描摹重點不意也暗指男童的感官就是他的「武器」，男童主角在此無疑像頭「獸」，或有「獸化」的可能（或隱指「熊」／「雄」之類比），若此，則男童主角如「獸」般的英勇行徑／行動，似也在隱微之中突顯其「另類」英雄形象 25。總而言之，在這部以戰爭敘事為基調的少年小說中，男童（主角）陽剛主體的型塑至終已非單單指向「勇猛之軀」等身體外形的強化與定型，而是訴諸於身體動能的細緻表現，以此呈顯陽剛主體的多重樣貌。. 四、身體的展演與游移馬景賢的《小英雄與老郵差》也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戰爭為敘事背景，不同於《從黑夜到天明》聚焦日本偷襲珍珠港後所發生的一段史實，從而發展出一段小男孩英勇報國、展現愛國行動的救援故事，《小英雄與老郵差》的歷史輻輳約略涵蓋中國對日八年抗戰的始末，故事以中國北方平漢線上一個小鎮為. 24 25. 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台北：麥田出版社，2011 年），頁 430。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此洞見。.

(17) 戰爭敘事中的身體論述與陽剛主體形構─以《從黑夜到天明》與《小英雄與老郵差》為例 81. 場景，側寫小鎮在戰爭期間的興衰變化以及往來其間的鎮民和難民如何在戰爭的摧殘下，經歷戰亂與流離，在被迫離鄉、寄居他鄉、復而返鄉的困頓折衝中，開啟一段又一段攸關人性考驗與生死離別的大時代故事。一如先前提到的，戰爭故事大抵是以男性為敘事核心，尤其士兵奮勇殺敵、抗敵、殲滅敵人等布滿陽剛意象的身體演繹每每成為敘事的重要片段。例如書中這段描述：中國二十九軍大刀隊，用肉體抵抗日本的大槍大砲，奮不顧身地往前衝。敵人的武器雖然很強，但看到大刀隊的大刀，就像掉了魂似的，跪在地上向中國戰士求饒。 26 這段由肉體、槍砲、大刀共組的畫面，鋪陳了戰場上的殺戮氣息，清楚揭示了沙場上避免不了的武力較勁與暴力衝突。男性身體的武化尤其顯見於男人以肉體之身奮勇迎敵，以及面對「大槍大砲」時的毫無畏懼。海傑（Paul Higate）以及侯普敦（John Hopton）就曾指出，戰爭小說或與戰爭相關的報導中經常可見這類「理想化陽剛氣質」（idealized masculinity）的描述，這類論述往往標舉男人的身強體壯以及無與倫比的行動力，強調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共同成就國家社會整體的利益福祉 27 。他倆指出政客們經常運用這類論述邏輯以合理化國家對暴力的使用。在《小英雄與老郵差》這部少年小說中，作者未必意圖合理化戰爭中的暴力，然而這類戰爭敘事卻也不免頻頻指向軍事武力與陽剛主體的相生相成，以及兩者相互依存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槍、砲、大刀，或是武化的男性軀體，皆或多或少具有「陽具」（phallus）的指涉意涵，是威權的表徵，也是陽剛意象至為清楚的呈現。大刀與士兵兩者合體也可視之為「儀式化陽具」（the ritual phallus）的展現 28，除了是威權的具體表徵，也是將（中國）男性身體型塑、轉化為陽剛之軀的關鍵所在。相對而言，敵人在此威權逼迫下的屈膝求饒，除了顯現戰場上勝敗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卻也不免弔詭 26 27. 28. 馬景賢，《小英雄與老郵差》（台北：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頁 54。 Paul Higate and John Hopton, “War, Militarism, and Masculinities. In M. S. Kimmel, J. Hearn, and R. W. Connell (Eds.), Handbook of Studies on Men and Masculinities (Thousand Oaks: Sage, 2005) , p.434。參見 Leo Braudy, From Chivalry to Terrorism: War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Masculinity (New York: Vintage, 2005), p.10。.

(18) 82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一期. 地突顯了或隱約指向將敵人「他者化」（alienated）與「陰柔化」（effeminated）的威權想像 29。戰爭中武裝衝突所引發的暴力聯想，以及戰場上士兵奮勇殺敵的陽剛意象（images of masculinity），經常也是戰場之外常民百姓間流傳、戲仿、想像的主要來源，戰爭的陽剛意象及意涵在輾轉反覆的建構與重構中，每每具有特殊的展演效果。例如，在《小英雄與老郵差》這部少年小說中，中國二十九軍以大刀克敵的事蹟透過民眾的口耳相傳與即興表演，別具戲劇性效果：有的人把大煙袋當成大刀，拿起架式比手畫腳的，模仿二十九軍戰士砍小日本人腦袋的樣子。……當說到砍掉腦袋的時候，不但有動作，而且還帶聲音，只聽『咯嗤』就是一個，像個西瓜在地上滾了幾個滾兒」。（馬景賢，頁 44）這段活靈活現戰士殺敵的簡短敘述，十足誇張了戰爭的「展演性」（performativity），原本是大刀揮舞的暴力場面，至此成為唱作俱佳的滑稽畫面，甚至帶有幾分黑色幽默的喜劇效果。從這段敘述明顯可見，在敵我截然二分的意識型態作用下，戰爭的暴力在言說與展演之中往往（能）轉化為「愉悅」（pleasure）的來源，甚至成為「歡慶」（celebration）的娛樂節目，而成為大家爭相表演、複述的故事題材。此處常民百姓對戰爭的誇大敘事與虛擬想像，於精神上相當類似巴赫汀（ Mikhail Bakhtin）所形容的「嘉年華式狂歡」（carnivalesque），尤其，在嘉年華會的歡樂嬉鬧場景中，「階級的劃分與阻隔」得以暫時消解，而「日常生活中某些常規與禁忌」也可暫時打破，其所透顯的是權力位置的流動與游移，與對領導階層或強權文化等宰制力量的反抗與反動 30 。不同於因政治目的而將戰爭暴力合理化，在常民百姓之間反覆建構與展演的「戰爭暴力」，實則雜揉了幾分「詭異」（the uncanny）色彩。上述的故事說演將敵人的「腦袋落地」類比為 29. 30. 另外，這段描寫「國軍」英勇殺敵的敘事橋段，以「大刀」作為殺敵的武器，一則似在強化「中國」國族神話的建構，另則無不暗示彼時的中國仍處於前現代時期，而擁有大槍大砲的日本早已步入現代化，由此顯見兩者的文化差異。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此一觀點。參見 Mikhail Bakhtin, Rabelais and His World [1941]. Trans. Hélène Iswolsk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p.15。.

(19) 戰爭敘事中的身體論述與陽剛主體形構─以《從黑夜到天明》與《小英雄與老郵差》為例 83. 「西瓜滾地」，如此突梯式的比擬，除了產生戲謔效果外，更有藉此打破、顛覆、翻轉敵我權力關係與位置的基進象徵意涵。由此衍生而來的另一個關乎身體的描述，則是不時在文本中出現的「屍體」意象。例如，書中這句描述在日軍突如其來的猛烈空襲下，「載滿軍人、難民的火車被炸得粉碎，滿天飛起了炸碎的屍體」（馬景賢，頁 82）。又如，小鎮被強大的砲火轟炸後，鎮上居民幾乎全逃走了，作者如是說：「趙大膽兒踩著從烏雲中灑在地上的月光，很小心地繞過橫七豎八的屍體，回到他的家裡」（馬景賢，頁 85）。「屍體」在文本中作為殘破不堪或凝滯不動的身體意象，或欲顯明戰爭的恐怖暴力，或是用以突顯故事主角的獨立與勇敢，皆不免將身體物化或異化。在戰爭敘事中，關於傷殘士兵和難民的描述，也頻頻指向身體的物化與異化，或強調身體的失能與弱化，他們往往如同物品般任人棄置，例如以下這段具體描述：「最可憐的是那些受了傷的戰士和難民，就像那些沒有搬運的莊稼，東一堆，西一堆，橫七豎八到處都是」（馬景賢，頁 103）。不論是屍體或殘缺廢置的身體，各種身體的物化、異化以及殘破意象，不時在戰爭敘事中穿插浮現或交相疊合，似乎已幻化為一種「奇觀」，頗具「展演」的象徵意涵。值得注意的是，屍體、傷兵、難民堆疊合組的沉寂畫面，與馳騁沙場的戰士所展現的勇猛、強壯、豪放的動態陽剛形象有著明顯的反差。若說，戰爭敘事中少不了英雄的建造與霸權陽剛氣質的形塑，那麼這些失能、弱化、以及「非關陽剛」的男性形貌，也是戰爭敘事中顯而易見而不容忽略的一環。如前所述，少年小說的戰爭敘事若論及男童主角的陽剛型塑，焦點往往並非在沙場上，而是在戰亂流離中，或是經由父兄人物的教化，或是在異地環境的琢磨下，逐步蛻變轉化成為英勇少年。有別於《從黑夜到天明》男童主角王立勤在故事之初的羸弱形象，《小英雄與老郵差》主角趙國強自始便是個十足的頑童（wild boy），是另一男童典型。他別名趙大膽，喜愛捉弄他人，經常結伴欺負年邁的老郵差，整天耽於玩樂，不時壯著膽獨自到亂葬崗找尋活蹦亂跳的蟋蟀，以便拿來和其他男孩比鬥。除了鬥蟋蟀，蛇更是他喜愛把玩的對象：.

(20) 8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一期. 蛇是趙大膽兒的死對頭，只要他看見了蛇，不管用什麼法子，一定要把牠捉到手。有一次，他抓到一條蛇，拿去嚇一個梳著兩條辮子的小女生，差點被開除。最後，還是老郵差去說情，人家才不追究。（馬景賢，頁 22）趙國強不但不怕兇猛滑溜的蛇，還故意拿蛇來嚇女生，以此為樂，他的頑童形象在此不言可喻。他的調皮之舉，經常惹來不少麻煩，加上他對課業的漫不經心，每每讓自己遭受處罰，也常令老師及長輩們搖頭歎息。在戰爭迫近的時刻，他的任課老師王老師便不免哀歎：「國強！國強！像你這樣調皮的孩子，國家能夠強嗎？」（馬景賢，頁 58）。從王老師這番諷刺意味十足的話語，清楚可見，如同趙國強這般調皮、搗蛋、專惹麻煩的「頑童」並非（中國）社會文化所期待及認可的理想男童典型。也因此，王老師在故事之初便經常扮演起父執角色，或是殷殷訓誡，或是懇切叮嚀：「記住，你要像你的名字一樣，要國家強，才不會被日本人欺負」（馬景賢，頁 64）。以王老師為代表的年長男性，除了是教化男童／頑童使其步入常軌的重要人物，也是在男童陽剛教化的養成過程中，負責灌輸愛國思想與國族主義，以培養其國族認同的主要啟蒙者 31。除了老師的啟蒙與教化，「戰爭故事」也是型塑男童陽剛認同的重要管道。一如《從黑夜到天明》的男童主角王立勤老愛跟在游擊隊長陳明哲身旁聆聽游擊隊英勇抗敵的故事，在《小英雄與老郵差》中，趙國強也經常跟在老郵差身旁聽他轉述戰爭消息「像聽故事一樣」（馬景賢，頁 72）32。有別於立勤的所聽所聞是游擊隊驍勇善戰的精彩故事，趙國強聽到老郵差轉述的故事內容，大多是日本軍隊的惡行與暴力，以及平民百姓無辜受害的情景：有人年紀老大，卻莫名被砲彈打死；有人年紀輕輕，卻慘遭活埋；有人被迫挖戰壕，還被賞耳光；有的被砍得缺胳臂沒腿的，不一而足，這種種敘事所勾勒的是平民百姓的無辜 31. 32. 王老師的「愛國形象」在書中有其微妙的轉折變化。王老師原是灌輸孩童國族認同與愛國思想教育的重要啟蒙者，在小鎮淪陷後，卻成為效忠日本人的「走狗」，也因此成為小鎮「不受歡迎」的人物（馬景賢，199）。然而，書末抗戰勝利後小鎮所選出的「抗日模範英雄」正是曾被視為「日本人走狗」的王老師（馬景賢，201）。以王老師為代表所象徵的「奴化」的陽剛主體與「另類」英雄形象在戰爭敘事中十足呈顯複雜而曖昧的意涵。老郵差的身分在書中有多重象徵意涵。他除了是（無論平時或戰時）傳遞信息的重要人物，也是知識分子的表徵，男童主角趙國強即為其所命名。此外，他是鎮上的和事佬也是趙國強從少不更事到生命轉化過程的重要幫助者。更重要的，他是游擊隊長張大有的父親，就父子傳承的意義而言，「老郵差」也別具國族精神象徵。.

(21) 戰爭敘事中的身體論述與陽剛主體形構─以《從黑夜到天明》與《小英雄與老郵差》為例 85. 受害，以及敵軍的殘暴與欺凌，其中明白揭露或隱含的國族的傷痛，每每能激發男童主角的愛國心理與陽剛認同，書中如是強調：「趙國強趙大膽兒聽到的都是日本人欺負中國人的事，他一邊聽一邊咬著牙，眼裡噙著淚水跑回家」（馬景賢，頁 74）。趙國強的頑童形象，至此初有轉變，他已不再是個只知調皮搗蛋的小夥子，而是能對國家遭難同感憂心的少年了。不同於《從黑夜到天明》中的男童主角王立勤因看見朝夕相處的趙大夫遭日軍毒打，留下斑斑血痕而難過得傷心落淚，趙國強在此處的落淚則帶有幾分國仇家恨的悲痛情懷。然而，男兒終究是「有淚不輕彈」，從下面這段敘述可以窺其要：從下午在亂葬崗子，差點沒被炸彈炸死，看到家裡人都逃了，趙國強雖然有些害怕，但是卻沒有哭過。可是當他看到他新買的童子軍制服被燒了，卻一手抓著燙燙的帽徽，一手不停地擦眼淚。（馬景賢，頁 86）日軍突如其來的空襲把趙國強居住的小鎮轟炸得面目全非，他當時正好獨自前往亂葬崗抓蟋蟀，僥倖逃過一劫，卻也因此和家人失散。他和父母分離，孤身一人時，雖覺害怕，但並未落淚，書中強調他「沒有哭過」，他的勇敢剛強在此可見一斑。然而，真正教他傷心落淚的卻是因為目睹新購的童子軍制服被燒毀了。在此，童子軍制服所象徵的意義明顯關涉國家認同的情感聯繫與愛國情操的樹立。童子軍和國家認同教育向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也是男童陽剛教化養成的重要管道之一。黃金麟就明白指出，中國童子軍和「軍國民教育、黨化教育、軍訓教育和訓政體制的建立有相同目標，那就是轉化人民的身體成為國家富強的基礎和工具」 33 。童軍制服被毀，因此也象徵中國國族命運再次受到嚴重的斲傷，趙國強落淚的原因即在此，他並非因軟弱而哭泣，而是出於心中難掩的悲憤之情。他的落淚至此反而使他能卸下「頑童」形象，進而轉化為忠勇愛國的「正規」（normative）男孩樣貌。具體而言，「男兒落淚」在此非但不是軟弱的表現，反倒成了陽剛型塑的一環。. 33. 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頁 63。.

(22) 8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一期. 然而，趙國強陽剛身分的轉變，或者說，他由「頑童」形象翻轉為「英雄」角色的具體實踐，弔詭說來，並非以勇者的姿態從容奔赴戰場，而是來自一場意外的喬裝扮演。趙國強在日軍空襲小鎮過後，回到空無一人的家中，獨自住了幾天。有天夜裡，他發現家裡躲藏了一個陌生人，而日軍此時也突然來到家中大肆搜索。在陌生人的示意下，兩人喬扮為父子，趙國強冷靜又機伶的即席演出成功蒙騙了日軍，兩人雖遭拘捕，在拘禁期間，他被帶到日本大佐面前依然一副乖巧樣貌，佯裝為兒子身分，最後雙雙平安獲釋。兩人獲釋後，趙國強才知曉原來這名他喊為父親的陌生人是游擊隊的隊長張大有，日軍因他多次埋設炸藥破壞儲糧和彈藥庫，而極力追捕。有別於沙場上的武力格鬥，以型塑英雄的正規樣貌，在這場喬裝扮演中，趙國強的「英勇」行徑，弔詭說來，卻是屬於迂迴的方式，是以「展演」（performance）為要，是以「詭計」（trickery）取勝。身為游擊隊隊長的張大有，雖然多次在敵陣中出生入死，分明是典型的英雄角色與陽剛人物，在這個故事橋段中，卻處於「失能」或被動的狀態，他的生命安危幾乎全繫於趙國強在敵人面前的臨機應變與即時展演，兩者的英雄造像在此顯然有著微妙的變化。趙國強藉由巧妙扮演成功搭救張大有，他機警、靈活又沉穩的表現贏得了游擊隊的敬仰與讚賞，並且因此獲得了「小英雄」的稱謂：「勇敢，真了不起！你也可以算是我們游擊隊的小英雄了」（馬景賢，頁 122）。他的機智與沉著，除了得到游擊隊的誇讚，更受到游擊隊長張大有本人的感謝和肯定：張大有摸摸國強的頭，「真要謝謝你，那天晚上你救了我。」「我怎麼救你啦？」「嘿，你忘了，你叫了我一聲爸爸，不然……」趙國強聽了有些不自在，頭低得很低。張大有雙手捧起趙國強的臉說：「國強，我永遠都會記住你，中國有你這麼聰明的孩子，中國一定會強盛起來。」（馬景賢，頁 111）若對比於趙國強在小說文本一開頭，頻頻以調皮搗蛋的模樣現身，他的耽於逸樂還曾引來王老師的責罵與哀嘆，那麼這回他不經意的救人之舉，不僅使他的.

(23) 戰爭敘事中的身體論述與陽剛主體形構─以《從黑夜到天明》與《小英雄與老郵差》為例 87. 「頑童」形象得以徹底轉化，更使他一舉成為「名符其實」的模範英雄。文本的敘事如此巧妙安排，前後呼應，為便突顯男童主角陽剛身分的轉化，然而，這幾個橋段似也一再清楚勾勒出張大有與趙國強兩人微妙的「擬父子」關係。誠然，兩者的「擬父子」關係在張大有與趙國強初相遇的喬裝扮演中便已悄然成立，然而，相似於《從黑夜到天明》男童主角王立勤與陳明哲「擬父子」關係的互動與傳承，在《小英雄與老郵差》中，張大有暫時性的「失能」，也頗具儀式性的象徵意義，多少直接或間接促成了男童主角另類陽剛氣質的開展。換句話說，若非張大有的陽剛主體身分受到掩抑，或者說要不是他所具有的霸權陽剛氣質在此隱而不顯，那麼趙國強另類陽剛氣質和主體身分也無由突顯。對於趙國強終要／總能步入「英雄」身分與陽剛主體位置，自是要從「擬」父親角色的張大有口中予以肯定和讚許。趙國強的「愛國行動」另一具體展現，則是在一次戲水活動中巧遇潛伏水中的游擊隊員田久耕，在他的指使下，暗中偷走日本士兵的衣服，使對方遭受突襲而得到慘痛的教訓：趙國強噗通扎進水裡，一個猛扎過了河。幾個日本兵在河裡嘻嘻哈哈的，一點兒也沒有注意岸上的動靜。趙國強低著身子，把日本鬼子的衣服全抱走了，順手扔到一條大水溝裡去。不久，就聽到砰砰響起了槍聲。（馬景賢，頁 177）趙國強這段「偷衣記」再次具體呈顯他別具風格的陽剛形構，有別於「武化」身體所彰顯的行動力，強調（例如游擊隊員）與敵軍的周旋戰鬥，或者一如《從黑夜到天明》的男童主角王立勤以領隊之姿帶領同伴前進的身動力，在這段敘述中，趙國強的身體行動顯然別樹一格，他再度以迂迴折衝的方式，輕巧潛入水中，偷走敵軍的衣服，以此協助游擊隊員田久耕順利對日軍展開報復行動。這段男性及男童的身體展演，除了顯明戰爭衝突的多元形式，不亦呈現了戰爭文化中陽剛氣質的複雜多變，無論是直截的暴力或是迂迴的掩飾，在戰爭敘事中皆屬陽剛行動的一環。然而，男童主角的陽剛型塑終究有別於武鬥的陽剛形貌（combatant masculinity），他在兩次協助游擊隊員的行動中，分明是以喬裝、.

(24) 8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一期. 欺騙、偷取等伎倆，展現「陽剛」身體的另類樣貌。換句話說，趙國強英雄形象的建立並非以剛猛之姿力克敵人，或是以身強體壯為主要訴求，而是以喬裝、矇騙、掩藏以及偷取等迂迴模式成就其忠勇愛國的表現。然而，換個角度來說，趙國強的「頑童」身分，在此雖已悄然轉化，但他的行徑仍不脫「頑童」形貌，或者說，他總能以「頑童」之姿，頻頻立下奇功，而呈顯出英雄的另類樣貌 34。循此，趙國強的英雄角色顯然有別於傳統的霸權陽剛形構，而是更接近史福曼（Kaja Silverman）所指稱的「理想陽剛氣質的彈性類型」 35，這樣的「彈性類型」所強調的是陽剛氣質的變動不居與多元異質。無論趙國強的陽剛構型是「頑童」形象的另類開展，還是頑童身分的徹底轉化，他在各式情境的身體展演，具體可見陽剛主體身分的流動與游移。. 五、結語在戰爭場域中，身體往往首當其衝，無論是軍人勇往殺敵的勇猛形象，還是游擊隊與敵人周旋的矯健身影，抑或士兵及平民百姓負傷受辱的羸弱身軀，戰爭的描述總是充斥著各種與身體相關的論述。本文以《從黑夜到天明》以及《小英雄與老郵差》這兩部少年小說的戰爭敘事為觀察核心，聚焦探討這兩部以中日戰爭為背景的少年小說，在文本的形構中如何藉由男童主角身體行動力的馴化與展演，以及透過各式（男性）身體論說與演繹的交相疊映，構築陽剛主體多元繁複的面貌。簡言之，《從黑夜到天明》的男童主角王立勤的陽剛構型，明顯有別於《小英雄與老郵差》的故事主角趙國強，前者在故事之初是個羸弱小子，而後者則是以頑童的面貌現身，然而，兩書男童主角的陽剛主體形構皆不免強調身體行動力的開展與實踐。這兩部少年小說的戰爭敘事，雖皆強調男童的身體行動力，然而，《從黑夜到天明》側重描繪的是男童主體的逐步陽剛化與去陰柔化，其中所彰顯的無非是男童身體的馴化與武化。反之，《小英雄與老郵差》男童主角的「英雄」形貌以及陽剛主體的建造，並非以身體的「武化」 34. 35. 如同匿名審查人所言，趙國強的「小」英雄形象，所指的可能不只是年紀上的小，甚至帶有「非正規」、「別出」英雄形象的弦外之意。 Kaja Silverman, Male Subjectivity at the Margin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73。.

(25) 戰爭敘事中的身體論述與陽剛主體形構─以《從黑夜到天明》與《小英雄與老郵差》為例 89. 為訴求，而是以身體的「展演」為主要手段，尤其透過「喬裝」、「扮演」、「潛藏」等柔化的身體實踐，呈顯男童另類的或非關主流的性別樣貌，以此強化男童主角的英雄身分與陽剛認同。值得注意的是，這兩部少年小說戰爭敘事中的陽剛形構，並非僅止於強者與弱者、英勇與懦弱、威權與抵抗等這類以二元對立論述為依歸的正反辯證，而是呈顯複雜、多元、流動、甚至混雜而模糊的性別意象。例如，《從黑夜到天明》的男童主角立勤在故事中除了具有英勇的行動力，也是個細心的照顧者，在初次搭救受傷的美軍飛行員，以及照護受日軍毒打以至身體殘弱的趙大夫，他在照料之中充分顯露其柔和體貼以及多愁善感的一面。《小英雄與老郵差》男童主角的英雄造像，則是透過喬裝扮演和暗中偷衣等迂迴行徑，分明呈顯其陽剛主體的另類樣貌，或隱約指向其陽剛身分的游移不定。此外，在《小英雄與老郵差》中除了有正規軍人形象的描述，更可見愛國知識分子（如王老師）在小鎮淪陷後因替日人工作而被鄙為「日本人的走狗」的「奴化」身分。然而，這般「奴化」的身體與身分，弔詭說來，卻是有利於與日人協商，並能居中搭救遭禁受迫的愛國英雄或平民百姓的關鍵。具體說來，這類陽剛主體的奴化或異化，也別具「另類」英雄的型塑與指涉。總括而言，這兩部少年小說戰爭敘事所描繪的男童主角，其陽剛主體的形構，並非著眼於以英勇戰士之姿雄赳赳氣昂昂奔赴沙場的寫照，而是聚焦於男童在戰亂之中生活成長的曲折變化。兩書主角透過身體行動力所建構或展示的陽剛主體，雖仍可見忠勇愛國的正規形像，實則更充斥著流動的性別符碼與意涵。若將趙大夫老化傷殘的身體、張大有「弱化」的陽剛之軀、王老師奴化的英雄角色，以及充斥在文本之中殘破的陽剛身體意象納入觀察，從這兩部台灣少年小說的戰爭敘事，則可以看出陽剛主體形構的矛盾曖昧與複雜多變。其中，《從黑夜到天明》男童主角兼具陽剛與陰柔的雙重性別意象，《小英雄與老郵差》男童主角頑童角色與英雄身分的糾結互涉，以及兩書中關於身體行動力與身體異化的對比描寫，皆使少年小說戰爭敘事以身體為論說場域的陽剛主體形構，呈顯多元繁複的辯證關係。這類專為少兒書寫的戰爭敘事，與其說如實陳述了戰爭的殘酷面貌，刻劃陽剛身分勇猛、剛強的定型想像，毋寧說是再造一段情.

(26) 9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一期. 節引人，闡揚英雄本貌或呈顯另類英雄樣貌的（男童）冒險故事 36 。因而無論是「柔弱」少年的陽剛轉型，或是「頑童」小子的身分游移，皆使得（男童）陽剛主體的形構更具流動、開放的想像空間與性別指涉意涵。關於戰爭敘事與國族建構的相互關連、少年小說以游擊兵為主體經驗的歷史小敘述、以及台灣少年小說的戰爭書寫為何大多仍以「中國」經驗為再現主題或主要書寫來源，相關問題仍待進一步深入探討與釐析。. 36. 這點或可與 Hamida Basmajian 提出的成人作家為兒童書寫戰爭故事時總不免採取「讀者保護策略」（reader-protective strategies）的觀點相呼應。參見 Hamida Basmajia, Sparing the Child: Grief and the Unspeakable in Youth Literature about Nazism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Routledge, 2002)，p.xvii。.

(27) 戰爭敘事中的身體論述與陽剛主體形構─以《從黑夜到天明》與《小英雄與老郵差》為例 91. 參考資料一、中文書目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台北：麥田出版社，2011 年）。周姚萍，《臺灣小兵造飛機》（台北：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周婉窈，〈歷史的記憶與遺忘：「台籍日本兵」之戰爭經驗的省思〉，《當代》第 107 期（1995 年 3 月），頁 34-49。林方舟，《寒梅》（台北：書評書目，1980 年）。馬景賢，《小英雄與老郵差》（台北：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馬景賢，《小英雄當小兵》（台北：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張劍鳴，《從黑夜到天明》（台中：台灣省教育廳，1968 年）。，《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許俊雅，〈記憶與認同─台灣小說的二戰經驗書寫〉 2 期（2006 年 4 月），頁 59-93。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年）。管家琪，《小婉心》（台北：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劉鳳芯，〈兒童教戰守策─以台灣當代兒童戰爭小說《小英雄與老郵差》及《小碗心》為例〉，《中國現代文學》第 13 期（2008 年 6 月），頁 81-100。. 二、英文書目 Bakhtin, Mikhail.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 Hélène Iswolsk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Barrett, Frank. J. “The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of Hegemonic Masculinity: The Case of the US Navy.” Stephen M. Whitehead and Frank J Eds., Barrett, The Masculinities Reader (Cambridge, UK: Polity, 2001)..

(28) 92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一期. Basmajian, Hamida. Sparing the Child: Grief and the Unspeakable in Youth Literature about Nazism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Eds.Blaikie, Andrew, Mike Hepworth, Mary Holmes, Alexandra Howson, David Inglis and Sheree Sartain, The Body: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Bly, Robert. Iron John: a Book About Man (New York: Vintage, 1992). Braudy, Leo. From Chivalry to Terrorism: War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Masculinity (New York: Vintage, 2005). Butler, Judith.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Connell, R. W. “Men’s Bodies.” Andrew Blaikie et al Ed., The Body: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Vol. IV.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227-245. Dawson, Graham. Soldier Heroes: British Adventure, Empire and the Imagining of Masculin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Gatens, Moira. “Towards a Feminist Philosophy of the Body.” Andrew Blaikie et al Ed., The Body: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Vol. I.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169-179. Glover, David. and Cora Kaplan. Genders (London: Routledge, 2000). Grosz, Elizabeth. “Notes Towards a Corporeal Feminism.” Andrew Blaikie et al, The Body: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Vol. I.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180-192. Haase, Donald. “Children, War, and the Imaginative Space of Fairy Tales.”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vol.24. no.3 (2000), pp.360-377. Higate, Paul and John Hopton. “War, Militarism, and Masculinities.” Michael S. Kimmel Ed., Jeff Hearn, and R. W. Connell, Handbook of Studies on Men and Masculinities (Thousand Oaks: Sage, 2005). Holiday, Ruth and John Hassard eds., Contested Bo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9) 戰爭敘事中的身體論述與陽剛主體形構─以《從黑夜到天明》與《小英雄與老郵差》為例 93. Jarvis, Christina S. The Male Body at War: American Masculinity during World War II (Dekalb, IL: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0). Mansfield, Nick. Subjectivity: Theories of the Self from Freud to Harawa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Messner, Michael A. “Boyhood, Organized Spor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ies.” M. S. Kimmel and M. A. Messner Eds., Men’s Live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2001). Potter, Beatrix. The Tale of Peter Rabbit (London: Frederick Warne, 2002). Reynolds, Kimberley. “Words about War for Boys: Representations of Soldiers and Conflict in Writing for Children before World War I.” 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 vol.34. no.3 (2009), pp.255-271. Rosen, David M. Armies of the Young: Child Soldiers in War and Terrorism,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5). Silverman, Kaja. Male Subjectivity at the Margin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Smith, Dorothy E. “A Sociology of Women.” Andrew Blaikie et al Ed., The Body: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Vol. II.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1-51. Twain, Mark.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New York: St. Martin's, 1995). Whitson, David. “Sport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Stephen M. Whitehead Ed., Men and Masculinities: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303-316..

(30) 9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一期.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