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98 年 6 月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民族的幽靈．現代化的追尋
──論張我軍《臺灣民報》的魯迅思潮引介
*楊傑銘
**摘 要
張我軍擔任《臺灣民報》編輯時期曾大量轉載中國新文學家的相關著 作，其中以胡適、魯迅為引介的大宗。在張我軍主導下中國新文學在台的傳 播，除了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啟蒙價值之外，實際上也有著民族主義的色彩，
希望藉由中國新文學、新文化的傳播，來捍衛在台灣的中國民族認同。
然而，儘管張我軍將魯迅的著作、譯作一字不漏的轉載來到台灣，但由 於台灣社會現狀與中國的差異，台灣與中國在社會結構上的不同，使得相同 的魯迅著作在中國的意涵與台灣是具有差別的。台灣並未因為接收了中國五 四文化、魯迅思潮的影響，而順理成章的成為中國民族文學的一支。相反的，
反倒因為張我軍引介了中國新文學與「魯迅思潮」，豐富了台灣文學，並開創 了台灣接收「現代性」的新的路徑，使台灣在受到日本現代化影響之餘，同 時也受到中國的影響，進而在台灣這一塊空間孕育出具有在地特質的特殊文 化。
關鍵詞：張我軍、臺灣民報、魯迅、殖民現代性、身份認同
* 感謝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在論文修改的過程中獲益良多，也使本論文更為完備，特以此聲明。
** 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壹、張我軍與中國白話文學理論在台的建構 貳、《臺灣民報》轉載中國新文學的概況 參、權力的張力
肆、結論
壹、張我軍與中國白話文學理論在台的建構
台灣社會在接受日本殖民統治教育與文化改造後，雖然其目的仍不脫日本帝國 的殖民剝削統治，但在殖民教育所挾帶的現代化思潮也使台灣逐漸步入現代文明的 進程。而這也使台灣在逐步的邁向「現代化」社會的過程中，產生了新舊交替的過 渡時代，不論是價值觀、教育等各個文化層面，都可以發現新舊文化並陳、交混，
甚而產生對立的衝突。台灣的現代化文明思潮，最主要是由日本現代化的教育所引 進，但除此之外，中國的五四文化運動也是對台灣新文化的發展佔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也就是說，台灣在新文化的接受上，除了來自日本的引介之外，中國五四新文 化對台灣的傳播也對台灣固有的文化生態起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文字」使用的 問題，背後所衍伸的意識形態更成為台灣文壇「文化領導權」（cultural hegemony）
爭奪最大的原因。
文字作為一種符號是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SA)有著相互關聯的，「符號」
的隱形權力是可以透過學校、社會制度、傳播媒體來改造他人或限定他人，並可藉 由「符號」的爭奪取得文學場域的文化資本，並進而從中獲利。也就是說，語言、
文字的使用並不單單具有表意的功能而已，選擇以什麼樣形式的語言、文字來表 意，也透露出「說話者」的意識形態與主體位置。以提倡「中國白話文」的台灣新 文學家來說，選擇承接五四新文學的「中國白話文」來表意，不但有意與傳統舊文 人、舊文化包袱作區隔，也是刻意以語言的方式抵抗日本殖民地國在台的「同化政 策」。換句話說，「中國白話文」的提倡，是企圖藉由二元對立的方式，將傳統文人 化約為「守舊」、「迂腐」的形象，展現使用「中國白話文」是具有現代化、進步、
文明的象徵；此外，也刻意以中國白話文來抵抗日語作為官方語言，在語言的使用 上置入了中國民族認同思考在其中。1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見新舊文學兩個陣營的作家為爭奪「文化領導權」，漠視彼 此的共識與共通點，並以二元對立的方式化約對方陣營的思考脈絡，如此相互攻擊 的結果只是讓新舊文學論爭最終流於情緒性的「混戰」。關於新舊文學論爭的探討，
1 蔡培火所提倡的教會羅馬字作為「台灣白話字」的代表，另外黃石輝提倡「鄉土文學」，為徹底實現「我 手寫我口」的「台灣白話文」，也成為在「白話文」一詞內涵中不同的詮釋與見地。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文 學場域的多重權力結構，並非單純的新舊文學二元對立的差異，即使是支持新文學或舊文學陣營，其中 每一個人的看也不盡相同。
目前學界已有許多詳細的討論，本文將不在此論析論爭的過程與細節。2但從各方 勢力的爭執中，我們可以歸納出論爭聚焦於討論「文學形式」與「文化傳統」兩點。
而從這兩點中我們可以進而提出值得思索的兩個問題：在台灣的「中國白話文」陣 營是移植了怎樣的「文學形式」與「文化傳統」來到台灣？而又與「五四文化」運 動之間又有什麼樣的關係？我想這兩個問題將是本文所要著力處理的問題。由於中 國白話文的支持者，為了在台灣建立起中國新文學的「典範」，因此在此時期轉載 許多中國新文學的在理論或創作。魯迅的作品與譯作也是在此一時期透過張我軍編 輯《臺灣民報》引介給台灣民眾認識的。故，了解中國白話文一派的思考脈絡，將 有助於我們理解張我軍選取魯迅作品與譯作的標準。
歸納上面的討論我們約略可以了解，在新舊交替的過渡時代裡台灣的文壇場域 中會產生新舊文學論爭，乃至於一九三○年代的鄉土文學論爭，最主要的爭執焦點 有二：第一，究竟是怎樣的文學形式、文學內容才能貼近台灣社會的現實。基本上 對於文學必須「白話」，能夠讓當時的台灣社會大眾所了解，是當時不論新舊文學 陣營共同的共識。第二，配合台灣邁向現代化的進程裡，台灣社會究竟應保留哪一 些文學、文化傳統，而哪一些又應該改進？也就是說，台灣面臨走向現代化社會的 道路時，應該留下什麼樣的傳統，哪一些該改變，哪一些不應該改變，這些都成為 論爭的焦點之一。對傳統文人來說，之所以會堅持傳統漢文與孔孟文化除了是在堅 守自身的文化資本之外，另外的一個原因是「孔孟文化」有著漢民族的象徵性與代 表性，若切斷傳統文化便是與過去形成斷裂。而在「中國白話文」支持者的眼裡，
雖同樣的也是抱持漢民族認同的立場，只不過他們所認同的中國文化，是經歷過五 四運動萃練過的新的中國文化，而不再僅侷限於過去的傳統文化之中。
換句話說，傳統文人認為孔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根源，是與中國民族認同相繫 的象徵文化，反觀「中國白話文」的支持者則以「動態」的方式看待文化的流變，
以五四運動後邁向現代化進程的新中國作為認同的對象，並移植五四運動的新文化 人對傳統文人批判的說法作為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重要理論來源。語言作為文化的表 述方式，包含了社會價值觀、所屬群體的意識形態再現，因此，語言的使用基本上 負載了意識形態於其中。像是在台灣傳播中國新文學的健將──張我軍就為使用
「中國白話文」的策略與目的作了很詳盡的解釋：
台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了什麼影響、變遷，則支流也自 然而然的隨之而影響、變遷，這是必然的道理。然而台灣自歸併日本以後，
因中國書籍的流通不便，遂造成兩個天地，而且日深其鴻溝。3
從這裡可看出張氏的中國民族認同的傾向外，在張我軍的看法中，作為中國文化支 流的台灣，也應該跟隨正值變遷中的中國文化其腳步而改變。此外，張氏也提及了 日本對台統治下的「同化政策」4，迫使台灣與中國之間在文化訊息傳遞上有所隔
2 關於新舊文學論爭可參考：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 北：麥田，2004）。林佳惠，《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癥狀與結構》，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6。翁 聖峰，《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台北：五南，2007）。
3 張我軍，〈請合力拆下這座破草叢中的破舊殿堂〉，《臺灣民報》第 3 卷第 1 號，大正十四年（1925）一月
4 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的「同化政策」實行過程中，實包含了「同化於文明」、「同化於民族」兩大部分，而一日。
在日本大正時期以後，在台灣的國語教育（日語）是同化政策的最主要手段。日本對台的統治經歷了伊 澤修二與後藤新平的「同化政策」實行的轉變，在伊澤的政策中，旨在在台灣「走向於民族之中、走向
閡。故，張氏有意以傳播中國五四新文學、新文化觀念使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能夠 重新鏈結，而不是僅僅停留在過去的傳統中國文化之中。
為了使台灣能夠更加了解五四運動之後新中國的文化觀念與文學思潮，張我軍 在《臺灣民報》上分別進行中國新文學「理論」與「作品」的雙重傳播，試圖將中 國的白話文學「橫的移植」到台灣，藉以對抗傳統文人的「守舊」觀念外，亦是具 有中國民族認同上與日本同化政策的相抗衡。在台灣人民的喉舌──《臺灣民報》
中，有一系列中國新文學、新文化的轉載，透過傳播媒體的影響力在台灣發揮了不 小的作用，改變了原本傳統文人獨占文壇的局面。其中以曾經留學過中國，且深受 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的張我軍，在台灣引介中國新文學理論最多，並且在一九 二五年擔任《臺灣民報》編輯時，在報紙上轉載了中國新文學的作品。而魯迅的譯 作與作品也是他在此時期介紹給台灣民眾認識的，奠定了台灣一般讀者對魯迅的認 識。因此，了解張我軍對中國五四文化的傳播，將有助於我們理解魯迅思潮在台灣 的傳播與衍譯。
雖說中國白話文的使用在台灣有所囿限，但在經歷過新舊文學論爭後白話文的 普及還是取得一定的地位，我想，中國新文學發展的日趨成熟佔了一個關鍵的因 素，也連帶影響到台灣新文學的發展。
張我軍自一九二一年到了中國廈門後，正值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成熟階 段，不論是白話文的文學理論、文學創作或是譯作都有如雨後春筍般的在中國各地 到處流通、擴散。對張我軍而言，祖國現代化的轉變，成為台灣所未見的、也未曾 聽聞過的中國，大量接受現代文明洗禮的中國似乎就像即將復甦的雄獅，在未來中 充滿著希望與活力。這對具有強烈中國民族意識的張我軍來說是很大的鼓舞，也讓 他燃起引介中國五四文化到台灣的使命。
在他留學中國廈門、上海、北京期間適逢五四運動發展成熟之際，並受到中國 文學理論、文學作品觀念影響甚多，也開啟他欲引介「中國白話文」與中國新文學 觀念到台灣，開始了他改革台灣文壇的雄志。5自一九二四年底，張我軍先後在《臺 灣民報》上發表了〈致台灣文學的一封信〉﹙1924.4.6﹚、〈為台灣文學界一哭〉
﹙1924.11.20﹚、〈糟糕的台灣文學界〉﹙1924.11.21﹚、〈歡送辜博士〉﹙1924.11.23﹚、
〈請合力拆下這座破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1924.12.5﹚、〈絕無僅有的擊缽吟的意 義〉﹙1924.12.24﹚、〈揭破悶葫蘆〉﹙1925.1.6﹚等論述，將新舊文學的的衝突引領至 高點，激起文學界的討論與重視。
從這的一系列文章中，我們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來探討：首先，張我軍批判 台灣的傳統文學是死文學、守舊文學、不具時代性的文學等說法，企圖鬆動傳統文 學在台灣文壇「正統」的地位。如前所述，在他的認知中是將台灣文學、文化的發 展劃歸為中國文學的支流來看待，延續中國五四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學批判的態度，
於文明之中」，到了後來的後藤新平主政，為了有效的建立起殖民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差異，所實行的 同化政策轉變為「走向於民族之外、走向於文明之中」。後藤新平以及持地六三郎的延續執行的同化政策，
將「同化於文明」作為對台同化政策的主軸。由於發展殖民地經濟，以利日本統治者的利益，提高殖民 地人民的素質，使其脫離野蠻的生活步入現代化的文明行列，並繼而能更有效的管理殖民地的人民，使 日本殖民者在殖民地獲取更大的利益。然而，從其中可以看到的是，所謂的「同化」實包含了近代文明 思潮於其中。詳見陳培豐〈以「同化」來否定「同化」的「同化」教育〉，《「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 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2006）。
5 張我軍於大正十年（1921）到中國廈門學習漢文，大正十二年（1923）轉進至上海，最後在北京師範大 學夜間部補習班學習，且在此時期開始有一系列的新詩創作，後集結於他的新詩集《亂都之戀》，最後在 1924 年 10 月返台，開始了他改革、批判台灣舊文學、引進中國新文學之路。
張我軍將台灣的傳統文學視為中國傳統守舊文學的餘孽：「我們最以為憾的是，這 陣暴風雨卻打不到海外孤懸的小島。於是中國就文學的孽種，暗暗於敗草叢中留下 一做小小的殿堂――破舊的――以苟延其殘喘，這就是台灣的舊文學。」6這裡的
「暴風雨」指的是中國五四文化運動對舊文學的批判，也因此，他承襲中國五四文 化運動，希冀藉由中國新文學的思潮批判台灣的傳統文學，這不但是脫離保守、傳 統的封建中國，刻意與過去腐敗的中國文化做切割，更是追求具有「現代化」意涵 的新中國民族意識。
其次，張我軍為了在台灣建立中國新文學的「經典」，援引中國五四文化與白 話文學的使用，讓台灣廣大民眾了解中國新文學的內涵，以便在台灣的推行。雖說 自一九二一年起便有陳炘〈文學與職務〉﹙《臺灣青年》1920.7.16﹚、陳端明〈日用 文鼓吹論〉﹙《臺灣青年》1921.12.15﹚、黃朝琴〈漢文改革論〉﹙《臺灣》1923.1.1﹚、
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臺灣》1923.1.3﹚、甘文芳〈現實社會與文學〉
﹙《臺灣青年》1921.9.15﹚等論述，皆早已提出以白話文學替代傳統漢文使用的可 行性，甚或是中國白話文在台灣使用等相關問題都有所論及。只是到了張我軍之 後，更是有意識的移植中國文化到台灣來，不論是「自由戀愛」、「男女平權」、「科 學新知」都是他所欲倡導的進步文化觀，並以轉引「中國的」現代化思潮作為建構 台灣文學邁向現代化最重要的養分。
然而，中國新文學的發展深受當時世界啟蒙思想、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但包 括了中國從晚清到民國初期民族意識的凝聚與建構。所謂「中華民族」的概念也藉 由張我軍在一系列中國新文學理論「破」與「立」的建構過程裡，將邊界擴延至台 灣，把台灣納入新興的「中華民族」之中來談論。7像是〈詩體的解放〉、〈研究新 文學應讀什麼書〉、〈新文學運動的意義〉、〈隨感錄〉等論著裡，都可以看見張我軍 將中國新文學觀念傳播到台灣的痕跡，試圖以接受過現代化洗禮的中國新文學思維 來改造台灣的文化，讓台灣在接受「中國化」的過程裡，同時也接受了中國式的「現 代化」思潮。然而，在張我軍的一系列說法中，存在著將中國新文學照單全收的盲 點。對此，翁聖峰對張我軍在當時全面引介「中國新文學」的作法有著十分貼切的 評論：
張我軍的『中國中心觀』顯示那時代的知識份子求新求變的心理，卻無視台 灣在日本統治下特殊的文化處境，透過高分貝批判舊文學的激烈論爭，並為 後來的台灣話文論爭埋下對立的種子。8
從這裡我們不但可以看到張我軍的民族意識是缺乏台灣主體性的思考方式，他作為 一個傳播者／編碼者，將中國新文學思潮引進台灣，不但使得台灣文壇更加活絡，
也讓台灣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中國新文學與文化。但作為接受者／解碼者的台灣大
6 張我軍，〈請合力拆下這座破草叢中的破舊殿堂〉，《臺灣民報》第 3 卷第 1 號，大正十四年（1925）一月
7 從張我軍傳播中國新文學理論的「破」與「立」之中，我們可以看見中國白話文的引介，實是作為改革一日。
民族弊病的必要手段，藉由普及西方現代化的知識，強化大眾對進步思想的認識，這也成為這一批新興 知識份子所肩負的重要任務。而胡適的「八不主義」與陳獨秀的「三大主義」也原都是用來改革中國傳 統文學陋習的，卻被張我軍在「橫的移植」下完全帶到台灣文壇。然，這並不代表著台灣的傳統文人就 沒有「西化」、「現代化」的思維，新與舊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如此的截然二分，不論是傳統文人或是新文 學作家都深受時代脈動下現代化思潮的影響，「現代化」的觀念其實在不知不覺中注入處於「文學轉型期」
的台灣社會裡。
8 翁聖峰，《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台北：五南，2007.1），頁 102。
眾，對於接受了中國新文學、新文化後，對其定位或是看法又是如何，是否完更是 値得我們深思的問題。下面，筆者將以張我軍在《臺灣民報》上引介的魯迅譯作與 作品作為探討側面，透過梳理張我軍傳播了魯迅哪些的譯作與作品，來討論台灣民 眾接受魯迅思潮的情形。
貳、 《臺灣民報》轉載中國新文學的概況
《臺灣民報》是從一九二五年初開始對魯迅的譯作與作品有一系列轉載，而這 一個時間點正好是張我軍自中國返台後在《臺灣民報》擔任編輯的職務，並大力引 介中國新文學的「理論」與「作品」到台灣，將其成為當時「台灣新文學」發展的 最重要場域。根據目前的史料顯示，張我軍擔任《臺灣民報》編輯一職，是自一九 二五年一月一日開始，但離開《臺灣民報》的時間點目前仍沒有明確的答案。若以 張我軍的生平年表9來說，一九二六年六月張我軍偕同夫人自台灣到北京之後，便 旅居北京，並進入北京私立中國大學就讀，故，依常理推算，張我軍在一九二六年 六月之前即辭去了《臺灣民報》編輯的職務。因此，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到一九二 六年六月期間，我們可以看作是張我軍在《臺灣民報》上引介中國新文學的時期。
可以發現的是，此時期在《臺灣民報》中魯迅的譯作與著作的引介數量，依比 例來算是相當豐碩的，共佔了七篇、二十期，這些成果皆是在張我軍任職《臺灣民 報》編輯的任內完成的。而自他去職之後，到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臺灣民報》
改組成《臺灣新民報》的三年之間，《臺灣民報》上不再有刊載過魯迅的譯作與著 作。換句話說，在張我軍主導下的《臺灣民報》是相當重視魯迅的作品，這與他深 受中國五四文學的影響有極大的關係，加上新舊文學的交替時代，引介魯迅、胡適 之作更有象徵台灣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結合的意義。
如前面所述，張我軍在文學場域的爭奪過程中主要是以傳統文人作為批判對 象，透過引介胡適等人的新文學思潮來建立台灣新文學。此外，理論的引介雖說可 以讓台灣大眾了解中國新文學的思想與內涵，但作品的創作更是文學理論的「再」
實踐，因此，讓台灣作家使用「中國白話文」來創作成為刻不容緩的事情。有鑑於 此，張我軍在引介中國新文學「理論」的同時，也轉載中國新文學家的作品讓台灣 讀者認識，而魯迅的譯作與作品也是在此時期經由張我軍的引介出現在《臺灣民報》
上，使其成為當時台灣讀者最為熟悉的中國作家之一。
由於日本殖民政府透過嚴密的出版檢查制度控制殖民地台灣的言論，藉此達到 其「同化政策」的推行，而此時《臺灣民報》系列的出現最大的意義在於鬆動日本 殖民統治下印刷出版業壟斷的情況。依據吳文星的〈日據時代台灣書房之研究〉10、
〈日據時期台灣書房教育之再檢討〉11的統計，一九○三年﹙明治三十六年﹚台灣 的漢書房的數量是公學校的十倍，人數也比受公學校教育的多了四千人。但由於日 本以漸進式的教育政策，並透過現代化技術的印刷術使用，讓大量由日本殖民政府 合法的書籍在台灣流通。加上日本殖民政府對中國書籍傳播來台的嚴加管制，也間 接的剝離了台灣與中國之間的聯繫，使在台灣島上的漢民族意識逐漸瓦解。使中國
9 參考的張我軍年表為：張我軍著、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台北：人間，2002.6）。
10 吳文星，〈日據時代台灣書房之研究〉，收錄於《思與言》第 16 卷第 3 期（1987.9）。
11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書房教育之再檢討〉，收錄於《思與言》第 26 卷第 1 期（1988.5）。
新文學的引進台灣的課題，成為當時具中國民族意識的台灣知識份子刻不容緩的實 踐問題。張我軍與《臺灣民報》對中國新文學的介紹，透過介紹中國新文學的形式 與內涵讓台灣讀者了解，實際上亦有鞏固中國民族認同的意識形態在台灣的生成。
這時期魯迅的譯作與作品在《臺灣民報》上的刊載及具有加強中國民族認同的功用。
回過頭來說，台灣文字的使用本無中國白話文（北京話）的傳統，處於「新 舊交替」時代洪流下的台灣，在當時的「中國白話文」文字尚未普及，以白話文創 作的作品並不多。12從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之間，在《臺灣民報》上的台灣新 文學作家作品共有60 篇，其中新詩共有了 32 篇、小說則為 15 篇、散文 5 篇、劇 本3 篇。13但在同時期的《臺灣民報》轉引中國新文學作品與譯作共50 篇，新詩占 了21 篇、小說 19 篇、散文 4 篇、童話 2 篇、劇本 2 篇、論述 1 篇、傳記 1 篇。而 其中又以胡適﹙10 篇﹚與魯迅﹙6 篇﹚的作品與譯作為轉載的大宗。由此可見魯迅 在《臺灣民報》上刊載的比重，是遠勝於其他的中國新文學作家的。而對於張我軍 轉載中國新文學作品僅針對少數幾位作家的情形，張耀仁認為，這比重失衡的現象 是編輯者以個人喜好的取材標準：
……可知該時期轉載作品的取向並非是全面性引介，而係經過選取性的轉 載，其中又以胡適、魯迅為主要對象，等同此一時期所想像的中國新文學圖 像，正是胡適、魯迅所代表的新文學，是局部的放大，成為一種「想像式」
的中國新文學，對照1934 年 12 月起，經由胡適、鄭振鐸、茅盾、魯迅等人 所編之《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即以小說第一集為例，該大系即 羅列了冰心、夏丏尊等數十人之作品，此一現象更加凸顯彼時《臺灣民報》
編輯者對於中國新文學的理解，是看似多元底下的單一選擇，僅聚焦於少數 作者的作品上。14
張耀仁之說法可供我們了解張我軍側重於引介胡適、魯迅等少數作家的作品，是有 個人美學與喜好的選擇性引介，「乃是局部的放大，是一種片段而帶有想像的中國 新文學。15」可進一步來論的是，張我軍的部份引介也許其審美觀具有很大的影響，
但，台灣正處新舊文學論爭之際，引介較具中國新文學代表性作家的作品，比較為 台灣大眾所認識的中國作家作品，是否也有其推廣、傳播中國新文學的意義。我想，
以現今的想法來「後見之明」的以為「僅聚焦於少數作者的作品上」，就是張我軍 對中國新文學的認知不足。這樣的說法是否忽略了當時代為了能儘速普及中國新文 學在台的發展，而作的一些必要手段？我想，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語言問題上，「中國白話文」在引介來台之初，除了尚未為台灣一般大眾所接
12 在《臺灣民報》之前台灣作家的創作有：小說創作上僅有鷗〈可怕的沉默〉《臺灣文化叢書》1921）、追 風（原名：謝春木）〈彼女は何處へ〉（《台灣》1922）、無知〈神秘的自制島〉（《台灣》1923）、柳裳君〈犬 羊禍〉（《台灣》1923）等；而新詩創作上有追風的〈詩の真似する〉﹙《台灣》1924﹚。
13 根據張耀仁的計算方式為：台灣本土作家創作共 108 篇，但扣掉舊文學作品的 40 篇，與非文學性作品以 及重複刊登之作品之後剩下數量為 60 篇。張耀仁，〈想像的「中國新文學」？以賴和接任學藝欄編輯前 後之《臺灣民報》為析論對象〉，收錄於《2007 青年文學會議：「台灣現當代文學媒介研究」青年文學會 議論文集》（台北：文訊，2008.3）。
14 張耀仁，〈想像的「中國新文學」？以賴和接任學藝欄編輯前後之《臺灣民報》為析論對象〉，收錄於《2007 青年文學會議：「台灣現當代文學媒介研究」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台北：文訊，2008.3），頁 49。
15 張耀仁，〈想像的「中國新文學」？以賴和接任學藝欄編輯前後之《臺灣民報》為析論對象〉，收錄於《2007 青年文學會議：「台灣現當代文學媒介研究」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台北：文訊，2008.3），頁 65。
受之外，作家們須經歷一段時間的學習，亦是使文壇產生作品與理論無法同步進行 建構的「青黃不接」。當新舊文學論爭仍然漫天乍響的在爭執時，張我軍為使台灣 新文學能更為快速成長，與中國新文學儘速接軌，故，轉引中國新文學作家的作品 與譯作，來填補台灣作家在創作上的尚未成熟，並透過轉載中國較為成熟的作品，
作為台灣作家學習寫作的範本。
由於台灣新文學在一九二○年代仍處摸索、學習的階段，仍需要靠中國作家的 作品來補足台灣作品不足的空缺，其中，魯迅的著作是此時期引介的主要新文學作 家。而此時期台灣第一篇提及魯迅的文章，是許乃昌（秀潮）的〈中國新文學運動 的過去現在和將來〉16，文章主要是引介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與陳獨秀〈文學革 命論〉，並概略論及當時中國新文學發展的現況，並列舉中國當代十六位新文學小 說家、詩人、翻譯家之名，魯迅的名字也羅列其介紹的行列之中，成為許氏當時介 紹的眾多中國新文學作家之一。17可惜的是該期的《臺灣民報》是禁止出售的，但 可以看得出有關魯迅或中國新文學作家的作品與事蹟，已經逐漸傳播至台灣來被台 灣的讀者所接受。因此，在筆者的分期中，以許乃昌的〈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 在和將來〉作為魯迅思潮傳播來台灣的起點，是極具象徵性意義的。
必須說明的是，部分的台灣知識份子早已對中國新文學有初步的認識，特別是 當時留學中國、日本的台灣知識份子人數頗多，接觸魯迅文學的機會也相當頻繁，
甚或將魯迅作品帶回台灣的流通也不無可能。但，在台灣本地對於中國新文學的發 展，或是魯迅譯作與作品的認識，可能就不如留日、留中的知識份子了解得多。換 句話說，一九二○年代之初，雖說當時台灣一般民眾對於中國新文學的認識並非如 此普及，但若僅針對當時留學中國與日本的台灣留學生來說，其實是對中國新文學 的理論與作品不會太陌生的。
相對而言，台灣一般民眾對於中國新文學作家還是較為陌生的，特別是日本殖 民政府仍設有法令來禁止中國書報輸入台灣，試圖斷絕中國與台灣之間的交流，來 抑止台灣的漢民族意識與中國的串聯。如此的抑制行為造成中國文化與台灣文化交 流的重重困難，一般的島內台灣民眾是較難以接觸到中國新文學的作品，這也是張 我軍任職《臺灣民報》編輯後大力推行中國新文學、新文化的目的，希冀拓展台灣 對中國新文學的認識。
誠然當時正處於日本「大正民主」時期18，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並未有太多嚴 格的限制與壓迫，使當時的台灣社會較為容易接觸世界性思潮。但關於中國文學、
文化在台灣的刊載、傳播，由於日本深懼台灣與中國之間在漢民族意識上的串聯，
因而這一部分仍是被管制的，台灣並未享有與日本一樣自由的待遇，殖民地所受到 的囿限仍是相當的多。如同《臺灣民報》第 59 期社論上，就曾發表一篇名為〈對 於輸入中國書報的台灣海關無理干涉〉，批判日本殖民政府的海關對於中國刊物的 查禁。並透過向日本殖民政府的喊話，希望以引介中國進步的、具現代化的文化觀 念，來破除舊文化的陳腐、保守、封建。文章中寫道：
16 許乃昌，〈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與將來〉，《臺灣民報》第 1 卷第 4 號，大正十二年（1923）七月十 五日。許乃昌的筆名本為秀湖，但此處卻寫作「秀潮」，筆者認為是《臺灣民報》誤排之結果。
17 由於原文未有標點符號，故，在本處筆者將之分別羅列十六人名單，名單人物分別為，小說家：王統照、
謝冰心、魯迅、葉紹釣、郭沫若、許地山；詩人：葉聖陶、徐玉諾、朱自清、康白情、劉延陵；翻譯家：
耿濟之、胡愈之、鄭振鐸、沈雁冰、澤民。
18 這裡所指涉的「大正民主」是較為廣泛意涵的說法，橫括了大正時期到昭和初期的一九三一年軍國主義 抬頭，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為止。
原來書報是促進文化的最重要工具。況且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嫡流，所以 中國的書報和台灣文化，尤有特別的密切關係。台灣歸於帝國的版圖，於今 三十年了，台灣的文化，一方面雖有些進步了，但一方面因為中國書報流通 不便的結果，遂現出一種非騾非馬的畸形的變化――舊文化既凝滯不能進 展，新思想、新學術又不能普遍――這實在是台灣社會的墮落，而是一種很 可悲的現象。所以幾分也罷，如果台灣當局有誠意要使台灣的文化進步發 達，就該極力獎勵中國書報的輸入。可是事事慣於倒逆行施的當局，反而利 用海關，阻遏中國書報的輸入，其用意何在，豈須吾人之喝破纔能明白嗎？
19
從這裡即可看到日本殖民政府對中國文化傳播來台的限制與打壓，即便在所謂日本
「大正民主」時期，台灣卻也未得到太多的民主，特別是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刁難下 的確是有傳播上的隔閡的。回過頭來看，如此海關檢查機制下的魯迅相關著作，在 傳播上很有可能仍需經過日本殖民政府的認可才能在台灣傳播，並不會因為魯迅的 名氣或是留日經驗而有不受日本殖民政府檢查的特殊待遇。也因為如此，日本政府 允許張我軍在《臺灣民報》上大量刊載魯迅的相關著作必定有其特殊的意義，關於 此點我們再下文會繼續深入討論。
反觀台灣的知識份子，像是許乃昌、張我軍等人，都是以傳遞中國新文學的火 種為己任，讓中國新文學能普遍讓台灣讀者認識。張我軍就曾經在〈研究新文學應 讀什麼書〉一文中，羅列了近五十本的中國新文學書目，希望讓台灣的讀者循序漸 進的了解中國新文學的發展與實質內涵。這份書單當然也提及了魯迅的《吶喊》以 及其譯作《苦悶的象徵》、《愛羅先珂童話集》，此外也介紹了魯迅經常創作發表園 地《小說月報》希望台灣讀者認識。從這裡我們可以推估，張我軍對魯迅的創作是 有一定的了解，也因此會將與魯迅相關的多篇著作放在研究新文學必讀的書目名單 內。但，張我軍擔任《臺灣民報》編輯一職，扮演台灣一般大眾接觸新資訊、外來 文化的「守門人」，他個人的喜好與選擇，決定了台灣讀者對中國文學的看法與認 識角度。張我軍除了因為個人的審美價值觀而選取了胡適、魯迅等特定中國作家的 作品之外，在其任職的短短一年半之內，更是轉載了魯迅的七篇相關著作，為台灣 讀者認識魯迅奠定良好的基礎。魯迅作為中國新文學的代表人物，在張我軍的大力 介紹下開始為台灣讀者認識，如此的引介中國新文學、新文化是否有其更深刻的涵 義，這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與探討的。
19 社論，〈對於輸入中國書報的台灣海關的無理干涉〉，《臺灣民報》第 59 期，大正十四年（1925）七月一 日。
參、權力的張力：魯迅著作在台傳播 與台灣文學場域的「力」的流動
如前所述，有關此時期魯迅思潮的引介，基本上集中於留學中國，並具有強烈 中國意識的台灣知識份子身上，像是許乃昌、蔡孝乾、張我軍皆是這一類的人物。
他們在《臺灣民報》上轉載了與魯迅相關的篇章，以下我們可以分成「著作」、「譯 作」、「論述」三方面來討論。並按時間順序茲羅列如下：
【一】魯迅的作品：
時間 作品名稱 期數
1925.1.1 〈鴨的喜劇〉 《臺灣民報》第三卷第一號 1925.4.1、4.11 〈故鄉〉 《臺灣民報》第三卷第十、十一號 1925.5.1 〈犧牲謨〉 《臺灣民報》第三卷第十三號 1925.5.21、6.1 〈狂人日記〉 《臺灣民報》第三卷第十五、十六號 1925.11.29~1926.2.7 〈阿Q 正傳〉 《臺灣民報》第八十一～八十五號、八
十七、八十八、九十一號
【二】魯迅的譯作：
時間 作品名稱 期數
1925.6.11 〈魚的悲哀〉 《臺灣民報》第三卷第十七號
1925.9.6~10.4 〈狹的籠〉 《臺灣民報》第六十九、七十、七一、
七二、七三號
【三】談及魯迅的論述：
時間 論述名稱 作者 期數
1923.7.15 〈中國新文學運動的 過去現在和將來〉
許乃昌
（秀潮） 《臺灣民報》第一卷第四號 1925.2.4 〈研究新文學應讀什
麼書〉 張我軍 《臺灣民報》第三卷第七號 1925.4.21~6.11 〈中國新文學概觀〉 蔡孝乾 《臺灣民報》第三卷第十二號
～第十七號
前面我們已經提及了張我軍擔任編輯這樣的「守門人」角色，成功地將中國新 文學、新文化的著作與思潮引進到台灣文壇，其無非有兩個意義。第一、反封建、
反傳統的抵抗色彩，特別是針對台灣的傳統文學提出抨擊，進而建構台灣的新文
學、新文化。第二、民族性的抵抗，希冀引進中國新文學、新文化，作為：「世界」
→「中國」→「台灣」的現代化文化路徑的建構，藉以抵抗日本殖民政府殖民政策 所導致的「殖民性」與「現代性」雙重糾雜的困境。而張我軍有意識的在《臺灣民 報》上刊載魯迅的相關著作，也正是為此兩點而來，以下會有更為詳細的說明。
必須再次說明，當時候的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設有中國圖書、刊物的檢查與管 制制度，所有海外的中國書籍在運入台灣時，海關會依照書籍的內容、性質有所審 核。此外，在台灣發行的報章雜誌之內容亦必須接受嚴格的檢視，確認沒有問題之 後才得以發行。也就是說，當時的文學體制是在一個政府公權力凌駕一切的時代環 境，也因此，張我軍為了在《臺灣民報》上呈現與日本官方相異的論述時，是必須 在內文上有所隱藏、包裝才得以突破日本殖民政府的管控。換句話說，魯迅思潮或 是中國新文學在台的傳播，或多或少也會受到日本殖民政府的干預與禁止，為了使 中國新文學能順利在台灣傳播，張我軍在選擇刊載的作品時是與日本殖民政府有所 妥協。從其選擇的作品內容裡，我們可以看見雙方的對峙與文化領導權的爭奪，以 及他所欲在「魯迅思潮」的傳播裡展現的意識形態與文學觀。
我們可以發現魯迅在台灣所轉載的作品中，有四篇文章是出自於《吶喊》一書，
很有可能是編輯取自於同一本書的轉載。此時期魯迅作品的轉載，共有〈鴨的喜 劇〉、〈故鄉〉、〈犧牲謨〉、〈狂人日記〉、〈阿Q 正傳〉五篇，唯〈犧牲謨〉不是出自 於《吶喊》文集，其他四篇皆蒐錄於《吶喊》中。魯迅的著作與當時其他中國作家 最大的差異，在於許多中國作家都將著作的重心放在批判西方帝國主義、資本主義 對中國的侵略；於此相反的，魯迅則著重描繪、諷刺當時代中國人的醜陋國民性，
力求破除中國保守文化的腐敗。而魯迅在《吶喊》時期的創作，多以批判中國「守 舊」、「封建」的保守習氣，與當時台灣的社會現況有相當程度的雷同。
以魯迅的創作歷程來看，一九二一年以前魯迅的作品具有強烈對國民性格的批 判，可說是啟蒙成分較為大的著作時期，與之後受到世界思潮的浸染開始對知識份 子抱持懷疑的態度，是有明顯創作風格上的不同。早期魯迅的著作極具「啟蒙意 識」、「批判意識」，像是〈藥〉、〈阿Q 正傳〉、〈狂人日記〉等即是著眼於對中國國 民性的批判；另外像是〈祝福〉、〈在酒樓上〉、〈孤獨者〉、〈故鄉〉等作品則多為以 知識份子角度出發的內心自剖。到了一九二二年後，魯迅對於知識份子階層的懷疑 是更加全面與明顯的，像在〈為「俄國歌劇團」〉（1922.4.9）、〈無題〉（1922.4.12）、
〈端午節〉（1922.6）一系列著作，皆反映出魯迅對自身存有中國醜陋的國民性格進 行批判，進而思考到知識階級與無知階級的關係，一反過去批判中國庶民的愚昧性 格，開始在作品中給予平民較為正面的形象。20
從魯迅在創作上的改變可以看到，魯迅除了了解中國封建的迂腐文化之外，也 深切的體悟到部分的知識份子在取得權力後，便拋棄理想轉變為唯利是圖自私心 態。在中國的「啟蒙思想」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後，魯迅開始反思所謂「知識份子」
的理想性的問題，站在庶民與知識份子的兩端上，魯迅不斷的檢視這兩階層的愚昧 與虛偽，也因此創作出一系列批判兩者文化階層的作品。這些作品在中國的傳播當 然有其特殊的時空環境與社會文化氛圍，然而，不論是批判鄉土的愚昧性格，或是 眷戀鄉土的純真生活，魯迅在寫作位置上，是流動於啟蒙者／一般庶民、城市／鄉 村的差異之中，並藉此製造出包含了批判「鄉土」文化，以及對鄉土生活浪漫回憶
20 彭明偉，〈愛羅先珂與魯迅 1922 年的思想轉變――兼論〈端午節〉及其他作品〉，《政大中文學報》第 7 期（2007.6）。
的兩種共存情感。21
總結來看，魯迅的作品在不同的解讀情況下是具有不確定性、多義性、開放性 的，並成為台灣作家們程度不一的吸收與解讀。特別是張我軍作為《臺灣民報》「守 門人」，在選材具有相當程度的主導位置，為了配合台灣社會發展現況，不免具有 張我軍個人的獨特意識，使得引介魯迅的作品成為有著異於中國的意涵。這其中更 包括了與日本殖民政府的角力與妥協，使兩者對於傳播魯迅的作品有著不一樣的解 讀。有關於日本殖民政府與張我軍在傳播魯迅思潮時能達到妥協的平衡點，這部分 的關鍵在於台灣與日本站在不同的位置詮釋魯迅的作品，繼而對魯迅作品中的「現 代化」有不同的解釋。我想，這也是台灣社會在日本殖民政府嚴密的審查制度下，
能夠在台灣的報章雜誌中看到魯迅的作品最大的原因。
在譯作方面，張我軍於《臺灣民報》上轉載〈魚的悲哀〉、〈狹的籠〉兩篇。《愛 羅先珂童話集》共蒐錄了魯迅、胡愈之、汪馥泉三人分別對愛羅先珂童話的翻譯，
但在《臺灣民報》上的〈魚的悲哀〉、〈狹的籠〉是魯迅所翻譯的。魯迅所翻譯的愛 羅先珂童話多半是動物的寓言體故事，在內容中一方面呈現了人間的真與美之外，
亦利用動物的寓言方式諷刺世俗的醜態。
從上述兩篇譯作，不免有著疑問值得我們深思：張我軍為何要轉載愛羅先珂的 兩篇寓言的童話故事？除了故事具有「寓言」性之外還有其他的因素嗎？我想，從
《臺灣民報》的五十九、六十、六十二號有愛羅先珂的自敘傳〈我的校園生活的一 斷片〉，其後有張我軍以筆名「一郎」作了為何轉載愛羅先珂作品的動機的說明：
我讀了他的文章，非常感動，我尤其愛他的文字之優美，立意之深刻。譯筆 又非常之老練，實在可為語體文之模範。我此後想多轉載幾篇，以補救我荒 漠的文學界。22
我認為，張我軍轉載愛羅先珂的童話最主要的原因是魯迅譯筆的老練，可補強中文 創作在台灣尚未成熟的文壇，這是張我軍從中國白話文學中轉載大量作品的最重要 原因。但從文學作品的內容來看，反傳統文化的束縛的意義也是張我軍所欲在小說 中「教化」讀者的地方，不論是〈魚的悲哀〉或是〈狹的籠〉在張我軍的轉載下也 都使當時的台灣社會有著深刻的省思。
由於童話故事的語法淺白、故事性較強，作為台灣作家學習白話文的閱讀文本 是非常合適的。關於此點，從張我軍〈研究新文學應讀什麼書〉一文中，張氏將《吶 喊》與《愛羅先珂童話集》都名列在書單裡即可以作為證明。但若從另一個層面來 看，這兩本書皆是張我軍在《臺灣民報》上傳播魯迅思潮所使用的書籍，且同樣出 現於介紹給台灣讀者認識中國文學的書單裡，由此更可確定張我軍在轉載與魯迅相 關作品時的主導地位。在張氏的認知裡，閱讀其羅列的書籍是有助於台灣新文學建 設的。也就是說，張我軍承襲自五四文化運動的核心思想，旨在透過淺白的文學形 式啟發廣大人民對新文化、新思維的了解，並與八股的傳統文學作區隔。而不論是
《吶喊》或是《愛羅先珂童話集》的啟蒙思想，反帝、反封建的自由主義理念對於 改造中國傳統社會邁向西化／現代化的思想是具有正面的幫助，這亦成為張我軍轉
21 詳見：丁帆等著，〈第一章 魯迅與「五四」鄉土小說作家群〉，《中國鄉土小說史》（中國北京：北京大 學，2007.1）。
22 張我軍，〈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面〉「識語」，《臺灣民報》第 62 號，大正十四年（1925）七月二十六日。
後收錄在《張我軍全集》（台北：人間，2002.6），頁 353。
載此兩本書台灣民眾認識的最大目的。
從另一個層面來推測，張我軍在選取應刊載哪一些魯迅的作品時，是有參考中 國教科書而作選擇的。根據中國於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所發行的《新學制國語 教科書》（初級中學用，全六冊），魯迅的相關作品共蒐錄了〈魚的悲哀〉、〈鴨的喜 劇〉、〈故鄉〉三篇，這共佔了張我軍所轉載的魯迅作品的一半。23若以張我軍的生 平背景來看，他一九二一年到中國廈門工作，並開始接觸中國白話文，一九二二年 北上進入中國北平師範大學國文系讀書，我想，他要接觸到這一套初級中學所使用 的《新學制國語教科書》應該是不難。加上張我軍正是引介魯迅的相關作品到台灣，
是自一九二五年才開始的，這更顯示了張氏在「補救我荒漠的文學界」的時候，是 有參考中國教科書的取材篇章，並提供給台灣讀者作為學習中國白話文的範文。雖 說張我軍在選擇轉載魯迅作品時參考《新學制國語教科書》這一說法僅止於我個人 的推測，亦有可能是張我軍選取材料時巧合的選到與中國教科書完全相同的三篇文 章，但這樣的巧合性也值得我們在未來的研究繼續探尋新的史料作更嚴謹的考証。
24
延伸來說，張我軍在引介中國新文學的理論時，援引的是胡適「八不主義」、
陳獨秀的「三大主義」，而文本的引介亦多為「五四文化運動」健將胡適、魯迅等 的作品。這顯示了張我軍是透過引介「中國五四新文化」的理論與台灣的傳統文學、
文化進行對話，並以二元對立的方式，將傳統文學看作是保守、守舊的文學觀念，
進而批判台灣的傳統文學。也就是說，「魯迅」作為中國新文學、文化的「再現」
符碼，被引進台灣是有特定的意義存在的，不但是在民族上與中國進行接連，也試 圖在新舊的對立中建構起台灣新文學的文化陣地，透過複製中國新文學對舊文學批 判的模式，作為對台灣傳統文學批判的基調。
也就是說，張氏其實是站在改革台灣封建、迂腐的傳統文化位置上與日本殖民 政府是進行合作的，為的是加速台灣邁向現代化的潮流，邁向現代文明之列。然，
雙方對於魯迅解讀方式的不同，造成魯迅思潮呈現了各自解讀的情形：以日本殖民 政府來說，傳播魯迅對中國國民性批判的作品，有助於日本殖民政府形塑台灣人民 體內「中國性」劣等的說法，使日本更具正當性的「改造」台灣人民，並接受「日 本化」成為邁向「現代化」的說法。此外，日本殖民政府也透過「現代性」挾帶而 來的「殖民性」，更加鞏固了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的殖民統治。不同於日本殖民政府 的思考方式，張我軍則是以中國民族主義立場來詮釋魯迅的作品。雖說張我軍在傳 播魯迅作品時，同樣也希冀透過引介魯迅的作品作為改造台灣傳統陋習。但，在張 我軍的認知中，轉載魯迅的著作是有助於台灣人民了解中國新文學、新文化，透過 與中國新文學的接軌建構「世界」→「中國」→「台灣」的現代化文化路徑，藉此 抵抗日本殖民政府的「殖民現代性」文化教育。從上述雙方對魯迅作品的不同解讀，
反映了彼此以自己的位置賦予魯迅作品不同的意涵。
必須注意到當時代不論是中國或是台灣，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裡都呈現時間落 後的創傷。特別是台灣的「現代化」卻又夾藏日本殖民政府教育下的「殖民現代性」，
23 資料來源參考自：藤井省三著、董炳月譯，〈第二章 教科書中的《故鄉》――中華民國時期（下）〉，《魯 迅《故鄉》閱讀史》（中國北京：新世界，2002.6），頁 49。
24 感謝匿名審查老師的意見，讓筆者在論述時不至於陷入太過於武斷的說法。確實，目前尚無明確的證據 證明張我軍參考了中國《新學制國語教科書》。但，〈魚的悲哀〉、〈鴨的喜劇〉兩篇可說是魯迅文章中較 為領冷僻的兩篇，加上張我軍留學中國的時間點與此教科書的發行時間重疊。因此，出現了如此的巧合，
不免令筆者有較多的聯想空間。
使台灣不但落入了落後的現代性範疇中，更被迫吸收日本的殖民化教育。這使台灣 的知識份子陷入既要現代化，卻又無法脫離殖民化的難題。面對如此棘手的問題，
張我軍另闢蹊徑，為了讓台灣能夠與世界接軌，卻又不會受到殖民化政策的壓迫，
轉而自中國引介現代化的火種，刻意避開日本殖民化對台剝削的文化教育，試圖阻 絕日本殖民政策下「現代化」的傳播路徑，藉由同文同種的中國新文化來汲取足以 抵抗日本殖民主義與傳統文化的力量。
但由於中國與台灣在文化交流上受到日本殖民政府的刻意打壓，造成兩岸文化 圈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隔閡。也因此，在《臺灣民報》上刊載與中國相關的作品與論 述，是台灣讀者理解中國新文學、文化的重要方式。張我軍在擔任《臺灣民報》編 輯時期，共有三篇與魯迅相關論述刊載於報刊上，分別是：許乃昌〈中國新文學運 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張我軍〈研究新文學應讀什麼書〉、蔡孝乾〈中國新文學概 觀〉。雖說這三篇文章都非專論文章特別介紹魯迅，但相較於當時中國其他的作家 來說，魯迅的文章在台灣文壇出現的比例算是相當頻繁的了。
回過頭來說，不論是對傳統封建制度的批判，或是隱喻性的將台灣與中國民族 的串連，張我軍皆透過文化傳播的方式有意藉由製造：傳統文化／新文化、日本／
台灣的兩組論述，利用差異化的論述希冀在台灣取得文化領導權。其所欲爭奪的，
除了文學形式、文學內涵、文學源流在台灣的合法性之外，也在爭取「中國」符碼 在台灣代言人的地位。
不僅如此，中國新文學的引介更是帶有抵抗日本同化政策的意圖。台灣由於過 去的宗主國是中國，因此在受到日本殖民統治時常常被賦予「具有支那民族的陋習」
25的說法，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架構劃分下，似乎永遠擺脫不了日本殖民論述所 建構的「疆界」，並畫上懶惰、不守時、野蠻等本質化的說法，用來映襯日本殖民 者的勤奮、具時間觀念、現代文明。也就是說，在日本殖民者的眼中，「台灣人」
是沒有姓名、沒有臉孔的「複數符號」，是被本質化為日本殖民屬地的「他者」。一 切的說法只是為了更加凸顯日本殖民帝國的偉大，以及合理化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 統治與壓迫，使得台灣在不知不覺中逐漸形成日本殖民者所想像的既定形象。借用 敏米（Albert Memmi）的話：
在殖民地的各種關係中，宰制源自於一個民族加諸另一個民族之上，可是模 式也是一樣。這種把受殖者定型，以及他們此中扮演的角色，乃是殖民主義 意識形態最精妙的一環。依此描繪的形象既不符事實，又自相矛盾，但卻是 這個意識形態中不可或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受殖者苦惱地、半推半就地，
然而卻又無可否認地接受了這一形象。26
從殖民者的「論述」中建構起自己的形象，是將「自我他者化」的二元對立架構的 陷溺，被殖民者常在此架構下陷入兩種回應的不同立場。27
第一種，是被殖民者會以殖民者作為模仿的對象，「成為殖民者」變成他們突
25 舉例來說，日人佐倉孫三在《臺風雜記》就曾提及：「台島者是清國之新開地耳，故其風尚或與本土相異 者亦多，唯至殖利勤勞，愛錢惜死之風，或出於自然，是亦宜深察其所由來矣。」日人諸如此之說不勝 枚舉，在此一例可供參考。詳細資料請參見：佐倉孫三，〈兒戲〉，《臺風雜記》（台北：台灣書房，2007），
頁36。
26 敏米（Albert Memmi）著、魏元良譯，〈殖民者與受殖者〉，收錄於《解殖與民族主義》（中國北京：中央 編譯），頁39。
27 這兩種立場並未有先後的問題，不能以本質的二元對立方式來看待，而是同時存在於台灣的社會之中。
破二元對立架構的方式。在他們的認知中，為有學習殖民者的一切，將自己變成與 殖民者一樣，才能脫離被殖民的命運。但，這種說法卻無視於「論述」是由殖民者 所創造的盲點，因此，被殖民者有意藉由模仿殖民者來跨越此鴻溝是永遠不可能達 成。「論述」作為一種語言的暴力是沒有標準可言的，一切的標準就是殖民者的認 知，在殖民者沒有任何許可的情形裡，被殖民者是永遠無法跨越這一道鴻溝的。
第二種，是為了抵抗殖民者的論述所發展出來的二元對立的抵抗，在殖民者的 界分之中自成一體。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
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中沿用人類學家特納（Victor Turner）的說法，將被殖民 者所受到的歧視作為新興民族崛起的重大原因。吳叡人為其譯之序言如此解釋安德 森的說法：「他（安德森）引用人類學家特納的理論，指出這種歧視與殖民地邊界 的重合，為殖民地的歐裔移民創造了一種『受到束縛的朝聖之旅』（cramped pilgrimage）的共同經驗――被限定在個別殖民地的共同領域內經驗這種被母國歧 視的『旅伴』們於是開始將殖民地想像成他們的祖國，將殖民地住民想像成他們的
『民族』。」28這種民族概念可謂是「自衛式的民族29」，在被迫抵抗的時候所形塑 共同體的意識，藉以抵抗殖民者以語言、文化上的壓迫。
然而，在當時日本殖民統治的劃分上，並沒有將台灣獨立劃為一個的殖民地個 體，反倒藉由論述強調台灣是「具有支那民族陋習」的次等民族。如此的論述，除 了藉著比較中國／日本在亞洲的地位，來為自己的「脫亞入歐」進入文明帝國之林 感到自豪之外，甚而認為自己的殖民統治是比歐洲更有能力、更具人道主義對待殖 民地。30換句話說，日本殖民政府改造殖民地──台灣是為了證明自己（大日本帝 國）有能力管理殖民地，以自己「脫亞入歐」的經驗教導亞洲各國邁向進步的現代 化道路，為建造「大東亞共榮圈」的遠景作準備。由此可知，在日本殖民者的視角 裡，台灣不僅是台灣，更是中國甚或是亞洲各民族的範本。當管理、治理台灣的成 功，更意味著日本殖民帝國的進步與偉大。
而張我軍認為，若要對抗日本殖民暴力的壓迫，引進中國五四文化的新觀念、
新的形式來建構台灣新文學，可謂是對抗日本殖民者論述的最佳方式。從中國五四 文化中引進西方的現代化，不但建構起台灣接收西方文明的新路徑，並與祖國──
中國在文化上有所交流外，更可破除日本殖民者在形容台灣時將台灣冠上「野蠻」、
「懶惰」、「需要被教化」的說法。換句話說，台灣在接受中國五四文化的新思想，
不但意味著台灣可有能力拒絕日本殖民統治的「現代化」教育，並藉由中國新文化 來脫離台灣的「前現代」社會結構，瓦解了日本將中國與台灣打入待解放的「他者」
的論述，也進一步突破了日本殖民統治「同化政策」上的虛幻。
台灣引介中國新文學、新文化雖說帶有中國民族主義的成分，希冀藉此抵抗日 本殖民政權的壓迫。但是，作為民族成形的「共同體」的意識，卻並未在當時的中、
台兩地形成共識。也就是說，以「中台一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來抵抗帝國主 義的侵略，並未在兩岸之間取得共識。中國知識份子面對中國軍閥割據、民生凋敝、
西方帝國入侵等問題時，無暇顧及台灣人民的需求。等待中國援助，幫助台灣脫離
28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怖》（台北：
時報文化，1999.4），頁 xii。
29 此為敏米之語，詳細內容請參見：敏米（Albert Memmi）著、魏元良譯，〈殖民者與受殖者〉，收錄於《解 殖與民族主義》（中國：中央編譯），頁48。
30 詳細論述請參見：荊子馨（Leo T.S.Ching）著、鄭力軒譯，〈第一章 殖民台灣：日本帝國主義．去殖民化．
殖民研究的政治學〉，《成為日本人》（台北：麥田），2006。
日本殖民統治的想法，也成為部分台灣知識份子「一廂情願」的嚮往。
就以張我軍來說，張我軍曾經拜會過魯迅本人，與他有所交談有關台灣與中國 的問題。此次的會面，魯迅在日記中有所提及：「十一日 雲，午後晴。欽文來。
寄張我軍信。下午往公園。寄半農信並朋其稿。夜遇安來。張我軍來贈台灣《民報》
四本。31」而魯迅在〈寫在《勞動問題》之前〉一文裡，更加深入的描述到張我軍 的拜會過程：
還記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時候，遇見張我權君，聽到他說過這樣意思的 話：「中國人似乎忘記台灣了，誰也不大提起。」他是一個台灣青年。
我當時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但口上卻說道：「不，那倒不至於的。
只因為本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只能將台灣這 些事暫且放下。……」32
從文中我們可以發現到張我軍求援於中國希冀得到「祖國」援助。但從回答裡，顯 然張我軍只得到魯迅語帶沉痛的認為中國自身難保，無法顧及台灣問題的回絕。由 此更可印證了當時代台灣知識份子的中國認同其實是具有「一廂情願」的自我幻 想，試圖利用祖國文化或引介祖國的力量來抵抗日本殖民統治，並凝聚被日本殖民 化教育所逐漸瓦解的漢民族意識。對此，荊子馨說道：
這裡強調的重點是，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不是想像的(imagined)共同體而是幻 想(imaginary)的共同體，源自於對「祖國」以及漢民族茫無頭緒的求助。之 所以用幻想來形容，是因為這比較像是台灣單方面的投射，而不是中國政府 或組織為了堅持中台之間的親近關係或達成任何的政治回歸的方法而做出 的審慎企圖。例如，眾所皆知的，梁啟超與戴季陶兩位中國政治人物，就曾 建議台灣政治領袖在從事反殖民鬥爭時不要指望中國的協助。33
荊子馨將日治時期的台灣與中國之間的認同關係解釋為單方面的「一廂情願」，並 列舉梁啟超、戴季陶34兩位文化人士之說可作例證。而這裡魯迅的說法，無疑是更 加解釋了台灣與中國要成為共同體的虛幻。從這些中國知識份子的說法中，我們可 以了解到中國知識份子對中國改革的失望，並無暇、也沒有將台灣問題納入思考。
必須再次說明的是，張我軍引介魯迅相關著作確實是具有將中國民族意識在台 灣繼續傳播之意，但這僅能代表傳播者──張我軍一人的看法而已，而非當時所有 的台灣人民都具有這樣的意識。也就是說，即便魯迅思潮在張我軍的意志下帶有中 國民族主義的色彩傳播來台，但是，台灣讀者在接收、轉譯的過程中並不一定會承 續張我軍的意圖來觀看魯迅。這也顯示了編碼者與解碼者的不同位置，對於魯迅的
31 引文中「臺灣《民報》」本應為《臺灣民報》才是，但按《魯迅全集》之寫法保留。魯迅，〈寫在《勞動 問題》之前〉，《魯迅全集》第15 卷（中國北京：人民文學，2005.11），頁 633。
32 本篇寫作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並為張秀哲所翻譯的《國際勞動問題》一書的序文，後收錄在魯迅，
〈寫在《勞動問題》之前〉，《魯迅全集》第3 卷（中國北京：人民文學，2005.11），頁 444。
33 荊子馨（Leo T.S.Ching）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台北：麥田，2006），頁 113。
34 一九一○年林獻堂前往橫濱會晤梁啟超時，梁啟超談及中國與台灣的問題，他提到：「三十年內，中國絕 無能力可以救援你們，最好仿效愛爾蘭抗英。」另外，一九一三年林獻堂的秘書甘得中在東京會見戴季 陶時，戴季陶說道：「祖國現在因為袁世凱行將竊國，帝制自為，為致力討袁，無暇他顧，滅袁以後，仍 須一番整頓，所以在十年以內無法幫助台人。」見葉榮鐘等著，《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
1983.10），頁 4。
解讀也會不盡相同，張我軍所帶有的傳播意圖，不見得代表著台灣民眾觀看魯迅的 方式。
肆、結論：魯迅思潮在台的深化
由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了解到張我軍所引領的中國新文學、新文化在台的傳 播，是帶有濃厚的中國民族色彩，且具有強烈的抵抗日本殖民壓迫意識。也就是說，
在張我軍主導下中國新文學在台的傳播，除了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啟蒙價值之外，
實際上也有著民族主義的色彩，希望藉由中國新文學、新文化的傳播，來捍衛在台 灣的中國民族認同。
我們若以此將「魯迅思潮」視作是文化翻譯，那它自「中國」→「台灣」的傳 播所經歷了的編碼與解碼，其實也讓中國的「魯迅思潮」與台灣的「魯迅思潮」因 為地方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風貌。儘管張我軍將魯迅的著作、譯作一字不漏的轉載 來到台灣，但由於台灣社會現狀與中國的差異，台灣與中國在社會結構上的不同，
使得相同的魯迅著作在中國的意涵與台灣是具有差別的。而這樣的「差異」最重要 在於台灣處於日本的殖民統治，而中國是帝國入侵下仍保有主權的王國，作為殖民 地的台灣所面臨的同化教育、殖民壓迫的問題是比中國來得嚴重。35也因此，魯迅 的作品在中國也許僅具有改造國民性，讓中國富強起來的功用，但對台灣而言，魯 迅的作品則多了抵抗日本同化教育的民族抵抗意義於其中。
張我軍在引介魯迅「啟蒙思潮」相關著作，像是〈阿Q 正傳〉、〈狂人日記〉、〈故 鄉〉等，其最大的目的在於教化台灣一般民眾對於傳統、守舊思想的決裂，而〈鴨 的喜劇〉、愛羅先珂的童話〈魚的悲哀〉、〈狹的籠〉，則因為故是淺白、翻譯的文字 相當質樸，故，成為張我軍轉載讓台灣讀者學習中國白話文形式的範文。也就是說，
「魯迅思潮」的「內涵」是：啟蒙思想的反封建、反帝國的精神。而「外延」則表 現了：台灣新文學是中國新文學的支流，不論是在語言上白話文的使用，或是思想 上承襲中國五四文化思潮，都是透過「魯迅思潮」作為鏈結中國與台灣的工具。
誠然，這兩種不同的轉載意圖並非如此絕對的劃分，在作品的轉載上是有重合 之處，不過，從上述我們能夠了解到，魯迅作品自中國傳播到台灣後是有因應台灣 社會的需要而具「在地化」的台灣特殊性。換句話說，張我軍一心想透過文學、文 化上的接軌，以及語言使用上的統一，試圖將台灣納入中國新文學的支流，卻忽略 了彼此社會環境的差異，這讓期盼回歸祖國的心情成為更具虛幻性質的遙不可及夢 想。反倒因為台灣特殊的被殖民社會環境，使得「魯迅思潮」在台灣的發展更具台 灣的「在地性」。不論是對歷史或是對現代化的認知，中國與台灣兩者的態度是全 然不同的。這樣的差異使得當時「魯迅思潮」「翻譯」到了台灣之後，為了解決台
35 不論是如陳芳明所界定的，將台灣視為殖民地社會，或是陳映真將台灣視作「殖民地‧半封建」、中國視 作「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兩者之間在社會結構與氛圍上有明顯的不同。關於日治時期台灣與中國 社會性質的差異，在二○○○年「雙陳論爭」中，陳芳明以台灣在日治時期是殖民地，故可以視作「被 殖民社會」：「台灣既然是依個殖民地社會，則在這個社會中所產生的文學，自然就是殖民地文學。」陳 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台灣新文學史系列」，《聯合文學》第15 卷第 10 期，頁 163。至 於陳映真的看法則以台灣「殖民‧半封建」與中國「半殖民‧半封建」強調兩者之間的相似性。陳映真，
〈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反對言偽而 辯》（台北：人間，2002），頁 7。然而，不論哪一種說法，我們都可以看見，台灣的社會現況與中國是具 有差異性的，即使是相似的但依然還是不同。
灣問題而有「在地化」的情形，發展出異於中國的魯迅面貌。
總結上述的說法，我們可以說，雖然台灣與中國皆存有帝國侵略與封建思想遺 毒的問題，但是，社會環境的不同、文化教育的差異也使得台灣的「魯迅思潮」是 異於中國的。張我軍轉載魯迅與其他中國作家的作品，以及建構中國白話文在台灣 的使用，便是希望彌平台灣與中國在歷史洪流下的民族上日趨歧異。但在轉載的過 程裡，張我軍卻也忽略了地方的差異性是永遠無法彌平的。台灣並未因為接收了中 國五四文化、魯迅思潮的影響，而順理成章的成為中國民族文學的一支。相反的，
反倒因為張我軍引介了中國新文學與「魯迅思潮」，豐富了台灣文學，並開創了台 灣接收「現代性」的新的路徑，使台灣在受到日本現代化影響之餘，同時也受到中 國的影響，進而在台灣這一塊空間孕育出具有在地特質的特殊文化。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Nationality's phantom, modernized search: Jhang Wo Jun took the Lu Syun ideological trend introduces
on“Taiwan-Min-Bao”
Yang, Jie-Ming
Absreact
When Jhang Wo Jun（張我軍） took on the editor of the“Taiwan-Min-Bao”（臺灣 民報）, he reprinted China New Literature related work massively, and introduced by Hu Shih
（胡適）, Lu Syun（魯迅） primarily . Under Chang Wo Jun leadership,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not only anti-imperialism and anti-feudalism, but also had the nationalism color in practical. Therefore, he was by introducing Chinese New literature, to guard in Taiwan's Chinese nationality.
Jhang Wo Jun reprinted Lu Syun work which was not omit any word to Taiwan.
Because Taiwan society present situation is different with the Chinese society, causing the same Lu Syun work h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Although Taiwan receives the Chinese Wu-Sih-Wun-Hua（五四文化） cultures and the Lu Syun ideological trends, Taiwan literature doesn’t for this reason to become the one of Chinese Nationality literature. On the contrary, Jhang Wo Jun introduced the Chinese New Literature and the
“Lu Syun Ideological Trends”, enriching Taiwan literature, and founded Taiwan to receive the new way of “the modernity”. Let Taiwan besides receiving the Japanese modernization, also receiving China's influence, to breed local characteristic special culture.
Keywords
Jhang Wo Jun(張我軍), Taiwan-Min-Bao(臺灣民報), Lu Syun(魯迅), Colonial-modernity, Ident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