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諧至上禮治文化下的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缺乏程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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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學生學習權的保障係學校組織權力運作之最終目的」為核心理念，以中國傳統禮治文化與西方法治文化的比較分析為基礎，輔以法律、政治與教育相關觀點的論述，並透過紮根理論對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的實地研究，探討強調和諧至上的禮治文化對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的影響，及未來其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的可能與展望。並據以提出未來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的相關建議，茲論述如下：

第一節結論

因為本研究為解答先前所提出之研究問題，主要研究方法是「理論分析」與「紮根理論」兩大部分。所以論文的前半部之第二章至第六章部分係為理論分析，而第七章至第八章部分則為實地之質化研究部分。因此，以下結論的論述，將先論述理論分析部分所得的研究結果，即結論一至結論六，而結論七至結論九則為質化研究部分所得的結論。

一、和諧至上禮治文化下的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缺乏程序正義，「瑕疵裁量行為」泛濫，影響師生權益，「近親繁殖」現象即是威權體制與人情網絡結合下的產物。

「天下至大，非一人之力可以治之。」而中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即以禮治文化做為統治的秩序，且往往依恃禮治文化所強調的和諧性來維持社會國家運作的穩定性，但是這種禮治文化的和諧性卻常常缺乏正義感。

中國傳統禮治文化強調和諧至上，在個人層次是天人合人的道德心呈現的和諧，在人倫社會層次所強調的和諧，是一種在絕對化倫理下所形成的差序格局的和諧，在國家社會層次則是在上位者以權力壓迫下位者服從的強壓式和諧。這種和諧觀缺乏正義，法律只是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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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

以往台灣校園中的組織權力運作深受威權統治體制與禮治文化結合的影響，這種結合與中國傳統社會的王綱化禮治是有異曲同工之處。如同皇權出不了縣衙之門一樣，以往教育當局的權力常僅及國立高中職校長一人，校內組織權力運作則為禮治文化與特別權力關係主導。以致學校組織權力關係缺乏法律明確的規範，加以掌權者對行政裁量意義的曲解，以致「瑕疵裁量行為」泛濫，師生權益受損。而為了維持濫權所得的不當利益，違反程序正義，相關資訊的不公開與資訊權的壟斷，便成了相隨的問題。

此外，禮治文化學校組織，也視法律規範為維護差序格局人際網絡利益的工具，常致使非體制內的關聯權凌駕法職權之上，強調專業的專家權既不受到重視，也可能形成強制權、奬賞權運作的不當，而造成奬懲不公，校園所產生的「近親繁殖」現象即是威權體制與人情網絡結合下的產物。

所以，深受傳統禮治文化影響的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將會以差序人情關係為導向，欠缺明確的規範，且充斥瑕疵裁量行為，

權力運作缺乏正義而無效率。

二、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是公權力的行使，須受法律的規範殆無疑慮，不應與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第六款之適用程序排除混為一談。

我們在理論分析的第三章中，曾就法學的角度來探討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的法律定位。在法學上，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並非一行政主體，係屬無權利能力之公營造物，其公營造物利用關係已打破特別權力關係之舊說，而視營造物之設置法規或利用規則而定。當今國立高中職被賦予強制性公權力，以實現一般公權力之目的，其利用關係為公法關係。而且大法官釋字 382 號解釋與學者均將公立學校視為行政機關，所以國立高中職可作成行政處分，並可成為行政訴訟之主體，甚為清楚。因此，國立高中職為行使公權力之公營造物，並可視為一行政機關，在法治國家中其運作應受憲法及相關法令之拘束，其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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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權力應循法治化之軌跡運作無庸置疑。

問題是有些人會誤解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第六款將「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為達成教育目的之內部程序」排除在行政程序法適用之程序規定之外之用意，而用所謂的「教育專業應排除法律適用」來質疑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的正當性。我們在前文已很清楚的討論其真義，認為並不反對如成績考查等為達教育目的的內部程序之排除行政程序法適用之程序規定，原因是行政程序法之行政程序規定不必然符合教育的需求，但並不是表示教育目的之內部程序就不需要以教育的角度訂定一定的程序，否則將與往昔的「特別權力關係」無異，對學生的權益必然不利，也不符教育專業需求。

因此，除了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第六款之為達教育目的之內部程序，將以符教育專業需求之程序代替外，其他屬公權力性質的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仍應受法律規範。

三、保障學生學習權的學校組織乃一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之組織，且應是一個在重要事項具良好規範的本位管理組織，並兼具有學習型學校的特質。

我們由研究發現，未來能保障學生學習權的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乃一組織運作法治化之組織。且應是學校本身具有學習型學校的特質外，學校本位管理模式的運作，涵括學校自身由下而上的方式外，並能配合政府主管單位的由上而下，將重要的事項明定，再交由學校完成的模式。

由學生學習權做為基本人權之一的觀點而論，學校對學生學習權的保障實為天經地義之事，亦可謂首要之務。職是之故，學校組織權力的運作應以保障學生學習權為要務。而法治為保障基本人權之重要手段，故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學校組織權力則應循法治化之方向運作。

且如前述，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的法律定位係一「公營造物」亦為一行政機關。因此，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的權力運作自應受法律規範，而朝法治化運作，以符法治保障學習權之目的。

然而，學校的組織權力運作要朝法治化運作，以保障學生學習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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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考量到學校組織的特性能否配合。因為以往國立高中職的學校組織運作常常不是循法治國家法治意涵的方向在運作，而以特別權力關係的理論來解決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造成學校中的教師與學生的權利常遭受到侵害，其組織權力運作適與學生學習權保障背道而馳。當今雖然特別權力關係已宣告終止，但是長久累積的弊端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全解決的，其解決過程也非一蹴可幾。

曾有論者主張為免國家權力如往昔國家教育權之對學校教育的不當干預，強調應立法實施保障學校組織的「結構民主化」、「成員平等參決權」的「學校本位經營」。雖然學校本位經營符合當代民主參與、多元權力觀，但是以美國的實證研究發現，學校本位管理除了原有由下而上的模式外，應配合政府主管單位的由上而下模式，將重要的事項明定，再由學校完成，方能達良序目標。

再者，學者主張只有「結構民主化」、「成員平等參決權」的保障是不夠的。首先，為避免國家權力如以往國家教育權般對學校教育不當的干預，應在教育基本法所揭示的國民教育權之下，立法規範學校組織的某種程度自治；但為免學校某種程度的自治成為壓制學生的「小國家」或官僚化的次級組織，學校的組織運作應受到法律的規範，尤其是有關學生權益的重要事項，更要有法律的依據。因此，學校組織宜是一兼具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的本位管理組織。

此外，不得不考量的是，學校本位經營的學校組織的法律定位與現今的法律定位有所差距，法令能否配合修改是一問題，更大的關鍵毋寜是組織成員的思維與行動能否配合，即學校既有的文化與結構是一大阻力。所以，吾人以為，「學習型學校」可能會是一可資思考的方向。因為可透過組織成員對法治理念的不斷學習與轉化，形成影響組織的行為，最後能以保障學生學習權為最高目的。

因此，基於法治之目的乃在維護基本權利，法治所強調之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必能保障學生之學習權，以促其自我實現，進而達到學生人性尊嚴之維護。所以，保障學生學習權的學校組織乃一組織運作法治化之組織。且應是一個在重要事項具良好規範，結合「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兩種改革方式優點的本位管理組織，且兼具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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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型學校的特質。

四、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的意涵，即指組織權力的運作須符合依法行政的形式意義外，權力運作規範的訂定亦應符合程序正義，以能達「良法之治」的法治化實質意義。

既知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為公權力運作而應法治化，即應受憲法等法律規範。而由憲法對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的規範的討論可知，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的意涵可由兩個層面來分析：其一是形式上的意義，即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應「依法而運作」；另一個層面的意義，則是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應為「良法之治」，即其運作應符合法治的內涵，如「憲法的最高性」、「基本權利的保障」與「比例原則」等。

而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欲成為良法之治，最重要的是在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相關規範的訂定程序上，應符合民主的程序正義，如此所訂定的運作規範方能成為「良法」，而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方能成為「良法之治」。所以，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的意義包括學校組織權力的運作應符合法治形式意義的「依法行政」外，也應符合法治實質意義的「程序正義」。程序正義在行政上的落實則為行政程序法中正當行政程序的三個主要意涵：公正作為義務、公平裁決義務與公開行政資訊。

五、「利益團體多元主義」等因素是西方法治社會形成的重要因素，而當今國立高中職學校中的教師會等組織，也具「利益團體多元主義」性質，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指日可待。

由西方法治形成的歷史因素的分析，和條件的分析可以了解，法治是西方文明在歷史的軌跡中，經過長久的演進而逐步形成的。它是一個長久而整體的發展，是由多重而非單一的因素所造成的，而在這過程中，「利益團體多元主義」、「自然法」和「思想家啟迪與革命」等因素均扮演過重要的角色。

反觀中國傳統社會自古即無法治的傳統，而在歷史的形成過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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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與法治無緣。而中國社會體制是一體化的社會觀，缺乏西方法治社會競爭性的多元權威社會特徵；中國價值系統係以道德代替宗教，缺乏西方法治社會超越性宗教條件；中國文化講求道德至上，法律僅是一種「治之具」，缺乏西方法治社會「法律至上」觀念；此外，儒家的思維方式是偏重系統總體的綜合考慮，與現代法律重邏輯、分析的特質是不相符的。不管從歷史形成的過程或條件上來看，傳統中國社會均缺乏西方形成法治社會的有利條件，難怪中國傳統社會發展不出法治。

我們如果從文化的角度來看目前的台灣社會上，可以發現今天的台灣與中國傳統社會之價值觀念有著巨大差異，且在文化的分量上已中西文化合璧。因此，當今台灣社會欲跳脫傳統中國文化的限制，而實施法治已非夢想。不過以台灣與傳統中國社會文化關係之密切，傳統化或多或少仍然影響著當今社會的大部分人的行為，或是說至少影響著許多人的部分行為，這也應是合理的推論。

再者，台灣社會一般民眾由學術訪談結果所呈現出的對法治的渴望，也許這股力量正是由下而上形成法治的另一個可能的希望。其實以台灣社會多年來多元的發展，在民國 84 年教師法公布實施後，隨著教師會、教評會的成立，在國立高中職中的權力結構已有「利益團體多元主義」的傾向，尤其全國教師會等組織常在相關立法工作中，扮演重要的推手，這也是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未來形成法治化的一個可能的希望。所以，綜上所述，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應是指日可待。

六、理論分析的結果可分別形成三個法治化、一個禮治文化的路徑，而構成「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或禮治文化的可能模式」。

一個深受禮治文化影響的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在遇到成員因理念不合或利益因素而產生衝突時，將產生禮治文化與法治化兩種可能的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模式。後者還包括三種可能模式，即因

「權力者以學生學習權為優先」、「行政人員堅持依法行政」與「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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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衡」三者所產生的法治化的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模式。

首先談到禮治文化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模式，在一個和諧至上的禮治文化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中，成員之間常有人情網絡，甚至血緣關係，彼此之間遇有衝突，以和為貴，非不得已少有訴諸法律。由於過分強調和諧，以致於對於既存的制度，即使是不合理的規則，也都要以委曲求全的方式來容忍。所以這時候的政治行為主要是有權者間的利益考量下的妥協，避免因為衝突而破壞原有差序格局的穩定，甚至使彼此利益受損。所以，若因利益或理念而有所衝突，最後常是回復原來和諧至上禮治文化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的運作。這就是「禮治文化下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禮治文化的可能模式」。

至於三個法治化的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模式的源由，我們在前面「第三章保障學生學習權的學校組織」中曾提到，「保障學生學習權的學校組織乃是一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之組織」。因此，如果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的權力擁有者，如校長、主任等，他們能夠具有保障學生學習權為優先的觀念，則他們在學校組織因為成員理念上或利益上產生衝突時，因為本身即具有權力，如能深以認可「學生學習權為優先」的正當性，那學校組織在衝突時所產生的政治行為將很容易就往法治化運作，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將很容易水到渠成。

至於「多元利益團體」此一因素，是我們在第五章所分析的西方法治形成的可能因素的分析中，最有可能成為台灣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的助力者。因為根據民國 84 年公布實施的教師法所成立的教師會、教評會，儼然已成為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中的權力團體，形成與校長及學校中既有權力網絡抗衡的多元權力之一。如果主其事者能有正確的理念和運作方式，不無可能如西方法治社會形成條件之一的「多元利益團體」般，將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朝法治化方向轉化。

最後我們由「第四章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的意涵」中，曾很詳細的探討了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的意涵。其實「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簡單的說，即「依法行政」之意。而學校平時權力運作主要還是行政人員所主導的行政運作，其實居學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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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權力運作之樞紐。加以學校組織已脫離以往「特別權力關係」的運作模式，學校相關的法令遞漸公布實施，學校組織權力已逐漸有依法行政的依循。所以，如果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的行政人員能夠秉持依法行政精神，則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亦是指日可待的。

因此，根據上述「禮治文化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禮治文化的可能模式」與「禮治文化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的可能模式」的三種可能模式，我們可加以合併成為「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的可能模式」，如圖 30「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禮治文化或法治化的可能模式」所示。

所以，在一個「和諧至上的禮治文化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因為理念不合或利益衝突，而產生權力競逐時，這時候會呈現出各種不同的政治行為，最後這些不同的政治行為會導致不同的行為結果，可約略分為「法治化運作部分」和「禮治文化運作部分」兩大部分。前者，包括「有權者以學生學習權優先，形成法治化」、「行政人員堅持依法行政，形成法治化」與「權力制衡，形成法治化」三種路徑，後者為「權力擁有者彼此互利妥協」以致衝突淡化，最後又回復

「和諧至上的禮治文化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除了上述這兩種主要路徑可能外，也有可能會因為衝突的雙方（或多方），因為衝突激烈，最後導致彼此「關係斷裂」的可能。我們在質化研究部分即是以立意取樣之國立高中職做為研究對象，以驗證或擴展此一初步理論模式。

七、 A 校與 B 校兩校的資料分析結果，大致證成了理論模式的成立，而且法治化的部分有逐漸增加而禮治文化的部分有逐漸減少的趨勢。

（一）A、B 兩校雖證成理論模式的存在，但沒有一個學校的組織權力運作可被完全歸類為「禮治文化」或是「法治文化」。

我們在前章第一節中以 A 校資料證成了第六章理論分析建構的

「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屬禮治文化或法治化的可能初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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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此一初步理論模式，僅些微處擴展該初步理論模式成「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禮治文化或法治化的可能模式」。接著在第二節中，我們希望藉由對 B 校資料的分析此一「理論抽樣」的過程，能夠驗證或擴展該理論模式，並了解國立高中職資料分析結果可能的異同。最後我們由上述的 B 校資料的分析，大致驗證了該理論模式的存在。

雖然 A 校與 B 校兩校的資料分析結果均驗證了該初步理論模式的存在，但是由 A、B 兩校的資料分析可知，沒有一個學校的組織權力運作可被完全歸類為「禮治文化」或是「法治化」，而應該說是兩種文化兼而有之，只是說屬於前者的成分多或屬於後者的成分多罷了，即可能同一個學校有部分仍是屬於禮治文化，而有其它部分是屬於法治化。

（二） A、 B 兩校均呈現法治化的部分有逐漸增加，而禮治文化的部分有逐漸減少的趨勢。

A、B 兩校的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禮治文化部分，最明顯的表現在教師的聘用上。兩校因為都是國立高中職，在教師法施行前是省立高中職，當時教師的聘用權是掌握在校長手中，而因為當時仍是禮治文化盛行時期，校長在用人上難免是人情取向，所以， A、 B 兩校的受訪者均表示，當時進來的老師，大部分都是很有人事背景的。而我們由 A 校某科師資的實際資料的分析（表 15），也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當時教師的聘用確實是深受人情關係的影響，以致教師素質良莠不齊。

但是很明顯的，在民國 84 年教師法施行後，教師聘用權慢慢的由校長手中轉移到教評會來決定，雖然這過程的發展是漸進的，並不是一下子就是呈現法治化的公平、公開程序，但是在各方努力之下，尤其是教育部「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的頒布，及全國教師會的監督、研習營的舉辦，兩校的教師甄選確已逐漸進入法治化的模式。例如 A 校在教師甄選方面已往有較多的「傳聞」，但已在權力制衡下逐漸往法治化運作。 B 校也是在教師權力彼此制衡下有了各方均能接受的法治化結果。而這樣的結果也造成了教師素質普遍的提升，如「表 16 A 校 84 學度年度以後甲科新進教師來源與專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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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的分析所顯示的。

至於在學校的其他組織權力運作上，兩校均在「權力者以學生學習權為優先形成法治化」、「行政人員堅持依法行政形成法治化」與「權力制衡形成法治化」三方面上，呈現以往和諧至上禮治文化組織權力運作所缺乏的組織權力法治化的趨勢，在在均顯示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逐漸由禮治文化走向法治化的趨向。

八、「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禮治文化或法治化的可能模式」中的三個法治化模式是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的可行方向。

模式中的三個法治化模式分別是「權力者以學生學習權為優先而形成法治化」、「行政人員堅持依法行政形成法治化」與「權力制衡形成法治化」，茲說明如下：

（一）依法成立的學校權力制衡組織，其運作過程中如有相關法令規範的配合，再加上學校成員適當的法治研習，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方能水到渠成。

如前文第五章所論述，法治本非中國傳統社會文化所固有，它是西方法治社會的產物。當中「多元利益團體」是西方法治形成的重要因素。我們在研究中發現，依據教師法規範所成立的教師會、教評會等組織，如果因為學校組織的權力生態的因素而變成了權力制衡組織，則在完善的相關法令規範的協助下，將有助透過教師會與教評會發揮權力制衡的力量，而促成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的發展。

要特別注意的是，在仍具「和諧至上禮治文化」的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中，「權力制衡組織」、「有相關法令規範的配合」與「學校成員有適當的法治知能」三者缺一不可，否則權力制衡可能變成對抗或分贓，反而造成校園負向發展。

（二）由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少有校長敢公開違法，行政人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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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堅持依法行政的道德勇氣，將是促成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的有利因素。

台灣目前已是一個法治國家，依法行政已成共識，縱使在校園的組織權力運作中，一時仍難免有禮治文化的影響，但是如果行政人員能發揮道德勇氣，堅持依法行政，即使是校長也要守法的。

（三）在缺乏法律規範的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背景下，擁有權力者，尤其是校長若具有「以學生學習權為優先」的理念是促成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的有利因素。

因為台灣的國立高中職校園以往受禮治文化影響，習以校園倫理做為校園主要規範，加以往昔「特別權力關係」的影響，造成組織權力運作缺乏法治的規範，如今雖然「特別權力關係」已壽終正寢，大家也漸能將學校組織權力的運作視為公權力的運作而須受法律規範，但短時間恐仍未有足夠的法令規範配合，這時候擁有行政權力的學校行政單位，尤其是校長，如能本著學生學習權優先的理念，在法治保障人權的信念下，不待立法完備，而能以合法的行政程序來補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未完備的法令規範，則不僅能使得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符合廣義的法治化的意涵，也將能確實保障學生學習權。

九、「和諧至上的禮治文化學校組織權力運作」不符合正義原則，而且在衝突發生引起政治行為時，很容易因利益妥協而回復「和諧至上的禮治文化學校組織權力運作」。

我們在理論分析時曾提到，中國傳統社會因為皇權力有未迨，以禮治文化做為社會秩序的依循，尤其以禮治社會強調的和諧至上理念維持社會的穩定性。但是禮治社會所強調的和諧，是以有差序的綱紀建立「差別性」的「秩序化之和諧」。國家社會秩序層次的和諧有賴權力較大的一方，以法律為工具，迫使在下位者屈服，此時法律是工具不是目的，法律既只是統治權威的工具、是做為維持差序格局中有權者利益的工具，法律的正義性便不是強調的重點。因此，這種中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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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社會文化的和諧觀是不談正義的。

衡諸於我們質化研究的結果可以發現，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受到傳統禮治文化影響的部分，確實也是欠缺正義的。例如民國 84 年教師法公布實施以前，校長在聘用教師多不是以專業為考量，而是以人情為取向，即考量到在差序格局中與自己關係較為密切者的利益與自己的利益，我們在之前關於表 16、表 17 的討論時已有充分說明。這樣的教師聘用權力運作造成國立高中職學校教師素質良莠不齊，難怪以往在明星高中普遍有「一流學生、二流師資」的順口溜，甚至連我們訪談的 B 校這樣的第一流的明星高中都還會有所謂的「人情班」出現，真可謂遺禍匪淺！而即使至今教師甄選的流程已有相當規範，有關「近親繁殖」、甄選不公的傳言，仍時有所聞。

再者，往昔國立高中職受禮治文化影響者不僅是教師的聘用，在教師的獎懲上的不公平也所在多有。例如我們對 A 校所謂優良教師的選拔的研究結果顯示，考量的標準不乏是以與有權者的差序關係為衡量標準的，其中教學的良窳與否，或對學生學習貢獻的多寡常非主要的考量。雖然眾所皆知，一個老師教學的良窳，才是與學生學習權最直接相關的因素，但是在一個禮治文化影響下的學校組織權力運作過程中，卻常被忽視。其結果造成教師不以教學本職為努力目標，反而鑽營與有權者的私人關係，學生學習權當然無法得到保障。因此，禮治文化的學校組織權力運作常是與學生學習權的保障背道而馳的。

學校禮治文化組織權力運作之不符正義原則者，又如「討論六」所論述的 A 校教師監考時數安排之不符「平等原則」、「比例原則」與

「法明確原則」等，亦是一具體明證。這樣的結果既不符合勞爾斯在訂定契約時主張的「無知之幕」的理念，也不符合正義二原則中的「對每一個人都有利」與「地位和職務對所有人平等開放」此二條件，所以是不正義的。

雖然和諧至上的禮治文化學校組織權力運作不以正義為目標，其結果也常是不正義的，但是卻常在衝突發生引起政治行為時，因為有權者居於私人利益考量而在「黑箱作業中」彼此妥協，很容易又回復到和諧至上的禮治文化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的模式。所以，為了免除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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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授受的戲碼重複上演，最好的方式應多創造上述三個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形成的有利條件，以利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的形成。

第二節建議

我們在研究的結果發現，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的禮治文化會造成不正義的結果，並有違學生學習權的保障。而研究也發現，未來能保障學生學習權的學校組織乃一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之組織，且應是一個在重要事項具良好規範，結合「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兩種改革方式優點的本位管理組織，並兼具有學習型學校的特質。所以，教育主管單位責無旁貸，在未來應致力於落實此一研究結果，避免組織權力禮治文化部分的出現。

以下，本研究即針對上述核心概念的落實，與及未來研究方面提出相關建議：

一、教育主管機關應強化監督、指導和擘劃的功能與責任，並致力於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應有的法令規範的訂定，以法律做為學校組織權力運作轉化之觸酶。

（一）教育主管機關應更主動負起監督、指導和擘劃的功能與責任，並致力於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應有的法令規範的訂定。

如上述所言，未來成功的學校組織權力運作，不只是強調學校本身的「由下而上」的運作模式，更須在上級教育主管單位「由上而下」將教育重要事項訂定良好規範，再交由學校執行完成目標。所以，教育主管單位實不能再漠視自己應負起的監督、指導和擘劃的功能與責任。不過以教育部和中部辦公室等教育主管單位有限的人力與行政效率，勢必無法事必躬親式的監督，最好的方式即是致力於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應有的法令規範的訂定，以法律做為學校組織權力運作轉化之觸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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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要由禮治文化進入法治化，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應有的相關法令規範的訂定，以法律做為學校組織權力運作轉化之觸酶是可行之道。例如，在上述結論七中所論述的，依教師法成立的學校權力制衡組織，其運作過程中如有相關法令規範的配合，再加上學校成員適當的法治研習，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即能水到渠成。所以，上級教育主管機關及立法機關應儘速研訂相關法規。

此外，除了各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的相關法令規範外，前文所提的「舉發人保護法」的類似法令應可符應社會需求而研擬。因為長久以來，國立高中職給人的觀感，就如同學校周圍那道聳立的高牆所隔絕一樣，外界總難窺其幽徑。學校組織內發生的事件也很少外露，很多不好的事情容易被教育專業這名詞所掩護，所以，類如「舉發人保護法」的訂定可以革除一些弊端，也可以藉由法令的訂定，強化舉發弊端的道德正當性，亦可將原有禮治文化做適度轉化。

（二）應規範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符合程序正義

學校組織權力運作能否符合程序正義是法治化與禮治文化最大差異的地方。因為禮治文化缺乏明確的規則，習於由有權者用「詮釋」方式，以權力維護不當的差序格局衍生的利益，適與法治社會強調正當程序以實現程序正義不同。

改進之道，首先應要求學校組織權力運作除「為達教育目的的內部程序」外，均應符合行政程序法之要求。即應符合公正做為義務、公平裁決義務與公開行政資訊。以公開行政資訊為例，教育主管單位可訂定行政規則要求各國立高中職的相關行政程序之資訊均應上網並公告周知，並以此做為各校評鑑標準之一。至於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第六款所排除在該法適用之程序規定之外的「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為達成教育目的之內部程序」，亦應要求各校有「教育上的專業」配套措施配合，以維學生權益。

此外，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的相關法令的訂定的程序上也要做更嚴謹的規範，在訂定學校相關權力運作之規範的程序上應符合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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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民主參與原則」，即開放性之參與、有實效之參與。首先，學校行政單位之決策過程應透明並容納各界意見，所以，學校訂定相關規範之「草案」原則上均須先行公告周知，再進入校務會議討論表決，並給予全校教師陳述意見之機會；同時相關規範或其他重要政策措施行政單位應善盡更多說理與思辯義務，應將上級來文等相關文件做為附件，供老師們參考，以能了解條文訂定的來龍去脈，方能適度參與條文的訂定。

再者，教育部等上級教育單位在因應法令修改而要求學校組織權力配合時，在行文時應更具體可循。例如教師法第 17 條修改而需行文要求各校自訂「學生輔導與管教辦法」與「擔任導師辦法」等相關辦法時，應比照部頒的「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模式，先自訂一較具體的大要再行文要求各級學校辦理，如此各級學校將更有所遵循，否則以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法治人才的缺乏，如果沒有適當的參考，恐美意大打折扣。

所以，教育部應下令嚴格要求各校相關規範的訂定程序應符合上述之民主參與原則的兩大程序。

二、應塑造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並多辦理研習、在職進修與「工作坊」，以強化學校組織成員的法治理念與素養。

我們在理論分析時曾提到，具有「自然法觀念」，並有「思想家啟迪」法治思想，將有助於法治社會的形成。在實際的訪談研究中也發現，具有法治觀念的行政人員的堅持，將是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如何強化學校成員的法治思想是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的重要課題。

我們在實際資料分析中也發現，全國教師會每年所辦理的一天的

「改進教師甄選研習營」確有成效，但畢竟對象太少、時間也太短，如能擴及全國教師，以在職進修方式加入學校實際法治運作的專題研習，並挑選部分種子學校由相關領域教授，用一個類似「工作坊」透過「帶中學」的方式，在一定時間內帶領該校相關人員「做中學」，如此成效又會比研習時紙上談兵更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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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長遠來看，應以鼓勵及懲罰雙管齊下方式，結合教師定期換證制度，規劃教師終身學習網絡，將各級學校塑造成學習型學校，讓老師「動起來」，具有公共論述的能力與習慣，以打破禮治文化的習性。因為一個禮治文化的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特徵之一，即是學校組織權力掌握在各權力網絡的核心人物之中，以致一般教師對公共議題冷漠，長久以往便缺乏公共論述的習慣與能力，學校組織權力運作希冀透過教師的參與以形成法治化的理想便難以落實，學校本位管理也將成為幻影。

因為學校課程本位管理、教師會與教評會的運作，都是與以往大相逕庭的革命性改變，但是配套措施如果不能配合，真正執行運作的是第一線的學校單位，如果組織的成員仍然是舊思維、基層的運作還是老樣子，教改的鬆綁，只怕會造成更多的混亂。所以，國立高中職應建立終身學習網絡，以學習型社區導向學校具有市民社會的特質，催化由下而上的運作能實現。

三、教師欲兼任行政職務應經專業訓練等認證過程，學校並應建立客觀監督評鑑的機制。

我們經由兩校的實際質化研究發現，校長雖仍是學校中擁有最大的法定職權的個人，但是校長只是過客，在實際運作時常要受制於該校原有的權力網絡，而該校的處室主任常是權力網絡的核心人物，以致校長也幾乎很少主動去更換行政人員。這樣的研究發現所呈現的訊息是，國立高中職的處室主任是學校組織權力運作很重要的關鍵之一，有時甚至還比校長影響力更大。

但是目前的國立高中職學校中，教師所兼任的行政職務任命權在校長手中，而且除了主任輔導教師與圖書館主任有任用資格限制外，其他處室主任在任用資格上都沒有條件上的限制。如果一個學校有較強的禮治文化傾向，這樣很容易會造校長所任用的行政人員是因為該行政人員在學校有權力（有影響力），但不見得有能力。又加上如我們的研究結果所顯示，大部分的校長幾乎很少主動更換行政人員，尤其是主任級行政人員。如此要希冀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有創新精進是要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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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運氣。職是之故，如果意欲學校組織權力朝法治化運作，則中小學的教師所兼之一級主管應經甄選、訓練等認證過程。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甄選、訓練等認證過程中，並應強化教師所兼行政人員的法治素養。因為既然知道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是保障師生權益、落實教育理想的重要之路，但是我們審視目前及以往一般師資培育的過程，絕大部分的老師是較缺乏法律素養的，尤其是與行政有關的法律涵養更顯不足。如此一旦老師有機會在學校兼任行政工作，要實踐法治化的運作難免會有窒礙，縱使心有餘者也怕有時力不足，更遑論心中無法治觀念者。推而廣之，校長亦應經過如此的訓練過程。

也許有人會質疑，大部分的明星高中（如本研究之 B 校），因為學生素質高，教學很有成就感，老師們多不願擔任行政工作，如果再要求教師欲兼任行政職務應經專業訓練等認證過程，那豈不是更找不到人擔任行政工作？會造成這種勞逸不均的現象其實與當今中小學缺乏一套對教師的公平客觀的評鑑制度息息相關。試問如果能依教師之貢獻與表現而與予公平的待遇，豈會如 B 校之各人視行政工作為畏途？或如 A 校之尸位素餐？所以，足見國立高中職的教師亟須建立一套公平客觀的評鑑制度。

總結的說，國立高中職學校的教師兼任行政人員的制度應有所改進，首先，教育主管單位應比照公務人員體制，建立教師兼任行政人員的專業訓練機制，校長所任用的人選應均經過這類專業訓練。再者，

學校應建立教師客觀監督評鑑的機制，依教師之表現與貢獻而與予公平的待遇，行政人員也要透過這種機制來汰換，以排除校長不敢更換行政人員及造成萬年主任的弊端。如此，國立高中職學校禮治文化權力運作才可能往法治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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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研究方法方面：

（一）建議應再多選取幾所國立高中職，以了解「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禮治文化或法治化的發展模式」在其他學校的適用性。

本研究之侷限在於研究的學校僅限於台灣某一區的一所國立高職和一所國立高中，研究的結果僅可以做為該兩所學校組織權力運作之解釋，不能做為推論之用。因為僅就地理位置而言，台灣雖小，但北、中、南彼此人文環境、政經背景差異頗大，在在都可能會影響到各所在國立高中職的學校組織權力運作。再者，即使是位於同一區高中或高職，各不同類科的高職，以及升學率迥異的各高中之間也可能會有所差異，這都影響到研究結果欲類推的困難。

所以，未來應就不同地區、不同類別的職業學校，及不同錄取分數的高中之間，再多選幾所國立高中職，以了解「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禮治文化或法治化的發展模式」的適用性，及明瞭不同背景學校之間組織權力運作的可能差異。

（二）未來在有關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的相關研究上，應多考量文化差異的因素，以落實本土化研究。

迄今在台灣有關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的相關研究方面，大多建基於西方，尤其是美國方面的理論基礎上，再應用於台灣的實際運作的研究上，較忽略於本土化的議題，尤其是考量傳統文化對台灣組織權力運作的影響。

以西方已有的豐沛理論和研究成果做為研究的基礎，並沒有不當，只是理論和研究的形成有其文化的背景因素，如果只是一味套用、

解釋，而忽視文化因素的差異可能產生的影響，將造成研究結果可信度與應用性的不足。

本研究在方法上，仍多方取材於西方研究的豐碩成果，只是能綜合考量傳統禮治文化對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可能的影響，在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本土化研究上，算是抛磚引玉之作，希冀未來能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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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研究，以豐富這方面的文獻，最後並能真正應用於改善台灣的學校組織權力運作上。

（三）應多強化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的實務研究，以助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的實現。

關於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的實務部分，例如本研究曾提及的教師監考辦法與導師輪流辦法等，因為以往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禮治文化的影響，都少有具體明確的辦法呈現，在學術研究上也呈現空白，但卻是攸關全體教師權益，為教師關注焦點。

未來既知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是較正義，且能保障師生權益的運作方式，即應努力充實這方面的研究以落實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值得注意的是，從事這方面的研究除了理論的探討外，實務的分析，尤其針對實際案例的分析更值得重視。因為唯有結合理論與實務的研究才較能真正對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法治化的落實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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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和 諧 至 上 禮 治 文 化 下 的 國 立 高 中 職 學 校 組 織 權 力 運 作 缺 乏 程 序 正 義

一、和諧至上禮治文化下的國立高中職學校組織權力運作缺乏程序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