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光復以後,雖說百廢待興,然而確有一個 很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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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文化的磨合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來台宣慰的白崇禧在三月廿二日表示:「此次事變的 原因,即是臺胞青年過去受日本狹隘偏激的教育,由於日本對殖民地所施奴 化教育的遺毒,不正確的思想,不瞭解國情,以致輕視祖國政府人民和軍隊。」

三月廿七日「對全國廣播詞」再度提到:「此次事變是由於台灣同胞受了日本 五十一年的統治,日人對臺胞偏狹的惡性教育,一方面是把統治殖民地為基 本的馴服和分化他們,另一方面是歪曲宣傳中國政府、人民、軍隊的不良,

使臺胞輕視祖國人民軍隊,發生深刻惡感,所以台灣同胞先入為主,深深種 下了不良得印象,這是暴動的原因。」白崇禧認為日本殖民政府對台「奴化」

「偏狹」的說法,也可以代表陳儀和後來劉雨卿部隊的認知態度。

日本政府有效統治台灣半世紀之久,影響的確深遠,尤其是殖民後期的 皇民化運動,推行國語(日語)運動、鼓吹神道信仰、更改姓氏運動、志願 從軍運動,廣泛的影響台灣社會與文化,雖然日本企圖把台灣人變成日本人 的努力沒有成功,但是卻成功的使台灣人變得「不像中國人」(台灣教授協會,

1993.12.10;王曉波編,2004a:9)。而且,這五十年正是中國大陸變動最大 戰亂不斷的時期,而台灣卻在日本統治下生活水準相對較進步,教育程度也 頗高,幾乎已沒有文盲,所以光復初期外國記者來台灣參訪,在報導中提到:

「據官方稱:本省識字者已達百分之七十一,這比中國內地自然要高得多,

在日統治時代,台籍適齡童子,均受小學教育(外國記者眼中的台灣,行政 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1946:57)」上海密勒氏報另一篇報導對台灣教育更 加肯定:「據有力觀察家估計:四十歲以下的人,沒有文盲,這是一個六百萬 人的好省分,人民都受過教育,對現代工業和現代生活,已有經驗,在日本 統治下數十年,不斷為爭取自治而奮鬥,這樣使他們得到自治政府的最大準 備,並為新中國蘊藏豐富的模範行省。(外國記者眼中的台灣,1946:4)」戰 後來台的大陸記者江慕雲在<為台灣說話>中也說:「從祖國來的接收大員、

視察大員、旅行觀光的人,還有一班心術極壞的淘金者,幾乎沒有一個不稱 道台灣好、台灣富庶、建設好、氣候好、一片和平空氣。……有人說,假如 這五十年,不是日本人在經營的五十年,而是我們自己經營的五十年,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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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還沒有成為現代化的港市吧?這彷彿是感慨,亦可以作為諷刺。(江慕 雲,1948:13)」上海<新中華>半月刊也有文章說道:「台灣在國人的心目 中,是一個清潔美麗的綠島,(中略)許多人因內地空氣的惡劣,生活的不安,

都想舉家遠避,離開京滬,而去台灣,打算在這唯一的乾淨土上,重建他們 的生活,發展他們的事業。台灣在光復以後,雖說百廢待興,然而確有一個 很好的基礎。就台灣大學的設備而論,就是內地任何大學所不敢望其項背的,

一般人的文化水準,也比內地的高多了。文盲極少,女僕閒來無事,都愛看 科學小說。(新中華,1947 年 4 月 1 日)

儘管台灣的進步,為旅台的大陸人所共見;也儘管大陸人士出來台灣之 時,受到台灣人熱烈的歡迎。但是雙方在接觸相處之後,彼此的不適應便產 生了。無可諱言的,台灣人經過日本長達半世紀的統治,在言談舉止、待人 處事各方面,已有相當程度的「日本化」,特別是皇民化教育的一代,帶著濃 厚的東洋氣息,這一切看在剛剛打完八年對日抗戰,受盡「日本鬼子」欺凌 的大陸人士眼裡是多麼的刺眼和不自在!陳芳明認為,蔣介石對日本「以德 報怨」政策,使中國人無法直接在日本人身上進行報復,台灣人不免成為日 本人的替代品,並且「來台接收的官員,如果帶有反日情緒的話,自然而然 就轉嫁到台灣人身上(陳芳明,1989:263)」南京中央日報在二二八後的一 篇短評中 多少指出在光復初期文化磨合的癥結所在:「台灣人與內地人,因 為心理距離過大,生活習慣相差過遠,甚至語言文字都不相通,其隔閡自可 想見,加以政治措施未當,自然容易發生了問題。(中央日報,1947 年 3 月 11 日)

本章試圖釐清陳儀政府在台灣的「祖國化」政策,例如推行國語、民族 精神教育等等,以及政策施行後台灣人民的反彈,甚至導致族群省籍意識的 滋生。

第一節、光復初期的教育與國語文政策

在抗日戰爭的最後一年,國府就已經把光復後台灣教育的重建理念,簡 單具體的反映在陳儀主持台灣調查委員會時擬定的「台灣接管計畫綱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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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通則的第四條中,該條文內容為:「接管後之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識,

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張瑞成,1990:144)。陳儀 後來的施政談話,經常把概稱為「心理建設」的文化教育政策與政治建設、

經濟建設並列為三大建設;也經常把教育工作列為施政首位。譬如他在接收 前夕為了台灣的師資問題致函陳立夫便提及:「台灣收復後,應該作的工作自 然很多,但弟以為最重要的一種卻是教育……」(張瑞成,1990:53)。1945 年 9 月 26 日陳儀在重慶外國記者會上,第一次發表了治台方針,他表示:「收 復台灣後,首要考慮的是教育問題,要充分發揮台灣人的能力」(台灣新生報,

1945 年 9 月 29 日)。還有在陳儀就職出掌台政後,也強調說:「日本統治台 灣用愚民政策,不許台胞受高等教育,不許台胞作高級公務員,現在在台灣 則要實現教育機會平等工作機會平等」(台灣新生報,1945.11.3)

根據陳儀在 1945 年除夕廣播的內容可知(陳長官治台言論集,1946) 他稱為「心理建設」的文化教育政策具體內容包括下列幾方面:

1. 通過著重國語文和歷史教育,以增加民族意識1

2. 通過大量培養師資,擴大招生,以普及教育,實現教育機會平等。

3. 充實專科以上學校及研究所、圖書館、編輯館,以提高文化水準。

第一任教育處處長趙迺傳(任期很短,於 1946 年 1 月 16 日辭職)在剛 光復時透過廣播指出了台灣教育的六大方針(台灣新生報,1945.11.9)

1. 闡揚三民主義 2. 培養民族文化

3. 是和國家和本省的需要 4. 獎勵學術研究

5. 增加教育機會 6. 推行教育法令

而在 1946 年 1 月 19 日就任第二任教育處長的范壽康,在教育行政會議 的開會詞中,則簡明扼要的陳述三大教育方針(台灣新生報,1946.6.26)

第一,今後台灣本省的教育,是獨立國家的中華民國的教育,自然要一 反過去日本在台灣所施的教育;因此,為推動中華民國的教育方針,應該普

1 例如初級小學<國語>第一課:「我們是中國的少年,民族復興的責任,放在我們的雙 肩……爭世界的正義,求民族生命的綿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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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語、培養民族精神、發揚三民主義思想、擴大教育機會平等、培養台灣 青年從事台灣教育工作。

第二,要使台灣教育現代化,要加強科學和工業教育。

第三,使教育跟經濟建設與政治建設取得密切的配合,培植經濟建設與 政治建設人才。

總的來說,陳儀團隊的教育文化政策,把重心擺在去殖民、中國化上,

所以陳儀在台灣推行國語,希望台灣提早擺脫日本殖民的影響。陳儀也以身 作則,他誓言不說一句日語,他用這個行動向官員和台灣民眾表示,日本人 對台灣的影響已經就此結束了。據他的僚屬說,陳儀從未食言;雖然他早年 留學日本,日語相當流暢,在台灣他卻從來沒有說過一句日語。雖然他的立 意可以令人瞭解,但是由於他不會說閩南話,因此無法和台灣人打成一片(賴 澤涵,1993:135)。更使得下情無法上達,讓陳儀與台灣社會漸漸誤會越來 越深!

語言的問題,也加深了台灣人和政府之間的緊張感。由於光復初期外省 人很少會說日本話或閩南話,而會說浙江話和國語的台灣人也不多,所以因 語言引起的誤會與摩擦層出不窮。據杜聰明回憶:「光復當時,本省人醫生國 語不充分瞭解,有一天,一位軍官受傷來附設醫院求診,受一位醫生診察要 說『你的病是很輕』而發音不清楚,誤說為『你是漢奸』,這位軍官生氣就打 醫生,即在旁邊有一位下兵卒,觀軍官與醫生相打,就助力亦打醫生。(賴澤 涵,1993:153)」認識到語言的障礙,行政長官公署下令 1946 年底以後再逐 漸廢除日文的使用。

陳儀為了推行祖國化政策,可說有下列的一些著力之處:

(一)有堅強文教班底:戴國煇認為,陳儀主台帶來了相當陣容堅強的 文教班底。例如教育處處長范壽康早年也是留學日本,受日本馬克斯經濟學 泰斗河上肇的影響頗深,於 1933~1937 年在武漢大學講授馬克斯主義哲學,

范在晚年所寫的簡短自述中,特別就日本對台灣皇民化統治提出矯正,他「乃 以一切『中國化』為號召,組國語推行委員會,普及國語教育,創立師範學 院,積極培養教師……」因為這樣,中國兩位重要的國語推行專家:魏建功 與何容也於 1945 年 11 月抵台,並分別擔任國語推行委員會的正副主委,在 新竹、台中、高雄等八縣市設立「國語推行所」,二二八後的 1948 年又將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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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國語小報>移台辦理,易名<國語日報>。至於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則 被認為是一個左傾的台籍知識份子,在二二八時不幸遇難。

另外,長官公署的宣傳委員會,陳儀委由青年黨的夏濤聲主持。夏濤聲 是安徽懷寧人,早年曾赴蘇聯參加第三國際召開的「遠東勞苦人民會議」,但 在會場卻發表反共言論。1923 年入北大政治系,加入以反共為標榜的中國青 年黨。後來陳儀出任福建省主席,夏濤聲成為陳的班底之一。而長官公署宣 傳委員會的主任秘書則是沈雲龍。。長官公署所屬機關報<台灣新生報>的 社長則也是青年黨的台灣人李萬居,副社長則是留法的黎烈文。黎烈文曾主 編上海<申報>副刊<自由談>,刊登了不少魯迅的雜文,國民黨一直把黎 烈文視為左派;黎在二二八後轉任台大外文系教授,雖有機會但黎卻始終未 返回中國大陸,讓許多親朋驚奇。

最重要的靈魂人物則是許壽裳,許早年與魯迅、陳儀同船渡日留學,後 來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預科、史地科就讀,並與魯迅跟從章太炎學<說文 解字>,日文中文皆造詣深湛;陳儀本想聘許當台大校長,但當時教育部長 陳立夫不答應,陳儀只好改聘他當台灣省編譯館館長(張炎憲編,1998:100) 編譯館成立後下轄「學校教材組」「社會讀物組」「名著編譯組」「台灣研究組」 可是,當時許壽裳也面臨了頗大的困境,從他寫給魯迅的未亡人許廣平的信 可得知端倪:「此間辦事困難,其最大障礙是在語言的隔閡,因台胞均說日語、

看日文,對於國語、國文程度太低,現雖注力於此,收效尚甚少也。(黃英哲,

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1:123)

二二八後,陳儀調離台灣,編譯館也旋即被魏道明裁撤,許壽裳應台大 校長陸志鴻之聘,任中國文學系主任,1948 年初卻死於「小偷的斧頭」之下。

(戴國煇,2002:97~101)許壽裳為了幫助陳儀推行國語,曾出版<怎樣學 習國語和國文>一書,詳細將日本語文法和中國語文法加以對照解說,由此 可證明他的日本語功力。

從上述看得出來,陳儀接收台灣的文教班底,頗多都有留學日本背景,

例如教育處長范壽康是東京帝國大學出身,台大校長陸志鴻也出身東京帝 大,台大教務長戴運軌出身京都帝大,師範學院院長李季谷畢業於東京高等 師範學校。但頗令人玩味的是,陳儀卻以台灣人不通曉國語文為由,把台灣 一些菁英知識份子擋在參政門外,無怪乎後來吳濁流批評:「阿山能說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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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留學過日本的算是人才,我台籍人士能說日文的卻被貶為日本遺毒產下 的奴才。」換句話說,陳儀政府不但不認為台灣人是經由日本人現代化訓練 出來的專家份子,反而認為他們是長期以來,被剝奪了承受中國文化薰陶的 苦難同胞,並且由於浸染於日本文化過久,在道德上已受到毒害,所以需要 強化祖國文化教育。

(二)與台籍菁英合作:1946 年 6 月,台灣文化協進會成立,宗旨是「聯 合熱心文化教育之同志及團體,協助政府宣揚三民主義,傳播民主思想,改 造台灣文化,推行國語國文。」從協進會的組織名單來看,成員包括:游彌 堅、林獻堂、林茂生、范壽康、陳逸松、林忠、連震東、王白淵、蘇新、李 萬居等人,可說是一個半官方組織,也可視為長官公署外圍團體。機關刊物 為<台灣文化>,本土與大陸作家筆陣堅強,是一本交流意識頗為強烈的雜 誌。但後來偏重介紹中國新文學作家,以致有讀者批評:「在<台灣文化>裡,

找不到台灣文化。」當時,編譯館和協進會可說是長官公署構思台灣文化整 編的兩大支柱。由於魯迅、陳儀和許壽裳交情匪淺,許壽裳在<台灣文化>

第一卷第二期做<魯迅逝世十週年特輯>,但值得一提的是,身兼編譯館台 灣研究組主任和協進會編輯組主任的楊雲萍,在特輯中寫了<紀念魯迅>一 文,指出「台灣的光復,我們相信地下的魯迅先生,一定是在欣慰。只是假 使他知道本省的現狀,不知要作何感想?我們恐怕他的欣慰,將變為哀痛、

將變為悲憤了!(黃英哲,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1:125~133)」隱 約透露了對陳儀主政下的不滿。

第二節、去殖民化的反彈

根據陳儀政府的統治方針,淪陷五十年的台灣要重新納入中國的版圖,

納入版圖後不僅是行政法治的適用而已,更重要的是如何將導入現代中國語 言文化。換言之,就是如何將台灣人教化為中國人,這種國民統合之方針可 稱之為祖國化政策。祖國化就是去殖民化,因二二八事件的發生,顯示祖國 化政策是失敗的,失敗的結果當然影響到許多台灣人的中國觀與日本觀。祖 國化政策為何失敗呢?此一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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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儀政府來台之初,大多數的台灣民眾都表現出熱烈歡迎的態度,政府 方面似乎也認為施政可以順利展開。1945 年 11 月 4 日,陳儀在向台灣住民 發表講演時強調說:「在台灣被日本統治的時候,台灣是日本帝國主義殖民 地,你們為日本政府所奴役,受不公平的待遇,現在你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了,依照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規定,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凡是中 華民國的國民,都是國家的主人,所以你們的地位是已從日本政府的奴隸一 躍而為中華民國的主人了。(陳長官治台言論集,1946:12~15)」對於這種地 位的轉變,國民黨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強調:「此一翻身是劃時代的」(李翼中,

台灣之聲創刊號,1946.6)。政府官員一再聲稱台灣人已經變成中國人,一切 的權利義務與中國國民相同,但是台灣民眾卻沒辦法感受到政治地位的提 升。此一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台灣住民不了解當時中國的政治體制,以及

「光復」所代表的真正意涵。

依照 1930 年代以後國民政府施行訓政的規範,當時國民政府統治區內實 施的是以黨領政的訓政體制。訓政體制之下,一般民眾必須接受「公民訓練」

待學會四權的運用並完成自治準備工作後才能實施地方自治。此外,還必須 等到施行憲政體制後,國民成為國家主人翁的情況才能實現。因此,前述陳 儀的宣示根本是屬未來式而非現在式。其次,國民政府宣稱戰後統治台灣為

「光復」,亦即「收復失地」(irredentism)之意,台灣是抗戰勝利收復的失 地。但是,收復的是土地,人民只是附屬品,甚至可說是棘手的附屬品。例 如,黨省部主委李翼中就曾表示:「台灣淪陷五十一年中,是中國歷史演變最 烈的時期,台胞既未能身預其境,對祖國蛻變過程,以及當前一般情況,自 難免有隔霧看花之感。因此我們希望台胞能夠了解我們自己的中國,辨別本 身地位,努力負擔中華民國國民的任務。(李翼中,台灣之聲創刊號,1946.6) 這是對台灣人期許之言,但也帶有不信任的意思,其言外之意似乎沒有人察 覺。以後知者的角度應該可以解讀為:失地收復後,台灣全體住民還欠缺國 民應具備的素質,必須先教化為中國人,才能享有國民的權利。

依照「光復」的理念,島上所有日本所留下來的痕跡當然要逐步消除,

唯有在文化上完全中國化,台灣人才能成為真正的國民。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陳儀政府實施以「推行國語」為中心的「祖國化」教育政策。何謂祖國化教 育呢?當時教育處長范壽康提出以下說明:「我們本省教育之實施,有三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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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足以包括,就是『祖國化』『祖國化』就是一切都要和祖國一樣。凡是 中國內地遵行的事情,本省都要遵行。」至於具體辦法,范壽康提示以下四 點:第一,要遵照祖國的法令規章;第二,思想主義祖國化,不但要掃除帝 國主義,還要信奉三民主義與中國倫理道德;第三,生活習慣祖國化,雖然 日本人做事認真、好研究、整潔等好習慣要保持,我們中國人深思熟慮、寬 宏大度的習性也要學習;第四,語言文學要祖國化,這不只是在敎育上,而 是本省社會上各方面的一個大問題(台灣新生報,1946.10.1)。綜觀前述的 理念,語言文學的祖國化最為具體,而語言的轉換又被無線上綱到以台灣社 會整體為對象。

如前所述,陳儀政府的文化政策確實重視國語的推行,並企圖壓制日語 文的使用。例如,為除去遺留在台灣日本文化毒素,大量焚毀日文書籍。並 以光復一年為期,廢止了新聞報紙的日文版。另一方面,除了在學校推行國 語外,行政長官公署之下設有「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全心推動民眾學習 國語之社會教育活動。另外,陳儀還邀請其好友許壽裳來台主持「台灣省編 譯館」,該館以編輯教科書、翻譯各國書籍與台灣相關文獻為主,同時也引介 了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成果。這些推行國語文的活動,並未發生任何抗拒 現象。

但是限制日語甚至以「奴化」一詞形容台灣人慣用日與現象的論述,引 發了外省人與台灣人嚴重對立的情勢。例如,1946 年 5 月 1 日《民報》報導,

教育處長范壽康在省訓團發表演說時,提及「台灣人被奴化了」經報紙報導 後,引起開會中省參議員憤怒的批評,一場風波風波讓省籍間對立逐漸發酵2

教育處長奴化發言風波之前,媒體上就以出現所謂的「台灣人奴化」爭 論。例如,任職台灣新生報社的王白淵,由於曾在上海居留 5 年,具有中文 撰稿之能力。他首先在 1946 年 1 月 8 日的《新生報》撰文批判說:「從前日 本統治下,有『皇民化』三字,使台胞非常頭痛,光復後還有『奴化』兩字,

不斷威迫著我們。台省現在指導者諸公,開口就說台胞『奴化』(台灣新生 報,1946.1.8)」緊接著在 1 月 25 日,王白淵又在『政經報』上發表「告外 省諸公」,反駁「奴化」之論說,他表示:「台胞雖受五十年之奴化政策,但

2 有關台灣人奴化論爭,可參閱鄭梓<台灣省參議會史研究>,1985 年,華世出版社,頁 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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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台胞並不奴化,可以說一百人之中九十九人絕對沒有奴化。只以為不能操 漂亮的國語,不能寫十分流利的國文,就是奴化。那麼其見解未免太過淺薄,

過於欺人。(政經報,第二卷第二期,1946.1.25)」另外,謝南光則在 2 月 1 日的《民報》上批判外省人奴化論述,他憤怒地表示:「現在還有人反對台灣 祖國同時實施憲政,他們所持的理由是奴化教育的害毒太深,不經過一番消 毒不行,其次就是國語教育還沒有普遍實施。」接著,謝南光批評說:實施 憲政的條件為人民是否對國家忠貞,台胞受日本化教育不等於「親日」,而國 語未普及是全國的問題,不是台灣特有的現象,因此台灣必須與祖國同時實 施憲政(民報,1946.2.1)

外省人的奴化之說是基於對近代日本的全盤否定,同時否定了日本殖民 地下台灣社會的發展。相對地,反擊這種說法的台灣知識份子大多認為,受 日本教育並非被「奴化」,而是吸收近代文明與科學性知識。王白淵甚至還強 調,殖民地時代台灣社會的變遷是一件值得驕傲的成果。他說:「台胞雖是在 日人高壓之下,但竟受過高度資本主義的洗禮,很少有封建遺毒,在這一點 我們以為台胞可以自慰。(政經報,第二卷第二期,,1946.1.25)」台灣人奴 化說若成立,等於強迫在「祖國」的統治下台灣知識份子,再一次做自我的 否定。因此,具有主體性思考的台灣人對於被扣上「日本化」污名一事,當 然會進行強力的反擊。

奴化論之論述不僅強迫台灣人做自我否定,還讓人覺得具有特別之政治 意涵。著名作家吳濁流分析此一政治意涵說:「本省人受了奴化教育,受了奴 化教育多少就具有奴化精神,具有奴化精神者等於是具有精神缺陷的國民,

是故無法獲得與祖國人民相同的待遇,在一段時期之內成為被統治者也必須 忍受。」許多台灣人與吳濁流有相同看法,他們懷疑台灣人奴化論是統治者 別具政治意圖之說辭。事實上,語言和奴化問題的影響確實是擴及政治層面。

例如,1946 年 11 月 21 日,陳儀在回答台灣何時才能實行縣市長民選時曾說:

「本省人雖有良好技術及苦幹精神,但許多人上用日語、日文,為建設中國 的台灣,首先要使台胞學習國語國文。現在實行縣市長民選,實在危險的很,

可能變做台灣的台灣。(民報,1946.11.22)」這種論點當然引起激烈的反彈,

台灣人認為台灣的教育普及,又擁有自治的經驗,理應及早實施省縣長直接 民選。台灣人與外省人對於日本殖民統治的評價,是一種變相的日本觀,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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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日本觀的差異就是一種文化霸權的爭奪,角力的結果必然連結到權力的競 逐。雖然台灣人奮力爭取發言權,終究無法改變奴化論述下權力分配不公的 事實。而這項事實,最後成為引發二二八族群衝突的一項重要因素。

試看光復後一副對聯「開口奴化,閉口奴化,卑躬屈膝,奴顏事仇,竟 稱台灣獨立;伸手要金,縮手要銀,與民爭利,唯利是圖,也說為民服務。 (閩 台通訊社,王曉波編,2002:22)」這諷刺當時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開口閉口 就罵台灣同胞受日本奴化教育,而台灣同胞也回轟官僚貪污不法。這更反應 陳儀治台班底與人民的緊張關係。

第三節、族群衝突的發酵

回顧光復之時,台灣人雖然欣喜若狂,全心全意要回歸父祖之國,卻不 曾意識到,與祖國隔離五十年之久的自己,實在不可能再是一個完整的中國 人,語言問題以及受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事實,是複雜微妙而又十分關鍵的 因素。日治時,台灣人被迫學習日文,使用日語,戰後回歸改換國籍,不懂 中文,只會講日本話以及母語的台灣人,的確經歷一段挫折的過程。對祖國 歷史、文化、政治及經濟接不甚瞭解的人,掙扎了相當長時期的不適應。長 官公署的接收政策,沒有充分的關懷及容納台灣人,在政治權力結構中給予 相應的地位。受日本嚴厲統治,養成不敢不守法習慣的台灣人,不懂「等因 奉此」等體面的國語,工作能力不受重視,職位低落,領受差別待遇的薪資,

一如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目睹位居上方的外省同事,能力低劣卻一副勝利者 的傲慢,舞弊營私目無法紀,台灣人心有不平,完全不足為奇。

許多文獻認為,光復初期外省人與台灣人的文化差距是二二八嚴重的導 火線之一,外省人帶著濃厚的優越感,當遭到台民的指責和批判而理屈詞窮 時,往往套上一段陳腔濫調說:「台民受了五十年的日帝統治,奴化教育過深,

沒有我們抗日,我們的犧牲,台灣哪裡來的光復?」(戴國煇,2002:128)

而吳濁流則批判:「外省人以為唯有我們的八年抗戰,台灣才得光復,所以當 然要感謝我們,若是我們不去抗戰,你們不是永久作日本人的奴隸嗎?可是,

本省人又有本省人的看法,對祖國抗戰而犧牲的英雄當然要投以滿腔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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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但你們只不過是當個代表,來到這兒就要享樂,實在太不像話了。並且 台灣是我們的故鄉,不能不早一點把台灣建設成一個理想的故鄉;可是像你 們這種拙劣的政治是沒有辦法的,讓我們來代替,好好做給你們看吧!(吳 濁流,1988)

但在日治時代,受過完整教育的台籍高級知識菁英,當他們看到來自中 國的官員那麼的邋遢愚昧,心中的憤怒與不滿,是可想而知的。例如彭明敏 的父親彭清靠在 1945 年 10 月被推選為歡迎委員會主席,迎接服裝襤褸、軍 紀散漫的國軍在高雄登岸時,和排列在兩側軍容整齊的投降日軍比起來,彭 清靠感到相當無地自容:「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第一個出現的,是個 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 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他相繼出現的也是一樣,

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 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終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 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的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賴澤涵,1993:

51)彭明敏的父親為這場「惡夢」羞愧莫名,他用日語形容說:「如果旁邊有 個地穴,我早已鑽入了。」從此以後,彭明敏父親這類人,堅信國民黨政府 只會把台灣人拖累到和中國一樣貧窮落後的地步。所以像彭家這類台籍菁英 更充滿了台灣人的優越感。而且當第七十軍在基隆受到民眾熱烈的迎接,當 夜卻發生十餘起搶案,反觀戰敗國的日軍,秩序井然的退出,台灣是難免要 以「比較」的思維模式,而開始懷念日治時代,甚至開始美化起來。不可否 認,有許多台籍知識份子很明顯的已經同化於日本,並且盡量在強迫成為殖 民地形勢之下,求取對自己有利的機會。有不少例子顯示,1940 年代第二代 菁英份子興起,他們在日本有名的學校以優秀的成績畢業,由於日人的教育,

他們培養出對自己的信心和孕育了多種文化的內涵。這類第二代台籍菁英,

和優秀的日本朋友門建立起親切的友情,對在日本的生活充滿愉快的回憶。

日本對台灣人的影響當然不僅於這類菁英或半仕紳份子,一般台灣人民所受 的影響同樣很深。其他台灣人對日本人同樣有一種崇敬羨慕之情,在二二八 後據楊亮功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台灣所有的人對日本駐台文官武將高效率以 及清白的操守,充滿敬慕。可以清楚的看出,同樣被殖民統治,朝鮮人對日 本人的反抗,比台灣人劇烈很多;日本人對朝鮮人的卑視,也比他們對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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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卑視嚴重的多。許多台灣人也許既痛恨自己淪為殖民地的子民,同時又 對日本的一切充滿感激之心。他們一如日本人,很自然的接受了許多日本式 的觀念、看法和優點,而光復後由於覺得中國人缺乏那些優點,所以使得他 們自認為比中國人更為優越。

1946 年後半,台灣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包括失業者激增、糧食出現危機、

治安惡化等。對於如何解決這些社會問題,政府與民間社會之間也出現完全 不同的見解,隨著問題的惡化,台籍人士開始懷念日治時代的美好,而台灣 人與外省人省籍之間的對立則日益明顯。陳儀政府來台以後,省籍問題的討 論就逐漸出現在報紙上,1946 年 5 月 9 日《人民導報》社論,標題為〈外省 人問題〉,文中提到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已有明顯芥蒂產生。進入下半年隨著 本省人對外省人觀感日益惡劣,原本沒有特殊含意的「阿山」開始帶有輕蔑 的意思。由於社會上「阿山」的稱呼普遍流行,外省人孫君漢就直接投書報 紙指出:「阿山」這個稱呼是罵人「猪」的意思。隨後,另一位讀者鐵漢則投 書反駁說:「阿山」只是唐山人的略稱,沒有輕蔑的意思。有人罵那些貪官污 吏為「猪」,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當事人孫君漢則不這麼認為,他再投書 反駁:「阿山」就是罵外省人的暗語,這個名詞必須嚴格禁止3。此時的省籍 矛盾,比過去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對立還要嚴重,這種對立情勢為緊接而來的 衝突蓄積了充分的能量。

除了罵貪污腐化外省官員為「猪」,台灣人對外省官員的衛生觀念也有嚴 厲的批判。日本殖民時代對衛生防疫工作採取嚴密的措施,因此許多傳染病 在台灣都獲得控制。但是,陳儀政府接收後,由於人事育經費的不足,港口 檢疫未能落實,原本已消滅得鼠疫、傷寒、霍亂等又開始流行。對於政府的 疏失。台灣各地檢疫所在 1946 年 6 月 27 日曾召開檢疫所全體職員大會,會 中決議提出一份批判政府防疫政策的聲明文(台灣新生報,1946.6.28)。由 此可見台灣人對防疫衛生觀念的重視,這些觀念的差距加深了省籍矛盾問 題。1946 年 8 月《台灣公論》雜誌上刊載了〈萬項光復了〉一文,文中介紹 社會流言大意如下:「有人說,去年 10 月發出『台灣光復』的第一聲,今年 則是『萬項都光復了』。問其真意,乃是指台灣光復盜賊、鼠疫、霍亂、賭博、

3 鐵漢<關於阿山問題>,見<和平日報>1946.12.5; 孫君漢<取消阿山這個名詞>,見

<和平日報>1946.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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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擊、假貨都光復了。(台灣評論,第一卷第十四期,1946.8.7)」到了 1947 年 2 月 26 日《民報》刊出題為〈防止「天命」的光復〉的社論,文中將「光 復」當成反諷語表示:「在文明國是有了完整的防疫組織,惡疫縱使在未開化 的地方流行,卻不能侵入他們的地方。假使一旦侵入,他們亦有組織的方法 可以撲滅。由這點看來,未開化國的天命,在文明國卻不是天命了。(中略)

可是光復以來,這個天命也跟著光復起來,天花、霍亂、鼠疫卻自祖國搬到。

對這些事情,膽怯氣小的本省人莫不驚慌焦躁,但是來自外省的同胞,卻大 多是泰然自若地說:天花霍亂在國內是平常的事,何需大驚小怪。(中略)面 臨飢荒瘟疫而不動的寬宏大度,我們絕對不可學習,須知以瘟疫飢荒為「天 命」是開化人的恥辱,我們要絕對防止這個「天命」的光復。(民報,1947.2.26)

一般外省人,尤其是陳儀與范壽康等具有留日經驗的政府官員,大致上 都肯定日本人做事認真,好研究、愛乾淨的優點,但也批評日本人狂妄、氣 短、量狹等缺點(台灣新生報,1946.10.1)。用這樣的刻板印象來描述日本 人的來台外省官員,大多再將這個刻板印象套用在台灣人,然後論證台灣人 被日本化。這種刻板印象的轉化也許可以掌握部份事實,但是在運用或詮釋 的過程中,往往會被誤用將台灣人貼上「奴化」標籤的工具。相對地,台灣 人也以不重衛生、貪污腐化之污名加諸於外省人。尤其當本省人論及各種衛 生、治安、糧食等相關改善措施時,官員的回覆或處理方針,更讓人加深這 種印象。結果,省籍矛盾不但產生罵外省人為「猪」,甚至來外省官員口中的

「光復」一詞,也出現諷刺性的解釋,因此省籍間的對立衝突也就難以避免 了。

這一類族群文化的摩擦,導致社會到處蘊藏不安,外省人與台灣人情感 惡化嚴重,等到二二八發生時,無怪乎會聽到台灣人喊「打阿山」「不出來 的不是蕃薯」,甚至學日本人管大陸人士叫做「清國奴的王八蛋」。台灣人在 事件時為了辨別「阿山」,日語成了區別的工具,當事態激化時,穿著日本「國 民服」與軍裝,足登日本木屐或軍靴,頭額上綁著白布巾,唱著日本軍歌(海 軍進行曲等)的「若櫻敢死隊」「海南島歸台者同盟」這樣的隊伍就出現了。

台中「二七部隊」的鍾逸人,在回憶錄<辛酸六十年>中有一段自述他提到,

三月一日深夜,他準備到各校宿舍動員學生,參加第二天的「市民大會」,他 先跑回家,從舊衣堆裡找出多年沒有穿的日本學生服,「我站在母親的化妝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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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照著鏡子,顧影自憐。這幾年,自從脫下學生服、換上軍服,又換下日本 軍服,換上中山裝、中國軍服和西裝。」到了農學院,他用標準的「江戶腔 調」向學生演說,學生們也用日語激動的喊口號。到了台中一中宿舍,因夜 深學生已就寢,於是他「便依戰前在日本陸軍服職時的規矩,裝起『前輩』

的姿態,以嚴肅的口吻『命令』他們統統起床,到外面走廊集合……」接著,

他又命令「稍息」「立正」行軍禮,學生們一依照他的口令操作,鍾逸人很欣 慰認為「這實在應該歸功於戰時軍訓」。這些舉措,試想,看在打了八年抗戰 的外省人眼中,是多麼諷刺而不是滋味。戴國煇也說,事件發生時,他因為 閩南語不甚靈光,而被迫唱日本國歌,以證明台灣省籍身份。他當時雖對部 分大陸來台人士的貪污橫暴深感憤怒不滿,但眼見許多無辜外省人受毆打者 一波一波被送進台大醫院,心裡也非常痛心難過(戴國煇,2002:3)

如前所述,省籍矛盾在二二八事件之前就已經形成,經過事件後的鎮壓,

對立的情勢更加嚴峻。一般民眾對外省人貪污腐化、不重衛生的印象更加強 化。這樣的結果當然會使民眾更加懷念起日本統治者,進而也美化了日本殖 民時代的種種事物。台灣人異樣的親日心情,反映了這段歷史的悲劇。相對 地,事件後,陳儀政府並未對統治政策的失敗進行任何檢討,反而以暴動的 事實來強調祖國化政策的重要性。台灣人親日的另一面是對外省人的憎恨,

我們必須了解對外省人憎恨的原因,才有資格評論親日的問題。

對於二二事件中,台灣人攻擊政府機關、追打外省人等激烈反政府行動,

陳儀政府認為,解決之道在於加強國語國文歷史教育。4 月 4 日政務會議上,

陳儀在談到二二八事件善後處置時表示:「我個人對於此次事變的感想,以為 釀成此事變的主要因素,是日本思想的反動。台灣淪陷半世紀,台胞思想,

深受日人奴化教育及隔離教育的遺毒,35 歲以下的青年,大都不了解中國,

甚至蔑視中國和中國人。詆毀中國的一切文物制度,認為件件不如日本,而 忘其祖宗本屬是中國人,現在自身已經做了中國人。這種思想,這種觀念,

在此次事變之中都一一暴露出來。所以以後我們最要緊的工作,是要全力改 變他們這種錯誤思想。(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1947.4.12:174)

發表這種看法不僅是陳儀一人,政府各種事件調查報告中,也大多認為 台灣原住民日本人化是事件發生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善後措置的意見中,

都建議必須強化祖國化教育,掃除日本的文物書籍,去除日本文化毒素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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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其中包括,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發表的〈台灣再教育〉(台灣新生報,

1947.3.29),還有國語推行委員會何容提出的〈論加緊推行語文教育〉等。

這些人的發言,都是強調必須針對台灣人的進形更進一步的宣傳教化。激進 的外省官員教師基於抗日民族主義思想,強烈主張必須對台灣人進行中國化 的再教育工作。

事件前後台灣人對外省人的憎恨,對外省官員造成很大的衝擊。台灣省 編譯館長許壽裳,事件後發表一篇激烈批評日本的文章,文章大意是說:「日 本的國民性是淺薄、妥協、虛偽、吝嗇、自傲、保守,而且缺乏道德、不知 感恩又自我中心。其侵略主義導致國家的滅亡,人民成了奴隸,這正是所謂 自食惡果。台灣同胞不幸長期受到日本侵略主義的控制而沾滿毒素,徹底消 除其毒害正是我們的總目標。(台灣新生報,1947.5.4)」這些外省知識份子 也許是在時局氣氛下言不由衷,其發言可能不足以代表其個人思想,但是這 些言論絕對是可以反映當局的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日本成為戰敗國,中國成為戰勝國,但民眾的 教養與文化累積並非一夜之間所能翻轉。謝南光引用美國的記者說:「現在的 中國是一等國家三等國民,現在的日本是三等國家一等國民。」當時具有這 樣警覺的來台外省人甚至中國人的知識份子有幾人呢?台灣的知識份子雖然 批判日本軍國主義,但是也心平氣和地評價日本的近代化發展與日本文化。

但是,來台的外省知識份子則明顯缺乏這種胸襟。

當光復後族群問題慢慢發酵後,外省官員意識到民眾對他們日漸增加的 怨恨與憤怒,變得既失望又悲痛。一位曾在行政長官公署任職的官員回想起 他和許多同事的感受:「外省來台的公務人員,決不是為了掘金而來的,大都 是抱著服務精神,要想在台灣的重建復興工作上拿出最大的努力,對於台灣 同胞被日本帝國主義者五十餘年的奴役壓迫,有十二萬分的同情,願意幫助 台胞解除桎梏,認識祖國,認識世界,恢復他們自由國民的地位。(黃旭東,

1991:191)

許多公務員抱持相同的看法,並且努力擔當起應盡的職責,他們要適應 台灣陌生的環境,生活條件又很困難,大部分人都無法攜家帶眷,在台難免 感到寂寞與灰心。他們認為:「外省人到台灣來,沒有得到舒適的生活,待遇 是比國內任何地方都不如,工作則比國內任何地方都緊張,他們是無條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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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賣力,替台胞服務。可是在千百個傷亡者中,有幾個是貪官污吏?有 幾個是社會蠹蟲?」(黃旭東,1991:64)老記者王康追憶二二八事件時,他 從館前街一家旅社樓上窗口,看到滿街打外省人的景象,不禁淒然落淚:「我 看到這種景象,既氣憤,又傷心,我想不到回到祖國的台灣同胞,竟如此殘 忍。冤有頭,債有主,長官公署開槍殺人,你們去打長官公署好了,為什麼 要找無辜的外省人出氣,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於是躺在床上流淚。(王康,王 曉波編,2002:299)」在外省人心中,台灣不再是美麗而平靜的淨土,事件 之後,外省人紛紛求去,從基隆首開上海的「台南輪」,一票難求。(戴國煇,

2002:3)

但是,這一幕族群衝突「瘋狂世界」的景象,難道不是陳儀團隊接收不 當、台灣政經局面急速惡化、去殖民化過份不考慮台灣人民的心態,所惹出 來的反撲嗎?這些結構性的錯誤,又該怪誰呢?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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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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