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光復以後，雖說百廢待興，然而確有一個 很好的基礎

第五章、文化的磨合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來台宣慰的白崇禧在三月廿二日表示：「此次事變的 原因，即是臺胞青年過去受日本狹隘偏激的教育，由於日本對殖民地所施奴 化教育的遺毒，不正確的思想，不瞭解國情，以致輕視祖國政府人民和軍隊。」

三月廿七日「對全國廣播詞」再度提到：「此次事變是由於台灣同胞受了日本 五十一年的統治，日人對臺胞偏狹的惡性教育，一方面是把統治殖民地為基 本的馴服和分化他們，另一方面是歪曲宣傳中國政府、人民、軍隊的不良，

使臺胞輕視祖國人民軍隊，發生深刻惡感，所以台灣同胞先入為主，深深種 下了不良得印象，這是暴動的原因。」白崇禧認為日本殖民政府對台「奴化」

「偏狹」的說法，也可以代表陳儀和後來劉雨卿部隊的認知態度。

日本政府有效統治台灣半世紀之久，影響的確深遠，尤其是殖民後期的 皇民化運動，推行國語（日語）運動、鼓吹神道信仰、更改姓氏運動、志願 從軍運動，廣泛的影響台灣社會與文化，雖然日本企圖把台灣人變成日本人 的努力沒有成功，但是卻成功的使台灣人變得「不像中國人」（台灣教授協會，

1993.12.10；王曉波編，2004a：9）。而且，這五十年正是中國大陸變動最大 戰亂不斷的時期，而台灣卻在日本統治下生活水準相對較進步，教育程度也 頗高，幾乎已沒有文盲，所以光復初期外國記者來台灣參訪，在報導中提到：

「據官方稱：本省識字者已達百分之七十一，這比中國內地自然要高得多，

在日統治時代，台籍適齡童子，均受小學教育（外國記者眼中的台灣，行政 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1946：57）」上海密勒氏報另一篇報導對台灣教育更 加肯定：「據有力觀察家估計：四十歲以下的人，沒有文盲，這是一個六百萬 人的好省分，人民都受過教育，對現代工業和現代生活，已有經驗，在日本 統治下數十年，不斷為爭取自治而奮鬥，這樣使他們得到自治政府的最大準 備，並為新中國蘊藏豐富的模範行省。（外國記者眼中的台灣，1946：4）」戰 後來台的大陸記者江慕雲在＜為台灣說話＞中也說：「從祖國來的接收大員、

視察大員、旅行觀光的人，還有一班心術極壞的淘金者，幾乎沒有一個不稱 道台灣好、台灣富庶、建設好、氣候好、一片和平空氣。……有人說，假如 這五十年，不是日本人在經營的五十年，而是我們自己經營的五十年，恐怕

基隆還沒有成為現代化的港市吧？這彷彿是感慨，亦可以作為諷刺。（江慕 雲，1948：13）」上海＜新中華＞半月刊也有文章說道：「台灣在國人的心目 中，是一個清潔美麗的綠島，（中略）許多人因內地空氣的惡劣，生活的不安，

都想舉家遠避，離開京滬，而去台灣，打算在這唯一的乾淨土上，重建他們 的生活，發展他們的事業。台灣在光復以後，雖說百廢待興，然而確有一個 很好的基礎。就台灣大學的設備而論，就是內地任何大學所不敢望其項背的，

一般人的文化水準，也比內地的高多了。文盲極少，女僕閒來無事，都愛看 科學小說。（新中華，1947 年 4 月 1 日）」

儘管台灣的進步，為旅台的大陸人所共見；也儘管大陸人士出來台灣之 時，受到台灣人熱烈的歡迎。但是雙方在接觸相處之後，彼此的不適應便產 生了。無可諱言的，台灣人經過日本長達半世紀的統治，在言談舉止、待人 處事各方面，已有相當程度的「日本化」，特別是皇民化教育的一代，帶著濃 厚的東洋氣息，這一切看在剛剛打完八年對日抗戰，受盡「日本鬼子」欺凌 的大陸人士眼裡是多麼的刺眼和不自在！陳芳明認為，蔣介石對日本「以德 報怨」政策，使中國人無法直接在日本人身上進行報復，台灣人不免成為日 本人的替代品，並且「來台接收的官員，如果帶有反日情緒的話，自然而然 就轉嫁到台灣人身上（陳芳明，1989：263）」南京中央日報在二二八後的一 篇短評中 多少指出在光復初期文化磨合的癥結所在：「台灣人與內地人，因 為心理距離過大，生活習慣相差過遠，甚至語言文字都不相通，其隔閡自可 想見，加以政治措施未當，自然容易發生了問題。（中央日報，1947 年 3 月 11 日）」

本章試圖釐清陳儀政府在台灣的「祖國化」政策，例如推行國語、民族 精神教育等等，以及政策施行後台灣人民的反彈，甚至導致族群省籍意識的 滋生。

第一節、光復初期的教育與國語文政策

在抗日戰爭的最後一年，國府就已經把光復後台灣教育的重建理念，簡 單具體的反映在陳儀主持台灣調查委員會時擬定的「台灣接管計畫綱要」第

一項通則的第四條中，該條文內容為：「接管後之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識，

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張瑞成，1990：144）。陳儀 後來的施政談話，經常把概稱為「心理建設」的文化教育政策與政治建設、

經濟建設並列為三大建設；也經常把教育工作列為施政首位。譬如他在接收 前夕為了台灣的師資問題致函陳立夫便提及：「台灣收復後，應該作的工作自 然很多，但弟以為最重要的一種卻是教育……」（張瑞成，1990：53）。1945 年 9 月 26 日陳儀在重慶外國記者會上，第一次發表了治台方針，他表示：「收 復台灣後，首要考慮的是教育問題，要充分發揮台灣人的能力」（台灣新生報，

1945 年 9 月 29 日）。還有在陳儀就職出掌台政後，也強調說：「日本統治台 灣用愚民政策，不許台胞受高等教育，不許台胞作高級公務員，現在在台灣 則要實現教育機會平等工作機會平等」（台灣新生報，1945.11.3）。

根據陳儀在 1945 年除夕廣播的內容可知（陳長官治台言論集，1946）， 他稱為「心理建設」的文化教育政策具體內容包括下列幾方面：

1. 通過著重國語文和歷史教育，以增加民族意識¹。

2. 通過大量培養師資，擴大招生，以普及教育，實現教育機會平等。

3. 充實專科以上學校及研究所、圖書館、編輯館，以提高文化水準。

第一任教育處處長趙迺傳（任期很短，於 1946 年 1 月 16 日辭職）在剛 光復時透過廣播指出了台灣教育的六大方針（台灣新生報，1945.11.9）：

1. 闡揚三民主義 2. 培養民族文化

3. 是和國家和本省的需要 4. 獎勵學術研究

5. 增加教育機會 6. 推行教育法令

而在 1946 年 1 月 19 日就任第二任教育處長的范壽康，在教育行政會議 的開會詞中，則簡明扼要的陳述三大教育方針（台灣新生報，1946.6.26）：

第一，今後台灣本省的教育，是獨立國家的中華民國的教育，自然要一 反過去日本在台灣所施的教育；因此，為推動中華民國的教育方針，應該普

1 例如初級小學＜國語＞第一課：「我們是中國的少年，民族復興的責任，放在我們的雙 肩……爭世界的正義，求民族生命的綿延」。

及國語、培養民族精神、發揚三民主義思想、擴大教育機會平等、培養台灣 青年從事台灣教育工作。

第二，要使台灣教育現代化，要加強科學和工業教育。

第三，使教育跟經濟建設與政治建設取得密切的配合，培植經濟建設與 政治建設人才。

總的來說，陳儀團隊的教育文化政策，把重心擺在去殖民、中國化上，

所以陳儀在台灣推行國語，希望台灣提早擺脫日本殖民的影響。陳儀也以身 作則，他誓言不說一句日語，他用這個行動向官員和台灣民眾表示，日本人 對台灣的影響已經就此結束了。據他的僚屬說，陳儀從未食言；雖然他早年 留學日本，日語相當流暢，在台灣他卻從來沒有說過一句日語。雖然他的立 意可以令人瞭解，但是由於他不會說閩南話，因此無法和台灣人打成一片（賴 澤涵，1993：135）。更使得下情無法上達，讓陳儀與台灣社會漸漸誤會越來 越深！

語言的問題，也加深了台灣人和政府之間的緊張感。由於光復初期外省 人很少會說日本話或閩南話，而會說浙江話和國語的台灣人也不多，所以因 語言引起的誤會與摩擦層出不窮。據杜聰明回憶：「光復當時，本省人醫生國 語不充分瞭解，有一天，一位軍官受傷來附設醫院求診，受一位醫生診察要 說『你的病是很輕』而發音不清楚，誤說為『你是漢奸』，這位軍官生氣就打 醫生，即在旁邊有一位下兵卒，觀軍官與醫生相打，就助力亦打醫生。（賴澤 涵，1993：153）」認識到語言的障礙，行政長官公署下令 1946 年底以後再逐 漸廢除日文的使用。

陳儀為了推行祖國化政策，可說有下列的一些著力之處：

（一）有堅強文教班底：戴國煇認為，陳儀主台帶來了相當陣容堅強的 文教班底。例如教育處處長范壽康早年也是留學日本，受日本馬克斯經濟學 泰斗河上肇的影響頗深，於 1933~1937 年在武漢大學講授馬克斯主義哲學，

范在晚年所寫的簡短自述中，特別就日本對台灣皇民化統治提出矯正，他「乃 以一切『中國化』為號召，組國語推行委員會，普及國語教育，創立師範學 院，積極培養教師……」因為這樣，中國兩位重要的國語推行專家：魏建功 與何容也於 1945 年 11 月抵台，並分別擔任國語推行委員會的正副主委，在 新竹、台中、高雄等八縣市設立「國語推行所」，二二八後的 1948 年又將北

平＜國語小報＞移台辦理，易名＜國語日報＞。至於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則 被認為是一個左傾的台籍知識份子，在二二八時不幸遇難。

另外，長官公署的宣傳委員會，陳儀委由青年黨的夏濤聲主持。夏濤聲 是安徽懷寧人，早年曾赴蘇聯參加第三國際召開的「遠東勞苦人民會議」，但 在會場卻發表反共言論。1923 年入北大政治系，加入以反共為標榜的中國青 年黨。後來陳儀出任福建省主席，夏濤聲成為陳的班底之一。而長官公署宣 傳委員會的主任秘書則是沈雲龍。。長官公署所屬機關報＜台灣新生報＞的 社長則也是青年黨的台灣人李萬居，副社長則是留法的黎烈文。黎烈文曾主 編上海＜申報＞副刊＜自由談＞，刊登了不少魯迅的雜文，國民黨一直把黎 烈文視為左派；黎在二二八後轉任台大外文系教授，雖有機會但黎卻始終未 返回中國大陸，讓許多親朋驚奇。

最重要的靈魂人物則是許壽裳，許早年與魯迅、陳儀同船渡日留學，後 來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預科、史地科就讀，並與魯迅跟從章太炎學＜說文 解字＞，日文中文皆造詣深湛；陳儀本想聘許當台大校長，但當時教育部長 陳立夫不答應，陳儀只好改聘他當台灣省編譯館館長（張炎憲編，1998：100）， 編譯館成立後下轄「學校教材組」「社會讀物組」「名著編譯組」「台灣研究組」。 可是，當時許壽裳也面臨了頗大的困境，從他寫給魯迅的未亡人許廣平的信 可得知端倪：「此間辦事困難，其最大障礙是在語言的隔閡，因台胞均說日語、

看日文，對於國語、國文程度太低，現雖注力於此，收效尚甚少也。（黃英哲，

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1：123）」

二二八後，陳儀調離台灣，編譯館也旋即被魏道明裁撤，許壽裳應台大 校長陸志鴻之聘，任中國文學系主任，1948 年初卻死於「小偷的斧頭」之下。

（戴國煇，2002：97~101）許壽裳為了幫助陳儀推行國語，曾出版＜怎樣學 習國語和國文＞一書，詳細將日本語文法和中國語文法加以對照解說，由此 可證明他的日本語功力。

從上述看得出來，陳儀接收台灣的文教班底，頗多都有留學日本背景，

例如教育處長范壽康是東京帝國大學出身，台大校長陸志鴻也出身東京帝 大，台大教務長戴運軌出身京都帝大，師範學院院長李季谷畢業於東京高等 師範學校。但頗令人玩味的是，陳儀卻以台灣人不通曉國語文為由，把台灣 一些菁英知識份子擋在參政門外，無怪乎後來吳濁流批評：「阿山能說日本

話，留學過日本的算是人才，我台籍人士能說日文的卻被貶為日本遺毒產下 的奴才。」換句話說，陳儀政府不但不認為台灣人是經由日本人現代化訓練 出來的專家份子，反而認為他們是長期以來，被剝奪了承受中國文化薰陶的 苦難同胞，並且由於浸染於日本文化過久，在道德上已受到毒害，所以需要 強化祖國文化教育。

（二）與台籍菁英合作：1946 年 6 月，台灣文化協進會成立，宗旨是「聯 合熱心文化教育之同志及團體，協助政府宣揚三民主義，傳播民主思想，改 造台灣文化，推行國語國文。」從協進會的組織名單來看，成員包括：游彌 堅、林獻堂、林茂生、范壽康、陳逸松、林忠、連震東、王白淵、蘇新、李 萬居等人，可說是一個半官方組織，也可視為長官公署外圍團體。機關刊物 為＜台灣文化＞，本土與大陸作家筆陣堅強，是一本交流意識頗為強烈的雜 誌。但後來偏重介紹中國新文學作家，以致有讀者批評：「在＜台灣文化＞裡，

找不到台灣文化。」當時，編譯館和協進會可說是長官公署構思台灣文化整 編的兩大支柱。由於魯迅、陳儀和許壽裳交情匪淺，許壽裳在＜台灣文化＞

第一卷第二期做＜魯迅逝世十週年特輯＞，但值得一提的是，身兼編譯館台 灣研究組主任和協進會編輯組主任的楊雲萍，在特輯中寫了＜紀念魯迅＞一 文，指出「台灣的光復，我們相信地下的魯迅先生，一定是在欣慰。只是假 使他知道本省的現狀，不知要作何感想？我們恐怕他的欣慰，將變為哀痛、

將變為悲憤了！（黃英哲，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1：125~133）」隱 約透露了對陳儀主政下的不滿。

第二節、去殖民化的反彈

根據陳儀政府的統治方針，淪陷五十年的台灣要重新納入中國的版圖，

納入版圖後不僅是行政法治的適用而已，更重要的是如何將導入現代中國語 言文化。換言之，就是如何將台灣人教化為中國人，這種國民統合之方針可 稱之為祖國化政策。祖國化就是去殖民化，因二二八事件的發生，顯示祖國 化政策是失敗的，失敗的結果當然影響到許多台灣人的中國觀與日本觀。祖 國化政策為何失敗呢？此一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陳儀政府來台之初，大多數的台灣民眾都表現出熱烈歡迎的態度，政府 方面似乎也認為施政可以順利展開。1945 年 11 月 4 日，陳儀在向台灣住民 發表講演時強調說：「在台灣被日本統治的時候，台灣是日本帝國主義殖民 地，你們為日本政府所奴役，受不公平的待遇，現在你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了，依照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規定，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凡是中 華民國的國民，都是國家的主人，所以你們的地位是已從日本政府的奴隸一 躍而為中華民國的主人了。（陳長官治台言論集，1946：12~15）」對於這種地 位的轉變，國民黨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強調：「此一翻身是劃時代的」（李翼中，

台灣之聲創刊號，1946.6）。政府官員一再聲稱台灣人已經變成中國人，一切 的權利義務與中國國民相同，但是台灣民眾卻沒辦法感受到政治地位的提 升。此一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台灣住民不了解當時中國的政治體制，以及

「光復」所代表的真正意涵。

依照 1930 年代以後國民政府施行訓政的規範，當時國民政府統治區內實 施的是以黨領政的訓政體制。訓政體制之下，一般民眾必須接受「公民訓練」

待學會四權的運用並完成自治準備工作後才能實施地方自治。此外，還必須 等到施行憲政體制後，國民成為國家主人翁的情況才能實現。因此，前述陳 儀的宣示根本是屬未來式而非現在式。其次，國民政府宣稱戰後統治台灣為

「光復」，亦即「收復失地」（irredentism）之意，台灣是抗戰勝利收復的失 地。但是，收復的是土地，人民只是附屬品，甚至可說是棘手的附屬品。例 如，黨省部主委李翼中就曾表示：「台灣淪陷五十一年中，是中國歷史演變最 烈的時期，台胞既未能身預其境，對祖國蛻變過程，以及當前一般情況，自 難免有隔霧看花之感。因此我們希望台胞能夠了解我們自己的中國，辨別本 身地位，努力負擔中華民國國民的任務。（李翼中，台灣之聲創刊號，1946.6）」 這是對台灣人期許之言，但也帶有不信任的意思，其言外之意似乎沒有人察 覺。以後知者的角度應該可以解讀為：失地收復後，台灣全體住民還欠缺國 民應具備的素質，必須先教化為中國人，才能享有國民的權利。

依照「光復」的理念，島上所有日本所留下來的痕跡當然要逐步消除，

唯有在文化上完全中國化，台灣人才能成為真正的國民。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陳儀政府實施以「推行國語」為中心的「祖國化」教育政策。何謂祖國化教 育呢？當時教育處長范壽康提出以下說明：「我們本省教育之實施，有三個字

也就足以包括，就是『祖國化』，『祖國化』就是一切都要和祖國一樣。凡是 中國內地遵行的事情，本省都要遵行。」至於具體辦法，范壽康提示以下四 點：第一，要遵照祖國的法令規章；第二，思想主義祖國化，不但要掃除帝 國主義，還要信奉三民主義與中國倫理道德；第三，生活習慣祖國化，雖然 日本人做事認真、好研究、整潔等好習慣要保持，我們中國人深思熟慮、寬 宏大度的習性也要學習；第四，語言文學要祖國化，這不只是在敎育上，而 是本省社會上各方面的一個大問題（台灣新生報，1946.10.1）。綜觀前述的 理念，語言文學的祖國化最為具體，而語言的轉換又被無線上綱到以台灣社 會整體為對象。

如前所述，陳儀政府的文化政策確實重視國語的推行，並企圖壓制日語 文的使用。例如，為除去遺留在台灣日本文化毒素，大量焚毀日文書籍。並 以光復一年為期，廢止了新聞報紙的日文版。另一方面，除了在學校推行國 語外，行政長官公署之下設有「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全心推動民眾學習 國語之社會教育活動。另外，陳儀還邀請其好友許壽裳來台主持「台灣省編 譯館」，該館以編輯教科書、翻譯各國書籍與台灣相關文獻為主，同時也引介 了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成果。這些推行國語文的活動，並未發生任何抗拒 現象。

但是限制日語甚至以「奴化」一詞形容台灣人慣用日與現象的論述，引 發了外省人與台灣人嚴重對立的情勢。例如，1946 年 5 月 1 日《民報》報導，

教育處長范壽康在省訓團發表演說時，提及「台灣人被奴化了」經報紙報導 後，引起開會中省參議員憤怒的批評，一場風波風波讓省籍間對立逐漸發酵²。

教育處長奴化發言風波之前，媒體上就以出現所謂的「台灣人奴化」爭 論。例如，任職台灣新生報社的王白淵，由於曾在上海居留 5 年，具有中文 撰稿之能力。他首先在 1946 年 1 月 8 日的《新生報》撰文批判說：「從前日 本統治下，有『皇民化』三字，使台胞非常頭痛，光復後還有『奴化』兩字，

不斷威迫著我們。台省現在指導者諸公，開口就說台胞『奴化』。（台灣新生 報，1946.1.8）」緊接著在 1 月 25 日，王白淵又在『政經報』上發表「告外 省諸公」，反駁「奴化」之論說，他表示：「台胞雖受五十年之奴化政策，但

2 有關台灣人奴化論爭，可參閱鄭梓＜台灣省參議會史研究＞，1985 年，華世出版社，頁 27~35。

是台胞並不奴化，可以說一百人之中九十九人絕對沒有奴化。只以為不能操 漂亮的國語，不能寫十分流利的國文，就是奴化。那麼其見解未免太過淺薄，

過於欺人。（政經報，第二卷第二期，1946.1.25）」另外，謝南光則在 2 月 1 日的《民報》上批判外省人奴化論述，他憤怒地表示：「現在還有人反對台灣 祖國同時實施憲政，他們所持的理由是奴化教育的害毒太深，不經過一番消 毒不行，其次就是國語教育還沒有普遍實施。」接著，謝南光批評說：實施 憲政的條件為人民是否對國家忠貞，台胞受日本化教育不等於「親日」，而國 語未普及是全國的問題，不是台灣特有的現象，因此台灣必須與祖國同時實 施憲政（民報，1946.2.1）。

外省人的奴化之說是基於對近代日本的全盤否定，同時否定了日本殖民 地下台灣社會的發展。相對地，反擊這種說法的台灣知識份子大多認為，受 日本教育並非被「奴化」，而是吸收近代文明與科學性知識。王白淵甚至還強 調，殖民地時代台灣社會的變遷是一件值得驕傲的成果。他說：「台胞雖是在 日人高壓之下，但竟受過高度資本主義的洗禮，很少有封建遺毒，在這一點 我們以為台胞可以自慰。（政經報，第二卷第二期，，1946.1.25）」台灣人奴 化說若成立，等於強迫在「祖國」的統治下台灣知識份子，再一次做自我的 否定。因此，具有主體性思考的台灣人對於被扣上「日本化」污名一事，當 然會進行強力的反擊。

奴化論之論述不僅強迫台灣人做自我否定，還讓人覺得具有特別之政治 意涵。著名作家吳濁流分析此一政治意涵說：「本省人受了奴化教育，受了奴 化教育多少就具有奴化精神，具有奴化精神者等於是具有精神缺陷的國民，

是故無法獲得與祖國人民相同的待遇，在一段時期之內成為被統治者也必須 忍受。」許多台灣人與吳濁流有相同看法，他們懷疑台灣人奴化論是統治者 別具政治意圖之說辭。事實上，語言和奴化問題的影響確實是擴及政治層面。

例如，1946 年 11 月 21 日，陳儀在回答台灣何時才能實行縣市長民選時曾說：

「本省人雖有良好技術及苦幹精神，但許多人上用日語、日文，為建設中國 的台灣，首先要使台胞學習國語國文。現在實行縣市長民選，實在危險的很，

可能變做台灣的台灣。（民報，1946.11.22）」這種論點當然引起激烈的反彈，

台灣人認為台灣的教育普及，又擁有自治的經驗，理應及早實施省縣長直接 民選。台灣人與外省人對於日本殖民統治的評價，是一種變相的日本觀，這

種日本觀的差異就是一種文化霸權的爭奪，角力的結果必然連結到權力的競 逐。雖然台灣人奮力爭取發言權，終究無法改變奴化論述下權力分配不公的 事實。而這項事實，最後成為引發二二八族群衝突的一項重要因素。

試看光復後一副對聯「開口奴化，閉口奴化，卑躬屈膝，奴顏事仇，竟 稱台灣獨立；伸手要金，縮手要銀，與民爭利，唯利是圖，也說為民服務。 （閩 台通訊社，王曉波編，2002：22）」這諷刺當時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開口閉口 就罵台灣同胞受日本奴化教育，而台灣同胞也回轟官僚貪污不法。這更反應 陳儀治台班底與人民的緊張關係。

第三節、族群衝突的發酵

回顧光復之時，台灣人雖然欣喜若狂，全心全意要回歸父祖之國，卻不 曾意識到，與祖國隔離五十年之久的自己，實在不可能再是一個完整的中國 人，語言問題以及受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事實，是複雜微妙而又十分關鍵的 因素。日治時，台灣人被迫學習日文，使用日語，戰後回歸改換國籍，不懂 中文，只會講日本話以及母語的台灣人，的確經歷一段挫折的過程。對祖國 歷史、文化、政治及經濟接不甚瞭解的人，掙扎了相當長時期的不適應。長 官公署的接收政策，沒有充分的關懷及容納台灣人，在政治權力結構中給予 相應的地位。受日本嚴厲統治，養成不敢不守法習慣的台灣人，不懂「等因 奉此」等體面的國語，工作能力不受重視，職位低落，領受差別待遇的薪資，

一如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目睹位居上方的外省同事，能力低劣卻一副勝利者 的傲慢，舞弊營私目無法紀，台灣人心有不平，完全不足為奇。

許多文獻認為，光復初期外省人與台灣人的文化差距是二二八嚴重的導 火線之一，外省人帶著濃厚的優越感，當遭到台民的指責和批判而理屈詞窮 時，往往套上一段陳腔濫調說：「台民受了五十年的日帝統治，奴化教育過深，

沒有我們抗日，我們的犧牲，台灣哪裡來的光復？」（戴國煇，2002：128）

而吳濁流則批判：「外省人以為唯有我們的八年抗戰，台灣才得光復，所以當 然要感謝我們，若是我們不去抗戰，你們不是永久作日本人的奴隸嗎？可是，

本省人又有本省人的看法，對祖國抗戰而犧牲的英雄當然要投以滿腔的感

激，但你們只不過是當個代表，來到這兒就要享樂，實在太不像話了。並且 台灣是我們的故鄉，不能不早一點把台灣建設成一個理想的故鄉；可是像你 們這種拙劣的政治是沒有辦法的，讓我們來代替，好好做給你們看吧！（吳 濁流，1988）」

但在日治時代，受過完整教育的台籍高級知識菁英，當他們看到來自中 國的官員那麼的邋遢愚昧，心中的憤怒與不滿，是可想而知的。例如彭明敏 的父親彭清靠在 1945 年 10 月被推選為歡迎委員會主席，迎接服裝襤褸、軍 紀散漫的國軍在高雄登岸時，和排列在兩側軍容整齊的投降日軍比起來，彭 清靠感到相當無地自容：「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第一個出現的，是個 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 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他相繼出現的也是一樣，

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 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終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 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的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賴澤涵，1993：

51）彭明敏的父親為這場「惡夢」羞愧莫名，他用日語形容說：「如果旁邊有 個地穴，我早已鑽入了。」從此以後，彭明敏父親這類人，堅信國民黨政府 只會把台灣人拖累到和中國一樣貧窮落後的地步。所以像彭家這類台籍菁英 更充滿了台灣人的優越感。而且當第七十軍在基隆受到民眾熱烈的迎接，當 夜卻發生十餘起搶案，反觀戰敗國的日軍，秩序井然的退出，台灣是難免要 以「比較」的思維模式，而開始懷念日治時代，甚至開始美化起來。不可否 認，有許多台籍知識份子很明顯的已經同化於日本，並且盡量在強迫成為殖 民地形勢之下，求取對自己有利的機會。有不少例子顯示，1940 年代第二代 菁英份子興起，他們在日本有名的學校以優秀的成績畢業，由於日人的教育，

他們培養出對自己的信心和孕育了多種文化的內涵。這類第二代台籍菁英，

和優秀的日本朋友門建立起親切的友情，對在日本的生活充滿愉快的回憶。

日本對台灣人的影響當然不僅於這類菁英或半仕紳份子，一般台灣人民所受 的影響同樣很深。其他台灣人對日本人同樣有一種崇敬羨慕之情，在二二八 後據楊亮功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台灣所有的人對日本駐台文官武將高效率以 及清白的操守，充滿敬慕。可以清楚的看出，同樣被殖民統治，朝鮮人對日 本人的反抗，比台灣人劇烈很多；日本人對朝鮮人的卑視，也比他們對台灣

人的卑視嚴重的多。許多台灣人也許既痛恨自己淪為殖民地的子民，同時又 對日本的一切充滿感激之心。他們一如日本人，很自然的接受了許多日本式 的觀念、看法和優點，而光復後由於覺得中國人缺乏那些優點，所以使得他 們自認為比中國人更為優越。

1946 年後半，台灣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包括失業者激增、糧食出現危機、

治安惡化等。對於如何解決這些社會問題，政府與民間社會之間也出現完全 不同的見解，隨著問題的惡化，台籍人士開始懷念日治時代的美好，而台灣 人與外省人省籍之間的對立則日益明顯。陳儀政府來台以後，省籍問題的討 論就逐漸出現在報紙上，1946 年 5 月 9 日《人民導報》社論，標題為〈外省 人問題〉，文中提到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已有明顯芥蒂產生。進入下半年隨著 本省人對外省人觀感日益惡劣，原本沒有特殊含意的「阿山」開始帶有輕蔑 的意思。由於社會上「阿山」的稱呼普遍流行，外省人孫君漢就直接投書報 紙指出：「阿山」這個稱呼是罵人「猪」的意思。隨後，另一位讀者鐵漢則投 書反駁說：「阿山」只是唐山人的略稱，沒有輕蔑的意思。有人罵那些貪官污 吏為「猪」，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當事人孫君漢則不這麼認為，他再投書 反駁：「阿山」就是罵外省人的暗語，這個名詞必須嚴格禁止³。此時的省籍 矛盾，比過去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對立還要嚴重，這種對立情勢為緊接而來的 衝突蓄積了充分的能量。

除了罵貪污腐化外省官員為「猪」，台灣人對外省官員的衛生觀念也有嚴 厲的批判。日本殖民時代對衛生防疫工作採取嚴密的措施，因此許多傳染病 在台灣都獲得控制。但是，陳儀政府接收後，由於人事育經費的不足，港口 檢疫未能落實，原本已消滅得鼠疫、傷寒、霍亂等又開始流行。對於政府的 疏失。台灣各地檢疫所在 1946 年 6 月 27 日曾召開檢疫所全體職員大會，會 中決議提出一份批判政府防疫政策的聲明文（台灣新生報，1946.6.28）。由 此可見台灣人對防疫衛生觀念的重視，這些觀念的差距加深了省籍矛盾問 題。1946 年 8 月《台灣公論》雜誌上刊載了〈萬項光復了〉一文，文中介紹 社會流言大意如下：「有人說，去年 10 月發出『台灣光復』的第一聲，今年 則是『萬項都光復了』。問其真意，乃是指台灣光復盜賊、鼠疫、霍亂、賭博、

3 鐵漢＜關於阿山問題＞，見＜和平日報＞1946.12.5； 孫君漢＜取消阿山這個名詞＞，見

＜和平日報＞1946.12.17。

槍擊、假貨都光復了。（台灣評論，第一卷第十四期，1946.8.7）」到了 1947 年 2 月 26 日《民報》刊出題為〈防止「天命」的光復〉的社論，文中將「光 復」當成反諷語表示：「在文明國是有了完整的防疫組織，惡疫縱使在未開化 的地方流行，卻不能侵入他們的地方。假使一旦侵入，他們亦有組織的方法 可以撲滅。由這點看來，未開化國的天命，在文明國卻不是天命了。（中略）

可是光復以來，這個天命也跟著光復起來，天花、霍亂、鼠疫卻自祖國搬到。

對這些事情，膽怯氣小的本省人莫不驚慌焦躁，但是來自外省的同胞，卻大 多是泰然自若地說：天花霍亂在國內是平常的事，何需大驚小怪。（中略）面 臨飢荒瘟疫而不動的寬宏大度，我們絕對不可學習，須知以瘟疫飢荒為「天 命」是開化人的恥辱，我們要絕對防止這個「天命」的光復。（民報，1947.2.26）」

一般外省人，尤其是陳儀與范壽康等具有留日經驗的政府官員，大致上 都肯定日本人做事認真，好研究、愛乾淨的優點，但也批評日本人狂妄、氣 短、量狹等缺點（台灣新生報，1946.10.1）。用這樣的刻板印象來描述日本 人的來台外省官員，大多再將這個刻板印象套用在台灣人，然後論證台灣人 被日本化。這種刻板印象的轉化也許可以掌握部份事實，但是在運用或詮釋 的過程中，往往會被誤用將台灣人貼上「奴化」標籤的工具。相對地，台灣 人也以不重衛生、貪污腐化之污名加諸於外省人。尤其當本省人論及各種衛 生、治安、糧食等相關改善措施時，官員的回覆或處理方針，更讓人加深這 種印象。結果，省籍矛盾不但產生罵外省人為「猪」，甚至來外省官員口中的

「光復」一詞，也出現諷刺性的解釋，因此省籍間的對立衝突也就難以避免 了。

這一類族群文化的摩擦，導致社會到處蘊藏不安，外省人與台灣人情感 惡化嚴重，等到二二八發生時，無怪乎會聽到台灣人喊「打阿山」、「不出來 的不是蕃薯」，甚至學日本人管大陸人士叫做「清國奴的王八蛋」。台灣人在 事件時為了辨別「阿山」，日語成了區別的工具，當事態激化時，穿著日本「國 民服」與軍裝，足登日本木屐或軍靴，頭額上綁著白布巾，唱著日本軍歌（海 軍進行曲等）的「若櫻敢死隊」、「海南島歸台者同盟」這樣的隊伍就出現了。

台中「二七部隊」的鍾逸人，在回憶錄＜辛酸六十年＞中有一段自述他提到，

三月一日深夜，他準備到各校宿舍動員學生，參加第二天的「市民大會」，他 先跑回家，從舊衣堆裡找出多年沒有穿的日本學生服，「我站在母親的化妝台

前照著鏡子，顧影自憐。這幾年，自從脫下學生服、換上軍服，又換下日本 軍服，換上中山裝、中國軍服和西裝。」到了農學院，他用標準的「江戶腔 調」向學生演說，學生們也用日語激動的喊口號。到了台中一中宿舍，因夜 深學生已就寢，於是他「便依戰前在日本陸軍服職時的規矩，裝起『前輩』

的姿態，以嚴肅的口吻『命令』他們統統起床，到外面走廊集合……」接著，

他又命令「稍息」「立正」行軍禮，學生們一依照他的口令操作，鍾逸人很欣 慰認為「這實在應該歸功於戰時軍訓」。這些舉措，試想，看在打了八年抗戰 的外省人眼中，是多麼諷刺而不是滋味。戴國煇也說，事件發生時，他因為 閩南語不甚靈光，而被迫唱日本國歌，以證明台灣省籍身份。他當時雖對部 分大陸來台人士的貪污橫暴深感憤怒不滿，但眼見許多無辜外省人受毆打者 一波一波被送進台大醫院，心裡也非常痛心難過（戴國煇，2002：3）。

如前所述，省籍矛盾在二二八事件之前就已經形成，經過事件後的鎮壓，

對立的情勢更加嚴峻。一般民眾對外省人貪污腐化、不重衛生的印象更加強 化。這樣的結果當然會使民眾更加懷念起日本統治者，進而也美化了日本殖 民時代的種種事物。台灣人異樣的親日心情，反映了這段歷史的悲劇。相對 地，事件後，陳儀政府並未對統治政策的失敗進行任何檢討，反而以暴動的 事實來強調祖國化政策的重要性。台灣人親日的另一面是對外省人的憎恨，

我們必須了解對外省人憎恨的原因，才有資格評論親日的問題。

對於二二事件中，台灣人攻擊政府機關、追打外省人等激烈反政府行動，

陳儀政府認為，解決之道在於加強國語國文歷史教育。4 月 4 日政務會議上，

陳儀在談到二二八事件善後處置時表示：「我個人對於此次事變的感想，以為 釀成此事變的主要因素，是日本思想的反動。台灣淪陷半世紀，台胞思想，

深受日人奴化教育及隔離教育的遺毒，35 歲以下的青年，大都不了解中國，

甚至蔑視中國和中國人。詆毀中國的一切文物制度，認為件件不如日本，而 忘其祖宗本屬是中國人，現在自身已經做了中國人。這種思想，這種觀念，

在此次事變之中都一一暴露出來。所以以後我們最要緊的工作，是要全力改 變他們這種錯誤思想。（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1947.4.12：174）」

發表這種看法不僅是陳儀一人，政府各種事件調查報告中，也大多認為 台灣原住民日本人化是事件發生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善後措置的意見中，

都建議必須強化祖國化教育，掃除日本的文物書籍，去除日本文化毒素之影

響。其中包括，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發表的〈台灣再教育〉（台灣新生報，

1947.3.29），還有國語推行委員會何容提出的〈論加緊推行語文教育〉等。

這些人的發言，都是強調必須針對台灣人的進形更進一步的宣傳教化。激進 的外省官員教師基於抗日民族主義思想，強烈主張必須對台灣人進行中國化 的再教育工作。

事件前後台灣人對外省人的憎恨，對外省官員造成很大的衝擊。台灣省 編譯館長許壽裳，事件後發表一篇激烈批評日本的文章，文章大意是說：「日 本的國民性是淺薄、妥協、虛偽、吝嗇、自傲、保守，而且缺乏道德、不知 感恩又自我中心。其侵略主義導致國家的滅亡，人民成了奴隸，這正是所謂 自食惡果。台灣同胞不幸長期受到日本侵略主義的控制而沾滿毒素，徹底消 除其毒害正是我們的總目標。（台灣新生報，1947.5.4）」這些外省知識份子 也許是在時局氣氛下言不由衷，其發言可能不足以代表其個人思想，但是這 些言論絕對是可以反映當局的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日本成為戰敗國，中國成為戰勝國，但民眾的 教養與文化累積並非一夜之間所能翻轉。謝南光引用美國的記者說：「現在的 中國是一等國家三等國民，現在的日本是三等國家一等國民。」當時具有這 樣警覺的來台外省人甚至中國人的知識份子有幾人呢？台灣的知識份子雖然 批判日本軍國主義，但是也心平氣和地評價日本的近代化發展與日本文化。

但是，來台的外省知識份子則明顯缺乏這種胸襟。

當光復後族群問題慢慢發酵後，外省官員意識到民眾對他們日漸增加的 怨恨與憤怒，變得既失望又悲痛。一位曾在行政長官公署任職的官員回想起 他和許多同事的感受：「外省來台的公務人員，決不是為了掘金而來的，大都 是抱著服務精神，要想在台灣的重建復興工作上拿出最大的努力，對於台灣 同胞被日本帝國主義者五十餘年的奴役壓迫，有十二萬分的同情，願意幫助 台胞解除桎梏，認識祖國，認識世界，恢復他們自由國民的地位。（黃旭東，

1991：191）」

許多公務員抱持相同的看法，並且努力擔當起應盡的職責，他們要適應 台灣陌生的環境，生活條件又很困難，大部分人都無法攜家帶眷，在台難免 感到寂寞與灰心。他們認為：「外省人到台灣來，沒有得到舒適的生活，待遇 是比國內任何地方都不如，工作則比國內任何地方都緊張，他們是無條件在

為台灣賣力，替台胞服務。可是在千百個傷亡者中，有幾個是貪官污吏？有 幾個是社會蠹蟲？」（黃旭東，1991：64）老記者王康追憶二二八事件時，他 從館前街一家旅社樓上窗口，看到滿街打外省人的景象，不禁淒然落淚：「我 看到這種景象，既氣憤，又傷心，我想不到回到祖國的台灣同胞，竟如此殘 忍。冤有頭，債有主，長官公署開槍殺人，你們去打長官公署好了，為什麼 要找無辜的外省人出氣，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於是躺在床上流淚。（王康，王 曉波編，2002：299）」在外省人心中，台灣不再是美麗而平靜的淨土，事件 之後，外省人紛紛求去，從基隆首開上海的「台南輪」，一票難求。（戴國煇，

2002：3）

但是，這一幕族群衝突「瘋狂世界」的景象，難道不是陳儀團隊接收不 當、台灣政經局面急速惡化、去殖民化過份不考慮台灣人民的心態，所惹出 來的反撲嗎？這些結構性的錯誤，又該怪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