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孟子》討論，往往集中於心性之辨，此一議題出於辨證儒學核心的 需求，固然有其重要性，只是論者勝義紛披，各自成說，也就難以簡單分判，然 而回歸於《孟子》一書地位發展考察，似乎可以稍見歷史流衍，以及牽涉其中複 雜的定位問題。以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議罷孟子配享，錢唐（1314-1394）
抗疏入諫，事蹟見於《明史．錢唐傳》云：
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
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為孟軻死，死有餘榮。」時廷 臣無不為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
《孟子節文》云。40
「草芥」、「寇讎」語出《孟子．離婁下》41，朱元璋固然旋復配享，但對《孟子》
君臣主張始終耿耿於懷，遂有刪削之事，所謂儒臣即是劉三吾（1319-1400），洪 武二十七年（1394）命修，翌年完成《孟子節文》，劉三吾〈孟子節文題辭〉云：
「《孟子》一書，中間辭氣之間，抑揚太過者八十五條，其餘一百七十餘條，悉
40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4 月）卷 139〈錢唐傳〉，頁 3982。
41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 8〈離婁下〉，《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 年 2 月），頁 290。
頒之中外校官，俾讀是書知所本旨。」42刪削達三分之一，「抑揚太過」成為修 飾帝王不悅的評語，所幸有游義生（1369-1395）以身相殉43，孫芝繼起而爭44， 永樂九年（1411）終於廢止《孟子節文》，恢復《孟子》全書，儒者骨骾之氣，
終使帝王改易，此一政治壓迫學術事件，乃是《孟子》流傳過程中的小插曲，卻 也得見帝王威權對於儒家經典的態度45，只是事涉敏感，史官多有隱諱，後世難 究其實，清代博雅如朱彝尊（1629-1709）遂疑其事，全祖望（1705-1755）考辨 始末，撰〈辨錢尚書爭孟子事〉云：
秀水朱檢討彝尊嘗以錢尚書爭孟子事為虛，特懸疑太祖不至武斷如此而 已。同里萬隱君斯選考之則更密矣，……以吾考之，罷配享與修《節文》， 原屬兩事。罷配享在二年，臥棺絕粒以爭之者，公也。修《節文》在二 十七年，力詆劉三吾為佞臣以爭之者，連江孫芝也。……蓋史事固有當 參考而始完者。46
事至於清，關切所及，在於真偽考辨，全氏強調史料取捨態度，但表彰前賢，為
42 明．劉三吾撰，〈孟子節文題辭〉，《孟子節文》（《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 1，北京：書 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頁 956。
43 清．孫爾準修、陳壽祺等撰，《福建通志》（臺北：華文書局，1968 年，景印同治十年重刊本）
卷 198〈游義生傳〉云：「游義生，字伯方。連江人，洪武戊辰進士，與解縉等同選翰林庶吉 士，旋賜山東御史印。上覽《孟子》至『土芥』『寇讎』之論，謂非臣子所宜言，撤亞聖配享，
尋諭詞臣節《孟子》文。義生與同諫十餘人言辭憤切，觸上怒，繫獄。一日上批諫章，思義生 言，招之。犴吏以死告。上曰：『噫，戇哉！』因盡釋同繫諸臣，事旋止。年僅二十有七。」
頁 3589。
44 詳見明．董應舉撰，〈連江孫公芝傳〉云：「孫公起復到京，包碗飯，置魚菜少許自提，擊登 聞鼓奏曰：『臣孫芝與游義生少同學，今義生坐事，臣遠來，願進一飯盡友誼。』上許之，至 則御史以吞金死矣。……今觀奏〈復孟子疏〉，直斥劉三吾為逆臣，其風節澟澟可知。」《崇相 集》（《四庫禁毀叢書》冊 103，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頁 64。
45 參見張佳佳撰，〈孟子節文事件考辨〉，《中國文化研究》（2006 年秋之卷），頁 84-93。楊海文 撰，〈孟子節文的文化省思〉，《中國哲學史》（2002 年第 2 期），頁 112-118。
46 清．全祖望撰，《鮚埼亭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 年 3 月）卷 35，頁 442-443。
儒者爭，才是其中精神所在。事實上，跳脫歷史事件，直究背後因素，明太祖何 以武斷，史官為何隱諱，前賢捨命所在，乃至於朱、全二人之所爭，背後所代表 是《孟子》經典地位的確立，上至帝王，下至官僚，甚至是後世儒者，立場相歧，
所爭激烈，但關注無非是《孟子》一書所透露的政治態度，清儒爭執關鍵，應檢 視明初帝王態度，而明初帝王態度，適可證明《孟子》所具之政治反叛特質47， 只是自秦漢以降中國皆為封建帝國，於帝王無上威權中，《孟子》竟然可以成為 經典，形成儒者共同意識所在，其中悖反的發展，緣由所在，無疑是經學思想流 變的重大議題。
循其線索，趙岐（108-201）〈孟子題辭〉言漢文帝曾置博士，後獨立五經，
《孟子》未列其中48，班固（32-92）撰《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列於 儒家諸子略49，地位不與五經齊等，直至韓愈（768-824）抗言高論，撰〈原道〉
一篇，標舉道統，強調孟子傳承聖人精神，云：
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
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 子傳之孟軻。軻死後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
50
47 黃俊傑撰，《中國孟學詮釋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 9 月）引徐復觀的觀 察，先秦儒家經典中的政治主體在人民，帝制中國的政治主體卻在國君，因而形成「雙重主體 性」的矛盾，後代儒者承繼思想，《孟子》具有撻伐專制的力量，而「孟子以人民為本位的政 治思想，是飽受專制荼毒的、苦難的中華民族心靈深處永恆的鄉愁。」頁 57-89。論述深有所 見，頗能指出《孟子》一書所具之價值，以及後代儒者詮釋之衝突與矛盾，但為符應封建帝王 思考角度，姑且名之「政治反叛」精神。
48 漢．趙岐撰，〈孟子題辭〉，《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本，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85 年 12 月），頁 7。
49 漢．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6 月）卷 30〈藝文志〉，頁 1725。
50 唐．韓愈撰，〈原道〉，《韓昌黎全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 年 9 月）冊 2，卷 11，頁
「事行」與「說長」分出位、德之不同，然而儒家精神從五經之傳，具化為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聖人相傳之歷史情懷，孟子之地位遂有 相應的討論。清儒趙翼（1727-1814）言「宋人之尊孟子，其端發于楊綰、韓愈，
其說暢於日休也。」51楊綰表彰《孟子》事見於《新唐書．選舉志》52，皮日休
（834？-902）撰〈請孟子為學科書〉，收於文集之中53，所爭皆為科舉，然而風 氣初開，主張並未成功。只有韓愈持論既堅，影響深遠，孟子斥楊、墨主張，成 為韓愈闢佛、老的依據，千古遙契，兩相呼應，孟子保存儒學於微危之間，成為 韓愈引為同道的依據，日後由尊韓而尊孟，成為儒者思想上共同的訴求，風勢所 趨，終於有從諸子「升格」過程54，影響所及，儒學以孔孟為核心，「典範」
（Paradigm）因而改易55。
「儒學」與「政治」；「傳承」與「反叛」兩相悖反的定位問題，顯現於流 傳之間，如何從封建威權中，形構其經典地位，轉折關鍵應是宋代諸儒對《孟子》
的檢討，於此重要思想課題，前賢多有關注，周予同先生言之於前56，其後包括
58。
51 清．趙翼撰，〈尊孟子〉，《陔餘叢考》（臺北：世界書局，1960 年）卷四，頁 16。
52 宋．歐陽脩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2 月）卷 44〈選舉志上〉，頁 1166-1167。
53 唐．皮日休撰，《文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8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卷九〈請孟子為學科書〉，頁 212-213。
54 周予同撰，《群經概論》（高雄：復文書局，1986 年 11 月），頁 112。
55 （美）孔恩（Thomas S. Kuhn）撰、王道還譯，《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臺北：遠流出版社，1989 年 7 月）曾對科學社群提出分析，說明在不同類型的 科學描述上，往往具有典型特質，使後學形成共同的信念，進而不斷精鍊，此一信念即是「典 範」。頁 67-99。雖然孔恩是針對自然科學發展所提出的觀點，但對於不同學科仍具有引領思 考之處，尤其指出不同「典範」往往各具信念，有不同的假設，對於五經、四書不同的詮釋角 度，各自形成不同儒學體系，「典範」轉移改易的觀點，確實有清楚描述的功能，對於不同時 代的經學信念，更是具有指引分判的作用。參見拙撰，〈從五經到四書：儒學典範的轉移與改 易〉，《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里仁書局，2006 年 9 月），頁 1-60。
56 周予同撰，《群經概論》，頁 112。
徐洪興先生撰〈論唐宋間的「孟子升格運動」〉57，夏長樸先生撰〈尊孟與非孟
──試論宋代孟子學之發展及其意義〉58，黃俊傑先生《中國孟學詮釋史論》中 有一章「宋儒對孟子政治思想的爭辯及其蘊涵的問題──以孟子對周王的態度為 中心」59，或是列舉發展歷程，或是分判相歧論點，或是闡釋爭議所在，分析之 深刻，列舉之豐富，可見宋代《孟子》議題的激烈與精彩。但仔細推敲，前賢所 論，可以得見《孟子》「官學化」過程，但對於《孟子》「經典化」內涵60，似乎 尚未論及，如何從宋代諸儒爭議聲中，化其紛擾，歸於純粹，從而列入四書之中，
落實道統之傳，建構出儒者永恆之歷史情懷，其中失落的環節即是朱子重構經典 態度61，於此細節，前賢似乎少有著墨，筆者從漢、宋之爭，上溯於朱熹撰作《四 書章句集注》過程，梳理朱熹從理學而入經學脈絡62，遂能得見朱熹學術精彩，
只是於其《孟子》議題之反省，未及梳理，為求彌補，彰顯朱熹回應時代的思考，
57 徐洪興撰，〈論唐宋間的「孟子升格運動」〉（上）、（下），《孔孟月刊》32 卷 3 期（1993 年 11 月），頁 9-16、32 卷 4 期（1993 年 12 月），頁 36-44。
58 夏長樸撰，〈尊孟與非孟──試論宋代孟子學之發展及其意義〉，《經學今詮》三編（瀋陽：遼 寧教育出版社，2002 年 4 月），頁 559-624。
59 黃俊傑撰，《中國孟學詮釋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 9 月），頁 111-165。
60 蔣伯潛《十三經概論》言五代後蜀孟昶刻蜀石經，列有《孟子》，但徐洪興考證其說，其中僅 有十經，《公》、《穀》於宋仁宗皇祐年間補刻，《孟子》則是宋徽宗宣和年間補刻，其間相距一 百八十年，詳見徐洪興撰，〈論唐宋間的「孟子升格運動」〉（上），《孔孟月刊》32 卷 3 期（1993 年 11 月），頁 15。但據王應麟撰《玉海》（文淵閣《四書全書》冊 94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6 年 3 月）卷 43〈藝文〉「宋朝石經」一條所載已有《孟子》，頁 189。但「嘉祐石經」
一條，卻未列《孟子》，頁 194。足見北宋一朝，《孟子》已具地位，但是列之於經，載錄之間，
頗為參差，地位尚有模糊之處。但是以後世取用習慣，《孟子》之經典地位，乃是將《孟子》
頗為參差，地位尚有模糊之處。但是以後世取用習慣，《孟子》之經典地位，乃是將《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