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由尊韓而至尊孟，既與政治實踐相關，對於《孟子》所具之「政治」
性格遂有深刻的反省，黃俊傑先生歸納有關孟子爭議內容，從「不尊周王」議題 化之後，形成三個重要問題：一、王霸之辨；二、君臣關係；三、尊孔問題103， 經過複雜辨證，終於有尊孟共識。其實宋儒或因不喜孟子政治主張，進而反駁其 儒學繼承地位；或因承認孟子發揚儒學之貢獻，進而接納其政治主張，由尊韓而
101 宋．朱熹編，程顥、程頤原撰，《二程全書》（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 年 6 月）《遺書》卷 6，頁 76、卷 10，頁 93、卷 20，頁 196、卷 28，頁 235、卷 28，頁 239。
102 參見拙撰，〈從五經到四書：儒學典範的轉移與改易〉「經典重構與儒學內涵的再思索」一節，
《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頁 20-38。
103 黃俊傑撰，《中國孟學詮釋史論》，頁 125。
及於尊孟過程中，「儒學傳承」才是北宋諸儒共同思考之所在，只是對於「儒學」
與「政治」相歧立場的觀察，涉及新舊黨爭，以及家國淪亡之痛，南宋之初，對 於孟子地位的檢討更為全面，以邵博（？-1158）撰《邵氏聞見後錄》輯錄各家 批判孟子言論，云：
大賢如孟子，其可議，有或非或疑或辯或黜者，何也？予不敢知。具列 其說於下方，學者其折衷之。後漢王充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刪孟》，
文繁不錄。王充〈刺孟〉出《論衡》，韓退之贊其「閉門潛思，《論衡》
以修」矣。則退之於孟子「醇乎醇」之論，亦或不然也。104
除《荀子》「非十二子」外，其他包括司馬光《疑孟》、蘇軾《論語說》、李覯《常 語》、陳次公《述常語》、傅野《述常語》、劉敞〈明舜〉、張俞〈諭韓愈稱孟子功 不在禹下〉、劉道原〈資治通鑑外紀〉、晁說之〈奏審皇太子讀孟子〉等共九家105， 存錄宋儒批判孟子的諸多意見，用意所在，恐不在於參考而已。邵博為邵雍
（1011-1077）之孫，邵伯溫（1057-1134）次子，依《宋史》「伯溫入聞父教，
出則事司馬光」106的說法，政黨屬性至為明顯，批駁孟子顯非偶然。至於余允 文撰《尊孟辨》，則是與「反孟」者論辯，立場全然相反，所辨五家，包括司馬 光《疑孟》、李覯《常語》、鄭厚《藝圃折衷》、蘇軾《論語說》，以及王充《論衡》
等，《四庫全書總目》據朱熹對余允文人品的觀察，推測余允文乃是迎合風氣之 作，並非真有闢邪衛道之心107，朱熹撰〈讀余隱之尊孟辨〉一文逐條討論108，
104 宋．邵博撰，《邵氏聞見後錄》卷 11，頁 81。
105 宋．邵博撰，《邵氏聞見後錄》卷 11-13，頁 81-106。
106 元．脫脫等撰，《宋史》卷 433〈邵伯溫〉，頁 12851。
107 清．紀昀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35「《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
提要，頁 721。
108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年 2 月）卷 73〈讀 余隱之尊孟辨〉，頁 3645-3695。束景南撰，《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繫之於紹熙三年（1192）所作，頁 1085。
有言「隱之說已盡，更發此意尤佳」，也有「恐隱之辯亦有未明處」，甚至觀察所 及直指「疑歐陽氏、王氏、蘇氏未得為真知孟子者，亦隨其所見之淺深，志焉而 樂道之爾」109，推究之細密，觀察之仔細，於此可見，雖然余允文心態未必可 取，但不可以人廢言；而表彰孟子諸儒，固然有功於聖學，但所見未必正確，南 宋諸儒對於孟子的討論，涉及黨派、時尚風氣，乃至於學術分判的結果，更為紛 擾複雜，朱熹於此之關注，乃是回歸於《孟子》本文，期以得其分判。事實上，
朱熹閱讀《孟子》出於其父的安排110，《朱子語類》載少年為學情形，云：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 做。今方覺得難。111
朱熹從《孟子》中得到成賢成聖的啟發與鼓舞，日後從學李侗（1093-1163），體 會更深，《朱子文集別集》錄〈程欽國〉一則云：
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戶，而疾病乘之，未知終得從事於斯否 耳，……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 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近集諸公《孟子》說 為一書，已就稿。112
依束景南先生所考，稿成於紹興三十年（1160）113，朱熹往見李侗，在疾病之
109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卷 73〈讀余隱之尊孟辨〉，頁 3653、3655、3690。
110 宋．李侗撰，《李延平集》（《叢書集成新編》第 65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 年 1 月）
卷 1〈達朱韋齋暨吳少琳書〉云：「侗再拜，上問韋齋監稅朱友，向來所委求大字《語》、《孟》，
聞吳少琳在嚴州印歸，遂以應命。別寄人求之，諒不易得也。」頁 238。稱朱松為監稅，可以 了解約在紹興三、四年間，朱熹始入小學，大字《論》、《孟》當是為朱熹準備，書既不易得，
可見朱松之用心。
111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04「自論為學工夫」，頁 2611。
112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 10 冊別集卷三「書」〈程欽國〉，頁 5146～5147。
113 束景南撰，《朱熹年譜長編》考云：「所謂『近見延平李先生』，即指是年十月往延平見李侗。
而『疾病乘之』者，是年朱熹確嘗有疾，〈延平答問〉李侗紹興三十年五月八日書：『元晦偶有 心疾，不可思索……靜坐看如何。』〈與籍溪胡原仲先生〉：『向欲得真齊州半夏合固真丹，不
中，仍然不廢其志，從匯整諸儒說法，間附體會，朱熹或稱之為「說」，或言為
「集解」，標示一段醞釀階段114，日後終於有《孟子集注》之作。事實上，朱熹 撰作過程是由「集義」而「集注」，如果說「集義」是綜整北宋諸儒成果，「集注」
則是擴及漢、唐經解的整理，此一「逆溯式」的思索融鑄方式，乃是在匯聚前賢 意見基礎上，從融鑄古今，回歸於個人思索的結果115。雖然《孟子集義》已經 亡佚，但《孟子集注》徵引材料，無疑保有朱熹反省諸儒意見的結果，撮舉為例，
如《孟子．梁惠王上》「寡人之於國也」一章，朱注引程子之言：
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
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
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 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
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116
就解經而言，「可謂實矣」一段，指出王道並不高遠複雜，文字雖簡，但語意完 足，至於後引文字論及「天命」，已經溢出詮釋範圍，按覈《論孟精義》，本段文 字出於伊川117，孟子論王道，重點在於「養生喪死無憾」，但朱熹卻以程子之言，
分別孔子與孟子時代不同，春秋天下尚能尊周，戰國之時天下不知有周，天命既
知都下有之否？……便中寄示，幸甚。蓋病雖小愈，不得不過為隄防也。』故可確知此〈答程 欽國〉書作於紹興三十年十二月間。」頁 264～265。
114 束景南撰，〈朱熹前四書集注考（從《四書集解》到《四書集注》）〉云：「蓋朱熹早年之作多 致力廣搜先儒之說而成一編，收羅宏富，細大不捐，欲為以後作精注簡解準備材料，故其早年 之作多稱為『集解』，如《孟子集解》、《大學集解》、《毛詩集解》等。」收入氏著《朱熹佚文 輯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 12 月），頁 601。
115 參見拙撰，〈義理與訓詁：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徵引原則〉，《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頁 257-329。
116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 1〈梁惠王上〉，《四書章句集注》，頁 205。
117 宋．朱熹撰，《論孟精義》（《朱子全書》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頁 654。
改，「王道」也者，並非僅是百姓生活藍圖，朱熹於此強調君臣關係並非膠固不 變，民心所向，才是關鍵，歧出之處，朱熹援據伊川之言，補入時移世改的概念
118，用意並非闡釋經旨，而是回應北宋諸儒對於孟子不尊周的批評。此一觀念，
也成為朱熹詮釋由殷及周政權移轉的參考，《孟子．離婁上》「天下有道」一章，
朱注云：「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 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119朱熹申明天命靡常，周之有天命，從殷商而來，
天命所在，殷商臣服於周，無礙於原本君臣之義；相同道理，周既失天命，孟子 期待有德者繼起，也無所謂悖反分際問題，所謂之尊周，必須置於時間環節當中，
以天命來詮釋，也就無怪乎朱熹於此章申明「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
則天命在我。」120反省所在，封建帝王固然有其威勢，但威勢來自於天命，天命 歸諸民心，重點既然是民心所向，而民心則唯德是依，朱熹於《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引太史公、伊川之言：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
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 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 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
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121
仁義出於天理之公，人心所固有，君子並非不知利，「仁義」並不迂闊，言義不
118 宋．朱熹撰，〈孟子序說〉引程子之言「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 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四書章句集注》，頁 199。
「時」之不同，聖人有不同情懷，朱熹思考淵源於此可見。
119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 7〈離婁上〉，《四書章句集注》，頁 279。
120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 7〈離婁上〉，《四書章句集注》，頁 280。
121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 1〈梁惠王上〉，《四書章句集注》，頁 202。
言利，乃是從根本入手122，自此「政治」分判轉入道德論述，心性成為關鍵，朱 熹言其聖賢之心123，乃是探驪得珠之言。
《孟子》放伐觀念，乃是直接干犯忌諱言論，也是令上位者最不安的主張，
齊宣王「臣弒其君可乎」的問題，無疑也是北宋反孟諸儒共同疑惑，朱注：「蓋 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切 中孟子用意，後引王勉之言：
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
不然，是未免於篡弒之罪也。」124
所謂「放伐」並非人人皆可為之，而是「仁」與「暴」對抗，其主張才能成立，
所謂「放伐」並非人人皆可為之，而是「仁」與「暴」對抗，其主張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