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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孟子集注》徵引前賢言論,散見於章句之間,分別而論,不僅無法 具見其思考,甚至以為其中有超乎詮釋範圍之處,但撮舉分析,朱熹辨析入微,

顯見其中並非無意義,《孟子.滕文公下》「豈好辯哉」章,朱注引尹焞(1061-1132)

之言:

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

137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 2〈梁惠王下〉,《四書章句集注》,頁 219-220。

138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 7〈離婁上〉,《四書章句集注》,頁 243。

139 陳鐵凡撰,〈四書章句集注考源〉一文詳考引據情況,以《四書章句集注》徵引為例,共五 十六家中,宋人有四十一家,《孟子集注》有三十六家,宋人有三十一家,雖然其中頗有重出 難以計算之處,二程為明道抑或伊川,李氏為李郁或是李侗,張氏是張載或是張栻,皆難判斷,

但傳伊洛之學,集宋學之大成,則無可疑。見錢穆等撰,《論孟論文集》(臺北:黎明文化事業 公司,1982 年 10 月),頁 40-68。並參見拙撰,〈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徵引書目輯考〉,《政大中 文學報》3 期(2005 年 6 月),頁 175。

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140

孟子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承禹、周公、孔子三聖之功,尹焞 申明儒學於是非之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其害流於百姓,禍及後世,實是至 深之體會141,朱熹援引而論,無疑直指問題核心,儒者不是只有追求「政治」

權力一途,學術必須究其精微,於是非間下工夫,才是儒者事業所在,《四書章 句集注》中徵引既多,去取之間,乃是繼承孔子「述而不作」精神,以檢討前說,

作為立說依據,「徵引」也者,參酌《論孟精義》、《四書或問》,可以了解是朱熹 反覆思考議題最終獲致的結果。事實上,《四書或問》常有列舉說法頗多,但《四 書章句集注》實際援用僅有一則而已,可見其嚴謹142,《朱子語類》云:

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注》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注 腳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

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檢 許多,各就諸說上推尋意脈,各見得落著,然後斷其是非。是底都抄出,

140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 6〈滕文公下〉,《四書章句集注》,頁 273。

141 宋.朱熹撰,《四書或問》(《朱子全書》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載朱熹對諸家講論分析,頗有涉及新、舊黨爭之檢討,如「蓋元祐議論意趣多 類此,此所以墮於一偏之見,既不足以救當時之弊,又反啟後來之禍也。」頁 702-703。「謝、

楊之說,各有所偏,蓋其情性氣象之不同如此。而楊氏欲使天下之事,皆至於極弊而後圖之,

則其害為尤甚,豈懲於熙、豐新政之禍,而矯枉過直,以至於斯乎?」頁 790。「范、呂蓋嫌 於元祐之改熙寧也,故不及道其常,而遽以變為正也,此雖君子之過,然心一有偏而其不可掩 者如此,學者亦因可以自警省矣。」頁 911。新政固然有弊,但矯枉過正,同樣導致天下陷於 紛擾,不可挽救,學術必須究析精微,不流於意氣,方能歸之於正。《四書或問》與《四書章 句集注》是配合之作,其徵引去取之間,意見載於《四書或問》,足見其反省時政的思索。參 見拙撰,〈義理與訓詁: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徵引原則〉,《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頁 319-323。

142 舉例言之,以《四書或問》列舉周孚先《論語解》、曾幾《論語義》之說頗多,但《四書章 句集注》實際徵引也不過一則而已,如朱熹撰,《論語集注》卷 1〈為政篇〉朱注云:「周氏曰:

『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頁 57。卷 6〈顏淵篇〉

朱注:「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頁 139。揀 擇之嚴格,於此可見。

一兩字好亦抄出。雖未如今《集注》簡盡,然大綱已定。今《集注》只 是就那上刪來,但人不著心,守見成說,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義》

來參看一兩段,所以去取底是如何,便自見得。143

「盡撮其要」可以明白朱熹廣蒐博取,揀擇其要的自信,所謂「是底都抄出,一 兩字好亦抄出」,足見其細膩處,從《孟子集注》徵引材料,北宋以來諸儒有關

《孟子》「政治」與「儒學」的爭議,回歸於心性之間,終於有釐清的脈絡,按 覈《朱子文集》、《朱子語類》,可以了解朱熹思考細節:

一、天命出於民心

對於《孟子》質疑的焦點,主要集中於尊周立場以及君臣分際,李覯直言

「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以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故作《常語》, 以正君臣之義」144,然而「王道」也者,於《孟子》云:「穀與魚鼈不可勝食,

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145其 實僅是陳述養民原則,未見與「君臣之義」有何衝突,只是陳述「王道」的對象 是「梁惠王」時,遂不免有令人不尊周的質疑,朱熹《孟子集注》引伊川之言,

回應此一問題,而檢覈《論孟精義》載云: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為美,故《春秋》之法以尊周 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而天下不知有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 時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 以王者此也。146

差異所在,出於朱熹後來的調整147,比較而言,朱熹《孟子集注》刪去了「勸

143 宋.黎靖德編 《朱子語類》卷 19「《論》《孟》綱領」,頁 438、卷 120「訓門人」,頁 2886。

144 見宋.邵博撰,《邵氏聞見後錄》卷 13 所錄《常語》,頁 100。以及宋.余允文撰,《尊孟辨》

卷中,頁 540。

145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 1〈梁惠王上〉,《四書章句集注》,頁 203。

146 宋.朱熹撰,《孟子精義》卷 1〈梁惠王上〉,《論孟精義》,頁 654。

147 參見拙撰,〈從體證到建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撰作歷程〉中「反覆鍛鍊時期」一節,《朱

齊之可以王者」,而作「勸齊梁之君也」,避免不「尊周」的爭議,而回歸於勸勉 時君的立場,語氣也更為和緩全面。再者,補入「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 未改耳」,以聖賢之心提問,標舉天命概念,無疑有強化《孟子》「儒學傳承」的 作用,《孟子》原就論及「天命」云:「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 也。」148「命」之討論,本是先秦儒學重要議題149,只是於此形上問題,朱注 後引尹焞之言:

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 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

孟子而已。」150

道德的辨證其實是從聖賢相傳歷史系譜中發展而出,「禪」與「繼」傳位雖有不 同,但「天命」所在,「義」之所在,朱注確實掌握儒家義理核心,有趣的是朱 熹徵引前人之說,往往在《孟子》討論政治議題時,補入孔、孟傳承的說明,以

「儒學傳承」淡化「政治反叛」的質疑,如《孟子.萬章下》「敢問不見諸侯」

章,朱注引徐度云:「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151異地而處,孔、孟同道,

然而堅持所在,從「王道」到「天命」,政治訴求必須回歸於道德考察,藉由儒 學價值的確認,化解前人歧出之處,《朱子語類》載有朱熹與門人楊至討論的資 料云:

至云:「……只伊川說:『孟子說齊梁之君行王政。王者,天下之義主也。

聖賢之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於此數句,未甚見得明。」先

熹與四書章句集注》,頁 105-116。

148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 9〈萬章上〉,《四書章句集注》,頁 308。

149 勞思光撰,《中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86 年 12 月)第二章最後為「『命』觀念」、

頁 97-100;第三章「孔孟與儒學」最後亦申明「史觀問題」以及「天、性、命之關係」,頁 189-203。

從原本人格天進入道德論述之天命觀,乃是孔孟儒學開展人文精神之重要成就。

150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 9〈萬章上〉,《四書章句集注》,頁 309。

151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 10〈萬章下〉,《四書章句集注》,頁 323。

生卻問至云:「天命之改與未改,如何見得?」曰:「莫是周末時禮樂征 伐皆不出於天子,生民塗炭,而天王不能正其權以救之否?」曰:「如何 三晉猶尚請命於周?」曰:「三晉請命既不是,而周王與之亦不是。如溫 公所云云,便是天王已不能正其權。」曰:「如何周王與之不是,便以為 天命之改?」曰:「……舊曾記得程先生說,譬如一株花,可以栽培,則 須栽培。莫是那時已是栽培不得否?」曰:「大勢已去了。三晉請命於周,

亦不是知尊周,謾假其虛聲耳,大抵人心已不復有愛戴之實。自入春秋 以來,二百四十年間,那時猶自可整頓。不知周之子孫,何故都無一人 能明目張膽出來整頓?到孟子時,人心都已去。」曰:「程子說『天命之 改』,莫是大勢已去?」曰:「然。」至。《集義》152

楊至為紹熙四年(1193)、五年(1194)所錄,與今本相校,「行王政」一句已經 刪除,從標注《集義》,顯見此一問題確實是朱熹持續關注的議題,門人對於朱 熹引伊川之言,體會不深,提問之中,乃是對於司馬光《疑孟》的回應,「天命」

固然是「禮樂征伐皆不出於天子」、「天王已不能正其權」,但真正關鍵是「生民 塗炭」、「大勢已去」,前者是人,後者是天,天怒人怨,「天命」已失,然而朱熹 給予最清楚的說明是「人心都已去」,所以「天命」無可回復,朱熹拈出「人心」,

無疑為王道思想尋得義理的確解,孟子循人心而倡王道,道德遂有論述的基礎。

二、君臣以義合

相對於君臣分際的討論,《孟子.滕文公下》「陳代曰不見諸侯」章,朱注 引楊時(1044-1130)之言云:

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 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

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 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

152 宋.黎靖德編 《朱子語類》卷 51,頁 1224。

之行哉?」153

從君臣倫常轉為儒者出處進退的討論,儒者不應迎合人君,孔、孟雖欲行道,卻 不會枉屈而行,按覈《論孟精義》,其中尚有數句,云: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 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己,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 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己,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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