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一條宣示立法目的為：「為保護因犯罪 行為被害而死亡之遺屬或重傷者，以保障人民權益，促進社會安 全」。此立法原則採以保護被害人或其遺屬之生活照顧為出發，稱之
42 林韡婷，同前註 23，頁 142。
43 以下請參照盧映潔（2011），〈我國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之檢討與未來展望〉，法 務部主編，《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十四）》，頁1-29，臺北：法務部。
為保護生活理論，當初立法草案亦提及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係採保護 生活理論44。不過，有文獻上認為犯罪被害人補償法於 1995 年草 案階段，由於擬定犯罪被害補償之項目及金額為：「一、因被害人 受傷所支出之醫療費，最高金額不得逾新台幣40 萬元；二、因被害 人死亡所支出之殯葬費，最高金額不得逾新台幣 20 萬元；三、因 被害人死亡致無法履行之法定扶養義務，最高金額不得逾新台幣40 萬元；四、受重傷被害人所喪失或減少之勞動能力或增加之生活上 需要，最高金額不得逾新台幣 100 萬元」，基於當時草擬之補償金 項目及範圍與民法所定之損害賠償範圍類似，並認為犯罪被害補償 主要目的在於填補加害人所未能給付之損害賠償，因此認為犯罪被 害補償制度被視為是用於補償民事侵權行為制度之不足45。但是另 有文獻上又認為 1998 年的立法是將犯罪被害補償制度定位為全體 社會為了分擔少數不幸被害人之受害，所共同承擔之社會補償，而 不再是將犯罪被害補償定位為僅具補足侵權行為民事責任之補充性 功能46。
而文獻上一般對於被害補償制度的理論基礎，有提到國家責任 論：該理論認為，憲法是保障公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不受侵犯的根 本大法，公民只要依法履行了對國家的義務，就應擁有國家保護的 權權利。國家負有為公民提供安寧、太平的生活環境，防止刑事犯 罪發生的責任。如果公民的權益遭受犯罪的侵害，則說明國家對公 民權益的保護不力，對犯罪的預防、打擊不力。因此，國家理應對 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損失承擔適當補償責任，亦即公民具有受國家 補償的正當權利47。另在文獻有提出到社會福利理論、社會保險理
44 法務部（1998），《犯罪被害人保護研究彙編》，頁 108，臺北：法務部。
45 李美琴、許啟義（1995），《犯罪被害人保護之研究》，頁 54 以下，臺北：法務 部。
46 郭明政（1998），〈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後民法與社會法法律時期的成熟標竿〉，《政 大法學評論》，60 期，頁 303-323。
47 盧映潔（2000），〈淺論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逢甲人文社會學報》，1 期，
論或說危險分散理論。社會福利理論認為：刑事被害人因遭遇犯罪 侵害，不僅身心受創、財產受損、精神受挫，而且在刑事訴訟程序 中又往往是檢察官及被告論證下的犧牲品，是社會極待解決的弱勢 群體，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人類文明的提高，社會福利事業更 應發揮保護、援助弱者的作用。因在現代社會，犯罪人即使被囚禁，
也享受到人道的待遇。如果被害人雖有自由，但連起碼的保障也沒 有，兩者相比就顯得不公平了。政府應履行行善，即保護被害者的 職能，從立法或行政上採取各項保護措施，為刑事被害人提供福利 性保障，以補償被害人悲慘的境遇。社會保險理論或危險分散理論 認為：犯罪乃社會的產物，當個人遭到犯罪的侵害時，正是社會進 步下的副作用之犧牲品，與其他沒有受到犯罪侵害的人相比較下，
對於犯罪被害人的犧牲，社會自當無理由不予以彌補。而補償被害 人的資金來源為國家財政支出，就是全體社會成員繳納的稅金。如 此一來正如同利用保險制度之分散風險的方式，將少數受害人的損 害分散到每一個社會組成份子身上，藉以實現分配的正義48 。
在我國某些中央機關（諸如審計部、監察院），也包括第一線 處理補償實務者，對於被害補償制度的想法都是與民事損害賠償糾 葛在一起，並且以這樣的觀念現實上影響了被害補償的實務運作，
造成實務操作者的嚴重困擾（見下述）。目前許多國家應該是採取國 家責任理論、社會福利措施，乃至於完全的社會保險給付，也就是 體認到犯罪是社會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國家、政府基於管理 社會的行政主體，對於犯罪被害人進行的補償也並非只是反映行政 賠償責任，更重要的是具有保障社會成員共同利益的意涵。而在社
頁353-374。
48 許福生（2010），〈犯罪被害人保護政策之回顧與展望〉，《月旦法學雜誌》，178 期，頁5-21。鍾秉正（2003），〈「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補償規定及其實務分析〉，
《臺北大學法學論叢》，52 期，頁 27-70。
會福利、社會保險的思維下，多半會考量到人民對制度的濫用或不 當情形所形成的不公平現象，還有被害補償給付與其他社會保險或 福利給付之間的重疊，故有減除規定。諸如德國有將被害人對犯罪 發生或者犯罪後的不適當舉動納為减少或不予給付被害補償的理 由，也有規定被害補償與其他社會保險或福利給付之間的減除或返 還。
我國當時制訂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時，雖然提出所謂保護生活理 論，但是當初在設計被害補償制度時，背後的基本思維是：犯罪被 害人若要循一般民事賠償途逕，如侵權行為等等民事請求權去獲得 損害填補時，最後可能拿不到應該拿到的錢，所以國家就先站出來 幫助被害人，也就是我國被害補償明顯是定位在國家替加害人所為 的民事損害賠償先行代位給付之性質。然而，「犯罪被害人求助無門」
的思維雖然是國際上為何會與起犯罪被害人保護運動以及產生被害 補償制度的推展動機所在，不過，世界各國在建制被害補償制度時 其實並沒有立基於這樣的思維，沒有一個國家會把被害補償與民事 損害賠償等同看待，即使被害補償對象、給付項目名義等與請求民 事損害賠償的權利人及民事損害賠償的內容有相似之處，但是這只 是意味著犯罪發生後需要協助的人之主要範圍在此，以及這些給付 內容係牽涉到需要協助的人之生存基礎所在。
惟可惜的是，我國由於對被害補償定位不清，其中有民事損害 賠償、對加害人應承擔犯罪責任的強烈意識以及社會保險等等思維 相互糾纏，在如此思維下我國在被害補償制度設計上就將其他來源 的社會保險給付與民事損害賠償同等列為減除被害補償金的事項，
亦即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11 條中明文：社會保險49、損害賠償給付
49 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施行細則第八條：本法第十一條所稱社會保險，指下列保 險：一、全民健康保險。二、勞工保險。三、公教人員保險。四、軍人保險。
五、就業保險。六、農民健康保險。七、學生團體保險。八、強制汽車責任保
或因犯罪行為被害依其他法律規定得受之金錢給付，應自犯罪被害 補償金中減除；又因為無法跨出真正的國家責任承擔，而自我限縮 在民事損害賠償的先行給付，之後卻藉由求償規定展現加害人才是 最大責任承擔，並且強烈要求務必要向加害人求償到位，以遮掩國 家在被害補償上的角色，如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12 條中明列了國家 給付被害補償金後應向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求償的 規定，而且現實上我國相關機關（審計部、監察院）一直以來都是 將求償的成果與發放的補償金為比較，作為評估被害補償執行成效 的重要考量。
因此，我國被害補償制度若要予以改革，首先即應就被害補償 制度建置的理論基礎給予明確論述，並且說服立法者與主事者揚棄 對被害補償制度不適切的思維模式，依符合國際潮流與社會意識的 立論，重新架構我國被害補償制度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