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研究結果：客家電影的青少年解讀策略
（一）文本的優勢意義
為了懸置被自然化的媒體符碼，本文運用敘事分析方法，拆解
《一八九五》的角色塑造，進一步分析本部電影中的核心英雄人物。
1. 單面向的完美英雄
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在《一八九五》的標案目標，即已釐清本部 電影的核心故事是抗日英雄客家三傑：吳湯興、姜紹祖與徐驤。在敘事 結構的最大特質，在於反「客」為尊，透過敘事角度，彰顯客家人在臺 灣並不是一個「過客」位置，臺灣客家人與原住民、閩南族群一樣，是 這片土地的主人。
在《一八九五》的時空背景下，客家人身兼知識份子（秀才）與武 力領導者（統領），第一男主角吳湯興與第二男主角姜紹祖均是地方名 流、世家弟子，他們放下身段，與領導佃農下人們一同出戰，是典型的 傳統民族英雄的角色，站在為我族類（臺灣住民），因為抵禦外侮（東 洋番）而壯烈犧牲。
心理學家榮格（Carl G. Jung）認為，英雄可以被理解為集體心靈的 原型，而此種英雄原型是人類緩慢出現的自我意識，此種自我意識俱有 強大的轉換力量，讓所有的一切從英雄神異的家世與不凡的出生中表現 出來（Hopcke 1989）。《一八九五》裡客家英雄吳湯興的出身，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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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臺灣客家人作為主人的位置，為保衛家鄉、捍衛尊嚴、守護妻兒而捨 生取義，成就了非凡的英雄角色。
在神話故事之中，存在著四種環繞著英雄而存在的角色（Campbell 1948），包括：
1. 引導英雄冒險犯難的歷險先鋒：以黑暗恐怖或令人厭惡的角色，
帶領英雄拋棄過去熟悉的生活，邁向探險，如《一八九五》徐 驤、姜紹祖與土匪等角色。
2. 測試英雄能力與混淆英雄力量的試驗者：《一八九五》缺乏此 類角色。
3. 女神：扮演懲罰與誘惑角色，亦可能演變為英雄人物的保護者 或啓蒙者的角色，《一八九五》的黃賢妹。
4. 上帝或父親：典型故事中父親經常是恐怖經驗或化作食人魔，
給予英雄殘酷試煉，《一八九五》丟下妻兒獨自回唐山的吳湯 興父親即是。
換言之，在《一八九五》的角色塑造裡，缺乏著代表英雄侷限、醜 陋與黑暗特質的試驗者角色。一般而言，英雄會因為試驗者的測試而理 解到自己的缺陷，進而征服缺陷而獲得更進一步的成就。試驗者代表著 是一種界線，只有越過界線才能激起力量。但是，在《一八九五》裡，
吳湯興的抗日英雄行為，是一種以天生宿命的方式呈現，出征前，上至 族群長老、下到佃農長工，無一人對於慷慨犧牲的生命奉獻發出微詞。
唯一民兵阿土之母，對於唯一兒子參戰感到不捨，也因為兒子的曉以大 義而理性接受；英雄們的妻子黃賢妹與滿妹對於丈夫出戰的不悅，也 只是丈夫幾句安撫的話，即可獲得平撫。在《一八九五》裡，英雄存在
著太過理所當然，以天生就是英雄的姿態出現，沒有任何人格缺陷的英 雄，過於神格化而成為單一、扁平型的角色，而非立體、活生生、有血 有肉的實體英雄。
單面向的英雄角色塑造，亦反映在故事結構的鋪陳。英雄歷險犯 難的故事經常分為啓程、啓蒙與回歸等三大階段（Campbell 1948）。
《一八九五》的故事敘事，多半是放在第一階段啓程（召喚、超自然助 力、祈福、試煉、與女神相會等）與第二階段（向父親贖罪、神化、恩 賜等），第三階段的回歸，則是以幻想式的壯烈犧牲與殉情作為結束。
在前兩階段，英雄的冒險會受到不同的挑戰（Campbell 1948），但是這 些挑戰在《一八九五》的故事裡是不存在的，包括：
1. 啓程／拒絕召喚：英雄拒絕放棄對既有生活的依賴與不願改變的 怯懦。
2. 啓程／跨越第一道門檻：決定冒險後遇到的測試。
3. 啓蒙／狐狸精女人：冒險途中引誘試探，試圖阻擾英雄的前進。
這些呈現可能呈現英雄角色懦弱、膽怯、游移不定、沈溺安定等負 面行為描述，付之如缺。影片裡的客家英雄是完美無缺的，沒有真實人 性的怯懦恐懼，在私領域對妻子包容疼惜，在公領域對下屬相敬如賓，
對於征戰沒有猶豫，愛情親情更無法阻擾英雄，出擊必勝，並擁有高標 準的道德情操（如抨擊閩南土匪撿拾日軍武器的行為）。這些人性的試 煉被消除了，相對地也減低故事的緊張懸疑感，而塑造出過於完美的客 家英雄。
2. 明確的族群邊界
《一八九五》的族群分界即相當清晰且明朗。《一八九五》是從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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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子弟的觀點來描繪日本佔領臺灣以前的民運抗日活動，所有的人物可 以依照其語言民系劃分為三類。
第一類客籍人士，包括男主角在內的三位客家仕紳吳湯興、姜紹祖 與徐驤，三者均為世家望族子弟，吳湯興與徐驤更是秀才出身，被描述 為有堅定意志、突破萬難、保衛家園的英雄角色。其他客籍女性角色，
包括女主角黃賢妹在內，都任輔助性角色，她們（母親與妻子）用其沉 穩、能幹、堅韌、深情的性格來協助其丈夫完成夢想與使命。
第二類，是從日本前來接收臺灣的日籍人士，包括日本北白川宮能 久親王與陸軍軍醫森鷗外。在影片的劇情安排下，此類日籍高級將領對 於臺灣的接收懷有人道精神的關懷，是在迫不得已的狀況下而下令屠殺 抗日民運份子。相對於單面向的英雄角色，第二類日本軍官因為多面向 性格的展現而顯得較具人性，例如能久親王雖然殘暴地下達「無差別掃 蕩」的命令，但他同時也積勞成疾、掙扎與糾葛於殘酷的軍事活動。
第一類客家英雄，可以視為是純然的正面角色，而第二類的日籍人 士則是正、反人性同時存在的世人角色。而第三類閩籍人士與原住民，
則被塑造為襯托客家英雄位置的低下人物。閩籍人士，在《一八九五》
之中，被設定無固定住所、居住在山洞內，會強搶民女且未受教育的土 匪，他們說話時無字幕配合，需要土匪首腦的翻譯，而被消音的原住民 身份位階更是低下。
閩籍土匪與原住民，均沒有家庭親屬關係，相對於客籍人士擁有之 強大親屬脈絡（家族體系），他們疏離的親屬關係更被凸顯。掠奪他人 財物的行為，更被視為是有錢客籍人士鄙視為小偷的行為。再者在知識 教育上，土匪們均少小孤寂，獨自生活，未有受教育的機會。相對於客
籍仕紳，閩籍土匪與原住民是沒有親屬、野蠻穴居、知識落後的他者族 群。
有趣的是在影片中，曾有多段閩語與客語之間的對答溝通，包括匪 首林天霸投奔吳湯興時的投誠宣言、土匪囉囉金福因竊取食物被捉的求 饒說詞、林天霸與吳湯興結盟後的真誠對話等，雙方均以其母語（客語、
閩語）說話，雖然語言外顯的發音不同，但其意義均可以為對方知曉。
此種溝通方式，並非是影片錯置的荒謬溝通，而是凸顯出臺灣多語言民 系間、彼此溝通時，可能產生的相互容忍與自我堅持。
然而，對於新一代青少年客家族群，甚或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 的非客家族群而言，如此集體記憶的重新創造，究竟帶來什麼樣的意 義？這些集體記憶，是如何被消化、吸收、甚或反對、嘲弄呢？青少年 閱聽人的解讀與詮釋，將可以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