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不只是再現真實，它同時也是創造真實。與其說史詩性電影
《一八九五》是再現客家三傑領軍抗日的義勇事跡，不如說它是在創造 臺灣客家族群共同源起的集體記憶。如同族譜對於特殊祖先的遺忘、強 調、剽竊，甚或創造，都是集體記憶存在的樣貌，這些族群變遷與形成 的描述，成為族群共同源起的想像與凝聚力量（王明珂 1997）。
久遠的渡臺移民史，唐山過臺灣等對於新一代臺灣客家人已經失去 新意，共同的歷史與集體記憶已經不復存在。被消音的客家移民族群，
需要一個鮮明、孔武有力的吶喊聲音。客家人在渡臺遷徙的過程中仍然 是「客」的身份，但是若是將集體記憶起源定在《一八九五》這個歷史
客家電影《一八九五》的青少年閱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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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客」不再只是客，而是一群擁有土地、情愛、知識的在地熱血青 年。
客家三傑的故事，如導演洪智育所說，原本是個「冷門的歷史」（盧 家珍 2009），早期客家在臺灣的傳說故事與歷史痕跡在社會集體記憶 裡是隱藏與潛伏的部分，這些潛藏歷史可以得由社會精英提供重新翻 修、加強、再度宣揚的可能，而客委會、原著李喬、導演洪智育等人即 是扮演社會精英的角色，透過《一八九五》客家電影的創作與傳播，如 同重修客家集體族譜一樣，重新因應社會變遷來調整集體記憶。
閱聽人，是包裹在社會位置來解讀媒體訊息，媒體文本蘊藏的優勢 意義，並不像拋球傳遞一樣，並無法由訊息傳送者拋出、讓閱聽人來進 行接收。意義，是擺盪在文本與閱聽人的共構互動之中，媒體文本懷抱 著媒體製作團隊的知識結構、專業技術與意識形態來塑造意義，而閱聽 人會根據自身所在的社會位置，拆解文本優勢意義，賦予另一套解釋文 本 的 意 義 框 架（Jensen 1996; Abercrombie and Longhurst 1998; Schroder 1999; Hall 1980; Morley 1980; Hobson 1982; Katz and Liebs 1984; Radway 1987; Silverstone 1994; Ang 1985; Storey 1999; Alassutari 1999）。即便是 智識發展中、正在尋求自我認同位置的青少年亦同，他們仍然擁有掌握 拆解文本、撼動優勢意義的能力。
總結研究發現來看，客家電影青少年閱聽人解讀的分析，由小到 大，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分別是文本優勢意義、閱聽人面對文本的解讀 策略、閱聽人日常生活脈絡的詮釋意義。三者之間的關係，如下圖所示。
圖2 客家電影青少年閱聽人的解讀層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一層也是最核心的層次，是影視媒體文本的優勢意義。客家電影
《一八九五》的文本優勢意義，透過歸納出「完美的客家英雄」與「清 楚的族群邊界」等兩點。第二層，是閱聽人直接面對文本優勢意義的解 讀策略，研究發現客籍青少年展現著青少年特有的反叛姿態，以「嘲弄 與反諷」作為解讀策略，隱約吐露著客家語言使用經驗的傷痕。第三層，
則是回到閱聽人的日常生活情境脈絡下，來探討生命經驗與影片的共 鳴。
客家電影《一八九五》，在經歷國家語言政策限制、客語運動復興 之後，磅礡大氣的製作成本與陣容，肩負起復興振奮客家族群認同的責 任。因此，無論是在題材的選擇（客家三傑）、語言的使用（客語為主 述語言）、場地的設定（新埔金廣福夥房建築），都在在凸顯出透過臺 灣客家光榮歷史記憶重新凝聚客家認同的企圖。原本在國家語言政策下 被消音的客家族群，透過客家英雄孔武有力、慷慨壯烈的鮮明形象，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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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土地、情愛、知識與親情家鄉。
此種重建客家集體記憶的野心，反映在媒體文本之故事形塑過程。
透過文本敘事分析，本文首先發現，《一八九五》建構出來的客家英雄 是個完美的單面向英雄角色，他們反轉客家人是遷移到臺灣的「過客」
位置，而以身為臺灣土地「土地」主人的位置，保衛家鄉、捍衛尊嚴、
守護妻兒，最後捨生取義，進而成就非凡的英雄角色。由於過於完美無 瑕的設定，同為英雄角色可能有的懦弱、膽怯、游移不定、沉溺安定等 負面描述，相對缺乏。客家英雄們面對戰爭，沒有恐懼怯懦，面對妻子 則是深情包容，既擁有統領土地與部屬的領導能力，又具備高級知識分 子的道德情操。這些過於完美無缺的角色描述，減低故事的懸疑緊張，
也減低客家英雄的立體人格，造成神格化的英雄角色。
再者，為了襯托客家英雄角色的位置，其他族群位置也相對以較為 低落的方式呈現。影片中出現的其他族群包括日籍軍官、閩籍土匪與未 開化的原住民等，在族群邊界的劃分上，是具有明顯的區隔性與階層關 係，以客籍人士最高，日、閩、原等族群依序次之，階層關係展現在知 識、家族關係、道德涵養等面向。
若將《一八九五》的敘事結構視為是客家族群透過媒體重新創造集 體歷史記憶與認同的呈現，那麼，此種故事結構在閱聽人詮釋方面，卻 有令人出乎意外的研究發現。特別是在客家青少年閱聽人的解讀，一面 倒地對於影片中展現的客家英雄與族群階層，展開嚴厲的批評與抨擊，
他們嘲笑出征前的集體精神吶喊（用客語模仿口號「打走東洋番」）、
壯烈犧牲的角色設定（姜紹祖陷入敵軍陷阱）、貶低其他族群（特別是 被消音的原住民），以諷刺、嘲弄的態度來面對原本被設定為客家集體
歷史記憶與認同的設定（客家英雄與族群位階）。
相對於此，非客家青少年組，反而是站在主流優勢位置，欣賞與理 解客家歷史上的英雄故事。非客家青少年組的解讀態度，是平淡而溫 和，保有好奇心地認識另一個族群文化，即便該族群文化的媒體影像隱 藏著族群階級或重男輕女等優勢意義，也並未指出或者是進一步討論。
認同的對抗，只有發生在切身相關、有認同感受的客家青少年身 上。客家青少年是站在對抗性解讀位置，拆解影片優勢意義框架，鋒銳 指謫過度完美的客家英雄，嚴厲批評煽情的影像語言，他們因為自己
「身為客家人」而對於客家電影有更高度的期待與要求。因為他們更理 解客家文化，更以圈內人的角度進行批判。
進一步分析客家青少年對於客家英雄故事的敏感與尖銳，來自於公 領域所遭受的語言創傷經驗。雖然新一代客家青少年歷經客委會支持、
客家母語教學、客語考試認證、客家文學歌唱比賽等客語推廣活動，但 是在進入族群混雜的學校空間時，面對字正腔圓、高正統性的國語教 學，「客家腔」的發音慣性造成同儕間的注目而帶來尷尬。這種尷尬被 潛藏在生命經驗裡，客語發音、描述客家英雄的客家電影勾引起此種創 傷經驗，讓客家青少年不由自主地站在對立位置，以諷刺與嘲笑來進行 遮掩。
客家青少年對《一八九五》客語經驗、客家英雄以及族群階層的解 讀，充滿著青少年式的反叛痕跡，他們主動、公開、激進地反對使用客 語作為電影主述語言的必要性，嘲諷客家英雄不具人性的完美形象等，
都可以視為是客家青少年在面對創傷經驗的自我防衛機制。因此，以
「嘲弄與反諷」作為面對客家電影解讀策略的客籍青少年，並非全然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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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流失的客家族群，應該說，客家認同是透過這些解讀策略隱約、婉轉 地進行展現。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電影創作者與閱聽人解讀之間、不可抹滅的 世代差異。客家電影《一八九五》是改編自臺灣客家重要文學家李喬的 作品《情歸大地》。李喬出生於1934 年，而本研究所分析的青少年，
多數出生在1995 年左右，兩個世代有著 60 年的成長背景差距。李喬曾 描述《情歸大地》以客家話創作劇本，是為了表達「客家人的共同焦慮」
（黃惠禎 2010: 187），而新一代的年輕人不曾面對李喬的焦慮，他們 反而是共同經歷了更多族群融合的經驗（如與原住民相處）或性別意識 的萌發等。族群認同原本就是流動的，客家閱聽人對於客家人男尊女卑 的自我檢討、不需排他性的建立客家認同（要比閩南或原民更優秀）等，
都是當代年輕世代客家的認同特質。此種不同世代的成長經驗，促成媒 體文本創作端與閱聽人解讀端兩者之間的衝撞，讓媒體生產意義的機制 產生眾多流變的可能，也讓客家認同產生更多豐沛而多元的可能。
謝誌：本研究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的補助，計畫名稱是《流行文化與 全球客家的形成：以客家影視文本的生產、傳佈與接收為例》（計畫編 號為NSC 103-2420-H-009-002-MY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