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時文到了南宋重要性大增，刊印量大，影響亦鉅。其中一點是 考生的閱讀重心似有改變。朱熹在〈學校貢舉私議〉中痛斥士子不讀書的現象：
近年以來，習俗茍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 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 之句，以意扭揑，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 恤也。125
朱熹所說的情形大約是南宋中期的狀況。他的學生兼女婿黃榦（1152-1221）在
124 略見沈俊平，〈元代坊刻考試用書的生產活動〉，《書目季刊》第 44 卷第 2 期（2010 年 9 月），頁 43-80。
125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子全書》，卷 69，〈學校貢舉私議〉，
頁 3360。引文中劃線處為筆者所加。有關朱熹對時文的看法，參見朱瑞熙，〈朱熹 對時文：八股文雛形的批判〉，收入氏著，《疁城集》，頁 23-32。
十三世紀給友人之子的信上說：「投老來歸，百事非舊，後生輩以為讀書者，
充塞時文之具矣，必欲全不讀書，專念一文一葉者為是，彼亦豈欺我哉。」126 這句話直接點出年輕考生中，有很多人以為讀書是為了科舉，而準備科舉只須 讀時文。許棐（1249卒）說得更露骨：「今士子自時文外，無學不仇」。127歐 陽守道也描述當時士子重時文而不知學問的情形：
近歳士習趨下，號稱前輩者，或亦止於傳習場屋之文，謾不省講學為 何事。幸而收科，自謂一第如探囊中物，不復增益其所未能，後學效 之。凡書肆所售謂之時文，空囊市去如獲至寶，而聖賢格言大訓，先 儒所為孳孳講切以覺人心者，反棄置之以為非舉子日力暇到。128 文中他批評一些前輩談學問只及時文，其他全不問。而他中進士後，有感於本 身學問不足，「思與二三同志專意從事於所當學，然至者認科第爲的，則亦惟 索我於所亟用之時文」。129失望之情躍然紙上。劉辰翁（1232-1297，1262進士）
的遭遇也頗類似。他中進士之後，頗有訪客請他講書。但他認為講書者的目的 並非自我標榜，而是使學生有疑，主動來求解。問者可從反覆的詰問中自辰翁 處解惑，而他也可因此獲益，這才是講書的目的。但實際上，「問者嗇矣。何 以待問者渴，而問者嗇也？有得少，而自謂己多者，以時文談經。經者，給時 文上飲河者，驕若不可復進也。」因此頗表怏悶。不僅如此，他還說：「科舉 興，士能時文而止，而時文亦復猥鄙不達。」130這些都是說，當時考生只知道 為了寫時文而讀經典，以為學問盡在此，也以為能作時文足矣，除此之外束書 不觀。明代後期坊刻時文再度大盛，充斥書肆。明清之際的顧炎武（1613-1682）
批評當時讀書人說：「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坊刻時文〕可以取科名，享富貴，
此之謂學問，此之謂士人，而他書一切不觀。」131這樣的現象早在宋代已出現，
126 宋．黃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景印元刻延 祐二年本），卷 7，〈與鄭成叔書．與成叔之子元蕭書〉，頁 385。
127 宋．許棐，《梅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 5，〈送旦上人序〉，頁 1a。
128 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 16，〈青雲峰書院記〉，頁 14a-b。引文中劃線處為 筆者所加。
129 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 16，〈青雲峰書院記〉，頁 14b-15a。
130 宋．劉辰翁，《須溪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 2，〈茶陵陳公俊汲古堂記〉，頁 19a-b；卷 6，〈曾季章家集序〉，頁 38b。
131 清．顧炎武著，徐文珊點校，《原抄本日知錄》（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卷 19，〈十八房〉，頁 472。另參閱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
並非明末的獨特現象。
上述對於時文的描述雖屬負面，卻也反映出考生因準備科舉，深受時文的 影響。南宋士大夫的詩中也有若干顯示其重要性。陸游（1125-1209）的學生戴 復古作詩自況以時文取第的辛酸：「爛茅遮屋竹為床，口誦時文鬢已霜；妻病 無錢供藥物，自尋野草試單方。」132窮儒為了考科舉，妻病無錢醫之狀可謂淒 慘。而林希逸（1235進士）在其詩中形容士子只讀時文，不讀儒書的勢利狀：
「場屋時文百態新，《六經》門戶冷如冰；江湖有客奔馳倦，來問詩書向上層。」133 王柏（1197-1274）則暗諷那些只讀時文不讀書的士人：「襟佩青青白面郎，未 成佔畢已飛揚，深嫌實學規模拙，只把時文日夜忙。志氣崢嶸謀富貴，身心荒 落敗綱常，他年窮達皆無據，卻笑儒冠誤可傷。」134陳藻（生卒年不詳）則說：
「詩社已收風月美，舉場秖用粃糠殘，百錢聊買時文看，容易如君直換官。」135 姚勉（1216-1262，1253進士第一）在考試落榜後自謂：「去歲春風客帝京，西 湖煙雨透清明，蘇堤畫舫春三月，天竺清鐘夜五更。行李裹書歸舊隱，野花沽 酒賞新晴。只緣未讀時文熟，端合山中且菜羹。」136此詩作於淳祐十一年
（1251），兩年後，姚勉以進士第一得解。不知是否係讀熟時文之故。巧的是，
前面提到把王義山從殿試榜首拉下來的徐經孫，也有首詩談到對已中進士的長 孫的期許：「辛勤場屋一書生，六卷時文謾策名，身事兩朝奚所補，恩覃五世 亦何榮。前人慶澤宜豐報，爾輩官曹詎可輕，移孝為忠斯不負，更須勤學紹家 聲。」137徐經孫說只讀了六卷的時文就可考上進士，言下對這種情形頗為輕蔑。
簡而言之，儘管不少士大夫私底下對時文並無好感，但也都無法否認其重要性。
南宋文人在詩作中提到時文，足見時文深植於他們的生活之中。
的生產與流通》，頁 98-99。
132 宋．戴復古，《石屏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 6，〈訪友人家即事〉，頁 3b。
133 宋．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本），卷 7，〈王日起謀請樂軒主席其鄉隱山堂喜以詩贈之〉，頁 20b。
134 宋．王柏，《魯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 2，〈贈吳城〉，頁 21b。
135 陳藻，《樂軒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3，
〈謝余廌鴞聽易惠詩一首〉，頁 13a-b。
136 宋．姚勉，《雪坡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 15，〈次友人示詩集辛亥春〉，頁 4b-5a。
137 宋．徐經孫，《矩山存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 4，〈長孫敏學授承務郎〉，頁 12b-13a。
元儒黃溍（1277-1357，1315進士）提到曾祖黃夢焱在淳祐十年（1250）得 進士前，曾受知於觀文殿學士吳淵（1190-1257，1214進士）。吳淵勸夢焱去考 漕試。但是曾祖很有志氣，以「舉子忙，槐花黃，早已覺壯心之動；時文熟，
秀才綠，要須取本色而歸」為辭而婉拒好意，要以一般的解試入途，不願參加 有特權的漕試。138文中「槐花黃」指的是應考的季節，所以「舉子忙」。根據 趙升（十三世紀人）的《朝野類要》中所說：「本朝之制，文臣自入仕著綠，
滿二十年，換賜緋、銀魚袋。又滿二十年，換賜紫，金魚袋。」139所以「秀才 綠」，是指考上進士。上引「舉子忙，槐花黃；時文熟，秀才綠」應是當時俚 諺。這和前述南宋初年太學中流行的俚諺「不習時文，齒豁目昏」意思相近。
換言之，幾乎所有人都認知做學問是一回事，考進士是另一回事——時文是科 舉考試的必讀物。
這樣的認知即使是理學家也接受了。真德秀（1178-1235，1199進士）任潭 州通判時，寫〈勸學文〉勉勵當地州學生員，學習先賢周敦頤（1017-1073）和 胡安國（1074-1138）二先生之說。除此之外，他也指出，準備科舉之要是每月
「上中二旬當課之日，則於所習之書擿為問目，俾之援引諸儒之説，而以己意 推明之；末旬則仍以時文為課。如此則本末兼舉，器業日充，上足以追續先賢 之正脉，次足以為當世之實用。」140真德秀此言意義重大。學者指出，宋代地 方官學已成了科舉考試的訓練場所，而且時文也是學官教授的重心。此外，書 院雖然是自由講學之地，也和理學的傳播有密切關聯，但舉業也不被排斥。因 此時文是教學重點之一，亦可想而知者。141但是士大夫私底下的抱怨或勸誡，
138 見元．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景印四部叢刊本），
卷 23，〈記高祖墓表後〉，頁 18b-19a。根據朱瑞熙所說，漕試又稱漕舉，「景祐 年間，命各路轉運司類試現任官員親戚。此後形成制度，由轉運司類聚本路現任官 員所牒送隨侍子弟和五服內親戚，以及寓居本路士人、有官文武舉人、宗女夫等，
舉行考試，試法同州、府解試。漕試合格，即赴省試。」見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 卷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4），
頁 501。而這種考試的錄取率要比一般府、州試的通過率要高，因此屬於特權考試。
139 宋．趙升，《朝野類要》（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3，〈爵祿．賜借緋紫〉，
頁 73。
140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景印四部 叢刊本），卷 40，〈勸學文〉，頁 4a-b。
141 見劉祥光，〈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
第 17 期（2000.05），頁 64-65；梁庚堯，〈士人在城市：南宋學校與科舉文化價值 的展現〉，收入劉翠溶、石守謙編，《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經濟史、都市
與在公開場合勸士子要讀時文是兩種不同的情況。真德秀在〈勸學文〉中提及 時文，其含意有如今天縣市首長發文學校，要學生讀課外參考書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