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個人時文集作序的例子在元代依然可見。但元初和宋代社會的情形有若 干不同，其中德祐元年（1275）蒙古軍攻陷臨安，科舉停廢，成為最大的衝擊。
儘管如此，時文稿的流通依然可見。馬廷鸞（1222-1289，1247進士）在至元廿 五年（1288）為其同鄉方景雲的時文集作序。他在文中懺悔當年他有機會知貢 舉，「初與典舉，冬烘，遂失景雲」。110換言之，他第一次主試時，錯失景雲 的文章。這篇序用來彰己之過，並譽揚景雲。第二篇是胡次焱（1229-1306，1268 進士）在大德五年（1301）為其友之父朱伯純的時文集寫跋文。111張伯淳
（1242-1302，1271進士）為謝用和之父謝春塘的時文集所寫的序文，文末說：
「〔他與〕延平謝用和錢塘邂逅，得觀迺翁春塘先生舉業一編……〔春塘〕天 不假年，齎志泉下，遺芳餘馨在其子孫。」112其後謝用和又請元代著名的文學 家與理學家虞集（1272-1348）為其父時文集題辭。113
元儒陳櫟（1252-1334）在延祐二年（1315）元廷恢復科舉後為前宋士大夫 朱草庭（1274進士）的時文集寫序。陳櫟指出：「黙軒朱君彚其先君子草庭先 生程文若干篇，求諸名公序之，亦徵於予。予勉強應命，於今十有六年。已失
110 宋．馬廷鸞，《碧梧玩芳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卷 15，〈題方景雲課稿後〉，頁 4a-5a。
111 宋．胡次焱，《梅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 7，〈跋朱伯純程文〉，頁 1a-2b。
112 元．張伯淳，《養蒙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 5，〈題謝春塘舉業〉，頁 14b。
113 元．虞集，王頲點校，《虞集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題春塘 謝公程文〉，頁 91：「科第因時重，人材致力專，文園尋舊稿，魯壁護殘編。青紫 空遺恨，蟲魚更别箋，運隨麟狩盡，宴託鹿鳴先。獨斷繇今聖，賔興放昔傳，詎聞 深美意，並世一陳前。」
之，再徵於予」。但二寫之稿又燬於火，因此第三度草此文。114可見朱草庭之 子是在科舉恢復前即已倩人為其父之時文集作序。
吳澄為士人吳應予的時文寫了一篇跋文，說他的文章寫得極好，「不特程 文然也，於文能儷語，又能散語……才贍而學周若是，倘命足以符其才，豈有 不遇者哉？」115從這幾句看來，此篇應屬科舉再行後之作。言下之意是，讀吳 之文章者（如官員），如果有機會，請助其一臂之力，讓他有所用於世。
王沂（1315進士）有篇〈科舉程文序〉，提到「徐君勉之集本朝科舉程文，
自延祐（1314-1320）迄至順（1330-1333）凡若干人，經義、古賦、詔誥、章、
表、策凡若干卷」。116可見得這本時文集是因應科舉考試再行後，為市場的需 求而編的作品。
元儒劉詵（1268-1350）「年十二三時，長於宋季程文若律賦、論策，臨文 沛然蔚有老氣。宋之遺老鉅公……一見即以斯文之任屬之。」117他的時文也曾 被刊行，但在回覆晚輩的信中說：「所刊時文，非惟未嘗開口論其是非，亦志 氣衰惰，世念日薄，乃未嘗一過目也。」從全文看來，其時文稿是在元代恢復 科舉後方流通。此外，他在至正二年（1342）秋天為張性善（1281-1341）寫傳，
文中提及張的著作中有「程文藳四卷」。118很不同的是，宋人幾乎不把自己的 時文稿算進自己的著作中，但劉詵替張寫傳，卻列入其中。119這是一個新的現 象，說明時文稿在元代有其不同於宋代功用。
楊維楨（1296-1370，1327進士）寫了篇〈聚桂文集序〉。他說：
我朝設科取士……科文往往有可傳者。然有司大比之所選者，又不 若師儒義試〔即模擬考試〕之所為取為優也。何者？大比之所選，
114 元．陳櫟，《陳定宇先生文集》（清康熙 35 年陳嘉基刊本），收入《元人文集珍 本叢刊》（臺北：新文豐景印本，1985），卷 3，〈跋朱草庭程文〉，頁 295。
115 吳澄，《吳文正集》，卷 63，〈跋吳君正文後〉，頁 8a。
116 元．王沂，《伊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 13，〈科舉程文序〉，頁 12b。
117 歐陽玄，《圭齋文集》，卷 10，〈元故隱士廬陵劉桂隱先生墓碑銘〉，頁 19a-b。
118 元、劉詵，《桂隱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 2，〈張處士性善〉，頁 33a；卷 3，〈答郭芳春〉，頁 22b。
119 王義山說：「余未塵忝時，厭舉子業，每愛先儒。云：舉子業可取科第耳。既壯，
習詞科，十二藁進卷，私擬百餘篇。後因閲吕東莱真西山文集不載所中程文，退而 嘆曰：『文章真小技，於道未為尊，后山不為無見也。』」見王義山，《稼村類稿》，
卷 4，〈宋史類纂序〉，頁 13a。
僅一日之長，而義試之所取則寬以歲月之所得也。……嘉禾濮君樂 閑為聚桂文會於家塾，東南之士以文卷赴其會者凡五百餘人，所取 三十人……皆足以壽諸梓而傳於世也。予與豫章李君一初實主評 裁，而葛君藏之，鮑君仲孚又相討議於其後，故登諸選列者，物論 公之，士譽榮之，即今日之所選者……文會之作，固有補於司政不 少也。斯文鋟梓，濮君又求一言以敘首。120
唐代以降，科舉及第又稱「折桂」，因此刊行《聚桂文集》的目的是為這些考 試表現優異的士人宣揚，而且是由主考官執筆，推薦之意不言可喻。何以如此？
姑無論元代科舉未恢復之前漢人、南人仕進極不易，即使考試再行之後，此二 色人的出路也未見大幅拓寬。簡而言之，元朝鄉試自四色人（蒙古、色目、漢 人與南人）共錄取名額三百人，但每一族群各七十五名。從人口比例以及對漢 學的熟稔程度來說，俱不公平。至會試時，以三比一的原則，錄取一百名，而 且在錄取名額上，也是各族群二十五名的情形。121換言之，元代的漢人與南人 要擠入宦途，須面對空前激烈的競爭。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野有遺才的現象較 宋代更為普遍。楊維楨以主考官的身份寫此序，明顯地希望三十名考生為官員 所知，進而能為所用。下面會較詳細的解釋。
元代科舉停廢時期，時文刊本幾乎全失其功用，遑論銷路。前述歐陽玄的 回憶已清楚顯示這點。但讀了上面在元代科舉尚未恢復前所寫的時文序或跋 文，不免要問：那些時文集作者的後代為何要倩人為其先人的文字作序？最有 可能的原因是和蒙元時期戶計制度中的儒戶有關。根據蕭啟慶的研究，元代儒 戶的設置原是為救濟在北方漢地因戰禍而流離失所的儒生，讓他們與僧、道一 般，享有優免賦役的待遇，另方面也算為國儲材。及至征宋後，此一制度亦行 於江南（南方）。由於蒙元征宋之役不若在北方破壞之大，也由於征宋時已較 知尊儒，因此南方登錄儒籍時，並未如北方須經考試沙汰。而入儒籍的標準是，
凡前宋「登科、發解、真材、碩學、名卿、士大夫」皆得登入，標準相對寬大。
儘管如此，在分揀儒戶時，仍有疏漏。最後決定以至元廿七年（1290）年江南 戶口調查時，由儒戶自行提出的「手狀」（自述及證明文件）為憑，呈交尚書 省查驗後入籍。此外，戶計制度規定每戶須有一人世襲職業，儒戶亦不例外。122
120 明．楊維楨，《東維子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景印四部叢刊初編本），
卷 6，〈聚桂文集序〉，頁 3b-4a。
121 蕭啟慶，〈元代科舉特色新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 本 1 分（2010）， 頁 5-9。
122 蕭啟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的一章〉，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
瞭解這層歷史背景後，就不難理解在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十一月，朝廷宣 布恢復科舉前，那些時文集的用途是可能是用來強化手狀的內容，或是漏入儒 籍而請求補入者的工具。但是這麼說仍不夠清楚，還有賴更進一步的研究解釋。
韓明士（Robert P. Hymes）對元代江西撫州家族聯姻的研究很值得參考。他 提到森田憲司研究宋元時代修譜的情形，指出森田發現現存宋元二代的文集中，
約有二百篇的族譜序，其中大多數來自元人文集。這種不對等的情形也出現於撫 州的文集中。然而查考關於元代撫州族譜序的內容，發現那些族譜序中並未提及 該族在元代是新聚之族，也未提到當時有聚族活動大增的現象。反而是從序中可 見宋元之際，在鄉間的舊族因兵燹而大受摧殘。他們在元代試圖恢復，因此元代 在撫州為數甚多的族譜序這個事實，並不反映當時新族譜的編纂活動。相反地，
從那些族譜序或其他資料裡看來，許多家族在南宋即已存在──甚可追回北宋。
同樣特別的是，那些族譜序大多出自「外人」之手。其中有廿八篇來自當時的名 人如危素、虞集、劉壎與吳澄之筆，而吳澄一人就寫了十七篇之多。這顯示編寫 族譜不是「圈內〔族〕人」之事，反成為一種公開的事業。
他指出，元代的改變是種「文化」上的變化：某些會被談論的社會事實在 前代不曾出現，而且族譜序的撰寫從私人／親族間的作品轉變成公共的文類。
就如同不少人會向社會上的名人索求墓誌銘、書序、贈別序與詩作一般，族譜 序同樣有人索請。為什麼元人會請求那些名人讀他們的族譜，並且寫序？韓明 士認為，請人讀本族的族譜，並請作序，是一種結交地方上有名望、有影響力 的人，且與之建立關係的作法。這就與儒戶的制度有關，有了地方名人的族譜 序，可以證明某個人的確來自儒戶。不寧惟是，韓明士還懷疑，這些名人是當 時能引起地方當局／中央注意的少數管道之一。換言之，地方官都是外地人─
─元代尤其如此。如果他們想瞭解地方情況，或任用地方人士，最好的方式是 詢問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像吳澄、虞集或危素這樣的人正是當地的名人。而如 同把自己的作品呈給名人，是介紹自己一般，把族譜給他們，是向他們介紹自 己的家族與親族。因此請名人寫族譜序一事，具有在地的政治社會功能。123
那麼我們如何看待蒙元社會仍有時文流通的事實？蒙元征服南宋之初，科
那麼我們如何看待蒙元社會仍有時文流通的事實？蒙元征服南宋之初，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