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贄文字自然不可能全被刻成印本流傳，但是這種考試文化到了十三世紀 似乎有了新發展。此處有必要略提科舉考試背後的文化與政治背景。前面談過，
北宋後期與南宋初期的黨爭激烈，影響了科舉考試。程學在南方的傳播受政治 的侷限。秦檜死後，情況有所改善，但直到孝宗時代（1163-1189），黨爭的陰 影始終揮之不去。屆至寧宗慶元年間（1195-1200）爆發慶元黨禁，朱熹一派理 學人士遭列「偽學黨籍」，被逐出朝廷，或貶官，或放逐，相關著作被禁。根 據魏希德（Hilde de Weerdt）的研究，黨爭與黨禁對科舉的一個重要影響是出 題方面避免出與時政有關的題目，以免引起爭端。隨著黨禁在十三世紀初逐漸 解除，程朱理學在士人間的影響力日益提高；而且理學人士在朝廷中也漸獲重 要職位，對科舉的發言權也增大。因此在出題方面，受朱熹的影響──因為他 生前給學生出時事考題，策題曾出現與時政有關者。但是如此一來仍非沒有觸 犯當道的顧慮。此種顧慮一直要到淳祐元年（1241），理宗（1225-1264在位）
下令二程與朱熹入祀孔廟，策題才以論述時政為主。魏希德還提及，十三世紀 以前，科舉考試中很少出現質疑經、史、子等典籍中的一段文字，指定考生論 述，而這正是理學家要學生仔細思考的地方。但是到了十三世紀，這樣的考題 於焉出現。這表示理學在科舉考試內容的影響力有所升高。儘管如此，在端平 二年（1235），嘉熙二年（1238）和淳祐元年（1241）的省試中，得狀元的卷 子並未特別與理學有關。但在淳祐四年（1244）的考試中，情形為之一變，省 試第一名的答卷和理學相關；1250年代的三次省試狀元答卷，也都和理學相關。
理學可謂從此佔據了科舉的舞台。93
簡述十二世紀前半葉到十三世紀中葉的演變後，我們比較能理解下面這個 例子。太學生鄭玠（1244進士）於嘉熙四年（1240）將其所寫的策文集結成書，
請李昴英（1201-1257，1226進士）寫序。李稱讚說，一般人寫時文，考科舉，
只想及第，但是鄭玠卻在答策中直言不諱：
極言天下事，皆有關於君德，有禆於世道。方鯁論崛起，與國論爭 鋒，禍且不避，寧得失計耶？胸中所存，定非尋常諸生拔尺寸比，
是真不負皇朝淑養之意。衡文者拔其尤，則公論猶未泯，可爲斯文 賀。君其堅此志勿渝，厚其養勿餒，大建立於世，垂聲名無窮。毋
93 見de Weerdt,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331-336, 345-373.
使人曰：「此徒議論之士。」吾黨所望也。94
序文中「毋使人曰：『此徒議論之士』」的「人」指的應當是讀這些文字的人。
可見鄭玠有意出版這些文字，提高知名度。上世紀他的前輩如陳善，樓鑰（甚 或王十朋）等所做的是投贄平日所作的時文。為什麼他要再向前一步，刊印個 人時文？或許求利是原因之一，但想讓其他官員瞭解其人及其風格同樣是主因 之一。刊印個人作品可以流傳得更廣，何況鄭是太學上舍生。95不過李昴英在 序中說「毋使人曰：『此徒議論之士』」，對鄭玠要刊印其作品並沒有任何驚 訝之意，也反映當時刊印個人時文作品之舉並非罕見。這種作法是否延續北宋 後期利州考生自印時文作品（見上一節），尚待進一步考究。然而個人時文作 品有了知名官員的序文，效果可能不同。鄭請李寫序，必然知道李是寶慶二年
（1226）殿試的探花。無論是就市場銷路，或是當成投贄文字，訴求力更強。
其次，李昴英在序中的讚譽非常，使他更與眾不同。前面說過，策題要和時政 關係密切，而毋須顧慮政治上的效應，須到淳祐元年（1241）理宗下詔將二程 與朱熹入祀孔廟後才受保障。而序文中李昴英盛讚鄭玠「方鯁論崛起，與國論 爭鋒，禍且不避，寧得失計耶？」這是很高的讚譽。換言之，在沒有保障之下，
鄭玠居然放言高論，勇氣可嘉。結果鄭在淳祐四年考上進士。說不定這本時文 冊子真的幫上忙了。
李昴英另外替許孟翀的殿試廷對策寫跋文。許在廷試中排名第七，李稱讚 他說「士初試大廷，多未脱時文氣，讀許孟翀對藁體製全似奏疏」。又說：「然 歷國初以來，三百年間名公鉅卿由第七人者絶少。若有所待，勳業與名節俱不 朽，深有望焉。」96許孟翀的仕途是否更上一層樓，無法確知。但他刊印其作 品的確意有所指，是可想而知：雖然他廷試得第七，但仍自認為對策寫得不錯。
我們也可以想見，他至少可以把李昴英的跋文在親戚、朋友與同事間流傳。
文天祥（1236-1283，1256進士第一）的老師歐陽守道（1209-1273，1241
94 宋．李昴英，《文溪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4，〈題鄭上舍玠大學策藁〉，頁2a-b。有關鄭玠生平，略見昌彼得、王德毅、程 元敏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頁3652。
95 太學三舍法在南宋仍被採行。太學生先就讀於外舍，其學與行通過考評後，升入內 舍。再通過考評後，升入上舍。如果在上舍表現優異，即授以進士頭銜。據研究，
有些人的確是由些途徑獲取進士，其他人仍須參加省試。因此太學上舍生員的頭銜 原本就有助於時文刊本的銷路。有關三舍法，略見王建秋，《宋代太學與太學生》，
頁66-67。
96 李昴英，《文溪集》，卷4，〈跋許廣文一鴞廷對〉，頁2b-3a。
進士）也有一篇為策問而寫的序文：〈擬解試策序〉。策稿的編寫人是同縣（廬 陵）的劉景豐，其中收錄劉景豐和同窗的策問。守道在序文中說明：「詔舉進 士之歲，吾鄉諸齋擬策四出，其間有志當世者亦書策可行，孰謂非誼之流亞歟？」
「擬策」是考試前，學生或教師擬策題回答，類似今日的模擬考試。守道所說 的情形很不尋常，要考科舉那年，地方諸生都會寫策文予以刊行。他又說：「擬 策者出於窮澗頺壁之下，兄弟師友不朝夕溫飽之間，相向輒言曰：『上心若何 正？東宮若何教？民病若何甦？邊憂若何解？』一得其説，細書盈紙，出入經 史典故、古今格言，而潤色之以文采。」因此如果當軸能得知答策所說，轉呈 其意見給皇帝，就可能發揮作用。如果此路不通，擬策刊印流布，為其他考生 閱讀，自己的意見成為那些及第者的看法，轉而讓考官得知，豈非善事？而他 們受皇帝詔見時，能不以陳腐之論應對，也不負其食君祿。97因此，守道不但 不以為刊刻那些作品是在尋求知名度，反而稱讚是有益世道之舉。他的看法是 否太理想化，實難斷言，但那些士人出版時文冊子，投贄文字的心態不問可知。
這些時文有了當地知名士大夫的背書，更可引起別人的注意。
歐陽守道另有〈省題詩序〉是寫給一位朋友「壽翁」的集子。從序文看來，
也從「壽翁」的稱謂看來，這位老先生並未得進士。但守道稱讚其省題詩：「予 歎此詩幼學之所從事。而書市所刋，或雜以輕薄子鄙褻語，口授之業不為删擇，
或反賞愛其流麗，而使效習之。如此而責以習尚莊謹，不可得已，是亦賊夫人 之子。」98壽翁未有進士功名，仍不妨礙出版其考試作品。有了守道的推薦，
更可以和書肆的類似刻本一爭高下。另一方面，刊刻自己的作品，也顯示其中 的文字有可學習摹仿者。
文天祥是寶祐四年（1256）殿試狀元，知名度不言可喻。他為在太學考試 名列第三的李彝甫的殿試策寫跋文。特別的是，求文者係李之弟子，非其本人。
全文引出如下：
三代以下無良法取士者，因仍科舉，不能變士，雖有聖賢之資，倘 非俯首時文，無自奮之路，是以不得不屑於從事。而其所謂文，蓋 非其心之所甚安，故茍足以訖事，則已矣。豐城李君彛甫有文學旦 評所尊稱，晩乃屈就南廡試，名在第三，衆共惜之。門人好事者取 君所對策，刻諸梓，予得而讀之，君信能事矣。然由君言之，當時 寸晷之筆，何啻芻狗。君姑借此脱韋布，蓋將有所行於時，而豈以
97 宋．歐陽守道，《巽齋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卷9，〈擬解試策序〉，頁12b-13b。
98 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10，〈省題詩序〉，頁6b-7a。
是為有餘哉！此非好事者之所得知也。君非碌碌，意積蓄必有深厚，
故予獨探其心表而出之99
這篇跋文寫得有褒有貶。李彝甫的門人刊行其殿試策，有意彰顯其師文章出眾，
而刊印本也應該會在李的親友、門徒，甚或同僚間流傳。當然，其中不無利益 的考量。但是文天祥卻反過來教訓那些「好事者」——這個辭就透露言下之意，
李彝甫的這些文章不算太好；重要的是其中所懷，你們這些「好事者」根本看 不出彜甫志在千里。
然而有的人出版時文稿另有用意。文天祥替前一小節所提的王義山之博學 宏詞科擬搞寫跋即為一例。宋代科舉考試至北宋中後期，以經義、策、論為尚，
王義山「登進士乙科，調永州司戶參軍，意若不自滿，謀卒業以大科致身」。
但文天祥安慰他說：「一命以上皆將有世道之責，子歸而求之，他日中興太平 之盛，所謂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以與三代同風者，安知責不在子？而正不必曰 吾不得志於進士，而退為是也。」100而根據王義山自己的說法，他在景定二年
（1262）廷對時，「覆考祕書文公天祥批第一等，上擬擢在首選，時給事侍郎 徐公經孫（1192-1273，1226進士）為詳定同邑人也，他有所主，先得某所獻策，
以極言時事抑之乙科」。101王義山因直言受抑，難怪有所不滿。其稿附上文天 祥的跋文，表達當年受抑之屈。由此可見，儘管理學已佔據科舉出題的方向，
在答策中批評時政並非沒有風險。不僅如此，義山替周必大的時文集寫跋文，
文中對必大的程文頗有議論，批評說：「益公〔周必大〕程文殊有可議，如〈繡 衣鹵簿記〉……記中所欠，謂之博學可乎？」又說：「此科得人不皆大人物也。」102
文中對必大的程文頗有議論，批評說：「益公〔周必大〕程文殊有可議，如〈繡 衣鹵簿記〉……記中所欠，謂之博學可乎？」又說：「此科得人不皆大人物也。」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