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在臺灣的韓戰記憶當中受紀念的主體（人物）來分析，臺灣的 政府與人民並未直接（或公開的）涉入韓戰，在地理位置上韓戰的戰 場也距離臺灣甚為遙遠。雖然有少數的軍中翻譯官是美軍與中華民國 政府合作在臺灣挑選而派往韓戰的戰場，但他們的參與一直到近幾年 才得到公開。105所以在1953 年以後，在臺灣唯一被作為韓戰記憶當 中受紀念主體的人就只有在1954 年從韓國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營 前送來到臺灣的一萬多名「反共義士」。106自1954 年以來，在臺灣的 韓戰論述多以反共（義士）為主軸，而依此延伸出來以紀念慶祝反共 義士來臺的「一二三自由日」則持續地被作為建構並強化韓戰記憶以 及反共意識形態的主要活動。特別是對中華民國政府而言，反共義士 被塑造成為韓戰記憶的核心，反共義士的來臺則被視為等於反共戰爭 的勝利。而最重要的是，反共戰爭的勝利則代表著中華民國政府得
105 請參見幾位當事人的回憶錄：黃天才：《我在38 度線的回憶》；陸以正：
《微臣無力可回天─陸以正的外交生涯》。
106 近年來已經有了以下的學術探究成果：沈幸儀：《一萬四千個證人：韓戰 時期「反共義士」之研究》（臺北：國史館，2013 年）；馬國正：《反共、
恐共、恐國？韓戰來臺志願軍戰俘問題之研究》；周琇環：〈韓戰期間志願 遣俘原則之議定（1950-1953）〉，《國史館館刊》第 24 期（2010 年 6 月），
頁45-88、〈接運韓戰反共義士來臺之研究（1950-1954）〉，《國史館館刊》
第28 期（2011 年 6 月），頁 115-154。
以繼續對內對外宣稱自己是中國（包括臺灣）唯一的合法政權。因 此，我們可以說1950 年以來在臺灣對韓戰的記憶，與反共意識形態 以及國民政府的統治正當性之間存在著一種共生共存的（symbiotic）
關係。也因此，即使在前述的1970-1980 年代，雖然韓戰的「反共義 士」不再被賦予如1950 年代的重要意義，「韓戰」在國民政府對反共 相關的論述與歷史記憶建構之中還留有一席之地。
但是自1990 年代開始，臺灣的政治環境產生了巨大的改變，臺 灣也進而經歷了快速而巨大的身分認同轉變。一方面，臺灣國內興起 了民主化的要求，以及語言、文化和教育的本土化。1990 年代中開 始的各種政治改革（特別是1996 年開始的總統直選）以及教育文化 方面的改革（特別是《認識臺灣》教材的編撰與採用），快速地促成 了臺灣的大眾─特別是當時正在就學的1980 年代末之後出生的一 代─開始以「臺灣」（而非「中國」）為政治認同的對象。107而在此 同時，另一方面外在則有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在這樣的變化之下，
臺灣人民的想法和主張促使中華民國政府改變已經奉行了幾十年的兩 岸政策：先是開放了臺灣人前往大陸探親，之後更進一步的終止了
「動員戡亂時期」，不再將「反共」和「反攻（大陸）」作為國家的目 標。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以臺灣為主體的政治與身分的認同。
新的身分認同則需要新的集體記憶。在這樣的變化脈絡之下，從 1950 年開始在臺灣以「大中國」的身分認同為基礎所建構起來的歷 史記憶也就會受到檢討甚至拋棄，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以「反共」為主 軸的韓戰歷史記憶。如歷史學者黃克武所論，「一二三自由日」在解
107 相關的研究可以參見Stephane Corcuff, ed., Memories of the Future: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Taiwan (Armonk, New York and London: M.E. Sharpe. 2002) 。特別是其中的 Stephane Corcuff, “The Symbolic Dimension of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73-97, Chia-Lung Lin, “The Political Formation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219-239, Rwei-ren Wu, “Toward a Pragmatic Nationalism,” 196-213。
嚴之後迅速的失去了其原有的反共意義。108特別是在政治的層面上，
韓戰的記憶原來從1950 年代以來一直有助於強化中華民國政府的反 共意識形態以及統治正當性，也因而得到不斷地複製。但是對2000 年以後在臺灣執政的民主進步黨（以及同樣的，對2008 年之後重新 執政的國民黨）而言，它的統治正當性完全來自臺灣的民主選舉，與 過去國民黨政府所仰賴的反共意識形態，或是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 權」的主張完全沒有關聯。在這樣的變化之下，過去以「反共」為訴 求的韓戰記憶也就失去了它的價值。
研究歷史記憶的著名學者John Gillis 曾經指出，新的集體記憶 是在具有「協調性的遺忘」（concerted forgetting）當中所建構而成 的。109根據這個觀點，本文要更進一步指出的是，過去從1950 年開 始在臺灣以「反共」為基礎所建立的「韓戰」歷史記憶，在1990 年 代以來就是在這樣一種具有「協調性的遺忘」當中迅速地消退。1990 年代以來，臺灣官方雖然仍然行禮如儀的每年舉辦「自由日」的相關 紀念活動，但是過去所堅持的「反共」早已成為歷史，而關於韓戰的 論述也幾乎完全消失。在此「協調性的遺忘」之下，作為反共戰爭代 表的「韓戰」，更失去了在大眾的歷史記憶中的地位。即使臺灣的官 方仍然偶爾在特定的時間舉辦有關韓戰的紀念活動─例如在2004 年（民主進步黨的）陳水扁政府曾經舉辦過一系列的紀念活動─但 是這樣零星的對韓戰的「再現」，都難讓韓戰再次成為臺灣集體記憶 的一個重要部分。
108 黃克武：〈一二三自由日：從一個節日的演變看當代臺灣反共神話的興 衰〉。
109 John Gillis, “Introduction: Memory and Identity: The History of A Relationship,” in John Gillis, ed. Commemoration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