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觀念史集刊編審委員會
中華民國103年12月
December, 2014第 七 期
從「我們的」戰爭到「被遺忘的」戰爭：
臺灣對「韓戰」的歷史記憶
藍 適 齊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the Korean War
in Taiwan
從「我們的」戰爭到「被遺忘的」戰爭：
臺灣對「韓戰」的歷史記憶
藍 適 齊
*摘 要
作為對臺灣近現代歷史影響最大的歷史事件之一，韓戰在近年來 卻成為了一個被忽略的歷史課題。本文結合史料與「歷史記憶」研究 方法，從歷史脈絡中來分析韓戰記憶在臺灣的變化。以中華民國官方 所發行的《中央日報》以及當時所舉辦的各種慶祝紀念活動為焦點， 本文首先分析1950 年代臺灣的官方論述如何把「反共義士」建立成 韓戰集體記憶中的核心，進而塑造韓戰為國民政府反共勝利和中（華 民國）韓兩國情誼堅固的象徵。本文更進一步指出，臺灣的韓戰歷史 記憶在1960 年代之後出現了顯著的改變。隨著官方反共論述的「世 界化」與「抽象化」以及臺灣國際局勢的轉變，韓戰的「反共義士」 不再被賦予如過去的重要意義，而形塑「韓戰」作為集體記憶的活動 與報導更是迅速地消退。而時至1990 年代，由於臺灣身分認同的改 變，以及臺韓關係與臺灣對韓國態度的改變等因素，韓戰相關的紀念 活動多被忽視甚至全面停止消失，韓戰也就在具有「協調性的遺忘」 之下快速地從大眾的記憶中退場。戰後這六十年來韓戰記憶在臺灣的 * 作者現任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興衰變化，正反映了歷史記憶隨著身分認同改變的現象，更清楚顯現 了歷史記憶作為一種主觀性的對當下政治社會現實的再現。而本文對 「韓戰」歷史記憶在臺灣的建構與變化所作的分析，同時也說明了歷
史記憶與政治觀念之間相互的影響。
War in Taiwan
Lan Shi-chi
Abstract
In modern Taiwanese history, the Korean War is one of the most crucial events. However, it has rarely been discussed in present-day Taiwan.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such a significant event was remembered and then forgotten in collective memory over the past sixty years in Taiwan.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Korean War became known and commemorated in Taiwan in the 1950s. It finds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the Korean War was widely represented through state media and mass mobilization as a symbol of Republic of China (ROC)—(South) Korea solidarity and ROC/Taiwan’s own victory over communism. At the height of ROC’s fight against communism, memory of the Korean War—centered on the arrival of more than 14,000 Chinese prisoners of war or later known as the “anti-communist righteous heroes” in 1954—became the base on which the ROC government strengthened its ruling legitimacy in Taiwan. This paper then examines the remembrance of the Korean War between the 1960s and the 1980s. It finds that following the diplomatic setback and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of the ROC throughout
this period, the (memory of the) Korean War lost its significance into the official “anti-communism” discourse and became marginalized in collective memory in Taiwan. Furthermore, since the 1990s, with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aiwan-base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deterioration of ROC-Korea relationship, very limited narratives or activities continue to commemorate the Korean War. Under what is known as “concerted forgetting”, the Korean War became the “forgotten war” in Taiwan. The changing memory of the Korean War in Taiwan as analyzed in this paper illustrates how historical memory has been shaped by present-day political concerns; at the same tim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ideas have been shaped by historical memory.
Keywords: the Korean War, historical memory, Republic of China (ROC) government, “anti-communist righteous heroes”
從「我們的」戰爭到「被遺忘的」戰爭：
臺灣對「韓戰」的歷史記憶
*藍 適 齊
一、前言
在韓戰爆發滿六十周年的2010 年，臺灣的一份報紙是這麼評論 韓戰對臺灣的影響的： 其實，臺灣應該感謝韓國，六十年前韓戰爆發，使美國放棄坐 視不管的政策，派出第七艦隊協防臺灣，使得臺灣未落入中共 魔掌。臺灣人民固然討厭蔣介石政權，但兩害相權取其輕，若 是當時臺灣被中共佔領，臺灣人民的命運一定會比在兩蔣統治 下更悲慘。更重要的是，臺灣縱然被兩蔣這個外來政權佔領， 但國民黨實際上已無法回去中國，因此歷經政治改革與經濟發 * 本文部分內容曾經宣讀於「冷戰亞洲的誕生：新中國與韓國戰爭」國際研 究會（首爾：聖公會大學主辦，2013 年 3 月 8-9 日）；筆者要感謝在會上 惠賜意見的多位學者，特別是促成此項研究的任佑卿教授。另外，筆者 要感謝《東亞觀念史集刊》的多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建議，以及政治 大學楊文喬和藍萱所提供的協助。本文為科技部一般型研究計畫「『臺籍 戰犯』、帝國崩解 、與戰後國際秩序的重構：臺灣二戰史與『殖民戰爭責 任』的新思考，以及一併進行的建立『臺籍戰犯』資料庫」（計畫編號： NSC103-2410-H-004-210-）之部分研究成果。展後，更加確立臺灣主權獨立的地位。若是美國袖手旁觀，等 待塵埃落定，臺灣恐怕會慘遭中共蹂躪，淪為中國的一部分， 無法翻身。因此，戰爭行為固然不值得鼓掌，但韓戰的發生確 實救了臺灣。1 的確，韓戰可以說是近代影響臺灣發展最重要的戰爭，特別是對 兩岸關係方面。即使比較具有反思的臺灣學者也不否認，韓戰扭轉 了1950 年迄今的兩岸關係。例如歷史學者張淑雅，在其 2011 年出版 的《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一書中，就對此論點提出了更 為深入的反思。她認為「美國並未因為韓戰爆發或中共介入，就決定 要拯救國府」。但是，在書末她也表明「無意完全否定『韓戰救臺灣』 的論斷」，而提出「比較貼近事實的說法是，韓戰給了國府一個拯救 自己的機會……因此也給了臺灣一個不被中共接管的機會」。2如同上 述所論，韓戰使得中華民國政府得以在臺灣維繫它的政權，也形塑 了我們今天所熟知的臺灣海峽兩岸分治（也對峙）狀態。因此，雖然 臺灣並未直接參與韓戰， 3但是從國際政治 兩岸關係發展的角度來 看，韓戰都應該被視為對臺灣近現代發展最重要的戰爭之一，也是在 （二）戰（以）後對臺灣影響最大的歷史事件之一。 1 〈自由評論：韓戰救了臺灣〉，《自由時報》，網址：http://www.libertytimes. com.tw/2010/new/may/27/today-f1.htm，檢索日期：2012 年 12 月 10 日。需 要指出的是，在臺灣的主要報紙當中，《自由時報》被認為在意識形態上 是比較傾向「綠」的。見林麗雲：〈變遷與挑戰：解禁後的臺灣報業〉， 《新聞學研究》第95 期（2008 年 1 月），頁 183-212。在該報的版頭也特別 以「臺灣優先，自由第一」等文字，標明主張「臺灣本土意識」的立場。 2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臺北：衛城出版社，2011 年），頁252-254。「國府」一詞現在多用「中華民國政府」代替，但是本 文中引用原文時仍保持「國府」一詞。 3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韓戰期間中華民國政府確實曾經透過非官方的方 式，與美國合作參與了後勤與情報等工作。請參見幾位當事人的回憶錄： 黃天才：《我在38 度線的回憶》（臺北：印刻文學出版社，2010 年）；陸 以正：《微臣無力可回天─陸以正的外交生涯》（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 司，2002 年）
韓戰的停戰協議在2013 年屆滿六十年。此時正是一個非常有紀 念意義的時刻，來重新檢視韓戰在臺灣歷史上的意義。但是當我開始 蒐集相關資料的時候卻發現，雖然國際學界對韓戰的研究仍然非常熱 烈， 4臺灣對韓戰的研究或討論卻非常有限。除了上述的評論與著作之 外，臺灣對韓戰的研究大多是有關戰略安全的議題， 5或是回憶錄性質 的著作， 6少有論及韓戰對臺灣的影響與其歷史意義。7而在大眾媒體 中，對韓戰的討論或公開的紀念更是罕見。可以說近年來在臺灣，韓 戰似乎已經成為一個被忽略的歷史課題。對今天在臺灣的大眾來說， 有許許多多更為熟悉的戰爭，諸如在中小學課本裡面一定會不斷強調 的「鴉片戰爭」、「八國聯軍」（或稱庚子拳亂）、「甲午戰爭」、中國的 抗日戰爭（1937-1945）等等，或是因電影《賽德克巴萊》在2011-2012 年上映後而引起更多興趣的「霧社事件」（1930）。相比較之下，距離 今天比較近的韓戰反而似乎在認識上是一段比較遙遠的歷史。 為了更廣泛地了解當代臺灣社會對韓戰的認識，我在2013 年曾 經在自己的課上設計進行了一個小小的「實驗」，調查大學生對韓戰 的歷史認識，特別是韓戰的「歷史重要性」以及「對臺灣的歷史意 義」。8對象是在「臺灣史」（歷史學系的必修課）課上的學生，其中 4 參 見 張 淑 雅：〈 近 二 十 年 來 的 韓 戰 研 究 概 況 〉，《 近 代 中 國 》 第137 期 （2000 年 6 月），頁 105-116。 5 參照董致麟：《韓戰爆發前後蘇中（共）美互動之研究（1945-1951）：認 知理論的觀點分析》（臺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 年）；劉維開：〈蔣中正對韓戰的認知與因應〉，《輔仁歷史學報》第 21 期（2008 年 7 月），頁 253-282。 6 例如邵毓麟：《使韓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 年）；王東 原：《王東原退思錄》（臺北：正中書局，1992 年）。邵與王曾先後擔任中 華民國駐韓國大使。另外，參見本身為反共戰俘的高文俊所著：《韓戰憶 往：浴血餘生話人權》（臺北：生智文化公司，2000 年）。 7 少數討論韓戰紀念的學術文章，請見黃克武：〈一二三自由日：從一個 節日的演變看當代臺灣反共神話的興衰〉，收於國史館編：《一九四九年 ─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0 年），頁 643-677。 8 詳細的內容，請參見本文最後的「附錄：學生調查」。在此，作者要特別
大多數都是歷史學系大學部的學生。「實驗結果」顯示，在未經提示 的情況之下，回答韓戰是「歷史上重要的戰爭」的比例低於10% 。 經過表列提示十個與臺灣有關的戰爭後，認為在其中韓戰對臺灣歷史 影響的重要性排名前三的比例，升高到40% 左右。最後，學生回答 帶有最直接明顯提示的問題：「如果1 代表在臺灣歷史上最重要的戰 爭，10 代表重要性最低的戰爭，你會給韓戰排第幾？」結果，認為 韓戰的重要性排名前三的比例更升高到60% 。 學生回答的結果顯示，在被要求直覺反應的時候會想到回答「韓 戰」的比例，與經過提示或思考之後會想到回答「韓戰」的比例有 非常巨大的落差。後面兩個部分的作答結果顯示，在經過提示或思考 之後，其實大多數的學生都認為韓戰是對臺灣歷史影響比較重要的戰 爭。那麼，為什麼在一開始的回答中韓戰沒有得到應有的肯定？很明 顯的，雖然學生在知識面上都知道韓戰對臺灣歷史的重要影響，但是 韓戰並不是一個常常會被提到或討論或得到紀念的戰爭，以至於在最 直覺反應的時候，韓戰這麼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會被嚴重的忽略。 那麼，臺灣的學校課本又是如何討論韓戰？在目前臺灣所採用的 學校課本中，韓戰當然是在近現代歷史當中會被提及的一項歷史事 件。但是仔細閱讀後就會發現，多數課本對韓戰的描述都相當簡短， 而關於韓戰的歷史意義，更少有與臺灣相關的闡釋。以國中的課程為 例，在此階段並沒有獨立的「歷史」科目，與歷史相關的內容多在 「社會」此科目當中。分析社會課本的內容，幾個比較廣為採用的版 本在第1 冊、第 4 冊、以及第 6 冊中都會提到韓戰。第 2 冊是在「戰 後臺灣的外交與兩岸關係」的主題（也是歷史脈絡）下介紹韓戰，主 要的內容多是「韓戰爆發，美國為防止共產勢力擴張，派遣第七艦隊 協防臺灣海峽」；爾後，在1954 年「美國和我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 約」，正式「將臺灣納入東亞反共防衛體系內」。9這樣的描述確實向 感謝當時就讀於中正大學並參與此項調查的學生們。 9 林能士等主任委員，于珊、王良卿等編撰：《國民中學社會課本（第二
讀者介紹了韓戰此一事件，但是論述的主體為美國，而並非以臺灣為 出發點；內容並未明確指出韓戰或美國介入對臺灣具體的影響，也未 討論臺灣（官方或民間）對韓戰的反應。在第4 冊中則是在「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建立」這個主題之下，提到韓戰爆發之後中共在「抗美援 朝」的號召之下派出志願軍參戰。10雖然再一次的介紹韓戰，但是論 述的主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未闡述臺灣的回應或是對兩岸關係的 影響。而在第6 冊中又再一次的討論韓戰，主題和歷史脈絡是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的國際情勢。其中論述的重點為二戰後分裂的朝鮮半島、 蘇聯的角色、美國與聯合國的介入，以及1953 年以北緯 38 度線為界 的停戰協定等等。11 以上的分析顯示，雖然國中課本再三地討論韓戰，但是綜觀其中 的論述，卻都並非從臺灣的角度出發。雖然這些課本的內容都確立韓 戰作為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也表明韓戰對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 東亞國際關係都有其重要性；但是，相關的論述卻並未建立韓戰與臺 灣的關聯性，更未探討韓戰對臺灣的歷史意義。 臺灣在高中課程中則有獨立的「歷史」科目。歷史課本也必然會 冊）》（臺南：翰林出版公司，2011 年），頁 101；江筱婷、李佩錕、洪 立建等編撰：《國中社會課本（第二冊）》（臺北：康軒文教公司，2012 年），頁108；王秋原等主編，李其芃、邱德慈等編撰：《國民中學社會 （第二冊）》（臺南：南一書局，2012 年），頁 109；王秋原等主編，李其 芃、邱德慈等編撰：《國民中學社會（第二冊）》（臺南：南一書局，2014 年），頁111。 10 林能士等主任委員，于珊、王良卿等編撰：《國民中學社會課本（第四 冊）》（臺南：翰林出版司，2012 年），頁 126；江筱婷、李佩錕、汪盟烽 等編撰：《國中社會課本（第四冊）》（臺北：康軒文教公司，2013 年）， 頁134；王秋原等主編，李其芃、邱德慈等編撰：《國民中學社會（第四 冊）》（臺南：南一書局，2013 年），頁 120。 11 林能士等主任委員，于珊、宋幸蕙等編撰：《國民中學社會課本（第六 冊）》（臺南：翰林出版公司，2013 年），頁 94；江筱婷、洪立建、徐靜欣 等編撰：《國中社會課本（第六冊）》（臺北：康軒文教公司，2014 年）， 頁84；王秋原等主編，李其芃、邱德慈等編撰：《國民中學社會（第六 冊）》（臺南：南一書局，2014 年），頁 86。
討論韓戰。但是，許多高中歷史課本對韓戰的描述─無論是討論 的脈絡、內容，或是論述的角度，與以上所分析的國中課本都大同小 異。12這樣的高中課本雖然提供了比較多的歷史資訊，但是在建立對 韓戰的歷史認識的「框架」這方面， 13可以說只是延續國中課本。以 上的分析顯示，臺灣的課本確實傳達了某種對韓戰的認識，但是在這 樣對韓戰的歷史認識當中卻看不到多少與臺灣的關係。換句話說，在 學校課本中，韓戰似乎並不被作為臺灣自己重要的歷史記憶。14 上述對學生的「實驗結果」當然是一個非常初步的觀察，班上非 常有限的學生人數也不具任何抽樣的統計效力；學校的課本也僅是建 立歷史認識的諸多媒介之一，不足以代表臺灣社會的（主流）想法。 12 例 如 賴 澤 涵 主 編， 蔡 怡 邦、 王 宇 等 編 撰：《 普 通 高 級 中 學 歷 史（ 第 一 冊）》（臺北：全華圖書公司，2012 年），頁 178；林能士主編，施志汶、 張素玢等編撰：《高中歷史（第一冊）》（臺南：南一書局，2012 年），頁 170-171、174；林能士主編，楊維真、王良卿等編撰：《高中歷史（第三 冊）》（臺南：南一書局，2013 年），頁 98；林能士主編，陳秀芳、吳翎君 等編撰：《高中歷史（第四冊）》（臺南：南一書局，2014 年），頁 164。 13 此處我參照了最近學者們對臺灣／東亞的歷史認識與「戰爭之框」的討 論，參見汪宏倫：〈導論 把戰爭帶回來！─重省戰爭、政治與現代社 會的關聯〉，收於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臺 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 年），頁 1-34、〈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 對日本、中國、臺灣的考察〉，收於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 歷 史、 主 體 經 驗 》， 頁157-225；藍適齊：〈可悲傷性，「戰爭之框」與 臺籍戰犯〉，收於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 頁393-433。 14 只有少數的高中課本在關於韓戰的討論中，加上了比較多以臺灣為出發點 的分析。例如，在臺灣二次大戰後的政治發展此脈絡下，強調在被納入美 國的防禦體系之後，臺灣得以「暫時減輕中華人民共和國帶來的武力威脅 壓力」；透過史料來帶領學生思考，韓戰爆發之後美國外交政策的轉變， 「對臺灣的影響為何？」以及在「臺海兩岸關係變遷」的脈絡下，指出因 為韓戰的爆發與美國的介入，中共「忙於抗美援朝，暫時無暇於臺海生 事」等等。參見薛化元主編，李明仁、李福鐘等編輯：《普通高級中學歷 史（第一冊）》（臺北：三民書局，2012 年），頁 174-175；李福鐘、古偉 瀛、王世宗等編著：《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第三冊）》（臺北：三民書局， 2013 年），頁 106。但是，由於這些分析的篇幅非常有限、又分散於不同 章節，難以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框架」來認識或探討韓戰對臺灣的歷史 意義。
但是，從歷史記憶研究的角度來看，透過對學生的「實驗」以及對學 校課本內容的分析，我們確實能夠觀察到臺灣（至少部分）的社會大 眾對韓戰的歷史認識。更重要的是，學生的反應與課本中所描述傳遞 的歷史認識有相當的一致性。本文並無意作過度簡單的推論，認定 是學校課本造成學生的歷史認識；學者的研究早已指出，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y）的形成牽涉甚廣，絕非單一因素所致。15但是這 樣的結果足以顯示，臺灣對韓戰的「忽略」並非個別的現象，而是有 其結構性的脈絡。由此衍生的問題是：臺灣對「韓戰」的歷史記憶 是什麼？韓戰這樣一個對臺灣近現代發展影響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 究竟在臺灣是如何被認識的？尤其是在戰後（嚴格來說是1953 年停 火之後），韓戰在臺灣被賦予了甚麼樣的歷史意義？初步的歷史考證 發現，其實在1950 年韓戰爆發以後，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韓戰可 以說是在臺灣最受到關注與紀念的戰爭。但是韓戰在臺灣社會的集體 記憶當中的地位，卻在過去的六十多年間歷經了相當劇烈的變化，從 「無所不在」變為幾乎「無處可尋」。這當中的變化原因又是什麼？究 竟韓戰是在何時，又是為什麼會受到臺灣社會的忽略和遺忘？本文將 嘗試著從歷史脈絡的變化，結合近年來在歷史研究中備受關注的「歷 史記憶」研究方法，來回答以上的這幾個問題。
15 Wurf Kansteiner, “Finding Meaning in Memory: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二、
1950 年代臺灣的韓戰集體記憶
本文將以中華民國官方所發行的《中央日報》的報導為代表， 16 來分析臺灣社會對韓戰的認識跟記憶是如何的被建構出來的。雖然臺 灣在過去的六十年間有許多的報紙與其他媒體，但是對本文所分析 的1950 至 1980 年代，在威權戒嚴的統治體制之下，作為官方媒體的 《中央日報》對形塑集體記憶的影響力與重要性都遠高過其他的報紙 或媒體。因此本文將分析的焦點放在《中央日報》。 事實上在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以前，剛撤守到臺灣不久的 中華民國政府是處於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國際地位。美國對中華民國在 臺灣的防禦，以及北京政府積極備戰即將要進行的解放臺灣的戰爭， 都保持著消極不參與的態度。對此，中華民國政府也非常了解。1950 年6 月 22 日，距離韓戰爆發只有 3 天，《中央日報》在有關美國亞 洲政策的報導當中就以頭版標題寫著：「若麥帥堅決主張加強臺灣防 務 可能促使政府改變態度」。這一連串的假設語氣，充分顯露了中 華民國政府對自己未來的國際地位，以及臺灣（對抗中國共產勢力） 的防守毫無把握。17 1950 年 6 月 25 日以前，臺灣正值風雨飄搖之際。韓戰的爆發， 立刻被中華民國政府當作鼓舞臺灣軍民士氣的大好機會。在韓戰爆 16 《中央日報》原為中國國民黨機關報，於1928 年在上海創立，1949 年 隨國民黨遷至臺北，2006 年暫停印刷。以下的這段介紹，更能突顯該 報 對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以 及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後的臺灣有著多 麼 大 的 影 響 力：「 中 國 國 民 黨 係 肇 建 中 華 民 國 的 政 黨， 中 央 日 報 則 是 國民黨創辦的報紙，民國十七年二月一日在上海創刊後，計發行兩萬 八千三百五十六號。正由於這一層特殊的關係，使得中央日報不同於一 般的傳播媒體，而是一份與國家發展、民族命運共起伏的新聞刊物。蔣 經國先生就曾說過：『中央日報具有光榮的傳統，國家的前途與中央日報 的前途完全一致；所以，這份報紙具有特別重大的責任』」。參見《中央 日 報 》 網 路 報， 網 址：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 jsp?coluid=368&docid=100182607，檢索日期：2013 年 2 月 2 日。 17 《中央日報》，1950 年 6 月 22 日。發以後，《中央日報》的報導很快地就表現出了政府非常積極而正面 的態度。首先是有關對韓國的關係：1950 年 6 月 27 日的《中央日報》 就密集地以醒目的新聞標題強調：「中韓邦交固密」、「我國在安理會 中 決支持韓國政府」、「李承晚昨與臺北深夜通重要電話」；另外， 更刊載了一篇題目為「中韓攜手奮鬥到底」的專論，再次闡述韓戰與 中（華民國）韓（國）關係的緊密連結。隔日，又繼續對讀者強調， 「我決以最友誼態度 盡力支援韓國」。18很明顯的，中華民國政府很 快的就將韓戰視為自己的戰爭。 而更重要的，當然是美國對韓戰的態度與政策，攸關臺灣未來的 國際地位。《中央日報》在6 月 27 日就指出：「韓國戰事將促美當局 迅速改變遠東政策」。196 月 28 日的《中央日報》則以放大數倍的字 體頭條報導：「美總統昨下令第七艦隊遏止攻臺企圖」。20但事實上， 《中央日報》對美國政策的報導只說了一半；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1884-1972）在美國時間 6 月 27 日的聲明確實表明「我已下 令第七艦隊，防止任何對臺灣的攻擊」，但是同時也主張： 為配合此行動，我要求臺灣的中國政府停止對大陸的海空行 動。第七艦隊將確定此令的執行。臺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 等待太平洋地區安全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聯合國的考 量。21 張淑雅就指出，美方「中立臺海」原來只是「因應危機所採取的暫 時性措施」，並不代表其對國民政府的政策由韓戰爆發之前的「袖手 旁觀」立刻轉為支持；美國不但對臺灣的軍事援助「姍姍來遲」，對 防衛臺灣的承諾更是要到了1952 年春天開始將臺灣視作為「政治資 18 《中央日報》，1950 年 6 月 28 日。 19 《中央日報》，1950 年 6 月 27 日。 20 《中央日報》，1950 年 6 月 28 日。 21 轉引自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頁84-85。
產」以後才較為明確。22但是，韓戰的爆發給了中華民國政府在鞏 固政權和自我國際地位方面一個全新的希望，對美國的態度也由前 述的充滿假設口氣與不確定性轉而成為自信堅定。外交部長葉公超 （1904-1981）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在 6 月 28 日發表聲明，當中就主張美 國已經與中華民國站在同一方，稱「對美防衛臺灣提議 我原則上接 受 已令海空軍暫時停止攻擊行動 臺灣地位主權不受影響」， 23並充 滿自信地強調「美國之建議不影響中國（中華民國）政府對臺灣之主 權，或開羅會議關於臺灣地位之決定；並不影響中國（中華民國）反 抗國際共產主義及維護中國領土完整之立場」。24 這就誠如張淑雅所言，中華民國政府在韓戰爆發之後將美國的 介入立刻「加以擴大（甚至略微扭曲）宣傳」，其作用在於「安定 人心、提高士氣與穩定臺灣內部情勢」。25而本文更進一步的指出， 《中央日報》等官方媒體對臺灣社會所傳遞關於韓戰的認識與理解， 也就是在這樣「對內精神喊話」的脈絡之下「加以擴大（甚至略微 扭曲）宣傳」而展開。例如，在6 月 29 日《中央日報》就進一步的 主張韓戰與中華民國政府追求反共目標的關連性。其中一篇報導的 標題就指出：「陳院長昭告國人 為貫徹反共抗俄國策 繼續堅強奮 鬥 必須提高警覺 勿存苟安心理」。26而幾天後的社論在討論韓戰 的意義時，又再次以文章的題目來強調，「勿存苟安心理 繼續堅強 奮鬥」。27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方面也同樣的透過《中央日報》，參與建構 了韓戰作為中韓兄弟情誼以及反共志業的象徵。6 月 29 日刊載了一 22 轉引自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頁84-85。 23 《中央日報》，1950 年 6 月 29 日。 24 馬 全 忠：《 中 華 民 國 百 年 紀 事 》（ 臺 北： 聯 經 出 版 公 司，2011 年 ）， 頁228。 25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頁253-254。 26 《中央日報》，1950 年 6 月 29 日。 27 《中央日報》，1950 年 7 月 3 日。
篇，由當時韓國派駐中華民國的領事閔石麟（1898-1963）所署名的 啟事，內容如下： 此次北韓共軍在蘇聯導演之下，突然全面進攻南韓，消息遙 傳，舉世震撼。中韓脣齒相依、憂戚與共。辱承 貴國朝野暨 各界人士，或親臨致慰，或函電遙頒，厚意殷拳，無任感激。 深信正義必永存，集權終湮滅。28 之後《中央日報》的許多報導，更是繼續對讀者強調韓戰的意義 在於中（華民國）韓（國）雙方「脣齒相依憂戚與共」，而且不斷持 續密集地報導中華民國政府和民間也都紛紛響應支持韓國抵禦北韓共 產勢力的進犯。例如，有關「中國（指中華民國）勞工願援韓國」、 「韓僑義勇隊」，以及「反共抗俄後援會」成立及遊行；29我國政府現 正採取措施援助韓國；30我國將派精銳軍隊援助韓國抵抗侵略；31以 及我國正在等待「遣軍赴韓作戰」之最後決定等等的報導。32甚至有 一篇專欄文章，報導一群不久之前才經歷過中華民國國軍與共軍在舟 山群島的爭奪戰，而後撤退到臺灣來的軍民，以「舟山群島戰友」為 名，主動提出「志在剿滅匪共 願赴韓國作戰」。33這些報導所強調 的都是，以反共為共同目標的中韓兄弟情誼堅固不變。 很明顯的，這些報導所建構出來的韓戰，不但是一場關乎韓 國（南韓 大韓民國）生存的戰爭，似乎也是中華民國我們自己的 反共存亡戰爭。《中央日報》在1950 年 7 月 8 日全版刊載的「地圖周 （週）刊」報導最具代表性。報導的標題首先強調堅定的反共立場， 主張戰勝共產勢力的必然性：「徹底解決問題必須登陸北韓 侵略者 28 《中央日報》，1950 年 6 月 29 日。 29 《中央日報》，1950 年 6 月 29 日。 30 《中央日報》，1950 年 7 月 1 日。 31 《中央日報》，1950 年 7 月 2 日。 32 《中央日報》，1950 年 7 月 3 日。 33 《中央日報》，1950 年 7 月 3 日。
雖倖獲初步勝利 終將為民主國家所擊敗」。內文中則進一步同仇敵 愾地將北韓政府稱作為「偽政權」，並以小標題強調中韓之間的堅固 友誼有著深遠的歷史基礎：「中韓關係密切 我朝野均熱望援韓 歷 史上我曾兩度出兵救韓」。34在隔天7 月 9 日的《中央日報》，更是以 近全版的篇幅，透過豐富的照片來向讀者傳達「戰爭中的南韓」；照 片包括「現已淪陷」的大韓民國總統府、「被北韓共軍破壞的交通」、 「南韓救護隊準備出發前線」，以及「旅臺愛國韓僑紛紛組織義勇隊 共赴國難」等等。35「淪陷」一詞看似平凡，但其實在中文的語境中 清楚的代表著「我方」受到敵對的一方不合法甚至不道德的侵害。 1950 年 7 月 11 日的《中央日報》就有一篇標題為「淪陷一年後的南 京」的專文，報導昔日的中華民國政府首都南京在1949 年淪入共產 敵人手下之後受到的破壞。36這些關於韓戰 南韓的照片，結合文字 報導，例如不用較為中立的字眼─例如：佔領─卻有意地選擇以 「淪陷」一詞來形容被北韓共軍攻佔的大韓民國總統府，或是強調南 韓軍民英勇的反共行動等等，都在在地向臺灣讀者傳達與強化一種對 韓戰的認識：韓戰也是我們的戰爭，一場對抗不道德的敵人的戰爭； 中韓友誼堅固，同在反共最前線，因此韓戰就如同是「我們」自己的 反共存亡的戰爭。 韓戰作為臺灣反共和反攻（中國大陸）的象徵在1953-1954 年 之間達到了其高峰。韓戰中的一萬四千餘名被俘虜的中國士兵（人 民志願軍）當中的反共分子，或反共的人民志願軍俘虜，在1953 年 獲得聯軍方面應允，依他們不回中國的意向予以處理，並在1954 年1 月將他們釋放，遣送至臺灣。這些反共戰俘隨即被中華民國政 府冠以「志士」、「義士」等名稱，最終稱為「反共義士」。37「反 34 《中央日報》，1950 年 7 月 8 日。 35 《中央日報》，1950 年 7 月 9 日。 36 《中央日報》，1950 年 7 月 11 日。 37 有關的資料可以參考周琇環編：《戰後外交史料彙編：韓戰與反共義士篇 （一）》（臺北：國史館，2005 年）、《戰後外交史料彙編：韓戰與反共義士
共義士」出現的時機對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而言特別的重要。雖 然在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之後美國就介入臺海局勢，但是一直到 1953 年美方對防衛臺灣的態度都並不積極。蔣介石（1887-1975）、 陳 誠（1898-1965）、 顧 維 鈞（1988-1985） 等 人 在 當 時 都 曾 表 示 出 對美國的失望與疑慮；38蔣更曾在1953 年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1890-1969）上任後寫道：「美國對華政策，其內容與前 無異……若不自強，何以復國？」39充分表示出他對美國的不信任。 在此情況之下，中華民國政府更需要把握各種機會，一方面鞏固政 權（強化統治正當性），另一方面提振內部的士氣，才能繼續其「反 共大業」。在此之前不久，美國駐臺官員在也曾作出這樣的觀察：「國 府部隊的士氣得靠反攻大陸的希望來維持」。40因此，這些「反共義 士」在1953 年的出現，給了中華民國政府正迫切需要的一個「反攻 大陸的希望」，能夠藉此提振臺灣反共 反攻勝利的士氣。在此脈絡 之下，韓戰當然也就更進一步的被建構成為臺灣反共和反攻（中國大 陸）的象徵。 事實上早在人民志願軍俘虜的處理問題尚未解決、停戰協定剛剛 簽定（1953 年 7 月 27 日）之際，《中央日報》就已經開始在報導中 讚揚韓國方面的處理態度，再次強調中韓一致以反共為目標、情誼 堅固：「李承晚告反共華俘保證送至我國……。希望保持信心不要害 怕」。41當這群「反共義士」人還停留在韓國境內、尚未抵達臺灣之 時，中華民國政府和民間（當然是在官方的動員之下）就已經開始 大張旗鼓地報導這些人。《中央日報》於1953 年 8 月 27 日報導了中 篇（二）》（臺北：國史館，2005 年）；沈幸儀：《一萬四千個證人：韓戰 時期「反共義士」之研究》（臺北：國史館，2013 年）。 38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頁248-251。 39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12）》，頁 90-91，轉引自張淑 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頁251。 40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頁179。 41 《中央日報》，1953 年 7 月 29 日。
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簡稱救總）代表團前往韓國「實地慰問反共 志士」的消息，並刊出救總的慰問函全文，其中就強調「反共義士」 是「最熱愛祖國的男兒，最忠貞不屈的志士；由於你們偉大的反共表 現，替我們中華民族爭取了無上的光榮」。42 《中央日報》也不斷地強調這些人尚未抵達臺灣的人民志願軍俘 虜，早已是我中華民國反共大業的一分子：文章的標題寫道：「反共 華俘 目睹國機蒞臨 驚喜歡呼若狂」；43同時也稱頌他們的行為： 「簽名大國旗上 表示反共決心」，44以及「高舉國旗向匪怒吼」。45進 一步地，多篇報導更以標題的方式來主張臺灣 中華民國才是這些人 民志願軍俘虜真正的「祖國」：「反共義士慷慨高歌 堅決回臺灣 打 回大陸去 磨好刀擦好槍 殺朱毛打俄狼」；46「一顆心 回臺灣 一 條命 殺共匪反共義士第一聯隊 感謝全國同胞慰問」；47「堅定！堅 定！堅定！ 終必重歸祖國懷抱」。48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日報》 不斷宣揚這些人民志願軍俘虜是多麼的愛國、愛黨、效忠領袖：「乍 聞 總統錄音廣播 全體義士感極涕零 連聯軍官兵亦受感動」，「反 共義士一致企望 返回自由祖國 願在 總統的領導之下 與迫害 他們的敵人作戰」。49在最終來到臺灣的「反共義士」當中，確實有 部分是原先在1949 年前屬於國民政府軍隊或中華民國政府的成員。 但是根據學者後來的研究發現，「來臺戰俘中仍有為數不少之其他背 42 《中央日報》，1953 年 8 月 27 日。 43 《中央日報》，1953 年 8 月 27 日。 44 《中央日報》，1953 年 8 月 31 日。 45 《中央日報》，1953 年 9 月 12 日。 46 《中央日報》，1953 年 9 月 14 日。 47 《中央日報》，1953 年 9 月 25 日。 48 《中央日報》，1953 年 9 月 4 日。 49 《中央日報》，1953 年 9 月 25 日。志願軍戰俘營裡面的實際狀況並非如此 一心反共，有些戰俘事實上是受堅決反共的同僚逼迫甚至暴力威脅，才選 擇表示反共而後前往臺灣的。有關研究可以參考馬國正：《反共、恐共、 恐國？韓戰來臺志願軍戰俘問題之研究》（嘉義：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學位論文，2008 年），特別是頁 105、116-118、130-138。
景者」，包括「共黨黨員及動員之群眾學生等等」。50因此，1953 年之 際中華民國政府以及《中央日報》一概將希望來到臺灣的人民志願軍 俘虜「再現」為效忠中華民國的一員，並將他們前來臺灣稱作為「回 來」，實在是言過其實，更突顯了當時政府積極（甚至帶有急迫性） 的宣傳目的。 於此同時，《中央日報》也用顯眼的標題字體來報導臺灣的人民 是何等地歡喜在等待迎接這群「反共義士」：「臺灣全省人民團體 支 援反共義士來臺 動員月會通過決議組織後援會 並致電慰問歡迎 來歸」；51又以連續而密集的文字和照片報導了「各界代表昨開大會 援助留韓反共義士發動書信慰問 擴大勸募衣物 揭發共匪的洗 腦陰謀」；「各地軍公學生掀起捐獻熱潮 為反共義士製寒衣」；52以 及「海內外同胞一條心援助留韓義士返國」等等。53這些報導所強調 的，都是臺灣人民如何以具體的行動來支持政府的「反共大業」；而 從歷史記憶的角度來看，無論其內容真假，這些報導所代表的─正 如美國大使館在當年的報告中所指出的，是中華民國政府在韓戰爆發 之後「更注重爭取臺灣人民的支持，以號召大陸人民及海外華僑的歸 向」。54 從1953 年 12 月開始，中華民國政府就已經開始動員群眾，準備 迎接這群韓戰「反共義士」的到來。12 月 24 日，《中央日報》的報 導標題就寫著：「全國各界一致聲援 爭取義士自由 援助義士會昨 舉行大會 發起『義士自由日』運動」；55此可謂後來「一二三自由 日」的濫觴。可以想見的是，當這群「反共義士」在1954 年 1 月真 正來到臺灣之際，政府是如何全面動員，並以此為證地大肆宣傳臺 50 馬國正：《反共、恐共、恐國？韓戰來臺志願軍戰俘問題之研究》，頁7。 51 《中央日報》，1953 年 9 月 20 日。 52 《中央日報》，1953 年 10 月 8 日。 53 《中央日報》，1953 年 9 月 27 日。 54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頁196。 55 《中央日報》，1953 年 12 月 24 日。
灣人民對政府的支持，以突顯自己的統治正當性。1 月 23 日，韓戰 「反共義士」在韓國恢復自由，並安排搭船送往臺灣。該日遂被中華 民國政府稱為「自由日」。換句話說，代表反共（勝利）的韓戰「反 共義士」是「自由日」的基礎。 事實上，在1 月 23 日之前，各項歡迎「反共義士」來到臺灣的 活動就已在各地展開，一直持續到「反共義士」實際搭船抵達臺灣 的1 月 27-29 日。《中央日報》的報導包括「義士」抵達臺灣的第一 站─基隆，準備「響起自由鐘 燃起自由火 獻花 鳴砲 奏樂」 來歡迎「義士」，更籌劃了3 天的節目來歡迎「義士歸國」和「義士 過市」；561 月 22 日，全國「慶義士獲自由 各地火炬遊行 歡迎之 聲響徹雲霄」；當天晚上，全國的廣播電臺則以「鐘擺的滴嗒聲昨效 果」，「接近『自由日』一秒鐘均緊張的報時」；一到23 日子夜，則鳴 放「自由的鐘聲」，並接續整天的「慶祝自由日特別節目」；澎湖建 立的「自由塔」，也特別安排在23 日「子夜奠基」，並舉辦「通宵晚 會迎接自由」；臺中也「燃起自由之火」；「義士」抵達基隆的時候， 更計劃會有「各界代表出海相迎」。571 月 23 日當天，「各地狂歡慶 祝 懸旗結綵舉行盛大遊行」；澎湖「通宵達旦狂歡」；桃園的慶祝 會放「自由鴿」；宜蘭則有女中學生以「血書致敬義士」。58《中央日 報》更特別刊行兩大版（第6-7 版）的「反共義士自由日特刊」，並 由黨國大老于右任（1879-1964） 為標題題字，以多篇專文「歡迎反共 義士」，並詳細闡述反共義士來到臺灣所代表的「自由勝利的洪流」、 「自由人的輝煌勝利」、「自由戰勝魔鬼」以及「爭自由的偉大勝利 中 華民族魂的初步考驗」，更不忘批判中共政權所代表的「謊言系統」 終將破產，「毀滅自由者，必將被毀滅」。59這樣充滿「道德性」的報 56 《中央日報》，1954 年 1 月 22 日。 57 《中央日報》，1954 年 1 月 23 日。 58 《中央日報》，1954 年 1 月 24 日。 59 《中央日報》，1954 年 1 月 23 日。
導、配合前述各地民眾對「自由日」的支持與響應，其實都是中華民 國政府對內強化統治正當性的手段。 而在對外的宣傳，中華民國政府也同樣的藉著韓戰「反共義士」 來強調自己的統治正當性。中華民國當時駐韓國的大使就向聯軍方面 表示，反共義士獲得自由，「顯示自由必能戰勝奴役，同時並將使鐵 幕內人民對暴力統治的反抗，獲得極大之希望與鼓勵。義士不屈意志 堅決，象徵著鐵幕內暴力統治已面臨崩潰之危機」。60有一份由「中 華民國各界援助留韓中國反共義士委員會」所準備的「歡迎歸國反共 義士標語」，收在外交部呈請總統「為義士歸國發表談話」所準備的 文件當中，最能代表當時的情緒與對時局的認識： 歡迎反共義士歸國，就是迎接大陸同胞來歸！ 歡迎反共義士歸國，就是迎接反共抗俄勝利！ 反共義士歸國，是中華民族正氣的表現！ 反共義士歸國，是正義戰勝暴力的鐵證！ 反共義士歸國，是共匪暴政崩潰的開始！61 很明顯的，以上這些《中央日報》等官方媒體報導中的文字敘述清楚 的把「反共義士」建立成在臺灣的韓戰集體記憶中的核心，並進而塑 造「反共義士」及其所代表的韓戰為中華民國政府反共勝利的象徵。 1950 年代的臺灣社會也就是在這樣「對內精神喊話」的脈絡之下， 透過政府「擴大（甚至略微扭曲）」的宣傳，建立了對韓戰的認識與 歷史記憶。 學者在有關記憶的研究中指出，在建構記憶的過程中常會見到政 府或媒體運用不同的論述策略。Yinan He（何憶南）在關於中日雙方 60 （中華民國）〈駐韓大使館電〉（1954 年 1 月 20 日），收於周琇環編：《戰 後外交史料彙編：韓戰與反共義士篇（二）》，頁287。 61 （中華民國）〈駐韓大使館電〉（1954 年 1 月 21 日），收於周琇環編：《戰 後外交史料彙編：韓戰與反共義士篇（二）》，頁289-290、303-304。
的歷史記憶研究中，提出兩個建構歷史記憶過程中常見的現象（或是 策略）：一是「塑造自己的光榮偉大」（self-glorifying），另一是「貶 低對手」（other-maligning）。62在《中央日報》有關韓戰的報導中， 也可以看到這些建構歷史記憶過程中常見的現象或是策略。一方面， 《中央日報》的報導更一再以豐富的感性文字來建構這些「反共義士」 是何等的光榮和偉大，稱呼他們是「死神的遺棄者」；同時也正當化 這些「反共義士」的行動是「從死神手中掙脫出來」、「黑夜殺匪幹 奔向自由」、「義士冒死嘗試『點天燈』」、63「壯烈的絕食行動」，64以及 「反共義士進和平村 對匪投石示威……洗腦人員將枉費心機 反共 戰俘決不受騙」。65 另一方面，《中央日報》關於韓戰的報導也不斷地「貶低」中華 民國政府的對手─中國共產勢力，以藉此提昇自己政權和的道德地 位。例如在停戰協定簽定之際，報導標題就寫著「停戰商妥消息傳出 匪發動猛烈攻勢 猶圖作最後掙扎 美海空軍出動猛擊」；66報導 內容則寫道，在戰事中「匪兵最懼怕聯軍飛機」；67報導處理人民志 願軍俘虜的過程中，則以標題強調「匪訓練偽裝翻譯人員 企圖滲入 監俘委會」，68以及「匪共違反停戰條款 對反共義士施壓力 偷抄戰 俘名單企圖向家屬報復」；69甚至聯軍方面也「指責共匪 威嚇反共 戰俘」， 70並揭發「匪在北韓陰謀」。71
62 Yinan He,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the War: Elite Mythmaking, Mass
Reaction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1950- 2006,” History and Memory. 19: 2 (2007 November): 43-74. 63 《中央日報》，1953 年 9 月 1 日。 64 《中央日報》，1953 年 9 月 4 日。 65 《中央日報》，1953 年 9 月 18 日。 66 《中央日報》，1953 年 7 月 27 日。 67 《中央日報》，1953 年 9 月 1 日。 68 《中央日報》，1953 年 9 月 5 日。 69 《中央日報》，1953 年 9 月 14 日。 70 《中央日報》，1953 年 9 月 17 日。 71 《中央日報》，1953 年 9 月 14 日。
「貶低」共產勢力的策略在1953 年 10 月達到了高峰。韓國境內 由印度軍隊負責看管的戰俘營，在10 月 1 日發生了反共戰俘與衛兵 之間的衝突，造成數名戰俘的死傷。在臺灣，此一事件引發了力度 更高也更情緒化的新聞報導與社會（政治）動員。《中央日報》連續 而密集地以標題文字和照片報導了「全國人民激昂悲憤 控訴印軍 屠殺暴行」、72「各人民團體同聲呼籲嚴懲殘暴印軍」、73以及訴諸國際 政治的「各界分電聯合國 抗議印軍暴行 籲請撤銷印中立資格 制止暴行並嚴懲兇犯」。74之後，更每一天詳細報導各地民眾的抗議 行動：臺北市有10 萬人大集會「抗議印軍虐殺反共義士」；75臺中市 先有3 萬人、後有 5 萬人的示威遊行「齊聲怒吼 電慰義士並要求逞 兇」；76屏東的抗暴示威遊行則有「千萬人在怒吼」；77最後則是報導 臺灣各地舉行大遊行，「抗議韓境印軍殺俘暴行」。78但是很快的，譴 責的對象就由印度轉為共產中國。《中央日報》的報導就特別藉此貶 低（other-maligning）中國共產勢力，其中以 10 月 9 日全版「地圖周 （週）刊」的報導標題文字最有代表性：「全國憤慨同聲抗議……印軍 媚匪 屠殺反共義士」，以及「匪藉監俘機構 破壞志願制度 遣俘 會受俄匪操縱 措施乖謬偏袒匪方」。79由此可以看出，有關韓戰及 「反共義士」的報導其最重要的的目的是在塑造一種「反共」的集體 記憶。 這兩種策略的結合，可以從中華民國政府在1953 年 10 月 10 日 國慶紀念大會上，所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之中看到一個頗有代表 性的例子： 72 《中央日報》，1953 年 10 月 4 日。 73 《中央日報》，1953 年 10 月 6 日。 74 《中央日報》，1953 年 10 月 5 日。 75 《中央日報》，1953 年 10 月 8 日。 76 《中央日報》，1953 年 10 月 8、9 日。 77 《中央日報》，1953 年 10 月 9 日。 78 《中央日報》，1953 年 10 月 10 日。 79 《中央日報》，1953 年 10 月 9 日。
一萬四千多名留韓反共一時的堅決表現，他們具體的發揚了中 華民族氣節和精忠報國的精神，證明匪徒們的偽政權早已臨到 崩潰的邊緣。80 《中央日報》加在此文之前的標題，則以放大的字體寫著：「朱毛奸匪 在顫抖了 國慶紀念大會書告同胞 堅定信心滅匪光復大陸」。81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得出來，從1950 年開始在臺灣的韓戰戰後 記憶就是中華民國政府以建構歷史記憶過程中常見的兩個策略─ 「塑造自己的光榮和偉大」以及「貶低對手」─積極地在塑造一種 同仇敵愾的韓戰集體記憶，並以兩個主軸為基礎：一為韓戰代表臺灣 「反共」和「反攻（大陸）」的希望，並以此求取臺灣社會對中華民國 政府的支持與效忠，以及在臺灣社會建立並強化「大中國」的身分認 同；二是韓戰象徵中（華民國）韓兩兄弟國生死與共、友誼堅固，最 終必將一同戰勝共產敵人。 在1950 年代的臺灣，這種以「反共義士」為中心的韓戰記憶持 續地得到中華民國政府與民間各方面的宣傳、複製與加工。1955 年 「一二三自由日」的一周年正是一江山戰役國軍全軍覆滅的時刻，因 此「一二三自由日」以及它所代表的反共 韓戰勝利更是受到中華民 國政府的大肆宣揚。而在往後的幾年中，政府透過紀念「一二三自由 日」來宣揚其反共 韓戰勝利的宣傳力道與社會動員更是有增無減。 特別是在與一江山的紀念相對照之下，更顯得「一二三自由日」受到 了多麼大的注意。此後在每一年的（1 月 23 日）「一二三自由日」前 後，在臺灣各地都可以看到大張旗鼓的群眾動員活動與媒體報導，重 複地肯定「反共」勝利。其中《中央日報》比較特別的「周年紀念」 報導有：在自由日一周年之際，反共義士「化裝遊行市區」與「條條 80 《中央日報》，1953 年 10 月 10 日。 81 《中央日報》，1953 年 10 月 10 日。
道路通自由運動」；82二周年之際，「自由日遊園會」；83三周年之際， 「自由鐘聲二十三響」；84四周年之際，「全國各界盛會申祝 並聲援 亞洲鐵幕人民爭取自由 臺北萬人大遊行響應」。85這些以「反共義 士」為中心的慶祝紀念活動與媒體報導，一方面在臺灣塑造並且強化 了中華民國「反共」勝利的情緒與道德立場，例如在自由日六周年之 際就報導「陳副總統認光復大陸客觀條件已趨成熟 勉國人努力充實 自身力量加速共匪崩潰」；86而更重要的是，在另一方面，這些「重 複、持續、而且具有協調性」的活動與媒體報導使得以「反共義士」 為中心的韓戰記憶在臺灣維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使得作為反共 象徵的「韓戰」成為了臺灣當時最重要的一種集體記憶。 在1950 年代的臺灣媒體報導中的韓戰，特別是作為其代表的 「反共義士」，其實是在中華民國政府的政治動員之中迫切需要的一個 反共勝利的象徵。透過有關韓戰的各種媒體報導與慶祝紀念活動，中 華民國政府在臺灣塑造並且強化了自己「反共」勝利的情緒與道德立 場，並以此來塑造自己的光榮和偉大以及貶低對手。這些目標其實都 是要為了滿足各自當下的政治需要。如果說「韓戰給了國府一個拯 救自己的機會」， 87中華民國官方在1950 年代所形塑的韓戰集體記憶 則是給了國民政府一個「強化自己的機會」，得以在對外情勢險峻之 際，發揮對內提昇統治正當性和軍民士氣的作用。研究「歷史記憶」 的著名學者Wurf Kansteiner 曾經指出，一個社會對戰爭的紀念與記 憶的建立，往往並非為了了解戰爭的歷史真相，而是為了當前的政治 社會需要。88透過分析在1950 年代臺灣對韓戰所形塑的歷史記憶， 82 《中央日報》，1955 年 1 月 23 日。 83 《中央日報》，1956 年 1 月 24 日。 84 《中央日報》，1957 年 1 月 23 日。 85 《中央日報》，1958 年 1 月 23 日。 86 《中央日報》，1960 年 1 月 24 日。 87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頁254。
88 Wurf Kansteiner, “Finding Meaning in Memory: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我們能夠更清楚地了解歷史記憶其實是一種主觀性的對當下政治社會 現實的再現。
三、
1960-1980 年代：改變的韓戰集體記憶
在1960-1970 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在每年的「一二三自由日」仍 然大張旗鼓地動員宣傳。而韓戰的「反共義士」在其中仍然被賦予相 當重要的位置。例如在1960 年 1 月 23 日，「自由日六周年」的慶祝 紀念活動中，「自韓返國」的「反共義士」仍然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中央日報》一方面報導他們「感謝同胞支援熱忱」，另一方面則強調 他們「希望自由號召續向鐵幕呼喚」。89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報導中，這些韓戰的「反共義士」只被 當作是眾多「反共義士」的一部分，而非唯一或最重要的「反共義 士」。在1960 年 1 月 23 日同一天，《中央日報》在報導的標題中提到 「反共義士上書致敬 懇請 總統繼續領導 俾早日光復大陸完成中 興大業」。90但是在報導當中作為主角的「反共義士」，是「歷年來自 大陸匪區投奔自由祖國的反共義士十六萬三千三百三十四人」，而並 非特指來自韓戰的「反共義士」。換句話說，雖然「反共義士」一詞 是因韓戰的「反共義士」而在1953-1954 年之間所產生的，但是不過 幾年的時間，在中華民國政府的宣傳論述當中，韓戰的「反共義士」 已經逐漸失去原有的核心位置。其實在當時，最受到關注報導的─ 或是說對中華民國政府最有宣傳價值的「反共義士」，是一位喪命不 久的共軍。在當年的1 月 12 日，一架中共的米格 15 型戰機在宜蘭南 澳降落時墜毀起火，飛行員當場死亡。由於無法確認該名飛行員的 89 《中央日報》，1960 年 1 月 23 日。 90 《中央日報》，1960 年 1 月 23 日。值得注意的是，此報導的背景是當時蔣 中正無視於憲法的規定希望連任第三屆總統，卻引起包括《自由中國》雜 誌等國內各方強烈的反對聲浪。身分，當然也無法得知其動機。但是此一事件卻立刻被中華民國政府 視為「匪飛行員駕機投誠」，隨後決定將該名飛行員「禮葬於空軍公 墓」，稱呼他為「義士」，豎立「反共起義空軍烈士」墓碑，並定在1 月23 日舉行盛大的公祭大會，以表揚他「投奔自由起義來歸的壯烈 事蹟」；同日也將開始一連三天在臺北的新公園公開展覽該架「投誠 匪機」。91在政府的宣傳動員之下，這位無名飛行員成為了當時最受 推崇也最被大眾認識的「反共義士」。 這些與韓戰無關的「反共義士」的出現（或在媒體當中的「再 現」），當然並未使得韓戰「反共義士」被忽略或遺忘─至少並未立 刻造成這樣的結果。但是，對形塑臺灣大眾的集體記憶來說，與韓戰 無關的「反共義士」在大眾論述當中的地位越高或在媒體當中被「再 現」的篇幅越大，對「反共義士」以及連帶的對「一二三自由日」的 認識，就產生了一種「去韓戰」的效果。在1960-1970 年代，「反共 義士」與「一二三自由日」在國民政府的動員宣傳當中仍然被賦予非 常重要的位置，持續地被中華民國政府用以「塑造自己的光榮偉大」 以及「貶低對手」（中共）。但是在相關的論述當中，「韓戰」不再 被視為重點，甚至出現被邊緣化的現象。這樣的情況在1970 年代尤 其顯著。以1974 年韓戰「反共義士」來到臺灣的二十周年為例，在 蔣中正總統（1887-1975）所頒發的書面訓詞當中，對「自由日」的 闡述雖然仍會回顧韓戰的歷史，論及1954 年「在韓國戰場上，中、 韓兩國二萬二千餘共軍戰俘集體奔向自由的偉大義舉」；但是，行文 隨則轉為強調「抽象」或「普世」的價值，主張「我們為人類自由與 世界和平而奮鬥的責任感」，而「自由日」的意義則在於「團結正義 力量，根絕世界禍源」。文中主要的論述只見到「道德性」、「命定性」 的精神喊話，完全與韓戰本身、韓國或是「中（華民國）韓情誼」脫 離關係： 91 《中央日報》，1960 年 1 月 21 日。
世局已經證明：共產奴役與民主自由的對抗形勢，絕不能經由 談判而緩和與解消；反之，姑息、妥協以及中立等謬行，卻助 長了共黨的凶燄，導致世局的混亂，帶來人類的禍患。而在另 一方面，當前世局也激盪了世界人民逐漸的反共醒覺，喚起了 鐵幕內人民反奴役，爭自由的勇氣；世界自由日運動的蓬勃展 開，正是順應這一時代潮流的必然趨勢。92 當天，《中央日報》以〈「永久警戒」為自由不可缺的因素〉為題的社 論更主張：「一二三」自由日在近年已經成為了「世界自由日」，「這 一波瀾壯闊的運動……反映著人類爭自由、反奴役的理性與良知…… 一部人類的歷史，就是追求自由與進步的奮鬥史」。而今日中華民國 所追求的反共目標，更是「本乎人類良知，共同創建自由的新世紀， 為人類謀幸福，為萬世開太平」。93在這樣的論述當中，「世界」和「人 類」取代了韓國，成為中華民國反共的最大支柱；而對擁有「人類爭 自由、反奴役的理性與良知」等抽象價值（或信念）作為道德後盾的 中華民國來說，反共勝利則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不需要以「韓戰」作 為歷史的見證，也就不再需要維繫關於「韓戰」的記憶。 隔年1975 年，「世界自由日」當天《中央日報》刊出社論〈對自 由日進一步的期望〉，當中描述「自由日」的起源是為了要紀念1954 年1 月 23 日，「韓境一萬四千五百餘位反共義士唾棄毛共百般威脅利 誘，獲釋回到自由祖國，參加反共行列」。94這樣的論述雖仍然持續 在塑造維繫對「自由日」與「反共義士」的集體記憶，但是卻只有提 到「韓境」作為一個空間的背景，對作為歷史背景的那一場戰爭「韓 戰」則隻字未提。而在此同時，相關論述當中作為反共主體的人，也 不再是韓戰的「反共義士」，而是「全球各洲來華參加世界自由日活 動的自由鬥士」。在「世界自由日」的慶祝大會上，蔣總統在訓詞中 92 《中央日報》，1974 年 1 月 23 日。 93 《中央日報》，1974 年 1 月 23 日。 94 《中央日報》，1975 年 1 月 23 日。
提到的是「中國大陸、北韓、北越、東德以及古巴等各地」不斷奔向 自由的人民；世盟榮譽主席谷正綱（1902-1993）介紹的是「韓國反 共義士」、「越南反共義士」，以及「最近逃離大陸奔向自由的中國反 共義士」。95 在上述的論述當中，「反共」很明顯的成為了一種中華民國政 府對臺灣人民的自我精神喊話，不斷地強調中華民國所擁有的「普 世」道德優越性，以及「世界」對中華民國的支持。這樣的「反共」 論述，在1970 年代初中華民國遭受到一連串嚴重的外交挫敗的脈絡 之下─例如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其實是維繫中華民國政 府對內統治正當性非常重要的手段之一。因此，同樣的論述會重複 出現在1970 年代中華民國官方的宣傳當中。但是更重要的是，這樣 的「反共」論述進一步改變了臺灣對韓戰的歷史記憶。隨著「自由 日」的「世界化」與「抽象化」，以及「反共義士」的多樣化，韓 戰的「反共義士」不再被賦予如1950 年代的重要意義，而形塑「韓 戰」作為集體記憶的活動與報導更是迅速地消退。最弔詭的是，原來 在1954 年「自由日」發起時，代表反共（勝利）的韓戰「反共義士」 是此紀念日最重要的基礎。但是到了1960-1970 年代，「自由日」的 論述中留下了抽象的「反共」意識，卻漸漸地忽略了韓戰的「反共義 士」，更明顯地遺忘了促成「反共義士」出現的韓戰。 之後雖然偶爾在反共或「自由日」相關的報導中─例如1979 年1 月 23 日的《中央日報》社論〈自由必勝 暴政必亡〉─還曾 經見到「紀念韓戰中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集體來歸的日子」等追記韓 戰的描述，但是論述的重點都放在如前所述的「普世性」、「歷史必然 性」與抽象的信念，主張「中國人民必能重獲自由的歷史法則」、「中 國大陸的赤禍實為世界動亂的禍源」、「因此凡是愛好自由、尊重人權 的世人，應該堅定『自由必勝、暴政必亡』的信心，團結一致，共同 95 《中央日報》，1975 年 1 月 23 日。
來掃除為禍人類的共匪」。96這般不斷在1970 年代出現的「道德性」、 「命定性」論述雖然都論及「韓戰」和韓戰的「反共義士」，其實都是 作為中華民國在外交處境越趨艱困之際─特別是1978 年「中（華 民國）美斷交」之後─急切需要的自我精神喊話；其訴求與目的都 與「韓戰」本身無關，也因此對二十餘年前發生的這場戰爭並未多加 著墨。反而，隨著這些論述的出現，到了1980 年代「韓戰」在中華 民國官方所塑造的集體歷史記憶中的地位雖然仍然存在，卻已經明顯 地開始萎縮。 事實上，早在1970 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對「韓戰」本身（歷史） 的關注就已經開始消退。1970 年 6 月 25 日是韓戰爆發二十周年。在 6 月 25-26 日，《中央日報》報導了大韓民國、北韓和「共匪」（中華 人民共和國）關於韓戰二十周年的各種聲明或紀念活動，卻沒有任何 中華民國官方對此周年的談話或活動。更值得注意的是，以版面大小 和位置來看，一篇標題為〈大韓民國紀念韓戰二十周年〉的報導雖然 被放在第2 版，但是卻被置於該版的最下方，並以最小的標題字體來 標示。97很明顯地，在最重要的周年紀念日都不受重視，「韓戰」在 中華民國官方的論述與宣傳中已經不再被視為與臺灣關係密切的歷史 事件。而失去了官方主導的「重複、持續、而且具有協調性」的活動 與媒體報導之後，「韓戰」在1970 年代當然也就無法維持如 1950 年 代在臺灣的集體歷史記憶中的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韓戰爆發二十五周年的1975 年 6 月 25 日， 《中央日報》倒是刊載了題為〈韓戰二十五周年論韓局安危禍福〉的 社論。該文在開頭首先詳細描述了韓戰爆發的經過、各國軍隊參戰的 過程，以及最終的停火協議。但是該文的主要內容，其實是從國際政 治的角度來討論「朝鮮半島局勢」，特別是北韓與美國之間的政治軍 事角力。文章的主旨，是在結論中強調要「以戰止戰」來處理當今的 96 《中央日報》，1979 年 1 月 23 日。 97 《中央日報》，1970 年 6 月 26 日。
朝鮮半島局勢， 98似乎在呼應該版另一篇關於韓戰周年的報導，〈韓戰 今屆廿五周年 全韓進入緊急戒備 季辛吉斥北韓最具侵略性〉。同 日的另外一篇報導─〈金振晚副議長強調 中韓立場一致 同為收 復國土努力〉─談到韓國國會副議長在訪問臺北時表示，「兩國應 共同為抵抗共黨侵略，收復國土而努力」。雖然文中仍然強調「大韓 民國與中華民國有相同的環境與立場」，99但是對照前述在韓戰剛剛爆 發時韓國派駐中華民國的領事閔石麟所發表的聲明（1950 年 6 月 29 日）就可以看得出來， 100當年因韓戰而更為深化緊密的中（華民國） 韓情誼到了1970 年代雖然仍然存在，但是在報導中強調的是「蔣公 ……對大韓民國的獨立，多所協助，韓國人民都對 蔣公的恩德，念 念不忘」；101韓戰對中（華民國）韓關係的影響和歷史意義則完全被 忽略。綜觀1975 年韓戰爆發二十五周年時中央日報的相關報導，完 全沒有提及韓戰「反共義士」，或是韓戰對臺灣的影響，似乎韓戰或 紀念韓戰是「他者」的事情，跟臺灣並沒有任何關係；而論及中（華 民國）韓情誼，卻又與韓戰無關。由此可見，「韓戰」在最有關聯性 的時刻與報導中都被忽略不談，其在臺灣的集體歷史記憶中的地位已 不復以前的重要。 同樣的情況，在1980 年韓戰爆發三十周年的《中央日報》中也 可以看到。1980 年 6 月 25 日的報紙中，唯一與韓戰有關的文章是在 〈韓控北韓 意圖南侵〉的標題之下，一小段轉載外電的報導，提及 韓國與中共方面分別在「韓戰爆發卅周年」發表聲明。102無論是在 標題或是內容方面，韓戰與對韓戰的紀念都被「再現」為「他者」的 事情，似乎都與中華民國 臺灣無關。另外，從當日的《中央日報》 倒是能夠得到一則有趣的觀察。在頭版的中段位置，「傳記文學出版 98 《中央日報》，1975 年 6 月 25 日。 99 《中央日報》，1975 年 6 月 25 日。 100 《中央日報》，1950 年 6 月 29 日。 101 《中央日報》，1975 年 6 月 25 日。 102 《中央日報》，1980 年 6 月 25 日。
社」刊載了一欄橫跨全頁的廣告。在該廣告的最中央位置─也就是 中央日報頭版的中心位置─推銷的是由中華民國前駐韓國大使邵毓 麟（1909-1984）所著、先前在《傳記文學》連載而即將在該年 8 月 集結出書的《使韓回憶錄》。邵毓麟在1949 年奉派前往韓國出任大使 一職，一直擔任到1951 年卸任；1950 年韓戰的爆發正是邵大使在任 期間。如果韓戰被視作為臺灣集體歷史記憶的一個重要部分，像這樣 一件對中華民國 臺灣帶來重大影響的歷史大事，廣告刊載當天又正 值韓戰三十周年，「韓戰」理當成為《使韓回憶錄》的一大焦點或行 銷的一大賣點。但是，廣告中將該書定位為「一部前所未有的韓國獨 立史與中韓關係史」，只強調「自我國協助韓國獨立運動及韓國於二 次世界大戰後復國建國工作以迄朴正熙大總理逝世止，邵先生均直接 或間接參與其事」， 103卻完全沒有提到中（華民國）韓關係中最重要 的歷史事件之一的韓戰。從上述幾例中可以看出，1980 年代在臺灣 無論是官方或民間所形塑的關於中（華民國）韓關係的集體歷史記憶 中，韓戰的地位已經是微乎其微。 1950 年代在國家動員之下所建構的韓戰集體記憶，歷經 1960 年 代「自由日」的「世界化」與「反共義士」的「多樣化」，到了1970 年代更不再有任何由官方所主導的重複、持續、而且具有協調性的活 動與媒體報導以「韓戰」為主題，以至於到了1980 年代「韓戰」在 臺灣的集體歷史記憶中幾乎已經消失。雖然每年的「自由日」紀念 活動依舊高喊「反共」，卻已經很少有對韓戰或韓戰「反共義士」的 追念。面對這樣的情況，《中央日報》在1989 年 1 月 23 日刊載了一 篇張希哲（1918-2014，時任立法委員）寫的文章最具代表性，標題 是：〈自由與反共─勿忘韓戰反共義士奔向自由的血淚〉。104 103 《中央日報》，1980 年 6 月 25 日。 104 《中央日報》，1989 年 1 月 23 日。
四、
1990 年代以後：被遺忘的韓戰
到了1990 年代，臺灣對「韓戰」的記憶更產生了根本的變化。 1990 年代的臺灣正是一個波濤洶湧的時代，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 都發生了許多非常巨大的變化。而這些變化當中，又有好幾股力量對 臺灣的韓戰記憶有了直接的影響，特別是臺灣身分認同的改變，以及 臺韓關係與臺灣對韓國態度的改變。（一）臺灣身分認同的改變
從在臺灣的韓戰記憶當中受紀念的主體（人物）來分析，臺灣的 政府與人民並未直接（或公開的）涉入韓戰，在地理位置上韓戰的戰 場也距離臺灣甚為遙遠。雖然有少數的軍中翻譯官是美軍與中華民國 政府合作在臺灣挑選而派往韓戰的戰場，但他們的參與一直到近幾年 才得到公開。105所以在1953 年以後，在臺灣唯一被作為韓戰記憶當 中受紀念主體的人就只有在1954 年從韓國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營 前送來到臺灣的一萬多名「反共義士」。106自1954 年以來，在臺灣的 韓戰論述多以反共（義士）為主軸，而依此延伸出來以紀念慶祝反共 義士來臺的「一二三自由日」則持續地被作為建構並強化韓戰記憶以 及反共意識形態的主要活動。特別是對中華民國政府而言，反共義士 被塑造成為韓戰記憶的核心，反共義士的來臺則被視為等於反共戰爭 的勝利。而最重要的是，反共戰爭的勝利則代表著中華民國政府得 105 請參見幾位當事人的回憶錄：黃天才：《我在38 度線的回憶》；陸以正： 《微臣無力可回天─陸以正的外交生涯》。 106 近年來已經有了以下的學術探究成果：沈幸儀：《一萬四千個證人：韓戰 時期「反共義士」之研究》（臺北：國史館，2013 年）；馬國正：《反共、 恐共、恐國？韓戰來臺志願軍戰俘問題之研究》；周琇環：〈韓戰期間志願 遣俘原則之議定（1950-1953）〉，《國史館館刊》第 24 期（2010 年 6 月）， 頁45-88、〈接運韓戰反共義士來臺之研究（1950-1954）〉，《國史館館刊》 第28 期（2011 年 6 月），頁 115-154。以繼續對內對外宣稱自己是中國（包括臺灣）唯一的合法政權。因 此，我們可以說1950 年以來在臺灣對韓戰的記憶，與反共意識形態 以及國民政府的統治正當性之間存在著一種共生共存的（symbiotic） 關係。也因此，即使在前述的1970-1980 年代，雖然韓戰的「反共義 士」不再被賦予如1950 年代的重要意義，「韓戰」在國民政府對反共 相關的論述與歷史記憶建構之中還留有一席之地。 但是自1990 年代開始，臺灣的政治環境產生了巨大的改變，臺 灣也進而經歷了快速而巨大的身分認同轉變。一方面，臺灣國內興起 了民主化的要求，以及語言、文化和教育的本土化。1990 年代中開 始的各種政治改革（特別是1996 年開始的總統直選）以及教育文化 方面的改革（特別是《認識臺灣》教材的編撰與採用），快速地促成 了臺灣的大眾─特別是當時正在就學的1980 年代末之後出生的一 代─開始以「臺灣」（而非「中國」）為政治認同的對象。107而在此 同時，另一方面外在則有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在這樣的變化之下， 臺灣人民的想法和主張促使中華民國政府改變已經奉行了幾十年的兩 岸政策：先是開放了臺灣人前往大陸探親，之後更進一步的終止了 「動員戡亂時期」，不再將「反共」和「反攻（大陸）」作為國家的目 標。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以臺灣為主體的政治與身分的認同。 新的身分認同則需要新的集體記憶。在這樣的變化脈絡之下，從 1950 年開始在臺灣以「大中國」的身分認同為基礎所建構起來的歷 史記憶也就會受到檢討甚至拋棄，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以「反共」為主 軸的韓戰歷史記憶。如歷史學者黃克武所論，「一二三自由日」在解 107
相關的研究可以參見Stephane Corcuff, ed., Memories of the Future: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Taiwan (Armonk, New York and
London: M.E. Sharpe. 2002) 。特別是其中的 Stephane Corcuff, “The Symbolic Dimension of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73-97, Chia-Lung Lin, “The Political Formation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219-239, Rwei-ren Wu, “Toward a Pragmatic Nationalism,” 196-213。
嚴之後迅速的失去了其原有的反共意義。108特別是在政治的層面上， 韓戰的記憶原來從1950 年代以來一直有助於強化中華民國政府的反 共意識形態以及統治正當性，也因而得到不斷地複製。但是對2000 年以後在臺灣執政的民主進步黨（以及同樣的，對2008 年之後重新 執政的國民黨）而言，它的統治正當性完全來自臺灣的民主選舉，與 過去國民黨政府所仰賴的反共意識形態，或是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 權」的主張完全沒有關聯。在這樣的變化之下，過去以「反共」為訴 求的韓戰記憶也就失去了它的價值。 研究歷史記憶的著名學者John Gillis 曾經指出，新的集體記憶 是在具有「協調性的遺忘」（concerted forgetting）當中所建構而成 的。109根據這個觀點，本文要更進一步指出的是，過去從1950 年開 始在臺灣以「反共」為基礎所建立的「韓戰」歷史記憶，在1990 年 代以來就是在這樣一種具有「協調性的遺忘」當中迅速地消退。1990 年代以來，臺灣官方雖然仍然行禮如儀的每年舉辦「自由日」的相關 紀念活動，但是過去所堅持的「反共」早已成為歷史，而關於韓戰的 論述也幾乎完全消失。在此「協調性的遺忘」之下，作為反共戰爭代 表的「韓戰」，更失去了在大眾的歷史記憶中的地位。即使臺灣的官 方仍然偶爾在特定的時間舉辦有關韓戰的紀念活動─例如在2004 年（民主進步黨的）陳水扁政府曾經舉辦過一系列的紀念活動─但 是這樣零星的對韓戰的「再現」，都難讓韓戰再次成為臺灣集體記憶 的一個重要部分。 108 黃克武：〈一二三自由日：從一個節日的演變看當代臺灣反共神話的興 衰〉。
109 John Gillis, “Introduction: Memory and Identity: The History of A
Relationship,” in John Gillis, ed. Commemoration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