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從「到奴役之路」說起〉一文發表後，尚有餘音可敘，值得 說明。拙文此處，將藉自1952 年起到 1962 年胡適病逝臺北期間，與胡 適有過多次學術上深談的周德偉（1902-1986）來回顧。胡適去世後隔年
（1963），周德偉撰寫了〈我與胡適之先生〉長文，記述兩人學術間的 討論辯論，以及他對胡適的評價。周德偉曾赴英國親炙海耶克教學，又
144 這個問題可以參閱：葛懋春、蔣俊、李興之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1984）；Arif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145 代表性的著作可參見：Ralph Miliband, Class Power and State Power (London: Verso, 1983); Nicos Poulantza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trans. Timothy O’Hagan (London: Verso, 1978); Stanley Aronowitz and Peter Bratsis eds., Paradigm Lost: State Theory Reconsider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146 F. A.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pp. iii-xix, 71.
獲其助轉赴德國學習經濟學，甚得海耶克器重。拙文前述提到，胡適1953 年11 月 24 日記所記殷海光翻譯海耶克《到奴役之路》一事，其實就是 出自周德偉的引薦。此外，胡適在〈從「到奴役之路」說起〉提到：「兩 年前，我在外國時，有一位朋友寫給我一封討論這些問題的長信。他這 封信對於這個問題有很基本的討論，和海耶克、方米塞斯、殷海光、高 叔康諸先生的意思差不多完全一樣。」147這裡，「有一位朋友」應該就 是指周德偉。148由此可見周德偉影響了胡適對海耶克的重視。
周德偉在〈我與胡適之先生〉長文中指出，當胡適〈從「到奴役之 路」說起〉見刊後，「羅敦偉先生有信給他（案：指胡適），表示不同 意的意見，羅敦偉先生最近在暢流上寫文章提到此事，並說胡先生曾請 我（案：指周德偉）代他自己（案：指胡適）作答。我今日承認確有其 事」。149羅敦偉（1897-1964）是胡適五四時期北大的學生輩，長期支持 胡適，與胡適情誼密切，何以此回不同意胡適？周德偉說羅氏「致函胡 先生，大意說胡先生不必恭維資本主義，過去贊成社會主義並無錯誤。
又說視計畫經濟為共產主義是一種誤解，也是世界上大多數學人的誤解
147 胡適，〈從「到奴役之路」說起〉，收入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哲學與文化》，
頁710-711。
148 關於周德偉推荐海耶克之書給殷海光翻譯之事，請見周德偉，〈我與胡適之先生〉，收 入氏著，《周德偉社會政治哲學論著》（臺北：尊德性齋，1968），頁 269-270（此處 頁碼是原書編排錯植，應為頁 369-370）。此處認定周德偉即為胡適文中所提之「有一 位朋友」，係就當時胡適的文章與周德偉所留資料推敲出來，因為周氏的論述多處符合 胡適文章的指涉內容。參見《周德偉社會政治哲學論著》，頁 134-135、146-147、
162-164。張世保也認定「有一位朋友」是即周德偉，但不見資料直接佐證。請見張世 保，〈「拉斯基」還是「海耶克」？〉，收入高瑞泉主編，《自由主義諸問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12。此外，關於周德偉 1950 年代在臺有系統地介紹海耶 克思想學說的概況，可參見：夏道平，〈周德偉先生未受重視的一項業績〉，《傳記文 學》第49 卷第 1 期（1986，臺北），頁 38-40；熊自健，〈戰後台灣的自由主義者與海 耶克思想──以殷海光、夏道平、周德偉為例〉，收入氏著，《當代中國思潮述評》（臺 北：文津出版社，1992），頁 1-49。
149 周德偉，〈我與胡適之先生〉，收入氏著，《周德偉社會政治哲學論著》，頁 268（此 處頁碼是原書編排錯植，應為頁368）。
（大意）我去拜訪胡先生，他取出羅函給我看徵求我的意見」。後來，
胡適接受周德偉的建議，「一篇文章或一封信絕不能使羅先生心服」，
「即以不答了之可也」。150
幾天後周德偉與胡適又見面，並進行一場與拙文極相關的談話，周 德偉說：
過了幾天胡先生又來參加我的晚宴，……他說：「經過若干次的討 論及閱讀你的著作，知道你有你的思想系統，我現在願意知道一切 來源及背景」。……我從古典經濟學派談起，往上溯到休謨柏克的 著作往下談到新古典主義，北歐學派、奧國主觀學派的著作，……
胡適先生說：「舊的著作如休謨柏克、康德、亞丹斯密我都知道了，
北歐及奧國經濟學派我無力窮追，我感興趣的是當代學人在此方面 的著作，我在這方面太隔膜了，請你開一書單給我，以供返美之後 的涉獵。」我遵命開了……米塞斯、海克（案：即海耶克）、盧布 克的著作，並加上了R. Popper（案：此處 R.為錯寫，應為 K.）的 公開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胡先 生聽了非常注意。臨別之前，作了一個約定以後要多見面。151 從周德偉上述提到的事來回顧比較，可就以下追隨、崇敬胡適三十年 的羅敦偉之言，證明胡適在進化史觀上對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長期的 看法。
周德偉轉述羅敦偉的話後，也就是在胡適〈從「到奴役之路」說起〉
發表後七年，羅敦偉於1961 年撰寫〈五四與共產黨的四柱清冊〉，公開 回憶表達他當時的見解評論：
我生平異常欽佩胡先生……早幾年……在『自由中國』雜志社茶話 會席上公開說明，他要自動洗腦，因為他過去主張社會主義。到今 天才瞭解社會主義都與共產主義同一方向，都要不得；而其成就之 大，還都不如共產主義。……憑愚見，適之先生實在可以不必洗腦。
150 周德偉，〈我與胡適之先生〉，收入氏著，《周德偉社會政治哲學論著》，頁 370、372。
151 周德偉，〈我與胡適之先生〉，收入氏著，《周德偉社會政治哲學論著》，頁 372。
因為社會主義太多了。一般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同一方向的，當然 值得反對。其與共產主義不同方向，甚至方向正相反的，正可以主 張，又何必加以反對呢？……即如「胡適文存」第三集「我們對於 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文中提到：「……這個社會主義的大運動現 在還正在進行的時期。但他的成績已很可觀了。……也都已成了近 代文明的重要部分」。這個分析與觀察，自今日看來……雖然都近 乎是社會主義的理想，但是正是共產主義的剋星。152
這段文字中，羅敦偉重提胡適1926 年的〈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一文，該文正是胡適1954 年〈從「到奴役之路」說起〉文中所公開申明 要放棄、得洗腦的舊見。胡適對此的態度很堅定，所以1954 年的文章發 表後，當「羅敦偉先生隨即致函」153胡適後，胡適便急於回覆羅敦偉，
表達堅定新見之意。然而，胡適坦承自己不熟稔這個大問題，故轉而求 助周德偉代為回答。此處反映一個重要事實，胡適雖自述告白，藉由海 耶克著作公開懺悔，今是昔非，但是「我（案：指胡適）在這方面太隔 膜了」，154如何能答覆羅敦偉的信函呢？胡適對自己公開轉向所依據的 學說，連起碼學理知識都「太隔膜」的情形下，還是公開懺悔了，而且 立場「堅定」。拙文推測，胡適的轉變之因，除了海耶克的因素外，還 有來自對1949 年山河變色、對二戰以來東西思潮撞擊反思的因素。換言 之，胡適在「太隔膜」海耶克（學術傳統）著作的情況下，不僅接受了 海耶克的世界觀，放棄了宿見舊說，且篤信「新識」，至逝前變化不 大。
大約在1959 年或 1959 年以後，周德偉又去看訪胡適一次，周氏追 憶那次談話：
我說：「胡先生做過一篇『少談主義多談問題』，一貫的表示了胡 先生實驗主義者的態度，文章本來很好，但胡先生後來函覆李守常、
152 羅敦偉，〈五四與共產黨的四柱清冊〉，《暢流》第 23 卷第 6 期，頁 2-3。
153 周德偉，〈我與胡適之先生〉，收入氏著，《周德偉社會政治哲學論著》，頁 370。
154 周德偉，〈我與胡適之先生〉，收入氏著，《周德偉社會政治哲學論著》，頁 372。
藍公武又讓步了，承認李、藍兩先生的觀點，胡先生未免太遷就了，
這封信不如刪去為愈。」胡先生說：「我和李守常先生的交情不錯，
當時我不知道他是共產黨，而且他的態度從不激烈，我為融洽朋友 的感情，所以遷就了。」我說：「後來事實證明共產主義招致滔天 之禍，胡先生的信，徒然表示胡先生的態度及思想不夠堅定。事實 上胡先生決不如此。」胡先生說：「事已過去，不必懊悔。」155 周德偉的說法待商榷。胡適當年對李、藍兩位並未讓步，他晚年在哥倫 比亞大學所口述的回憶錄中，不僅維持當年與李、藍論辯的見解，也對 藍公武論述有所肯定。此外，胡適一生多次回憶「問題與主義」論爭的 文章內容，幾乎維持一貫的看法。胡適當年論辯有攻有守，有肯定亦有 反駁李、藍論述。胡適之所以「態度及思想不夠堅定」，就拙文前述種 種，主要來自當日學養的限制，一方面，胡適沒有海耶克般對中央計畫 的識見，不能充分理解李、藍和他自己三人論述所牽涉到的問題性質；
另一方面，也因此緣故，胡適當日並未純就社會主義（胡自己日後長期 仍相信它）或馬克思主義（胡適晚年回憶錄中提到：「我從未寫過一篇 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文章」），156作為主要批判的目標。換言之，胡適在 當年論辯後極長的歲月中，對於布爾什維克模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仍無清楚的識見與把握，遑論對於中央計畫起碼的理解。因此，在當年 的「問題與主義」辯論時，胡適如何能對共產主義、對李、藍兩人採取
「堅定」的「態度及思想」？何況論辯發生在1919 年的 7 月和 8 月，中 共尚未建黨，何來李大釗當時是共產黨的說法？157在周德偉文中，胡適
155 周德偉，〈我與胡適之先生〉，收入氏著，《周德偉社會政治哲學論著》，頁 377-378。
156 胡適口述，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頁 195。
157 根據唐寶林的研究，共產國際代表雖在 1920 年 4 月來華拜訪李大釗，但是整個中共建 黨的準備工作都是由陳獨秀擔綱任之。中共一大是在1921 年 7 月 23 日，但正式建黨則 在1920 年 11 月完成。因此，關於胡、李的論辯，胡適告訴周德偉「當時我不知道他是 共產黨」的說法，顯然不成立。唐寶林，《陳獨秀全傳》（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1），頁 146-161。然而，在胡、周的談話之前，胡適已在 1956 年 8 月 3 日的日記中 寫下：「一九二一年共產黨成立」的話，何以不在說出「當時我不知道他是共產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