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 年 3 月 5 日，胡適應「自由中國社」週年會之邀，在臺北裝甲 兵軍官俱樂部發表了一篇講詞〈從「到奴役之路」說起〉，46拙文以為，
這篇講詞是「問題與主義」論爭以後，胡適陸續撰文談到當年論辯的反 思反省之中，最關鍵的一篇資料文獻，又是胡適一生學術思想限制的解 惑與移除之最佳佐證，也是篇最需要費力耙梳及說明的思想論述。這個 事實與轉變，主要與胡適初步（亦是晚年）接觸到海耶克思想直接相關。
這是過去研究胡適思想者極少把握到的識見，也是論爭九十多年以來，
各方研究者、評論者在胡適問題的解釋上，產生分歧甚或迷失的根本原 因所在。
胡適在未接觸海耶克思想學說前，有一個貫穿他大半生隱而少顯卻 長期支配他的見解。拙文在此試圖重建該見解。
胡適自青年留美時起，即接受如下觀點：放任式的資本主義，在點 點滴滴的、漸進不驟的進化世界觀中，應當被修正、被超越，並以政府 或國家為興利除弊的工具，介入干涉社會的各種公共利益問題，最終演 進到「社會化」之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式的社會主義。47換言之，胡適
46 胡適，〈從「到奴役之路」說起〉，收入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哲學與文化》，
頁709-715。
47 胡適這種興利除弊的國家工具概念，部分的論述最早已出現在 1916 年的一篇得獎論文 中，見Hu Shih, “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今收入季羨林
主張以國家為工具，干涉介入社會，以解決資本主義、個人主義所引發 的各種社會危機、矛盾。以下按年月先後予以介紹。
胡適留美時期，在1914 年 9 月 13 日的日記中曾記下：「今人所持 平等自由之說，已非復十八世紀學者所持之平等自由，……今日西方政 治學說之趨向，乃由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而趣干涉主義，由個人主 義而趣社會主義，……蓋西方今日已漸見十八世紀學者所持任天而治（放 任主義）之弊，今方力求補救，奈何吾人猶拾人唾餘，而不深思明辨之 也？」48此時的胡適，雖萌以社會主義補救放任主義（即資本主義）的 缺失，但並沒有任何具體可行的方法，一直要到1919 年 5 月杜威來華講 學的契機，始見端倪。
杜威自1919 年 9 月 20 日起，持續到次年 3 月 6 日結束，在北大分 16 次講演，該講演由胡適擔任翻譯。這 16 次講詞後來合成一篇長文〈社 會哲學與政治哲學〉，前兩節發表於《新青年》。胡適在1919 年 11 月 為杜威講演〈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撰寫的引言中說起：「杜威……獨 有政治哲學方面至今還不曾有系統的大著作出世。……不曾有一部正式 的『實驗主義的政治哲學』。所以今年杜威先生同我商量講演題目時，
我就提出這個題目，希望他藉這個機會做出一部代表實驗主義的社會哲 學與政治哲學。他很贊成我這個意思，故有這16 次的長期講演。這是杜 威先生第一次正式發表他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49在這篇長文中，
主編，《胡適全集》，第35 集，頁 189-203，特別是 193-194、199、201-203。這個看 法主要根據兩條證據而來。在1940 年撰成的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Instrumentalism”
一文中，胡適指出杜威在1916 年的兩篇論文 “Force, Violence and Law” 和 “Force and Coercion”，實已發展出了充分利用國家工具潛能的觀點（見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
第38 集，頁 44）。因此，在給杜威的一封信上，胡適告訴杜威，也就是杜威這兩篇論 文，巨大地影響了他這篇1916 年得獎之作（Hu Shih to John Dewey, 1940.03.02 [09620] ,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 Volume 3: 1940-1953[光碟版]）。
48 胡適撰，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第 1 冊，1914 年9 月 13 日，頁 492-493。
49 胡適，〈杜威博士講演錄 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載於《新青年》第 7 卷第 1 號（1919，
北平），頁121-122。
胡適初次見到了杜威比較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個別的利弊，以及國家作 為一種工具主義的說法。
杜威在文中指出，歷史進化中，人性傾向當人們相互衝突時，「只 想找一個最高主持公道的機關……來和解」，而且「社會愈進化，要求 第三者解決的事愈多，所以國家更成為永久的評判機關了」。在這個事 實與原因上，國家可以「操縱最高權力」的合法性，端看它是否代表的 是最廣的「公共利益」而定。因此，杜威論述，國家工具性功能在於「怎 樣用它才可以謀社會的公共利益」，並用政治勢力（force）「使不公道 的逐漸公道，不平等的逐漸平等」。此外，杜威批評「西洋人把政府實 在看得太重，……政府佔了極重要的地位，……明白人發生疑問，……
究竟國家政府應否有這麼大的權力？」「德國系的政治哲學」，即崇尚 這種國家至上的必要。但另一方面，杜威也指出：「個人主義──自由 主義一派的壞處，在於把國家的勢力太限制了。」因此，杜威主張應當 兼取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方的長處：「怎樣可以有個人主義的好處，
而沒有損害社會的壞處，這是一個重要問題。」50
為了配合杜威1919 年 5 月起來華的講學，1919 年 4 月，胡適發表
〈實驗主義〉（1919 年 4 月間在北京的四次講演匯集而成，後再經修訂，
7 月 1 日完成定稿），開始介紹杜威哲學的基本觀念：「知識思想是人 生應付環境的工具」和「實驗的方法」。接著，在7、8 月進行的「問題 與主義」論爭中，胡適以杜威門徒的立場與思想，表達他立論的核心觀 念──主張點滴局部的改革方法，反對根本解決問題的辦法。胡適的這 些觀念相較於數月後杜威講演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論述，論證上 雖不如杜威的周詳，但主旨上則全然相同。51畢竟，胡適是沿隨著杜威
50 杜威，〈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收入沈益洪編，《杜威談中國》（杭州：浙江文藝出 版社，2001），頁 14、49-50、55、66。這篇長文的英文摘記原稿，杜威逝後，未能尋 得，此事來龍去脈，詳見 Robert W. Clopton and Tsuin-Chen Ou eds., 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3), pp.
31-34.
51 胡適，〈實驗主義〉，載於 1919 年 4 月 15 日《新青年》第 6 卷第 4 號，後經修訂，收
思想而思而行。
1920 年 5 月 15 日，胡適在北京社會實進會講演，繼續反映杜威〈社 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文中國家是為社會而設的工具說：「由歷史方面看，
國家是一種最有用的工具，用得好就可以替社會造福。社會改良家一定 要利用他，因為他可以幫助我們做好些事。」52 1921 年 8 月和 10 月，
胡適在安慶一中與中國大學皆以〈好政府主義〉為題，發表講演，內容 則幾乎相同。這兩次講演中，胡適論述「人類是造工具的動物」，其他 動物類皆沒有製造工具的天才。政府是人造的一種工具，其目的在於適 應于公共的需要，「可以促進社會全體的進步」。將政府做為公共機關 來指揮大眾，可減少社會上人的惰性，並超越克服個人或少數人不能為 的事。政府這工具若交給少數人，必遭濫權以謀私利，「所以宜用民治 主義去矯正他」、「監督他」和「管束他」。胡適把政府看作工具，故 稱之「工具的政府觀」或「政治的工具主義」（political instrumentalism）。
胡適甚至由此工具主義引申出，政府壞了和不受修正時，「可改一個好 政府──這是淺顯的革命原理。所以在工具主義的政府觀之下，革命是 極平常而且極需要的，並不是稀奇事」。總之，胡適此處所言「工具主 義的政府觀」，仍不出杜威〈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的內容。53
入《胡適作品集》，第4 集，頁 61-112。胡、杜兩人相同處，見：杜威，〈社會哲學與 政治哲學〉，收入沈益洪編，《杜威談中國》，頁5-11、30-34、71-81。1959 年 7 月，
胡適以 “John Dewey in China”（「杜威在中國」）為題，在夏威夷大學講演，講詞中，
胡適對當年邀請杜威的團體所做的準備工作，以及杜威講演的過程、翻譯、出版和影響，
有著清楚扼要的回顧。Hu Shih, “John Dewey in China”，今收於周質平主編，《胡適英文 文存》，第3 冊，頁 1515-1523。該文中譯本，見胡適，〈杜威在中國〉，夏道平譯，
原載於《自由中國》第21 卷第 4 期（1959 年 8 月 16 日），今收於《胡適作品集》，第 25 集，頁 31-44。
52 這次演講由許地山記錄，題為〈研究社會問題底方法〉，原載 1920 年 5 月 26-29 日《晨 報副刊》，今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1 集，頁 229-243，引文在頁 243。
53 胡適，〈好政府主義〉（安慶一中演講），《胡適日記全集》，第 3 冊，1921 年 8 月 5 日，頁259-262；〈好政府主義〉，1921 年 10 月於中國大學演講，後刊載於 1921 年 11 月17 日至 18 日《晨報副鐫》，今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北京：北大出版社，
1998），第 12 集，頁 714-719。此外，潘光哲對《努力週報》（1922 年 5 月-1923 年 10
1922 年 4 月，胡適在課上講王莽國家社會主義的精義，稱讚王莽是 國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下詔將民間六項基本財經要事收歸國家管 理（六筦是：鹽、酒、鐵、名山大澤、錢布銅冶、五均賒貸），也就是 將民間的「公共用具」全收歸社會或國家辦理。這種以政府組織為大計 畫的干涉工具，是為了平均社會，使不公平逐漸減少。胡適後將該講義 原文發表在1922 年 9 月的《讀書雜志》上，既肯定王莽的社會主義，又 主張用政府為工具來推行社會主義政策，透露出杜威〈社會哲學與政治 哲學〉的要義。胡適並將該文譯為英文論文，1928 年發表在外國期刊上，
並在文末增添新的說法：兩千年來，「竟沒有歷史學者──無論是如何 自由主義的──替他說一句公平的話」。自由主義學者胡適肯定社會主 義皇帝，替他伸冤！這裡反映出胡適把社會主義包括在他長久堅信的民 治主義之中。1941 年 3 月，胡適在美國伊利諾大學講演中國古代社會結 構的問題時，甚至指出王莽所採行種種「社會主義的政策」（“socialistic policies”），可視之為歷史上「第一位新政推行者」（“the first ‘New Dealer’”）。胡適並強調，王莽的社會主義主張代表著儒家知識分子正統 思 想 的 一 個 重 要 部 分 ， 有 助 於 中 國 社 會 結 構 愈 演 變 愈 「 民 主 」
（“democratic”）。1942 年 2 月 5 日，美國副總統 Henry A. Wallace 約胡 適吃午飯，胡適日記中寫下：「Wallace［華萊士］說，他對于王安石特 別感覺興趣。我答應他把《王莽》一文送給他看看。」明顯地，胡適希 望身為「新政」執行者的 Wallace 能讀到他研究歷史上「第一位新政推
（“democratic”）。1942 年 2 月 5 日，美國副總統 Henry A. Wallace 約胡 適吃午飯，胡適日記中寫下：「Wallace［華萊士］說，他對于王安石特 別感覺興趣。我答應他把《王莽》一文送給他看看。」明顯地，胡適希 望身為「新政」執行者的 Wallace 能讀到他研究歷史上「第一位新政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