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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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在哪裡 ── 新解胡適與李大釗

「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

王遠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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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五四」期間，胡適（1891-1962）與李大釗（1889-1927）進行的「問題與主義」論辯，就事後中國政治與思想的演變來看，可說是20 世紀 20-40 年代馬列毛式的共產革命思潮漸次席捲中國之成因、性質與過程的發端與徵兆。歷來中外學界對此歷史性論辯，論述不知凡幾，早是老生常談的論題。

然而，仔細考察論辯的文本（texts）與其他相關的材料以後，作者發現，文

本雖然觸及到了一點20 世紀現代性核心危機（自由與獨裁的問題，特別是中

央計畫［central planning］的後果）的邊沿；胡李兩人，事實上，並未能悟識到論辯本身所涉及的世紀性危機所蘊含的可能的重大後果。因此，胡李兩人在論辯中真實的立場與見解應該放置在什麼位置上來觀察、評價，遂成為重要而困難的課題，也常為評論者、研究者不察不見。換言之，這場論辯是齣未落幕的劇，有待觀聆後續的接幕。

拙文循此途徑，試圖提出與過去中外學界對此論辯解釋的不同「新解」。

由於胡適在1954 年公開聲明，他因受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 1899-1992）

影響，深以今是昨非，放棄了過去許多關鍵性的思想見解，轉而支持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具有密切關係的看法；拙文不但分析、比較海耶克與胡適兩人相關思想，是否正如胡適「懺悔」、「洗腦」所言，同時也借用海耶克的思想學說，檢討「問題與主義」論辯的真正歷史含意，詳人所略。

概括言之，拙文試圖將「問題與主義」論辯放在20 世紀世界史現代性危

機的脈絡中加以透視、評論；希望還「問題與主義」論辯本來的面目。此外，

拙文經由分析胡適一生有關自由與獨裁的思想主張，也試圖重釋、重現胡適自由主義的原貌。

關鍵詞：問題與主義胡適李大釗海耶克中央計畫自由與獨裁自由主義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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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胡適在「問題與主義」論辯中的思想與立場三、論辯後的續幕

四、續幕中：即席而作（improvisation）還是按本演出（libretto）

五、狐狸相逢於刺蝟（一）

六、狐狸相逢於刺蝟（二）

七、餘音與結論

一、前言

聖人之所謂理者，圓備無漏；才落儒家之口，則疏直易尋之理可見，至於盤根錯節之理，則不可知矣。……理之有善有惡，猶乎性之有善有惡，不得謂理全無惡也。即樹木之理，根株枝節，而忽有糾拏雜糅之結，斤斧所不能施者，謂此中無理耶？

──傅山，〈理字考〉¹

1919 年 7 月 20 日，胡適（1891-1962）在《每週評論》第 31 期上發表了著名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批評五四思想界各種熱烈討論的主義皆犯了一個共同的錯誤，藉用林毓生的話來說，

此即：試圖採用全盤化的解決（a totalistic solution）方法來根治或根本解決中國的危機。²時任《國民公報》主編的藍公武（1887-1957），將胡適該文轉載在《國民公報》上，又以「知非」的筆名發表〈問題與主義〉論述，評論與回應胡適的論點。胡適很快將藍文轉載在同年 8 月 3

1 ［清］傅山著，劉貫文、張海瀛、尹協理主編，《傅山全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第 1 冊，〈理字考〉，頁 537。

2 林毓生，〈「問題與主義」論辯的歷史意義〉，《二十一世紀》第 8 期（1991，香港），

頁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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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每週評論》第 33 期。當時李大釗（1889-1927）為避開北洋軍警的監視，離京到昌黎五峰暫隱，在看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之後，致信胡適，表明自己對「問題與主義」的看法。胡適閱過李氏的信文後，極可能是為接續藍公武的〈問題與主義〉一文，將李文以「再論問題與主義」為題，刊登在8 月 17 日的《每週評論》第 35 期。此後，

胡適為了更詳細回應藍公武和李大釗的批評，分別在第36、37 期的《每週評論》發表〈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但是，原定 8 月 31 日出刊的〈四論問題與主義〉，因《每週評論》在 8 月 30 日被北洋軍警查封，未能正式出版，後由胡適收錄在1921 年 12 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胡適文存》第一集中。³

上述三人在《每週評論》展開的「問題」與「主義」論爭，乃是影響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及其政治社會思想的重大事件。⁴論爭引發者胡適，

3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每週評論》第 31 期（1919.7.19）、藍公武，〈問題與主義〉，《每週評論》第33 期（1919.8.3）、李大釧，〈再論問題與主義〉，《每週評論》第35 期（1919.8.17）、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每週評論》

第36 期（1919.8.24）、胡適，〈四論問題與主義〉，《胡適文存》第 1 集，這五篇文章皆收入《胡適作品集》（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第 4 集，分見頁 113-118、

118-126、127-133、133-143、143-149。其中，胡適之〈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題為〈問題與主義〉。編按：本文討論之胡適諸文及講詞，於再次引用時，皆標示現收入版本頁碼，方便讀者查索，書目亦同。

4 關於這方面中外代表性的研究，限於篇幅，僅能列出原稿五分之一的文獻。彭明，《五四運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胡繩等著，《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華崗，《五四運動史》（上海：

新文藝，1953）；呂希晨，《中國現代哲學史》（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丁守和，《從五四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北京：三聯書店，1979）；黃楠森，

《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高軍，《中國現代政治思想評要》

（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Chou Ts’ê-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218-222;

Jerome B.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73-216; Benjamin I. Schwartz,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Symposium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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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曾多次回首提及這個論爭，詳見後述。

關於這個論爭的議題、重要性與意義，中外相關研究甚多，早已成為老生常談，何以拙文此處仍要重訪「問題與主義」之爭？並試圖冠以

「問題與主義」論爭的「新解」呢？基本原因有二。

第一個基本原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史學界對於「問題與主義」論爭的歷史解釋，根據袁剛、陳雪嵩和楊先哲三人合撰〈「問題與主義」之爭九十年回顧與思考〉的總結，長期受到一個官方史觀的指導與支配：「問題與主義之爭被定性為『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爭論』，胡適也被說成是逆歷史潮流而動，論者多強調：『原來共同高擎新文化運動大旗的戰友們開始分道揚鑣了』。《每週評論》被禁後，

『李大釗、陳獨秀向左轉，胡適向右轉』。突出其政治意識型態取向，

胡適一直作為共產黨的對立面而遭受譴責。」⁵

依照張豔的研究，該官方史觀定調的緣起與艾思奇關係最深。張文述及艾思奇在五四運動二十三周年紀念日，發表〈五四文化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爭論〉，「這是迄今發現的中國共產黨人研究『問題與主義』之爭的第一篇論文」，文中「沒有涉及誰戰勝誰，或者誰是領導者的問題，

全文重點是陳述爭論的過程以及爭論雙方各自的思想特點和優缺點」。

1951 年，艾思奇將該專文大幅修改後，改以〈介紹五四文化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爭論〉的新名稱，收入其《「有的放矢」及其他》一書中，此修訂版作了三項根本「修正」：突出「問題與主義」之爭的重要性、全面否定胡適與實驗主義哲學的思想價值、明確指出「問題與主義」的論爭反映出當日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領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事實與作用。可以說，艾思奇這篇修改後的文章，實與日後官方史觀密不可分。換言之，

正如張豔綜述指出：「在『五四』之後，中共黨內知識份子不僅根據政治思想立場和革命時代的需要來闡釋『問題與主義』的原始發生史，而

5 袁剛、陳雪嵩、楊先哲，〈「問題與主義」之爭九十年回顧與思考〉，《學術探索》2009 年第3 期（昆明），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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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新中國成立後進一步對『問題與主義』作了追加性的評判。」⁶ 然而，1980 年以來，已有越來越多學者不滿意於這種史觀的片面性、頑固性與簡化性，試圖將其開放化、複雜化和多方面化。這些轉變與修正，主要反映在如下兩類研究成果：其一，「指出『問題與主義』

之爭只不過是新文化人士內部發生的一場爭論，稱不上是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之間的一場政治思想上的敵我論戰，也不意味著新文化人的『分裂』，爭論的結果並不是哪個階級或主義的勝利，更不能說它顯示了當時的共產主義知識份子對整個新文化運動的領導」。⁷其二，重新根據胡適當日的言論，質疑或否定官方史觀的教條，前引袁剛等三人合撰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九十年回顧與思考〉，即屬於此一類型代表性的論述。

在這些轉向修正的研究成果中，羅志田於 2005 年先後發表 4 篇論文，⁸他吸取周策縱較早的研究成果，⁹參考更豐富的資料，綰合上述兩

6 本段所引張豔評述，參見張豔，〈對五四時期「問題與主義」之爭歷史闡釋的學術解讀〉，

《中共黨史研究》2010 年第 5 期（北京），頁 54-63，引文見頁 59、60-61、63。這方面的例子，代表性著作可見於：胡繩等著，《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

華崗，《五四運動史》；黃楠森，《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高軍，《中國現代政治思想評要》。相關的研究文獻，多不勝數，限於篇幅，故不列舉。編按：全文引用資料若連續出現，為省篇幅，或合併為一註，仍將註明引用頁次，敬請讀者諒察。

7 張豔，〈對五四時期「問題與主義」之爭歷史闡釋的學術解讀〉，《中共黨史研究》2010 年第5 期，頁 54。這方面的代表著作，請參見：官守熙，〈關於一九一九年「問題與主義」之爭的評論的商榷──兼談實驗主義和改良主義在「五四」時期的社會影響〉，《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 年第 2 期（呼和浩特），頁 1-13；龔書鐸、

黃興濤，〈胡適與李大釗關係論〉，《史學月刊》1996 年第 1 期（開封），頁 62-70；

袁剛、陳雪嵩、楊先哲，〈「問題與主義」之爭九十年回顧與思考〉，《學術探索》2009 年第3 期，頁 85-92。相關的研究成果亦令人瞠目，限於篇幅，不得臚列。

8 羅志田，〈走向「行動的時代」：「問題與主義」爭論後的一個傾向〉，《社會科學戰線》2005 年第 1 期（長春），頁 155-160；羅志田，〈因相近而區分：「問題與主義」

之爭再認識之一〉，《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北京），頁 44-82；羅志田，〈整體改造與點滴改革：「問題與主義」之爭再認識之二〉，《歷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北京），頁100-116；羅志田，〈外來主義與中國國情：「問題與主義」之爭再認識之三〉，

《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5 年第 2 期（南京），頁 9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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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論述，在「問題與主義」論爭的議題上，作出較翔實、平衡與清晰的研究成果，值得肯定。羅志田在其研究中論證了以下三項見解：

胡適和李大釗的相關言論在一段時間裡共同成為年輕一輩的思想資源，提示著這一爭論未必像後來認知的那樣意味著新文化人的「分裂」，或即使「分裂」也不到既存研究所論述的程度。

那次論爭……觸及了所處時代認知的焦點……。例如，關於中國問題是局部解決還是整體解決這個議題，……當時傾向於整體或根本解決中國問題的人相當普遍，其中不少人甚至不那麼激進；而在主張根本解決的人中間，也有反馬克思主義者。……

「問題與主義」之爭觸及到的一個時代關注的焦點，就是外來主義與中國國情這一問題。……胡適關於輸入外來「主義」應該考慮適合中國國情的觀念在中共黨人探索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的客觀實際問題時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呼應。¹⁰

上述的轉變與修正，確實增進人們對「問題與主義」論爭的理解。

然而，關於該論爭的發生史，以及其後在20 世紀中國歷史上的核心問題與意義，迄今學界研究是否已提出令人滿意的解釋與說明？就個人管見所及，目前仍有兩個思想史上的核心問題有待商榷與探索。其一，胡適於論辯後到過世於臺北前，在不同的時空中，雖曾多次提到「問題與主義」論爭的性質與意義，他是否曾負責且清晰地說明自己一生學術思想上的限制何在？而上述轉向修正的研究成果中，特別是以羅志田具代表性的三項見解為例，由於未能注意到胡適學術思想上可能受到何種限制，且予以闡明，故雖較成功地論證三項見解，卻未能說明解釋該三項

9 Chou Ts’ê-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p. 218-222.

10 羅志田，〈外來主義與中國國情：「問題與主義」之爭再認識之三〉，《南京大學學報》

2005 年第 2 期，頁 98。此外，試圖對胡適和李大釗予較平衡的評價的研究，蔚為潮流，

但仍因篇幅所限，刪去原稿30 條書目後，僅列少許代表著：朱志敏，〈李大釗與胡適〉，

《近代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北京），頁 266-283；張寶明，〈「問題」與「主義」：

兩種思想譜系的歷史演繹──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看《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銜接〉，

《南京大學學報》2004 年第 2 期（南京），頁 6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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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何以會如此？其二，在「問題與主義」論辯中，拙文以為，胡適與李大釗的論述觸及20 世紀現代性的核心危機：自由與獨裁的問題，特別是計畫經濟思潮的大辯論；然而，這個世紀性的危機問題，要到1938、

1939 年左右才由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 1899-1992）首次精確地指出，¹¹並藉由他1944 年出版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一書，¹²西方思想界才初次得以較完整地理解海耶克的思想，以及該核心危機的性質與問題。由於胡適、李大釗未能充分意識到雙方論辯中所包涵著世紀性問題的意義，因此，1919 年這個思想的爭論，可謂是一場尚未落幕之劇，一場有待觀察胡、李雙方日後思想主張，究竟何處改變與何處不變，然後才較適宜予以評論的論辯。換言之，如果將該論辯放在20 世紀上半葉現代性核心危機的歷史脈絡中觀察研究，特別是就海耶克具有洞察性、突破性和針對性的相關思想著作來比較、觀察，那麼胡、

李這場分水嶺性論辯的深層意涵和相關全貌，才得以較合理合宜地重建再現。

第二個基本原因。林毓生對「問題與主義」論辯有篇極具洞察力、

涵括性的文章〈「問題與主義」論辯的歷史意義〉，該文對於論爭的性質、意義及胡適自由主義的立場與見解，給予很公平、深刻的概括評論：

1919 年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悲劇的門檻，過此以後，則一發不可收拾矣！我們可以從李大釗與胡適的論辯的性質與後果看到一些這一重大歷史悲劇之成因、性質、與過程的端倪。李大釗對其抱持「主義」的說明，預示著激進的中國共產運動所將採取的意識形態的方向與內容。另外一邊，胡適對中國的變革所應採取自由主義式漸進

11 F. A. Hayek, “Freedom and the Economic System (1938),” “Freedom and the Economic System (1939),”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 A. Hayek vol. 10, ed. Bruce Coldwel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p. 181-188, 189-211.

12 F. A.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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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立場做了有力的辯護；當時獲得不少人的支持。然而，歷史環境對他所提倡的變革方式卻極為不利。

同文中，林毓生接著提出一個相關的核心問題：

然而，在五四時期與後五四時期中國的歷史條件中，卻沒有多少資源來拒抗馬列毛式的共產革命運動所做的它具有真實地根本解決中國問題的本領的聲稱，尤其當此一聲稱以高度理想主義（烏托邦主義）的姿態出現的時候。¹³

拙文認為，林毓生上述的評論與發問，直接引出兩個重大問題。其一，林文指出，胡適自由主義式漸進解決問題的方式，在當日歷史環境與條件的限制下，「自然也就無法實現」；然而相較李大釗的希望已被過去的歷史證實落空了，「胡適對『主義』的批評現在反而可以給予正面的評價」。¹⁴這裡，拙文在面對林文的洞察與說明之餘，想提出一個進一步的發問：是否在客觀的歷史條件限制之外，胡適本人學術思想的限制（此處所謂限制，不是負面的指責，而是指每個人問學治學必然皆有的限制），可以幫助吾人更加瞭解論辯本身的歷史問題與意義？而胡適本人對此有無自覺與說明？其二，關於林文所言「在五四時期與後五四時期中國的歷史條件中，卻沒有多少資源來拒抗馬列毛式的共產革命所做的它具有真實地根本解決中國問題的本領的聲稱」，¹⁵綜觀胡適日後學術思想的發展，胡適本身的限制是否能幫助吾人回答林文的問題？

至於胡適本人對於林文所言當時中國「沒有多少資源來拒抗馬列毛式的共產革命運動」的論述，胡適是否察覺這個歷史特點、趨勢和事實？如果有任何的察覺，他是如何回應呢？

拙文相信，緣由林文直接引出的兩個重大問題，如果能予以闡釋說

13 林毓生，〈「問題與主義」論辯的歷史意義〉，《二十一世紀》第 8 期，頁 15-20，引文見頁16、20；亦可參考林毓生，〈二十世紀中國的反傳統思潮與中式馬列主義及毛澤東的烏托邦主義〉，《新史學》第6 卷第 3 期（1995，臺北），頁 95-154。

14 林毓生，〈「問題與主義」論辯的歷史意義〉，《二十一世紀》第 8 期，頁 20。

15 林毓生，〈「問題與主義」論辯的歷史意義〉，《二十一世紀》第 8 期，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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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並且將諸問題聯繫到前述「第一個基本原因」中所提出說明的問題，

試將牽連各個問題相互間的含義給予合理而清晰的析論，那麼將有可能把「問題與主義」研究推向一個新的、有重大意義的範疇。中國學界近十年來的修正努力，以及過去中外相關的研究，對此研究雖有所貢獻，¹⁶ 但就拙文所見，尚有新的、仍未妥善解釋與解決的根本問題，有待嘗試和挖掘。

二、胡適在「問題與主義」論辯中的思想與立場

1919 年 7 月，胡適在其〈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文中論

16 下列著作可反映出這方面各種研究的成果，限於篇幅，刪去原稿近百條目，遺珠成串：

張朋園，〈周著：「胡適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4 期（1985，臺北），頁 377-383；楊貞德，〈進化與自由──胡適自由主義中的歷史觀及其意涵〉，《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4 期（1999，臺北），頁 257-324；

楊貞德，〈轉向自我：胡適科學方法觀的特徵〉、〈自由與修身：胡適自由主義中的思維模式〉、〈自由與進化：胡適自由主義中的個人與歷史〉，均收入氏著，《轉向自我：

近代中國政治思想上的個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頁 66-88、

113-145、146-203；陳儀深，〈三○年代的民主與獨裁論戰〉，《東吳政治社會學報》第 10 期（1986，臺北），頁 231-292；潘光哲，〈胡適與《努力週報》的創辦〉，收入李金銓編，《文人論政：民國知識份子與報刊》（臺北：政治大學出版社，2008），頁 81-108；

潘光哲主編，《自由的探尋──陳宏正先生七十壽慶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12）；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許紀霖，〈尋求自由與公道的社會秩序〉、章清，〈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合離〉，兩文同收入瞿海源、顧忠華、錢永祥主編，《自由主義的發展及問題（I）》（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頁 25-67、195-253；王汎森，〈「主義」與「學問」──1920 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分裂〉，收入劉翠溶主編，《四分溪論學集：慶祝李遠哲先生七十壽辰（上冊）》

（臺北：允晨出版公司，2006），頁 123-170；黃克武，〈胡適與赫胥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0 期（2008，臺北），頁 40-83。此外，《二十一世紀》有兩期的專題，深入討論該論題：其一，1991 年 12 月的「百年中國：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

專題，參見《二十一世紀》第8 期（1991，香港），頁 15-65；其二，2001 年 10 月的「百年中國與世界：自由主義與中國近代傳統」專題，參見《二十一世紀》第67 期（2001，

香港），頁4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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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用來「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

和「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之工具。然而，胡適強調，在中國社會中許許多多具體的、個別的問題，每一個問題的成因、性質，自有其特殊性，

所以解決每個個別的問題的方法，各有殊異，「都是要費功夫，挖心血，

收集材料，徵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才可以得出一種解決的意見」，沒有成法可援，沒有前賢和經典之話可用，「全憑研究考察的功夫」。正如胡適簡潔地說道，「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問題下手的」。因此，每一個個別的、具體的社會問題的改善或解決，僅能從一個特別的觀點（a particular perspective）來評估審視。¹⁷ 據於此理，胡適譴責五四激進分子：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

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¹⁸

在胡適的觀點中，並沒有任何單一的定則或主義，能夠決定社會整體問題的性質與範圍，且以一勞永逸的方式來解決它。任何個別、具體問題的解決，當獲得任何成果成就時，必歸諸對具體人事的考量、衡量與調整，而非來自依賴任何單一掛帥的理性標準（rational standard）。

在胡適文中，中國的任何變動，皆必須在社會、政治、文化維持一定的秩序下，才能進行。這種改革觀，堅持任何的變動必須在針對政治、

社會、文化上個別的具體問題做了研究後，然後才予以改革。換言之，

胡適對社會變遷的看法，可說是一種實驗主義式的、自由主義式的改革觀，或稱之為局部且漸進的改革（partial and piecemeal reforms）。基於

17 胡適，〈問題與主義〉，《胡適作品集》，第 4 集，頁 117。在這一小節中，有關胡李兩人的論述，主要參考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第13 卷第 4 期（2001，臺北），頁 498-500。

18 胡適，〈問題與主義〉，《胡適作品集》，第 4 集，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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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立場，任何以「根本解決」方法來處理中國危機的主張，他皆斥之為「包醫百病」的幻想。社會主義、無政府派之全民大革命，以及孫文預防資本主義的「民生主義」革命，在胡適看來，皆屬於強制以根本的或整體性的辦法來解決中國危機。其結果不僅不能解決中國危機，且必將造成嚴重後果。¹⁹

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後，藍公武撰文〈問題與主義〉，批評胡適的看法。胡適當時曾說：「知非（藍公武）先生的議論，很有許多地方可以補正我的原作。」²⁰

藍公武首先指出問題與理論（主義）兩者不可分割性，直接批評胡適過度重視實際的問題，忽視了主義學理可造成的效果。藍氏說道：

問題的性質既是這樣的複雜，那解決的方法當然不能簡單一樣。遇著局部的現實的經過反省，成了問題的時候，自然用不著主義學說來鼓吹，只要求具體的解決方法，便有結果。若是一種廣汎的含有無數理想的分子的──即為尚未試驗實行的方法，──問題，並且一般人民，對於他全無反省，尚不能成為問題的時候，恐怕具體的方法，也不過等於空談，決沒有什麼效果可言的麼！

接著，藍公武不同意胡適簡單地將「問題」當作「具體」的性質看，忽略了「問題」也具有「抽象性」，在文中辯駁道：

通常提到問題兩個字，一定把他當作具體的性質看；其實不盡然。

哲學科學上的且不提，即如與吾們實際生活有關係的問題，抽象性質也很多。……從他根本的方面著眼，即成了抽象性的問題，從他實行的方面著眼，變成了具體性的問題。

最後，針對胡適批評談論主義的主要缺點的論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主張成了主義，

便由具體的計畫，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

19 胡適，〈問題與主義〉，《胡適作品集》，第 4 集，頁 113-118。

20 胡適，〈問題與主義〉，《胡適作品集》，第 4 集，頁 118。胡適此處的話，來自他把藍公武的〈問題與主義〉轉載在《每週評論》第33 期時，所加上的編輯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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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²¹給予針鋒相對的反駁。藍氏說道：

有許多主義，他的重要部分，並不在從具體主張變成抽象名詞，卻在那未來的理想，世間有許多極有力量的主義，在他發生的時候，

即為一種理想，並不是什麼具體方法，信仰這主義的，也只是信仰他的理想，並不考究他的實行方法。……故理想乃主義的最要部分。

一種主張能成主義與否，也全靠這點。²²

很明顯，此處藍氏指出主義本身沒有「理想」才是它的弱點。

李大釗在同年8 月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反駁胡適對社會主義的指控。²³李氏認為就中國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危機之情況和性質來說，

除非採取「根本解決」之道，否則無法根治。第一，李氏說：「若在沒有組織，沒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已閉止，任你有什麼工具，都沒有你使用作工的機會。這個時候，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纔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李的論述在此意涵著胡適的局部且漸進的改革，只適用於「有組織，有生機的社會」；但中國是一個

「沒有組織，沒有生機的社會」，胡適的改良主義只是一個找不到著力點的改革工具而已！

第二，李氏辯稱：「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搆造，都是表面的搆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搆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明顯主張「經濟問題」的解決，乃優先於社會、政治、文化諸問題。李氏舉例說：「就以俄國而論，羅曼諾夫家沒有顛覆，經濟組織沒有改造以前，一切問題，絲毫不能解決。今則全都解決了。」

21 胡適，〈問題與主義〉，《胡適作品集》，第 4 集，頁 115。

22 藍公武，〈問題與主義〉，《胡適作品集》，第 4 集，上述三段引文分見頁 119、120、

121-122。

23 以下二段李大釗之論述，均見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胡適作品集》，第 4 集，

頁132。

(13)

對於李大釗而言，既然十月革命標示著人類社會、歷史已進入一個新的進化階段：社會主義，因此李氏自然認為中國的經濟組織和生產關係，都該儘速根本地轉變成社會主義經濟組織和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以符合人類歷史、社會「進化」之要求。馬克思主義不僅應當充作最佳的工具（instrument）來解決中國危機，也是一個歷史真理而待實踐、實現於中國。然而，胡適文中批評的對象是社會主義，並無把矛頭清楚地指向馬克思主義，但是就李大釗而言，胡文實已包含著對馬克思階級鬥爭理論的反對和否定。

胡適認為藍氏、李氏並不瞭解他的立場，在兩星期內，寫了〈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兩文，說明自己實驗主義的、自由主義式的社會變遷思想，並批判李氏將社會主義視為真理及其「根本解決」中國危機的方法。在〈三論問題與主義〉文中，胡提醒辨別漸進改革和根本解決兩者相異的重要關鍵處，在於是否重視實行的方法和具體的主張：

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是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見解，

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做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

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漸漸養成人類的創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漸漸使人類有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方才可以漸漸解放人類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²⁴

胡適此處明顯地批判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民生主義皆同屬於迷信抽象的「理論」，忽略了解決個別具體問題的能力與這個要求的重要性。

此外，胡適辯明，他並未反對布爾什維克，李大釗錯怪他了。因此，胡適解釋說：「譬如俄國新憲法，主張把私人所有的土地，森林，礦產，

水力，銀行，收歸國有；把製造和運輸等事，歸工人自己管理；無論何人，必須工作；一切遺產制度，完全廢止；一切秘密的國際條約，完全

24 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胡適作品集》，第 4 集，頁 142。

(14)

無效……這都是個體的政策，這都是這個那個政治或社會問題的解決法。──這都是『具體的主張』。」²⁵

在〈四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胡適特別批評李大釗所提倡的馬克思之階級鬥爭學說：「這種學說，太偏向申明『階級的自覺心』一方面，……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許多建設的救濟方法成為不可能，使歷史上演出許多本不須有的慘劇。」但是，胡適同時也肯定馬克思主義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唯物史觀。他說道：「唯物的歷史觀，……在史學上開一個新紀元，替社會學開無數門徑，替政治學說開許多生路：這都是這種學說所涵意義的表現，不單是這學說本身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關係了。……

這種歷史觀的附帶影響──真意義──是不可埋沒的。」²⁶

最後，這裡要澄清兩個問題。第一，在「問題與主義」的辯論中，

胡適所反對的「社會主義」，乃是空談而不能踐行、抽象而不具體和不可操作的「社會主義」；他並未反對力行的、有計畫的、具體行之的「社會主義」，所以胡適申明他不反對布爾什維克。²⁷第二，胡適確實反對任何「根本解決」問題的主張，但他明白支持布爾什維克，因為布黨推行許多「具體的主張」，不論這些「具體的主張」是「政治或社會問題」

的解決方法，甚或是革命的解決方法，他都支持。²⁸幾十年來，中外學

25 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胡適作品集》，第 4 集，頁 133-134。

26 本段所引二處引文，見胡適，〈四論問題與主義〉，《胡適作品集》，第 4 集，頁 147。

27 鄧野為了說明「問題與主義」論辯的緣起，詳究了王揖唐「社會主義」言論的動機與目的後，作出「胡適是以『少談些主義』的口號來回避社會主義」的結論，即不見拙文此處的判別。參見鄧野，〈王揖唐的「社會主義」演說和「問題與主義」論戰的緣起〉，

《近代史研究》第6 期（1985，北京），頁 253-257。

28 胡適雖偏向漸進的、局部的改革方式，但他並不反對政治的或社會的革命途徑，只要該革命不迷信抽象主張和絕對真理，只要該革命包含著、踐行著「具體的主張」。胡適一生幾乎都稱道法國大革命、美國大革命，在很長的歲月中，他亦肯定俄國大革命。例如，

胡適在留學日記上的記述：「我並不指責革命，因為我相信革命是進化過程必經階段。」

（1916 年 1 月 31 日）「革命潮流即天演進化之迹」（1916 年 4 月 5 日）、「此二十年中中國之進步，……其結果乃有辛亥之革命及今日之革命」（1916 年 6 月 7 日）、「俄

(15)

界不論思想立場是甚，似乎都過度解讀論辯文本，以及不理會胡適至死之前他本人所做的申明。

國突起革命，……吾意俄國或終成民主耳。此近來第一大快心事……」（1917 年 3 月 8 日）、填半闋詞歌頌「俄京革命」（1917 年 3 月 21 日）、補填另半闋詞高呼「新俄萬歲」（1917 年 4 月 17 日）。此處所引日記，皆出自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 28 集，頁 315、337、379、529-530、533-534、553-554。

1926 年 6 月，胡適在一篇長文中稱頌革命：「美國的革命，法國的革命，一八四八年全歐洲的革命運動，一八六二年的南北美戰爭」，都是在「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大主義的旗幟之下的大革命」。見胡適，〈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原載《現代評論》第4 卷第 83 期（1926，上海），今收入《胡適作品集》，第 11 集，頁 3-18，引文見頁13。1927 年 2 月 26 日，胡適在紐約市參加一個三方討論的演講會，席間，胡適提到辛亥革命不夠「革命」，不夠徹底，未能像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大革命「觸及到人民生活的根本處」。該講演全文以 “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 為題，收入季羨林主編，

《胡適全集》，第36 集，頁 206-274，特別是頁 215。1939 年 10 月 10 日，胡適受邀到紐約世界博覽會演說，闡釋辛亥革命 28 年以來對中國的意義。講演中，胡適將中國人的10 月 10 日比作美國公民的 7 月 4 日（獨立紀念日），並說明辛亥革命如何促進這 28 年中國現代化偉大進程的貢獻。該演說稿後經修訂，以 “The Meaning of October Tenth”

為標題，發表在The Chinese Christian Student vol. 30, no. 1-2 (Oct. / Nov., 1939)。今兩文 皆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37 集，頁 549-553、554-558。胡適 1941 年 10 月10 日受邀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臺發表的辛亥革命三十周年談話 “Soul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高度肯定辛亥革命的成效。這篇講詞後稍作修訂，標題改為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但未曾發表。這兩篇文字今皆收入季羨林主編，

《胡適全集》，第38 集，頁 324-329、330-335。此外，1945 年 10 月 10 日，胡適在美國紐約市的卡內基廳（Carnegie Hall），以 “The 34th Anniversa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為講題，闡明、肯定辛亥革命的作用。全文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39 集，

頁190-206。1950 年代（正確的時間不詳），胡適在一篇未完成的論文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in China” 指出，沒有辛亥革命就沒有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該文稿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39 集，頁 299-314，特別是頁 313。所以，當邁思納（Maurice Meisner）指出，胡李論爭的中心聚焦在「中國的問題究竟是該通過政治革命來解決，還是應該經由緩慢的、進化的和非政治性的社會改革來解決」之時，他採取了二元對立的判別：革命與非革命的改革，不認為胡適有接受革命途徑的可能。參見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06. 論辯的文本本身，只透露些微的意理，說明、證明胡適也接受革命的方式，更多的具體例證，本文往下將予闡明。

(16)

三、論辯後的續幕

胡適引發「問題與主義」論辯後，到他晚年（1957）在哥倫比亞大學口述回憶錄為止，曾多次回首反覆論及「問題與主義」的爭論，以下依年代舉列出：〈新思潮的意義〉（1919.12.1）、〈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1920.1.15）、〈杜威先生與中國〉（ 1920.7.10）、〈我的岐路〉

（1922.6.18）、〈知難，行亦不易〉（1929.6.10）、〈從思想上看中國問題〉（1929）、〈我們走哪條路〉（1930.12.10）、〈建國問題引論〉

（1933.11.19）、“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1941.7.8）、〈自由主義〉

（1948.9.5）、〈杜威哲學〉（1952.12.4、12.9）、〈從「到奴役之路」說起〉（1954.3）、《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譯註中文版）。²⁹胡適在上述諸文中，關於「問題與主義」論辯的看法與評論，與論爭中的文字及思想，兩造大體上是一致的。值得提出的，胡適在《胡適口述自傳》中仍如當日對藍公武有正面的評述：

29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原載於 1919 年 12 月 1 日《新青年》第 7 卷第 4 號）、〈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原載於1920 年 1 月 15 日上海《時事新報》）、〈杜威先生與中國〉（原載於1921 年 7 月 10 日《東方雜誌》第 18 卷第 13 號）、〈我的岐路〉（原載於 1922 年 6 月18 日《努力週報》第 7 期）、〈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

（原載於1929 年 6 月 10 日《新月》第 2 卷第 4 期）、〈我們走哪條路〉（原載於 1930 年 12 月 10 日《新月》第 2 卷第 10 期）、〈自由主義〉（原載於 1948 年 9 月 5 日北平《世界日報》）、〈杜威哲學〉（原載於1952 年 12 月 4 日、9 日臺北《中央日報》）、〈從「到奴役之路」說起〉（1954 年 3 月 5 日講詞，後刊載於同年 3 月 16 日《自由中國》第 10 卷第6 期），皆收入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哲學與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1），

分見頁125-133、463-472、50-52、556-566、608-619、634-658、698-704、101-124、709-715；

胡適，〈從思想上看中國問題〉（未刊手稿，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

［合肥：黃山書社，1994］）、〈建國問題引論〉（原載於《獨立評論》第 77 號［1933 年11 月 19 日，北平］），今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 21 集，頁 408-422、664-672。

Hu Shih, “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18 (1941, Philadelphia), pp. 26-35；胡適口述，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

（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頁 197-198。

(17)

藍君在批評我的文章中指出學理或主義是最重要的，因為學理或主義是代表一種智慧化的程序。這種理性化［或智慧化程序］，在他看來實是對實際問題做有實效分析的先決條件。……藍君這個想法，當然也是有相當真理的。

此外，胡適也清楚地說明他對中共1951 年底到 1956 年中所發起大規模批判胡適思想運動的最後評論：

在這場大規模的清算胡適思想運動之中，他們的重點便是闡明，胡適思想的全部，和胡適所有的學術著作，都是以反對馬克思主義為目標的。他們所提出的證據便是我那〈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兩篇文章。³⁰

胡適在「問題與主義」論辯中，以及日後迄逝世前多次對該論辯的回首反思，始終表現一致的見解與立場。然而，何以這場歷史性的論辯，在當日和日後引發許多相互矛盾、相互衝突和混沌不清的解釋與論述？拙文認為，以下三個因素可以幫助我們解答這個疑惑。第一，

胡適長時期相信資本主義未來將進化到社會主義。第二，胡適自論爭以降，長時間對蘇聯模式、中共、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沒有很清楚固定的見解，遑論給予有效的批判。由是，胡適在這些問題上表現出的猶疑不定、擺盪矛盾和識見不透，遂予人很大的解釋空間與猜測。第三，

更重要的，也與前兩個因素有關，胡適最早可能要到1953 年才識得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特別是該書所闡釋的主要論題：任何中央計畫經濟或中央統籌計畫必將導致獨裁極權的結果。拙文認為，胡適長時期對蘇聯模式、社會主義、中共和唯物史觀不能提出輪廓分明的定見，原因端在未能識得海耶克的主要學理論證前，胡適在上述學術思想上的限制，始終不得完全解開移除。本節以下將討論上述第一、第二個因素；至於第三個因素，將在第四～六節處理。

胡適對蘇聯模式的定見很重要，因為蘇聯長期扶持羽翼中共，對蘇

30 此二段引文見胡適口述，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頁 197-198、200。

(18)

聯體系的否定，自將影響胡適對中共的定見。拙文大體上就胡適在 1947、1948 年發表的幾篇文章，作為胡適對蘇聯最後的否定，以及思想上與中共清楚決裂的證明。這些例證可見於下列諸文：〈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1947.7.6）、〈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1947.8）、〈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1947.8）、〈國際形勢裡的兩個問題（給周鯁生先生一封信）〉（1948.2.1）、〈自由主義是甚麼？〉（1948.8.6）、〈自由主義〉（1948.9.5）。³¹這些文章中，胡適主要鑑於戰後蘇聯在歐、亞兩地的侵略、暴行與擴張，對蘇聯及其扶翼的中共表示失望，並作出決裂的批判。另外，值得注意的，胡適在〈國際形勢裡的兩個問題（給周鯁生先生一封信）〉文中回憶：「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後，波蘭被瓜分，芬蘭被侵略，這些事件確曾使我對蘇俄開始懷疑。但我總還不願意從壞的方面去想，因為我的思想裡總不願意有一個侵略國家做中國的北鄰。」³² 然而，據胡適自述，駐美大使任內，1941 年 7 月 8 日，他在美國密西根大學講演的 “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已清楚表明民主與極權絕不相容的立場與見解，而他在1954 年甚至申明說：他比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早了好幾年表達這一看法。大多數的研究者都忽略了胡適此文和這個申明。³³

31 胡適，〈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原載於 1947 年 7 月 6 日《申報》）、〈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1947 年 8 月 1 日北平廣播電台講話，講詞刊載於 1947 年 8 月 3 日北平《華北日報》）、〈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該文寫於1947 年 8 月 24 日，惟目前可見最早刊登在1948 年 8 月《獨立時論》第 1 集）、〈自由主義是甚麼？〉（原載於 1948 年 8 月 6 日《週論》第2 卷第 4 期）、〈自由主義〉（原載於 1948 年 9 月 5 日北平《世界日報》），皆收入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哲學與文化》，頁685-688、327-333、689-693、694-697、

698-704；〈國際形勢裡的兩個問題（給周鯁生先生一封信）〉，原載 1948 年 2 月 1 日《中央日報》，今收入李敖編，《胡適選集（三）》（臺北：李敖出版社，2002），頁 101-105。

32 胡適，〈國際形勢裡的兩個問題（給周鯁生先生一封信）〉，收入李敖編，《胡適選集

（三）》，頁104。

33 Hu Shih, “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18, pp. 26-35；這個申明見胡適，〈從「到奴役之路」說起〉，收入姜義 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哲學與文化》，頁709-715。關於這篇文章的背景與重要性，

詳見後述。

(19)

胡適在 “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 文中明白地指出，民主與「極權制」（“totalitarian systems”）實乃當下兩不相容的政治與生活方式。

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蘇聯的共產主義、納粹與義大利法西斯的一黨專政、領袖至上，皆屬於左右極權制度。胡適以「新專制」（“new despotism”）來稱呼這個制度、這些國家。這些自 1917 年以來的左右極權制度，與民主制度有兩點永不相容、勢必衝突的基本要素，一為激進而驟變的革命（radical and cataclysmic revolution）對比於進步和逐漸的改革（progressive and piecemeal improvement），二為控制劃一的原則

（the principle of uniformity）對照於互異的個人發展原則（the principle of diversified individual development）。胡適特別強調前一個要素的重要性，他說：「我認為激進革命與點點滴滴的改革兩者間的區別，正是民主生活方式與極權生活方式最根本的不同。這種根本的差別，幾乎可以說明這兩個相互不容的制度中的任何問題。」綜觀全文，胡適雖然重複他當日在「問題與主義」論爭中基本的見解與立場，但是，相較於過去的言論，胡適在此首次對「極權制」有了清楚的認識：「不論是共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或農業的集體化，都是國家殘酷的權力，強迫推行一個劃一的制度。」³⁴

由此可見，胡適雖在1941 年已對蘇聯模式、馬克思唯物史觀做了最後的、堅定的判斷，何以要到1947 年才開始以甚為清楚、沒有模糊空間的文字批判蘇聯、中共？過去的研究較少分析解釋這個問題，以下是拙文的研析與說明。

胡適1941 年 7 月的定見，在其 1940 年 3 月的〈工具主義的政治哲學〉（“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Instrumentalism”）中，已露出端倪。

此文原於1939 年慶祝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八十歲生日的研討會宣讀，修改後刊登在杜威八十祝壽論文集。³⁵胡適在該文中提到杜威

34 Hu Shih, “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18, pp. 26-35, 特別是 pp. 32, 33. 中譯文為筆者所譯，下同。

35 原文見 Hu Shih,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Instrumentalism,” The Philosopher of the

(20)

在1939 年曾述說，他（杜威）比過去更加強調以下這個看法、立場：個人（individuals）採取主動和自由的合作，乃是結社生活（associated life）

之性質與運動的最終決定性因素。杜威擔心，獨裁與極權國家的興起、

民主的衰敗，伴隨著一種愈來愈高亢的呼聲：只有國家──是即社會的政治組織──可以給予個人自由的保障。³⁶杜威告訴胡適，如果相較於他 1930 年出版的《新舊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 Old and New）和 1935 年的《自由主義與社會行動》（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兩書，由於1935 年以來，面對 1930 年代美國的經濟崩潰趨勢，以及資本主義令人怵目驚心的亢進狂潮，他現在（1939）變得比以前更為「社會主義」

（“socialistic”）。³⁷這裡我們見到杜威政治思想的複雜性，一方面為防範左右極權制的興起蔓延，他強調個人因素作為保障自由的最終決定性角色，另一方面，見到資本主義經濟的亢暴與危機，他的立場轉變得更為

「社會主義」。

胡適1941 年發表 “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 時，當然明瞭他老師杜威上述的見解，也在講稿中反映了杜氏見解，特別是文末最後一句總結，簡直是直接套用杜威的語言：「進步總是點點滴滴、一批一批的日積月累，沒有個人差異性的存在與個人的自由發展，便談不到文明。

（Progress is always a retail job, and civilization is barren without

Common Man: Essays in Honor of John Dewey to Celebrate His Eightieth Birthday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40), pp. 205-219，今收入周質平編，《胡適英文文存》（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5），頁 793-809。中譯文：胡適著，陸發春譯，胡尚元校，〈工具主義的政治哲學〉，收入沈寂主編，《胡適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第3 輯，頁 497-508。

36 胡適著，陸發春譯，胡尚元校，〈工具主義的政治哲學〉，收入沈寂主編，《胡適研究》，

第3 輯，頁 501-502。

37 胡適著，陸發春譯，胡尚元校，〈工具主義的政治哲學〉，收入沈寂主編，《胡適研究》，

第3 輯，頁 499。胡適文中提到杜威 1939 年的論述，係指 John Dewey, “I Believe,” in I Believe: The Personal Philosophies of Certain Eminet Men and Women of Our Time, ed.

Clifton Fadima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39), pp. 347-354.

(21)

individual and initiative.）」³⁸此外，胡適在該講稿中不僅呼應杜威的轉變，也透露了他自己思想上一個長期疏離、不肯定資本主義的傾向：「即使民主文明的經濟狀況，並不是像一般人心目中所認為的一律都是資本主義的。」³⁹胡適在〈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1934 年 12 月）一文中，已對蘇聯模式專制有所批評，⁴⁰而杜威對左右極權制的警覺，更加深了胡適此種看法。然而，還有其他很重要的因素促成胡適做出全面否定蘇聯模式的論斷。

隨著二戰的進展，大約在1940 年底到 1941 年初，美英國家決定發動規模空前的民主宣傳運動，動員物資、人力，在「思想」戰線上對抗反民主的德、義、日等國。胡適時任駐美大使，自然會藉機向美英國家表達中國對此的見解與立場，爭取支持。從上述種種看來，蘇俄在1939 年侵略波蘭、芬蘭，杜威在1939 年的著作中批判蘇德義等極權制國家，

以及胡適赴任駐美大使後，在美所見美英空前反極權的動員與宣傳等因素，直接促成他在1941 年 7 月講演中批判蘇聯與其他的極權國家。

胡適雖在1941 年 7 月首次譴責蘇聯極權制，但有兩個原因，使他延遲到1947 年才清楚地、不容含糊地表達反蘇立場（連帶反中共）。其一當然是中蘇邊界相鄰，胡適深識帝俄侵華史實與中蘇友好的重要性。

“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 是 1941 年 7 月的演講稿，同年 11 月 1 日出版；然而，根據〈國際形勢裡的兩個問題（給周鯁生先生一封信）〉（1948 年 2 月）文中，胡適還說到：「我在一九四一年年底在美國政治學會的演說，我還表示我的一個夢想；我夢想中蘇兩國的邊界，能仿照美國與加拿大之間邊界好榜樣；不用一個兵士防守。」⁴¹其二，二戰爆發後，

38 Hu Shih, “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18, p. 35.

39 Hu Shih, “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18, p. 34.

40 胡適，〈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原載於《獨立評論》第 133 號（1934，北平），

頁7-9，今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 22 集，頁 232-235。

41 胡適，〈國際形勢裡的兩個問題（給周鯁生先生一封信）〉，收入李敖編，《胡適選集（三）》，

(22)

美國總統羅斯福（F. D. Roosevelt, 1882-1945）鑑於德軍大舉侵蘇，力主不能將右翼極權德、義、日三國與蘇聯劃上等號，通過「租借法案」強挺蘇聯盟國。羅斯福並在戰時宣傳機構的活動下，強調美蘇間的相似點：

雙方皆是持反帝立場，皆有革命的過往。⁴²美國將右翼極權國家與蘇俄區分看待，是為一權宜之計，隨著美蘇矛盾興起，至1945 年中已見改觀，

蘇俄又被視為極權國家。明顯徵兆，可見於當時代理國務卿格魯（Joseph C. Grew, 1880-1965）給杜魯門總統（Harry S. Truman, 1884-1972）的備忘錄：「共產黨人所行正如戈蓓爾（Goebbels）所為。」⁴³胡適在 “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 文中，亦將戈蓓爾視為極權制的反民主典型。再看胡適在1948 年給周鯁生的信中所言：「老兄（案：周鯁生）試回想，

我兩人在五六年前對蘇聯那樣熱心的期望，……我們不能不惋惜」，⁴⁴便可以恍然瞭解，何以胡適在1941 年已對蘇聯模式下了定見，但因戰時美蘇同盟的因素，⁴⁵以及中蘇接鄰的考量，直到這兩個因素改變，胡適最終才在1947、1948 年做出痛苦、失望但清楚的表態。

頁104。1943 年 7 月，胡適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以 “Peace in the Far East” 講題演說，特別強調相互尊重、扶助的「中蘇新關係」（“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oviet Union”），適足以證明拙文此處的論證。演說全文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 39 集，頁26-38，特別是頁 29-31。

42 Les K. Adler and Thomas G. Paterson, “Red Fascism: The Merger of Nazi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in the American Image of Totalitarianism, 1930’s-1950’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5:4 (1970, Bloomington), pp. 1046-1064. 此外，請參見 Hu Shih, “Asia and the Universal World Order,” Contemporary China vol.2, no.15 (1942, New York), pp.

1-4, 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 38 集，頁 689-705。這篇文章詳述了胡適對蘇聯因素的考量，也清楚地反映他在1941 年對蘇聯的定見。

43 Les K. Adler and Thomas G. Paterson, “Red Fascis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5:4, pp. 1051-1052. 感謝施純純提醒我這篇文章的相關性與重要性。

44 胡適，〈國際形勢裡的兩個問題（給周鯁生先生一封信）〉，收入李敖編，《胡適選集

（三）》，頁105。

45 關於美蘇戰時同盟的權宜考慮因素，更詳細的說明請見 Les K. Adler and Thomas G.

Paterson, “Red Fascism,” pp. 1046-1064; 也可見 Lionel Gossman, “Jacob Burckhardt: Cold War Liberal?”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4:3 (2002, Chicago), p.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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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胡適對蘇聯模式、馬克思唯物史觀學說、中共的判斷，似與海耶克的學說無關。然而，海耶克學說究竟與胡適大半生學術思想的限制的關係是什麼？這個問題對於胡適「問題與主義」論爭的探索，究竟能夠提供甚麼新見新解？下一節將予分析討論。

四、續幕中：即席而作（improvisation）

還是按本演出（libretto）

1954 年 3 月 5 日，胡適應「自由中國社」週年會之邀，在臺北裝甲兵軍官俱樂部發表了一篇講詞〈從「到奴役之路」說起〉，⁴⁶拙文以為，

這篇講詞是「問題與主義」論爭以後，胡適陸續撰文談到當年論辯的反思反省之中，最關鍵的一篇資料文獻，又是胡適一生學術思想限制的解惑與移除之最佳佐證，也是篇最需要費力耙梳及說明的思想論述。這個事實與轉變，主要與胡適初步（亦是晚年）接觸到海耶克思想直接相關。

這是過去研究胡適思想者極少把握到的識見，也是論爭九十多年以來，

各方研究者、評論者在胡適問題的解釋上，產生分歧甚或迷失的根本原因所在。

胡適在未接觸海耶克思想學說前，有一個貫穿他大半生隱而少顯卻長期支配他的見解。拙文在此試圖重建該見解。

胡適自青年留美時起，即接受如下觀點：放任式的資本主義，在點點滴滴的、漸進不驟的進化世界觀中，應當被修正、被超越，並以政府或國家為興利除弊的工具，介入干涉社會的各種公共利益問題，最終演進到「社會化」之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式的社會主義。⁴⁷換言之，胡適

46 胡適，〈從「到奴役之路」說起〉，收入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哲學與文化》，

頁709-715。

47 胡適這種興利除弊的國家工具概念，部分的論述最早已出現在 1916 年的一篇得獎論文中，見Hu Shih, “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今收入季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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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以國家為工具，干涉介入社會，以解決資本主義、個人主義所引發的各種社會危機、矛盾。以下按年月先後予以介紹。

胡適留美時期，在1914 年 9 月 13 日的日記中曾記下：「今人所持平等自由之說，已非復十八世紀學者所持之平等自由，……今日西方政治學說之趨向，乃由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而趣干涉主義，由個人主義而趣社會主義，……蓋西方今日已漸見十八世紀學者所持任天而治（放任主義）之弊，今方力求補救，奈何吾人猶拾人唾餘，而不深思明辨之也？」⁴⁸此時的胡適，雖萌以社會主義補救放任主義（即資本主義）的缺失，但並沒有任何具體可行的方法，一直要到1919 年 5 月杜威來華講學的契機，始見端倪。

杜威自1919 年 9 月 20 日起，持續到次年 3 月 6 日結束，在北大分 16 次講演，該講演由胡適擔任翻譯。這 16 次講詞後來合成一篇長文〈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前兩節發表於《新青年》。胡適在1919 年 11 月為杜威講演〈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撰寫的引言中說起：「杜威……獨有政治哲學方面至今還不曾有系統的大著作出世。……不曾有一部正式的『實驗主義的政治哲學』。所以今年杜威先生同我商量講演題目時，

我就提出這個題目，希望他藉這個機會做出一部代表實驗主義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他很贊成我這個意思，故有這16 次的長期講演。這是杜威先生第一次正式發表他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⁴⁹在這篇長文中，

主編，《胡適全集》，第35 集，頁 189-203，特別是 193-194、199、201-203。這個看法主要根據兩條證據而來。在1940 年撰成的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Instrumentalism”

一文中，胡適指出杜威在1916 年的兩篇論文 “Force, Violence and Law” 和 “Force and Coercion”，實已發展出了充分利用國家工具潛能的觀點（見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

第38 集，頁 44）。因此，在給杜威的一封信上，胡適告訴杜威，也就是杜威這兩篇論文，巨大地影響了他這篇1916 年得獎之作（Hu Shih to John Dewey, 1940.03.02 [09620] ,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 Volume 3: 1940-1953[光碟版]）。

48 胡適撰，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第 1 冊，1914 年9 月 13 日，頁 492-493。

49 胡適，〈杜威博士講演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載於《新青年》第 7 卷第 1 號（1919，

北平），頁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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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初次見到了杜威比較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個別的利弊，以及國家作為一種工具主義的說法。

杜威在文中指出，歷史進化中，人性傾向當人們相互衝突時，「只想找一個最高主持公道的機關……來和解」，而且「社會愈進化，要求第三者解決的事愈多，所以國家更成為永久的評判機關了」。在這個事實與原因上，國家可以「操縱最高權力」的合法性，端看它是否代表的是最廣的「公共利益」而定。因此，杜威論述，國家工具性功能在於「怎樣用它才可以謀社會的公共利益」，並用政治勢力（force）「使不公道的逐漸公道，不平等的逐漸平等」。此外，杜威批評「西洋人把政府實在看得太重，……政府佔了極重要的地位，……明白人發生疑問，……

究竟國家政府應否有這麼大的權力？」「德國系的政治哲學」，即崇尚這種國家至上的必要。但另一方面，杜威也指出：「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一派的壞處，在於把國家的勢力太限制了。」因此，杜威主張應當兼取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方的長處：「怎樣可以有個人主義的好處，

而沒有損害社會的壞處，這是一個重要問題。」⁵⁰

為了配合杜威1919 年 5 月起來華的講學，1919 年 4 月，胡適發表

〈實驗主義〉（1919 年 4 月間在北京的四次講演匯集而成，後再經修訂，

7 月 1 日完成定稿），開始介紹杜威哲學的基本觀念：「知識思想是人生應付環境的工具」和「實驗的方法」。接著，在7、8 月進行的「問題與主義」論爭中，胡適以杜威門徒的立場與思想，表達他立論的核心觀念──主張點滴局部的改革方法，反對根本解決問題的辦法。胡適的這些觀念相較於數月後杜威講演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論述，論證上雖不如杜威的周詳，但主旨上則全然相同。⁵¹畢竟，胡適是沿隨著杜威

50 杜威，〈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收入沈益洪編，《杜威談中國》（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1），頁 14、49-50、55、66。這篇長文的英文摘記原稿，杜威逝後，未能尋得，此事來龍去脈，詳見 Robert W. Clopton and Tsuin-Chen Ou eds., 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3), pp.

31-34.

51 胡適，〈實驗主義〉，載於 1919 年 4 月 15 日《新青年》第 6 卷第 4 號，後經修訂，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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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而思而行。

1920 年 5 月 15 日，胡適在北京社會實進會講演，繼續反映杜威〈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文中國家是為社會而設的工具說：「由歷史方面看，

國家是一種最有用的工具，用得好就可以替社會造福。社會改良家一定要利用他，因為他可以幫助我們做好些事。」⁵² 1921 年 8 月和 10 月，

胡適在安慶一中與中國大學皆以〈好政府主義〉為題，發表講演，內容則幾乎相同。這兩次講演中，胡適論述「人類是造工具的動物」，其他動物類皆沒有製造工具的天才。政府是人造的一種工具，其目的在於適應于公共的需要，「可以促進社會全體的進步」。將政府做為公共機關來指揮大眾，可減少社會上人的惰性，並超越克服個人或少數人不能為的事。政府這工具若交給少數人，必遭濫權以謀私利，「所以宜用民治主義去矯正他」、「監督他」和「管束他」。胡適把政府看作工具，故稱之「工具的政府觀」或「政治的工具主義」（political instrumentalism）。

胡適甚至由此工具主義引申出，政府壞了和不受修正時，「可改一個好政府──這是淺顯的革命原理。所以在工具主義的政府觀之下，革命是極平常而且極需要的，並不是稀奇事」。總之，胡適此處所言「工具主義的政府觀」，仍不出杜威〈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的內容。⁵³

入《胡適作品集》，第4 集，頁 61-112。胡、杜兩人相同處，見：杜威，〈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收入沈益洪編，《杜威談中國》，頁5-11、30-34、71-81。1959 年 7 月，

胡適以 “John Dewey in China”（「杜威在中國」）為題，在夏威夷大學講演，講詞中，

胡適對當年邀請杜威的團體所做的準備工作，以及杜威講演的過程、翻譯、出版和影響，

有著清楚扼要的回顧。Hu Shih, “John Dewey in China”，今收於周質平主編，《胡適英文文存》，第3 冊，頁 1515-1523。該文中譯本，見胡適，〈杜威在中國〉，夏道平譯，

原載於《自由中國》第21 卷第 4 期（1959 年 8 月 16 日），今收於《胡適作品集》，第 25 集，頁 31-44。

52 這次演講由許地山記錄，題為〈研究社會問題底方法〉，原載 1920 年 5 月 26-29 日《晨報副刊》，今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1 集，頁 229-243，引文在頁 243。

53 胡適，〈好政府主義〉（安慶一中演講），《胡適日記全集》，第 3 冊，1921 年 8 月 5 日，頁259-262；〈好政府主義〉，1921 年 10 月於中國大學演講，後刊載於 1921 年 11 月17 日至 18 日《晨報副鐫》，今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北京：北大出版社，

1998），第 12 集，頁 714-719。此外，潘光哲對《努力週報》（1922 年 5 月-1923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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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 4 月，胡適在課上講王莽國家社會主義的精義，稱讚王莽是國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下詔將民間六項基本財經要事收歸國家管理（六筦是：鹽、酒、鐵、名山大澤、錢布銅冶、五均賒貸），也就是將民間的「公共用具」全收歸社會或國家辦理。這種以政府組織為大計畫的干涉工具，是為了平均社會，使不公平逐漸減少。胡適後將該講義原文發表在1922 年 9 月的《讀書雜志》上，既肯定王莽的社會主義，又主張用政府為工具來推行社會主義政策，透露出杜威〈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的要義。胡適並將該文譯為英文論文，1928 年發表在外國期刊上，

並在文末增添新的說法：兩千年來，「竟沒有歷史學者──無論是如何自由主義的──替他說一句公平的話」。自由主義學者胡適肯定社會主義皇帝，替他伸冤！這裡反映出胡適把社會主義包括在他長久堅信的民治主義之中。1941 年 3 月，胡適在美國伊利諾大學講演中國古代社會結構的問題時，甚至指出王莽所採行種種「社會主義的政策」（“socialistic policies”），可視之為歷史上「第一位新政推行者」（“the first ‘New Dealer’”）。胡適並強調，王莽的社會主義主張代表著儒家知識分子正統思想的一個重要部分，有助於中國社會結構愈演變愈「民主」

（“democratic”）。1942 年 2 月 5 日，美國副總統 Henry A. Wallace 約胡適吃午飯，胡適日記中寫下：「Wallace［華萊士］說，他對于王安石特別感覺興趣。我答應他把《王莽》一文送給他看看。」明顯地，胡適希望身為「新政」執行者的 Wallace 能讀到他研究歷史上「第一位新政推行者」王莽的論文。⁵⁴（請注意，胡適在1941 年所發表的 “The Conflict

月）時期胡適的「政治的工具主義」也有論述，見氏著，〈胡適與《努力週報》的創辦〉，

頁96-103。

54 胡適，〈一千九百年前的一個社會主義者王莽〉（授課稿，1922 年 4 月 28 日），《胡適日記全集》，第3 冊，頁 540-549；〈一千九百年前的一個社會主義者王莽〉，《讀書雜志》1922 年第 1 期（9 月 3 日），頁 1-2；Hu Shih, “Wang Mang, the Socialist Emperor of Nineteen Centuries Ago,” 原發表於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59 (1928), pp. 218-230，今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 36 集，

頁356-375，特別是頁 375; Hu Shih, “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China” 原發

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