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精神」、「思想淵源」的影響已經夠豐富了，「但都還另有這一頁，使其更充實，
更沈痛，也更輝煌」。普遍性、決定論的「環境時代思想論」便轉至、或者說深化進特殊 人物、特殊事件的觀照。但較之「這個時代的象徵人物──漢武帝」、「司馬遷的父親」與
「司馬遷和孔子」，李長之認為「李陵案」無疑構成司馬遷體驗最深、痛苦最深的關鍵性 事件，對於太史公的寫作更為直接，其創傷的經驗更是直指導致《史記》書寫的動力，故 而，「李陵案」便被擺在「司馬遷之體驗與創作──必然的悲劇」這一屬於「體驗」的章 節來談。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給創傷經驗下的定義是：「一種經驗如果在 一個很短暫的時間內使心靈受一種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謀求適應，從而使 心靈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擾亂，我們便稱這種經驗是創傷的。」52可見創傷經驗 是一種持久的不易消除的痛苦體驗，它像烙在心靈中的烙印，時過境遷仍不時隱隱作痛。
由於發散不出，故形成蓄積之勢，因而創傷性的苦悶往往成為藝術家心中強烈的心理勢 能。因此，李長之仍本其「情感」角度，生動而深刻地分析了「李陵案」的成因，並評以
「必然的悲劇」。「因為司馬遷是這樣情感的，所以對於李陵的遭遇，不能不大聲疾呼。加 之，他的誠坦，使他不會說違心之論，使他不能（也不肯）觀測上峰的顏色；他的正義感，
更使他不能怯懦地有所含蓄或隱藏。所以，李陵案便絕不是偶然的了！」（頁 262）「他是 熱情到這樣的地步，因為熱情而造成了自己的悲劇。」為李陵說話，最終卻使自己遭受了 宮刑的屈辱。
除了與情感本質相關外，李長之又揭示其浪漫人格的「好奇」特徵也是促使悲劇產生 的原因之一。「多愛不忍，是司馬遷的同情之廣處」，那麼，「愛奇，尤其是司馬遷的浪漫 性格之核心。」李長之分析說：
司馬遷愛一切奇，而尤愛人中之奇。人中之奇，就是才。司馬遷最愛才。司馬遷常 稱他愛的才為奇士。……他對一切有才能的人，不論古今，一律在愛著。古代的是 周公、召公，所以他對於李斯的的惋惜，就是沒做到周召。……在近代人中，則蕭、
曹、陳平之才，都是他推許的。……其實這般人在人格上本來未必多麼高的，但在
52 奧．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年），頁 216。
才能上，都是不凡的；只要在才能上不凡，就為司馬遷所欣賞了──像欣賞一種奇 花異草然。……司馬遷之愛才，是愛到這樣的地步，就是在他所痛恨的人物之中，
他也仍抑不下對於「才」的品評。以司馬遷那樣多情的人，當然最恨冷板板的法家，
可是他對於韓非仍是極其讚嘆著。以司馬遷身受酷吏之毒手，對酷吏應該是死敵 了，可是他的〈酷吏列傳〉，對酷吏仍按人才的眼光分出了高下。……因為愛才，
司馬遷常有遺才之嘆。……因為愛才，所以他對於一切自負其才者也都非常同情而 有著共鳴。……至於司馬遷在所愛的才之中，最愛的是哪一種？一般地說，是聰明 智慧，是才能，是不平庸，或不安於平庸，或意識到自己不平庸的。但尤其為他所 深深地禮讚的，則是一種衝破規律，傲睨萬物，而又遭遇不幸，產生悲壯的戲劇性 的結果的人物。夠上這個資格的，就是項羽和李廣。他們的共同點是才氣，而且是 超特的才氣。……這都是和司馬遷的精神最相連屬的。……好奇和愛才是一事，因 為愛才還是由好奇來的。這是司馬遷之浪漫的性格所必至，於是李陵案，也就越發 成為不可避免的了！……司馬遷好奇，遂有那麼一個奇而慘的磨難。同時，司馬遷 愛才，愛奇士，嚮往李將軍，逢巧李陵就也是在司馬遷眼光中的奇士──「僕觀其 為人，自守奇士」，而李陵也就是李廣的孫子，也是「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
的，就是漢武帝也認為「有廣之風」，你想，這樣一個人有了不白之冤，司馬遷能 夠袖手旁觀嗎？（頁 263-265）
這段引文表達了李長之對天才的推崇，通過強調情感、想像、天才等主觀性因素，便 是浪漫主義的觀點。其實，對創作主體的重視，發展到某一階段自然便是對天才的張揚。
早在 1925 年的《中國畫論體系及其批評》一書中，李長之即強調天才問題是藝術的根本 問題，「不談藝術則已，談藝術一定要碰到天才問題。」531937 年的論〈論大自然和藝術 之聯繫〉一文中，更對天才的性質加以闡述，他認為創作者應該屬於自然，因此「天才是 專指創作家，就創作家之接近自然論，康德之『天才是天生的』這句話並不是沒有意義。」
54這一觀點在《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一書有更具體的演繹，「時代精神」、「思想淵源」
所形塑的「人格」與「天才」結合，這就突破了「天才」說的神秘主義，深度考掘司馬遷
「人格」與「際遇」之必然關係的豐富性──李陵案。進而，李長之在揭明造成「李陵案」
悲劇的必然性──情感與好奇──兩大「人格」基因後，他進而從作品中找證據，說明「李
53 李長之：《中國畫論體系及其批評》，《李長之文集》第 3 卷，頁 288。
54 李長之：〈論大自然和藝術之聯繫〉，《李長之文集》第 3 卷，頁 455。他說：「至於司馬遷在所愛的才 之中，最愛的是哪一種？……則是一種衝破規律，傲睨萬物，而又遭遇不幸，產生悲壯的戲劇性的 結果的人物。」這自然是天才論的觀點，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頁 264。
陵案」帶給司馬遷的創傷太深，這一尖銳的恥辱感無疑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烙印，這在〈報
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
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 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
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疆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
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58
總之，太史公筆下的這些人物，大多是與作者本人合二為一的，或者說這些人物多多 少少有史公的影子。「這都是和司馬遷的精神最相連屬的」，正是最深入骨髓的痛苦體驗，
正如劉鶚在《老殘遊記‧自序》中說的那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59。
「在鬱結而不通的時候，只好『述往事，思來者』；在一無所有的時候，只好『垂空 文以自見』。」（頁 281）正是如此，在李長之看來，「司馬遷的受刑彷彿使他的文章加上 濃烈的苦酒，那味道卻特別叫人沈醉了！又像音樂中由之而加上破折、急驟、悠揚的調子，
那節奏便特別酣暢淋漓，而沁人心脾了。」（頁 281），「他之作《史記》，也絕不像一個普 通平靜的學者似的，可以無動於衷而下筆者……幾乎沒有一篇不是基於一種感情而去著手 了的。」（頁 262）故李長之總結說：
大概自從李陵案以後，司馬遷特別曉得了人世的艱辛，特別有寒心的地方（如賞識 韓信，勸高祖登壇拜將的是蕭何，騙了韓信，使之被斬的，卻也是蕭何），也特別 有刺心的地方（如李同告訴平原君的話：「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得耳」），使他對於 人生可以認識得更深一層，使他的精神可以更娟潔，更峻峭，更濃烈，更鬱勃，而 更纏綿了！──這也就是我們在《史記》裡所見的大部分的司馬遷的面目。總之，
這必然發生的李陵案，乃是他的生命和著述中之加味料了，他的整個性格是龍，這 就是睛！（頁 283）
58 引文俱見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2011 年二版），頁 853；936；959。
瀧川資言在〈史記總論〉中亦云：「愚按史公觸武帝怒，不敢引決自裁，甘下蠶室，遂編太史公書一 百三十卷，以就父之志，其情誠可悲也。〈史記自序〉、〈答任安書〉，說之甚悉，而史中往往有言及 此事者。」可以與李長之書互證。
59 清‧劉鶚著，徐少痴新注：《老殘遊記新注‧自序》（臺北：里仁書局，2013 年），頁 1。
他特別指出李陵一案在司馬遷人格發展中的點睛位置，曉得人世的「艱辛」、「寒心」
與「刺心」，既使得他對於人生有更深的認識，也使其精神可以「更娟潔」、「更峻峭」、「更 濃烈」、「更鬱勃」、而「更纏綿」了。性格是「龍」，那這必然發生的遭際的「李陵案」便 是「睛」，終「也以悲劇終」，留下的便是偉大的人格。
歷史學家彼德．蓋伊(Peter Gay, 1923-2015)說：「當我們在讚賞小說家的真知灼見之 際，研究個人的心靈和集體心理狀態時，小說家和歷史學家碰在一起了。不管歷史學家要 不要承認，他們大都是業餘的心理學家。」60李長之自然是「業餘的心理學家」。在他翻 譯的《文藝史學與文藝科學》一書中，瑪爾霍茲(Werner Mahrholz, 1889-1930)有如下的一 段話，提到新傳記：「不以敘說一個作家之外在的生活和他內心的開展之結合狀況為滿 足，……也不把首要的趣味放在那和一個人的作品有一經表面的關係之外在的生存上了，
那作為尋求的目標的卻是一個從事創作的人之純粹的精神的寫照。」61看來，李長之運用 的是歐洲新傳記批評的方法，故他往往抓住文學史、文化史上深刻地表現了某種特質的作 家，譬如孔子、屈原、司馬遷、李白、韓愈、魯迅等人，揭示其在心態史、精神史上的典 型意義及對後人的影響。既然《史記》以濃鬱的抒情性為其體裁與美學的基本特徵，這決 定了《史記》與心態史、精神史有著最密切的關係。「社會上的一切影響，終究要通過心 靈才能流向作品。」62《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中對時代精神的揭露、思想淵源的辨證與 人生經歷的切身，莫不體現成是一般精神史的表徵，展現出司馬遷精神結構的發生與建
那作為尋求的目標的卻是一個從事創作的人之純粹的精神的寫照。」61看來，李長之運用 的是歐洲新傳記批評的方法，故他往往抓住文學史、文化史上深刻地表現了某種特質的作 家，譬如孔子、屈原、司馬遷、李白、韓愈、魯迅等人，揭示其在心態史、精神史上的典 型意義及對後人的影響。既然《史記》以濃鬱的抒情性為其體裁與美學的基本特徵，這決 定了《史記》與心態史、精神史有著最密切的關係。「社會上的一切影響，終究要通過心 靈才能流向作品。」62《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中對時代精神的揭露、思想淵源的辨證與 人生經歷的切身，莫不體現成是一般精神史的表徵，展現出司馬遷精神結構的發生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