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旧约圣经・创世记》中的创造天地的故事颇有重写的必要。在 中国的长篇小说《红楼梦》里，那个柔弱多情的男主角很喜欢和女人混在一 起，深深崇拜他那两个美丽的表姊妹，常以自己生为男孩子为憾。他说“女 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因为他觉得他的表姊妹是可爱的，纯洁的，
聪明的，而他自己和他的男同伴是丑陋的，糊涂的，脾性暴戾的。如果《创 世记》故事的作者是贾宝玉一类的人，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那么，他一定 会写一个不同的故事。上帝用泥土造成一个人形，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
就成了亚当。可是亚当开始裂开了，粉碎了，于是上帝拿一点水，把泥土再 塑造起来；这渗进亚当的身体的水便是夏娃，亚当的身体里有了夏娃，其生 命才是完全的。这在我看来至少是婚姻的象征意义。女人是水，男人是泥，
水渗进泥里，把泥塑造了，泥吸收了水，使水有了形体的寄托，使水可以在 这形体里流动着，生活着，获得了丰富的生命。
许多年前，元朝大画家赵孟＊的妻子管夫人（她自己也是画家，曾做宫 廷中的师傅），早已用泥和水来比喻人类的婚姻关系了。在中年的时候，当 赵孟＊热情渐冷，打算娶妾的时候，管夫人写了下面这首词赠他，使他大受 感动，因而回心转意：
你侬我侬，
忒煞情多，
情多处，
热如火！
把一块泥，
捻一个你，
塑一个我。
将咱两个，
一齐打破，
用水调和，
再捻一个你，
再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
与你生同一个衾，
死同一个槨。
中国人的社会和生活是在家族制度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这是尽人皆 知的事实。这个制度支配着中国人的整个生活型态，宣染着中国人的整个生 活型态。这种生活的家族理想是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不常有人提出，因为 中国把这个理想视为当然，而外国的研究者又觉得没有充足的经验可以讨论 这个问题。关于家族制度成为一切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根据这一点，一般 人都认为其理论的基础是孔子所建立的；这种理论的基础极端重视夫妇的关 系，视之为一切人类关系之本，也极端重视对父母的孝道，以及一年一度省 视祖墓的风尚，祖先的崇拜，和祖祠的设立。
有些作家曾称中国人的祖先的崇拜为一种宗教，在我看来，这大抵是 对的。这种崇拜的非宗教之点，是在它排除了超自然的东西，或使之占着较 不重要的地位。祖先的崇拜几乎不和超自然的东西发生关系，所以它可以和 基督教，佛教，或回回教关于上帝的信仰并行不悖。崇拜祖先的礼仪产生了 一种宗教的形式，这是很自然而且很正常的，因为一切的信仰都须有一种外 表的象征和形式。我觉得向那些写着祖宗名字的十四五寸高的木主表示尊 敬，并不比英国邮票上印着英皇肖像更有宗教色彩，或更无宗教色彩。第一，
中国人大抵把这些祖先的灵魂视为人类，而不视为神灵；中国人是视他们为 老人家，而由子孙继续供奉着他们的，他们并不向祖先祈求物品或疾病的治 疗，完全没有崇拜者和受崇拜者之间普通那种讨价还价的事情。第二，举行 这种崇拜的礼仪不过是子孙纪念已逝世的祖先的一个机会，这一天乃是家人 团聚，对祖先创家立业的功绩表示感激的日子。拿它去代替祖先活着时的生 日庆祝，是不十分适当的，可是在精神上，它和父母的生日庆祝或美国“母 亲日”的庆祝，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基督教传教士禁止中国信徒去参加祖先崇拜的礼仪和宴乐，其唯一的 理由乃是因为崇拜者必须在祖宗的木主之前拜跪，这种行为是违犯“十戒”
的第一戒的。这一点是基督教传教士缺乏理解的最明显的证据。中国人的膝 头并不象西洋人的膝头那么宝贵，因为我们向皇帝拜跪，向县令拜跪，在元 旦日也向我们活着的父母拜跪。因此，中国人的膝头自然比较容易使用，一 个人向一块形如日历的木主拜跪，其异教徒的资格并不会增加或减少。在另 一方面，中国的基督徒因为不许参加大众的宴乐，甚至不许捐款去帮助戏剧 表演的费用，结果在乡村和城镇里不得不和一般的社会生活隔绝。所以，中 国的基督徒简直是被逐出了自己的家族了。
这种对自己家族的孝敬和神秘责任的感觉，常常形成了一种深刻的宗 教态度：这是毫无疑义的。例如，十七世纪的儒家大师颜元在年老的时候，
带着感伤的心情出门去寻找他的哥哥，因为他没有子嗣，希望他的哥哥有一 个儿子。这个相信行为重于知识的儒家弟子，当时住在四川。他的哥哥已经 失踪多年。他对于讲解孔子教义的工作感到厌倦，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这 在传教士说来，一定是“神灵的召唤”），觉得应该去寻找这个失踪的哥哥。
他的工作是困难到极点的。他不知道他的哥哥在什么地方，甚至也不知道是 否尚在人世。当时出外旅行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明朝的政权已经倾覆，各 地情形甚为混乱。然而，这位老人还是怀着宗教般的虔诚，不顾一切地出门，
到处在城门上和客栈里张贴寻人的告白，希望找到他的哥哥。他就这样由中 国西部一直旅行到东北诸省去，沿途跋涉几千里；经过了许多年，有一天，
他到一个公共厕所里去，把伞放在墙边，他的哥哥的儿子看见那把伞上的名 字，才认出他，带他到家里去。他的哥哥已死，可是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
他已经替他的宗族找到一个子嗣了。
孔子为什么这样注重孝道，不得而知，可是吴经熊博士曾在一篇精彩 的论文里①说，其原因是因为孔子出世时没有父亲。《甜蜜的家》（“Ｈｏｍｅ，
Ｓｗｅｅｔ Ｈｏｍｅ”）一歌的作者一生没有家庭，这种心理上的原因是相同的。如 果孔子小时有父亲的话，他的父性观念一定不会含着那么浓厚的传奇浪漫色 彩；如果他的父亲在他成人的时候还活着，这种观念一定会有更不幸的结论。
他一定会看出他父亲的缺点，因此也许会觉得那种绝对孝敬父母的观念有点 不易实行。无论如何，他出世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死了，不但如此，孔子 甚至连他父亲的坟墓在何处也不知道。他的父母的结合是非正式的，所以他 的母亲不愿告诉他父亲是谁。当他的母亲死时，他把她殡于（我想他的态度 是玩世的）“五父之衢”，后来他由一个老妇人探出他父亲的葬处，才把他的 父母合葬在另一个地方。
①上海英文《天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真孔子》（“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一文。
我们得让这个巧妙的理论去表现其自身的价值。关于家族理想的必要，
我们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可以找到许多理由。开头的观念是把人类视为家庭单 位的一份子，而不把他视为个人。这观念又得一种人生观和一种哲学观念的 赞助。那种人生观可以称为“生命之流”的原理，而那种哲学则认为人类天 赋本能的满足，乃是道德和政治的最后的目标。
家族制度的理想必然是和私人个人主义的理想势不两立的。人类终究 不能做一个完全孤立的个人，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是不合事实的。如果我们 不把一个人当做儿子、兄弟、父亲或朋友，那么，他是什么东西呢？这么一 个人变成了一个形而上的抽象名词。中国人既然是具有生物学的思想，自然 先想到一个人的生物学上的关系。因此，家族变成我们的生存的自然生物学 单位，婚姻本身变成一个家族的事情，而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我在《吾国与吾民》里，曾指出这种占有一切的家族制度的弊害，它 能够变成一种扩大的自私心理，妨害国家的发展。可是这种弊害在一切人类 制度里都存在着，无论是在家庭制度里，或西方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里，
因为人类的天性根本是有缺点的。中国人始终觉得一个人是比国家更伟大，
更重要的，可是他并不比家庭更伟大，更重要，因为他离开了家庭便没有真 实的存在。现代欧洲民族主义的弊害也是同样明显的。国家可以很容易地变 成一个怪物，——现在有些国家已经变成怪物，——把个人的言论自由，信 仰自由，私人荣誉，甚至于个人幸福的最后目的完全吞没了。
我们可以用家族的理想来代替西洋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这种家 族的理想里，人类不是个人，而是家族的一份子，是家族生活巨流的主要部 份。我所说的“生命之流”的原理，便是这个意思。在大体上说来，人类的 生命可说是由许多不同种族的生命之流所造成的，可是一个人直接感觉到 的，直接看见的，却是家族的生命之流，依照中国人和西洋人的比喻，我们 用“家系”或“家族的树”一词，每个人的生命不过是那棵树的一部分或一 个分枝，生在树身上，以其生命来帮助全树的生长和赓续。所以，我们必须 把人类的生命视为一种生长或赓续，每个人在家族历史里扮演着一个角色，
对整个家族履行其责任，使他自己和家庭获得耻辱或光荣。
这种家族意识和家族荣誉的感觉，也许是中国人生活上队伍精神或集 团意识的唯一表现。为使这场人生的球戏玩得和别一队一样好，或者比别一 队更好起见，家族中的每个份子必须处处谨慎，不要破坏这场球戏，或行动
这种家族意识和家族荣誉的感觉，也许是中国人生活上队伍精神或集 团意识的唯一表现。为使这场人生的球戏玩得和别一队一样好，或者比别一 队更好起见，家族中的每个份子必须处处谨慎，不要破坏这场球戏，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