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觀念著眼，無法恰當理解中國傳統政治；但拘守職分觀念，也並不 能解決一切問題。從錢先生的論述來看，兩者都是研究中國政治史不可 或缺的觀點。
錢先生認為，唯有重視古人的思維，才能理解其制度與行事，也才 能深知其利病得失之所以然。105若比擬於人類學的研究法，「職分論」
和對於制度的「歷史意見」，近於「當事人的觀點」，而近代西方政治 理論則是研究者所熟悉的參照架構，兩方面的良性互動和有效對話，應 該是推進理論、深化知識的合理途徑。研究者若輕視當事人的觀點而自 認為掌握事物的本質，絕難避免望文生義、師心自用之失，這是顯然的 道理。
從邏輯上講，「職分論」是對比於「主權」、「權力」乃至「權利」
所產生的概念。若對後者的意涵不經深思，勢必無法理解前者的特性，
所以「職分論」必須經過長時間的醞釀才能產生。錢先生對於西方法律 中權利與主權理論的認識與思考，表現在〈中國人之法律觀念〉（1942）
一文，106該文對中西傳統中法律的性質、來源、功用，以及背後政治和 國家意識的不同，有廣泛的分析，是後來提出「職分論」的一大前提。
（二）制度、精神與「歷史意見」
以上的討論還涉及另一項問題。錢先生說：「在中國歷史上，固亦 不斷有專制皇帝出現，但不得謂中國傳統政治即為一種專制政體」，君 主專制為傳統政治的弊病，而非政治制度的精神與理想。而蕭公權則說，
君主專制是中國自秦以下政體的本質與大勢之所趨。這兩種立場的差 異，是僅僅出於價值偏好，抑或有著方法或論證上的客觀意義呢？
蕭公權論君主專制政體，焦點在有無制度可以限制君權。《中國歷 代政治得失》則提供了另一形態的說明。如前所述，該書不特別聚焦於
105 鄙人探討「三綱」的意義，便發現近人因習於權力觀，因而誤解了本質為職分論的「三 綱說」，該說本意其實是責備君王失職。請參拙作，〈唐代以前「三綱」意義的演變─
─以君臣關係為主的考察〉，《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7 期（1999，臺北），56~75。
106 〈中國人之法律觀念〉，《政學私言》，225~249。
專制與否的問題，甚至也不突出職分論的解釋。此書〈前言〉表示，限 於演講時間，不得不縮小範圍，只討論政府組織、考試選舉、財經賦稅 與國防兵役四項制度。107然而這已經比絕大多數制度史專著寬廣得多，
更不用說蕭公權的討論了。無論就「政治」或「制度」而言，其所指涉 的內容，顯然有明顯的不同。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的四項主題，基本上源自唐杜佑《通典》的 結構（該書〈前言〉亦曾提及），僅略去禮樂、刑法而已。杜佑在《通 典》開端小序中，對政治制度的體系有如下的說明：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行教化在乎設 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 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 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敵焉。108 意謂政治的目標在教化，基礎在民生，職官（政府）為行政工具，而以人 才選拔為其前提；禮樂、刑法（含軍事）為教化手段；國防外交以防止侵 略為目的。這種政治理念在滿足民生實際需求、追求理想社會，所有制 度則相互關連地達成所需的各項功能。《國史新論》最初的三篇主題，便 是以社會為首，政治居次，殿以智識分子，這種眼光顯然與杜佑的政治 思想關係密切。
從民生經濟、政府組織到社會安全，是個相關連的體系。以現代語 言來講，此所謂政治，即是孫中山所說的「眾人之事」，是社會的集體 需求與公共事務的處理機制。而迄今大多數的政治制度史卻僅僅涵蓋屬 於文官制度的職官和考試兩項，軍事制度、財經賦稅多被忽略，總之不 脫以權力觀點研究政治的視野。這樣的研究由於對歷史實情的割裂處 理，對於政治與社會、文化、民生利病、時代興衰之間的關係，很難有
107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前言〉，4~6。文中又云：「其他如學校制度、教育制度則 暫不涉及。」對教育制度史，錢先生另有專文討論：（1）〈中國傳統教育精神與教育制 度〉（1942），收於《政學私言》，203~224；（2）〈中國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想〉（1968），
收於《國史新論》，251~292。
108 〔唐〕杜佑，《通典．食貨》（北京：中華書局，1988 標點本），1。
豐富的認識，也不易擺脫現代思維的主觀投射。循著此種思路，想要對 現實問題有所啟發，或與西方觀點形成對話，其為不易蓋可想見。
在專門制度方面，錢先生的眼光也與其他學者大相逕庭。例如考試 制度，從官僚制度論，便只著眼選取人才的類型及入仕途徑的寬窄。錢 先生則更重視政府向社會開放參政權的作用：
中國歷史上「考試」與「選舉」兩項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會 間打通一條路，好讓社會在某種條件某種方式下來掌握政治，預聞 政治，和運用政治；這才是中國政治制度最根本問題之所在。109 因此，他對清代徒有考試的形式卻不具開放政權的精神特加貶斥。110基 於同樣的理由，入仕後的人才培養也受到特別的注意，如漢代郎吏制度 和明代翰林院所具有的培育人才精神，以及唐代人才不由政府而由門第 養成，宋代進士缺乏政務歷練等等。111此等制度，若不配合人事和整體 歷史動向，意義就不顯著。112
又如經濟制度方面，《國史大綱》對保障民生和開發經濟兼顧並重，
如論歷代田制、賦稅和戶口掌握的變動，戰國秦漢間的工商發展與魏晉 唐宋時期南北經濟的轉移，都多有創見，且與左、右派經濟史研究者的 眼光均不相同。經濟思想常有其社會與歷史背景，錢先生對此尤為注意，
《國史大綱》論王安石新法時指出，新法對於南、北社會效益不同，新 黨、舊黨的政治主張其實反映出社會形態的差異。經濟思想又與文化價 值相關，如〈中國社會演變〉一文，便對漢代「均輸」、「平準」、「算 緡」、「王田」等諸多裁抑工商兼併、否定土地私有權的統制經濟政策，
深刻地分析其思想的背景。該文指出，從春秋末年以來的土地私有化，
原是從稅收制度的改變所衍生的；同時工商自由經濟的形成，則是出於
109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第一講，〈漢代〉，5。
110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第五講，〈清代〉，173~175。
111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第一講，〈漢代〉，22~23；第四講，〈明代〉，141~144；第 三講，〈宋代〉，98~101。
112 「制度」與「人事」當配合認識，見《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前言〉，1~2。此一見 解，也正如法治當使人才得有表現空間才合理想，均有融通相成之義。
貴族對入侵開發山澤禁地者讓步的結果。這兩者都只是在現實上的妥協 推移，未曾經歷社會的革命或思想的普遍認可，因此使得政府和學者的 心態並未完全跟著轉變。西漢中晚期的經濟制度和政策改革，其實是在 此一歷史背景下形成的。113錢先生論賦稅和兵役制度，也同樣著眼於政 府與社會的結合，重視對民生的安排與國民的軍事訓練，闊其節目而明 其大義，讀者可覆案原書，茲不具論。
歸根結底，這種制度史研究的最大特色就是通史的眼光。此一「制 度」觀念，當來自杜佑等傳統的政治思想與現代社會觀的融合。近代政 治學與此種看法之不同，除了文化傳統的影響外，從知識論來說，也反 映出從權力或是社會（與文化）來看待政治的不同路徑。前者的焦點置於 權力的規範與運用，目光常投注在中央與上層；後者則重視社會與政府 的結合和互動，以及制度運作的理念。這自然使得「制度」的意義、範 圍與其所涉及的脈絡都大有分別，不僅在個別制度的評價而已。
從眾人之事考量歷史上的制度，便涉及合理性的問題。《國史大綱》
曾說：「一種合理的政治制度的產生，必有一種合理的政治思想為之淵 泉。」114相反的，如果沒有理想來提昇改造，政治便容易顯現惰性。《中 國歷代政治得失》反覆提到一項關於「制度」的狹義界定，即稱為「制 度」者，必須有其合理性：
政治制度，有一些確實是制度，有一些則只能叫做事件或法術。……
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術則出之於私，因 此沒有一定恰好的節限。所謂方法與權術，二者之間，當然又不能 仔細分。……不過公私之間該有分量的輕重。……西漢可說是制度，
東漢則多半出於光武的私心。論唐代，確實可說在建立制度。……
清代，可說全沒有制度。115
出於公心、具合理精神的是真正的「制度」；源自權術私心的處置僅可
113 〈中國社會演變〉，《國史新論》，5~9。
114 《國史大綱》，第二十章，346。
115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第五講，〈清代〉，155~156。
稱之為廣義的「制度」。116關鍵在於論制度需注意背後的觀念與精神：
1. 政治是文化中重要一機構，絕不會隨隨便便無端產生出某一制度 的。……中國決不是一個無制度的國家，而每一制度之後面，也 必有其所以然的理論和思想。117
2. 每一制度，必須針對現實，時時刻刻求其能變動適應。……但無 論如何變，一項制度背後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 要處，則仍可不變。……制度需不斷生長，又定須在現實環境、
現實要求下生長。……理論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現實是此制度 之血液營養，二者缺一不可。118
如何認識制度所面對的現實與背後的理論呢？一項制度的利弊得失又當 如何評斷？錢先生指出：
某一項制度之逐漸創始而臻於成熟，在當時必有種種人事需要，逐 漸在醞釀；又必有種種用意，來創設此制度。……時代已變，制度 已不存在，單憑異代人主觀的意見和懸空的推論，絕不能恰切符合
某一項制度之逐漸創始而臻於成熟，在當時必有種種人事需要，逐 漸在醞釀；又必有種種用意，來創設此制度。……時代已變，制度 已不存在，單憑異代人主觀的意見和懸空的推論，絕不能恰切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