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錢先生認為，制度不夠穩固，原因在於社會力量不足以與皇權相 抗衡，而非制度本身即以專制為目的，論制度不應忽略其所依據的理念。
「中國式民主」和「信託論」的論證雖有缺陷，但對傳統制度所依據的 理念原則的解釋，已經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四）與蕭公權先生見解之異同 1.蕭公權對「非專制論」的批評
中國傳統政府經由考試而向全民開放，並分割王室和政府而限制王 權，具有對權力的監督和獨立的制度，對人民權益有一定的維護保障，
錢先生將此形容為「中國式民主」，而其他學者多不以為然。精研中、
西政治思想的蕭公權先生所提出的批評，應該是具代表性的。在〈中國 君主政體的實質〉（1945）一文中，蕭公權反駁「一些擁護傳統文化的 人士」的論點，因為他們「認為近代國家中的民權制度，在中國君主專 制時代已經局部實行了，所以民主政治不是歐美的新發明，而是中國文 化中固有的成分。中國的君主政體因此也不是專制政體」。此一批評無 疑以錢先生為主要對象，該文開端也指明批評錢先生的〈中國傳統政治 與儒家思想〉一文。48蕭公權的主要論點如下：
首先，在國家形態上，東西方都不是一成不改的。歐洲政體歷經市 府（City State 或Polis）、帝國（Feudal Empire）和族國（National State）
三變。中國亦有三變，以秦始皇統一和辛亥革命為界，分為封建天下、
君主專制和民主政體。49蕭氏主張，對政治形態和政治思想都應做分期
48 蕭公權，〈中國君主政體的實質〉，《憲政與民主》，60~77。按：蕭公權所述錢先生 的論點其實稍欠精確。嚴格言之，錢先生不認為近代國家中的「民權制度」在傳統政治 中已實施，而是主張傳統政制具有某些保障民權（非專制）的制度。所以有此誤差，應 是由於蕭公權認為民主政治的關鍵就在制度性的保障民權，他在 1947 年所作〈說民主〉
一文扼要地說：「什麼是民主？我們簡單的答覆是：人民有說話的機會，有聽到一切言 論和消息的機會，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選擇生活途徑的機會，有用和平方式選擇政府和政 策的機會，──而且這些機會，不待將來，此時此地，便可得著，便可利用──這就是 腳踏實地的起碼民主。」（《憲政與民主》，178）他以此表明贊成自由主義的民主觀。
49 蕭公權，〈中國君主政體的實質〉，《憲政與民主》，60~64。應該注意的是，蕭公權
的理解；若認為中西有兩相對立的國家形態，分別含有跨越不同時期的 某種本質，實涉混淆。解讀政治思想應留意其當時的國家形態，不可將 前後混為一談。
這套對中西政治發展具有不同軌跡的論述，在強調歷史的特殊性、
反對將中西政治做概括比附方面，較錢先生似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所 說的模式與立論的旨趣卻大相逕庭。中西政治有無某種通貫時代的本 質，是兩人歧異的一項根源。50
蕭氏繼而提出「專制」的定義。他並不從「何謂民主」來批評錢先 生的論點（或許因為那僅能說明中國政治不是什麼，無法回答它是什麼），而是直接從
「何謂專制」出發，論述中國確為專制。
他認為以「專制」來說明中國君主政體，乃是英文 Absolute Monarchy 的譯名。此種君主專制政體的性質，要分原則與事實兩方面看：
就事實說，歐洲最專制的君主並不是獨攬大權，毫無顧忌。他們也 必須利用或憑仗臣屬來執行他們的意志。他們在登位的儀式中往往 要鄭重宣誓表示願意遵守上帝的命令和國法的條文。只要在原則上 君主的權力不受明確固定的限制，專制政體的主要條件便可成立。
運用「政體」一詞來描述西方政治形態，其實有兩種意義：一是市府、封建帝國和族國 等，意即國家形態；二是專制、民治或法治意義等，乃是政權形態。在解釋西方歷史時，
「專制政體」見於市府、族國兩時期，而解釋中國歷史時，則指自秦到清整個時期的政 府。這種含混，源自於他對東西政體所做的歷史分期採取了不同的分類準則，兩套準則 與分類是難以合併的。
50 這項觀點，讀者在前面引述錢穆先生的論點中當然可以體會得知，此處僅就制度部分舉 一項錢先生的說明為例：在《中國歷史研究法》書中的〈如何研究政治史〉一文，在解 釋《三通》何以名之為「通（史）」時說道：「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則自古迄今，
卻另有其一種內在的一貫性。……直到今天，亦仍還有歷史上的傳統制度保留著。」（香 港：孟氏教育基金會，1961；此據全集本，20）可知現代與傳統的國體雖有變遷，但並 不能使制度的延續性完全消滅。此外，相對於中國政治向內凝聚的通性，錢先生對西方 政治強調其具有征服性，始於城邦的擴充，達於近代主權國家和殖民地國；而蕭公權則 將帝國與封建合併為 Feudal Empire，「帝國」指稱的範圍就大為縮減了，而且羅馬帝國 和中古封建國家的界線也變得模糊，其理由不知何故。西方政治學在早期似乎不重視對 帝國政治的論述，或為一因？俟考。
近代學者所謂「專制」大約包含兩層意義。（一）與眾治的民主政 體相對照，凡大權屬於一人者謂之專制。（二）與法治的政府相對 照，凡大權不受法律之限制者謂之專制。一個民治而兼法治的政體 固然不是專制，一個民治而非法治，或法治而非民治的政體也不是 專制。51
專制未必是君主個人徹底的獨攬大權、為所欲為，只要君主的權力未受 到「明確固定」的限制，得以凌駕於制度、法律之上。這樣的君主權力，
當然不受民意支配，也不受法律的限制，所以既非民治、又非法治，乃 得謂之「專制」。這是基於十九世紀以來的政治學「權力」理論對「君 主專制」所做的基本定義（雖然未必盡合於歷史上的實況），也顯示出「專制」
一詞所含有的貶抑性。他又說，專制政體的發展以十七、十八世紀為頂 點，但並不僅指這一時代，52其他時空的政治也可能為專制，關鍵在於 君權是否明確受到限制。
中國自兩漢以後限制君權的辦法，蕭公權歸納為三種：一是「天譴」
式的宗教力量，二是「祖宗家法」（含國家成法），三是相權、諫議和銓選 考試等制度。三者實際效用都有限，君主的權力並未受到絕對的限制，
反而經常扭曲和破壞了制度。故扼要言之：「由秦漢到明清二千年間專 制政治雖然在效用上好壞不齊，然而本質上確是始終一貫，並且就大勢 上看，由淺趨深，逐漸地增加了程度，也逐漸地暴露了弱點」。53這自 然是君主專制。
錢先生反對專制論的主要理由，是中國具有獨立於王室之外的政府 和制度，而蕭公權則針鋒相對地指出制度的獨立性並不真正可靠。兩人 理解上的差異，不僅出於對君權與制度兩方力量的評估，也包含了對制 度本質的不同認識。蕭公權將專制政治進展的趨勢視為政體本質的彰
51 蕭公權，〈中國君主政體的實質〉，《憲政與民主》，65。
52 蕭公權指出，「專制」一詞兼為 Absolute Monarchy（或 Monarchy）、Autocratic 或 Despotic Government 的譯名，這些名詞在西方歷史上的指涉對象當然有其相歧之處。見〈中國君 主政體的實質〉，《憲政與民主》，64~65。
53 蕭公權，〈中國君主政體的實質〉，《憲政與民主》，66。
顯，錢穆對此一趨勢的事實面是同意的，但認為此係制度的弊病一面，
論制度的本意仍應從其精神與理想來談。蕭公權也承認制度中對君權確 有限制的用意，但認為並無絕對的效力，故不影響其為專制政治的本質。
對政體和制度本質該如何理解評估，是這項爭辯的真正重點。
蕭公權也反對「中國式民主」的說法。他認為卿相縱然出身民間，
卻並不代表人民，他們勤學求仕的動機正是想脫離民間而廁身士大夫階 級，「他們縱能為人民的福利而努力，他們是以皇帝助手的資格，而不 是以人民代表的資格去活動」。平民出身的士人取代了封建貴族在政治 上的地位，恰恰助長了君主專制。54這一「官僚制助長君主專制」的政 治學觀點，不論在西方或近代中國都普遍流行，韋伯的意見也是如此。55 在這樣的觀點裏，士人不過是官僚和預備官僚，是「皇帝的助手」，也 就是皇權的延伸，而不能視為人民的代表。錢穆也同意官僚與貴族的消 長確實對君權的發展有助益，但仍然強調官僚制度的基礎是學術和文化 價值，士人經常具有建立和維繫理想政府的理念，發揮主導社會、抗衡 不合理君權的作用。僅僅依據「君主專制」的原則，殊不足以說明與此 相關的歷史事實。《國史大綱》討論時代興衰和制度變遷，經常以士人 及學術為要因，後來的《國史新論》一書也以社會和士人（智識分子）為政 治的基礎，與此相關的論述極多。
總而言之，蕭、錢兩人的異同，源自兩人對政治和歷史整體思維的 系統性差異，這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有深刻的意義。可惜的是，在現今 資料裏，我們無法得知錢穆對蕭氏批評是否得知、有何感受。
〈中國君主政體的實質〉一文作於抗戰結束之年，當時中國知識分 子寄望於戰後國家的體制建設，制度興革成為學術界的重要關懷，蕭公 權辯駁錢氏的焦點也不期然而置於制度分析。但他最大心力之所注本在 政治思想研究，對於傳統制度與思想的關係也深思已久，其巨著《中國 政治思想史》對此一問題已發端緒，後來在美又有明確的論述。這些論 述並非針對錢穆而發，但其異同更加彰顯了兩人關於政治和歷史認知的
54 蕭公權，〈中國君主政體的實質〉，《憲政與民主》，74~75。
54 蕭公權，〈中國君主政體的實質〉，《憲政與民主》，7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