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性差異，故而以下亦擇要言之。
2.傳統制度與思想的關係
前面提過，有別於當時多數自由主義者，蕭公權畢生對傳統文化與 固有倫理懷著很深的愛好和認同。56他曾表明，研究中國古代政治思想 的現代意義，自始便是他研討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動機。57他對儒家、尤 其孔子思想深表崇敬，在 1949 年所寫的〈孔子政治學說的現代意義〉，
就以「人本主義的政治觀」形容孔子政治思想的精義，不僅肯定其超越 時代的價值，也明白斷言：「孔子不知道有近代民主政治的制度，……
但是他的基本看法合乎民主而反對獨裁卻是不容置疑的事實。」58然而，
蕭公權又認為，傳統政府主要是君王的統治工具，且「二千餘年之政論，
大體以君道為中心。專制政體理論之精確完備，世未有逾中國者」。59看 來和民主思想似乎距離很遠，但他所說的「君道」，包含了對君王道德 責任、心術修養和行事風格的要求，這些與專制政治結合的因素仍有價 值。他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有個著名的觀點：「儒家以人民為政治之 本體，法家以君主為政治之本體。就此以觀二家之異，正如涇渭殊流，
入目可辨。」60該書對儒家政治思想中貴民之旨更極力闡發。61在他看來，
這些理念在現代政治仍然有意義。這一態度，其實與「深信儒家的政治 理論有一個合理的內核，可以與現代的民主相銜接」（余英時對錢先生看法的
56 蕭公權在自傳《問學諫往錄》（臺北：傳記文學，1972）裏，自述其在出國留學後仍接 受父母之命成婚的心路歷程。他又喜寫舊體詩，抗戰前後在成都居留的九年半裏，與詩 友朱自清等經常唱和切磋，積稿五百餘首，其全集內刊有《小桐陰館詩詞》（臺北：聯 經，1983）。由此一斑，可見其於傳統文化愛好之忱與浸淫之深。
57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70。並參黃俊傑，〈蕭公權與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臺 大歷史學報》27 期（2001，臺北），156、176~178。
58 蕭公權，《迹園文錄》（臺北：聯經，1983），56~74，引文見 55~56。
59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聯經，1982），下冊，附錄〈中國政治思想史參 考資料緒論〉，947。
60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206。
61 關於此書及其寫作背景的分析，參黃俊傑，〈蕭公權與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臺大 歷史學報》27 期，151~185。
理解）相當接近。不難想像，錢、蕭兩人對儒家思想的歧見不大，差異的 關鍵在於思想與政治制度的關係。
若儒家思想不必為專制政治負主要責任，那麼專制觀念究竟從何而 來？從漢代開始，學者就常將政治中的理想面歸功於儒家，陰暗面歸罪 於法家，這也是蕭公權的態度。他將中國秦漢以下視為專制政體，則對 法家影響力的估計，自當高於儒家。1959 年他在美國提出的〈法家思想 與專制政體〉一文（原以英文撰寫），62便陳述這一觀點。該文開宗明義表 示：「許多研究中國史的英美學者認為吾人有充分的理由稱帝制中國為
『儒教國』（或『儒教社會』）。此種說法，主要基於一項事實，即儒家 思想是維持從漢至清帝制體系的主要力量。」這本是民初反傳統思想的 共通意見，他卻指出帝制的法制面是源自法家的成績，其後儒家「僅做 為實質上源自法家思想之專制措施的輔助工具」，且「贊同儒家思想的 君主是有選擇性的、強調為他們的政治利益服務的箴言……，同時忽視 不能與專制政體的基本目標相調和的儒家學說」。63也就是說，法家是 真正支持君主專制的，儒家雖有道德控制之用，但與專制政治不完全相 合。這項解釋讓儒家思想具有現代價值的部分可以與專制政體脫鉤。64然 而同時也表示儒家在制度方面的作用有限。
62 蕭公權撰，劉紀曜譯，〈法家思想與專制政體〉（原篇名“Legalism and Autocracy in Traditional China”），譯文原載《清華學報》新 4 卷 2 期（1964，新竹），收於《迹園 文錄》，75~90。
63 蕭公權撰，劉紀曜譯，〈法家思想與專制政體〉，《迹園文錄》，89。
64 該文所針對的見解，或許即與李文遜（Joseph R. Levenson）後來完成的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4-1966) 相近。對該立場 之偏向及後續研究觀點所做的修正，可參柯保恩（Paul A. Cohen）著，李榮泰等譯，《美 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回顧與前瞻》（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臺北：聯經，1991），第二章。附帶一提，楊聯陞 先生輓蕭公權之聯曰：「學析法儒詩兼唐宋；德齊往哲書澤來賢。」（影跡見黃俊傑，
〈蕭公權與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文後，《臺大歷史學報》27 期，183。）上句似在表 彰蕭公權對儒家與法家的探討為學術上的重大貢獻。黃氏上引文曾說明蕭公權的價值關 懷與人文精神，並另有〈蕭公權與中國近代人文學術〉（收入黃俊傑，《儒學傳統與文 化創新》〔臺北：東大圖書，1983〕，109~148），亦均值得參考。
相對於上述的儒法功罪論，錢先生對法家起源和本質、法家與儒家 對傳統政治的作用，都有相當不同的看法。他在〈人治與法治〉（1945）65 文中說，中國傳統政治受限於廣土眾民的歷史環境，必須依法為政，相 較於西方古代，為一「尚法」之政治，66許多弊端由此而來，但不應歸 責於任一思想：
嘗試論之，政治者，乃人羣最現實之活動，而儒、道、法三家，則 皆為一種理想，皆不能完全適合於現實，故中國不僅無純儒之政，
乃亦無純道、純法之政。中國傳統政制之為法治，此乃適於現實，
而有不盡合於儒、道、法三家之理想者。然使中國現實政治不致困 陷於現實而不能自拔，則亦惟此儒、道、法三家之功。67
以法為治是基於中國社會和政治現實的產物，儒、道、法三家均為致力 於改革現實的理論家。但理論家也有偏蔽，必須與吏治實務結合才近於 理想，故云：
中國自古乃無純儒之治。兩漢儒生，皆如公孫弘以文學緣飾吏事而 已，不足當純儒。苟為純儒，又患無濟於吏事。……中國自秦以下 之政治，本為儒、吏分行之政治，亦即法、教分行之政治。儒生之 所長，在教化不在法制，在端拱而議，不在理煩勝劇。然漢高（按：
疑係唐字誤）而上，宰相每起於州部，問文吏亦必於儒者（原注：上句出《韓 非》，下語見《前漢．何武傳》）。儒吏雖分而不分，故可收互濟之美，治 績之劭由此。宋明而下，……儒吏之分日顯，而政治之病象亦日甚。
嘗試論之，中國政治之不能不趨於尚法，此乃歷史環境所限，無可 強避，而尚法之弊不至甚害者，則幸有儒學與之相調劑。……故真 有得於中國傳統政制之精意者，必崇獎儒術，使之出入諷議，端委 揖攘於百僚之間，此乃政治理想之所寄。……「德化」之政，特高 懸以為崇法治者一種精神上之消毒防腐劑而已。若在儒家積極之貢
65 〈人治與法治〉，《政學私言》，97~113。
66 所謂「法治」、「尚法」之「法」，指一切制度典禮，不僅法律。這一意義，在〈中國 人之法律觀念〉（1942）中有較詳盡的闡述，見《政學私言》，240~241。
67 〈人治與法治〉，《政學私言》，105。
獻，則固在下不在上，在學校不在政府。68
尚法的現實與德化的理想相調和，為中國政治運行的常軌。儒家功在教 育，對依循法治的政治實務影響有限。至於法家亦然，錢先生說：
中國傳統政制之所重於法治者，此乃中國歷史環境所限，現實所需，
並非淵源於法家。法家者，其先本出於儒，法之與儒，同為一種政 治理想，同為對於現實政治有起衰救敝之功效……。法治之敝，必 為文勝，等因奉此，章規則例，紙片文書，塗飾虛華……。法家則 主為循名責實，此亦一種由文返質。又尚法治必陷於守舊，法典易 趨凝固僵化，每不能與時代相協調，法家則主變舊而趨新。若管仲 之於齊，吳起之於楚，商鞅之於秦，非無法而創法，乃因法而變法。
而尚法治之國則必憚於變，故曰「利不百，不變法」，故儒家之於 傳統制度常見為迂闊，而法家則見為刻急，蓋二者皆譏。中國傳統 政制雖偏尚於法治，固非盡本之於法家。69
法家主張革新法制，而非因襲法律；主張循名責實，乃是超越法令規章 繁雜之弊而要求確實功效。故一般來說，法家主張顯得「刻急」，一如 儒家之顯得「迂闊」，都是因為和政治現實有差距，尋求改革之故，兩 者都不是中國政治偏差積弊的真正根源。歷代評論法制文勝之弊，即使 出於儒者，如朱子、黃宗羲，也並不從批判法家著眼，即其明證。70至 於道家的政治作用，錢穆先生說：
道家主清淨無為，蓋對尚法之治而主徹底之解放。……若以儒家為 迂闊，法家為刻急，則道家又流於虛無，為文吏者，皆不能純取以 為治。71
錢先生認為，中國政治自有其大一統國家現實政治的需求與慣性，不得 不崇尚法治。所謂「尚法」，就是制度化和官僚化，乃求有一客觀運作
68 〈人治與法治〉，《政學私言》，102~103。
69 〈人治與法治〉，《政學私言》，104。按：錢先生對戰國法家起源的看法與此處所論頗 有相關，可參《先秦諸子繫年》考辨〈魏文侯禮賢考〉、〈商鞅考〉、〈申不害考〉諸節。
70 〈人治與法治〉，《政學私言》，99~101。
71 〈人治與法治〉，《政學私言》，104。
的準據。而儒、法、道各家則各持理念，有其補偏救弊、調和救濟的貢 獻，但不可能改變政治的實際基礎和基本性格。
依照蕭公權的觀點，中國政治制度的特性與利弊，可以儒、法兩家 的思想來解釋，而多數的制度史專家則很少注意學術思想的實際影響。
在錢先生看來，政治制度雖與政治思想密切相關，但決不能視之為另一 方的投影，而是各有獨立性質的。補偏救弊的思想必須因時制宜，因此 論制度、論思想，都要觀察相互的影響與前後的動態，才能確知其所以 然。72從以往有關中國的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情況看來，此 一特殊見解在學界似乎尚少知音。